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某些心情

真羨慕你的忙，贝丽！其实我前天从你家门口经过的，并且看见你的大女儿骑了车放学回家，正天真地按着车铃代替叫门，铃声零零零急切地响着，想见你扔下炒菜铲子，用围裙擦抹头上的汗珠，赶着跑出来给女儿开门，然后又匆忙地跑回厨房，拿起铲子，赶快搅动锅里快焦了的菜。这时我怎好再进去打扰你？所以我略一犹豫，就让车子过去了。谁想到你昨天就来信说要我到你家聊聊呢！

我的工作是呆板的，人家问我：“你管什么呀！”我说只管画一些图。问我的人一定很为我高兴，“啊！那不正是你所喜欢的吗？怎么找到这么一份对你合适的工作哪！”我会以微笑来答复朋友对我的关心。其实，我画的是什么图啊？只是统计图而已！但我仍要感谢替我找到这份工作的朋友，当他们说要找一位会画图的职员时，我的朋友一下子就想到陷于困境的我，正是个会画图的人。我呢？我是只急着想找一份事。就满口答应下来了！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当然会画啦！我学的是这一门儿嘛！其实，我学的各种图中，却没有统计图呀！。我真是大胆，正像你们北平人说的：人急悬梁，狗急跳墙！我就像狗一样的急，从图画跳到统计上来了！我跑到图画馆看了一天统计方面的书籍，就大摇大摆地上工了。

乡下的空气真好，蓝天很广大，到了黄昏，人就像浸在浓色的葡萄酒里，照图画的眼光看来，美极了。这时我下班了，夹着图画板，踏着清洁的石子路回我的住处去。我逢人点头微笑，仿佛是一个忙碌工作了一天的人，现在要回家享受愉快的家庭生活了！其实，我摘取一片路旁小树上的叶子，放在嘴里嚼，非常寂寞。

这时我就会想，去看贝丽吧，听她谈点儿什么也是好的呀！

我回到住处，不想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做的。洗我的手绢，吸我的香烟，想我的心事。我但愿忙碌，并不愿想心事。周围没有可谈的人，我像站在一片荒岛上。这难道是我自找的？我有时也真想有点儿腰酸骨痛的毛病来折磨折磨自己。这个想法太该打了！

带上我的亲吻给你美丽的女儿吧，她是一个大姑娘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你的女儿这样大吧？但是我第二次见你，却是在远隔了二十年后的现在，说起来可真是老朋友了，虽然中间有二十年我们彼此都没遇见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形。我很珍惜我和你再见的这段友情，因为你曾看见了我的最初的“某些情形”，又看见了我现在的“某些情形”。

当赵先生跟我说，有一位我的“老朋友”在打听我时，我记不起你是谁了，说实话，就是赵先生把我带到你家时，我见到你们夫妇，似曾相识，却没有深刻的印象了。但在北平和你们几次的交游，却深切记得的，都是艺术、戏剧和新闻界的朋友。大家是又亲切、又热闹，你们是夹在其中的两员，这个记忆是整体的，所以不能单独记起你们俩了。你们俩那时还没有结婚，也在热恋中吧！啊！像我们俩一样的，是在热恋中啊！

接到你的信，我写在这儿停住了。十天下来，我想把信撕掉，人到你那里去聊聊，还不是一样么？可是说话和写信，常常是不同的，尤其对于笨嘴拙舌的我来说。上面写写停住了，因为它勾起了我的“某些心情”。

当赵先生给我们重新引见了以后，天真的你，马上就提起当年事来，虽然多年来我不愿意再见到老朋友，但是这次我既然出现了，而且出现在老朋友的面前，那么我就不在乎你们喜欢谈起当年事了。所以，我们初次重见，确实像老朋友一样，我很讲了一些经过给你们听。只是，我所讲的，是“情形”而不是“心情”，我的心情，我们留待着慢慢地讲，不要一次把话都说光了，我们的友谊就又断啦！一笑。

最近恐怕不能到你处去了，统计图的工作，忽然繁重起来，据说是“上头”要了解我们的详细情形，所以加紧加班，这回可给了我忙，不必再羨慕你了。

喜欢我昨天给你的一张画吗？人是要忙才起劲儿的，我越是统计图画得多，便越报复地想画我自己的画。儿童心理学上说，儿童到了某个阶段，是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所以孩子们在几岁时便常常吐出“不！”这个字眼儿来。我却以为，反抗意识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哪分什么年龄！你说是不是？贝丽？

我就是一个反抗者，虽然许多次失败了，但我仍然在反抗中，我连画统计图都反抗。我不能以“不画”来反抗，却以“画别的”来反抗。这便是我最近作画的情形，也是我送你一张画的来由。

我结婚的时候，他有意要我搁下画笔，不是不要我画，而是要我离开艺术界的朋友。我也很想这样，扔掉“过去”吧！跟完全不相干的他合作吧！他和我的籍贯，天南海北；他和我的志趣，毫不相投。贝丽，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的母亲的婚姻，不都是这样陌生的结合吗？

这个人是母亲替我找来的，据说他可以原谅我的一段荒唐的过去，因为我是被欺诱的，是值得原谅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要搁下画笔，以及艺术方面的，不管什么。艺术所招致来的浪漫生活害了我，他们给我这样的警惕。

我当时完全麻木了，因为确实那个人毁了我一下，然后他走了，给了我这么样的难堪。我恨他，所以我听从了母亲，嫁给另外的一个人。这回是真正地“嫁”了，母亲拿我当做一块儿纯白的玉，给了我丰富的嫁妆，一礼堂的客人（除了没有艺术家们！），粉妆玉琢地把我送入了洞房。一切从头儿做起，谁知道我身心受了多么大的创伤！

想来也很滑稽，贝丽，一个女人怎么能第一次是随便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第二次反倒正正经经地结起婚来了？

我的确没有再“艺术”了，那些朋友都渐渐地淡忘了我。但是我在家里也还是被容许“艺术”一下子的，比如我有一本速写本，上面画满了我的寂寞，我想起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就画上去。他根本不看的，也从来不问，视若无睹。但是有一天我画了一只小提琴，我们却有几个月没说话。你的先生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想他不是的，他见了我总不忘记跟我开个玩笑，好像我和你们二十年来一直是没有断过往来的老朋友似的，他多天真有趣，你的先生。可是他却不啊！我希望他把那张提琴的画撕了，跟我吵一顿，然后我负气出走，他把我劝回来什么的，但是没有，有什么比不说话更可怕的？贝丽。

可是这样的生活，二十年下来了。

贝丽，不用说，那只小提琴的图画，你是明白的。你也曾是小提琴的听众，不是吗？

那时我心中充满了不顾一切的意志，跟着他的琴声到了你们那个北平。一下火车，人们就把我们拥进了一个什么楼，吃着又肥又油又亮的烤鸭子，我是不是那天认识你的？贝丽？我不记得了，男男女女一屋子，听说有记者，没有你们吗？你不是说，你曾是一个小小的女记者吗？

人们没有发现我，因为他是那天的英雄，他们正在给他安排演奏的日期。我喜欢看英雄，我倾倒于他，失身于他，在你们那个北平。然后回到南方，我就被扔开了。太快了，他的琴声我还没听清楚呢？你听清楚了没有？贝丽？他奏的难道不是协奏曲而是暴风雨前奏曲吗？

后来人们注意起我来了，说小提琴家身边有个女孩子，有了一些传言，或真或假。后来说开了，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北平离南方那么远，离我的家那么远。我倾心于他，恐怕已经流露在我的举止和表情上了吧？小小女记者，你当时的观感如何？

贝丽，想当年，我们在北平游山玩水的那一阵，当然，我和你谈不上互相了解，我们认识得很浅。但是现在我一看到你，就等于翻开了自己的历史。

上西山碧云寺、卧佛寺的那次有没有你？有的，你说过。我们合拍了一张照片，所有的人排坐在碧云寺的石牌坊下，只有一个横躺在咱们大家的前面，学着卧佛的姿势，那就是他。他很高，非常地英俊。我已经委身于英雄了，愿意做他的琴，被他提携着。

贝丽，希望你不要勾起我的回忆吧！我现在是一块儿又湿又烂的抹布，随便甩在那儿。对女人来说，是悲惨的，但也极普通。

写了这些，仿佛太远了，没有主题，谈不拢，你也许以为我是感到悲哀而写的，别那么以为，我因为高兴才这样写点儿跟你聊聊的。你的时间比我宝贵，但是我猜想你还是喜欢有个圈外的朋友跟你谈谈吧！

我认识你的那年，也是我刚踏进人群中“混”的时候，时期不长，便结束了社会生活，放弃一切，嫁人回到家庭来。现在，我又出来“混”了，可是好疲倦啊！没有以前那种勇气了，你看也看得出，先这样混混再说吧！我既然已经出来了。

回了南部一趟。大老远地从屏东给你带了一个大西瓜，从火车上提下来差点儿没砸烂，送到府上你却没在家。听说你给孩子们买花布去了。你的女儿很高兴，她说妈要给我们做篷裙，每件要四码布。我的天，她们高大得这样费材料了吗？你的兴致怎么这么高？你的女孩子围着我，问我墙上挂的画是画的什么人？抗战时期西南行脚，我画了一些苗女，这次我回家，顺便到屏东不远的山地门，又画了一些当地妇女。我很喜欢画乡土色彩的服装人物，但是我不会做衣服，这次回家，我买几件衬衫给孩子，如果我会做，孩子一定更高兴。

我是为了孩子有病回去的，我陪伴他，他说：“妈妈，你在身边，我生活得比较有意思。”你听听，讲这种话了，你还忍心走开吗？可是我仍然走开了，又回到北部来。我要摆脱那种几乎窒息了我二十年的空气。这反抗的心情，是这样强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是可以放心的，父亲待他非常好。我们的女儿，很小很小在抗战的后方就夭折了，现在我们唯一的只是这个儿子啊！他很爱说话，不像他的爸爸。现在的孩子，真是了不得（你不以为我是在夸“儿子自己的好”吧），我决心再离开家时，曾征求儿子的意见，他仿佛毫不在乎，挥挥手说：

“你要去，就去算了，我同时面对着你们俩时，就想开窗户。”

“为什么呢？”

“空气特别地闷人！”

哟哟！他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所以我就放心地北来了。

但是贝丽，我最近可能到花莲去看看，太鲁阁你不是很喜欢吗？我也要去走一趟。

贝丽，你最近听到了什么没有？关于我的，有没有人讲到我？有一天，我听到一件事情，便喝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激动，按住我的心口，嘱咐自己安静下来，但是不可能。我的年龄，我的多年沉静的心境，是不应该这么激动的，可是我忍受不了，最后还是决定到花莲去。

我这时的心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一点儿也不能透露给别人，苦极了，这才叫折磨，好像一块儿绸子，从那结实的边沿，怎么也撕不开，让我剪开—个小裂口吧，让我用力地，从那剪口，一下子就撕开了。要用力才行啊！要有勇气才行啊！

贝丽！我是在屏东的家里给你写这封信的。我又回来了，离开了花莲，离开了台北。孩子太想念我了，他说：“我说让你走，那是安慰你，我知道你闷气，要你去台北散散心。但是你走了，我的生活少了许多趣味。”

你听，他说话竟是老腔老调的！他又说：“妈妈！你的枕头好香啊！”

其实，我是懒散的人，不太整理衣物，我的枕头怎么会香呢？不过是孩子想亲近我罢了。

因此，我就回来了。

确是“因此”，我才回来的吗？啊！贝丽。

我没有去向你辞別，怕让你看见我憔悴的形容。从花莲回来，我就病倒了，太疲倦了，太疲倦了，这身心。我想去看你，拖不动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却把自己拖回了屏东的家。

贝丽，我负气自家中出走时，是决心要在外面闯天下的，当然，“天下”谈不到，我只想给自己找个安身之地，我只想摆脱那沉闷的人二十年来所给予我的一切。贝丽，我不是讲他不好，他对人、对事，都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跟他合不来。我并不恨他。听说没有恨，便没有爱，是吗？

可是这回我做了“回汤豆腐干”——江浙人的说法。

贝丽．记得我临去花莲时给你的信吗？我的心突然充满了旧日的情感，跑到花莲去。在那信上，我几乎向你冲口说出来，可是又忍住了。

是我听说他在花莲。

在那样一个境况下——烦闷欲死，无可奈何的境况下，听说他在花莲，立刻激起了我胸中的浪涛，它把我撞击得东颠西歪，我一点儿也把不住自己的舵了。我为什么这样呢？他是我所恨的人啊！但，贝丽，他也曾是我所爱的人啊！那种倾心的爱，在他以前和以后，都没有道的。我不是感情的骷髅，我毕竟是曾经爱过的。我要去看他的心情，高昂极了，不可压制。我喝了许多酒，想烂醉下来，克制自己，但是不可能。也许将近二十年来，我的感情抑制得太厉害了，它今番崩溃了，我心中的堤坝不足以防。

有近二十年，我没有听到他的信息了，并不是因为我离开艺术界的关系，而是那时他也从艺术界消失了。报纸上看不见他演奏的报导，曾听说过，他的女人，一个一个地换下去，他只喜欢女人，不喜欢他的提琴了。对于他的情形，我知道到这个地步为止。

苏花公路上，看无边的海洋，心胸忽然开阔了，北平游山玩水的情景，不住地随着眼前太平洋此岸的波涛，向我心海中灌注。英雄的形象清晰了，海上传来协奏曲的柔和的韵律，一切都显得美好。忘记时间，忘记怨恨，仿佛我是在北平的那年春天，蒙着头纱，小驴儿和你们爬香山的心情。听说从香山那个双清别墅再往里往上爬，可以爬上了“鬼见愁”那块山头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贝丽，我的记忆错不错？苏花公路也是一条令人喜爱又惊悸的公路，有人形容苏花公路的惊险说：“不可不去，不可再去。”其实没那么严重的，但是在清水断崖那些狭路的转弯，真吓得让人闭起眼睛来，因为司机在转弯，你却以为他在朝海里开！这激荡的心情，不正像小黄驴依上山小路在奔驰一样吗？为了一个莫名的希望，惊险就不算惊险了。

花莲有一所中学，办得还不错，听说他在那里教书。我天真地想，他受够了女人的折磨了，心情趋归宁静，找到花莲那个遥远又安静的地方住下来，教教书淡泊自如。他的住处，傍着山脚，竹篱笆的围墙，桧木的地板，充满了乡土色彩的竹器，有一个阿美族的小姑娘给他烧茶煮饭，在窗下听她独身的主人的琴声。……

我的来临，会使他惊异而惭悔的，我也许会向他苦笑，他可能说：“珊珊，你一点儿都不老！”是的，我一点儿都没有老，我这时的情感，是留连于北平时的情感，怎么会老呢！

啊，满纸荒唐言。

我没有因为要去晤见他而感到紧张，我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以前，想得那么多，如今还有什么可想的呢？因此我的心隋也变得极宁静，像走一条熟悉的回家的路，踏进了中学的大门。

传达室的工友回答我说：“有洪丹里这么一位老师。”说他住在校园后门外右边那间小房子里。

我的步履缓慢了。我来时急于要看见他，但是现在快到了，我反倒愿意有一个从容的时间，有一条比较长而曲的路，通到他的住处，好让我多走一会儿，多盼一会儿。

贝丽，让我再说下去，未免对我太残忍，但是我知道你急于看下去，你替我捏一把汗，不知我将如何会见他。贝丽，有一两分钟的凝视，我就离开了，那一团火炽的希望，竟熄灭得这样快！

的确有一道篱笆墙，小木板门敞开一扇，有一个老头儿在扇一炉火，他直起身子来，背是佝偻的。我想上前打听一下的时候，这才立刻发现，这佝偻的老头儿，就是我要寻找的梦中的英雄！我马上把伸进木板门的一只脚倒退出来。有一个小脏孩子从屋里出来，冲着他叫爸爸，他厌恶地用扇子把去拍打那孩子，我凝视了一下，不等他抬起头来，我就返身走开了。

这不是会见，只是奇异的瞥见，没有惊喜，没有情义，没有怜悯。

但是我回到台北就病倒了，我只感到身心从来没有过的疲倦。一张薄木板床托住我的生命，我的失落的心情，很苦呢！

就在这时，小儿子的信来了。他说了前面我所写的话，他又说，如果妈妈你不督促我读书，我就参加恶性补习的行列吧，中学考试太难了。

贝丽，其实我没有资格把自己搁在伤感的情绪里的，看看我能不能让自己从难堪的现实中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