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从我第一次见到张师傅到他开始教我做面条，中间隔了半年时间。当时我在一家餐厅当学徒，他经营的面店就在不远处。有一次，一对夫妇吃完面，张师傅把他们送到门口，边走边说： “两位如果有任何批评建议，请尽管跟我说。”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国度，听到有人真心真意想要做出美食、取悦顾客，顿时耳目一新。

张师傅来自山西，这片贫穷、漫天风沙的土地也是王主任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他的父母生了五男一女，但穷得根本养不起六个孩子，于是决定送走两个。张师傅是第四个儿子（按中国的风俗，四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他和他姐姐（因为是女孩儿，所以不想要）就这样被送给了住在二十里以外、一对膝下无子的亲戚。那个时候，张师傅还在蹒跚学步，姐姐12岁。

“他们不识字，”张师傅说，“也是很穷的农民，靠养羊为生。”养母在他5岁那年过世了，又过了几年，姐姐也嫁人离开了家，从那时起，这个家里就剩下张师傅和养父两人相依为命。 “我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张师傅说， “我和他感情很深。”

“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张师傅还很小，但他记得政府办了人民食堂。 “如果村干部看到你家的烟囱冒烟，那就有大麻烦了。他們会来收走家里所有的炊具，还会给你脖子上挂个牌子，然后把所有人聚到一起来批判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政府给每家每户配发食物，张师傅家只有他和养父两口人，因此没饿过肚子。 “政府每月发给我们一点点肉，”张师傅回忆道。父子俩当时经常吃他现在赖以为生的刀削面。 “不过不是用小麦粉做的，我们种了小米和荞麦，就用这些粗粮来做面。”

张师傅十多岁的时候，养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张师傅因此一人扛起了家里的大部分农活。他除了上学，还得养猪、做饭、放羊。“我得上山采草药卖钱来付自己的学费。从小到大，我一直一无所有，什么事情都靠自己。我知道我不能守在家里等着好事送上门。”

沉重的家庭负担耽误了张师傅的学业，他直到17岁才念完初中，本来打算上高中，但养父供不起。再说，养父认为上学没有用，尤其家里还需要有人干农活儿呢。

然而，从传统农业国家迈向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向世界开放，张师傅从中看到了跳出农门的机会。他们村附近开了一家大型炼炭厂，把煤炭冶炼成可以用来做燃料、炼钢的焦炭。当时，要想到这家大工厂上班，非得找关系，走后门不可。张师傅决定给工厂的党委书记写一封信，写到自己出身穷苦，立志改变命运。党支书被这封信打动，于是聘他做办公室助理。

这并不是多显耀的职位，但对于由文盲父母养大的孩子来说，可算得上绝好的命运转机。他每月的工资四十多块钱，足以考虑成家之事。他交往了一位女同事，24岁那年将她娶进门。一年后，女儿出生。当时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开始实行，但在农村地区还没有那么严格。在农村，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四年后可以再生一胎。女儿4岁时，老婆又给他添了个儿子。和其他农村人不同，张师傅并不重男轻女。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我爸高兴。”他说。 “我爸”指的是将张师傅视为己出、悉心抚养的养父。儿子的出生苦乐参半：不久，养父就去世了。

张师傅不断得到提拔，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是厂里的中层领导干部了，每个月工资能拿到四五百元。这时，照顾养父的重担也没有了，张师傅决定离开家乡，另谋发展。北京是北方最大的都市，而且坐一晚上的火车就能到，因而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张师傅在北京有个姑妈，还能帮他找找工作，他的老婆则留在家乡照顾女儿和出生不久的儿子。

1997年，张师傅来到北京。工作机会有限，很多外来务工者都去当建筑工人或者干其他重体力劳动，可张师傅希望做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姑妈帮他在川菜馆找了个活儿。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餐馆干过，之所以接这份工作，是因为考虑到自己已年届三十，从头再来已经没这个精力。“人人都得吃饭，所以我想，学了厨艺总不怕找不到工作。”他说。

在川菜馆当了几个月洗菜工之后，张师傅就被御膳饭庄雇为厨师。这是家生意兴隆的餐馆，他在那儿干了八年，起薪和炼炭厂的工资一样。

“我什么都得现学，所以不能要求加工资，”他说， “不过，我还是觉得生活有指望。”起码御膳饭庄提供食宿，这样他每个月的工资几乎全部寄回老家。 “我自己只留几十块钱买烟，”他回忆说。

他发现在餐馆做菜与在山西老家做菜大不一样。 “在老家做的菜都很简单，吃饭就是图个饱，来点儿面条或者馒头就咸菜就行。来到北京，我才明白菜的味道是很重要的，”他说。御膳饭庄让他见识了蚝油、花椒、柠檬和中式烧烤酱汁儿。 “我得学会所有蔬菜和菜式的名字。最难的是要学会用大炒锅。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做腌菜，也不会‘过油’。”他说。“过油”是指将用旺火快速翻炒肉片后起锅，可令肉片保持鲜嫩多汁。

张师傅年近三十才开始学厨，带他的师傅和他同龄。他边做边学我在烹饪学校学到的各种厨艺：刀工、调味和热炒。张师傅在御膳饭庄一路升迁，最后升为高级厨师，月薪1600元。他的日程雷打不动：早上九点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开始为午餐高峰时段做准备。下午休息两小时，然后又回到蒸笼似的厨房，一直忙到晚上九点。一个月只有两三天休假，也难得走出餐馆一步。同事们下班后一般聚在一起打牌、喝酒、看电视，他则独自一人坐在餐厅一角，看小说，写日记，直到凌晨。

张师傅没离开御膳饭庄之前，我就去过那儿，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他。那时，我和御膳的一位女服务员是朋友，偶尔去看她。御膳饭庄是典型的中式餐馆——人声鼎沸、筷子和瓷碗瓷盘碰撞的声音、召唤服务员的喊声在墙与墙之间反射回荡，形成了中国人喜欢的“热闹”气氛。和其他许多已经改为个体经营的餐馆不同，御膳饭庄还保留着国营体制。餐馆紧邻天坛，是游客小憩的好去处。因为和旅游部门关系近，一车一车的游客被拉到这里来就餐。餐馆二楼大厅一侧设有旅游商品部，卖一些丝质绣花手机套和熊猫玩具一类的小玩意儿。

御膳饭庄的菜品迎合国际游客的口味。北京大多数餐馆专做某一菜系，而御膳饭庄兼容并包。厨师当着食客的面片烤鸭，服务员将一盘盘麻婆豆腐送上桌。客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点心，这些在清朝时候专供皇家食用的宫廷小吃，如今已经成为招揽游客的必备菜式。菜单上还点缀了几道珍奇名贵的菜品，比如扒驼掌，一份120元，是其中最贵的菜了。

有一次在这家餐馆吃饭时，我认识了服务员小秦。2003年，小秦和十几位职校同学一起从四川来到北京。她们的专业是旅游服务业，实习是学校的课程设置之一。所谓实习，也不过就是到御膳这类餐馆端盘子。大部分学生的家长是农民，他们希望孩子去大城市谋事，这意味着家里少一张嘴吃饭，定期还有钱寄回家。在校方扣除每人每月48元的实习费之后，这些孩子一个月可以拿到800元左右，但也得取决于老板的慷慨程度。生意好的时候，她们能多挣些钱，不过一到旅游淡季，工资可能会缩水一成。姑娘们每个月休息两天，一旦碰上节假日，她们一连工作好几周都没法休息。

姑娘们住在连着餐馆厨房的小房间里。房间阴暗窄小，靠日光灯照明。靠墙放着双层床，每个姑娘分到一个铺位。仅有的一扇门通向厨房，如果哪天半夜失火了，她们逃生的几率很小。虽然环境艰苦，但晚班结束之后，宿舍里变得孩童派对般的热闹，姑娘们在床铺间蹦来跳去，唱着华语流行歌曲，吃着乐事薯片。

我认识小秦时，她18岁，已经在北京待了两年。尽管我知道这些服务员不但得养活自己，还得寄钱回去补贴家用，却很难把她们当成人看待。她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天真无邪，少不更事。小秦是服务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下晚班之后，她脱掉红色绣金花的服务员制服，卸了妆，把头发梳到一侧的耳朵边扎了个马尾，再换上牛仔裤和白色连帽运动衫，跟校园里的学生没两样。在讲究长幼有序的中国，同事们都叫她“妹妹”。她身高不足一米五，却有相当的沉稳仪态和自信。

“有些人管四川人叫‘耗子’，因为我们个子矮，机灵，有时还挺狡猾的。”有一次，她顽皮地笑着说。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小秦神情严肃。 “我来北京之前，觉得北京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听了好多关于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我憧憬着天安门，还想去看毛主席。它的发达是四川远远比不上的。可是我今年回四川之后，却不想再回来了，我觉得四川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她立刻又恢复了小女孩的神采，唱起一首著名的歌曲： “万里长城万里长！”

每天早上，经理都会点名，确保所有姑娘都出勤。小秦很注意指甲有没有修剪整齐，以免挨罚。她和另外三位服务员因为打耳洞而被扣过工资，可是此前并没有谁提醒她们不许戴耳环。不过，一位日本客人给了她5美元小费之后，她很识时务：分了一半给经理。

“日本人很有礼貌，很客气，”小秦说。对此她很惊讶。她以前在学校学到的是日本人残酷无情，教科书上写了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杀了30万人，中国人都恨日本人。服务员很少离开餐馆，于是来餐馆用餐的外国食客塑造了她们的世界观。 “只要是酸酸甜甜的东西美国人都爱吃。”小秦告诉我。

她们更喜欢招待外国客人。中国客人对服务员不太尊重，对她们像差遣仆人似的呼来喝去，很少有人会说“请”或“谢谢”。

在餐馆，小秦最要好的朋友是蔡氏三胞胎姐妹。老板对她们仨很好，因为他认为这三个长得一模一样、一头卷发、笑起来脸上带着甜甜酒窝的姐妹，能替餐馆招揽生意。 “在四川，我们是学校人缘最好的女生，”小秦说， “我们四人形影不离，每一顿饭都一起吃。”

大家都管三胞胎的大姐叫“老大”，我觉得这种称呼很有趣，因为她既不“老”也不“大”。老大生性好奇，总爱缠着我问东问西：我的房租多少钱？我每月挣多少钱？她告诉我，她们的父母之前已经生过一个孩子，这下又生了三姐妹，就得付三倍的罚金，她们的父母务农，家里很穷，这笔罚金是沉重的负担。“美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呢？”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从小学一年级跟学校去农场郊游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美国的农场。

小秦和她的同事们最近添了手机，迫不及待地将我的手机号码输入手机通讯录里。我有天下午浏览老大手机里的通讯录，发现她已经存了500多个号码了。即使是偶然接触到的号码，她也统统存下来，包括她在小广告和报纸上看到的号码。

“以防万一嘛，”她认真地说，“万一需要打电话呢，这样比较方便。”

我隔三差五便会收到小秦或者三姐妹之一发来的短信：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偶尔，我事先没和她们约时间，直接在她们下晚班之后过去，没有一次落空。这些女服务员下班之后都不会出门，她们在厨房里拉起帘子，在帘子后面冲澡，有时会看看电视，那台黑白小电视机就放在守夜的老大爷身后。对于她们来说，床铺永远是最诱人的地方，因为她们已经站了整整一天。

一个狂风大作的下午，我收到小秦的短信，说是换了新的手机号码。我当时并没有多想，中国人不会忠于某家通讯公司，他们经常为了更划算的手机资费而频频更换运营商。

我给她回复短信说，我打算当晚去餐馆看她。

她回复说，她不在餐馆。

不在餐馆？我心里直纳闷。那她还会在哪里？

她告诉我，她已经辞职了，搬出了宿舍，要去一位刚开了面馆的朋友那里帮忙。我们约好第二天在面馆附近见。

我在一家超市门口熙熙攘攘的客流中认出了小秦娇小的身影，她用白色羽绒服的帽子罩住头，在原地上下跳动着取暖。

陪着小秦一起等我的还有小应，她曾经也是御膳饭庄的服务员，也辞职了。小秦领着我往巷子里的面馆走去，一路上跟我做了一些解释。

“我们的工资越来越少，就连餐馆生意不错的时候，也只能拿得到五六百元，太少了，这样子没法儿生活。”小秦说。减薪造成员工大量辞职。

我们一走进面馆，小秦便立刻恢复到服务员模式。 “这儿，请坐，”她说，“把包放下吧，您想吃点儿什么？”她倒了一杯热茶给我。一对男女走进面馆，小秦又流畅地重复了这一套固定程序。虽然不再穿着那红底绣金花的制服，而是简单的牛仔裤和运动衫，但她还是那位训练有素的女服务员。

虽然小秦在短信里说她已经在面馆上班，这会儿却承认开面馆的朋友可能连最低的工资也付不起。她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也不确定接下来要去哪儿。这是她独自面对真实世界的第一天，但她看上去并不紧张。

当小秦忙着招呼客人时，小应站在厨房门口，搂着一个满脸青春痘、褐色头发又短又硬的男子。我知道以这些女孩儿年纪，可以交男朋友了，但依然感到惊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群女服务员中有人和异性卿卿我我。

这面馆其实就是一间简陋的小棚屋。塑料板材的屋顶和墙壁，还有门口的拉门实在没法保暖。不过店主显然已经竭尽所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店堂里放了六张干净的桌子，配上板凳，墙角的电视正在播出中厅都看得到的滥情连续剧。墙上挂着硕大的菜单，上面写着“特制砂锅面”。店里一尘不染。

店主就是张师傅，后来成了教我做面的师傅。他送走那一对男女客后，把一锅冒着热气的面端到我面前，小心翼翼地，仿佛端着的不是粗陶砂锅而是精美的瓷器。砂锅里放了排骨、海带和蘑菇，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吃起来格外温暖。尽管时值冬末，锅里每种食物吃起来都像从夏季的菜市买回来的一样新鲜。我加了一点儿醋和辣椒，呼整锅面。这碗砂锅面卖7块钱，比同样分量的面贵一倍，但张师傅认为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应该愿意多花钱享受上乘的食物。

张师傅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小秦跟我大致介绍了他的生活经历。他是山西人，之前也在御膳饭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开店。尽管他没有钱雇服务员。但小秦和小应都乐意过来帮忙。在御膳的时候，他是女服务员们最佩服的厨师，他像是她们的顾问。下班后他坐在角落喝茶看书时，无论谁来找他聊天，他都乐于倾听，并提供意见。他不爱喝酒，也不打麻将。

我埋头吃面时，张师傅写了张纸条递给我，简要说明了他想要开连锁面馆的计划，请我帮忙宣传。小秦跟他说过，我是杂志的美食编辑。虽然我很清楚他的店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其他方面，都与老外出入的餐馆差异巨大，登不上Time Out，但我还是告诉他，我会尽力帮忙。

张师傅说动一位28岁的同事和他一起创业，他自己一共有四万块钱的存款，又向几位同事借了一些钱。他搬到一位同事家里去住，这样可以省了房租。他骑着自行车逛遍陌生的街道，总算找到这个门面，他不敢肯定赚到的钱能否打平成本。张师傅在工厂干了十年，又在国营餐馆工作了八年，现在终于自己当上了老板。

我吃完面准备付账时，张师傅不肯收我的钱，我想他只是客气，于是放了一张十元的人民币在桌上，他拿起钱，塞进我的包里。当我再想要给钱的时候，他站起身来挺起胸膛挡住我的手。此事与好客无关，而是尊严问题。

“没事，别客气，”他皱着眉头说，“别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就可怜我。”

这家面馆只撑了两个月。我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几公里外重起炉灶，就是在我跟他学做面的食堂，那里的房租更便宜。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旁边家具店的员工，他们的午餐只求快捷和便宜，所以张师傅简化了菜单，降低了价格。

张师傅告诉我，第一家店之所以关门是因为合伙人突然决定要回农村去结婚。有天上午，我们一起干了一阵活儿之后，他说： “我要跟你说件很丢人的事情，”他低下头继续说， “我们第一家店做不下去了，是因为合伙人太懒散，手艺不好，也不注意菜品的好坏，有一次竟然给客人吃烂掉的菜。”张师傅为此和合伙人起了很大的争执，他决定不再和如此不靠谱的人合作。

柜台下面藏着一尊小金佛，佛前供着三只苹果，每天早上，张师傅会在佛前点一炷香，之后好几个小时，店里都烟雾缭绕。大概就在离开御膳饭庄的那段时间，张师傅皈依了佛教。张师傅去了御膳附近的一座寺庙，对庙里和尚说自己想正式成为佛教徒，和尚于是主持了仪式，张师傅在佛前焚香跪拜，仪式结束后，他捐了一百块钱的香火钱，和尚给他一本皈依证，证明他是正式的佛门子弟了。

张师傅认为信奉宗教，外加一点迷信，会助他事业成功。信佛对他的生意有好处——至少求菩萨保佑没有什么坏处。他在和房东、菜贩讨价还价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名字——张淼。他的真名，张爱丰，不够吉利，因为部首中缺水。

张师傅补充说，自从信佛之后，心态变得平和了。这一点，我从他对待店里唯一的雇员兼侄女“孩子”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她看起来是很可爱的小姑娘，却很爱搞恶作剧。点菜的间隙，她时不时偷吃张师傅做给客人吃的菜。张师傅留下来自己吃的剩菜，她偏偏拿去倒掉，以此为乐。她是那种特别好动的孩子，光是看她动来动去，我都觉得累。最令人气恼的是，她不好好干活儿。我和张师傅往往被报来的菜单弄得一头雾水。

“三碗刀削面！一份素的！不要香菜！”

这一共是要三碗还是四碗面呢？是全都不要香菜吗？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她从不写单子，客人们点菜太快，来不及写。张师傅和我手里端着滚烫的砂锅不敢乱动，同时还得徒劳地记下每一张单子。一天之中，总有那么几次，客人把错送了的面退回来。

每当发生这样的错误，我就狠狠瞪孩子一眼，张师傅却总是原谅她，回到锅边重新再做一碗。但偶尔，张师傅也会禅心失控， “孩子！！”他大声地喊道，可惜炉灶上面呼呼作响的大型抽风机吞没了他的叫声。孩子照旧胡乱报菜单，把钱胡乱塞进围裙上的口袋里。

我刚开始当学徒那几天，张师傅不大乐意让我碰面粉。有天早上我们在厨房准备材料时，他警示说： “以你的力气，恐怕揉不动面团的。”孩子把头探进厨房，更加言简意赅： “那是男人干的活儿。”

大袋的面粉靠在厨房墙边，我依然不得触碰。我猜，因为被那位不靠谱的合伙人一番折腾后，张师傅很难愿意把和面、发面和削面这么重要的活儿假手他人。所以我暂且学着别的活儿吧。我把配料切好以后，就洗碗刷盘子，碗和盘子洗好之后，开始处理鸡蛋。张师傅每天一大早先用大锅煮几十个茶叶蛋，煮好的蛋外壳颜色变深，呈焦糖色，蛋白变成浅褐色，带上了烟熏香味，完全脫去了白煮蛋的硫化物味道。把茶叶蛋当作早餐，方便携带，再合适不过了。也有顾客在午餐前溜达过来买上两个茶叶蛋，先垫垫肚子。

我学会了做开胃菜。美国的中餐馆供应的典型开胃菜总是油炸食品，配上浓稠的蘸料，张师傅的开胃菜则完全不同，健康、简单、美味。拍黄瓜是我最爱的一道菜，其菜名已经点名了做法。中国的黄瓜体型细长，外皮有突起的小刺。张师傅把黄瓜切成寸把长，然后用刀背拍扁，通通扔进一个大碗里，加蒜泥、酱油、麻油还有他的家乡山西特产的醋，拌拌匀。

同样的佐料也用来做凉拌豆腐丝。豆腐丝吃起来很有弹性和嚼劲儿，有点儿像煮到弹牙的意大利面。为了让这道菜更加出味，他支起铁锅将油烧辣，放入花椒、大蒜和辣椒，当这三样料即将变焦之前，关火，滤出辣油，那气味之香，我觉得简直可以用来装瓶当香水卖。

茶叶蛋

鸡蛋6个 盐1/4茶匙 鸡精1/4茶匙 丁香4~5粒 八角3颗 大葱1根，仅取葱白部分，切成3厘米长生姜2片 茉莉花茶茶叶2茶匙

锅中注入半锅冷水，放入鸡蛋，水开后转中火煮5分钟。捞出鸡蛋，轻轻敲打鸡蛋外壳，敲出裂痕但不可敲破。把鸡蛋放回锅中，加入盐、鸡精、丁香、八角、大葱、生姜片和茶叶，用中火煮20~25分钟。关火，让鸡蛋在锅里再泡至少15分钟。

拍黄瓜

黄瓜2根 大蒜4瓣，切末 芝麻油1汤匙 醋2茶匙 盐1/4茶匙

黄瓜切成5~6厘米长的小段，用刀背拍一下，将拍好的黄瓜放入碗中，加入蒜末、芝麻油、醋和盐。至少腌制15分钟后再吃。

凉拌豆腐丝

菜油1/4杯 干辣椒4个 大葱1根，仅取葱白部分，切成3厘米长的小段 生姜2片 大蒜4瓣，2瓣切末，2瓣保持完整 花椒5粒 豆腐丝340克 青椒半个，切丁 中等大小的胡萝卜半个，切丁 切碎的香菜1汤匙 盐1/4茶匙 白胡椒粉1/4茶匙 醋1茶匙 芝麻油1茶匙

锅中倒入油，开大火，2~3分钟后放入干辣椒、葱段、姜片、大蒜2瓣和花椒。待锅中油温很高但还没有冒烟时，关火，滤出辣油，里面的香料可以扔掉。

取一个大碗，放入豆腐丝、青椒丁、胡萝卜丁、蒜末和香菜末，把辣油浇在豆腐丝上，搅拌均匀。再加入盐、白胡椒粉、醋和芝麻油，即可上菜。

我在张师傅的面馆做学徒期间，最发愁的事情莫过于去上班的交通问题了。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城市，面积和洛杉矶一样大，但人口却是后者的四倍。我住在市中心，张师傅的店却远在城市的东南角。坐地铁和公交车的话，路费是5块钱，要花一个多小时；打车的话，只需要花20多分钟，但却要花30多块钱。我花得起打车的钱，但打车去干活，却让我有一种负罪感。张师傅辛苦一天赚的钱常常还不及这笔车费，食堂阿姨一天的收入才20块钱。

睡眼惺忪地躺在床上，好不容易挣扎着按下闹钟，拼命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赶紧爬起来去赶那拥挤不堪的地铁和公交车。可因为我总是拖拖拉拉，折腾到时间来不及了，到头来还是跳上了出租车。我对自己的大手大脚挥霍感到难为情，于是请司机在离面馆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就停车，然后走过去。

”哇，”冯阿姨摇着头说， “从东直门过来呀，坐了多久的车？你可真是勤快。”我只好点头示意，然后埋下头干活儿。我的愧意被当成谦虛，这让我在食堂的地位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后来，我总算摸索出一个折中的方法。早上，我打车去上班，算我运气好，早高峰时段北京大部分的地方都塞车塞到不能动弹，但从我的住处到面馆却是一路畅通无阻。下午，我先坐公交车，再换地铁，中途还要倒一次地铁线，出了地铁之后，步行十分钟回家。

对于我来说，出租车的车费很便宜。所以之前几乎不会搭乘地铁和公交出行。搭公交和地铁让我看见了之前错过的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我发现，公交车并不只是载人，还可以用来运输大件货物。有一次，我碰到六个工人每人扛着一袋几十斤重的面粉，吃力地爬上车。另外一天下午，有个男的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中间，手里扶着一块两三米长的广告板，广告板上的模特正开心地往眼睛里挤眼药水。当公交车停下来的时候，他把板子像开关门一样让来让去，好让其他乘客坐下或站起来。

还经常在车上看见衣衫破旧，乡下人模样的人，一脸敬畏地看着窗外的起重机和摩天大楼。有一次，在地铁里面，碰到一个男人在乞讨，他整个人畸形得可怕，我赶紧移开视线，不敢看他。事后回想起来，我只记得那一双又红又肿的眼睛。

有天下午，我从公交车站往地铁站走的路上，看到一个认识的人正走过马路来。我之前和这个人有过几次不太愉快的接触，而且我这一身打扮也叫人难为情，我穿着工作服：污渍斑斑的运动裤、油腻腻的T恤衫和一双脏兮兮的运动鞋。想到不得不停下来和她聊上一会儿，我心里正发怵，可她已然从我身边走过，没认出我来。

我过着双面人的生活，我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