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问安全的代价是什么。我穿着内衣裤坐在阳台上，用毛巾盖住身体，在这偏僻的地方做热气蒸腾的日光浴。彼岸不是天堂，而是地狱的边缘。现在我知道亡魂为何返回尘世看顾活人：彼岸太无聊，既没有说话的同伴，也无事可做。
我心想，或许我真的溺毙了，而这整件事、在飞机上的时间(我看了《战争与冒险》，没有戴耳机)、赫兹租车公司、公寓、到罗马购买染发剂都是死后的恶劣笑话。灵魂在死后会因为困惑，停留在尸体附近一段时间，至少那是唯灵教派的说法。果真如此，我便应该是在安大略湖油腻的湖面上盘旋，在多伦多岛稍微偏东的位置，拒绝随着潮流移动。或者他们已将我打捞上岸，尸首面目无从辨识，躺在公共停尸间；或者我已经被切开，被摘除了可用的器官，而我看见了影像则是因为某人得到我的双眼。我的一生并未按照规矩在我眼前一掠而过，但那是迟早的事，我的反应向来比别人慢半拍。
自我成长类书籍教人要活在当下、接受现实。但如果现实生活一塌糊涂，未来的生活是一片泥淖呢？我觉得自己被放逐到无人荒岛，传递讯息(不论是不是用瓶子装着纸条，还是用其他方式)的冲动日益强烈。我还活着。我被困在这里，几天没有见到船只。我已经厌倦跟本地的动植物、蚂蚁说话了。我在这里，置身在美丽的南方风景中，浸淫在清风与旧世界的迷人氛围中，但祖国始终嵌在我的脑海中，宛如手术后留下的铁片。或者说，像是那种被丢入清水中便会膨大、化为华丽矿物结晶花朵的小丸。如果我任凭那些花朵失控地滋长，花朵将会占据我的脑袋。没有必要试图逃避那种下场，因为是我将它们随身带来的，我仍然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像遥远但愤怒的人群的低语。现在已经来不及重新摆放家具，我无法将它们阻绝在外。
我准备像过河一般轻松迈入的新生活呢？新生活并没有出现，我已经被旧生活彻底抛弃了。我被困在阳台上，等待变化。我想，我应该培养嗜好，做拼布工艺，种花养草，搜集邮票。我应该宽心地做一个观光客，一个掠夺成性的女性观光客，拍摄快照，寻找佩戴粉红色尼龙领带、穿尖头皮鞋的情人。我想要放松精神，沉浸在这里的氛围中，悠然自得，吃掉生命之树上落下的胡说八道，却不知为何办不到。我等待某事降临，等待局势转向(转成圆圈状？螺旋状？)。这一生，我始终迷恋故事般的情节发展。
我纳闷阿瑟是否收到了我的明信片。他会不会来找我？我们能否从头来过，展开新的开始，迎向新生？或者他仍然愤怒，他是否真的就是那个人？……或许我根本不该寄那张明信片。话说回来，他也可能会将它撕掉，不理会我的求救。
我倚着椅背，闭上双眼。菜贩伫立在门口，双臂上除了蔬菜仍是蔬菜：繁盛肥大的南瓜、朝鲜蓟、洋葱、西红柿。他绽出微笑，我奔向他，他穿着短袖的橄榄色手臂紧紧抱住我，地上满是西红柿汁，我们在西红柿汁上滑跤，交缠的身躯滚压过压扁的南瓜，宛如与沙拉做爱，爽脆又绵软。但情况不会是那样，他会出现在门口，而我没有奔向他，却记起我的贴身衣物披在椅背上。“我先整理一下东西。”他会如何看待我？我会在屋里匆匆收拾，掩藏东西。“你何不来杯茶呢？”他无法理解我的话，笑容褪去。我究竟请他来做什么？再说，他会将这件事告诉整个村庄的人，男人会色眯眯地看着我，夜晚时在公寓周边蹑手蹑脚，小孩会向我扔石头。
我在塑胶椅上坐直，睁开眼睛。没有用，我紧张得像热锅上的跳蚤，连性幻想时也撇不下焦虑。我需要喝酒，而仙山露半滴不剩。小孩已经在扔石头，昨天有一颗石头差点砸中我。
我起身晃回公寓里。我的生活仍然缺乏规律，似乎越来越没有理由在任何一个规定的时段做某些事了。我回到厨房，一路褪去浴巾。我饿了，但没有食物，只剩下一些煮熟的意大利面，面已经发干，窗台上还有一把插在水杯中的泛黄欧芹。关于冰箱，我有话要说。虽然冰箱鼓吹我们浪费，但也创造了永远有明天的假象，食品可在冰箱里放到天荒地老……为何媒体分析家没有探讨过冰箱的议题？拥有冰箱的人对生活的观感，必然与没有冰箱的人不同。银行之于金钱，正如冰箱之于食物……这些思绪从脑海里流过，我开始觉得自己的整场人生与我毫不相干。
我注意到蚂蚁不太对劲，便察看它们待的糖水碟。原来是我忘记添水，糖水干稠成糖浆状，有些蚂蚁在边缘轻轻啃食，但其他蚂蚁冒险走到糖浆表面，因而受困，像剑齿虎落入焦油坑。现在它们有些已经死亡，有的则微弱无力地挥动触角。我试图用火柴拯救仍有一口气的蚂蚁，将它们捞出来，放在碟子边缘，但救援行动多半只是徒劳，它们被糖浆粘住，无法生存。我对饲养宠物向来不在行。“SOS”，我在糖水中写着。想想办法。
我回到主卧室，穿上其中一件松垮的连衣裙。我不再需要印着粉红色骑警的头巾，因为我从罗马回来第二天便染好头发，现在头发是泥褐色，没有半丝包装盒上保证的闪亮光泽。事实上，头发一塌糊涂。我为什么不干脆买一顶假发？我知道为什么。假发太闷热，脑袋会热得不听使唤。但是戴漂亮的灰色假发，会比染发美观。
我走上山坡，来到市集广场。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的传单。或许是有选举吧，几乎每天都能听见卡车的声响蜿蜒驶到广场，播放容易上口的旋律和口号。但我漠不关心，毕竟我是外国人。除了传单，小镇似乎发生了别的事，气氛古怪。沿途都是充满敌意的眼睛，一身黑衣的香肠腿老妇人不再回应我的问候，甚至不点头回礼。她们或是瞪着我，或是别开目光。一位妇人伸手盖住坐在她身边小女孩的眼睛，并用手指画了“十”字符号。我做了什么？我触犯了什么禁忌？
我去了肉铺，穿过海草般盖住门口的五彩塑料门帘。屠夫和他太太是和气的夫妻，两人身材浑圆如饺子，都裹着白色大围裙，染着血污。玻璃展示柜里的托盘不像多伦多肉铺那样堆满丰盛的肉品。他们贩售的东西少得可怜：几小片小牛肉，孤零零的内脏(肝、一颗心、一两副腰子)，三四粒白卵状的东西，我猜是牛的睾丸。通常屠夫和他太太会拿起肉品推销，说些我无从理解的话语，始终笑容满面。
但今天他们不苟言笑，一见到我踏进店门，脸色便僵滞起来，提防着我。究竟是我胡思乱想，还是他们当真有点怕我？他们没有如常协助我说出正确的词语，我只得指出我要的肉。尽管我买了五小块薄如卫生纸的牛肉，这可是很阔气的数量，但他们不曾和蔼一些。而我甚至不能问一声自己做了什么，哪里冒犯了他们，令他们如此恐惧。我不会意大利语。
在面包店、杂货店、蔬果摊，钱从我受伤的钱包滴淌出去，而状况与肉铺相同，情况不太对劲。我犯了罪吗？我几乎鼓不起勇气走到邮局，因为我知道警察会在那里。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向自己说，一切必然是出于某种误会。误会终将会冰释。我要问维托尼先生怎么回事。
“德拉科特。”我在邮局里勇敢地报上名字。柜台内的女人态度没有改变，因为她向来就不友善。她无声地递出一个胖乎乎的信封。褐色的马尼拉纸，上面是萨姆的打字机字迹。
出了邮局，我撕开信封，里面塞满了剪报，依序排列整齐，最旧的放第一张，还有一份萨姆手打的短笺。“恭喜。你死后成了大家崇拜的对象。”我匆匆浏览剪报。已故女作者疑似自杀，有待调查，第一份报导如此说，之后是其他报导。有些刊出了《神谕女士》封底的照片，有些刊出了我过世当天马琳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在船舷笑眯眯的。许多报道谈到我病态的极端性情、我阴郁的双眼以及我显然拥有的低潮期(但没有关于皇家豪猪的只言片语，没有半句话提起路易莎·K. 德拉科特……可见弗雷泽·布克南保持了低调)。《神谕女士》大为畅销，国内每位恋尸癖都赶忙购买一本。
我已经被塞挤到不快乐的女性之列，而且她们显然为数众多，沉溺在文字中死亡。而我在这里，躺在我曾经渴望的死亡之舟上，船头标示着我的名字，顺着蜿蜒的河道漂流。几篇文章诉诸道德教训：你可以歌唱跳舞，或者拥有快乐，但不能两者同时拥有。或许他们说得对，你能经年累月地住在塔中织布，看着镜面，但如果你朝窗外一瞥，看见真实的世界，你便注定毁灭。诅咒应验，呜呼哀哉。我开始觉得，尽管我仍未自杀，或许我当初应该真的自杀。瞧他们说得煞有介事。
我的第二个念头是：这下子我永远回不了头了。这些人吐出话语，就像人们朝着棺木掷下花朵，他们照平日的计价方式计算稿费，而且对收款非常认真。假如我起死回生，跳着华尔兹返回尘世，宣布一切只是一场骗局，他们该如何是好？他们会颜面尽失，他们会永远恨我，令我的生活宛如梦魇。女人则会出口相讥，死亡崇拜者察觉自己上当后的愤怒最为厉害。这就好像是詹姆斯·迪恩[1]重现人间，但增加了三十岁的年纪，而且挺着圆滚滚的腹部，或者像玛丽莲·梦露顶着发卷走下杨格街，添了五十磅的体重。假如我忽然活生生地出现，所有曾经遗憾我过世、记得我超脱凡俗之美的人，都会极度愤怒。我必须维持“安葬”在彼岸的状态，或许直到地老天荒。事实上，我的死亡对于太多人来说有利可图，因此当我的鼻尖一探出水面时，他们大概便会一记敲死我，将我做成水泥块，扔进多伦多港。
我干净利落、安静、计划周详的意外身亡后续发展如何？证据浮上台面——是谁暴露的？怎么会有证据？——我并非落水，而是跳入水中。这太荒唐了。我的确打算跳湖，实际上却是栽到水里，而且落水时间比计划中早。某位记者采访马琳，而她编织了太多谎言。她说他们扔了救生圈给我，但我不曾去抓救生圈，几乎毫无挣扎地沉了下去。船上当然没有救生圈，她不该无中生有。有人采访我的父亲，他为何告诉他们我是游泳高手？他这一生不曾见过我游泳。我的泳技不差。我在中学体育课上学会游泳，这是我不介意从事的运动之一，因为我的大半个身体不会被看见。我的拿手绝活是仰泳，蛙泳也不赖，自由泳则很蹩脚。
从剪报来看，他们认为我故意跳湖，回绝了救生圈，存心沉入湖底，而我不能出面指正他们的误解，但有人主动向他们告密，说我不是会闹自杀的人，我热爱生命。自杀确实不像是我会做的事。
我想，或许我真的有心寻死，否则也不会佯装自杀。但这么说也不对；我装死是为了活命，拥有新生。镇民阴阳怪气，令我不禁恼火。
我往回走下山坡，拎着食物。我热爱生命，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既然如此，我何必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