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
三过平沙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平山堂在扬州城西北大明寺侧，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所建，叶梦得称赞此堂“壮丽为准南第一”。由于所在地势甚高，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历历在目，似与堂平，所以名为“平山”。这名字霸气外露，尽显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豪情。
但无论如何雄奇，平山堂在时光风雨中依然显得渺小脆弱，后世屡修屡废。到了清初，王士祯笔下的平山堂，只剩下了“一坯土”，“无片石可语”。然而从此地经过的文人墨客无不吟咏缅怀，其奥秘就在于“以欧苏之词，遂令地重”。
文人很少以纯粹的自然景观入诗，多求景致、典故、诗词是三位一体。胜地激起诗人的诗兴，名家名诗又成就了一个个地名。要读懂东坡笔下的平山堂，得先认识欧阳修眼里的平山堂：
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原父出守扬州，欧公作《朝中措》一为送行友人，二为追忆自己在扬州的激情岁月。一别淮扬数年，醉翁最念是平山堂前亲手种的垂柳。“几度春风”写深婉离情，但哀而不伤，反而给人以欣欣向荣、器宇轩昂之感。
“文章太守”经常被后人误解为是欧阳修自状，其实他写的是刘原父。史称刘原父才思敏捷，有一次一口气连拟九道诏书，倚马而成。刘原父还十分博学，欧阳修读书每有疑问便去信请教，原父得信后往往即刻挥笔作答，“答之不停手”，故云“挥毫万字”。与醉翁作友，“一饮千钟”想来亦是常情。欧阳修赞友人为“文章太守”，却自谦为“尊前衰翁”。
但怪不得后人误会，“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与欧公的形象也并无半点不合。东坡这首《西江月》中的“文章太守”指的就是欧阳修，东坡记忆中恩师的模样一直是神采奕奕的“老仙翁”。
东坡“三过平山堂”，这第三次是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自徐州移知湖中，途径扬州时。之前两次分别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出任杭州通判和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由杭州移知密州。每一次路过扬州，东坡都会来平山堂凭吊恩师，
第三次经过平山堂，东坡已四十四岁了，怅然回首，弹指声中半生倏忽而过。自己与恩师分别已有十年。斯人已逝，字迹犹存，平山堂壁上龙蛇飞舞的遗草，字字句句挥洒着老仙翁的风采。
东坡记得，最后一次师生相见是在熙宁四年，那年他绕道颍州去看望业已致仕的欧公。一位仙风道骨的文坛盟主和一位风头正盛的后起之秀，在颍州西湖设宴畅饮。欧阳修自称“醉翁”，但酒量不佳，自称“饮少辄醉”。东坡性爱美酒，但亦不善饮，不过他美其名曰“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同样爱酒而不善饮的师徒二人，宴饮之乐不在酒，而在酒后的壮怀激烈、豪气干云。东坡有诗《陪欧阳公燕西湖》纪一时盛景：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
羯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谁料此次竟成永别，次年欧公就驾鹤西游了。闻听噩耗，东坡含泪写下祭文：上为天下恸，恸赤子无所仰庇；下以哭其私，虽不肖而承师教。
苏轼当年参加科考，欧阳修是主考官。参与阅卷的梅尧臣推荐来一篇晓畅通达的古文风格试卷，让欧阳修取为第一。欧阳修看到文章一见倾心，但怀疑这份试卷出自门生曾巩之手，害怕惹来闲话，于是委屈它做了第二名。后来才知道这是苏轼的作品。苏轼及第后，便拜入欧公门下，从此结下师生之谊。
在众多门生中，苏轼最得恩师之心。欧阳修曾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在他眼里，苏轼就是下一代文坛盟主无疑，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人将不再谈论自己。面对可畏后生，欧公非但没有动任何嫉贤、恋栈之意，反而公开赞赏，主动“放他一头地”。
因为欧公关心的不是个人名望，而是文统、道统的传续，他对苏轼的欣赏也不只是文才，更包括人品、气度、志向。他曾对苏轼说：“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外人看来他们师生传接的是至高的荣誉，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道义担当。苏轼记着欧公的谆谆教诲：“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思迁，则非我徒。”
欧公一生倡导士人的担当精神，原本“论卑气弱”的时代风气，自欧阳修一出，焕然而变，读书人纷纷“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然而由于直言敢谏，欧公屡遭贬谪，直至释位而去，归隐泉林。
东坡乍言“欲吊文章太守”，话到嘴边却吞了下去，转口歌唱“杨柳清风”。因为他知道，“文章太守”的文与道都交付了自己，唯有暗自守持，吊之无益。倒不如歌些“杨柳春风”与恩师解闷。
白乐天《自咏》诗说的轻巧：“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但“转头”是那么轻松的事么？或尘缘未了，或慧根不净，“未转头”的都是梦中人。明知是梦，也不得不尽力把这梦做下去。“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参透之后的执着选择。
黄宗羲说，科举制兴起后，师道就亡了。每次科考，都能批量产生一堆恩师和门生的关系。的确许多“师生”关系徒有其名，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应酬的对象和攀援的途径罢了。但苏轼与欧阳修虽也由科举成就，性质却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相知、默契的友人。奖掖和推崇不难，难的是被奖掖的名副其实，被推崇的不负人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