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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留园、愚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

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地发言吗？我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清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呆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

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曲，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恬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她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嗡多灾多难的时代！

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盗名、大轰趋时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设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处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的时髦转眼被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1988年11月7日

伊岭岩的启示

为什么人们会对伊岭岩洞感兴趣？

人类的生活的**、生活的热情、生活的兴致实际上是无限的，是永远也不会完全满足的。

人们不仅需要此样的生活，这一个世界，人们还渴望着去了解、去体验彼样的生活，别一个世界。

于是有了沙漠探险，有了南北极的观测，有了向外层空间的高飞和向海洋深处的探寻。于是有了神话传说。

伊岭岩洞是小小的也罢，它提供的却是别一样世界，它与洞外的光亮的、辽阔的、各自有着鲜明的质的确定性的世界不同，它是模糊的、奇形怪状的、混乱而又有着自己的某种和谐的、无意义却又富于暗示性的。它们都是一种石头，但是它们给你的是一种小小的大千世界的纷纭繁复的感受。

奇奇怪怪，奇形怪状，这正是伊岭岩洞引人入胜的地方。如果岩洞里的石头就像我们常见的山石、河滩卵石……也就不会有什么人去看了。

奇与怪也是人们的一种追求——对于新的经验、新的感受的追求。奇与怪是一种突破，一种冲击，一种挑战，对常规的挑战，与常规的竞赛。

当然，并非每一种奇与怪都是美的、成功的、引人入胜的。好奇心可以出自崇高的思想境界，也可以只意味着一种低级的卑劣心理。分析每一种奇与怪的性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人应该具有打破常规的勇气。

伊岭岩洞是自然形成的，它能够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吗？

岩洞也正像山川大地、日月星辰一样，时时可以引起人们审美的情操和想象。

这是因为，第一，美与自然是不可分的。许多美的范畴，例如对称与不对称，均衡与不均衡，多样与统一，明朗与含蓄，都是大自然本来具有的特性，都来自大自然的提示。可以说，美是师法自然的。

请到伊岭岩洞一游吧，它会使哪怕是最高明、最大胆、最激进的雕塑家羡慕乃至膜拜。看那恢宏的气魄！看那奇诡的造型！看那无穷无尽的点、线、面、体、层次、空白、角度、距离、虚实、明暗、刚柔、伸缩、动静！有哪个雕塑家能够创造得出、哪怕是完备地想象得出这样一个艺术世界！

有时候，人们甚至觉得难以相信，这浑然一体的伊岭岩洞，难道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吗？大自然真有着这样博大精微的匠心？地理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可以对每一块钟乳石，每一个石笋，每一根石柱的形成和整个山洞的布局作出自己的解释。同时，从这些解释中，我们也可以悟到自然规律的美，不仅形象是美的，抽象也可以是美的。万有引力是美的，物态变化是美的，万物的合成和分解、融化和凝结、流动与固定，都是美的。

第二，哪怕是对最原始的自然对象的欣赏活动，也离不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离不开饱含着勇气和情感的艺术想象。这种想象，把自然对象本身所不曾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的某些性质赋予了对象，打破了物我之间的隔膜，沟通了自然对象与人的心灵。应该说，这正是艺术创造活动的开始，是一种初级的艺术创造。当你进入伊岭岩洞，为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和它们的布局而欢呼，当你兴奋地告诉你的同伴："看，那简直像一个木瓜！""啊，那像一头水牛！"这时，你已经在进行艺术创造的活动了。石头之所以被你认为像木瓜或者水牛，离不开你对于木瓜和水牛的经验，你赋予你的对象——石头以某些它本身并不具备的特质，可以说这是你赋予对象以生命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一个有着高度的艺术想象力或者叫形象思维的能力的人和一个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同游伊岭岩洞，他们的感受乃至趣味，会有很大的不同。

多数人并不习惯于这种想象，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想象缺乏足够的自信，这里，就看得出解说的重要了。当解说员按动灯光键钮，告诉游客这里是双狮迎客，那里是丹凤迎宾，这里是刘三姐对歌，那里是孙悟空下龙宫的时候，游客们争相观看，按照解说员的提示和规定去想象，然后一个个都服气了："果然！""就是像！"然后啧啧称奇，感到极大的满足。

可以这样说，解说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解说，游客也不过就是称奇而已，很难留下什么印象，无法把洞中的陌生的别样世界与自己熟悉的洞外的大千世界联系起来，因而大大减少了观赏的乐趣。

但是，也有许多游客靠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同样会得出与解说大致相仿甚至比解说更为丰富的有趣的印象，他们为什么还是离不开导游员的解说呢？这是因为，一经解说，这种想象便成了公认的了，而只靠自己想象，似乎没有把握。因为想象不像逻辑推理、三段论法，它愈独特就愈带几分冒险的性质。其次，什么都靠自己去想象，未免太累，太容易疲劳，于是懒于动脑的人宁可吃别人嚼过的馍。当然，一般地说，解说词是经过有经验的人，用较长的时间编纂出来的，它具有集体经验的性质，它比匆匆来去的游客的个人想象会更丰富更高明一些。

但也有一些解说是生硬的、强加的，因而是煞风景的。比如，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硬要说哪一块石头像哪一个民族的人物，或者硬要使伊岭岩具有某种政治意义，似乎石头可能说明某个政治命题，其效果只能是乏味的和失败的。

也会有那样的游客吧，他不完全听信解说，而更能纵横驰骋自己的想象。他不满足于哪块石头像什么，而能欣赏这石头本身的美丽。仅仅说它像什么显然无法揭示岩洞魅力的秘密，如果当真像得像实物一样，像动物园的标本一样，那还是伊岭岩么？而且你说像，我说不像，你说像这个，他说像那个，又有什么不好呢？也许，这里最值得思索的，不在于"像"，而在于这个岩洞的石头的"四不像"吧。谁知道呢。

1982年1月

音乐与我

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我曾经动情地描写林震和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的情形。那时候我也爱听《意大利随想曲》，它的曲调对我来说是透明纯洁的，遥远但不朦胧，清亮而又有反复吟咏的诗情。它常常使我想象碧蓝如洗的辽阔的天空，四周没有一点声音，突然，从天空传来了嘹亮的赞美诗般的乐声。

在我的小说《布礼》里，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是用唱歌来回忆他们的生活和道路与过往的年代的。

当年的战斗的、革命的歌曲，如今唱起来还具有某种怀旧意味，一唱某个歌，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了，这真叫人感动。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真惭愧，但是我爱唱歌和听音乐。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里，不仅《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古怪歌》是鼓舞学生们反蒋反美的斗志的，就连《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喀什噶尔的姑娘》这些歌也只属于左翼学生。拥护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少数学生是一批没有歌唱也不会唱歌的精神文明上的劣等人，也许他们会歪着脖子唱"我的心里两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是的，好歌，进步的歌，健康的、纯朴的歌，永远只属于人民，属于新兴的阶级而不属于行将就木的反动派。

《歌神》和《如歌的行板》干脆一个以维吾尔歌曲、一个以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来贯穿全篇。特别是后一篇，"如歌的行板"是全篇的主线，又是这个中篇小说的基调，小说的结构也受这段弦乐四重奏的影响，从容地发展进行，呈示和变奏，爬坡式的结尾。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些直接写到歌曲或者乐曲的篇章或者片断的作品，（还有《春之声》呢，"春之声"双关的语义之一便是约翰·施特劳斯的那个著名的圆舞曲）。从整体来说，我在写作中追求音乐，追求音乐的节奏性与旋律性、音乐的诚挚的美、音乐的结构手法。

我常常自以为六十年代我写的短篇小说《夜雨》是一个钢琴小品。全篇是"""滴滴答答""哗哗啦啦"这样五次互相颠倒与重复的象声词来作每一段的起始，这是风声、树声和雨声，这也是钢琴声。

那时候（现在也一样）我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四季》中的《十一月》（即《雪橇》），当然，我写的《夜雨》要稍微沉郁一些。

另一个短篇《夜的眼》，我自以为是大提琴曲，而《风筝飘带》里，佳原和素素在饭馆里对话的时候我总觉得在他们的身后是有伴奏的，他们说的是"老豆腐""四两粮票两毛钱""端盘子"，然而他们的真情流露在伴奏里。后来佳原的奶奶死了，几天没有到素素的清真馆来吃炒疙瘩，素素恍然若失，想起了在内蒙插队放马时失落了小马驹的悲哀。我又写素素和佳原的再见面，又写幻想中小马驹的奔跑，如果说素素和佳原的再见面是用弦乐来表现的，小马驹的奔跑则像是敲响木琴。把木琴插进去，也许能更好地衬托出弦乐。

《春之声》里也写了歌和乐，写的是德文歌和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但这篇小说本身，我自以为是中国的民乐小合奏，二胡、扬琴、笙、唢呐、木鱼、锣、鼓一齐上。《春之声》里用了大量的象声词，"咣""叮咚叮咚""哞哞哞""叮铃叮铃""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咣嘁咣嘁""喀楞喀楞""咣哧""叭"……本来就是写"声"的嘛。

那么《海的梦》呢？也许我希望它是一只电子琴曲吧？

《蝴蝶》大概是协奏曲，钢琴的？提琴的？琵琶的？《布礼》呢？像不像钢琴独奏？《相见时难》呢？

一九五三年我开始写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最感困难的是结构。那时，在我心目里，是有一批人物、有一系列生活画面、有一些激情的，怎么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呢？这可苦恼死我了，原因是，从一动笔，我就没有采用那种用一条完整的情节贯穿线来组织全篇的办法。

就在为《青春万岁》的结构而苦恼、而左冲右撞、不得要领的时候，我去当时的中苏友协文化馆听了一次唱片音乐会。我已经记不清那是谁的作品了，反正是那时一个苏联作曲家的交响乐新作。交响乐的结构大大启发了我、鼓舞了我、帮助了我，我所向往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应是这样的呀，引子、主题、和声，第二主题、冲突、呈示和再现。一把小提琴如诉如慕，好像是某个人物的心理抒情。小提琴齐奏开始了，好像是一个欢乐的群众场面。鼓点和打击乐，低沉的巴松，这是另一条干扰和破坏书中的年轻人物的生活的线索，一条反抒情线索的出现。竖琴过门，这是风景描写。突然的休止符，这是情节的急转直下。大提琴，这是一个老人的出场……

我悟到了，小说的结构也应该是这样的，既分散又统一，既多样又和谐。有时候有主有次，有时候互相冲击、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有时候突然变了调、换了乐器，好像是天外飞来的另一个声音。小说里也是这样，写上四万字以后，你可以突然摆脱这四万字的情节和人物，似乎另起炉灶一样，写起一个一眼看去似乎与前四万字毫不相干的人和事来。但慢慢地，又和主题、主旋、主线扭起来了，这样就产生了开阔感和洒脱感。狄更斯的小说——如《双城记》就很善于运用这种天马行空百川入海的结构方法，而我，是从音乐得到了启示。所以说，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不但要设想它、认识它、掌握它，而且要感觉它。

音乐是我的老师，当然，音乐也为我服务，它可以引起我的回忆，触发我的感受。当我写《相见时难》的时候，我不停地与蓝佩玉和翁式含一起重温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些歌儿。我是哼哼着那些歌写作的，包括儿歌"我们要求一个人……""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也包括用徐志摩的诗谱写的《偶然》。这首歌我本来几乎早已忘了，不知道是因为写《相见时难》而想起了《偶然》，还是因为一九八○年秋在美国衣阿华大学参加"中国周末"时偶然听到了《偶然》（只是片断地听了一两句），才触发了我要写《相见时难》，并从而忆起了这首也许并不太好的歌的曲和词。

当然，更多的时候，音乐给我以美的享受和休息。我说过听音乐是给灵魂洗澡，使人净化的说法。当我因为工作杂务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当我因为过分紧张而失眠、焦躁的时候，听上一个小时的钢琴曲或者管弦乐就能把自己的心理机能调整过来，从而获得心理的以至生理的好处。如果能够有机会和条件自己唱上一阵子所喜爱的歌，我的心情就会更加舒畅。可悲的是，对我的歌声表示愉快的人大概远远少于听到我唱歌就捂耳朵或关紧门的人。

除了西洋音乐，我也喜欢民族、民间音乐与群众歌曲，刘天华的二胡曲——特别是《光明行》里的"副曲"使我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电台很少放刘天华的作品了。我差不多可以哼哼出《二泉映月》的全曲来，比较起提琴协奏曲，我宁愿听《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在《相见时难》里我写到过《雨打芭蕉》，我也许更喜欢《彩云追月》，当然还有《紫竹调》和《三六》。戏曲音乐里我首先喜欢河北梆子，那种高亢而又苍凉的唱腔常常使我想起"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诗句，这大概是我作为河北人的唯一标志了，其实我已经是出生在北京而不是在河北农村。京韵大鼓和单弦牌子曲，蒙古拖腔和维吾尔民歌，云南《猜调》和东北《丢戒指》，黄虹和郭颂，李谷一和才旦卓玛，我都喜欢。当然，我也同样喜欢真正意大利男高音唱"，梭罗米藕"（《我的太阳》），我有这个原声带。

音乐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了，而我对音乐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手指头帮着数，我大概认不下五线谱来。我所以写了这么一大篇，不是想谬托"知音（乐）"，不是想冒充音乐的行家，而且我很担心我的上述杂感有专业性、知识性的错误。我只是想对读者和同行说，更多地去爱音乐、接触音乐、欣赏音乐吧！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不完全的生活，不爱音乐的人也算不上完全的爱着生活的人。

1983年2月

华老师，你在哪儿？

在我快要满七周岁的时候，升入当时的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二年级，那是一九四一年，日伪统治时期。

我至今记得北师附小的校歌：

北师附小是乐园，

汉清百岁传。

…………

向前，向前，

携手同登最高巅。

第二句的"汉清"两个字恐怕有误，如果这个学校是从汉朝办起的，那就不是"百岁传"，而是一千几百年了，大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古老的学校。

在小学一年级，我们的级任老师（犹今之班主任）姓葛，葛老师对学生是采取"放羊"政策的，不大管。遇到天气冷，学校又没有经费买煤生火炉，以致有的小同学冻得尿了裤子（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并不觉得不光荣的经历），葛老师便干脆宣布提前散学。

二年级换了一位老师叫华霞菱，女，刚从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毕业，二十岁左右，个子比较高，脸挺大，还长了些麻子，校长介绍说，她是"北师"的高材生，将担任我们班的级任老师。

她口齿清楚，态度严肃，教学认真，与葛老师那股松垮垮的劲头完全相反。首先是语音，她用当时的"国语注音符号"（即ㄅ、ㄆ、ㄇ、ㄈ）一个字一个字地校正我们的发音，一丝不苟。我至今说话的发音，还是遵循华老师所教授的，因此，有些字的读音与当代普通话有别。例如"伯伯"，我读"bāibāi"，而不肯读"bóbó"，侦察的"侦"，我读"蒸"而不是"真"，教室的"室"，我读上声而不肯读去声等等。为"伯""磨"之类的字的读法我还请教过王力教授，他对我的读音表示惊异。其实我出生就在北京，如果和真正的老北京在一起，我也会说一些油腔滑调的北京土话的，但只要一认真发言，就一切按照华老师四十多年前教导的了，这童年的教育可真重要。

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经常对一些"坏学生"训诫体罚（站壁角、不准回家吃饭），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怕她。但她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得哭了个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比葛老师强百倍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注音符号拼的。那句子是：

"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勤劳，她不懒惰。"

华老师在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

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希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而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说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壁角去。

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一节是写字课时，课前预备铃已经打了，回家取已经不可能。

我心乱跳，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了笔墨纸了吗？"

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

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她问："你们说怎么办？"

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壁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啊，我完了。

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去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

听了这个话我真是绝处逢生，我喊道："同意！"

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

事后她把我找到她的宿舍，问道："当×××（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无地自容。

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里仍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

又有一次修身课考试，其中一道答题需有一个"育"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了好几次这个"育"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悄悄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

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

我一下子又两眼漆黑了。

又是一次促膝谈心，个别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十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布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

华老师有一次带我去先农坛参加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还带我去一个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我借用了写到《青春万岁》里苏君和杨蔷云身上。

运动会开完，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到了东四，我仍然下不来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站……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从此，我反而与华老师更亲了。

那时候的小学，每逢升级级任老师就要换的，因此，一九四二年以后，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此后也有许多好老师，但没有一个像华老师那样细致地教育过我。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号召一部分教师去台湾任教以推广"国语"，华老师自愿报名去了，据说从此她一直在台北。

日前我得知北京师大附小的特级教师关敏卿是当年北师附小的"唱游"教师，教过我的。我去看望了关老师，与关老师谈了很多华老师的事。关老师在北师时便与华老师同学。后来，关老师还找出了华老师的照片寄给我。

华老师，您能得知我这篇文章的一点信息吗？您现在可好？您还记得我的第一次造句（这是我的"写作"的开始呀）吗？您还记得我的两次犯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珠市口一带吧？对不对？我真想念您，真想见一见您啊！

1983年5月

我的一日

早点起床去看丁香，我和妻商量好了的。十天以前起了一个大早去天坛公园看了桃花，桃花已过盛时，丁香含苞欲放。此后便不得闲，公务之后还是公务。

早五点四十分起床后双双换上了旅游鞋。妻一再指出她新买的福建产的旅游鞋质量远优于我三年前买的那种，材料更加轻柔，式样更加美观。我表示完全信服。于是我们跑跑走走，六点前便到了陶然亭公园。

好生杀风景也！陶然亭正是打扫时刻，到处在横扫一切，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别说已误了丁香花期，就是天再好、花再美、兴致再高也经不住这百八十个扫帚的直推横扬。记得报纸上登过读者来信，恳求各公园把清扫时间改在开园以前或净园以后，大概实行起来有困难吧？

吸饱满肺尘土后回到家里洗头洗脸，洗干净了，心平气和地上班去。

下午去北京大学参加授予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我与井上先生去年夏天在西柏林艺术节上曾经巧遇，去年秋天又在参加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例会的开幕式上谋面。此次见面，井上老益发容光焕发，谈锋劲健。人逢喜事精神爽，概莫能外。仪式举行得干脆利落，数百名青年学生虽未有讲话机会，但坐在大厅里，从他们的笑容和掌声里仍然让人感到青年一代的热情。

回家吃饭时，接到电话，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老作家韦君宜同志突然发病，住进了协和医院，我连忙赶去。君宜同志处于半昏睡状态。君宜老太太虽然不久前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她一直处于极紧张兴奋的工作状态。她一面长、中、短篇小说不停地写作，一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业务活动。几天前在北京饭店，在"人民文学奖"发奖大会上她还即席讲话，音调铿锵，声音洪亮。今天下午，她主持研究作家协会期刊工作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一个会议的事，正发着言，忽感不适，右手功能失灵，语言产生障碍，急急忙忙送到了医院。

说是她多日既兴奋又郁闷。兴奋于自己要写的东西，要做的工作。郁闷于从第一线退下来了，还没有完全适应非第一线的"无官一身轻"的生活。她又顶认真，忧国忧民，忧文忧艺，发表了一些见解，有时不能得到及时的理解和共鸣，颇觉不安不快，心里得不到平衡。这些，都是病因。当然，最根本的病因还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老"字。不服老是雄心，但"老"却不管你服抑或不服啊！

几十年来，君宜对我关心爱护备至。五十年代她主编的《文艺学习》开展过对我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我曾受到她和她的丈夫杨述（当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开导关注鼓励。六十年代，空气略略松动一些，她就为《青春万岁》的出版而奔走，终于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成功。一九七八年，国运再造，君宜立即关心我的一切……前不久还收到她送来的新著《母与子》。这位老太太的善良笃诚认真坦直，于今也是不可多得的了。

但愿她能战胜病魔，重操笔墨，完成她的诸多心愿。

莫非是"哈雷彗星"靠近地球造成的祸患么？丁玲、朱光潜、聂绀弩相继辞世，之后艾青患病，现在又是君宜。就连正值壮年的李准也因脑血管病辍笔两年了……哈雷哈雷，何迫众文星之急也！

从医院出来，又赶到了民族宫，看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魔方》话剧。迟了一个多小时，看了戏的后半部。其中一个哑巴说话的片段，倒也有味。哑巴多年无法说话，一旦治愈能说，不免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哑巴患了多语症，或者用中医的说法叫做"话痨"，却原来比不吭声更讨厌，更令人受不了……荒诞乎？幽默乎？象征乎？扯淡乎？

晚上入睡前喝了一听"汉尼肯"啤酒，一位远亲送的，荷兰产，如今是行销全球的最佳啤酒之一种。睡下的时候，我又回味了一下最近写的几首诗。这大概也算"腹稿"或者"推敲"吧。老了老了，我还能得到诗神的恩宠吗？

我知道我写得再好也不是诗。

如果你没有收到没有读到的话。

1986年6月

我和图书馆

从小我就喜欢读书，与图书馆的感情是通过书建立起来的。

在我十岁前后，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小绒线胡同，旁边的太安侯胡同里有个民众教育馆，教育馆里的图书室很小，但对我却是个吸引力很大的地方。一有空，我就去那儿看书，一去就坐到闭馆时分。大概常去看书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个头儿最矮，而且又常是最后一个离馆吧，管理员对我非常熟悉。到了冬天，天黑得很早，炉火快灭时，呵口气便凝成了雾，手都冻僵了。管理员见我还在看，就总是和气地催促我说："小孩儿，该回家啦！"

因为那个图书馆的图书不外借，所以有许多书我是坐在馆里读完的。最初吸引我的是一批武侠小说，《小五义》《大宋八义》《七剑十三侠》等。我还借阅过《少林十二式》《八段锦》《太极拳式图解》等讲练功的书，也照书练了一阵子，但收效甚微。渐渐的，冰心、沈从文、丁玲的书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越来越热爱文学了。

上初中了，我开始去北海旁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最初，因为我个子矮，不像中学生，进门常受到阻拦。初二时戴上了眼镜，显得"老成"了，就不再受阻了。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等书时的焦急，查卡片倒是很快，交上去后，就坐在规定的位子上等。有时要等四十分钟甚至更久，才有人将书从库中调出送来。如果等了半天，听见的回答却是："这两本书已经外借了！"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就靠在这宫殿式的图书馆里借书读，我读了鲁迅的一批杂文，读了巴金、许地山、朱自清、刘大白以及胡适的一些作品，读完了《士敏土》《铁流》和一批世界文学名著。在北图借阅的这段读书生活，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当时连自己也未曾想到。

惭愧的是，工作以后我不再是图书馆的常客了。当然，我还常常从作协、文化部的资料室直到北京图书馆外借书籍。一九八七年我在文化部任职的时候，主持了北京图书馆新址的施工验收与开馆事务，这使我十分高兴。

能不能在图书馆把屁股坐稳，是一个人治学做文的心态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志。忙于蝇营狗苟、陷于是是非非、乐于咋咋呼呼、迷于拉拉打打的人是坐不住的，他们的屁股眼里老是像插着草。这是很值得同情和怜惜的。但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看到别人在图书馆用功居然会生气，他们总是要无事生非，横生枝节，不把旁人也搅得读不成书他们就不肯罢休。对这些图书馆的克星，该怎么办才好呢？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