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每一次我埋在枕头下或躲在上锁的浴室内回想这件事,心里便会再充满事发当时的愤怒、无助与被出卖的感觉。后来,我逐渐认为整件事情荒谬透顶,尤其是当我想向别人诉说的时候。如果我开了口,别人八成不会谴责母亲的行事,反倒会取笑我。你很难真心同情一个超重的七岁小孩被迫塞进樟脑丸戏服里跳舞,那画面实在太滑稽了。但如果我将自己描述为可爱又纤瘦,别人便会觉得整件事情很可悲,极度不公。我十岁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苔丝狄蒙娜身材臃肿,谁会在乎奥赛罗[2]有没有掐死她?为什么在低级男性杂志的封面上,纳粹虐待的女孩总是很美丽?因为如果她们超重,效果便会大不相同——男人会觉得画面引人发噱,而不是伤风败俗或撩人。但缺乏魅力的丰腴女人和瘦削女人都可能遭受折磨。事实上,前者更可能受到欺凌。
舞蹈学校羞辱事件后的那一年我八岁,我们从狭小的双排屋搬到稍微大一点的房屋,是一栋靠近洛布劳斯超市的正方形平房。那绝不是母亲心目中配得上她的居所,但总强过以前她无奈屈就的临时住处——破败公寓和老旧楼房的顶楼。搬了家就意味着我得上新学校,换新环境。母亲说让我适应新生活的最佳办法,是让我加入幼女童军[3]。母亲照着她一贯的行事风格,没有就近选择班上大部分女生参加的军团。她挑选的幼女童军军团比较远,位于比较好的地段,那里的女生来自另一所学校。因此,她的做法根本无法达成她的目的,非但不能协助我认识自己学校的女生,反倒令我每个星期二必须早早离开,以便及时赶到幼女童军军团。而在那个幼女童军军团,我是来自异域的外人。
去这个幼女童军军团必须搭乘有轨电车。前往电车站时,会经过一座蜿蜒穿过市区的溪谷。母亲很害怕这座溪谷。那里爬满了藤蔓和杂草,还有茂密的柳树和灌木。她想象每一丛植物后面都躲着一个变态狂,也许是将医用酒精当酒喝的疯老头,也许是恋童癖或更可怕的人物。(母亲有时将他们称为“展览身体的人”,以至于我总是怀疑“加拿大国家展览”究竟展览些什么。)每个星期二早晨,她都会在我上学前,以这些人为例对我展开训示。尽管仍是大清早,我已经穿好褐色的幼女童军制服和前一夜奋力擦亮的鞋子。“别跟坏人讲话。”她说,“在溪谷遇到坏人就赶快跑。”她会在早餐时告诫我,用一种跑得再快也无济于事、注定遭殃的口吻。我的燕麦粥会自动结成块状,沉到胃的底部。她不提那些人的长相,也不说被抓到的下场,任凭我胡思乱想。她会说得仿佛我也有责任;仿佛我亲手在溪谷里种植灌木并将坏人藏在那里;仿佛如果我当真被抓,就是自作自受。
穿越这一道溪谷时,必须走下一大段碎石坡,通过一座老旧的木桥。那桥面已经歪斜,有些木板整片朽烂,看得到下方深邃的谷底。过桥后得爬上另一边的小径,树叶和枝杈几乎能碰到人,犹如邪恶的植物手指。我会跑下山坡和木桥,像有轮子的大桶沉沉地往下冲。到了上坡时,我便喘得只能步行,这是全程最恐怖的部分。
我独自上路几趟后,母亲有了解决方案。一如往常,她的解决方案多半比问题本身更糟糕。她发现和我们同住在桥这一侧的人家里,有几位母亲和她抱持同样的想法,总之她们也送女儿去参加我那一个幼女童军军团。我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却没有告诉母亲,因为这些女孩年龄比我大,年级比我高,而且她们令我望而生畏。尽管我们去幼女童军军团的路线相同,我却总待在她们的前方或后方,与她们保持安全距离;搭电车时,我和她们间隔至少四个座位。那一段日子,母亲十分热衷于牵线安排事情。她打电话给其他女生的母亲,她们也听说过坏人的事情,就这样,她们决定我应该和女孩们结伴去幼女童军军团。那些女孩令我紧张,但能和她们一起通过溪谷,确实增强了我的安全感。
问题在于尽管这一段路程很可怕,我却崇拜幼女童军军团,崇拜的程度甚至超过舞蹈学校。弗莱格小姐要你努力超越别人,但幼女童军军团则要你努力和大家一样,而我渐渐觉得这种概念很吸引人。因此,我喜欢穿和大家一样的宽松褐色制服,佩戴一样的怪帽子和领带,学习一样的仪式歌曲、握手和敬礼法,并且和其他人同声诵念:
幼女童军向老人让步;
幼女童军不向自己让步!
我们甚至有跳舞活动。每次聚会开始,充当军团幸运物的纸浆制毒菇会放在草绿色的毡垫上面。这朵毒菇已经轻微破损。穿着蓝色幼女童军服的灰发女人会眼睛发亮,模仿猫头鹰叫两声,幼女童军便从教室四个角落冲出来,一次六人,表演一段旋转的激烈舞蹈,扯开嗓门,用最大音量嚷出自己队歌的词句。我的词是:
看那地精笑呵呵,
帮助妈妈做家务。
这句话不符合实情:我没有做家务,因为母亲不准我动手。我几次试图帮忙,但我的表现无法取悦她。如果想让她满意我做的家务,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变成别人,但当时的我不明白这一点。母亲不认同我随兴的铺床方式;她厌恶我擦干碗盘时失手打破碗盘,弄得满地碎片;她不喜欢刷洗被我煮到烧焦的锅底(“煮一道甜点”是幼女童军必须通过的测验项目之一);她也讨厌重新摆放餐桌上被我放反的刀叉。一开始,我依照《幼女童军手册》的建议主动做家务,想让母亲惊喜。有一次,星期天,我用托盘端早餐到房间给她,不料摔了一跤,将牛奶玉米片泼到她身上。我用黑色鞋油擦拭她的上等深蓝色绒面皮鞋。有一次我帮忙倒垃圾,但垃圾桶太重,我失手将垃圾打翻在后门阶梯上。她不是有耐心的人,不久她便告诉我,她情愿自己一次性将事情做好,也不愿替我收拾残局。当她说我“笨手笨脚”时,我哭了。她不准我做家务,许久以后我才觉得这样也不错。但我在军团毫不犹疑地唱出我的歌词,双手各握着一只湿地精的手,绕着毒菇用力踩踏,跳得教堂地下室尘土飞扬。
带领这个军团的女士是“褐色猫头鹰”,她说猫头鹰代表智慧。我始终记得她的长相:犹如风干苹果的脸蛋,银灰色的发丝,湛蓝色的眼睛,一眼便能瞥见的黄铜仙女别针上的污点、肮脏的指甲和绑得不漂亮的鞋带。她和母亲不一样,她公正仁慈,会因为你的动机善良而夸奖你。我迷上她了。我很难相信一个成年人,而且是年纪比母亲大的成年人,竟会蹲在地上学猫头鹰低鸣“嘟噎嘟呼”,说“当幼女童军围成仙女圈圈时,便能用魔法办到一切”。“褐色猫头鹰”装得好像她相信这一切,而且认为我们的心思和她一样。这倒新鲜:竟然有人比我更容易被骗。有时候,我替她难过,因为我知道“思考时间”时很多人在偷拧别人、彼此推打,我知道有很多人一边在“褐色猫头鹰”背后扮鬼脸,一边说“我发誓向上帝和国王尽责,天天帮助别人,尤其是帮助家人”。“褐色猫头鹰”有个年轻的助手,叫作“黄褐猫头鹰”。她和全天下的副校长一样,要在她背后恶作剧比较难,她也比较不受爱戴。
每个星期和我穿过溪谷去幼女童军军团的三个女生是伊丽莎白、马琳和琳恩。她们都是十岁,即将晋级为女童军。赢得“金翼”的人叫作“飞升”女童军,否则便是“迈向”女童军。伊丽莎白将会飞升,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她制服上的徽章多得像外交官的行李箱;马琳十之八九也能飞升;琳恩大概不行。伊丽莎白是小队长,她的手臂上有两条杠杠为证。马琳是精灵队的。我不记得琳恩属于哪一队。我欣赏伊丽莎白,但害怕其他两人,因为她们两人向伊丽莎白争宠的手段有点阴险。
刚开始时,她们容忍我,和我一起走过漫长的危险路段到电车站。我得跟在她们后面一点的地方,但只要能不受隐形坏人的侵扰,忍受一点委屈也无妨。我们相安无事地度过九月和十月。树叶转黄飘落,在人行道焚烧——当时这么做仍然合法。我们从踩着轮鞋溜冰到改玩跳绳,从穿过膝袜到换上长袜和冬季外套。白昼渐短,我们在黑暗中过桥回家,桥上的照明只有两端各一颗昏暗的灯泡。开始下雪后,我们得使用绑腿,穿着有厚重衬里的长裤,长裤套在裙子外面并用弹性肩带固定,令裙子挤缩在胯下。那个年代的女生不能穿宽松长裤上学。
关于黑暗、冬季、绑腿和轻雪的回忆沉沉地压着溪谷上的柳树枝条,令柳条在桥上弯成一道蓝绿色的拱门。从桥边望过去的白色景致其实应该很美丽,我却觉得凄苦,因为那时伊丽莎白和她的跟班们发现了我的秘密:要把我弄哭轻而易举。在我们学校,小女生不可以揍人、打架、用雪砸别人的脸,大家都遵守规矩。在下课时间,她们待在女生操场低声耳语、勾心斗角。言语不是争斗的序曲,而是争斗的本身。那是迂回的暗中较劲,没有停战的时刻,没有明确的行为,没有揍人的拳头,没有可以让人说“我认输”的时刻。谁先哭,谁就输。
伊丽莎白、马琳和琳恩在其他年级,否则她们会更早察觉我的秘密。我八岁时仍然会在人面前哭。我很容易伤心,顾不得母亲总是严厉地斥责我举止不该像小孩。母亲拥有无情的眼睛,她目光坚定,从不犹疑或泛出泪光。后来我才有办法令她哭泣。当我总算逼出她的泪水时,那是一大胜利。
伊丽莎白是地精队的队长。她带领我们地精队的五个人进行灰尘飞舞的星期二童军仪式,教我们缝纽扣。我在绳结课泄露了爱哭的秘密。绳结专家“黄褐猫头鹰”觉得我们已经熟悉平结的打法,可以开始学习卷结。她在椅背缠绕绳子示范。那条绳子尾端系着一个令人艳羡的闪亮银色哨子。我太过专注,以致将眼睛瞪成斗鸡眼,认真到什么都看不见。轮到我试着打结的时候,我变不出那神乎其技的绳结,绳子在我指缝间滑溜得像意大利面,纠结成乱七八糟的一团。“黄褐猫头鹰”重新教导一遍,但我仍然不会。
“琼,你不专心。”“黄褐猫头鹰”说。
“我很专心啊。”我热切地说。
“黄褐猫头鹰”大为恼火。她不像“褐色猫头鹰”那样不知道我们私下的恶作剧,因此她怀疑我,将我的辩解视为顶撞。“地精们,如果你们不合作,我就去教精灵队。她们一定比你们学习更认真。”她迈开大步,将哨子一并带走。我当然立刻泛出泪光。我讨厌被人误解,也讨厌别人精确地指正我的错误,但我更讨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伊丽莎白眯起眼睛打量我,正要开口时,机警的“褐色猫头鹰”小跑过来,欢快地说:“好了好了,琼,我们不喜欢看到哭丧着脸的幼女童军。我们喜欢快乐的脸。记住,‘愁眉苦脸丑八怪,笑脸迎人美如仙’。”我一听,哭得更凶了。她只得将我带到衣帽间,以免我让大家难堪。我在那里待到脸上恢复“褐色猫头鹰”所谓的幼女童军笑容。她和蔼地说:“你得学会控制情绪。”我抽抽噎噎,她拍拍我的帽子,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深远影响。
在那个蓝黑色的傍晚,我和她们嘎吱嘎吱地踩着积雪回家。走到进入溪谷前的最后一盏街灯时,伊丽莎白停下来看看其他人,她们便忽然冲下山坡,哈哈大笑,身影消失在溪谷的黑暗里。我仍在发愣时,便听见她们叫:“坏人会来抓你!”我这才明白她们将我留在山坡顶上,要让我独自穿过溪谷。一开始,我呼唤她们,想拔腿追上去,但她们已经跑远了。我吸着鼻子过桥,恐惧地回头张望。其实神智正常的恋童癖和暴露狂,绝不会在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时来这种地方。他们会躲藏在火车站或教堂后面,但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一点。我步履沉重地爬上最后一道山坡。她们在那里等我,将我拦下来。
“你是爱哭鬼吗?”伊丽莎白轻蔑而愉快地说。直到那年年底,那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
她们三人的消遣是想出聪明的花样捉弄我。她们有时只是跑掉,有时则威胁我要跑掉。有时她们说跑掉是惩罚我,是我自作自受,谁叫我那天做了某件事或没做某件事:我在围仙女圈的时候跳得太用力,我站得不够挺拔,我的领带有皱痕,我指甲肮脏,我胖。有时她们说不会跑走,或是发誓会回来接我,但条件是我要做某些事情:我得在雪地上爬来爬去学狗叫,或向路过的老太太扔雪球。而她们则指着我嘲笑:“是她丢的!是她丢的!”有时她们会问我:“如果坏人抓到你,他会怎么对付你?”光说“不知道”无法令她们满意,她们会一溜烟跑掉,捂着嘴咯咯地笑着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在山坡顶站了半小时,用颤抖的嗓音足足唱满一百遍:“我们是女童子军,我们乐于助人,待人公道。”然后我才明白她们不会信守承诺回来接我。有一次走下溪谷的时候,她们命令我舔铁栏杆。但天气不够寒冷,因此她们没有如愿见到我的舌头粘在栏杆上。
说来奇怪,尽管这些条件、指示和要求是由伊丽莎白下达的,但我知道那全是另外两人的主意。琳恩尤其有创造力:她的地位不稳固,她没有个性,很容易沦落到我的处境。我不能向母亲透露半个字,因为我觉得不论她听了什么,都会默默同情她们。她会规劝我:“你要自立自强。”她的女儿怎能软弱得像瘪掉的气球?
有时候,她们会将我独自留在黑暗寒冷中,而我站在原地,简直希望坏人真的从溪谷里出来,做他注定该做的事。如此一来,等我被带走或丧命,她们便会受到惩罚,不得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想象坏人很高,非常高,穿着黑色西装,像是逆向发生的雪崩从地底冒出来,青色的脸孔覆盖冰雪,眼睛发红,头发蓬乱,长而尖的牙齿像冰柱。他很可怕,但好歹他能结束这场似乎永无止境的痛苦。我会被他带走,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母亲也会为我伤心。有一次,我索性开始等他出现,低声数数,他会在我数到一百的时候来,他会在我数到两百的时候来,我数得太久,以致晚餐迟到了半小时,惹得母亲大发雷霆。
“你跑哪儿去了?”她问。
“我去玩了。”我说。她说我自私又不体贴。
积雪终于变成雪泥,再变成水,在桥上的山坡化成两道涓涓细流,从小路两侧流下,令路面泥泞。桥身本身很潮湿,有朽烂味,柳树枝条转黄,大家拿出了跳绳。午后的天色恢复明亮,有一天下午,伊丽莎白竟然没有如常跑掉,只是和另外两人讨论要不要跑走。这时,倒真的来了个男人。
他站在桥另一端的小路边,用一把水仙花遮住裤裆。他相貌英俊,不老也不年轻,花呢大衣的料子不错,没有半点破旧或脏污。他没有戴帽子,太妃糖色的头发,发际线正在往后退,高高的额头在阳光下发亮。我听从她们的命令率先过桥(她们喜欢从后面盯着我)。她们专心地讨论如何捉弄我,因此我是第一个看到他的人。他向我微笑,我也微笑回礼。他举起水仙花展示敞开的裤裆,一根古怪而其貌不扬的肉棒萎软地露在外面。
“看哪。”我向她们说,口吻像是我发现了有趣的东西。她们一看便尖叫着冲上山坡。我吓得愣在原地——是被她们吓到,不是被他。
那人看起来有点气馁,脸上失去可亲的笑容,转身拉拢大衣,就这么走了。然后他掉头回来,向我微微行个礼,将水仙花递给我。
其他人在上面等我,聚在马路边安全的地方。“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坏人吗?你胆子真大。”伊丽莎白勉强地说。这是我第一次令她们刮目相看,但我不明白原因。那男人根本不可怕,他挂着笑容。我也喜欢水仙花,但我在到家前将花扔进了水沟。我还有那么一点机敏,知道我没法子编出母亲能认可的说法,解释花的来处。
接下来那一次的幼女童军聚会结束后,她们在返家途中对我特别客气。我心想,漫长的观察期终于结束了,我即将成为她们的朋友。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伊丽莎白说:“你想不想加入我们的社团?我们有一个社团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她们有社团,在学校里,社团活动很流行,我当然想加入她们。马琳说:“你得先通过入团仪式。仪式不难。”
我们都了解仪式那档子事。幼女童军军团里有许多仪式。在随后发生的事情里,我想她们参考了幼女童军军团的加入仪式:你要走过厚纸板做的踏脚石,石头上写着“爽朗”、“服从”、“善行”和“微笑”,然后你闭上眼睛,让别人推着你转三圈,其他人则唱诵:
转转我,转转我,让我见精灵,
我看着池水,见到……
这时你得睁开眼睛,望着魔法池塘(其实是一面小镜子,镜框上有塑胶花和陶瓷兔子),说出魔法秘语:“我自己。”
因此,当伊丽莎白说“闭上眼睛”时,我乖乖照办。马琳和琳恩各拉着我的一只手,在我头上绑东西,蒙住我的眼睛。她们带我走下山坡,碰到坑洞或石头时就告诉我要避开。我感觉得到自己上了桥,她们将我转了好几圈,又改变方向转圈,让我无从知道自己面向哪里。我害怕起来。
“我不要加入社团了。”我说。但伊丽莎白安抚我:“但你明明想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你一定会喜欢的。”她们牵着我走。接着伊丽莎白说:“站在这里。”我觉得背后有硬物。“现在把手放在身体两边。”我的双手被某种东西缠住,接着身体也被紧紧绑住。
“好了。”伊丽莎白仍然用抚慰的语气说,“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等坏人。”其他两人笑不可支。我听到她们跑掉。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位置:她们用伊丽莎白的跳绳将我绑在桥头的木桩上,也就是我们前一个星期遇见男人的地方。我开始抽抽噎噎。
之后,我停止哭泣。我知道她们八成等着看我的反应,便决定这一回什么都不要做。我偷偷扭动手臂,试图自行脱困。她们将我捆得很牢,我索性决定等她们觉得无聊时回来为我松绑。我知道她们不能撇下我不管,否则便玩得太过火。假如我没有回家,母亲会打电话给她们的母亲,她们会挨骂。
一开始,我隐约听得到她们在山坡顶上哧哧地笑。她们一度叫道:“你觉得我们的社团怎么样?”我没有回答,我总算厌倦她们了。过了一会儿,我什么都听不到,只有溪谷下不断传来的鸟鸣。天气渐渐转冷。她们一定是走了,打算晚一点再来为我松绑,却忘得一干二净。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越来越绝望地试图挣脱绳子,让两手交叉,以便把绳圈弄下来脱身。我听到桥上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我当场僵住。也许那是来意不善的坏人,也许我终于要大祸临头了,但我不是能够撩起男人性欲的女生,我只是穿着幼女童军制服的流鼻涕的八岁胖小孩。一个声音说:“怎么回事?”我眼睛上的布条被解开(那是马琳的幼女童军领带)。
那男人不老也不年轻。他穿着花呢大衣,腋下夹着报纸,向我微笑。他戴着帽子,看不出是不是前一个星期的男人,因为那次我只盯着男人渐秃的头和水仙花。这个人抽着烟斗,上次那个没有。我犹疑地用红肿的眼睛看他。他问:“你被绑住了吧?”他跪着解开绳结。
“绳结打得不错。”他说。他问我家在哪里,我照实回答。他说:“我送你回去。”我说没关系,我认识路,但他说天色快黑了,小女生不该在入夜后落单。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上山坡。
忽然间,我母亲冲向我们。她的头发飞扬,没有戴手套。当她跑近的时候,我看出她怒火中烧。我躲到那人的花呢大衣后面,但她拖我出来,甩了我一记耳光。她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你在做什么?”她说。
我一言不发,站着瞪她。我没有哭,而这对她来说很不自然。我决定再也不当众哭泣;当然,我后来还是哭了。
这时那男人插嘴说他见到我被人绑住,于是为我松绑,并提议送我回家。母亲一听,态度立刻变得过度优雅。她在大人面前通常如此。他们握握手,母亲便领着我离开。她气愤难平地打电话给其他母亲们,我的幼女童军生涯就此结束。这很糟糕,因为我真心喜欢幼女童军。除了路姑妈,“褐色猫头鹰”是迄今我见过最和蔼的女人之一。我想念她。
我母亲将这件事情当成我无能、缺乏智慧的例证。
“你真笨,让其他女生耍你。”她说。
“我以为她们是我的朋友。”我说。
“朋友不会把你绑起来,对吧?何况还是在那个溪谷。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你说不定会被杀掉,只是你运气好,遇到好人帮你松绑。”
“母亲。”我严肃地说,急着想替自己挽回颜面,却不晓得如何是好。也许,我能向她说明她错了:“我想他是坏人。”
“别说傻话。你是指那个好心人?”她说。
“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水仙花男。”
“什么水仙花男?”她问,“你这阵子都做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说,急着想脱身。但太迟了。虫罐里的虫子跑了一只出来,其他的虫便会尾随而出。
母亲不满意我的答复,因此在我原有的罪状上面,又添了一条背着她胡来的罪名:我应该立刻告诉她这些事的。
但我仍然不确定他究竟是不是水仙花男。为我松绑的人是救星还是恶徒?更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人可以既好又坏吗?
我在心里反复思忖这个问题,试图回想水仙花男的外表,为他拼凑出明确的五官。但他变幻不定,像奶油糖果或热橡皮糖一样溶解变形,化成花呢烟雾,烟雾里冒出邪恶的肉棒和打结的绳索,然后又幻化成讨人喜爱的灿烂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