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女神的身材。”波兰伯爵常在冥思的时候这样说(他排演过吗？)。
“我的长相也像女神吗？”有一次我回答，口吻顽皮。
“别开这种玩笑。”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为什么你拒绝相信自己的美？”
但他指的是哪一位女神？我很清楚女神不止一位。例如维纳斯雕像，没有手臂，全身布满裂痕。有些女神根本没有身体。博物馆就有一尊女神是一根柱子上有三颗头，像消防栓。许多女神的体形像花瓶，许多像石头。我觉得他的赞美模棱两可。
和波兰伯爵在一起是个意外。我与他在特拉法加广场附近邂逅，当时我从双层公交车上摔落。幸亏不是从公交车的上层掉下来。我一脚正要踩到地面，可是我不习惯公交车在乘客安全下车前便发动，而车身在我脚下一震，令我趴倒在人行道上。波兰伯爵正巧路过，扶我起来。
那时我住在威尔斯登格林一间潮湿的套房里。套房是透过加拿大馆找到的，加拿大馆是我到伦敦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那时我已经开始闹思乡病。我不认识半个人，没有住处，而且从机场大巴上看见的英格兰令我失望。截至那一刻，英国跟被我抛下的加拿大十分相似，唯一的差别是英国的一切像被两只巨掌揉压缩小，将所有事物都排得更挤。车辆更小，房屋密集，人更矮，只有树木高大。事物不如我料想的古老。我要城堡和公主，我要在蜿蜒河道漂流的夏洛特之女，那是我九年级在《中学生叙事诗》重读过的诗。不幸的是，我查了字典：夏洛特，一种小洋葱。尽管拼法不同，但差别不算大。
我已厌倦阴影，
小洋葱之女说道。
诗里还有一句惹得男生窃笑不已，而女生则困窘不堪。
诅咒已然应验，
夏洛特之女叫道。
为什么男生认为血顺着女生的腿流下来很有趣？或者，令他们发笑的是惊恐？但这些丝毫不令我气馁，我生性浪漫，那时我真心希望有人(任何人)说我面容姣好，即使要我先变成躺在小舟里的尸首也在所不惜。
但我没有见到城堡和淑女，只有繁忙的交通和许多满嘴烂牙的矮人。
我到加拿大馆时，发现那是一栋大理石建筑，气势阴森逼人，但安静。一个女人在深色木质柜台后方，整间厅堂宛如巨穴，照明不佳，几个面容郁闷的加拿大人在阅读一星期前的多伦多报纸，收领邮件。柜台后的女人给我一份出租房间的清单。由于我对伦敦的地形毫无概念，我便租下第一个有空房的地方。不幸的是，从市中心搭乘地铁到那里要一小时。地铁像会移动的紫色豪华前厅，令我不断期待见到脚凳和棕榈盆栽。相较之下，多伦多新地铁的清淡瓷砖与清洁用品的气味，感觉比较像会移动的洗手间。我的心态已然开始偏狭。
出了地铁站，我沿着一条遍布小店的街道走着。糖果店的数量多得不健康。加拿大馆的女人为我画了粗略的地图；她还劝我买一枚小小的枫叶别针，佩戴在领子上，这样才不会被误认为美国人。
那栋房屋是“都铎式”农舍，与街上其他房屋一样是伪都铎式建筑、伪农舍，前院有围墙。房东板着脸孔，只穿衬衫和吊带裤，似乎担心我会举办狂欢派对，不付房租便一走了之。房间本身位于一楼，弥漫着朽木味，湿气浓重，以致家具逐渐腐朽，只是速度极慢。第一夜我躺在湿冷的床上，纳闷自己减掉这么多体重，大老远来到这里，是否白忙一场。一名黑人男子从前窗爬进来，扔下一句“爬错窗户了，抱歉”，又爬出去。街上一段距离外，隐约传来热闹的派对声。寂寞令我厌恶。我已经开始考虑搬到别处，公寓会比较好，个人空间比较大；但这个房间的租金便宜，而我希望路姑妈的钱能撑久一点。等钱用罄，便得作出决定，选择下一步举动，找一份工作(我打字不必看键盘)或重拾课业(或许我终归可以做考古学家)，但我仍未准备好做决定，我仍未适应。我这一生都在学习当一个人，现在我变成另一个人。以前我是局外人，备受限制；如今我是普通人，而我根本不习惯。
我不能在房间里烹煮——房东觉得房客们密谋要放火烧屋，其实纵火应该很困难，因为房屋实在太潮湿。但他允许我用单炉口的瓦斯炉烧开水。我养成喝茶、吃皮克弗里安牌饼干的习惯。我在床上进食，用所有被褥裹着身体。那时是十月底，寒意刺骨，房内的暖气是投币式的，与其他房客共享的浴室热水也采用投币式。我没有泡过几次澡。我开始明白为何地铁乘客身上有股味道：倒不是肮脏，而是禁锢。除了茶和饼干，我在廉价餐馆用餐，迅速学会远离我平常会吃的食物。我发现“热狗”是指一种泛红的细瘦的玩意儿，以羊脂煎熟；“汉堡”是正方形，一块木屑色的东西夹在硬面包的中间；“奶昔”尝起来像粉笔。我吃炸鱼薯条，或蛋、豌豆和薯条，或香肠和薯泥。我买了一件衬衣。
我渐渐觉得不能坐视旅行支票簿慢慢变薄不管。旅行的目的应该是增广见闻，可是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日渐狭隘？因此，我买了英格兰地图，挑出在中学念过的耳熟地名，例如约克；或是引起我兴趣的地名，例如里彭。我搭乘英国铁路到那些地方，在二流旅馆或民宿过一夜，然后第二天回来。我参观历史建筑，审视教堂，收集投币机里六便士一份的介绍手册——我不是每次都投钱。我得知“天窗”为何物，购买明信片，感觉自己去过一些地方。我将明信片寄给父亲，地址写医院，语句隐晦，诸如：“大本钟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他们把那里叫作湖区？应该叫水坑区比较贴切，哈哈”。我渐渐觉得英格兰是一则以密码写成的讯息，不知该如何破译，而我必须读许多书才能了解这个地方。
在英格兰待了大约六周时，我摔下公交车。波兰伯爵扶我站起来，我向他道谢。那是非常单纯的开始。
他比我矮一点，一绺绺淡褐色的头发从前额往后退缩，斜肩，戴着一副当年不流行的无框眼镜。他穿着深蓝色大衣，稍微磨损发亮，拎着公文包。为了扶我起身，他将公文包放在地上，双手探进我腋下，颇有骑士风范地用力拉起我。我险些令他摔跤，但我们恢复了平衡，而他拿起公文包。
“你还好吗？”他问，口音不太像英国腔。假如我是英格兰人，我或许能听出他是波兰伯爵；但我不是当地人，因此没听出他的口音。
“非常感谢你。”我说。我的一只丝袜撕裂，膝盖破皮，脚踝严重扭伤。
“你得坐下。”他说。他搀着我过马路，到一家餐厅。我记得店名是“金蛋”。他端来茶和一份黑醋栗馅饼，黑醋栗馅饼稍微被压到。他态度温和，但一副施与恩惠的模样，仿佛我是异常笨拙的小孩。“喏。”他说，满脸笑容。我注意到他有鹰钩鼻，但由于身高不够，削减了鹰钩鼻的气势。“英国人将茶当成万灵丹。他们是奇怪的民族。”
“你不是英国人？”我问。
他灰绿色(或是绿灰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被笼上阴影，仿佛我问了一个失礼的私人问题。“不是。”他说，“不过在这个年头，人只能顺应环境。你，显然是美国人。”
我说明我不是，而他似乎感到失望。他问我是否喜欢滑雪，我回答从未学过。“滑雪救了我一命。”他神秘莫测地说，“加拿大人都滑雪，否则出门时怎么在雪地上行动？”
“有人是用雪橇车。”我说，他不懂这个词，我为他解释。
我喝完茶。在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礼貌地谢谢他好心帮忙，并且离开，否则势必要交换彼此的生平故事，而我的过去实在太令我泄气，不愿多谈。于是我向他道谢，但起身后又坐下。我的脚踝肿胀，寸步难移。
他坚持将我一路送回威尔斯登格林。他扶着我，而我跛着脚到地铁站，走过有许多糖果店的街道。
“环境真糟。”当他看见我租的房屋时说，“你不能住在这里。没人住在这种地方。”他提议用拧干冷水的毛巾包裹脚踝。当他跪在我面前处理我的脚踝，我坐在床上时，房东出现，要我一星期内搬走。波兰伯爵告诉他，这位小姐扭伤了脚踝。房东回答，他不在乎我扭伤哪里，反正我必须在星期四离开，因为他不容自己的房屋里有不三不四的事情。冒犯他的是我肿胀的光脚丫。
他离开后，波兰伯爵耸耸肩。“他们是心胸狭窄的民族。”他说，“英国是小店主的国度。”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典故，但认为他说得很妙，因为我去看巨石阵时，很意外那里居然围着栏杆，栏杆上开了一道门，贩卖门票。“你去过伦敦塔了吧？”他问。我没有去过。“我们明天去。”
“但我不能走路!”
“我们坐出租车、搭船去。”他不是在征询我的同意，只是下达指令，因此我没有想到要拒绝。此外，他在我眼里已经上了年纪，其实他四十一岁，但我将他归为老人，而老人是无害的。
在这趟出游的过程中，他说出了他的生平。他先问我的经历，以符合礼数。我说我到伦敦是为了攻读艺术，但觉得自己没有那份才气，因此放弃。他叹息道：“你真聪明。”他说，“年纪轻轻，便知道自己的能力。你对自己不会有虚妄不实的希望。我个人曾经想要当作家，你知道，就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但我被迫舍弃自己的语言，如今我使用的这种语言一无是处，只适用于写广告牌。英语不是乐音，不能吟咏，总是想推销东西。”
我不知道托尔斯泰是何许人。我点点头，绽出微笑。他继续交代自己的往事。在战争爆发前，他家属于上流社会，严格来说，他不算伯爵，但有头有脸。他给我看戴在小指上的图章戒指。图案是神话鸟类，我不记得是狮身鹰首兽还是凤凰。他们家族在德国占领期间，勉强度日，但苏联入侵[1]时，他知道必须离开波兰，否则会被射杀。
“怎么会呢？”我说，“你又没有做什么。”
他怜悯地看着我。“重点不在于你做了什么。”他说，“而在于你是谁。”
他和六个人滑雪到国境边界，有一位领路人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带他们跨越边界。但他生病了。他坚持让其他人继续走，而他则爬到一个洞穴，确信自己必死无疑。其他人在边界上被捕，遭到处决。他病体恢复，自行设法跨越疆界。他在夜晚行动，以星辰判断方向。初到英国时，他在苏荷区的餐厅洗碗讨生活，英语学得有模有样后，便在银行找到办事员的职务，在外汇部门上班。“我属于一个凋零的阶级，我是最后的传人。”他说，“我是最后的莫西干人。”其实他在波兰有一个女儿，母亲也健在；但他没有儿子，这是他沉重的心理压力。
听完他的生平，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撒谎成性、浪漫的骗子。但我习惯于相信别人的说法，因为我希望别人相信我。而当时，相信他是正确的做法，毕竟他的故事大致符合事实。我对他另眼相看。他似乎属于已逝的美好年代，那个年代允许一个人拥有勇气。我倚着他劲瘦的手臂，跛着脚参观伦敦塔，心里泛起各种前所未有的情绪：我心疼他经历过的风霜，我欣赏他的胆识，他对我的呵护令我欣喜而感恩，尤其是得意他认为我很明智。后来我才知道，凡是对自认没有天分的人，对方几乎都会说你真明智。
那天是星期日。星期一白天他必须去银行上班，但晚上他带我到一家俱乐部用晚餐。那是流亡的波兰人的俱乐部，里面满是独眼将军和其他的波兰伯爵。“我们是幸存的少数人。”他说，“其余的都被苏联人赶杀殆尽。”
“但波兰和苏联不是都反抗德国吗？”我问。他轻柔地笑一笑，费了一点口舌解释。
我诧异自己如此无知，看来，在我浑然不觉下，世界发生了许多风风雨雨：变节与饥馑；政变；为了维护理念而杀人；注定失败的英雄事迹。为何没人告诉我这些事？或许有人提过，但我充耳不闻，只是一直担心体重。
星期二，他带我去听室内音乐会，那是某个我从未听过的波兰政治组织的慈善音乐会。我跟他说我尚未找到新住处。
“你大可搬去我那里呀!”他叫道，“我家很不错，很棒，很可爱，有很多房间。你当然得搬去我家。”他将肯辛顿一栋房屋的三楼整层租下来，屋主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英国贵族，平时住在私立养老院。四楼住的是三位上班女郎，但不从事下三流的工作，他向我保证她们是办公室的职员。
我心想他真是既体贴又好心，愿意让我借住他的公寓。他不曾毛手毛脚，只在过马路或走路时搀扶脚踝扭伤的我，也不曾在言语中暗示什么，因此我很讶异当我刷好牙正要爬上床的时候(我相信，那时我穿着前一周在玛莎百货买的厚重布袋形法兰绒睡袍)，门外传来审慎的敲门声，而这个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出现在房门口，身穿蓝白条纹睡衣。他心里清楚，他要和我同床共枕，而且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
后来，我告诉阿瑟，我十六岁时，来自蒙特利尔的夏令营帆船教练在松树下色诱我。我骗了阿瑟。我根本不曾受到色诱，我只是弗莱格小姐综合征的受害者：假如你无法优雅地脱困，不妨假装那是你的选择。否则，你只会令自己显得痴愚可笑。无邪很危险。以我的处境来说，危险之一是波兰伯爵想象不到有人的心思能像我那么简单。假如你邀请女人搬进你的公寓而她也点头，她自然是应允当你的情妇。“情妇”是一个奇怪的名词，但那是他对我的想法。他的性生活对象分为两类：妻子与情妇。我不是他的第一个情妇。他的世界中，没有女性情人这种角色。
当我向阿瑟描述我与蒙特利尔帆船教练的事情时，我小心翼翼地加入猥亵的情节，并且不忘添加一些有说服力的小细节，诸如松针戳到我臀部、他的骑师牌内裤、发蜡的味道。我深谙此道。当然，我这辈子没参加过夏令营。母亲希望我去，但那无异于与一群残酷成性的超龄女童军一起禁锢两个月，无路可逃。因此，我夏天便窝在家里，吃东西，读垃圾书，其中有些含猥亵细节，而那便是我告诉阿瑟的故事；我必须借用垃圾书，因为与波兰伯爵的第一次经验毫无情欲可言。我脚踝发疼，他的睡衣撩不起我的兴致，他不戴眼镜的模样很奇怪，而且过程很痛。尽管他后来耐心教导我(不过常常会评论我的表现)，简直像在上踢踏舞课程，但第一次时我并没有那种待遇。
当波兰伯爵发现我不是他料想中的放荡学生模特儿，当他发现他夺走我的贞操时，他满心懊悔。“我做了什么了？”他悲怆地说，“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不说呢？”但我能说的话统统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捏造自己的人生，一次又一次说谎，只因为真相难以服人。
因此我默然无语。他焦虑地拍拍我的肩膀，觉得自己摧毁了我嫁给好对象的机会。他想补偿我，而他不明白为何我不是太沮丧。我坐在床上，重新穿上法兰绒睡衣(他的公寓和我租的房间一样湿冷)，看着他阴郁的狭长脸孔，他灰绿色的眼睛微微流露出不赞许的眼神。我很高兴有了性经验。这证明我终于成为正常人，证明我已摆脱肥胖的光环，不再是别人不愿亲近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