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怎么找到我的？
她在客厅里，背挺得很直，站在黏土色的小地毯上，穿着白领的藏青色套装；白手套、帽子、鞋子都洁净无瑕，皮包夹在腋下。她化了妆，用口红将嘴巴画得比较大，但可看出她原本的唇形。我看见她在哭，无声而丑陋；睫毛膏从眼睛流淌而下，成为黑色泪滴。
我的目光穿透了她的背脊，看得见后面的破损沙发，仿佛填充物是从她身上露出的。我后颈的寒毛竖立，于是我夺门而出，摔上门，倚在门板上心想那是她的星光体，并记起莉达·斯波特告诉过我的话。那个鬼东西应该待在家里的，母亲放它出来干什么？我想象母亲飘过大西洋，牵系星光体的橡皮筋越拉越细。她最好当心一点，否则扯断了连线，她便会永远与我同在，潜伏在客厅，模样犹如一坨澄澈的灰尘，或是像她在一九四九年拍照的柯达透明底片。她的来意为何？为什么不放过我？
我再次开门，准备面对面，向她说出积压在我心里的话，但她已然消失。
我立刻重新布置家具。这并不容易，因为家具陈旧又笨重。然后我检查公寓，看有没有开着的窗户，却没有找到。她怎么进来的？
我没有说出母亲显灵的事。他们不高兴我移动家具，倒不是说他们在乎家具的摆放方式，只是觉得我应该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想帮你们节省时间。”我说，“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他们判定那是家庭主妇的本能作风，忘却了这件事。但我不曾遗忘：假如母亲能让她的星光体横渡大西洋，就能再来第二次，而我不想再见到她。不知道改变家具的摆法能不能将她阻挡在外。莉达·斯波特使用这一招对付来意不善的鬼魂，但母亲不是鬼魂。
五天后，我收到电报。电报在加拿大馆放了四天。我一直用那个地址收信，偶尔写明信片给父亲，回信地址也写那里，以防母亲哪天动了追查我下落的念头，过来找我。我不常去领信，因为只有父亲偶尔寄明信片来，图案是从中央岛远眺多伦多天际线，想必他一口气买了几打，内容则是“一切安好”，活像是寄检验报告卡给我。
电报说：“你母亲昨日过世。请返家。父字。”
我读了三遍。起初我认为那是陷阱：电报是母亲拍的，她从父亲随手放着的明信片上抄下地址，试图引诱我回到她的攻击范围。果真如此，她应该会写“你父亲昨日过世”。不过，她也可能意识到只要她仍然健在，我便不会回去，因而在电报里捏造虚假的安全信号。
但如果她当真不在人世呢？那么她便能出现在我的客厅里，前来通知死讯。我完全不希望这是事实，但我想应该没有错。我得回家一趟。
我回到公寓里，印度激进分子盘腿坐在地板上，向坐在沙发上的阿瑟解释性交过度会使精血耗竭，进而减损心智的力量，令他无法为政治贡献。印度人说，应该将精液汲取到脊椎，传送到脑下垂体，并举了甘地为例。我在半开的门外听他们交谈几分钟(在门外偷听是我保留的习惯)，由于没有听见阿瑟的声音，不知他有没有回应，我便走了进去。
“阿瑟。”我说，“我得回加拿大。我母亲过世了。”
“如果她已经死了，”他说，“何必回去？你又帮不上忙。”
他说得对，但我需要知道她是否真的不在人间。即使打长途电话回家询问父亲，我也无法判定事实……我必须眼见为凭。“我不能解释。”我说，“这是家事。我非回去不可。”
我们俩记起我身无分文。父亲为什么没有寄钱给我？他假定我有能力自给自足，他总是假定我毫无问题。我是明智的女孩。母亲会知道我不是那种人。“我会想法子的。”我说。我坐在床上咬指甲。我的打字机在当铺，《被爱追踪》锁在行李箱中，自从与阿瑟同居，我便不曾碰过。稿子只写到一半。我的钱甚至不够买纸完成稿件。我可以写信向父亲要钱，但那得花掉宝贵的一英镑，再说我在这里的银行账户是用路易莎·K. 德拉科特的名字。我将很难向父亲说明原因，尤其是透过电报。那可能会刺伤他的心。
我将草稿藏进包里。“我要去图书馆。”我告诉阿瑟。出发前，我偷了新西兰人的廉价黄色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没必要开口借，否则会被严词讯问。
随后两天，我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勤勉地用大写字体撰稿，并且不理会其他人的窸窣声、咿呀声、鼻塞声、喉咙有痰的那种咳嗽声。萨曼莎·迪恩在慈祥的孔雀鱼先生家中寄宿，在房间里忽然遭到主角声名狼藉的叔叔达西伯爵绑架，并受到强暴的威胁。主角救了萨曼莎，但主角的旧情妇皮埃蒙特女伯爵心生妒忌，这位半意大利血统的美女派人劫走萨曼莎。可怜的萨曼莎在伦敦像一个沙包被扔来扔去，总算重回主角的怀抱；而他愚笨的利蒂希娅夫人死于黄热病；皮埃蒙特女伯爵此时愤怒不已，在雷雨中从城垛跃下而亡；伯爵则因为在南洋投资失利，不再富贵。这是我篇幅最短的作品之一。但情节紧凑，至少封面上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惊人的高潮。出版后，我在多伦多买了一本。萨曼莎一袭蓝衣，风姿绰约，巨大的云朵映衬着她如海草般起伏的秀发。德维尔城堡的角楼在背景中，散发出不祥的氛围。
但我领到的稿费比平常低，半是因为篇幅(科伦拜恩出版社以字数计价)，半是因为那些浑蛋知道我需要这笔钱。“结局有点悬而未决。”回信上说。但稿费足以买一张单程机票。
母亲确实已经呜呼哀哉。不仅如此，我还错过了葬礼。我在机场没想到要打电话，因此我走上多伦多家门的门阶时，并不知道屋内会不会有人欢迎我。
时间是傍晚，屋里亮着灯。我敲敲门，没有人应门。我转动门把，发现没有上锁，便自行进屋。我立刻看出母亲确实不在人世，因为有些椅子罩着塑料护套，有些没有。母亲绝不会做这种事。对她来说，要么全部罩上护套，要么全部拿掉：客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那取决于她是否在家里招待客人。没有护套的椅子看起来有些可憎，像没有拉上拉链的裤裆。
父亲坐在椅子上，穿着外出穿的鞋。这是另一条母亲已死的线索。他在读一本平装书，但心不在焉，仿佛再也不需要将整副心神投注在书上。我见到他，他便察觉到我回来了。
“你母亲过世了。”他说，“过来坐下，旅途一定很远吧。”
他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多，线条也更清晰。先前，他的脸孔是平的，像铜板，甚至像被火车碾过的铜板，五官宛如被抹平，却又不到全平的地步，以致模糊难辨，仿佛罩着一层层纱布。但如今他的脸孔开始浮现，淡蓝色的眼珠，眼神机灵，我从未想过他是机灵的人。他的嘴唇很薄，甚至略带鲁莽的感觉，那是赌徒的嘴巴。为何我过去不曾注意到这些？
他说有一天傍晚，他从医院返家，发现母亲倒在地下室楼梯底下。她的太阳穴上有瘀血，颈部扭曲的角度怪异，他几乎一眼便察觉到她摔断了脖子。他叫救护车只是为了形式，他清楚母亲已死。她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和粉红色室内拖鞋。
父亲说，她必定是一跤滚到楼梯下，头部受到连续撞击，并在楼梯底摔断颈椎。他暗示母亲最近的饮酒量。验尸裁决的死因是意外。不可能有其他死因，因为家里没有遭到闯入的迹象，也没有遗失物品。这是我和父亲聊得最久的一次。
一股罪恶感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原因很多。我离开了她，撇下了她，尽管我清楚她并不快乐。我曾经疑心电报的真伪，怀疑她布局诱骗我回家，而且我甚至没有赶上葬礼。我在她断气的那一刻朝她关上了门——不过，她的确切死亡时间无法判定，因为父亲发现尸体时，她已经死亡至少五个小时。我觉得仿佛是自己亲手杀了她，尽管那不可能。
那一夜，我走向冰箱，亦即她的冰箱，将食物狂扫下肚，狼吞虎咽，没有乐趣可言。我吃了半只鸡、四分之一磅的奶油、一个店里买来的香蕉奶油派、两条面包配橱柜里的一罐草莓果酱。我不断期待她出现在门口，流露出我最熟悉的那种既鄙夷又窃喜(她喜欢逮到我大啖食物)的表情。尽管我做了如此仪式，却没有像往日那样将她引来。她没有出现。那一夜我呕吐两次，没有故态复萌。
第二天，我开始疑心母亲的死另有隐情。早餐时，父亲用崭新的机灵眼睛望着我，口吻仿佛事先演练过：“或许你会难以置信，但我爱你的母亲。”
我确实觉得难以置信。我知道他们房中有两张单人床、他们的争执，我知道母亲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而我和父亲完全配不上她。她常说没有人感谢她，她的话不是出于胡思乱想。确实没有人感谢她，尽管她行为举止中规中矩，为我们奉献一生，依照习俗将家庭视为她的事业，但看看我们的德行吧：女儿性情阴沉、肥胖笨拙；丈夫不肯和她交谈，不愿搬到罗斯代尔那一片盎格鲁-撒克逊富豪世家的集散地，回归他的故乡。他是否以妻子为耻？答案八成是肯定的，只是一谈起这个话题，他总是静默不语，不然就说他不喜欢罗斯代尔。母亲说父亲不爱她，而我相信母亲。
更奇怪的是，他何必对我说“我爱你的母亲”？他想说服我，这点很明显；但同样明显的是，他没有料到我真的会从英格兰回来。
他已将母亲的衣物送给“跛足公民”，地毯上四处是他的鞋印，水槽里的脏碗盘至少摆放了三天。他打破了全部的家规。
翌日，他说了更可疑的话：“没有她，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一边说，一边叹着气看我，以眼神恳切地求我相信他、参与共谋、别走漏风声。忽然间，我依稀看见他从医院悄悄溜走，戴着白色口罩开车回家，以防被人认出。回到家后，他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屋，脱掉鞋子，穿上拖鞋，鬼鬼祟祟地到她背后。他是医生，他曾是地下工作人员，他杀过人，他必然知道如何扭断她的脖子，并将现场布置得像意外。尽管他又是皱眉又是叹息，他也自鸣得意，活像犯了错却不必负责的人。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不符合他的作风，却徒劳无功。只要条件得宜，任何人都可能做出任何事。我开始寻找动机：另一个女人、另一个男人、保险单、一时气愤难平。我审视父亲的衣领，寻找口红的痕迹。我翻阅他书桌抽屉里看起来较正式的文件。我蹲在楼梯上，偷听他接到的几通电话。但我查不出证据，若我相信他犯了案，便不会这么快放弃调查。再说，假如我发现父亲是杀人嫌疑犯，我又会怎么做？
我转而思忖起母亲的事。推测她的过去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反正她已不在人间。她究竟有过何种遭遇，才会那样对待我？我更想询问父亲“母亲是不是在婚前怀孕”。她相簿里的那个年轻男人又是怎么回事？他身穿白色法兰绒，驾驶名车，曾经可以算是和母亲订婚。可以算是。他们的故事暗含悲剧的氛围。他是否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加拿大铁路公司的火车站站长而抛弃母亲？尽管父亲的家庭背景比母亲强，但他对于母亲来说是否只是第二人选？
我拿出相簿，准备重温照片。或许那些脸孔上的表情会泄露一些蛛丝马迹。但每一张有白色法兰绒男人的照片里，他的脸孔都遭到割除，小刀的刀痕干净利落。父亲的脸孔也不见了。只有母亲仍然青春美貌，笑靥灿烂，望着镜头，挽着无头男子。我在桌前坐了一小时，面前是摊开的相簿，惊愕地察觉母亲满心愤懑的证据。我几乎能见到她切割照片，纤纤玉指怒火熊熊，割断过去，因为那些过去演变成了现况，又背叛了她，令她困在这幢房屋里，待在这覆盖塑料的坟墓中，无路可出。那必然是她的感觉。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也许她是自尽，不过我从未听说谁跳下地下室的楼梯结束生命。如果真是这样，便能解释父亲为何举止鬼祟、希望被相信、急于处理她的遗物，以免睹物思人，令他想到自己要承担部分责任。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母亲感到不平：路姑妈人见人爱，却没有人在乎母亲，没有人真心喜欢她。她的个性太强，无法讨人欢心。
母亲的死，一部分也是我的过失。我主掌自己的生命、离开家门是否错了？离家前，我始终是肥胖的先天白痴，是令她颜面尽失的身心残缺者，让她束手无策。她的内心与外表并不相同。我是她的挫败，与她自命上流与优雅的生活格格不入。她毕竟是我的母亲，她必然曾经将我当成小孩看待，但我只记得片段，例如她会抱起我，让我能照到梳妆镜，由她为我梳头，或是她在公开场合搂抱我，与其他母亲在一起。
一连几天，我思忖着她的点点滴滴。我想知道她的人生，也想知道她的死亡。事发经过究竟如何？尤其是，如果她过世时穿着粉红色家居服和拖鞋，为何她出现在我家客厅时，却穿着一九四九年的藏青色套装？我决定去找莉达·斯波特，请她举行私人降灵会。
我在电话簿里查她的电话，但她没有登记。约旦堂也没有。我搭电车到那一区，在大街小巷穿梭往返，总算找到那幢房屋。绝对就是那里没错，我记得街角的加油站。但如今，一户葡萄牙人住在那里，他们对约旦堂一无所悉。莉达·斯波特和她那一小群唯灵教派信徒消失无踪。
我与父亲同住九天，看着母亲的房子瓦解。她的衣柜和五斗柜抽屉空荡荡，她的单人床重新铺了床单，却无人使用。草坪出现蒲公英，浴缸出现一圈圈污垢，地板有食物碎屑。父亲不讨厌我住在家里，却没有殷勤挽留。我们这一生都是沉默的共谋，如今保持沉默的原因不复存在，我们便想不出两人能聊的话题。我以前常幻想母亲令我们父女疏远，若不是她，我们将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一如南希·德鲁[7]与她善解人意的律师父亲。但我错了。事实上，她是我们父女的向心力，就像国家危难事件，像伦敦大轰炸。
最后，我自己租了房间，住在查尔斯街。我其实负担不起，但父亲说他打算出售房子，搬到艾曼纽路的一间单身公寓。(他后来续弦，对方是他在母亲过世后认识的法律事务所秘书，人不错。他们搬到唐米尔斯那一带的平房。)
母亲过世后的那一段时间，我无法写作，对先前的故事情节提不起兴趣，而新情节则滞碍难行。我几番尝试提笔，开始写名叫《卡斯尔福德风暴》的小说，但男主角老是在打桌球；女主角坐在床沿，在夜里独自一人，什么也没做。这大概是我最贴近社会现实的稿子。
想到阿瑟，令我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我根本不该离开。我们在机场吻别，呃，也不能说是机场，但他确实送我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接驳车站。我告诉他，等我能够抽身，便会立刻回到他身边。每星期，我都忠心耿耿地写信给他，说明我没有旅费，仍旧回不了英国。有一段时间，他会写回信。那些信古里古怪，谈的净是他散发传单的事情，信末写着“谨上”(我写的则是“爱你哦。给你一千个香吻”)。之后便杳无音信。我不敢去想究竟怎么回事。他遇到别的女人了吗？某个分发小册子的荡妇？也许他只是忘了我。但我大部分的行李都在他的公寓，他怎么能忘掉我？
我找到了工作，在伊顿百货担任化妆品柜台小姐，销售睫毛膏。但我常在夜晚哭肿双眼，公司便将我调到假发部门。我负责的甚至不是上等货，而是人造假发。这份工作乏味无趣，见到客人徒劳无功地追求青春美貌令我沮丧。偶尔没有人注意时，我会试戴假发，但那些多半是灰色的。我想瞧瞧自己老年的模样。我觉得自己即将变老，而且一生平板单调，因为我对人、事、物一概丧失兴趣。这会儿，我相信我已然遭到遗弃。我满心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