第4章

我和王主任在一起包饺子的次数越多，两人相处起来越自在，这项传统的家务劳动好像有一种特有的力量，打破了我们师生之间的藩篱。

一天下午，王老师来我家包饺子。我家的厨房虽然不比王家的大多少，但有瓷砖墙面和橱柜，装了顶灯，因而显得现代许多。我们不必半蹲着，而是可以站在黑色的料理台前揉面，做羊肉南瓜馅饺子。我切南瓜，王主任在拌羊肉馅。这时我蓦然问起“文化大革命”时的生活情况。她简要地回答： “我们在搞革命。”

“什么意思？”我问。

她耸耸肩，“没有什么意思。”

我换了个问法：“你当时具体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大横幅上写革命口号，”她一边往肉馅里加水、搅拌，一边说， “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刚高中毕业。还住在学校里，任何人都不准离校。我们的工作是留下来‘搞革命’，要是谁偷偷跑回家去，就会成为反革命分子。”

她看着窗外，目光有些缥缈。 “那年月很黑暗，人变得很可怕。老师叫学生殴打不积极参加革命的老师。有些地方甚至有老师遭到杀害。”

她停止拌肉馅，平时温和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起来。 “我们学校有位老师家庭成分不好，父母是知识分子，她刚生了小孩，在食堂里理应比我们吃得好一些，可就是因为她吃得稍微好一些，红卫兵用这个借口批斗她，他们给她剃了个阴阳头。你知道什么是阴阳头吗？”

我摇摇头。

她哀叹道：“他们把她半边头发剃光，脑袋看起来就像一个阴阳图案。又给她挂上牌子，上面写着她的诸般反革命罪行。比我年纪小的孩子轮流用皮带抽打她，当着众人骂她。”说到这儿，王主任平时面无表情的面孔不见了，激动得眉头紧皱。

王主任说激动了，就停不住嘴。“我当时如果要当红卫兵，可以当，”她说，“我根正苗红，可我做不出那些人做的事儿，只好尽量保持沉默，大伙儿往右，我就往右，大伙儿往左，我就往左。我想当医生，也考上了好学校，本来下一年就要入学，但‘文化大革命’来了，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失去了两代人。我上一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遭到了迫害，而我们这一代连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都没有。”

王主任本应是“革命”的受益者，因为她父母是工人，是“正确”的阶级。可她没有当上医生，最后来到这所烹饪学校，干一些厨师们不愿干的琐碎杂务。

我希望她讲下去，但此时此刻我们俩的情绪都很激动，一种很中国式的直觉出现在我脑海，我不再问。“嗯，我们是不是该刨南瓜丝了？”我说。

羊肉南瓜饺子

羊绞肉340克 水1/2杯 酱油1/3杯 鸡蛋1个 芝麻油1汤匙 蒜末1茶匙 大葱末1汤匙 姜末1/2茶匙新鲜南瓜刨丝2 1/2杯

取一个大碗，放入绞肉和水，朝同一个方向搅拌50下，加入酱油后再搅拌50下。打入鸡蛋，加盐、芝麻油和葱姜蒜末，加入南瓜丝，再搅拌10下。按照前面描述的包饺子的方法操作即可。

那天在我家厨房里，我们虽然没再继续谈往事，但那只是暂时的。我们后来再见面时，王主任继续之前的话题，一说起来就停不住嘴。我总是忍不住问，她则关不上记忆的闸门，就好像水闸出现裂缝，一条封不住的裂缝。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烧菜或者复习功课，她的故事就从裂缝里一点一滴流出来。

冬去春来，王主任家那幢楼的走道也不再阴冷难耐。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我敲了敲王家的房门，王主任穿着家居裤和胸罩来应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胸罩，奇大无比，可算是背心和胸罩的结合体，前面有一排纽扣，吊带包裹住她宽阔的肩膀。我还未曾注意到王主任原来这般丰腴。

“你好。”她说，在我身后关了门。

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食品。我们蹲在她的厨房里包粽子。先将芦苇叶折成锥形漏斗，填入生糯米和葡萄干，然后用芦苇叶盖住顶部，最后像包礼物一样，用细线缠紧。这些小包裹的形状介于圆锥形和金字塔形之间，我们一口气包了几十个，穿成一串。王主任在锅里加了水，扭开煤气罐，开火。

就像美国人感恩节吃火鸡，国庆日吃露天烧烤，中国人逢年过节也都有应景的食物。王主任告诉我，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几千年前一位名叫屈原的大诗人，屈原品行高洁，对朝廷忠心耿耿，却因为不愿与人同流合污遭到放逐。他绝望之余投江自尽，附近村民得知，纷纷划船到江上（这种船叫龙舟，古代中国人相信江河由水龙王统治），将米投进江里喂鱼，以免鱼儿吃了屈原的遗体。

粽子煮好之后，王主任问我想不想看她当年的一样东西。她走进儿子的卧室，在塞满了东西的柜子里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抽出一串形如粽子的锥形小饰品。

“我上高中时做的，”她说，这串小粽子在空中飘荡，“那时也没有其他事儿可做。”

王主任的父亲年轻时曾在一艘往返欧亚间的英国货船上当劳工。“记得他说起过马赛之类的地方，”主任说， “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可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

她的父亲在结婚后，改行修自行车。她的母亲是典型的家庭主妇，生于1912年，也就是清朝被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的那一年。妇女不必裹小脚，也不必再去给人当姨太太，可是民国初年仍有许多妇女不识字，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提高妇女识字率和就业率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王主任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成立了‘扫盲工作小组’，小组人员深入百姓，教像我母亲这样的妇女写自己的名字，读一些简单的材料。”她补充道，毛主席的这一贡献持久地影响了中国。

王主任的母亲第一胎生了个儿子，几年后又生了她。王主任记得在她小时候一项叫作“土法炼钢”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携手提高钢产量。王主任和同学们放学后四处转悠，在泥土路上寻找锈铁钉和破铜烂铁。 “谁找到的铁最多，老师就表扬谁，大伙儿受此激发都在努力地找铁。”铁锅统统充公，熔化炼钢，人们被打发到公共食堂吃饭。王主任说，北京的食堂也就维持了一两周，可炼钢的热度不减，校园里挖了大坑，好开采可能埋在地底下的铁。坑里没有挖出铁，倒成了学童们玩土的游乐场。

“我们没有像样的玩具，”她说，“不过我们跳橡皮筋，用羊骨做骰子，用纸折玩具。”

主任还回忆了小时候在北京的老城墙上玩耍的情景。 “出了城墙就出了城，”她说，“我记得看见过鸦片鬼在城墙附近晃荡。”王主任长在城墙以内，没有尝过城墙外农村的困苦，比如三年自然灾害。她给我看她少女时期的照片，照片上她带着厚厚的眼镜，留着两条辫子，穿着棉袄。我听过当年不少人饿肚子、吃不上饭，看到照片中的王主任胖嘟嘟的，营养不错的模样，很是惊讶；过后得知原来首都在很大程度上幸免于难。“我运气好，当时家里没有为吃发过愁。”同时她也承认大部分人并不这样幸运。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在她长身体的时候，面条和蔬菜的供应还算充足，肉和蛋则算是奢侈品。

1966年，天安门前的一系列的大型活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王主任和其他十几万学生在天安门前聚集，手里挥舞着毛主席语录。

“我那时19岁，激动得不得了。可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股激动的情绪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到周围的人的感染，”她说，“我周围的人都激动极了，我也一样。”

王主任并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红卫兵来自非知识分子、非地主阶级和非官僚家庭，是家庭成分好的孩子松散组织的队伍，四处摧毁庙宇、书籍、乐器和其他一切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物品。红卫兵有时会分派系，彼此打斗。

虽然王主任不是红卫兵，可她是学生，是学生就不得不参加一些对党献忠心的活动。西式的舞蹈是不准跳的，但有一段时间，一日三餐前都要跳革命舞蹈。有天下午在我家吃过饭之后，她示范了一小段这样的舞蹈。她假装自己一手拿着红宝书，双臂和双脚做出机械式的摆动，她努力保持严肃的表情，但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回顾往事，还笑得出来。”王主任说，“荒唐归荒唐，可在那个时候，我们一点儿不觉得好笑。我们就像机器人，”紧接着她修正了一下自己的说法，“说真的，那是在疯人院。”

1967年，王主任跟着大串联的红卫兵周游全国。政府让学生免费搭火车，以便学生们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编远的城镇和农村。王主任与最要好的三个朋友虽无意去改造别人的思想，但她们觉得能免费旅行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去了火车站。

“到了售票窗口，想去哪儿就要到哪儿的票。如果去那个地方的票没有了，就要去别处的票。”她们去了北京以西的数个城镇，包括后来发现了兵马俑的古都西安。火车进站后，学生们得从车窗爬进爬出，因为车厢里塞满了人。“站在车厢里，你要是抬起一只脚，就再也找不到地方把这只脚放下。”几周过去了，新鲜劲儿渐渐耗尽，其中一个女孩病倒了，她们怎么也弄不到一张回北京的车票。最后总算找到一位官员，帮她们写了一纸文书，她们才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折腾了两年之后，红卫兵运动开始受到压制，但大多数学校依然关闭，包括王主任在内的千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民一同劳作。这由不得他们挑选，而且谁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头。 “政府没有告诉我们得在乡下待多久，我们也没问。”她说，“我当时想，我们恐怕一辈子都要待在乡下了。”不过，学生们对于目的地可以发表一点个人意愿，这或许算是稍稍令人欣慰的一点。王主任不愿意去东北，太冷了；到内蒙古放羊，对她也没有吸引力；云南省在西南边陲，得坐好几天火车，所以她决定跟随整列火车的青年一道去了北京西边的山西。

她深情地谈起当年在田里辛苦劳动的时光，颇令我意外，在她口中，那段时期简直像是悠长的夏令营。“我们生产队一共30人，村民为我们盖了两排房子，我们三个人住一间。我们种小麦、大麦、棉花、小米和高粱。山西的土不好，是黄土，我们又在高原上，所以没法儿种稻子。我有两年没吃过大米，又不大爱吃小米，直到现在，光想到小米就想吐。我们吃了很多窝窝头。”这是一种锥形中空的蒸玉米糕，多年后，王主任偶尔还是会蒸上一笼这种乡下主食，算是怀旧。 “我们吃闲饭呢。”她无比眷恋地说，语带深意，多少有点儿“那个年月啊”之意。

“不过，也要干挺多活儿。我们分成两组，播种插秧，秧苗长出来后得把它们分散，于是一个人在前面锄地，一个人在后面弯腰插秧，然后锄地那个人再把泥土铲一点儿过去扶住秧苗。”

“不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挖水沟、挖煤、挑水。我们修路，唱革命歌曲。”说着说着，她放开嗓子唱了两句，旋即停了下来：“哎呀，下面的词儿，我忘了。”

“村民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们是北京去的，他们以为我们认识毛主席本人，所以不敢亏待我们。”

学生们不拿工资，而是领工分。男生一天挣十个工分；女生一天挣八个。一年下来，当所有的棉花、小麦和其他粮食被卖掉之后，村民便和生产大队分享卖粮收入所得。“一工分大约能折合一分钱，我劳动一整天挣到的钱可以买一张邮票。”

一年之后，王主任倒欠生产队大约20块钱，因为她的食量太大了，超过了人均配给。“我一天可以吃4个窝窝头，我比绝大多数女生都壮，干的活儿也更多。”接下来的一年，她发奋干活儿，还清了债务，还结余了20块。

在农村待了两年之后，某天，一位工作小组长把她拉到一边。 “他叫我对我父母和自己做一番评价，我告诉他我父亲是一位自行车修理工，也没跟他说是好工人还是坏工人。我告诉他，‘如果你想知道我的为人，你可以去问问其他同志，我可没有办法评价自己。’我完全不明白他的用意。”一个月之后，这位小组长向她道贺，她即将被调往附近的铜矿当见习工程师了。她别无选择，可她还是很高兴，农活儿已经干腻了，生产大队其他人后来也纷纷调离，有的人去了相机制造厂，有的人去了化肥厂，还有少数人就地落户，和当地人结了婚。

王主任要去的那个铜矿急需工程师。大学都停课了，只能在岗培洲工程师们，边干边学。王主任在实习期间，一个月挣12块钱。一年之后，就被升为正式工程师，每月收入40块钱。

“我在一年之内学会了所有的东西。我的工作是照管给矿场提供电力的过滤设备。煤从传输带上运下来，燃烧后转化为电能。我必须保证电力稳定，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查看电表，确保指针保持在正中间。”

一天六个小时，她得不停地巡视满屋的仪器。 “如果指针开始摆动，我们就得赶紧检查煤，做出调整。这活儿压力很大，倘若发生故障，矿场所有的机器都会停止工作，而工人却不知情。稍不留神就会出生死攸关的大事故。”

王主任有位助手，来自北京近郊小镇的一个姑娘。她来这里上班不到一年，就给搞大了肚子。“时常见她和一位同乡青年并肩散步，”王主任说， “因为倒班的缘故，我们每个人每天在宿舍有一个小时独处的私人时间，她一定是在这种时候怀上的。”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助手的肚子越来越大；时值隆冬，人人都穿着厚厚的衣服。有一天，这姑娘一个人在宿舍房间时，肚子开始阵痛，她独自分娩生下了孩子。

“她随即闷死了婴儿，放进盒子里，塞到床下。”王主任说。

最终婴儿的尸体还是被人发现了，电厂的领导们讨论该如何惩戒姑娘。姑娘的父亲关系很硬，因此到头来姑娘没受任何处罚。可是更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跟名声这么臭的人一起工作。王主任可怜这个姑娘，就收容了她到自己这里来。

“她人并不坏，年纪轻轻的，当时压力很大。”主任轻声说。“她后来嫁给了那个男的，终于又生了一个孩子。”

王主任收这个姑娘当助手后不久，出了一起事故。有一大块煤卡在漏斗里了，女孩拿棍子想顶开煤块，棍子折成两半，弄坏了机器。王主任及时发出警报，让整个生产线上的工人停工。机器修好后，矿上的领导来询问情况，王主任知道这助手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就替她担了这事儿。领导似乎怀疑这是助手的错，但还是让王主任写了份检讨书，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

窝窝头

玉米粉450克 小苏打粉1/2茶匙 红糖1/4杯 水或牛奶2杯

取一个大碗，放入玉米粉、小苏打粉和红糖，加水和成光滑的面团。将面团掰成小块，每块大约有半个杯子大。用双手将面团搓成圆锥形，一个个尖端朝上，放在蒸格上。炒锅里放入半锅水，加热沸腾后放上蒸格，蒸20分钟即可。

王主任在山西待了七年后，终于找到了回北京的门路。她发现相关政策中有个漏洞，叫作“困退”——如果家里有困难，可以离开农村回到城市。

“我的父母年老体衰，哥哥又不在北京照料他们，”王主任说，“于是他们批准我回城了。”

她被调回父亲工作的自行车厂，在当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乡下插队的上千万知识青年中，她是第一批回到城市的。

王主任回北京后不久，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她已经三十出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婚的事儿根本无法想象，她远在外地，又没有私生活可言。眼下她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也已经接近尾声，终于可以建立自己的生活了。

自行车厂有位同事想撮合她和另外一位姓王的男士，他是一位小学老师，有个学生和王主任的同事是亲戚。同事开门见山地问她：男方家庭算不上富裕，但为人很正派，愿不愿意见个面？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如何？”有天下午我问她。王主任一只脚打了石膏，坐在床上。几天前，她晚上下班回家时，在家门口新铺的人行道上摔了一跤。王先生是一位好丈夫，天天到烹饪学校代她的班。我带了一盒自己在家做的炸酱面来探望她。

王先生还行，她说。“还行”，她也是用这两个字形容我烧的菜。“当然不是一见钟情啦。”她补充说。

我翻着他们的老相册，看到年轻英俊的王先生在北京一片湖上划船的照片。我问她，对王先生的描述怎么能如此不浪漫？

“那又不是个浪漫的时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们不过是普通人，没有浪漫的条件。”

王先生学生的家长安排他们两人在学生家见面，在场的有那名学生、学生的父母、王先生和王主任，一群人很不自在地坐在房间里。 “我们没法儿跟对方多说上两句话。他说他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已经过世，因此负担不大。我跟他说，我和父母住在一起。”

学生家长开玩笑地说，既然都姓王，那就是一家人。 “五百年前你们是一家人，所以这缘分是命中注定。”

他们约好下周晚上七点半在公园见面。王主任准时赴约，王先生却迟迟不见人影。她一直等到差三分钟八点，王先生才出现。她气得掉头就走，他追上来，边跑边道歉。他解释说班上有个孩子受了伤，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孩子的家长。他一直等到学生家长来了，才能离开。他问，能原谅他吗？他怕她冷，脱下棉外套为她披上。她让他走路送她回家。他们约好下周再会。

“你猜怎么着？他又迟到了！”她气呼呼地说。 “他说：‘这回只晚了十分钟。我这个人动作慢，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幸好，他除此没什么缺点了。他脾气好，不抽烟不喝酒，除了迟到，他只有一点让王主任不太满意，年龄。王先生比她大六岁，比她哥哥大一岁。在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中，出生排行和年龄很重要，他的年龄导致了僵局：搞不清楚孰长孰幼了。

“他该怎么称呼我哥哥呢？”她说： ”是叫哥哥，还是叫弟弟？”

他们认识三个月后，在1978年12月，王先生求婚了。“怎么样？”他问，“如果我们现在领结婚证，年底以前就可以登记弄到家具。过一阵子再结，那恐怕又得等上一年才能弄到家具了。”

以他们俩的年纪，婚事用不着请示父母，他们心里明白，双方父母都会很高兴地见到孩子们终于要结婚了。王先生买了十斤羊肉片，两家一起吃涮羊肉，庆祝他们订婚。几天后，在王先生任教的学校，在同事老师们的见证下，两人喜结连理。婚礼之后，王先生回教室上课，王主任则回自行车厂上班。

炸酱面

五花肉220克，切成1.5厘米见方的小肉丁 大葱末2茶匙 姜末1茶匙 蒜末1茶匙 豆瓣酱(六必居的最好)1 1/2杯 水1/2杯 酱油1/4杯 干面 黄瓜1/2条，切丝 香菜1/4杯

铁锅烧热后以大火炒五花肉（不用加油了，肉本身比较肥），当把五花肉的油煸炒出来之后，加入葱姜蒜末，继续炒到肉焦黄，关火，将炒好的肉放进碗里。

另取一个碗，放入豆瓣酱，加水搅拌，调匀。

取一口干净的铁锅，开中火，将调好的酱下锅，煮至酱变成粘稠状，不断用铁铲刮刮锅底，以免糊锅。猪肉下锅，转小火，继续翻炒大约10分钟，直到锅中的酱变得油亮焦黄。放入酱油，再翻炒一两分钟。炸酱可热食也可凉食，做好的酱放在冰箱里可保存两周。

煮好面条，沥干水，上面浇上炸酱，再放上黄瓜丝和香菜做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