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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心要一直帮助我了。

所以，一九七八年十月，当"文革"以来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了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我立即热情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并收到了他的回信。

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底，掀起了带有"批王"的"所指"的所谓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的时候，周扬的倾向特别鲜明（鲜明得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因为他那种地位的人，即使有倾向，也理应是引而不发的）。他在颁发茅盾文学奖的会议上大讲王某人之"很有思想"，并且说不要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等等。他得罪了相当一些人。当时有"读者"给某文艺报刊写信，表示对于周的讲话的非议，该报便把信转给了周，以给周亮"黄牌"。这种做法，对于长期是当时也还是周的下属的某报刊，是颇为少见的。这也说明了周的权威力量正在下滑失落。

新时期以来，周扬对总结过去的"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沉痛认真。也许是过分沉痛认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错整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注意研究有关创作自由的问题，并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

当然也有人从来不原谅他，一九八○年我与艾青在美国旅行演说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海外对于周扬的抨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听到不止一位老作家议论他的举止，在开会时刻，他当然是常常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他在主席台上特别有"派"，动作庄重雍容，目光严厉而又大气。一位新疆少数民族诗人认为周扬是美男子，另一位也是挨过整的老延安作家则提起周扬的"派"就破口大骂。还有一位同龄人认为周扬的风度无与伦比，就他站在台上向下一望，那气势，别人怎么学也学不像。

还有一位老作家永不谅解周扬，也在情理之中。有一次他的下属向他汇报那位作家如何在会议上攻击他，我当时在一旁。周扬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他听完并无表情，然后照旧研究他认为应该研究的一些大问题，而视对他的个人攻击如无物。这一来他就与那种只知个人恩恩怨怨，只知算旧账的领导或作家显出了差距。大与小，这两个词在汉语里的含义是很有趣味的。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

刘梦溪同志多次向我讲到周扬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的两句话。他说，最根本的教训是，第一，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第二，历史阶段不能超越。

言简意赅，刘君认为他说得好极了，我也认为是好极了。可惜，我没有亲耳听到他的这个话。

1996年4月

船

我崇拜一切交通工具，崇拜一切自己能动而且能负载着人运动的东西。

直到一九五八年，在我"出了事情"以后，在我已经发表过几个短篇并完成了一个长篇以后，在我已经早就是共青团的干部并有十年以上的革命"经验"以后，我曾经梦想从此改行到火车上做列车员。

我觉得列车员的工作是神奇的工作。他总是不停，他半夜也在奔跑。每一个车站都和前一个车站不一样，而更新的车站，更新颖的城市和乡村在前面等着他。当睡眼惺忪的旅客摇来晃去的时候，当我国的绝大多数城乡居民酣睡沉沉的时候，当检车工用大小头敲了一遍车轮和车轴以后，他——列车员，是清醒的列车的守卫者，他在暗夜中观察着山峦、河谷、道路、桥梁，观察着头顶上的星。一颗星离他越来越远了，另一颗星却正向他眨眼，迎接他的靠拢。

最主要的是他拥有比你我大几倍、几十倍、几百几千倍的空间和距离，也就有那么多倍的生活。不是至今仍然有人一辈子不出自己的村，一辈子不肯、不敢、死乞白赖地不离开自己呆着的那个城市市区吗？对于别人是远在天边的、不可思议的、令人发憷或是吃惊的那些地名，对于列车员来说，不就像是他家的房前屋后吗？

至于船，截止到八十年代，真正的船还只出现在我的梦里，爱唱的歌曲里，儿时的稚气的画里。

从前当我少年时，

鬓发未白气力壮，

朝思暮想去航海，

越过重洋漂大海，

但海风使我忧，

波浪使我愁。

啊……

我多恼故乡其水流溅溅。

我不知道这是一首谁作曲、谁作词、谁翻译的歌。这歌词显然翻译得古老而且生硬，但这首歌曾经使我多么感动啊。

解放初期我看过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动荡的十年》，小说结尾是改造了十年的主人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蓦然心动了……这证明，他需要改造的东西还多着呢。

多有趣，这证明，这首歌确是有力量的呢。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劳作课的作业是叠一只纸船，我叠了又叠，越想叠好就越叠不好。那船就像江南的小木船，两边各有一个篷子，为了遮雨。不知是不是鲁迅先生描写过的乌篷船。我终于没有完成我的纸船，我急出了眼泪，眼巴巴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以自制的船只乘风破浪地出航，而我却造不出一只船来。

仿佛后来有一位长辈送给过我一艘高级的玩具船。船身是金属做的，漆着彩漆，用火柴把船的"发动机"点着，船就能够航行啦。

我端来一大瓦盆水，我的兴奋的心情如哥伦布将要驶往新大陆或麦哲伦将要开航绕地球一周。"发动机"终于点着了，突突突的响声持续了五秒钟，船"航行"了五厘米，噗的一响，机器坏了，从此，它便成了一艘失去了动力、不能动、连打转也不能的死船。哥伦布与麦哲伦的伟大的梦破灭了。

后来船就不见了，锈了？坏了？扔了？丢了？我记不清。

终于，我也记不清究竟这儿时的伟大航行的悲哀故事是实有其事，还是出自自己的虚构了。写小说的人也是报应，老是虚构一个一个的故事去赚取（就不说是"骗取"了吧）读者的眼泪与笑容，最后，说不定糊里糊涂地自己虚构起自己的事来了。

到建国以后，到我"出事情"以前，我的船是北海与什刹海的小游艇。我和我所"领导"的共青团员们常常在那里过团日，划船。我觉得我划船的技术很不错，可以转硬弯，可以两手同时划，两手交错划，可以两只桨划一个方向，也可以划相反方向。

去过南方的同志讥笑北海的游船是"瓜皮小艇"，我听了很不服气。瓜皮小艇又怎么样呢，我们想着全中国，想着世界革命。

我的歌声飞过海洋，

爱人啊你别悲伤，

国家派我们到大海上，

要掀起惊天风浪。

这是一首苏联歌，共青团员们爱唱的。我们不再唱"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了，我们是将要掀起惊天巨浪的一代。

后来瓜皮小艇翻了船，果然只不过是瓜皮小艇。后来我来到了瀚海。沙漠之船的称号也是有的，那是指骆驼。新中国的瀚海里不仅有骆驼，也有牛车、马车、火车、汽车。不仅火车是可以连夜移动的，在新疆，汽车也有时连夜开，开到午夜两点半钟，司机累极了，便跳下汽车，躺在沙石戈壁上，摊开四肢，睡到天发亮，再开。当然，那是夏天。我乘过这样的车，如船在瀚海上漂游。

直到八十年代，我才和海上的、河上的，也包括陆上的（车）和天上的（飞机）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条大船，已经行驶在新的广阔得多也平稳坦荡得多的航道上了。

最难忘的是南海之旅，救生艇、运输艇、炮艇、猎潜艇和鱼雷快艇，我们和海军同志一起站立在指挥台上，高唱着刘邦的《大风歌》，劈开紫缎一样闪闪发光的南海海面，在海鸥和飞鱼的包围之中，在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的感召之下，环绕着南海与西沙诸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航行。晕船要什么紧？呕吐要什么紧？大风大浪四十五度摇荡要什么紧？那才是爱国男儿的滚烫的生命之船，热血之船，乘风破浪的必胜之船。人站在这样的船上，全中国装在这样的船上的人的心里。

晚一点了么？在我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我开始懂得了不像梦幻中的船那样脆弱、不像公园里的船那样旖旎和小巧、不像沙漠里的船那样拙笨和缓慢的另外一种船，巨大、坚强、英勇，踏长风、奔大海，勇敢而又沉着地前进。

而今天，是在长江的航船上。雨后初晴，春意如酒，桃红柳绿，阡陌纵横，鸥鸟飞翔，清风振荡。船上平稳、舒适、安详，这是一首成熟了的江轮进行曲。老船工告诉我，他在江轮上做工已经四十五年。

但发动机是不敢懈怠的，发动机一刻不停地、激动地、细听起来有时甚至是愤怒地工作着，掌船的人又是那么谨慎而老练，他们带动着全船向前。

1984年6月

飞沫

一

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生一个冲动，写一篇小说，描写一个人自己给自己打电话。比如说他家里没有一个人，他的孩子上大学住学校了，妻子出国访问了。他上街，锁上了家门。在街上，发现了一个很文雅标致的电话间，比他自身更加标致和文雅。于是他忍不住通话的诱惑往并无一人在的家拨了一个电话。假定，他的名字是A。

令人吃惊的是，接了电话。

"我是老A。"

"我是老A。"

"你……"表情应该是吃了一惊还是心中甚喜或是"原来是这样"呢？

"你上街了，我在家。你买东西，我读书。你打电话，我接电话。你惦记我，我惦记你。"

"这回，我们都放心了。"

随着一声放心，老A已坐在家中电话旁，虽然家门是锁上的，他开不开。他饶有兴趣地接收另一个老A的电话。

自己给自己打电话，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二

比如说描写一只狼，一只狼的性格是怎样完成的呢？

是不是它也懂得慈爱，懂得友谊，懂得风的呼啸与雨的凄迷，懂得饥饿的痛苦与被追逐的屈辱？

也许它本来是仁慈和软弱的，它的牙只是为了吃草。也许只是偶然的一次，它无心地碰坏了一只羊羔。从此便都说它是狼、狼、狼，嘲笑它、欺侮它、迫害它。

它便忘记了母狼的白乳，忘记了同伴的嬉戏，忘记了青草和野花的芬芳，忘记了驰骋奔跑的欢乐，只记住磨砺自己的牙齿，咬啮和捕捉……

狼的眼睛是阴沉的，充满孤独的痛苦。

没有请君美餐的决心，真不该去看狼的眼睛。

三

我早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页，描写大海，描写狂风，黑浪颠簸着白帆，神妖在海上大笑，暴雨发表论述，一只小蝴蝶栖息在浪花上，排炮轰鸣，九个太阳此起彼落，马蹄踏破酒席，碰杯时的微笑顷刻成为浮雕，乐队指挥摘下白手套投向一只大象，和尚的光头上长出了嫩芽……

酝酿着序，始终没有动笔。

四

没有比童话更吸引我的了，我却始终写不成童话。

就写溢出的这一滴墨水吧。无心的释放，不受欢迎的客人，在来得及擦拭以前，留下了自己的任意。任意只能是无意，无意却又只能是无任意。墨水羡慕笔尖，而笔尖又羡慕因为字写得不好而总是抱怨笔的孩子。

也许更应该写一盒歌曲磁带？小小的歌唱的精灵坚忍地贮藏在长方盒子里，随时准备着有声有色有整整五个乐队的伴奏的演唱，而这一切都被忙碌的主人耽误了……磁带渐渐受潮，污染，还没有得到一次发声的机会便被埋葬了……小小的精灵愤怒了，它……后来，主人的耳朵就聋了。

也不行。

五

不知道医生是怎样论述老的征兆的。我的体会是，主要看心脏。什么叫年轻？年轻就是心跳，就是心跳节奏的明显变动，就是对于自我的心跳状况的切肤觉察，就是心在胸膛里的焦躁、冲击、拉扯、扭曲、撞打、不安分地运动。

因为春日的一丝和风。因为电影片头的一段吹奏乐。因为广播员的慷慨激昂的宣告。因为一个笑容。因为送到耳根的几句不敢见天光的流言。因为连阴天后的阳光。因为对某件事和对整个自己的无所作为的羞耻。因为游泳季节的开始。因为电话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心这个跳呀，跳呀，跳呀。练气功也不行，默念老子庄子的佳言妙句也不行，想另一个银河系也不行。

这还是缺少磨练的缘故啊！少年的我判断说。要千锤百炼，要饱经风霜，要稳重如泰山，要安然如流水……我真羡慕啊！

近一两年来，我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剧烈心跳的经验了。是由于涵养还是由于脂肪？是更成熟更健壮（应该叫做茁壮吧）还是真的进入老年期了？吃点西洋参或者维生素E管事吗？

也好。

1987年5月

鳞与爪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刚刚举家从新疆迁移回北京，临时住的地点离故宫护城河很近，晚饭后我常常沿着护城河散步。垂柳、角楼，劳动人民文化宫与公园后门，种种亲切和美丽使我陶醉感叹。

我几次看到四个（也许是三个？已经到了再不敢吹"记忆力"的年龄了）青年弹着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觉得惊讶、羡慕、疑惑，甚至有点紧张。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头弹那个资产阶级——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乐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个人一起弹吉他，不是有点闲荡、有点不务正业吗？三四个人算不算聚众呢？惹得许多行人、骑自行车者停下来看，多出风头，多不好意思！许多人还吃不饱饭呢，他们却吃饱了撑得弹上吉他了。北京，北京，毕竟是北京啊！他们是不是有点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给他们一点劝告乃至监视呢？

我是带着一种陌生感、一种不安、一种窃窃的喜悦来看这四个人的。觉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礼貌，每次看上几眼便迈步走过去。却也想，"四人帮"毕竟是倒台了啊。

一晃，时已八年。弹吉他的年轻人，你们过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经是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一片将死未死的萧条景象。这时，在我居住的一条小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挎着篮子卖杂货的老头（依我当时的年龄和眼光认为的老头，也许他不过才四十岁）。老头用洪亮而又甜美，应该说是软软的、嗲嗲的声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腌鸡子！"

除了炸花生米与煮好的咸鸡蛋，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他见了谁都笑容可掬，见了小孩子马上用讲故事的声调说："跟妈妈要点钱，买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来了，买了花生米。他给花生米应该说是相当"抠门儿"的，但态度实在和气。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给得少，他就会慈祥地说："小少爷！您看我这花生米多干净！多油分！多个儿大！"确实，不论花生米还是鸡蛋，都干净极了。

一个月以后，老头从挎篮子变成了挑挑子，花生米从油炸发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鸡蛋从老腌发展到既有咸蛋又有茶蛋，还增加了瓜子、绿豆糕和炸油饼。

两个多月以后，他改成了推车，一辆崭新的售货车，以熟食为主，兼营白干酒。他仍然那样款款地、无腔无调却又多情地吆喝着："花生米！老腌鸡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从业历史的小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儿来，称得上是婉转入云。他的吆喝只是大声说话罢了。他有很好的音量与音色，只是没有旋律，"无调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个字足以使每个酒徒泪下，传达出了生活的艰难、酒的苦辣温馨、小贩的效劳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觉得他走得辛苦、卖得辛苦。如果你在这样美丽的笑容与动情的吆喝声中扬长而过，无动于衷，那简直是铁石心肠，罪过！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经开起了一座两间门脸的小铺，俨然食品杂货店的掌柜了。

以后我就顾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后期，我去这个小铺子买过一次东西。已经公私合营了，他穿着干部服，胖得出奇，没有吆喝，只有习惯性的微笑。

不久便听说他已病逝。

我始终觉得他的小小的发家史是一个难以思议的奇迹。

三

五十年代，我有几次机会去山西太原。在规整美丽的海子边公园附近，我吃过几次刀削面。很大的一个饭馆，从来都坐得满满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驰名的，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专卖面的馆子了，不知道是由于人们的口味与"消费档次"已经提高还是由于利润指标的提高。反正那个时候，海子边公园近旁的海子边饭馆里，坐着的都是吃三棱形劲道利落的刀削面的。

给人的印象比面条还深的是一位服务员。矮矮的个子，留着平头，椭圆形的头脸，一脸孩子气的笑容，只是眼角皱纹透露出他已经并不年轻。他一只手端三碗、两只手端着六大碗面，你没准觉得面的体积和重量已经超过了他本人。他是奔跑着来为顾客上面的，又奔跑着去算账。那时候都是先吃饭后交钱，不像现在的饭馆，不但要先开票付款，而且要为每一个瘪三样的塑料杯子交押金。人心何其不古了啊！

同店还有几个女服务员，但大家都喜欢招呼这位小个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笑容，因为他跑得快、账也算得快，一口清，声音洪亮。你一眼望去就可以认定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快乐的，甚至有几分得意的服务员，于是大家都叫他。他从这桌跑到那桌，从店堂跑到后厨，再从后厨跑到店堂。他满场飞，他满场飞跑着端面、拾掇餐具、擦桌子、摆碗筷、算钱、收钱、找钱，像一阵风，像是在跳舞，像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顾客都把目光投向他，欣赏着他的精力、热情与效率，满意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工作，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啊！

几十年过去了，再没有碰到过第二个这样工作的服务员。海子边饭馆和全国各地的各个饭馆一样，面貌一新。而我，对碰到这样的服务员却似乎愈来愈没有信心了。

四

目光，世界上没有比目光更有力量而又更费解的了。

在欢呼雀跃的场面里我看到呆木茫然的目光。在庄重深沉的嗓音后面我看到过傲慢而又闪烁的目光。当然也有谦卑后面的坚毅的目光，玩笑后面的大有深意的目光。

目光比人还难作假。

今年四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在京都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由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司马辽太郎主持。会上有一位身材苗条的老太太来见我，她长着一头黑发——也许是染过的。她和我握手，笑着，注视着我说："战争时候，我在华北。"她的汉语说得很慢。"华北"两个字说得非常沉重。我马上想起了我的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童年经历，想起"华北"在日本侵华史上的特有的含义。老太太继续笑着，说不清是苦笑还是喜笑。而她的眼睛那样深深地、深深地注视着我。惭愧，痛苦，留恋，感慨，友好，认错……我说不清，而她的"华北"两个字一下子复活了我的多少尘封已久的记忆！谁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又有多少变化和流露呢？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纤瘦的老人的目光。我甚至觉得，大老远的来一趟日本，我就是为了看看这百感交集、感从中来的目光。

1987年

2004·俄罗斯八日

一、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终于找不着了啊。

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机，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东诺夫的型号。我戴上耳机寻找一个哪怕只是听着熟悉一点的，没有苏联味道，但是至少有一点俄罗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着。

有意大利歌剧，有百老汇音乐剧，有交响乐，有爵士乐，大概也有俄罗斯的流行歌曲，摇滚风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往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说过太多，已经不能再说。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机上找寻歌曲的经验使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么？

历史，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许多"前"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飞机的服务极好，至少飞机上没有我国民航上常见的那种飞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飞机起飞十多分钟了，已经完全平衡地飞行了，空中小姐们仍然紧紧系住安全带，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国或有的那种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机组人员，先为自己再为人民服务的路子。直到统一宣布了可以不系安全带了，她们才开始走动，厕所也才开始启用，这是全球飞行业务中极严格的一批人，毕竟是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灵活"。

八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旁边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觉是原始的大片白桦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榉，像我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写过的。我还发现，在俄罗斯画家偏爱的风景画中，树木，特别是白桦起着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维坦的《春天和大水》。我的可怜的美术鉴赏能力和背景，使我喜爱列维坦胜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大师。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绍说列维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脱离苏联和远离俄罗斯方面是最积极的，它现在已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能把列维坦算做俄罗斯画家么？

莫斯科机场的屋顶仍然像是悬挂着金属易拉罐式的铜状圆环，像我二十年前看到过的那样。俄罗斯是一个金属与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完全是事实。这首歌是杜纳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经脍炙人口，中国的"进步"青年无人不唱，头两句的旋律还作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呼号，响彻全球。当然，机场里已经大大增加了商业气氛，而且许多是英语的标志、广告和霓虹灯，品牌也是国际化了的了，例如耐克的对号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红方""黑方"和更昂贵的"蓝方"，好像还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女子内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一九八八年访问匈牙利的情景，那时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当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绍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笔会领导人不断用英语说着——应该说是喊着："BrotherCountries"——兄弟国家嘛。

我也想到，一个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气壮山河的长篇讲演更持久？半个世纪多前，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中华少年革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位据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立过功劳的同志的宏文谠论。现在，不论俄国还是中国，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还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宇宙饭店

我和妻与原来的助手崔建飞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OS——"宇宙"饭店。说是前两年铁凝全家来旅游也在这里住过。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当然还没有拉斯维加斯或者葡京饭店那种规模。住房里可以看到称做"欧洲电视"的高塔和设计气魄宏大的加加林纪念碑，像是一个长长的大钝角三角形，最短的底边在下，最尖的一角顶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我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香港太古广场听俄罗斯（马戏团）小丑艺人唱这首歌乞讨的感受，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十一月十六日与十七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飞机上没有的地面上有。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有时她们俩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摇鼓。我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英语的girl最好译成"女孩"，俄语的"捷乌什卡"只能译成"姑娘"。这次旅行中，俄国译员把"捷乌什卡"说成"小姐"，我无法接受。

她们还在。民歌还在。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呼唤，似乎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爱情"酸曲"上回归。

尤其是她们唱的《有谁知道他呢》，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一九五三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有谁知道他呢》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苏联**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的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伟大实验未能成功，遗憾啊您哪。

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

顺便记一笔，关于斯大林虽然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人不见得愿意正面地谈说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欢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还在。几个俄罗斯朋友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三、给列宁鞠躬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红场。日程上写的是游览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离不开红场：克里姆林宫、红星、列宁墓——列宁斯大林墓——列宁墓，去过一次的人还会知道圣巴苏教堂、沙皇时期法国老板建的大百货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一九八四年，正好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那次由于目的地是塔什干，没有怎么在莫斯科活动，当时想去克里姆林宫或者列宁墓也排不起队。我那年住在俄罗斯饭店，出门就是红场。两支队伍摆在眼前，要排队，必须有枯立五个小时以上的准备。

现在的列宁墓则每周只开放两天，参观人数不多。就这样此地还不断有人发出取消这一陵墓的言论。我们在小雪中排队，大家都很严肃，一次次反复进行安全检查，进入陵墓以后不得出声，不得交头接耳。五十余年前，有幸去瞻仰过列宁遗体的人都对我讲墓前的红军卫士如何如铜像般一动也不动。现在倒是也没有这样严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宁的面孔与衣装新鲜明丽，我恭恭敬敬地给遗体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宁墓瞻仰得这样迟。

如果是当年……而现在俄罗斯不乏对列宁不敬的乃至亵渎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草率和随意呢？难道能够无视历史？难道历史就像打秋千一样地摇摆极端？

无言。无声胜有声。

我们也看到了红场检阅台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柯希金、斯维尔德洛夫等等。铜牌与字迹依旧。

我们进入了克里姆林宫，里边有一个现代化的办公会议楼，是依据赫鲁晓夫的命令修建的，为此拆除了大量古迹，真是得不偿失。许多次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开的。另一个简朴的楼挂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是现任总统普京的办公地点。更多的是看了里面的东正教堂，古色古香，蜡烛点燃，教堂特有的气味浓烈。苏维埃时期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馆，现在香火旺了起来。我乘机学到了一点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东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横，说明耶稣的头部也曾被钉住，下端一个斜横，高的一端是一位圣徒宁死不屈，至死承认耶稣是主的儿子，从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吓倒了改了口的软骨头，便从低端堕入了地狱。二分法的传统，"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罗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罗斯去。克里姆林宫正在脱掉意识形态的外衣。虽然大红星仍然闪烁。说是那红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资无数，用了不知多少昂贵的红宝石，使之昼夜闪光，明耀寰宇。现在也有激进人士不断要求拆星移星，当局以成本太高而财政困难不干。

我们也去了大百货公司。与一九八四年不同，现在柜台上摆着的多是西欧进口名牌货，应有尽有，规模与购物环境极佳。然后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大钟响了，正午十二时钟声"敲"出原苏联现俄罗斯的国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词是"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造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在小风雪中我们到了苏联一本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描写过的阿尔巴特街。一条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位的旅游街，街中心有卖礼品的摊档，而不是贴着墙根儿。过去，这里住过一些苏联要人**。现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和商业街。这里的俄式大餐实在味道好极。我们点牛肉，不是大块牛排而是罐焖，点鸡肉，上的也不是半只西装鸡而是基辅式的黄油鸡卷：把一片鸡肉卷成卷，内装洋葱、蘑菇、奶酪等馅子，外裹蛋汁淀粉，煎熟，使我想起当年莫斯科餐厅在北京开业时的盛况。不知是否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口味介于东西之间，我辈华人易于接受俄餐。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绿。所有的理念都应该通向生活。附丽于生活，就没有，至少有可能减少破灭和虚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

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虽然不乏高层楼厦，基本风格仍然是石块、砖木、水泥与钢筋结构，浮雕式的建筑，与纽约或者香港的玻璃钢梁摩天大厦风味不同。建筑并不林立，仍然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仍然是"能够自由呼吸"的足够空间。

妻一到莫斯科就说：莫斯科显得大气。我补充说，就像北京。人们常常批评北京已经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韵味，很可能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的申奥口号不是"新北京，新奥运"，而是"老北京，新奥运"该有多好。幸好，搞申奥翻译的人明了这一点，英语的译文就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迹。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伦敦矜持，罗马雍容而悉尼舒适，维也纳华美而柏林严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纽约高耸。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种我们在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身上已经领略了造型的所谓斯大林式建筑，在莫斯科一共七个。底盘大，楼层越是往上越是减少面积，像摆放好了的积木。正中的塔楼好像竖着一根旗杆，顶着一颗红星。我在布达佩斯等东欧城市也看到过苏联援建的这种类型的建筑。

据说斯大林原来下令修建四十处这样的大楼，作为二战胜利的纪念与二战期间莫斯科建筑受到的破坏的补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处，斯大林逝世，于是此种楼不再。现在的七处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学和俄罗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庞然大物。靠近红场最近的一处这样的大楼现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楼。

莫斯科河给莫斯科带来了好风水。到处看得见莫斯科河。来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学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栏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远处——其实不远，就是红场，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宁山，一首苏联歌曲《列宁山》是我们年轻时候最喜爱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说"之一"。"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峻峭的山岭多么神往……当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岭云云恐是译者杜撰，因为列宁山名为山，实际只是一个大高地，整个高地归莫斯科大学所有，开阔平坦。歌词里还有一句"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与现代环保观念不甚吻合，回忆起来有点滑稽。事实确是如此，从麻雀山看下去烟囱不少。其实当年我们开始搞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梦想也是到处架起烟囱，各种黑烟黄烟白烟红烟齐冒。

我在二十年前《访苏心潮》中写过莫斯科大学给我以傻气的印象，奇怪的是，这一次，在俄国人不乏对于斯大林式建筑的嘲笑抨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莫大"这种大楼也挺气魄。是不是我的审美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了苏联的变成"前"我反而遗老起来了呢？反正你不把它当成美梦看也不把它当成敌人看，你反而与之容易交往与沟通。这一回我两次造访"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许多游人，包括冻得发抖的穿着婚纱拍结婚照的少男少女。苏维埃时期则是结婚者必在这里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学，灯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视。雪花轻落，别来无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历史怒吼长啸，铁血生死，狂舞疾转，然后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学依然，生活依旧。现在有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就学。

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雪后，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五六个小时，而参加活动的时间只有路上时间的一半。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