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向阿瑟提起保罗，这或许是失策。我倒不是担心他会介意我和别人同居，而是他会嫌憎保罗的头衔，以及保罗的政治立场。任何与保罗那种人同居的女性，会立刻被阿瑟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一点我在邂逅他十五分钟后便了然于心。
一九六三年七月，我在海德公园遇见他。当时我两旁都有演讲声，演讲内容悲惨可比《圣经·旧约》，但我听得心不在焉。我即将年满二十一岁，但我心里想的也不是生日，而是在实际模拟《爱的解脱》女主角萨曼莎·迪恩的逃跑路线，远离对她有非分之想的爱德蒙·德维尔爵士。爵士刚刚才利用所有人都去水晶王宫的机会，在孩子们的教室试图非礼萨曼莎。
萨曼莎匆匆跑下楼梯，双颊因为方才的事而发烫。当时她独坐在教室中，正在做绒线刺绣，那是她难得闲暇时的消遣。她不曾听见门扉开启，也没有听见脚步声，等她察觉爱德蒙爵士走近，他距离她坐着的椅子已不足两码[6]。萨曼莎惊呼一声，站起身。爱德蒙爵士脸色潮红，呼吸浓重，平日的严格自律已荡然无存。他注视着萨曼莎，目光灼热犹如野兽嗅到猎物。
“爱德蒙爵士。”萨曼莎说，试图让嗓音平稳，“您来这里有何指教？为何没有跟其他人去水晶王宫？”尽管她强装镇定，双腿却发软，或许原因是恐惧，或许是她按捺不住的身体反应。
“我知道你独自一人。”他说，逐渐逼近她，“我悄悄溜走。你一定得怜悯我，你一定清楚我的生活如炼狱。”但他的语气并非乞怜，而是在发号施令。他扯着她的手腕，将她拉近，嘴巴悍然贴上她的唇。萨曼莎徒劳地挣扎，既要反抗他，又要击退情不自禁的欲念。他的双手已渴切地移到萨曼莎的粉颈，扯开她的胸饰……
“别忘了您的身份!”她勉强喘息道，“您已经有夫人了!”他只刺耳地笑了一声。萨曼莎情急之下，记起自己右手仍紧握着粗短的针。她扬手，用针划过他的脸颊。尽管不太疼，但爱德蒙受了一惊，松开萨曼莎。萨曼莎趁隙便冲向门口，砰地摔上门，转动沉重的钥匙，将门锁上。她惊恐过度，没有想到要拿斗篷，甚至没有拿披肩。
这会儿她匆匆穿过公园，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跑到那里。她单薄的黑裙难以抵御傍晚的寒冷空气。她能上哪儿去？如何是好？当众人回来，发现爱德蒙爵士被反锁在教室里，而家庭女教师不见踪影时，爱德蒙爵士会如何向大家，尤其是向利蒂希娅夫人解释？无论他提出什么说法，萨曼莎确信那必然会诋毁自己的名誉。她不能回去。当爱德蒙爵士交代完来龙去脉时，必然会派人搜寻她、捉拿她……她的提袋中只有几便士。她该去哪里过夜？
暗影在她左右摇动，她不时听见低沉的嘲讽笑声……若是她没有挣脱爱德蒙爵士，她这种身份的人将沦为罪孽之女、浪荡下贱之人……但此刻，她的处境或许更加危险。她孑然一身、柔弱无依、不受保护——哪个纵情逸乐的男人不会令她沦为猎物？犹记得爱尔蒙爵士的叔叔达西伯爵色眯眯地上下其手，她才逃离达西伯爵府，投靠爱德蒙爵士，向他寻求保护。但这位保护人辜负了她……
她背后传来脚步声。她缩进树影，只盼不会被人发现。但夕阳下有一道阴影，有一只手搭上她的胳膊，一个沙哑热情的嗓音低低呼唤她的名字……
模拟到了这里，我察觉有个东西碰到手臂，低头一看，那东西与一只手相连。我失声尖叫，叫得响亮，随即摔倒在一脸困惑的瘦削年轻人身上。纸张散落在我们周遭，像尺寸超大的五彩碎纸。人群立刻聚拢围观，其中几个人扶我站起来。
“他毛手毛脚，是吧，小姐？”一个有啤酒味的魁梧男人说，“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浑蛋。”
“我只是给她一张传单。”袭击我的人说。我惊恐地发现他脸颊上有一道小伤口。我觉得自己好蠢。
“要报警吗，小姐？这种人应该抓去关起来，真的，不该骚扰年轻小姐。”
“不用了，谢谢。”我说。一个反活体解剖者和一个末日预言者都走下他们的肥皂包装箱，过来帮忙。他们长相几乎相同，都是宛如圣徒的老先生，有着淡蓝色的老水手眼睛。他们见到我毫发无伤，便各自给了我一本宣传小册。
“全是我的错。”我向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我把他当成了另一个人，慌了手脚，就这样。好了，我给你面纸。”我向那年轻人说，“抱歉我抓伤了你。”我在包里一阵翻找，但没找到面纸。
“没关系。”他隐忍地说，跪着捡拾他的传单。我跪下帮忙。传单上画着黑白的原子弹爆炸，有一句警句：“别让世界化为一缕青烟。”“禁止原子弹吗？”我问。
“对。”他阴郁地说，“倡导无济于事，但总得继续努力。”
我打量他。他穿着黑色圆领毛衣，款式颇时髦。一个忧郁的斗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持理想主义，注定失败，有点像拜伦。我才刚读过拜伦的传记。捡完倡导小册时，我已经坠入爱河。我们到最近的酒吧小酌，要让他和我上酒吧并不难，只要对他的理想表示兴趣即可。假如他有英国腔，会更合我的意，不幸的是，他是加拿大人，国籍和我一样，但我不理会这项缺点。
当阿瑟到吧台排队，准备点我的双份苏格兰威士忌与他的健力士啤酒(当他喝酒时，他选择的酒多半含有有益健康的矿物质)时，我焦急地搜刮脑海，寻找无意间残留的些许政治知识，就像留在门牙上的菠菜碎屑。我佯装自己是对政治略知一二的人。现在我必须加以证实。我甚至掏出他给我的小册，匆匆浏览，想找到一些灵感或主题。你知道dog(狗)倒过来写便是god(上帝)吗？其中一本如此开始话题。看来，狗是圣三一的第四位成员，而且会参与最后的审判。其余的小册比较正统：世界末日的善恶大战即将展开，如果你想全身而退，你必须过纯洁的生活。
阿瑟端着酒回来时，我已经准备就绪。每当话题太过专精时，我便将主题转移到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多亏了在布雷塞德高中参加过联合国俱乐部，我很熟悉难民的问题。在当时，这个领域够晦涩，引起了阿瑟的注意。见到他对我还算刮目相看，我感到羞愧。
回家时，我让他送我到大理石门地铁站。我向他解释我不能邀请他回家，因为我和一位打字员分租公寓，室友非常肥胖，其貌不扬，不论我出于什么原因邀请男性到公寓，都会令室友怏怏不乐而且沮丧。我说最好别打电话，但如果他能留电话号码给我……他没有电话，这样更好，因为他约我第二天见面。我被欲念冲昏了头，去了我曾经借阅服饰书籍的公共图书馆，借出所有关于哲学家罗素的书籍。保罗见到这些书时，给了我难堪。“垃圾!”他怒斥，“我不允许家里有这种东西。”
“我只是在做研究。”我说，“我想这次可以尝试现代一点的东西，把时间设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那对销量不利。”保罗说，“如果你缩短裙摆，剪短头发，书会卖不掉。他们喜欢保留神秘感的女人，和我一样。”他补了一句，亲吻我的锁骨。
我曾经认为这种话语非常有欧洲风情，很迷人，但这些话开始令我恼火。“如果只要几码布和一顶假发，那算什么神秘。”我说，“你知道男人也很神秘，我可没看到男人留长卷发，穿长度到小腿肚的长礼服。”
“啊，但男人的神秘感在于心灵。”保罗开玩笑地说，“女人则在于身体。神秘感不就是隐而未现的东西吗？因此，男人顶上无毛不会被视为违反天然的恐怖景象，但女人秃头就会。”
“如此说来，社会可以接受低能的女人，却容不下白痴的男人？”我存心讽刺。
“确实如此。”保罗说，“在我的祖国，低能女性常常担任最低等的妓女，没有脑筋的男人却百无一用。”他绽出笑容，认为这番话证实了他所言不虚。
“天啊，别闹了。”我说，踩着沉重的脚步去厨房泡茶。保罗困惑不已，而且起了疑心：他仍然不明白我为何突然对罗素感兴趣。
这些书我读得非常吃力，而且我发现，理论与政治通常也令我束手无策。我不希望被原子弹炸死，但我相信那是我无力左右的事情。据我想来，我不如献身废止汽车算了：假如我出车祸，照样会死。不过，我觉得罗素的相貌非常有魅力，因此立刻让他在《被爱追踪》中担任要角，化身为宅心仁厚的古怪老先生，在海德公园用雨伞敲击攻击者的头部，拯救萨曼莎·迪恩。(“赏你一记，先生!你还好吗，亲爱的？”“我该如何回报您的恩情？”“我看你教养良好，我相信你的解释。请容我邀请你到寒舍过夜……我的管家会借给你睡衣。詹金斯太太，麻烦为这位小姐奉茶。”)我甚至赋予他一项嗜好：饲养孔雀鱼。由于他的嗜好，他宅邸门窗上方的三角形饰纹在我心目中一并可亲起来，也能够容忍他一套套的理论，以及阿瑟流露出来的对他的钦慕之情。
若是阿瑟知道我借阅罗素作品恶补，为自己充场面，他必然会大感惊骇，将我的举动评为“浅薄”。近几年他确实批评我“浅薄”，诸如当我不太能够隐瞒内心的想法时，或是当我不太愿意配合他、崇拜他的今日英雄形象时：阿瑟反复不定，时常改变效忠的对象，如此折腾几回后，我开始察觉问题所在。我会说：“那马克斯太太呢？”或“我敢打赌，马克斯的太太希望他当医生”。他听了只会鄙夷地看着我，我便进厨房幻想与马克斯的家居生活。“今晚不行，亲爱的，我头痛，你们知识分子全都一个德行，心思游移不定，真有那份聪明才智，怎么不出去闯荡一番？天知道你有才华。”
以我个人而言，我不可能去爱某种观点。我爱阿瑟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只不过那些观点带给他超然的威严，像一袭绯红的晚礼服斗篷。我爱的是他耳郭略略外扬的模样，可是他的招风耳并不明显。我爱他对某些字词的发音，比如“aunt”(姑姑)和“grass”(草)。他来自滨海地区，发音是“ahnt”和“grahss”；而我来自安大略，发音是“ant”和“graass”。我觉得他的口音别具魅力。我爱他刻意穿着的破旧衣衫、他热切的理念、他(在我眼中)荒唐的节俭(一个茶包要回冲一次)、他将指头插进耳朵的模样、他的远视以及为此而佩戴的陈旧阅读眼镜。有一次我说：“你喜欢我，我猜正是因为你看不清眼前的我。”当时，要开这种玩笑还为时过早。他说：“不是因为那样。”接着是漫长的尴尬静默，仿佛他绞尽脑汁思索他真心喜欢我的原因。或许，我思忖着他究竟喜不喜欢我，感受到胃部下沉。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若说阿瑟对我有感觉，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什么感觉。他似乎喜欢和我讨论不合作主义的哲理，或者该说是他为我解说，因为我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无知，多半时候只是点头。他允许我跟他去散发传单，他享用我特地带去的三明治。他告诉我他的身家背景：他的法官父亲、宗教狂热的母亲。他父亲原本要他当律师，他母亲要他至少从事医疗传教工作。他让双亲大失所望，专攻哲学，但演绎推理课程令他无法坚持学业。(“秃子就是秃子。”他说，“那跟人类的境况何干？”那时我毫不需要伪装，立刻赞同他……直到我深思这个问题：假如顶上无毛的人是你呢？)他在三年级后离开校园，暂时休息，沉思人生的正途。(这是我们之间的差异：对阿瑟而言，人生有正途，或许有数条正途，但一次只走一条。对我而言，人生没有正途可言，只有杂木林、壕沟、水塘、迷宫、沼泽，但没有正途。)
然后，他参与了废除原子弹运动，全心全意奔忙两年。他奉献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却仍只是边缘的小角色，一个散发传单的人。或许，问题出在他是加拿大人。
我满怀怜惜之情。我们坐在廉价餐馆中，闻着羊脂的味道吃煎蛋、薯条、豌豆，那是阿瑟最常点的菜色。他的财力捉襟见肘，不久后只得打零工：扫地、折餐巾，甚至沦为洗碗工，否则便得接受他所谓的父母贿赂，返回多伦多大学，但他对学业抱持着冷漠而莫名其妙的痛恨。
他在皇家展览馆那一带的公寓里有一间小厨房，但他不喜欢烹饪，而且厨房本身俨如废墟。他和两位室友合租公寓。一位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新西兰学生，他吃番茄酱烤豆罐头，不加热，不洗脏碗盘，令厨房看起来像小型屠宰场。另一位是眼睛如铜铃的激进印度人，他煮糙米饭和咖喱给自己吃，也不洗碗。阿瑟个性严谨，不喜欢凌乱。但他性情严谨到不愿为别人善后，因此我们下馆子。有一两次，我为他们清扫厨房，但这没引起什么好的效果，倒是招致了一些反效果。我在阿瑟面前留下了另一个错误的印象：其实我不爱清理厨房，当他发现真相后，颇感失望。新西兰室友叫斯洛克姆。他跟着我在厨房里打转，恳求我(“行行好，自从我到这个冷血的国家，就没有干过那档子事了，一次也没有。”)，而印度激进分子则不再视我为政治运动者，丧失了原先对我的敬重，见到我便翻白眼，嗤之以鼻。显然，一个人无法身兼受敬重的女学者与厨房女工。
此时，我与阿瑟的关系无法超越手牵手的阶段，而与保罗的生活又越来越难以忍受。万一他跟踪我，发现我陪着阿瑟散发传单，于是要求与阿瑟决斗，或者有其他同等不堪的举动，那该如何是好？我判定我爱的人是阿瑟，不是保罗，于是我采取了激烈的手段。
保罗出门去银行上班后，我收拾好自己的全部物品，包括打字机及写了一半的《被爱追踪》草稿。我草草写了纸条给保罗。原本想写：“亲爱的，分手对我俩都好。”但我明白措辞不够强硬，于是我写：“我一直让你不快乐，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行不通的。”我不认为他能追查到我的下落，更不觉得他会设法寻找我。话说回来，他非常在乎名誉。也许哪天傍晚，他会带着可笑、夸张的武器，诸如拆信刀或折叠小刀，出现在门口。我无法想象他使用左轮手枪，那太现代了。我在丧失勇气前，将所有行李塞进出租车，到了阿瑟公寓门口再搬下来。我知道他会在家，因为我前一天询问过他。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我告诉他。
他眨眨眼。“就这样赶出来？”他说，“那样应该违法吧。”
“不如意事常八九。”我说，“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房东发现了传单……他是死硬的右翼分子。我们大吵一架。”(我认为这算是真相的另一种说法。保罗可以算是房东，而他是右翼。但无论如何，我是骗子，心里也觉得我欺骗了他。)
“噢。”阿瑟说，“既然这样的话……”我是政治难民。他邀请我进公寓，以便讨论我该怎么做。他甚至帮忙提行李上楼。
“我没有半毛钱。”我说，啜饮自己在肮脏厨房泡的茶。阿瑟两袖清风，他知道两位室友也是荷包空空。“我在伦敦不认识其他人。”
“我想你可以睡沙发。”他说，“直到你找到工作。”他还能说什么？我们俩看着沙发，沙发破旧，凹凸不平，填充物从裂开的边缘露出来。
我在沙发上过了两夜，之后便与阿瑟同房。我们甚至做爱。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我预料他会热情如火。但起初几次，他完事的速度比我习惯的要快很多。“阿瑟，”我毫无技巧地说，“你跟女人睡过吗？”他迟疑了一会儿，我可以感觉到他颈项的肌肉紧绷。“那当然。”阿瑟冷冰冰地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向我睁眼说瞎话。
自从我住在阿瑟的屋檐下，待在他的跟前，他便开始留意我，甚至以自己的方式流露温情。他会为我梳头，梳得专注而笨拙，有时他会从后方过来抱我，只是随手搂一下，仿佛我是泰迪熊。我满心喜悦，目光晶莹：白马王子已经来了，而且他拥有可以让我献身的理想。我的人生有了意义。
但生活中不无困扰：印度人和新西兰人如影随形，在早上打开我们的房门向阿瑟借钱，新西兰人目光暧昧；印度人自从发现我们同床共枕时，便始终对我们不以为然。或者，新西兰人会坐在沙发上，听着晶体管收音机，念念有词地迅速做他的计算；而印度人则去洗澡，将湿浴巾留在地上。他常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阶级观念的邪恶，毕竟他在种姓制度下长大成人，但他撇不下老习惯，总是将捡起浴巾的人视为佣仆。他们两人都怨恨我的存在；或者应该说，他们怨恨阿瑟能交上他们眼中的好运。阿瑟本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怨恨，也没察觉他的幸运。
另一项困扰是我找不到时间、空间撰写《被爱追踪》。阿瑟出门时，他认定我应该同行；即使我找到借口不去，其中一名室友必然会在公寓里。我将书稿收在上锁的行李箱中，因为我怀疑新西兰人会来我们房中翻看东西。有一天，我回到公寓，发现印度人将我的打字机拿去典当。他允诺会归还现金，但之后我憎恶起他吃的每一粒糙米。我剩下的钱不足以赎回打字机，而我指望在完成书稿后领取两百英镑稿费。我的绝望一天天暗中增加。阿瑟不知道我的问题，不断纳闷我为何仍然不去找女服务生的工作。在建构虚拟的过去时，我穿插了一些真实的经验，提过我曾经是女服务生。我还说我做过啦啦队队长，而我们共同笑起我参与政治的往事。
与他们同住三周后，我几乎一文不剩。尽管如此，我花了宝贵的几便士购买碎布，准备做浴室窗帘。布料是红橙色相间的印花布。我觉得窗帘能为浴室驱走几分寒意，减少空洞感。我打算自己做窗帘，手工缝制。我一辈子不曾做过女红。我爬上楼梯，哼着歌儿打开公寓门锁。
站在客厅中央的人，正是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