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邂逅阿瑟是在海德公园。那是一次意外：我在一位反活体解剖的演讲者和一个预言世界末日的人中间撞上他。当时，我正与一位波兰伯爵在伦敦同居，而我仍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和他同居。
在遇上阿瑟的两年前，我踏出母亲房间的前门，轻轻掩上门扉，以防吵醒她。那时我并不打算和人同居。其实，我根本没有计划。我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拎着皮包。皮箱里只有几件仍然合身的衣服：能收紧、有腰带的裙子；能够拉拢、塞入箱子的上衣。在我身材消瘪的那一年，衣服只能丢弃一空。那时是六月底，接近我十九岁的生日。我参加了十三年级考试，心知至少有四科不会及格，但成绩要到八月才揭晓。无论如何，我不在乎考试结果。
路姑妈的狐狸在我的皮箱中，皮包里有她的出生证明书和我们在加拿大国家展览拍摄的照片。我大约有三十元，十七元是自己的，十三元来自母亲放在厨房的零钱箱，我准备事后归还这笔钱。我仍然不能领取路姑妈的遗产，因为我仍然超重，但我的银行账户中存着先前各种零工的薪水，等早晨便能领一些出来。
我搭乘公交车到市中心，投宿皇家约克旅馆。这令我紧张：我这辈子不曾住过旅馆。我使用路姑妈的姓名登记，因为我不要母亲循线找到我。这是很愚蠢的做法，她一眼便能认出路姑妈的名字，但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前台会质问我是否未成年，而我可以亮出路姑妈的出生证明书，证明我四十九岁。
但前台只说：“你有同伴吗？”
“没有。”我说。他看看我后方和镀金的大厅，以确认我诚实无欺。那时我不曾想到他怀疑我是妓女。我没有将顺利投宿归因于大厅空无一人，而认为是佩戴白手套的关系。手套象征着成年及社会地位。“淑女绝不会不戴手套出门。”母亲说。路姑妈则不断遗失手套。
(若要追溯我创作冲动的源头，或许就是皇家约克旅馆那虚假的十九世纪梦幻仙境、红地毯与水晶吊灯、饰条与檐板、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镜子、古旧的毛绒沙发和金边电梯。对我而言，在那里进出的庸俗商人与他们不起眼的妻子，根本配不上这样的建筑设计。配得上那里的只有晚宴服、温文尔雅与扇子，像劳拉·塞科德夏季精选巧克力盒上画的女性穿的那种露肩礼服、圆蓬裙子，以及衣冠楚楚的绅士。当旅馆重新装潢时，我颇为沮丧。)
旅馆侍者总算离开后——他停留许久，将电灯开开关关，将百叶窗拉开又关上，直到我记起曾在书上读到的小费的事——我将书桌抽屉统统拉开。我渴盼使用贵族派头的文具，写优雅的短笺，却没有半个写信的对象。我泡澡，将有旅馆名称缩写字母的浴巾全数用掉。我清洗头发，用一组布满塑料网罩的发卷卷起发丝。在我肥胖的日子里，我始终是短发，那样使我的脸孔显得更浑圆。母亲不断提议我改变发型。起初她提议娃娃头，后来则是那种小卷发，可是我一概回绝。但是现在，我已经留了一年头发，发长披肩，是深红色直发。我没有披头散发，而是用发卡将头发夹在两边耳后。当我将头发整整齐齐地卷起来时，我去照浴室门后的全身镜，审视自己的眼光一如房地产代理人看待一片沼泽，心中想的是未来的发展。我仍然过重，皮肤仍然松垮，大腿有肥胖纹，脸孔像家里有四个小孩、一个流浪汉丈夫的三十五岁家庭主妇：我看起来憔悴不堪。但我有绿色的眼眸，齿如齐贝，而且幸运的是没有粉刺。我只剩十八磅要减。
早上，我买了一份报纸，看广告寻找出租房间，见到一处位于伊莎贝拉街的房间，便打电话给女房东，自称是二十五岁的办公室职员，不抽烟喝酒。我夹上发卡，戴上白手套去看房子。我使用的名字是L. 德拉科特小姐，当天在银行开户使用的也是这个名字。我将以前的银行账户提领一空，并关闭账户，以防母亲循线追踪，我的第二个分身就此正式成形。我很惊讶大家轻易地听信我的说辞。话说回来，他们又何必起疑？
那天下午，我到医院见父亲。我不曾去过医院，不知道该上哪里找他。我向接待员求助。她们互相询问，后来查到他在一间手术室。她们要我预约时间，或是留在候客区——我没有说明我是他女儿——我说我会等。但我听到她们提起楼层号码，便趁着她们不注意时悄悄起身，去搭电梯。
我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他出来。我从未见过他穿正式的制服：他戴着白帽，披着长袍，下半张脸被口罩遮住，而他正在拉开口罩。他拥有在家中从未有过的架势，像位高权重的人。他和另两位医师交谈。我叫了他，他才注意到我。
“你妈妈担心极了。”他说，没有不快。
“我这辈子她都很担心我。”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好，我不回家了，我租了房间，钱也够用。”
他注视着我，那时我无法判定那是何种表情，因为鲜少有人那样看我。那是欣赏的目光，或许甚至掺杂了嫉妒——我做了他没有勇气做的事，我离家出走了。“你确定你一个人没问题吗？”他说。我点点头，他说：“我想我大概说不动你回家去看看她。”
“她想杀了我。”我说，“她跟你提过吗？”我夸大了事实，因为刀子没有刺得很深，但我想向他强调错不在我。“她拿刀子刺我的手。”我卷起袖子，让他看我的伤口。
“她不该动手的。”他说，口吻像是她在该右转时却左转，“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我答应和他保持联络——我或多或少地信守了承诺。但我拒绝与母亲有任何瓜葛。他了解我的立场。他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语气像一个经年累月设法理解别人立场的人。我记得他那句话，事隔许久以后，我才想到从未有人了解他的立场；我不了解，母亲、路姑妈也不了解，没有人了解。我不认为那是因为他没有立场。他的立场是一个取人性命而又让人起死回生的人，但他救的人并非他杀死的人，而其间的奥秘难以与别人沟通。此外，他的立场也是一个穿着紫褐色皮质室内拖鞋的人，在周末摆弄花草，也因此被妻子认为是个无足轻重的蠢材。他是一个笼中人，一如多数的人；但他跟别人的差异在于他跨足生与死。
随后两个月，我住在伊莎贝拉街的出租房间，租金一周十四元，含更换的床单、浴巾和一个烹饪用的电热炉，我用它煮茶及准备低热量的点心。房屋本身是维多利亚式的红砖房——现在已被拆除，改建为高耸的楼房——有踩上去吱嘎作响的深色走廊、一道几次及时示警的楼梯(“她溜上楼梯，一手扶着栏杆……”)以及一股家具亮光剂的气味。亮光剂的气味中掺杂着另一种味道，八成是呕吐物。这栋房屋与这个地区每况愈下，但女房东是苏格兰人，性情严肃，因此无论有什么呕吐的情况，房客们都是关起门来做事。
屋里有其他的房客，但我鲜少见到他们，部分原因是我常常外出。我每天早晨轻快地下楼，装出我有工作的假象，其实我挨饿忍饥，等着提领路姑妈的遗产。在傍晚，我回到房间，用电热炉水煮一包豌豆或热一盘咸牛肉。我一边吃，一边哀悼路姑妈。如今她已过世，我没有谈天说地的对象。我会拿出她散发着樟脑丸味的狐狸皮毛，盯着它，希望奇迹发生，它会张口用路姑妈的声音说话，重现童年的情景。我试着去看电影，独自进入电影院，却落得更加沮丧。没有路姑妈在身边，我便必须面对陌生男子的打量，而那干扰了我看电影。八月时，我去参观加拿大国家展览，那是阴郁的朝圣之旅。我已经三年不曾和路姑妈去看展览——她必然认为我年龄大了，不会对这种活动感兴趣——而展览似乎变了调，虚假不实，现场的欢乐气氛既不自然又喧闹。
我常去博物馆、美术馆，去那种我可以像煞有介事地来回走动的地方，待在没有食物诱惑的地方。我搭公交车出游：去圣凯瑟琳斯、去安大略省的伦敦、去温莎，还有布法罗、雪城、奥尔巴尼。我在寻找能够迁居的城市，一个能让我放心抛开过去的城市。我不要差异太大、太吓人的变化，我只想要融入环境，不被人发现。
就是在搭公交车时，我首次发现自己少了点什么。这项匮乏来自我的肥胖。那就像缺乏痛觉，痛觉与恐惧都属于保护，是某种程度的自我防护机制。我从未有过一般女性的恐惧：恐惧闯入者，恐惧黑暗，恐惧电话里的喘息声，恐惧公交车站和减速行驶的车辆，恐惧落在神奇的安全范围外的一切人或物。不曾有人向我吹口哨，在电梯里没有人趁机捏我屁股，没有人在孤寂的街道尾随我。我没有见识过骚扰女性的好色之徒，男人在我面前忸怩，难以捉摸，他们想不出能和我谈什么，我一亲近他们，他们便闪避到一旁。尽管母亲警告过我溪谷中的坏男人，但当我进入青春期后，她的警告便空洞无力。她显然不相信我会遭到调戏，我也有同感。对我上下其手，就像调戏一只大篮球。尽管我私下幻想自己浑身流淌出女人味，柔情地臣服于男人，并且珍惜幻想中的画面。但我知道只消吐一口气，我便能将任何居心不良的人压扁在墙上。因此，当我缩减成正常尺寸，我全无这些恐惧，必须刻意培养。我必须不断自我提醒：别单独去那里；别在晚上外出；目不斜视；别看，就算感兴趣也别看；别停下脚步；别下车；继续前进。
我会选择公交车中段的座位，后方是一个抽雪茄的男人，身边是一个陌生人。每隔两小时，我们会在路边餐馆停下，我会如梦游般走到女厕，那里永远有一股消毒剂和香皂液的味道。我会沾湿纸巾，擦掉脸上的公交车污烟，又油又褐。稍后上车，当我的头部侧面敲上冰冷的金属窗框，身体泛起入睡的渴望时，一只手会出现在我的大腿上，鬼祟，静止，一只勘探的手，一只因为清楚它唯一任务而紧绷的手。
当那些手出现时，我无法应付它们。那些手攻我于不备。男人不会对胖女孩上下其手，因此我没有经验，所以感到万分不自在。那些手并不会令我害怕或撩起我的性欲，只是令我察觉自己不知所措。因此，我会假装没有注意到那只手；我会凝望窗外漆黑的大地，任凭敏捷熟练的手指爬上我的大腿。到了公交车靠站时，我会礼貌地告退，踉跄地下车，完全没有下一步怎么办的主意。
有时候，我会寻找汽车旅馆；但我多半是到车站餐厅，将我买得起的干硬甜甜圈和鱼冻派统统吃掉。在那种时刻，我感到万分寂寞。我也渴望恢复肥胖。肥胖是一种绝缘体，一个茧；肥胖也是一种伪装。我可以再次成为单纯的旁观者，没有人会指望我如何。没有脂肪的神奇隐形斗篷，我感到赤裸、被删减，仿佛缺少必要的遮掩。
尽管在那种时刻我故态复萌，但我体重继续下降。忽然间，我便减到了规定的体重，我可以开始直面我的余生了。现在我是不同的人，仿佛以成熟的十九岁之姿降临人世：我的体态正常，但过去不堪回首。我必须完全摆脱过去，为自己建构不同的往事，一段较为愉快的过去。我决定不去任何造访过的地方。在奥尔巴尼租房子，迟早会跟在多伦多租房子一样，只是不会在街上偶遇母亲，或碰见相识的人。
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生活令我沮丧，我希望能有不止一种人生。最后，当我到莫里西先生的办公室，得意扬扬地下了体重计。领到遗产后，我便立刻到旅行社，买了一张前往英格兰的机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