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觉得你的脑壳里面没有大脑。”母亲总用这句话责备我不该为了有理、无理的原因哭泣。在她心中，落泪是愚蠢的证据。“再哭，我就惩罚你。”“有什么好哭的。”“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我好寂寞。”我告诉她，“没有人和我玩。”
“去玩洋娃娃。”她说，一边描绘唇线。
我确实玩洋娃娃，那些没有胯下、鬈发的塑料女神眼睛幼稚，胸部线条如膝盖，微微隆起又落下，毫不起眼，没有乳晕。我为了她们没出席过的社交场合盛装打扮她们，再褪下她们的衣物，盯着她们，希望她们变成活人。她们恪守贞操，无人怜爱，孤寡一人：那个年代没有男性洋娃娃。她们或是独舞，或是倚墙而立，神经紧绷。
九岁时，我向母亲要求养狗。我清楚自己无法如愿，但我想说服她让步，准许我养猫。学校里有个女生问我想不想养猫，她家的猫咪生了六只小猫，其中一只四个脚都有七根脚趾，那就是我想要的小猫。其实我想要的是一个小妹妹，但我不可能得到一个妹妹，连我也知道不可能。我曾听母亲在电话中说一个小孩就嫌多了。(为什么她怏怏不乐？为什么我总是无法令她欢笑？)
“谁喂小猫？”母亲问，“一天喂三次。”
“我会喂。”我说。
“你不能喂。”母亲说，“你不回家吃午饭。”这话不假，我带午餐上学。
养猫的麻烦在于训练猫遵守家规，教导它们不能抓破家具。接着我提议养乌龟。乌龟应该不难照料，但母亲说会有异味。
“才不会呢。”我说，“学校里有一只乌龟，它不会臭。”
“它会困在家具后面。”母亲说，“它会饿死。”
天竺鼠、仓鼠甚至小鸟一概免谈。央求了将近一年后，我总算让她找不出借口回绝——我求她让我养鱼。鱼不吵不闹，无臭无菌，干干净净；毕竟，鱼是水中生物。它的鱼缸要有彩色的卵石和迷你城堡。
母亲想不出拒绝的好理由，只能让步。我在克雷斯吉百货公司买了一条金鱼。“它一定会死掉。”母亲说，“那些便宜的金鱼都有病。”但养了一星期后，她态度软化，问我金鱼的名字。我眼睛贴着鱼缸，坐着看它游到水面又往下潜，吐出饲料碎屑。
“她叫苏珊·海沃德。”我说。我刚看过《情泪心声》的电影，片中的苏珊·海沃德从轮椅上站起来，恢复健康。这条金鱼屈居劣势，我要它拥有勇敢的名字。尽管如此，它终究还是死了。母亲说问题出在我喂它太多饲料。我还来不及哀哭、安葬金鱼，母亲便将它冲下马桶。我想要新的金鱼，但母亲说我一定已经学到教训了。我总是应该学到这个或那个教训。
母亲说看电影是很粗俗的事情，但我觉得她曾经看过许多电影，否则她从哪里得知琼·克劳馥？路姑妈带我去看苏珊·海沃德演的电影。电影结束后，她说：“你看到了吗？红发女郎也能雍容华贵。”
路姑妈又高又重，身材像伊顿百货广告里穿戴束腹的年长模特，但她似乎不介意。她将泛白的黄发梳拢、盘到头顶，戴上华丽的羽帽，以珍珠帽针固定，肥大的皮草大衣与厚重的花呢衣物令她显得更高更胖了。在我对她最早的记忆里，我坐在她宽广、绵软的大腿上——印象中，只有她会将我抱在大腿上。母亲见了会说：“快下来，琼，别烦你的路易莎姑妈。”而我则抚摩姑姑脖子上的狐狸围巾。这是真正的狐狸，那时它褐色的毛皮还不太肮脏。它有一条尾巴和四个脚掌，亮晶晶的黑眼睛及漂亮的塑料鼻子，鼻子下面不是下颚，而是夹子，可以夹住尾巴。路姑妈用手让夹子开开合合，假装狐狸说话。它常透露秘密，例如路姑妈为我买的糖果藏在何处。它也问我重要的问题，例如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我年纪渐长后，不再玩这个游戏，但路姑妈仍把狐狸保存在衣柜里，尽管它已经过时了。
路姑妈带我去看许多电影。她很爱看电影，尤其是令人鼻酸的影片。她认为不能让人流泪的电影不算精彩。她用两包面纸、三包面纸、四包面纸为电影评分，就像餐厅评级的星星等级。我也在看电影时哭泣，这些得到肯定的纵情哭泣是我童年最愉快的回忆。
首先，是背着母亲偷偷溜出家门的快感；尽管她宣称自己总是答应让我看电影，其实不然。出门后，姑妈会带我搭乘电车或公交车去电影院，在大厅买许多舒洁牌面纸、爆米花和糖果棒，然后坐在毛茸茸、抚慰人心的黑暗中几小时，痛快地吃吃喝喝、擤鼻子，看着巨大的女主角们在面前的银幕上饱受折磨。
我与可爱、耐心的琼·阿利森一起度过格伦·米勒过世的哀痛[7]。当朱迪·加兰努力应付酗酒的丈夫[8]时，我吃了三盒爆米花。当埃琳诺·帕克在《西厢情断》[9]饰演的跛足歌剧女伶一路摸索走过伤心路时，我吃了五条玛氏巧克力。我最喜爱的电影是《红菱艳》，莫伊拉·希勒饰演芭蕾舞者，在事业与婚姻之间左右为难。我崇拜她：她不仅拥有一头红发、迷人的红色缎面舞鞋、美丽的戏服，而且比谁都痛苦。她越是进退维谷，我越是狼吞虎咽——我也要拥有她的一切，我想要成为舞者，同时要嫁给英俊的交响乐指挥——当她在火车前摔倒丧命时，我声势惊人地擤鼻子，惹得前三排观众愤然回头。路姑妈带我去看了四遍这部电影。
早在我成年前，便看过许多限制级影片，但不曾有人过问我的年龄。那时的我很肥胖，而胖女人的外表都一模一样，全像四十二岁；此外，胖女人不会比瘦女人更引人注意；胖女人比较不起眼，因为大家觉得她们外表丑陋，会移开视线。对引座员和售票员来说，我看起来一定像一大坨没有五官的模糊影子。哪天我要是抢了银行，绝对没有目击证人能精确地描述我的长相。
我和路姑妈会红着眼眶走出电影院，肩膀仍在抽动，心里却有满满的成就感。接着，我们会回到路姑妈的公寓喝一两杯汽水或享用点心：美乃滋烤蟹肉三明治、冷鸡肉沙拉。三明治在冰箱里，罐装饮料在橱柜里。她家位于老旧的公寓大楼，一个有黑木饰边的宽敞的房间。家具也是色泽深沉，体积庞大，常有厚厚的灰尘，总是乱七八糟：报纸在长沙发上，阿富汗披巾在地上，不成对的鞋袜在椅子下，碗盘堆在洗碗槽里。对我来说，凌乱意味着随心所欲。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模仿路姑妈乱扔衣服、书本和巧克力条包装纸，破坏母亲挖空心思布置的房间：梳妆台铺着细荷叶边桌巾，搭配成套的床罩和小地毯。弄乱房间是我唯一做过的室内布置，缺点是迟早得收拾。
吃完点心后，路姑妈会倒杯酒，脱掉鞋子，安坐在矮胖的椅子上，用她粗嗄的嗓音提出问题。看来，她对我的回答真心感兴趣。当我说我想做歌剧演唱者时，她没有取笑我。
在母亲贬抑路姑妈的方法中，其中一个是说她没有丈夫，所以内心愤懑而挫败。如果母亲所言属实，路姑妈掩饰不满的功夫还真厉害。依我看，路姑妈愤懑、挫败的程度远远不及母亲。这时的母亲已经得到她梦想中的房屋，完成装潢，因此她灌注越来越多的精力逼迫我减重，无所不用其极。当我拒绝服药，也不肯依据她精心拟定的每日菜单进行节食(她在菜单里列出食物热量)时，她便送我去看心理医生。
“我喜欢胖嘛。”我向医生说，大哭起来。他坐着看我，指尖相碰，笑容和蔼。当我抽抽噎噎的时候，他的笑容里有一丝嫌恶。
“你不想嫁人吗？”他在我情绪平复后问，惹得我又一次大哭。当我再见到路姑妈时，我问她：“你没想过要结婚吗？”
她嘶哑地笑了，坐在海绵塞得太满的安乐椅上啜饮马丁尼酒：“哎呀，亲爱的，我结过婚了，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一直以为路姑妈是老姑娘，因为她的姓氏和我父亲一样是德拉科特。她说：“我们一定是法国贵族的后裔。”她的高祖父原是农夫，后来他决定提升地位。路姑妈说他变卖农地，用那笔钱进入铁路公司承担最低阶的工作，因此致富。“当然，他们全是坏蛋。”路姑妈啜着酒，“但没人那样说。”
原来路姑妈在十九岁时出嫁，先生比她年长八岁，社会地位良好，这桩婚事也获得了父母的认可。无奈先生嗜赌成性。路姑妈打趣说：“他左手进、右手出，但我哪里知道呢？我爱他爱得发狂。亲爱的，他高大黝黑，很英俊。”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路姑妈偏好令人鼻酸的电影。“亲爱的，我努力维持婚姻，我真的很努力，却是白费工夫。他一出门就是好几天，我又不懂怎么持家或管账。我一辈子没买过食物。我只知道打了电话，就会有人把东西装箱送到家里。我结婚的第一个星期，每样东西都订购一磅：一磅面粉、一磅盐、一磅胡椒、一磅糖。我以为大家都是那样买菜。那一磅胡椒一年才用完。”路姑妈的笑声听起来就像一头愤怒的海象。她喜欢说自己的糗事，但有时会情绪激动到说不出话。“等他回到家里，如果他赌输了就会说他好爱我，赌赢了则埋怨受到我的牵绊。我们的婚姻真的很可悲。有一天，他走了就没回来。也许是付不出赌债被人一枪毙了。不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如果他活着，我应该仍是他的太太。”
后来，我发现路姑妈勉强算有男朋友。他叫罗伯特，是一位会计师，家有妻小，每个星期日都在路姑妈家吃晚餐。路姑妈说：“别告诉你母亲。她大概不能理解这种事情。”
“你不想嫁给他吗？”路姑妈告诉我他的事时，我问她。
“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再说，我始终没有离婚，何必自找麻烦？我只是改用娘家的姓氏，以免别人问东问西。你听我一句话，没有满二十五岁不要嫁人。”
她认为我将会有许多爱慕者，甚至不相信或许不会有人向我求婚。依照母亲的说法，我这种外表的人注定一事无成。但路姑妈则由衷认为不必在乎生理的缺陷，或者你也可以将缺陷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只要愿意尝试，瘸子也能变成歌剧明星。尽管我身材臃肿，仍然可以功成名就。但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那种能耐。
经历了嫁给赌徒的不幸后，路姑妈出去上班。“亲爱的，我不会打字。我从小家境不错，没有学过半点技能。但你知道那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我们家里没有钱了，我不上班不行，对吧？我只能自食其力。”
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父母对路姑妈的职业始终语焉不详，她自己也含糊其词。他们只说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而且是部门主管。我十三岁时才知道她的实际工作。
“拿去。”母亲说，“你该读读这个了。”她递给我的是一本粉红色小册子，封面印着一圈花朵，书名是《你长大了》。内页印着一封信，第一句是：“成长的过程很有趣，但难免遇到困惑，月经便是其中之一。”这一页最下方是路姑妈的照片，笑容洋溢着母性和专业，拍照时的她下巴仍不太肥大。她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她平常也戴珍珠项链，只是从不会只戴一条。信末是她的署名：“路易莎·K. 德拉科特敬上。”我兴致勃勃地研究粉红色小册子里的图画，阅读网球和中学舞会的礼仪规矩、衣着建议和洗发秘诀。最令我钦佩的是路姑妈的照片和签名——有点像明星。我的路姑妈算得上是名人。
再次见到路姑妈时，我问起她的工作。“亲爱的，我属于公关部，但我只负责加拿大的公关。那本小册子不是我写的，撰稿的是广告部。”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我参加很多会议，对广告提出建议，回信给读者。当然，我有秘书帮忙。”
“回什么样的信？”我问。
“噢，你知道，”她说，“就是投诉产品质量不佳、找人问意见之类的。你一定以为写信的都是年轻女孩，的确有很多年轻女孩寄信，想问阴道的位置，等等，这些用公司的制式回函就可以了。有些信来自真正需要协助的人，我会亲自回复。当她们不敢去看医生或者有心事时，她们会写信给我。我常常不晓得怎么回信才好。”路姑妈喝完马丁尼，又倒了一杯，“前几天我才收到一封信，那位读者说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梦淫妖[10]的孩子。”
“梦淫妖？”我问，这听起来像某种医疗器材，“那是什么东西？”
“我查过字典。”路姑妈说，“那是一种妖魔。”
“你怎么回信？”我惊恐地问。万一那女人的怀疑属实怎么办？
“我叫她去验孕。”路姑妈回想说，“如果是阳性，便不可能是妖怪的种；如果是阴性，那她便不用担心了，对吧？”
“路易莎太离经叛道了。”母亲向父亲说明为何她不愿常常请路姑妈参加晚餐，“其他客人一定会询问她的职业，而她总是坦白相告。我不能容许她在晚餐桌上提那种事情。我知道她心地善良，但她根本不在乎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要珍惜自己的幸福。”路姑妈向我轻笑，“这份工作的薪水很优渥，同事相处也很融洽，有什么好埋怨的？”
我连着三次用泪水和沉默应付心理医生，他便决定放弃我。我怨恨他暗示我有比肥胖更严重的问题，而我的怨恨则令他怨恨。他告诉母亲，我的问题源自家庭，仅仅医治我一个人无法见效。这番话惹恼了母亲。“他真有胆子。”她向父亲说，“他只是想让我掏更多钱。依我看，心理医生统统是骗子。”
之后，她开始对我使用泻药。我想，母亲这时已经失控了，心心念念的只有我硕大的体积。她八成和多数人一样使用图像思考，而当时我在她心里的形象必然是有一个孔洞的物体，就像轮胎的内胎，东西从这端的孔洞进入后，无法从另一端排出：若她能设法让我多出一个洞，我便会消瘦，犹如飞船在瞬间瘪平。她开始购买专利药，使用各种借口要我服用：“这能改善肤质。”她偶尔会将泻药混进食物。有一次她甚至把泻药溶解，拌进糖霜，加在巧克力蛋糕上，再将蛋糕放在厨房柜台上。我看见了蛋糕，吞吃下肚，事后颇受了一番折腾，但我的体重不曾消减。
这时我正上中学。我没有遵从母亲的计划进入私立女校，那里的学生穿苏格兰裙，打着格纹小领带。自从参加幼女童军军团后，我便不信任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团体，尤其是穿制服的女人。因此，我就读于离家最近的中学。依据母亲的看法，那是次等的学校，但也不算太差，毕竟我们家位于高级的地段。问题在于那些被母亲视为同侪或模范的家庭，都将子女送进她希望我去的私立学校，留下来的人多半就读于本地中学，居住在本区外围粗陋的新公寓大楼。这一区的老住户曾经反对兴建那些大楼，他们尤其看不惯那些位于商业街店铺上方的公寓。有些同学完全不是母亲想象中的模样，但我没有告诉她，以防她逼迫我改读要穿制服的私立学校。
这时的母亲开始给我买衣服的零花钱，希望能借此诱导我减重。她认为我应该挑选能掩饰身材的衣服，例如大码装设计师偏好的小圆点深色连衣裙和直条纹衣物。但我寻找奇形怪状的衣服，挑选极度恶心、丑陋、抢眼的颜色，而且是横条纹的。有些衣服是在孕妇服饰店找到的，有些来自折扣商店。我尤其满意一条红毡材质的圆裙，上面缝着一个黑色电话。颜色越鲜艳、穿起来越是显得浑圆的服饰，我越可能买下来。我不要被深蓝色小圆点布袋压制，减损我的分量。
有一次，我穿着新衣回家。那是一件青柠绿的外套，前襟有棒状的纽扣，颜色闪亮，像一个彩虹大甜瓜，母亲看到我便哭出来，哭得无助而消极。她靠着楼梯栏杆，全身颓垮，宛若无骨。母亲不曾在我面前哭泣，因此我有些惊愕，却也很得意能够证明我的能力，我唯一的能力。她已经败阵：我决不容许她将我塑造成她的形象，瘦削而美丽。
“你从哪里找来这些衣服的？”她呜咽道，“你是存心的。如果我长成你这样，我会躲在地窖里。”
这一刻，我等待已久。谁先哭，谁就输。“你喝酒了。”我说，这是实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感受到大义凛然指摘别人的愉悦。
“我究竟做了什么，才让你变成这样？”母亲说。尽管才下午四点三十分，她已经换上居家外套和室内拖鞋，头发略显脏乱。我步履沉重地走过她身边，上楼回到房间，得意扬扬。但我仔细一想，不禁信心动摇。她揽下了一切的责任，但我不是她的傀儡。我的一切行为当然不是因为她，而是出于自主的决定。再说，我的行为又有哪里不好？
“我就是这样的人。”路姑妈曾经说过，“如果其他人受不了我，那是他们的问题。亲爱的，你要记住，人生无法永远由你做主，但你能学习接受人生。”我习惯将路姑妈视为智者。她非常不吝于指点别人，只是如果你认真思考她的智慧之语，便会发现她的话语可能有多种解读方式。比方说，我应该接受母亲吗？或者她应该接受我？
我会做白日梦，幻想路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她基于某些黑暗但情有可原的因素，将我交给我父母抚养。或许我是那个英俊赌徒的女儿，而他迟早会现身，或者路姑妈年轻时未婚先孕有了我。这样的话，父亲便不是我的生父，而母亲……但我的推论到这里便无以为继。如果母亲不是对我有义务，怎么可能抚养我？每次父亲说路姑妈和我感情融洽，母亲便冷冷地说，那是因为路姑妈不必一肩扛起教养我的责任。“一肩”“令人怒发冲冠”都是母亲提起我时使用的比喻说法，其实她几乎不碰触我。她有一双纤纤玉手，手指细长，涂了红色指甲油，用来精心梳理发型。她僵硬的完美卷发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一向清楚记得母亲的样貌，却记不起她的触感。
路姑妈则很柔软，如波浪起伏，粗犷，毛茸茸。她的脸庞即使化上彩妆、擦了口红，仍然覆满微小的汗毛，犹如蜜蜂。几绺发丝从头上落下，服饰的缝边露出线头，甜香的气味从领口和颈项间溢出，我会将额头靠在她的颈窝，听她那只会说话的狐狸讲故事。在童年的夏天，当我们去逛加拿大国家展览时，她会牵着我的手。母亲不牵我的手，生怕弄脏她的手套。她会拉着我的手臂或衣领后缘。她从不带我去看加拿大国家展览，原因是不值一看。路姑妈和我认为展览很值得花时间参观，我们喜欢逛展览，那里有喧闹的招揽观众的人，有风笛乐队。我们将一团团的粉红色棉花糖、油腻的爆米花往肚子里塞，从一个棚位逛到另一个棚位。每年我们都先去“纯粹食品”的摊位，看用纯正黄油做的乳牛。有一年，他们将乳牛改成女王。
但展览里有一件事我始终记不清楚。我们当然不会错过游乐场，也会玩速度较慢的游乐设施，路姑妈喜欢摩天轮，但有两个帐篷路姑妈始终不准许我踏进一步。其中一个帐篷上画着挺着丰满乳房的女奴，两三个女人在帐篷门外的小台上搔首弄姿，身穿薄纱裤，袒露上腹，一个男人用麦克风招揽大家买票。另一个帐篷则是怪人展览，有吞火人、吞剑人，也有橡皮人和连体双胞胎，招揽客人的男人说：“头部相连，而且活得好端端的。”还有世界上最胖的女人。路姑妈也不肯进这个帐篷。“我们不该嘲笑别人的不幸。”她的口吻比平常严厉。我觉得不公平：别人也嘲笑我的不幸，应该给我机会嘲笑别人。话说回来，没有人将肥胖视为不幸，人们认为那纯粹是个人意志薄弱的结果。肥胖不是命定，因此充满魅力，就像连体人或住在铁肺[11]里的人。无论如何，胖女郎在那个帐篷里，我想见识见识，却始终无缘得见。
我记不清楚的细节是：那是两个帐篷还是一个？在怪人展览和舞娘帐篷外面的麦克风传出的吆喝声似乎差不多。两个帐篷都如此不可思议，不亲眼看到就不会相信。
路姑妈最喜欢的游乐帐篷外面有一张大嘴，无止境地播放罐头笑声。这个帐篷叫“黑暗笑声”，里面有荧光骷髅头，还有能将你变大或缩小的哈哈镜。我讨厌哈哈镜。我不想变得更加肥胖，变瘦则不可能。
我常幻想胖女郎坐在椅子上织毛线，脸颊灰暗瘦削的人一排又一排地从她身边走过，对她看了又看。她穿着薄纱裤和茶色的缎布胸罩，就像那些舞娘，还有红舞鞋。我忖度她内心的感觉。有朝一日，她将会反抗，她会有所作为。现在，她暂且靠着别人的好奇心维持生计。她正在织围巾，准备送给一位看着她长大、完全不认为她很奇怪的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