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几乎立刻打电话给皇家豪猪。他的口气并不讶异：“怎么这么久才联络我？”
“我出城了。”我含糊地说，“我在出发前给你打过电话，但你不在。”
我们在辛普森百货美食广场一家名叫“红辣”的小摊见面。皇家豪猪说他的境况甚至比平常更窘迫，而这里提供全城最便宜的午餐，两份热狗和一杯橙汁饮料只要一元。他的斗篷在辛普森百货美食广场有些格格不入，以至于我对他的性幻想稍微消减。但他仍然有几分拜伦的味道。我记得拜伦在房间里养了一头宠物熊，而且用头盖骨喝酒。
他向我借了一枚地铁代币，我们便回到他的住处。“有件事要先讲清楚。”我在货运电梯中说，“我们不能认真。”我说阿瑟对我非常重要，我不愿做出会令他伤心的事。
皇家豪猪说他不介意，而且越不认真越好。
起初，我们的关系很轻松。终于有人愿意和我共舞华尔兹，我们在他仓库的舞池翩翩起舞，他全身上下只戴着大礼帽，我披着蕾丝桌巾，音乐是我们从“跛足公民”那里买来的曼托瓦尼管弦乐。电唱机也是在“跛足公民”那里买的，十元。不跳舞、不做爱时，我们便造访二手商店，搜寻花瓶、八扣手套[6]、无肩带的黑缎马甲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正式礼服。他想要暗藏着剑的拐杖，但我们不曾找到，倒是在中国城发现一家店正在卖一九〇五年遗留下来的有扣靴子。靴子不是常见码数，所以销路不佳。我得坐在路边，让皇家豪猪努力地将我的脚塞进每一双靴子试穿，美丽的淡色调，白色亮面绵羊皮，珠灰色。我觉得自己像灰姑娘丑陋的姐姐。我唯一穿得下的一双，是绑鞋带的黑色钢头洗衣妇鞋，连这种鞋也很诱人。我们买下这双鞋，之后买了一双黑色网纹丝袜来搭配鞋款。
我很快便发现我对十九世纪琐事的兴趣，远远不如皇家豪猪对文化碎屑的迷恋。我喜欢古董银饰和鼻烟盒，他渴求绿色可口可乐瓶、破旧的惊奇队长漫画、米老鼠手表、小人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影明星纸娃娃。他钱不多，不能将想要的东西统统买下，但他对昙花一现、落伍、用完即丢弃的物品如数家珍。万物对他来说都是风格潮流，都不具实体。在他身边，我近乎谦卑。
不幸的是那双绑鞋带的黑色短靴若是穿超过半小时，我便会脚疼不已，但也够我尽情跳两支华尔兹了。逛街疲倦时，我们便到街角的肯德基，点一篮炸鸡和两杯可乐，带回皇家豪猪的仓库享用。他要留下鸡骨，煮沸，用黏胶和铁丝固定在一座雕塑上。他准备将成品取名为“琼·福斯特肯德基炸鸡”，并在他的下一场展览上展出。他说这是绝佳的点子。黑鞋要称为“福斯特之舞三十号”，他还将我的几绺头发粘在一片曼托瓦尼唱片上，称为“毛茸茸的福斯特音乐”。若是我给他我的周末内裤组，他可以……
“你真有创意。”我说，“但我想那不是好点子。”
“为什么？”他问，有点难过。
“会被阿瑟发现的。”
“阿瑟。”他说，“每次都是阿瑟。”
他开始憎恶阿瑟，刻意告诉我自己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她们都已婚，一位嫁给心理医生，另一位的先生是化学教授。他说她们都很笨，床上表现差劲。化学教授太太常在货运电梯旁边留下烘焙食品，而且事先不打招呼。我们会躺在他肮脏的床垫上，吃着受潮的南瓜蛋糕和扁平的高蛋白质面包(她是健康食品狂)，而皇家豪猪会谈论她的缺点。我开始纳闷他在她们面前，是否也那样谈论我。我心里很介意，却无权介意。
“既然她们那么无趣，你为什么见她们？”我问。
“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总得有事做。”他说得一把火气。他已认定她们是我的过错。
偶尔罪恶感发作的时候，我会为阿瑟烹煮大餐，成绩却比我平日做的菜更糟糕。我甚至思忖着告诉他一切，效法马琳的坦白与诚实。话说回来，她的做法并没有为她带来奇迹，我确信以她为师对我不会有帮助。我担心阿瑟会哈哈大笑，指摘我是叛徒，或是将我一脚踢开。我不要那种下场：我仍然爱他，我确定自己是爱他的。“或许我们应该采取开放式婚姻。”一天晚上我向阿瑟如此说，当时他在奋力切割一块我在烤架上烤到忘记的猪排。他不置可否，原因可能是他嘴里满是食物，我也没有继续追问。
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后，马琳已不在我们公寓。她回到唐身边。他们说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但她仍然和萨姆见面。他们的约会是秘密，但萨姆当然是立刻告诉了我。
“那你们现在算什么关系？”我说。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状态。”他说，“只是经验比较丰富了。”
阿瑟和我的关系似乎也回到了原点。我心想，我的问题在于我不缺经验，但我似乎无法从经验中学习。
阿瑟回去教书，《复兴》杂志社重整旗鼓，这点应该能让他开心。可是我看得出他怏怏不乐。以前我会竭力取悦他，但现在我憎恶他不断散发的灰色氛围，犹如反其道而行的光环。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快乐一概是我的错，是我忽视他。但我逐渐撇下那种感觉。或许，他只是擅长抑郁寡欢，就如同其他人擅长赚钱。或许他存心毁掉自己，借此向我证明我的破坏力。他开始指摘我对他的工作不够感兴趣。
由于家里气氛沉闷，我逐渐喜欢通过皇家豪猪逃离现实。他对我不会有太多要求，诸事洒脱。我不再小心翼翼，开始在阿瑟外出时从家里打电话找他。到了后来，即使阿瑟在隔壁房间，我也敢拨电话。我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我对古典哥特小说完全丧失兴趣。现在那些小说对我有何用处？
我总算踏上斯奇吉斯的加拿大全国讲书之旅，皇家豪猪也同行。我们乐此不疲地挖空心思，让他能蒙混进汽车旅馆房间。有时候，我们会穿着从“跛足公民”那里买的中年观光客服饰，以假名登记房间。在多伦多时，我开始出席派对，不见得是和他同进同出，而是两人间隔约五分钟先后入场，再设法找人引介我们认识。这些游戏很幼稚，却能纾解我的情绪。
在其中一场派对，我认识了弗雷泽·布克南。他拿着酒杯走向我，笑嘻嘻地站着，当时我在问皇家豪猪的职业。
“我从事殡葬业。”他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很逗趣的答案。
“不好意思，福斯特女士。”弗雷泽·布克南说，伸出一只手，“我是弗雷泽·布克南。或许你曾经听说过我。”他身材矮小，衣着整齐，穿着花呢外套和高领毛衣，蓄着短短的络腮胡。他显然认为胡子看起来很英勇，不时转头让人看他的侧脸。
“恐怕没有听过。”我向他微笑，心情愉悦，“这位是皇家豪猪，他是反创作诗人。”
“我知道。”弗雷泽·布克南说，绽出一个异常亲昵的笑容，“我很熟悉他的……作品。但福斯特女士，我想找的人是你。”他侧着身靠过来，走到我和皇家豪猪中间。我稍微向后退。他降低了音量：“请告诉我，在《神谕女士》之前，怎么从没见过你的作品印成铅字？多数诗人，或者我应该说女诗人，都会经历一段，呃，学徒时期，在小杂志之类的刊物发表作品。我密切注意各种刊物，但我没见过你的任何作品。”
“你是记者吗？”我问。
“不是。”他说，“我以前也写一点诗。”他的口吻暗示他已经性情成熟，不再作诗。“也许，你可以当我是一个感兴趣的观察家，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笑眯眯的。
“关于这一点，”我说，“我大概只是从没想过我的作品好到可以公开发表。我没有投过稿。”我笑了一下，暗自希望笑容还算谦虚，然后视线掠过他的肩膀，去看皇家豪猪，希望他解救我。弗雷泽·布克南的大腿轻轻贴着我的腿。
“这么说，你出道时作品便已经很成熟了，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里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成熟的女性。”他说，“或者说，你是从约翰·莫顿的头里冒出来的。那个人确实很会发掘有才华的年轻人。”
不知何故，我觉得他话里有令人极不快的含沙射影。我再笑一笑，说要去拿酒。我忽然想起我曾经见过他，当时他在一场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席第一排中间，在小笔记本上做笔记。好几场谈话节目。好几场城外的谈话节目。一家汽车旅馆大厅。
“那个奇怪的小矮子是谁？”当我和皇家豪猪精疲力竭地躺在他床垫上时，我问他，“他是做什么的？”
“他人脉很广。”他说，“他以前在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做事，大概每个人都待过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吧。之后他创立了一家文学杂志社，叫《退稿》，他的想法是只刊登其他文学杂志社退稿的稿件，被退越多次的越好，还要附上退稿信。他要颁奖给写得最棒的退稿信，说那是艺术。但杂志社垮了，因为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被退稿。不过他在创刊号刊了很多自己的作品。我想他是英国人。他出席所有的派对，只要进得去的都会参加。他以前四处跟人说：‘你好，我是蒙特利尔诗人弗雷泽·布克南。’我想，他曾经在蒙特利尔住过。”
“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向《退稿》投过稿。”皇家豪猪说，“那是我还用文字创作的时候。他退稿了。他讨厌我的东西，觉得我的作品太离谱。”
“我觉得他四处跟踪我。”我说。其实我认为事态比跟踪我更为严重：他跟踪我们。
“他是怪胎。”皇家豪猪说，“他很迷恋名人。他说他在写这个时代的历史。”
那一晚，我早早搭出租车回家。我再次陷入自我怀疑。难处在于我认为我的每一种生活都完全正常而合宜，只是会作如是想的时间都不长久。当我和阿瑟在一起时，皇家豪猪宛如来自我小说情节中比较不合理的浪漫的白日梦，散发出我努力不让作品出现的荒唐气质。但当我和皇家豪猪在一起时，他似乎可靠而实在。他的一言一行都自有逻辑；倒是阿瑟变得不真实，成为没有实体的鬼魂，像一张放在壁炉架上我早已遗忘的褪色照片。我正在伤害他吗？我是否对他不忠？你怎么可能伤害一张照片？
那晚我走进公寓时，心里仍在想这件事。《复兴》杂志社全员到齐，似乎在忙一件大事。只有萨姆和我打招呼。现场有一位职工工会会长。这位不折不扣的会长退到角落。他将他们称为“你们这些孩子”。
“如果你们这些孩子想要参与活动，没有问题。”他说，“但如果工人要向警察吐口水，让他们自己向警察吐口水。毕竟事关他们的工作。你们这些孩子可以坐牢，你们没有稳定的差事，你们损失一点自由时间也无所谓，但他们就不一样了。”
唐争辩，正因为如此，吐口水应该由他们代劳，不能让员工吐。但工会会长摆摆手否决。“不行，不行。”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用意很好，但相信我，与其提供错误的协助，不如袖手旁观。”
“什么事啊？”我问萨姆。
“今天床垫工厂罢工。”萨姆说，“麻烦的是工人大半是葡萄牙人，信不过我们的做法。你知道加拿大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是狗屁吗？倒不是说我们能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还在找人当翻译。”
“谁向警察吐口水？”
“是阿瑟。”萨姆说。从阿瑟脸上得意扬扬又像挨骂的表情来看，我知道他确实吐了口水。不知何故，这令我不快。
若不是我才刚从皇家豪猪那里回来，我不会说半句话；但皇家豪猪认为政治很无趣，尤其是加拿大民族主义。“艺术是雅俗共赏的。”他会说，“热衷政治的人只是想引人注意。”
当我和阿瑟在一起时，我相信他献身的理念符合正义，他的每一个理念都符合公理，否则我如何和他共同生活？但皇家豪猪将那些理念的棱棱角角悉数抽离，回到骑士精神和圆颅党[7]的年代。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我向阿瑟说，“你们大概等不及被捕吧。但那能解决什么吗？根本无济于事啊。你们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你们不参加任何政党，真正去改变现状。你们光说不练，互相攻诘，就像普利茅斯弟兄会[8]，只想将别人排除在外，借此定义你们的纯粹。然后你们跑出去，做吐口水这一类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表态动作。”
没有人吭声，大家都太过惊愕，没料到我也会言辞激烈。仔细想想，我凭什么开口？我自己也不曾献身拯救世界。
“琼说得对。”马琳说，机巧的口吻很冷静，“我们来听听她想建议我们采取什么有用、有意义的表态动作。”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说，瞬间畏缩起来，开始道歉，“我是说，那真的不干我的事，我不懂政治。也许你们可以炸掉和平桥或是别的地方。”
让我惊恐的是，他们把我的话当真了。
第二天傍晚，一小群代表来到公寓：马琳、唐、萨姆和两个《复兴》杂志社较年轻的成员。
“东西在车上。”马琳说。
“什么东西？”我问。我才刚洗过头发，没料到他们会来。阿瑟不在，去教加拿大文学的夜间班。那一天他几乎没跟我说话，惹得我一身火气。
“炸药。”她说，非常兴奋，“我父亲是做建筑业的，要偷拿炸药很容易，还有雷管和两个火帽。”
“炸药？拿炸药做什么？”
“我们讨论过你的提议。”她说，“我们觉得你的主张不错，打算炸掉和平桥表态。由于桥名的关系，那是最适合表态的桥。”
“慢着，你们可能会伤及无辜。”我说。
“马琳说我们晚上行事。”唐连忙说，“我们不会将桥完全炸断，只是一个象征，就像你说的，那是表态。”
他们要我为他们藏匿炸药。他们甚至拟妥了计划。我得用假名购买一辆二手车，地址则谎报为一位《复兴》杂志社新成员的公寓住址，反正他要离城两个月。然后，我得将炸药放在后备厢里，天天移动车辆，停在不同街道的通宵停车场。
“买二手车要钱。”我慢慢说。
“听着，这是你的主意。”马琳说，“好歹你能出一点力。再说，你可以买两百元的那种廉价车。”
“为什么找我？”
“因为绝不会有人怀疑你。”马琳说，“你看起来不像是玩炸药的人。”
“我要帮助你们移车移多久？”我问。
“到我们拟订全盘计划就好，之后我们会接手车子的事。”
“好，我加入。”我说，“炸药在哪里？”
“在这。”唐说，交给我一个纸盒。
我根本无意执行他们的计划。第二天，我搭出租车去找皇家豪猪，将纸盒塞到地窖里，反正那里原本就有许多木箱和箱子。我告诉他那是人家送的结婚礼物，是一尊丑陋的雕像，我再也受不了将它放在家里。
“出于情感，希望你别拆开来看。”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