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
缺月挂疏桐。漏断[1]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定慧院是苏轼在贬所黄州的第一处寓所。在这首词里，写了一人一鸟。上片写孤鸿见幽人，下片写幽人见孤鸿。只有了解苏轼写作此词时的处境，才能明白，词中人即飞鸿，飞鸿即人。那是一场风暴刚刚过去，侥幸逃过一劫的苏轼惊魂甫定，心有余悸。
在那场后来被称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李定、舒亶等新党御史摘取苏轼一封谢恩表和众多诗词中的语句，以诽谤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灾祸起于《湖州谢上表》。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时，依例向神宗上表致谢，这本是官样文章，可苏轼一向嫉恶如仇，遇有不平不吐不快，于是表中出现了这样的牢骚：“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意思是说：我自知生不逢时，无缘跟你们这些新进的政治暴发户共事；朝廷大概是看我年纪大了，在下面也兴不起什么风浪，才派我去管管小民。于是，他“讥讽朝廷”的帽子就被扣上了。
一干宵小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意图置这位常令他们如芒在背的舆论领袖于死地。苏轼一贯反对新法，但此时新党炙手可热，原来的反对派都已退居各地、默不做声，唯有苏轼仍然不时发出反对之声，屡屡在诗文中对所见新法弊端表达不满。众人装睡，一人独醒，醒着便是罪过。
苏轼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面对气势汹汹的官差，苏轼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藏在屋里不敢出来。经同僚劝说出来之后，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向官差自言：“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在押送进京的途中，他甚至想过跳水自杀，由于担心把灾祸转移给弟弟才作罢。到了京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审判。
事已至此，苏轼的诗词、文章、书信统统成了罪证。其中有些确属讥刺时政，有些则是政敌无中生有、穿凿附会。苏轼的文字向来广为世人传诵，他巧妙而犀利的讥讽很容易变成众口相传的笑话，所以那些人才会对他如此嫉恨。他们甚至劝神宗皇帝违背“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训，处死苏轼而后快。
这件大案牵涉了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时风雨凄凄、人心惶惶。幸好神宗皇帝尚存爱才之意，以及正义之士的救援，苏轼逃过一死。最后皇帝下诏，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苏轼脱了死罪，无疑令他的政敌十分失望。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把恐惧打入了苏轼的意识。黄州之前的苏轼，就像一只唧鸣不已的黄鹂，动听的歌喉为它引来无数赞赏，也无形中招来嫉妒和忿恨。哗啦一声电闪雷鸣，暴风雨洗刷出这世界原本的残酷面目。等待命运判决时的无助和风吹雨淋的切肤之痛，终于让它懂得了隐藏和沉默才是求全之道。
写作此词时，已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但惊悸如蛇，始终缠绕不休。
“缺月挂疏桐”，一句白描将人带入静谧幽深的夜里。漏已断、人已静，心思沉重之人独自在月下树影里徘徊。这不禁联想到东坡几年后又一次夜里漫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
两个闲人在无名之地的“无聊”散步，竟被写得如此潇洒、隽雅，诗意盎然。读这篇小文，就像眼前有一条溪水涓涓淌过卵石，弹出一支清新的曲调。美，仅此而已。但解说家总要从中读出点深刻的含义，比如有人认为“闲人”包含苏轼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东坡不得志不假，但他若每首诗词都要对此怨念一遍，那该是怎样一个无趣的伪东坡？
东坡在承天寺夜游时有张怀民相伴，但此刻，他在定慧院深沉的夜色中，只有“孤鸿”与自己为朋。与《承天寺夜游》的闲适相比，他此时孤寂、凄苦。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黄州安然相处。他内心的惊悸惊得起孤鸿。回想那噩梦发生的地方，宛如安静的枝头上藏着一颗惊雷。得罪皇帝，贬谪黄州“亲友绝交”“郡中无一人识者”，却又祸不单行疾病连年。
有恨，却无人省。
只见那只孤鸿在焦灼中来回飞动，希望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枝丫来栖息。但它拣尽所有的寒枝也不肯栖落，最后宁肯决绝地在冰冷的沙洲上独自飞行，也不愿降低格调，与众多凡鸟沆瀣为伍。“良禽择木而居”，斯良禽也！
在监狱中度过的四个月让苏轼惊吓不已，但与牢狱之祸相比，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放弃自己的品格。事实上，出狱当天，“以诗得罪”的他就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明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贬谪黄州可以打消苏轼“致君尧舜”的念头，让他成为不羁的塞上野马，但他绝不会与靠投机取巧赢得君王宠爱的小人为徒。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黄州的艰苦丝毫无损苏轼的高洁，只是把他的生命和诗词推向了另一个轨道。
注释：
[1]漏断：漏：古代用壶漏滴水作计时工具；漏断：漏壶中的水已滴尽，指夜已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