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友情

似乎只有春夏两季的岛上生涯过得真快，一转眼间就是三年了。今天，白天听着巷子里叫卖椪柑的声音，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着木屐，吹着笛子从窗前经过，和三年前自基隆舍舟登岸后，借住在东门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样。

邻居的一品红开得正盛，陪伴着一株高大的橡皮树，在墙头迎风招展。在北平，这是珍贵的“盆景”，此刻正陈列在生了洋炉子的客厅里，和冷艳的腊梅并列。

想到了北平，便不能忘怀扔在那时的一大片，家搬到那里二十多年了，可留恋的东西实在很多，衣服器物，只要有钱原可以再购置，但是书籍，尤其照片，如果丢了就没有法子补偿。更可怀念是那一帮朋友——那一帮撇着十足京腔的朋友，他们差不多都没舍得离开那住进去就不想走的古城，现在不但书信不通，简直等于消息断绝。

这些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乡，有的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的资格。我们从梳着两条小辫儿一同上学到共同做事养家，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方法，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这城圈儿，现在却像分居在两个世界里，不知何日重见。和这些朋友彼此互悉家世，了解性格，而且志趣相投，似乎永远没有断交的可能。但是经过长期的和世事封锁，将来再见，也想象不出他们那时是何等情景了。

我刚回到台湾时，幸运的是家人大部分团聚，甚至还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不过寂寞的是友谊突然减少，偶然有剩余的时间，觉得无所寄托，认识的人虽多，可以走动的朋友却极少，值得饮“千杯酒”的知己更少。所以我那时常对人说：回到台湾，理论上是还乡了，实际上却等于出了远门儿，因为只有到一个新地方才感觉到没有朋友的寂寞，“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无所依靠之感。

幸亏第一个来填补这个“感情的真空”的是乡情，我所能感觉到的乡情有两种，一种是台湾的，许多亲友听说我“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来接风叙旧，对于我的“乡音未改”，尤其感到愉快。另一种是大陆的，例如山东朋友明明听到我是“京油子”，却坚持要称我是“老乡”，广义的说，都是从大陆上来的；再狭义一点儿，好像我们都有资格参加华北运动会，他却不晓得我是回了“本乡本土”的呢！反而是到了台湾人的面担子上，老板娘却坚持说我连“半山”都不像。

二个是，友情之门忽然开放，许多“不速之客”闯了进来，这完全是因为偶然在报章杂志写写稿子的缘故，日子一多，纸上也熟悉了。以文会友，一封表示“久仰”的信便可以建立了友情。

这许多新朋友是分住在各地的，有的在热闹的城市，有的在安静的小城镇，有的在风景区。台湾的交通便利，旅行成了极平常的事，再远的地方也不过朝发夕至。无论新朋友老朋友，都是到一处，搅一处，一地有一地的情味儿，一处有一处的风光，虽然台湾的恶酒不足以论文，甚至会吓跑了文思，但是作客异地，秋窗夜话，已经够得上是件乐事了。我常常感觉到，即使从小看大，乃至天天见面的老朋友，有些共同生活反而不容易产生，例如昔人说“联床夜话”，想一想，越是亲近如邻居，反而不会有这种乐趣的。

木屋生活是有趣的，榻榻米上可以许多人拥被围坐，中间放一只矮脚桌，烟茶果点，有备无患。如逢冬夜，加上火盆一只，烧着熊熊的相思炭，上面烧水、烤薯、煮咖啡，无往而不利。战火余生，得到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真该谢天谢地了。

两年来，在台湾交的新朋友，寄来的信已经塞得满满一抽屉。台北的电话太少，本市的朋友也要靠绿衣人联络，所以写信也成了伏案生活的一部分。写信有好处，“物证”在手，闲时可供消遗，必要时也可资覆按，比起话说道了不存形迹，另是一番趣味。

信笔至此，风正吹着门窗格格作响，雨打椰树发出沙沙的声音来。若有足音到窗前而止，敲着玻璃问道：“海音在家吗？”我必掷笔而起，欣然应道：“在家在家，快请进来坐，乌龙茶是刚沏好的啊！”

附：

另一段城南旧事

作者：余光中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十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思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地，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竎彳不卷，竏厶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或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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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廿七年，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预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人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我致词说：“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阴深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台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希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竐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记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二00二年八月于高雄左岸。

附：追寻母亲林海音的足迹

作者：夏祖丽

为母亲作传寻访北京故居

上个月，应天下文化出版社之邀撰写《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５岁起，住了２６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火奎两位堂兄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歇—当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城南，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大片四合院，如今就要拆了。母亲刚结婚时，在那儿住过几年。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妹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四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今年７４岁的祖火奎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

祖火奎堂兄说：“把六叔六婶两个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新”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小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荫下玩沙箱，奶妈宋妈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５０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寂静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大门，人来人往，多热闹呀外公早逝，母亲扛起家计民国２０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平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一病不起，竟然４４岁的英年，病逝在北平。算算外公在民国１１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共住了９年。

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１４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６个年幼的弟妹。外婆是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

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家，早已不是台湾老亲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什么个情景呢后来我在北方交大宿舍里问堂兄祖火奎，他说：“在我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老是亮着。家里有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是板桥人，今年７４岁的张光正在北京三里屯寓所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妈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干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世界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母亲以画作表达对家庭的眷恋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也不会。

三姨告诉我：“大姐上班后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姐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团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１９９０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举办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克宾１８８５－１９１７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母亲在一幅《迷途》画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于是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妈，那是画盃”我笑了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盃”她说。“对，不保孩子会走丢，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Ｓｗａｇｍａｎ，这种男人情愿风餐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浪，唯一的伴侣就是一条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往往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心听。”母亲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就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满屋的残杯果壳，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腊笔画，但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一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在母亲书房的书架里，我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坡”一类的家园景色。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永远是看不厌的”。

北京之行与人生的启示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琉璃厂，我背着相机，左手举着录音机，右手拿着笔记本，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西方游客如织，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在椿树街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样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穿过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我人生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着‘自个儿’。”母亲写道。

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黄辫，闪着好奇大眼睛，白净可爱的英子，向我走来……“以前厂甸一到春节总排满了摊贩，后面有座庙，黄雀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到我旁边说。

“黄雀叼签算命”母亲曾告诉过我，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黄雀叼着命签给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的好鼻子，你们看着，将来她能做女校长”命运没让这个有好鼻子的林姑娘做成校长，但却成了作家林海音。

附：

李叔同《送别》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附：电影《城南旧事》的幕后点滴

继《巴山夜雨》之后独立执导的《城南旧事》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范本。影片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情感线索，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在离情别绪中讲着三个似乎互不相关的故事。小童星沈洁和“送别”的歌词与旋律是人们对《城南旧事》最感性的认知。影片注重意象的唯美风格代表了同时期一批中年导演的创作倾向。20多年以后，导演吴贻弓面对记者，仍然无法掩饰自己对这部影片的感情。

影片开拍有一定政治意义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特别有一种缅怀旧日京华的伤感情绪。还有一个背景，80年代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公开介绍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渠道有所放开，这部《城南旧事》便传到电影圈内，首先由北影厂的老导演伊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剧本改正后，推荐给上影厂，上影厂领导一致肯定，准备投拍。可见，当时拍摄这部影片是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虽然影片本身不直接反映某种政治内容。

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作为影片的总基调，那里面有一种抽象又具体的“乡愁”。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一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情很朴素地打动了我。

“捡便宜”得到“英子”

在《城南旧事》之前，我拍过儿童片《我们的小花猫》（1979），还有在《巴山夜雨》中也有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娟子，是影片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特别欣赏孩子的眼神，他们有和大人截然不同的探询世界的方式。同样在《城南旧事》中观众印象很深的就是“小英子”这个角色，直到现在很多人谈到英子的时候还是停留在她当时的样子。

那时上影厂正好要拍一部儿童片《闪光的彩球》，导演是宋崇。记得当时组织了一个班级的小孩子试镜，我和助手两个人坐在旁边看。也许冷眼旁观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当时就看中了两个小孩子———沈洁和袁佳奕，刚好都是宋崇没有选上的演员。沈洁和其他的小孩子比起来沉默一些，她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表现欲望，有些忧郁，但是我感觉她在心里面探索，她琢磨在这里面谁最大，谁说话最有用，谁是导演。她那种求知的问号式的眼光与我设想的小英子的需求非常吻合。

沈洁错过了宋崇的选角，却恰恰符合英子的角色需要，让我捡了个现成的便宜，而这部影片成功的关键也正在于这个角色的演绎。

林海音女士后来一直和沈洁保持着来往，维持了多年的“忘年交”，因为对于沈洁出演的自己的童年，她实在非常喜欢。

“乐音在记忆中萦回”

雪莱有一句诗“乐音仍在记忆中萦回”。“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这部影片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音乐，吕其明先生的配乐功不可没。其实小英子吟唱的《骊歌》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歌曲，只是很多人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听到。

林海音在小说里面也写到了这个歌词，人们叫它《送别》，说它是毕业的时候送别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自己小时候就唱过的，所以看到林海音写到她们在课堂上唱这首歌时，特别有一种贴心的亲切感。

这部影片很多地方是没有台词的，就给音乐留下非常大的创作空间，不同情境下的变奏把李叔同填词的伤感情绪烘托得非常充分。在《城南旧事》开拍前我设想： “未来的影片应该是一条缓缓的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零到水面上，随着流水慢慢往下淌，碰到突出的树桩或是堆积的水草，叶子被挡住了，但水流又把它带向前方，又碰到一个小小的漩涡，叶子在水面打起转转，终于又淌了下去，顺水淌了下去……”。

二十多年后，在2004年导演协会颁奖典礼的最后，我和与我同辈、是我长辈，或者比我年轻很多的导演们又唱起《送别》，别有一番感受。

(口述：吴贻弓　采写/整理：记者 张悦)

吴贻弓，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0年执导《巴山夜雨》，开始独立导演生涯。主要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海之魂》等，多次在国内外获奖。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 2003年底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拾遗

《城南旧事》是“大制作”

《城南旧事》在当时国内可谓一部“大制作”影片，直接成本53万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当年上影厂出产影片平均成本的两倍多。当然，和国外影片相比，投资成本仍然很低。

1983年，《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是所有参赛片中耗资最低的一部，该片也是“文革”结束后我国第一次在国际影展中获得大奖的影片。

林海音10年后领取稿费

早年拍电影，导演、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没有片酬，但是版权意识很强。

《城南旧事》约一千多元人民币的编剧稿费，按规定留有30%要给原作者，上影厂一直保留着。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林海音受邀来到上海，这已距离拍摄《城南旧事》十年有余。

林海音一再感谢吴贻弓，正是这部影片，让内地的观众知道了林海音的名字。

电影笔记

回忆，通往故乡作为一个已经30岁的人，我想我已经开始习惯不再有回忆的生活了。童年，遥远模糊到我困乏的双眼再也看不到。虽然在我内心深处知道在远方一定有一个故乡，在那里有失去而不可再得的乐园。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去看电影来缓解这不时涌上心头的焦虑和忧伤，欺骗自己仍然有可能找到那条归乡的道路。

以为忘却的东西，以为忘却的那些事那些人，却原来一直潜藏在心的某个角落里。其实每个人记性都一样好，只是芸芸如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失落了那把钥匙，无从开启。而《城南旧事》，就是那把钥匙，让我们看到隐蔽在迷雾中的道路。

故事并非发生在浩劫岁月，而是发生在旧中国的一段岁月之中，故事的叙事者吴贻弓因此得以逃开“政治迫害”意识的压抑，自如地构造出淡淡的悲剧场景。黑沉沉、雾朦朦的城门楼下，缓缓前行的驼队，单调而复沓的街口，幽静而蝉声如雨的小巷，弥散着纤美的忧伤与诗意。

而说起这部电影，就不能不说电影中的音乐。正是这些出色的音乐，让《城南旧事》这部电影以旋律和音节的方式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在电影《城南旧事》中，最著名的插曲恐怕就是艺术家李叔同采用外国音乐家创作的歌曲旋律，重新填词的《送别》了。

不足百字，写尽“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而这首歌曲，正契合了《城南旧事》的主旨：精巧细致、不疾不徐、温厚淳和、纯净淡泊、弥久恒馨。这部影片虽然离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只要是心怀乡愁的人，他们总能从里面看到这样的境界———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回场旧事　“我们剧组就像一个大家庭”

开拍前，我对导演吴贻弓说：“你要做好准备，这部电影有90％的可能砸在我手里。”因为以往我都是演公主、贵妇或者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演过像宋妈这类北方农村出来的佣人。

演宋妈是从外部造型改造开始的。化妆师先拿剃刀把我的脸给开了，也就是剃掉鬓角和额头上的一些头发，把我原先很秀气的脸型变成北方农村妇女的方型脸，然后描粗眉毛、将头发扎成那种撅起来的髻。化好妆之后，我一看镜子就把脸给捂住了：“真难看！

”

服装师给我准备了肥肥大大的衣服，连做给我的布鞋都是那种前头尖、后头放开的形状……还有许多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是它们让我感觉到我就是宋妈。等试拍胶片出来之后，大家才都对我有了信心。

当然，在演的过程中还是会碰到很多难题。譬如说最后那个骑毛驴的镜头太长了，而我本来根本不会骑，毛驴也不听话，如果镜头再长一点点，我真的就要摔下来了。

跟小孩子一块演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时小英子很小，而演她弟弟的张小宇才3岁，他喜欢吃橄榄和牛肉干，演他爸爸的严翔就每天给他带橄榄，我的口袋里也每天装一块牛肉干，拍睡觉的戏时，我就对小宇说：“你不许说话，不许翻身，拍完了给你吃一块牛肉干。

不拍戏的时候，我们也穿着戏服。张小宇玩的时候把手弄脏了，也像电影里那样跑过来擦到我身上，我说：“你弄脏我的衣服啦！”他说：“你不是宋妈吗？”我演完丢了孩子那场戏的第二天，小宇回家后跟他妈妈说：“宋妈今天哭了，她的孩子让人家给卖了。”

一部好的作品能产生很强的凝聚力，我们那个剧组当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一次我出差联系到了演母亲的洪融。第二天门铃响了，站在我面前的却是沈洁。我说：“英子！怎么是你？”沈洁说：“宋妈，是我妈妈告诉我说你来了。”现在英子去了日本，我们也好几年不见了。（口述：郑振瑶∕宋妈扮演者）

城南旧事（代序）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曾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

我的兴趣很广泛，也很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看见那人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大声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就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闹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就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候观众在给“扔毛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家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者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成屠宰场，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快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这些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在父亲节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文章，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写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是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到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母相处的年代，远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是因为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欢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工夫研究。他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足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唱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桃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花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尽到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在时间上有点连贯性，读者们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而神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