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常做关于母亲的噩梦。其中一个梦是我走上那座桥，她站在桥另一边的阳光里和一个男人说话，而我看不到那人的脸。我始终担心桥会崩垮。走到一半的时候，桥果真垮了。朽烂的木板松脱裂开，桥身歪斜，慢慢倾覆到溪谷中。我拔腿逃跑，一切却已太迟。我从桥面摔落时攀住桥面边缘，而桥的一边升起，试图将我甩落。我向母亲呼救。她仍然可以救我，她可以加快脚步跑来伸出援手，将我拉到她身边的坚实地面上。但她没有救我。她继续和人讲话，丝毫没有注意到任何异状。她甚至不曾听见我的呼喊。
在另一个梦中，我坐在母亲卧室的角落，看她化妆。我小时候常做这种事：我和母亲都认为那是一种奖赏、一种殊荣；不让我看她化妆，是母亲惩罚我的方式。她知道她的化妆品和工具令我着迷：口红，腮红，我很想要的精巧瓶装香水、鲜红的指甲油(有时候，为了刻意笼络我，她会允许我在脚指甲上搽指甲油，但从不让我搽在手指上，她会说：“你年纪不够大。”)、小镊子、指甲刀和锉刀。她不准许我碰这些东西，我当然不理会禁令，趁着她出门时去翻看。但梳妆台上和抽屉里的物品都摆放得整齐，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按照原样归位，因为母亲拥有一眼便看出异状的绝佳眼力。后来，我养成窥视她抽屉和橱柜的习惯，直到我熟悉里面的所有物品。最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她的东西我已经了如指掌)，而是为了寻求刺激。我只被她发现两次，两次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一次是我吃了口红(那时我只有四岁，但已经懂得盖好盖子，将口红收回抽屉，并且仔细清洗嘴巴。她怎么知道口红被我吃了？)。另一次则是我忍不住用蓝色眼影涂满整张脸，想看看自己变成蓝色的模样。母亲恼怒得几个星期不理睬我。有一天我发现古怪的东西：一个像是橡胶蛤壳的玩意儿整齐地收在盒子里。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差点脱口而出问她。
“琼，坐着别吵，看你母亲做脸。”她心情愉快的时候会这么说，然后把毛巾塞进脖子周围，开始做脸。有些美容步骤似乎很疼痛。比方说，她会用小锅子加热一种像强力胶的东西，涂在眉心再撕掉，留下一块红色的痕迹。有时候，她会在脸上涂抹粉红色的泥巴，泥巴会干硬龟裂。她常对着自己皱眉，摇摇头，仿佛不满意自己。她偶尔会喃喃自语，似乎忘了我在场。这些美容时间似乎无法让她快乐，反而令她伤心，感觉像她在镜子后面或镜子里面见到一个一闪而逝的影像，那个影像她既捕捉不到，也无从复制。每次做完脸，她总是有点气恼。
我会盯着她的每个动作，痴迷得静默无声。我觉得母亲很美，化了彩妆时更美。我做的噩梦就是坐在那里看母亲。尽管母亲的梳妆台随着父亲收入渐丰而越来越华丽，但她总是有一个三面镜，以便审视脸庞和头的两侧。梦中的我望着母亲，忽然意识到镜中的三颗头并非一颗头的反射，而是她真的有三颗头颅，每颗头下面各有一个脖子，矗立在披着毛巾的肩膀上。我并不害怕，仿佛那只是确认了一件我早已了然于心的事情。但门外有一个男人，他即将开门进来。如果他见到母亲，察觉母亲的真面目，不幸便会降临。不仅母亲会遭殃，我也会沦为池鱼。我想跳起来，跑到门口阻止他，但我动弹不得，而门缓缓向内打开。
随着我年龄增长，这个梦境也有变化。梦中的我不再想阻止神秘男子，而是坐在房间里，希望他进来。我要他发现母亲的秘密，那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母亲是怪物。
印象中我只称呼她“母亲”，从不曾使用孩子气的亲昵称谓。我一定说过“妈妈”之类的用语，只是被她遏止。我们的关系很早就已划定角色。母亲是经理、创造者、代理人，而我是产品。她最在乎的回报应该是我的感恩之心。她要我出人头地，但她要担任推手。
她对我的期望并不明确，模糊难辨，却规模宏大。因此，无论我有何成就，永远都不符合她的要求。但她没有随时随地督促我上进。有时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她会完全忘记我的存在，全身心投入某些计划，例如重新装潢她的房间或举办派对。她甚至上过几次班，她曾经在旅行社工作，也当过室内设计师，为客户寻找能和客厅颜色搭配的台灯和地毯。但她没有哪一份职业做得长久，她会气馁，不满意她的工作，最后辞职。
倒不是说她积极进取，尽管她确实是那种人。或许应该说，她不够积极进取。她如果真的立定志向，全心达成愿望，便不会将我视为耻辱，认为我代表她的失败和抑郁，就像一大团无形无状的混沌之物拒绝被雕琢成形，害得她不能赢得众人的赞赏。
多年来，我将母亲的影像烙在心头，就像戴在脖子上的铁质小盒一样，随身携带。影像中的母亲坐在梳妆台前，将指甲搽成猩红色，叹息着。她拥有薄唇，但她在唇上和周边涂上口红，像女明星贝蒂·戴维斯，将嘴巴画得比实际大，令她出现怪异的双重嘴巴。真嘴巴犹如一道阴影，浮现在假嘴巴上面。她很美。即使在将要步入四十岁的年纪，身材依然玲珑有致。她年轻时是万人迷。她的相簿里有穿着派对礼服和泳衣的照片，身边则是不同的年轻男子。她对着镜头，男人则望着她。有一个年轻人常在照片中出现。他穿着白色法兰绒衣服，驾驶豪华大车。她说，她跟他几乎可以算订了婚。
但相簿里没有她童年的照片，没有她的父母，没有她的两个哥哥和妹妹(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她几乎绝口不提家人或早年的生活，不过我拼凑得出一点点她的往事。她的父母是严以律己的人，信仰虔诚。他们家境不富裕。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站站长。她做了某件触怒父母的事。我始终不知道她究竟做了什么，总之她十六岁时离家，从此不曾返乡。她做过许多工作，在克雷斯吉百货担任收银员，也当女侍。十八岁时，她在马斯科卡的度假中心当女侍，在那里认识了我父亲。照片中的那些年轻男子是度假中心的客人。她在休假日只能穿派对礼服和泳衣。
我父亲不住在度假中心，那不是他会做的事。他是去度假中心访友，邂逅了母亲。他们婚前拍过两张合照，相片中的父亲很羞窘，母亲挽着他的姿势像拉着狗链一样；接着是婚礼照片；再来是几张母亲的独照，想必是父亲拍摄的；之后全是我的照片：我在地毯上流口水，啃填充动物玩偶或拳头。我父亲去打仗，留下怀孕的她，没有人为她拍照。
父亲从战场回来时，我五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个我母亲会告诉我的故事的主人公，而故事内容差异颇大。有时候，他是一个即将回家的好人，他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带来令人愉快的惊喜：我们的房子会宽敞一点，食物会精致一点，衣服会多一点，永远不会再有房东打扰我们。有时候，母亲管不了我，父亲便成了惩罚的化身，终将给我一场最后的审判。或者(我想这个版本的父亲最接近她真正的感受)，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浑蛋，抛下她一个人应付生活。父亲终于回来的那一天，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满怀希望却又害怕：他会带什么给我？他会怎么对待我？他是坏人，还是好人？(母亲的二分法：好人照料你，坏人对付你。)可是当他返抵家门时，不过就是一个陌生人。他走进门口，先吻了母亲，再亲我一下，然后坐在桌前，看起来万分疲惫，难得说上一句话。他没带来任何改变，没做任何事。他始终维持那个样子。
大多数时候，他根本心不在焉。他偶尔会从神游中踱回现实，甚至处理过一些戏剧化的小场面。我当时十三岁，因此那必然是一九五五年。那天是星期日，我坐在小厨房里吃半块柳橙夹心蛋糕，此举注定会挨骂。但我已经吃了一块蛋糕，而我听说一块蛋糕和半块蛋糕一样美味，我会算数，所以我继续狼吞虎咽，努力要在被发现前将蛋糕一扫而空。
这时的我坚定、执拗，顽强地大啖任何能取得的食物。那正是我与母亲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争议的焦点是我的身材。当时我并不确知问题在身材，只是隐约感觉得到，因为她将饮食健康手册放在我的枕头上，说只要我能减轻体重便为我添购衣服，是正式的礼服，裙身有层层薄纱与支撑钢丝，上衣贴身而美丽，裙子的腰线纤细，衬里轻而薄。她尖刻地批评我的身材。她恳求我以健康为重，说我将会死于心脏病，会罹患高血压。她送我去向专家求助，请他们开药。对于这一切，我的反应是再多吃一条玛氏巧克力，或双份炸薯条。我的体重明显地持续增长，我在她眼前像面团一样发酵膨胀。在餐桌上，我的身体一寸寸向她逼近，至少我在这方面所向无敌。五英尺四英寸[4]的我仍在发育，体重是一百八十二磅[5]。
总之，我坐在小厨房吃了半个柳橙夹心蛋糕。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星期日。父亲待在客厅里，坐在安乐椅上阅读犯罪悬疑小说，这是他最喜爱的消遣。母亲坐在长沙发上，假装阅读儿童心理学书籍。她投注不少时间装模作样，借此宣示：天地良心，她真的尽力了。其实，她看的是描写波吉亚家族[6]的历史小说《狐狸》，这本书我已经偷看完毕。长沙发两端各有一个紫缎小抱枕，靠垫神圣不可侵犯，是不容移动的仪典物品。长沙发是暗沉的粉红色，粗粗的布面织着银线，椅子上覆盖的透明塑胶垫只在招待客人时取下。小地毯和长沙发抱枕一样是紫色的，也盖着塑胶垫，这张垫子的质地比较厚实。灯罩用玻璃纸保护着。父亲的两只脚各套着一只紫褐色的皮质室内拖鞋，母亲和我脚上也穿着类似的拖鞋，因为那时母亲规定不得在屋里穿外出的鞋子。这是新房屋，她才刚刚整顿好新家。如今家里终于有模有样，她要维持下去，她要屋内保持静止、无尘、永恒不变。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犯下大错，忘记油漆工或搬家工人还会再来一趟，打破她建立的秩序。
(母亲不要客厅与众不同，甚至不愿比别人家高级太多。她要客厅差强人意，和其他人如出一辙，但她概念中的“其他人”随着父亲加薪而改变。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客厅看起来像博物馆的展示间，或者更精确地说，像伊顿百货和辛普森百货的家具橱窗。每年十二月，我会跟着路姑妈，沿着狭长的电车轨道走向闹市区那些神奇而宏伟的百货公司。我们不看家具的橱窗，只欣赏其他橱窗展示的电子动物、仙子和红脸颊的侏儒，看它们随着清脆的铃声旋转。我年纪大到可以参加圣诞大采购时，带我去的人是路姑妈。有一年，我宣告不要为母亲买圣诞礼物，路姑妈说：“亲爱的，你会害她伤心的。”我不认为母亲有一颗心，可是我向路姑妈让步，为母亲买了泡泡沐浴露，瓶身是可爱的粉红色天鹅造型，沐浴露可挤压出来。她从未使用过，但那在我意料之中。那瓶沐浴露是我用完的。)
我吃完剩下的蛋糕，站起来时肚子撞到桌子。毛茸茸的大拖鞋令我的脚看起来有实际的两倍大。我拖着沉重的步伐，郁闷地穿过餐厅，进入客厅，从正在看书的父母身边经过，不发一语。我习惯踏着无声的沉重脚步，大摇大摆地经过母亲所处的那个房间。那是颠倒错乱的时装秀，那是一种展示，我要她看到我，并意识到她的唠叨和哀求对我一概无效。
我打算走到玄关，用能撼动栏杆的怪物步伐爬上楼梯，穿过走廊回房间，播放猫王唱片，将音量调大，但不要大到她上楼抱怨。她渐渐担心不能和我沟通。其实我无意和她作对，不过是依据模糊而迟钝的直觉行事。我只知道我想用最大音量聆听猫王唱的《伤心旅馆》，但我不要挨骂。
我才走到客厅中间，前门便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有人抡起拳头捶门，接着是用身体撞门的砰砰声，还有男人的粗嗄吼叫：“我要杀了你!浑蛋，我要杀了你!”
我当场愣住。父亲从椅子上跳起来，摆出摔跤手的半蹲姿势。母亲在她的书里夹上书签，合拢书，摘掉阅读眼镜，用银链挂在脖子上，恼怒地瞥了父亲一眼。这显然是父亲捅出的娄子，否则谁会叫她浑蛋？父亲站直身体，走去应门。
“噢，是你啊，柯里先生。很高兴你又能下床走动了。”他说。
“我要控告你。”那声音大叫，“我要告你告到你不死也少半条命!你就不能别管我吗？你毁了一切!”那声音变成沙哑的漫长啜泣。
“你现在心情不太好。”父亲的声音说。
另一个声音呜咽：“都是你害的!这次本来可以办到的，又被你毁了!我不想活了……”
“生命是天赐的礼物。”父亲的语气沉静而高贵，但夹杂着一丝斥责，像电视里和蔼的牙医讲解蛀牙。电视是两年前买的。“你应该对生命心存感恩。你应该尊重生命。”
“你懂什么？”那声音大吼，接着是一阵扭打声，说话声变小，拖着含糊的话语慢慢远去，像水底的一串泡泡。父亲静静关上门，回到客厅。
“真不懂，你何必自找麻烦？”母亲说，“他们从不感谢你。”
“什么麻烦呀？”我瞪得眼睛突出，打破了维持沉默的誓言，热切地想知道答案。我从没听过男人哭泣，因此很讶异男人也有落泪的时候。
“把自杀的人救活。”母亲说。
“不是每次都成功，弗朗西丝。”父亲难过地说。
“成功的次数够多了。”母亲说，翻开她的书，“真讨厌半夜接到骂人的电话，但愿你别再做那种事了。”
父亲是多伦多综合医院的麻醉师。母亲是说服他专攻麻醉医学的人，因为她认为专业化是大势所趋，人人都说专科医生的收入比家庭医生丰厚。她甚至愿意在父亲接受训练时撙节开支。但我以为父亲只麻醉即将做手术的病患，不知道他也救活人命。
“为什么会有人自杀？要怎么救他们？”我问。
父亲不理会我前半段的问题，那对他来说太难回答。“我在测试实验性的疗法。不是每次都成功。但他们只给我没有指望的案例，就是试遍所有方法都无效的病人。”接下来的话主要是对母亲说的，“你会很讶异有多少人很高兴能够……回来，得到重新来过的机会。”
“嗯。”母亲说，“我只是希望那些不太高兴的人，把怨气往肚里吞。如果你问我意见，我会说这是浪费时间。他们会继续尝试自杀。他们要是真的有心寻死，就会含着枪管扣下扳机，保证不会自杀未遂。”
“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决心。”父亲说。
两年后，我发现了关于父亲的另一件事。我们搬到了另一栋房屋，那里餐厅比较大，原木墙面，富丽堂皇。母亲在家里请客，邀请她私底下说她不喜欢的两对夫妻来吃晚餐。据她说，这顿饭非请不可，因为他们是父亲的同事，是医院里的大人物，而她要辅佐父亲的事业。父亲说，请客与否不会影响他的事业。但母亲照样请客。当母亲终于察觉父亲所言属实，便不再大宴宾客，酒也喝得更凶。但那天晚上，她一定是从黄昏便开始张罗晚餐，因为我记得菜单是奶油酱鸡胸肉、蘑菇菰米饭、美乃滋蔓越莓芹菜沙拉冻、螺旋形烤薯泥，还用橘子、姜酱、冰冻果汁做了精致的甜点。
我在厨房里用餐。十五岁的我已经达到成长的极限，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约两百四十五磅。我不再参加母亲举办的晚宴。她厌倦了十几岁的女儿看起来像只白鲸，只在往嘴里塞食物的时候张口，摧毁她优雅的女主人形象。就我的立场而言，尽管我乐于令她颜面尽失，但要我面对陌生人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会将肥胖视为不幸的残障，就像驼背或畸形足，而不是我对母亲的反抗和胜利。见到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会动摇我的信心。唯有在母女关系中，体重会带给我一种阴沉的欢愉。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包括父女关系，体重则令我郁闷。但我却对吃欲罢不能。
那天，我在厨房里一边偷听着外面的交谈声，一边狼吞虎咽地吃残肴剩羹。他们已经吃到甜点，所以我吃他们剩下的鸡肉、蔓越莓沙拉和螺旋形烤薯泥，心不在焉地聆听餐厅里的谈话，宛如在听沉闷的收音机广播剧。有一位医师客人上过战场，多数时候是在意大利服役。另一位说自己收到征召令，但最远只到达英格兰。父亲当然也曾经从军，但他应了一声说他当过兵，便不再多谈。这个话题以前听大人谈过，我不感兴趣。根据我看过的战争电影，女人在战时做的事和平常没两样。
在意大利服役的人说完了他的功绩，几番欲言又止地低语，最后问：“菲尔，你是哪里的驻军？”
“噢……嗯。”父亲说。
“是在法国。”母亲说。
“啊，是德国入侵后吗？”另一个人说。
“不是。”母亲说，咯咯地笑了。这是危险讯号。那阵子，她开始在宴会上咯咯笑，那笑声带有模糊、不受控制的成分，不像她以往高昂的愉快的笑声，一声声都像挥舞棒球棒一样目标精准。
“噢，那你在那里做什么？”在意大利服过役的人礼貌地问。
“杀人。”母亲立刻应声，自得其乐的口吻像想到了趣事。
“弗朗西丝。”父亲说。那是警告的语气，但也是恳求，这倒稀奇。我想把话听清楚，不禁停止啃食鸡胸骨上残存的肉屑。
“我想，每个人在战争期间总会杀人的。”第二个人说。
“但不是近距离杀掉吧？”母亲说，“我敢说你没有近距离杀过人。”
席间一阵沉默，这是知道刺激且煞风景的事情即将上场时的那种沉默。我能想象母亲环顾那些专注的脸孔，避开父亲的视线。
“他是做情报工作的。”她神气活现地说，“看他这个样子，一定想不到吧？他们将他空降到敌军的大后方，让他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合作。他现在绝口不提，可是他的法语讲得跟法国人一样，看他的姓氏就知道了。”
“天哪!”其中一个女人说，“我一直想去巴黎。那里真的很漂亮吗？”
“他的工作是杀掉他们认为是特务的人。”母亲继续说，“他只能把他们带出去枪毙他们。冷血杀人。有时候，他甚至不晓得有没有杀错对象，很了不起吧？”她兴奋的语气充满赞赏，“他很奇怪，他不喜欢我提起这些……有一次很好笑，他跟我说，最恐怖的是，他喜欢上了做那种事。”
其中一位男客紧张地笑一笑。我起身，趿着毛茸茸的拖鞋退到楼梯上(只要我不想出声，脚步也是很轻盈的)，在楼梯中段坐下。不久后，父亲果然大步通过旋转门来到厨房，母亲跟着他走。她一定察觉到自己的行为太过火。
“那又没有什么不对。”她说，“那也是高尚的工作。你总是不好好表现自己优秀的一面。”
“我跟你说过别再提起往事。”父亲说。他听起来非常生气，怒不可遏。那是我第一次察觉他也会暴跳如雷。他通常都非常冷静：“你根本不了解那种滋味。”
“我觉得那很棒啊。”母亲热切地说，“那需要真正的勇气，我看不出那有什么不对……”
“闭嘴。”父亲说。
那些都是后来的故事，以前父亲并不在家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为人比母亲好。
之后他便忙于课业，不容人打扰，后来他便经常在医院加班。他始终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但他从没让我感受到敌意，他只是不懂我而已。
我们共同做过的几件事都在无言中进行，例如陪他种植室内植物：藤蔓、蜘蛛草、蕨类、秋海棠。如果有空，他喜欢在星期六午后做园艺，剪下枝条，换盆栽种，听德士古石油公司赞助的大都会歌剧院广播节目。他让我帮忙种花。由于他总是沉默寡言，我幻想他是广播里的主持人米尔顿·克罗斯，假装他正在客气地为我讲解歌剧，描述演唱者的服装，介绍他们卷入什么狂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他会抽着戒掉香烟后改抽的烟斗，拨弄他的室内植物，告诉我关于情人遇刺、被抛弃或背叛的故事，诉说嫉妒和疯狂，道出无尽的爱情终于在墓地赢得胜利。那冰冷的嗓音会飘进屋里，令我后颈的寒毛竖立，仿佛他招来了幽魂。他是灵魂的召唤者，一位身穿燕尾服的巫师，而他的嗓音有如干瘦、冷漠的年老歌剧评论家。或者应该说，当我将想告诉父亲的话埋在心里时，我想象父亲的声音会是那样。我希望他告诉我生命的真相，因为母亲不愿告诉我，而父亲必然对生命略知一二，毕竟他是医师，而且打过仗、杀过人，也让人起死回生。我不断等待他给我忠告、给我警告、给我指示，但他从没做过那些事。也许他觉得我不是他真正的女儿。他在我出世五年后才第一次见到我。他对我的态度不像父亲，更像同事或同谋。但我们密谋些什么？这也是母亲在问的问题。为何他们俩都一副父亲亏欠母亲的模样？
我也曾偷听到其他的谈话。我以前习惯到楼上浴室，锁上门，打开水龙头，让父母以为我在刷牙，然后移动脚垫，让膝盖不必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再将头伸进马桶，透过管道听他们的交谈。那条管道几乎直通厨房。他们吵架多半在厨房，或者说是母亲在厨房跟父亲吵架。她的声音比父亲清晰得多。
“你也该想法子管教她，她也是你的女儿。我真的束手无策。”
父亲沉默不语。
“你不晓得我受过的苦，自己一个人拉扯她长大，你却在外面快乐逍遥。”
父亲说：“我没有快乐逍遥。”
有一次，母亲说：“又不是我想生下她的。又不是我想嫁给你的。依我看，我只是尽人事，听天命。”
父亲：“很遗憾我们的生活不如你的意。”
有一次，母亲大发雷霆：“你是医生，别跟我说你拿不出办法。”
父亲听不见。
“别跟我扯屁话，你杀过一堆人。别把我当圣人。”
我听了非常震惊，主要是因为母亲说了“屁话”。她在人前很努力地维持淑女的风范，甚至在我面前也尽量温文尔雅。后来我努力思索她话中的含意。当她说“要不是我，你也不会在这里”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她。
我用吃反抗她，但我吃也是因为惊慌。有时我很害怕我不是真正存在，我只是个意外。我曾经听到她说我是意外。我是不是想变成坚固的实体，一个像石头的实体，好让她无法摆脱我？我做错了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我父亲，我是不是牵绊住了他？我是否毁了母亲的人生？我没有勇气开口问。
有一段时间，我想当歌剧演唱者。尽管她们身材胖大，却能穿着华丽的戏服，没有人嘲笑她们，她们备受喜爱和赞扬。可惜我没有好的歌喉，但我始终心仪她们的生活：你可以在大庭广众下用最嘹亮的声音诉说怨恨、爱情、怒火和绝望，将尖叫化为音乐。那种滋味一定很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