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旅馆》作者：[英] D.M.托马斯
简介：
安娜女士因性迷惘和性饥渴而患上歇斯底里症，经常出现幻觉，甚至白日梦。精神病专家弗洛伊德由此判定，安娜女士的梦是通往其潜意识的大门，梦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愿望的满足，她渴望回到最初的白色旅馆---那个想象中的安全避难所。
“我是谁？”俄狄浦斯的问题千百年来在人类王国里回荡。在安娜女士寻找迷失了自我的旅途中，弗洛伊德是向导。
D.M.托马斯阅读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时产生灵感，暇想师徒两人如何分道扬镳，先写出一首题为《维也纳、苏黎世、康斯坦茨湖》的小诗，后又繁衍为小说《白色旅馆》。安娜•丽莎的原型是弗洛伊德的弟子欧内斯特•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中提到的一位女病人，弗洛伊德曾为她做精神分析，并从她口中知悉她与自己儿子有过一段恋情。
小说旨在通过书写安娜的人生际遇，来探讨生命的价值与痛感，探讨人生的“荒谬”与“命运”，或者是“荒谬的命运”，一种萦绕每一个思索着的灵魂、不可逾越的荒谬。
一个善良的女人独自面对两个险恶的世界
译者序
英国当代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唐纳德·迈克尔·托马斯最著名的小说《白色旅馆》(1981)早已译为多种语言。2003年，中文译本在中国大陆首次付梓。作为读者兼译者，我为工作终于完成感到欣慰，同时也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悲惨结局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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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生于1935年，曾在军队里服兵役，后入牛津大学（英文专业）读书，1958年获文学士学位，196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他起初是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的，其诗篇描写性爱、科学幻想、家乡康沃尔郡的风土人情。评论家们高度评价《爱与种种另类死亡》(1975)、《蜜月之旅》(1978) 等诗集中对爱情、死亡、性等永恒主题的探讨。他的文学翻译实践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迻译的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托马斯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吹笛子的人》中的主人公即以阿赫玛托娃为原型。第二部作品《诞生石》(1980) 仍是一部幻想小说，以后便是《白色旅馆》(获得1981年度“布克奖”提名)。托马斯将白日梦式的幻觉与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演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叙述弗洛伊德的病人丽莎·厄尔德曼因性迷惘、性饥渴患上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几经周折才治愈她的心灵创伤，但是幸福的日子转瞬即逝，几年后，她便在1941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悲惨地死去，这一悲壮的归宿正是她从前精神不正常时多次在梦境中预见到的。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诗人才能，用诗的形式写出小说中白日梦的那一部分。
《白色旅馆》之后的几部作品里的人物均或多或少生活在幻觉之中，尤其是“俄罗斯之夜四部曲”：《亚拉拉特山》(1983)、《燕子》(1984)、《斯芬克司》(1986)和《顶峰》(1987)。托马斯的近作有《共卧同眠》(1990)，《飞入爱巢》(1992)、《带着笔记本电脑的女人》(1996)，《夏洛特——简的最后旅程》（2000），等等。
《白色旅馆》出版后获得批评界和读者好评，它优美的抒情笔触、独出心裁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思辨意义都令人为之倾倒。有评论家认为《白色旅馆》的出版是当代小说史上的盛事，还有人将此书与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相比，说它已达到叙事艺术的最高境界。
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有意将事实与虚构混为一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神话。历史与人物的幻觉结合在一起便成为神话，即“以诗意盎然、动人的方式表现被掩盖的真理”。我们不妨把这部神话式的小说视为一座重重叠叠的迷宫，首先是语词构筑的第一重迷宫，读者在中间艰难跋涉，进入事实与幻觉混淆在一起的第二重扑朔迷离的情节迷宫，最后等待着他到来的是第三重迷宫，也即弗洛伊德在“序曲”中的一封信里提到的、歌德所说的“胸中的迷宫”或 “人心的迷宫。”“迷宫”实为阅读或解构此书的关键词。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各种形式的迷宫情有独钟，但是他也明智地认识到人为地构筑一座迷宫“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混沌和奇妙的事情只能出自上帝之手。”1 在另一篇小说中他又断言：“世界本来就是迷宫，没有必要再建一座。”2
《白色旅馆》中，语词迷宫是典型的人造迷宫。读者无法判断孰真孰伪，因为语词所表达的只是对事情的描述，而并非事情本身。柏拉图在《裴德若篇》中记述苏格拉底讲到一个关于文字的故事：古埃及国王欣然接受神奉献的种种发明，诸如天文、地理、算学等，唯独谢绝神创造出的文字。苏格拉底对文字的不信任是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言语/文字二元对立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褒扬口头言说、贬低书面文字的所谓“语音中心主义”之滥觞。然而，文字是一种与现代人共存的必要之恶，人们发现，即使是责难文字的主张也只能充满反讽意味地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文字仍旧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世界与客观存在之间的中介。在文学作品中，记述下来的口头言说也成为书面文字，它的可信性亦值得怀疑，但它仍在引导读者进入事实与幻觉混淆或有意隐匿事实的情节迷宫。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读者会看到，《白色旅馆》中不乏姑妄言之的不实之词，如女主人公对弗洛伊德陈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往往会隐瞒最重要的事实，她曾几次修正自己与恋人的交往、母亲与姨夫的暧昧关系中的一些情节。而弗洛伊德治愈丽莎的努力实质上也正是要帮她跳出语言的牢笼，把被她主体化的客体再度分离出来，重新确立平静、清澈如水的自然心态。
“以心传心”无疑是人际交往中逃离语言牢笼的最佳方式，可惜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人类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一些辅助手段探究隐身于言语表述之后的事实真相，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首先即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探究人类意识真相的手段，其次才是一种治疗歇斯底里症的医学方法。它引导病人将处于“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思维活动提升至“意识”层面，从而增进对自我的了解。“无意识”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玄虚，往往通过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丽莎诡谲乖张、经过伪装的梦境也是读者须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面对的第三重“心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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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龄在五十岁上下的读者大概仍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尤其是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口号“改造主观世界”，或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笔者觉得，借用这一政治意味很强的术语可以恰如其分地解读丽莎·厄尔德曼悲惨的身世，她的一生简直便是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最后，已获胜的她却被力量强大、无比邪恶的客观世界击败。这里的所谓客观世界是不受人的意志摆布的客观存在；所谓主观世界也即是被主体感知、却不为他人所知的主观存在。考察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进化、工业革命、科技攻关的作用下，人可以创造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奇迹：移山填海、建起摩天大楼、设计出无所不能的计算机软件、制造出把人送上月球的航天器……但是他仍像先辈一样，无法洞悉近在咫尺的邻人的想法，也仍不时会对自身的存在感到困惑、会丧失“理性”，也即常人所说的“发疯”。由此看来，二者孰难孰易是显而易见的。同客观存在的“大世界”相对，德谟克利特说过，“人是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便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的思维王国，而且它往往会以 “理性” 丧失后的非理性的形式出现。弗洛伊德主义或精神分析学的功绩便是“在医学思想中恢复了与非理性对话的可能性”3。精神分析本身也是“一种非理性体验，而这种非理性体验恰恰是在现代世界中心理学的意义一直加以掩盖的。”4
对人的意志抱有坚定信念是文艺复兴以降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冀充分实现自我的意志、借弘扬理性和发展科学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是西方人梦魂萦怀的理想，它能否实现却也在其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内不断受到质疑，如此书中描写的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苏联以肃反为名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便是作为理性失败的隐喻出现的。作者似乎在暗示理性带来的成功完全有可能被用于违背理性的邪恶目的，最终仍以理性的丧失结束这一恶性循环。
弗洛伊德后来又提出“三部人格结构”的理论，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本我与无意识一样，是非理性层面的感受、生活的本能力量，它往往独立存在、不受意识支配。弗洛伊德在1920年出版的《超越享乐原则》中认为，本我由“生存的本能”（即里比多）和“死亡本能”构成。“生存的本能”为人提供生活的动力，“死亡本能”则通过侵犯他人、破坏性、毁灭性等行为表现出来。丽莎的精神病就是一个两种本能发生冲突的实例。弗洛伊德总结道：
破解我的年轻病人来说对的怪病成因之时，我开始把她的病痛与我的死亡本能理论联系起来。在思考左右安娜女士命运的悲剧性的自相矛盾过程中，我尚未完成的论文《超越享乐原则》（1920）中的一些朦胧的观点不知不觉成型。她有比满足里多的强烈欲求，同时又有一种专横的、要在自己的欢乐之井的源头下毒的愿望，这是一种我不理解的力量。
我不再把安娜女士视为因病与常人不同的女人，而是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她的病夸大并强调了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抗。
“正像爱神维纳斯照镜子，看到的却是美杜莎的一张丑脸。” 弗洛伊德仔细勾勒出的这两张脸代表性爱（Eros）与死的愿望（Thanatos）的交锋。丽莎承认“不想性的事情时我就想到了死，有时候会同时想到这两件事。”在第一部“唐璜”、第二部“盖斯廷日记”中她十分色情的性幻想均笼罩在可怕的死亡威胁之下，为她带来欢悦的性事总是与洪水、火灾为伴，而高潮到来的时刻也就是朋友或熟人暴死之时。弗洛伊德从丽莎难以超越她特有的自我伤害病态行为中得到启示，认为“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交锋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第三部“安娜女士”和第四部“疗养地”的部分章节中，弗洛伊德对丽莎受病态性心理的折磨的解析占去小说的很大篇幅。他最终运用自己独到的理论揭穿丽莎隐瞒事实真相、误导分析医师的企图。在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确科学、有效的同时，小说作者似乎也明确指出它不过也只是一种试图把握不可琢磨的人类心灵的理性方法。作者两次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人的灵魂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无法接近、无法探访。”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保留态度，也将一个深刻的悖论展现在读者面前，即非理性因素也必须借理性探究、表现，真正的“痴人说梦”在现实生活或文学中是排他的、无法叫人知晓的，因此也是没有操作性的。“所以文学可以表现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活动，但文学作品必须是合乎理性的、可以理解的。”5 因此，无论是将病人处于“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思维活动提升至“意识”层面，还是借助言语将它晓示出来，都是一种必要然之恶。
作者在第四部“疗养地”结尾处突兀地把笔触由女主人公的内心转向她厕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丽莎康复后，她在意大利结识的乌克兰人维克托在鳏居多年、经历了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困难时期后向她求婚。她的姨妈当时已移居美国，她在维也纳无所事事，终于还是耐不住寂寞，同意去基辅同维克托结婚，帮他照看年幼的科尔亚。这时她的苦难才真正开始：先是无辜的丈夫在肃反运动中被捕、随即死在劳改营里；接着她和孩子遭到歧视、被逐出家门；以后德军占领基辅，她和几乎所有犹太人一起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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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们赞赏托马斯对纳粹在基辅郊区的巴比亚溪谷屠杀犹太人的描述，不过那是二手的、是以史书为依据的。他在小说的版权页上注明在第五部中对阿纳托里·库兹涅索夫的纪实性著作《巴比亚》做了“互为文本” 式借用，尤其是死里逃生的迪娜·普罗尼切娃的证词。将这两部书做一番对照，读者会发现托马斯借用的不仅仅是基本历史背景和人名、地名，许多段落简直就是逐字照搬阿纳托里的史书。由此看来，这些段落更像热奈特所说的互为文本中的“抄袭”，而不仅仅是“共存”式文本：
《白色旅馆》：“…… 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头上扎一条肮脏头巾的老妇人突然从一个院子里冲出来，一把抢过丽莎的箱子又跑回去。丽莎和科尔亚尖声叫着分开人群追到院子门口，但是院墙后面走出两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拦住了路。这两人身后的行李堆积如山。”
《巴比亚》：“这时，一个看起来很刻毒、头上扎一条肮脏头巾的老妇人冲到路上，一把抢过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女人的箱子又跑回院子里。犹太女人在她身后尖声大叫，但是几个孔武有力的男人站在门口，不许她进去．．．．．．院子里摆着一大堆偷来的东西。”
《白色旅馆》：小丘上的人都一声不吭，他们全吓傻了。丽莎的目光简直离不开眼前上演的这一幕惨剧。人们一队接一队地踉跄从那两行士兵中间走过来，尖叫，流着血，每个人又被警察抓住再揍一顿、剥光身上的衣服。这一幕不断重复，有些人在歇斯底里地高声大笑，有些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衰老了．．．．．．就在她（索尼亚）被扒光衣服、再送去枪杀的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她乌黑的头发完全变得灰白了。
《巴比亚》：迪娜走到小丘那儿坐下。大家都一声不吭，他们被吓傻了．．．．．．人们一队接一队地踉跄从那两行士兵中间走过来，尖叫着，被打得头破血流，每个人又被警察抓住再揍一顿、剥光身上的衣服。这一幕不断重复．．．．．．有些人在歇斯底里地高声大笑，她亲眼看到几个人的头发变白，就在他们被扒光衣服、再送去枪杀的这短短几分钟内。
显然，《白色旅馆》中的丽莎是以《巴比亚》中那场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迪娜为原型塑造的。丽莎不仅未能幸免于难，在临死之前还遭到一个有虐待狂倾向的法西斯分子强奸，他还用刺刀戳进她的身体。托马斯的自由发挥是与小说前半部的病态性幻想相呼应的，他暗示丽莎死去之前经历了一次性高潮，她的身体“不断抽搐、放松，抽搐、放松”。在托马斯的笔下，不断被书写的史料与历史亲历者的身世紧密结合起来，使历史获得新的、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生命。
为了保全妻儿，她丈夫维克托违心地“揭发”同事，但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中仍不免覆灭的厄运。他和丽莎的惨死令笔者联想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的命运悲剧，只是丽莎的遭遇更叫人为之扼腕叹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弱女子的无私和爱心恰恰是致死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她的犹太血统，倘若她接受邻居柳芭的建议让孩子随柳芭走、自己置身事外，或是向那个哥萨克出示证件后自顾自地一走了之，她本可躲过劫难。她的悲剧既是命运悲剧，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性格悲剧。她太善良，根本无法独自面对两个险恶的世界！
不难想象，另一个善良的人、柳芭的丈夫万尼亚的结局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类似的情节对于许多读者是似曾相识的。狄更斯的《双城记》中便有一个弱不禁风的青年女裁缝遭人诬陷，被推上断头台。临刑前她伤感道：“共和国将要为我们穷人做这么多好事，如果我的死能为她带来好处，我情愿去死。”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万尼亚“被捕、被判刑只是由于对一个顾客发过牢骚，说他干活用的材料质量低劣。”我们悟到这是另一个悖论，万尼亚被迫害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行为？即使是以革命的名义施行，暴虐的嗜血行为能够改变其暴虐的性质吗？
丽莎、柳芭、万尼亚、索尼亚……这些无辜的善良人的厄运无一例外地向读者展现人世和人心的险恶，于是托马斯最后把丽莎和其他牺牲者送到一个他含混地称之为“营地”的地方，那里可能就是现代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而“迦南”、“埃玛斯”、“约旦河”、“沙侖的玫瑰花”等字眼令人联想到《新约全书》。既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只能抚慰人的心灵创伤，却无法平息人世的纷争，第六部“营地”中渲染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无疑便是作者的理想。他的救赎之道是用类似于宗教般执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替代弗洛伊德主义、战胜种种偏见。复活的丽莎一厢情愿地说：“我认为只要存在某一种形式的爱，就有希望得到拯救。”这个“营地”是人间天堂，丽莎的病痛不治而愈，于是她立即投身到救治不断涌入这个避难所的伤病员的工作中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篇充满痛苦和血腥味的《白色旅馆》竟是以“开心” 这个词结尾的。
其实，读者在前半部书中根本看不出丽莎的经历与她后来在巴比亚溪谷被纳粹杀害有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书的前半部几次提到丽莎具有特异功能，能预见未来。折磨她的左侧胸部和骨盆的慢性病痛不仅是无意识对她施行的惩罚，也是对若干年后巴比亚溪谷大屠杀的预见。彼时丽莎被子弹击中、奄奄一息，一个纳粹警察猛踢她身体的这两个部位，结束了她的痛苦。这种颠倒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打乱因果关系的叙事本身即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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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旅馆》在技巧上别开生面，堪称是一部表现后现代主义语言技巧的实验性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它的作者不满足于讲述一个常规小说中的故事，却采用一些叙事技巧引导读者注意故事是如何讲述的，进而让读者参与故事的阐释过程。
小说分别由不同的叙事者讲述，他们以自己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
第一部“唐璜”是超现实主义的第一人称叙事（诗体），叙事者（小说中的小说的作者）安娜（丽莎）无所不知。她任凭自己被无意识引导，在没有时间和逻辑性的幻想王国里驰骋。正如“序曲”中萨克斯（弗洛伊德的弟子）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所说：“她的幻觉使我猛然想起人类始祖因偷食禁果而堕落前的伊甸园，那儿并非没有爱情和死亡，不过由于时间尚不存在，它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部“盖斯廷日记” 是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安娜（丽莎）应弗洛伊德的要求疏理她的诗体梦境。非理性在向理性过渡，她的人物试图解释种种奇怪现象的成因，时间也出现在意识中，尽管有时以“不存在”的状态存在。时间在这里纯属丽莎的内心世界：“他们弄不清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傍晚一路迅跑的时间如今专为黑暗中终夜长开眼的科亭太太止步不前。对于酣睡的房客们、对于楼下凉爽的储藏室里的死者、对于这对恋人而言，时间根本不存在，只是不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
第三部“安娜女士”是现实主义的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弗洛伊德对病人荒诞不经的故事的进行分析，意欲发掘种种象征后的意义，如“白色旅馆”代表“母亲的身体”、“洪水”和“火灾” 代表“母亲的死”。
至此，作者带领读者进入弗洛伊德展现出的病人生活中因果关系清晰的理性世界。崇尚理性的读者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弗洛伊德的解释比病人自己的解释更中肯，会自以为已知晓她的精神创伤和肉体病痛的根源。
第四部“疗养地”仍是现实主义的第三人称叙事，但更为可信。自此叙事者颠覆了读者自以为已知情的想法，同时也暗示精神分析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安娜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说多年未复发的病痛又发作了，而且她并没有对弗洛伊德完全说实话，虽然他一度探进了她的内心，“到达谁也不曾探究过的深度。”“很抱歉，我没有告诉您我早就写成了《唐璜》。我觉得那并不重要。但是我决心告诉您其他一些骗局，您可能因此认为这部病例研究需要修改，甚至放弃。如果这些谎言和半真半假的陈述致使您憎恨我，我也不能怪您。”
第五部“昏睡的车厢”以第三人称叙事复述历史（应视为由托马斯与迪娜合著，因为托马斯在作品中大段采用了她的证词），叙事者先透过科尔亚和安娜的视野看事物，后来又进入全知视角。女主人公的惨死令读者进一步质疑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病痛、呼吸困难的症状以及特异功能只是使她预见到自己临死前遭受的野蛮折磨。
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的第六部“营地”中再度出现第一、二部中曾出现过的人物（莱昂哈特少校在这里被他的侄儿莱昂斯中尉取代）和神秘意象（黑猫、乌鸦、玫瑰、松树等），这里的来世景观也与第一部中的描绘相似。这是一个认识论陷阱，一至三部使读者加深对丽莎和她的烦恼的理解，四至六部则又愈发使他迷惑不解，小说以神秘主义始，又以神秘主义终。丽莎一辈子都生活在的“似曾相识”的错觉中，如“堕（坠）落”的意象在书中多次出现。第一、二部中都有缆车堕落的描写；丽莎又在第三部中坦白她因在练功房里摔倒流产（英文中 “摔倒”与“堕落”是同一个词，即fall）；与男朋友发生性关系、怀孕都使她觉得自己已“堕落”；第四部中被她取代的维拉摔坏了胳膊；而最后的“堕落”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又有象征意义：“她觉得坠落的过程似乎延续了很久、很久，也许这是一个很深的山谷。落在谷底时她失去了知觉……她坠落在一片血海之中……”
后现代主义常采用的艺术形式是小说。汉斯·伯顿斯认为：“后现代小说将从西部小说、科幻小说、色情文学以及其它一切被视为次文学（sub-literary）的文类汲取养分。它将填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沟壑。”6 这部小说与心理小说、成长小说、传记、忏悔录等次文类发生相交、相融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雅俗共赏”。
它拒绝并摒弃真与伪的二元对立，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思辨方法。“在哲学和批评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适用于正在进行的各种争论中的许多概念、方法和立场，但是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的，也即对意义、真理和历史的建构，以及主体性和同一性所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7
袁洪庚
2010年8月6日
修改于兰州大学梦蝶斋
作者简介
D. M.托马斯1935年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毕业于牛津大学（英文专业），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曾在赫里福德教育学院执教，任英文系主任。除1981年获得“布克奖”提名的《白色旅馆》之外，他的主要作品有《吹笛子的人》、《亚拉拉特山》、《诞生石》、《燕子》、《斯芬克司》、《顶峰》、《飞入爱巢》等。他还出版过自传性回忆录《记忆与幻觉》和几部诗集，翻译过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
D. M. 托马斯现居住在康沃尔郡。
我们以幻想满足心灵的渴求，
这类养料却使人心愈发冷酷；
怨恨倒比爱心有更多需求……
——W.B.叶芝：《内战时期的冥想》
作者谨识
读者勿需在歇斯底里的国土上跋涉很久便会看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伟岸身影，本书即是在这一“领地”里的创作。在此处，弗洛伊德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发现了精神分析这一伟大而美妙的现代神话。在这里，所谓神话是指用充满诗意而又生动的手段表现一个被掩盖的真理。在强调这一点时，我无意质疑精神分析是否具有科学效用。
弗洛伊德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完全是虚构的。我的确是根据人所共知的弗洛伊德生平中一些真实事件构思这个人物的，有时也从他的著作和信件中引用几段原文。“序曲”中的信件以及所有与精神分析有关的段落（包括第三部，那是以文学形式展现的一个弗洛伊德的病例），并非皆是以史实为依据写成的。这类病史首先是精美的文学作品，不熟悉这类生活中的真实病例的读者可参见企鹅版《弗洛伊德文库》第三、第八和第九卷（企鹅丛书，1974—9）。
D. M.托马斯
序 曲
最亲爱的吉塞拉：
我从新大陆紧紧拥抱你！要赶路，又要应酬主人的热情招待、准备讲演、接受东道主给予的种种荣誉（当然主要是给弗洛伊德的，其次便是荣格）。简直忙得连擤鼻子的时间都没有，我的脑袋都转晕了。不过美国显然非常乐于接受我们发起的这场运动，布里尔和霍尔都是很好的人，克拉克大学的人都对我们热情洋溢、十分恭敬。弗洛伊德的大师风范令我敬佩不已，他不用借助笔记便做了五场演讲，腹稿是由我陪着、在半小时的散步途中打出的。不用说他给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荣格也就他的研究做了两场精彩的演讲，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弗洛伊德的大名！总的来说，我们三个人旅途中相处得不错，即使是在身处困境之时（如在纽约突然泻肚子）。不过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关系有点紧张，这件事我很快还要讲到。
你一定想听我谈谈在海上航行的情况。大致还好，只是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刚刚启程就遇到了仲夏时节的大雾。老实说那景观倒也令人难忘。荣格把它看成一个不舍昼夜地滚向目的地的“史前怪物”，对它情有独钟，似乎觉得我们正在退回远古的过去。弗洛伊德笑他是基督徒，所以神秘兮兮的（同时他认为犹太人已摆脱了受神秘主义摆布的命运）。不过他也承认，在凝视空无一物的船舱外、昤听他称之为“大雾讯号在春情勃发时的嚎叫”之时，他认为荣格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纽约从这一片浑沌中现身，更使人印象深刻、永远难忘。布里尔来接我们，带我们看了许多美妙的东西，其中最妙的是会动的照片，也就是“电影”！尽管我肠胃很不舒服，还是看得很高兴。画面上有一些滑稽的警察在街上追捕一些更滑稽的罪犯，没有什么情节，但是那上面的人真的在活动，栩栩如生。不过，我看弗洛伊德对此不大感兴趣。
对了，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们动身的前夜在不来梅经历的一件怪事。我们当时由衷地庆幸能顺利聚到一起，自然也为即将要开始的探险旅程激动不已。弗洛伊德在一家十分豪华的酒店里做东道招待大家吃午餐，我们力劝荣格放弃一贯不饮酒的习惯，同大家一道喝点葡萄酒。或许是因为不惯饮酒，荣格变得异乎寻常地话多，兴致勃勃。他把话题转到在德国北部发现的“泥沼干尸”上去，据说那些是史前人类的尸体，沼泽中的腐殖酸使它们变成木乃依保存下来。从外观上看这些人是在泥沼中淹死或掩埋在那里的。对，这算是一个有点儿意思的话题，或者说本会是一个有点儿意思的话题，若不是荣格不厌其烦地谈个没完。弗洛伊德最后禁不住几次嚷道：“你为什么那么关心那些尸体呢？”荣格痴迷不悟，仍陶醉于这一事件中。这时弗洛伊德突然昏迷过去，从椅子上滑下来。
荣格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弄得十分不安，还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的事情，我也是一样。弗洛伊德苏醒后便指责荣格想除掉他，荣格当然赌咒发誓说没有这回事。他真是一个和善、活跃的旅伴，令人很愉快，单凭那一付金边眼镜和那一头短发还真看不出来呢。
另一场冲突发生在船上，当时我们在大雾中以互相解析对方做过的梦解闷。荣格对弗洛伊德的一个梦产生了极大兴趣：弗洛伊德的妻妹（明娜）像农民似地在收获时节把一捆捆麦子用叉子抛到麦垛上，他的妻子却懒洋洋地在一边看着。荣格有点不讲策略。他追问弗洛伊德，想知道内情，还明明白白地说他认为这个梦与弗洛伊德对小姨子的眷恋之情有关。他对弗洛伊德的家事竟知道得如此之多，我真感到吃惊。弗洛伊德自然被激怒了，用他的话说，他拒绝透露哪怕一点儿涉及私生活的事，以免“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荣格事后对我说，对他而言，弗洛伊德从那一刻起便已经丧失权威。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还是打了圆场，于是他们又和好如初。不过，一时间我觉得自己成了角力场上的裁判员！这些都是很棘手的事。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自己的梦（只记得这一个）是关于童年时代某些小小失意的。弗洛伊德当然没费多大力气就猜出这你有关，亲爱的。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即我担心你在女儿们出嫁前不同丈夫离婚的决心是自欺欺人，而且你也不愿用婚姻这样一种意义深远的关系为我们长期交往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唉，你知道我为何担心，也已努力去消除疑虑，可是你瞧，我不禁会在分别的日子里梦到这些事情（也许还受到海上令人沮丧的雾气的影响）。弗洛伊德像往常一样帮了大忙。请告诉爱玛，他感谢她的祝福，还说获悉他的分析对她大有裨益，他大为感动。他问候你，还开心地说如果妈妈像女儿一样漂亮、聪明（我告诉他你的确如此），我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男人……这一点我当然明白。替我拥抱、亲吻爱玛，代我向你的丈夫致意。
下星期我们要去看尼加拉大瀑布，弗洛伊德把这个节目视为整个行程中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要搭“凯泽·威廉号”邮船踏上归程，所以不等你收到这封信我就已回到布达佩斯的家中了。我说不尽是多么希望见面时你能拥抱我，与此同时我在梦中亲吻你（老天知道，这样糟得多，可也好得多）。
永远属于你的
桑多·弗伦齐
1909年9月8日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斯坦迪什酒店
亲爱的弗伦齐：
感谢你写来致哀信。我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做好思想准备有朝一日失去儿子。可如今弃我而去的却是女儿。我是一个全然不信宗教的人，因此我不能责备什么人，也明白无处可抱怨。惟有“循环往复、永恒不变的军人职责”和“生存下去的可爱习惯”能使一切如常。这也是盲目的生存需要、对命运无言的屈从。我能感受到内心深处出现了无法治愈的自恋性创伤，我妻子和安耐尔也受到很重的打击，不过表现得更符合人之常情。
别为我担心，我同以前一样，只不过是有点儿疲惫。会议继续举行。今天我不得不抽空去维也纳总医院参加委员会对战争期间虐待神经病患者种种说法的调查。最令我吃惊的居然有人认为对所谓的“装病者”施以电击便可以把他们变成英雄。待他们一回到战场上，对挨电击的惧怕会让位于立刻就战死沙场的生命威胁，于是他们便会遭到更强大的电流打击，如此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我愿意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先假定瓦格纳-约雷格无罪，却不愿为他手下其他人做担保。从来不容否认，德国的医院里存在病人因治疗死亡或因此自杀的情况。维也纳的诊所会不会屈从典型的德国做法，为达到目的不惜采用无情的手段，现在做出判断为时尚早。不过我会在本月底提交一份备忘录。
我又重新拾起那一篇拖了许久都未写成的文章《超越享乐原则》，我提出与“利比多”同样有力、却更加隐晦的“死亡本能说”。如今我更坚定了信念，认为自己是在循着正确的研究方向前进。我有一个患上一种严重歇斯底里症的青年女病人，她不久前刚刚“生出”了一些足以证明我的理论正确的文字，那是十分性感的幻想与极度病态心理结合的产物，正像爱神维纳斯照镜子，看到的却是美杜莎的一张丑脸。也许以往我们对性冲动的研究失之偏颇，好像一个水手全神贯注地盯着灯塔，却在吞噬一切的黑夜里撞上了礁石。
或许九月开会时我会提交一篇论文，专门从某一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我相信，在捱过这些可怕而又叫人心情沮丧的年头后，重逢定会令大家开心。我已经听说，亚伯拉罕打算在会上宣读关于“女性阉割情结”的论文。你提出的倡导“在精神分析中采用主动疗法”的建议很值得讨论。我依旧坚信“如果医生能充分给予病人在童年时代渴望得到的爱，他便可以在他们身上收到更好的疗效”，不过我也会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你的观点。
我和太太都十分感谢你的关怀。
你的弗洛伊德
1920年2月9日
于维也纳伯格街19号
亲爱的萨克斯：
我认为你去柏林是绝对正确的，虽然你的瑞士同事们舍不得让你走。我毫不怀疑，几年之内柏林就会成为我们运动的中心。你的才智、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待人的友善和渊博的文化素养使你成为训练未来的精神分析医师的最佳人选。你担心自己缺乏临床经验。我却对你信心十足。
虽然我坚信我们不会分别很久，我还是冒昧送上一份“惜别礼物”。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日记”，是我的病人、一位可敬的青年淑女在盖斯廷洗温泉后“生出”的。她离开维也纳时很瘦，回来时却丰满多了。一回到家中她便把她写的东西给我。真是假怀孕！她是同姨妈一起去度假的，不用说她也从来未见过我的哪一个儿子，虽然我或许向她提到马丁曾经当过战俘。我不想用她病例中的细节烦你，若是其中有什么东西能唤起你的艺术家直觉，我会非常高兴地聆听你的见解。这位青年女子一度在音乐领域颇有前途，后来不幸中断了她的音乐生涯，她的“诗”便是写在《唐璜》总谱的五线谱之间的……这一份当然是全部手稿的抄本（其余部分起初是写在小孩子的练习本上的），她很乐意地抄写一份给我。也不妨说这个抄本是“胞衣”，你无须再寄还给我。
如果忽略这位平时容易害羞、一本正经的淑女在病中写下的粗鄙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段落饶有风趣。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了解你的拉伯雷式幽默气质。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我根本不在意。我会怀念你的那些犹太笑话，你知道，维也纳的人全都严肃得可怕。
若是不能更早，希望最迟九月在海牙见到你。亚伯拉罕答应提交一篇关于“女性阉割情结”的论文，可以想见他要挥舞的刀一定是其钝无比的。弗伦齐则试图为新近勃发的亲吻病人的热情找到依据。
失去了我们的宝贝女儿后家里显得空荡荡的，自从她嫁人后我们很少见到她。不过，此事不提也好。
衷心希望你一切如意。
弗洛伊德
1920年3月4日
于维也纳伯格街19号
尊敬的、亲爱的教授：
原谅我仅以明信片覆您。我觉得它倒是与你那位年轻病人的“白色旅馆”甚为相称，多谢你送给我这件礼物。它令我很快打发过去在火车上的时间，而且读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最适合于在火车上读的东西）。我想我的读后感仍是皮毛的，她的幻觉使我猛然想起人类始祖因偷食禁果而堕落前的伊甸园，那儿并非没有爱情和死亡，不过由于时间尚不存在，它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新诊所好极了，但是不像那所“白色旅馆”里四处流淌着乳汁和蜂蜜，但愿它比“白色旅馆”更经久耐用。
待我安顿下来再写信给您。
您诚挚的
萨克斯
1920年3月14日
于柏林全科诊所
致法兰克福市政会“歌德逝世百年纪念委员会”秘书长
亲爱的库恩先生：
大札已拜收，迟复为歉。
只要身体状况容许，这段时间里我倒也没有闲着，竭力完成了那篇论文。我从前的那位病人对把她写的那些文稿与我的论文一起发表并无异议，所以我便将它们一并附上。
但愿你不至于被她拙劣的诗作中随处可见的淫秽字眼以及充斥于她的幻觉之中不那么令人生厌、仍是色情的材料搞得惊恐不安。你应当时刻想到：一、作者当时患有严重的性歇斯底里症；二、这些文稿属于科学范畴，“不将事情个人化”是广为接受并采纳的原则。这尤其为那位诗人称道，他要他的读者不要惧怕或躲开“不为人所知或忽略的东西，夜间它在人心的迷宫中潜行。”
你诚挚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31年5月18日
于维也纳伯格街19号
1.朱利叶斯·瓦格纳-约雷格，弗洛伊德的同事，维也纳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家。——译者注
2.希腊神话中奇丑无比的戈耳贡三姐妹之一，头发是无数条毒蛇，谁若是看她一眼便会立即变成石头。——译者注
3.由莫扎特作曲的二幕歌剧，1787年在布拉格首演。脚本由达·蓬塔撰写，描述17世纪时塞尔维亚的好色之徒唐璜的猎艳经历。——译者注
4.此处“那位诗人”指歌德。此语出自他的抒情诗《对月》：“那种不为人所知、/ 所重的风流，/ 在胸中的迷宫里/ 作长夜之游。” （钱春绮译）——译者注
第一部 唐 璜
1
我梦见树木在强劲的暴风雨中倒下，
我厕身于其间，
一座荒凉的海岸向我压来，
我连忙逃命，吓得发呆，
地上有一扇门，可我打不开
我和您的儿子云雨一番
那是在黑暗隧道里的火车上
他的手伸进我的衣衫
停在两条大腿之间
我喘不上气来
听凭他带我来到湖边一所白色旅馆
从高处俯瞰
湖水碧绿一片
大腿刚刚分开我便不能自持、欲火中烧
羞怯也禁不住我自个儿扯下裙子
听任他的手伸过来
两个、三个手指插进来
正在擦窗的列车长走过来
停下朝里瞧瞧
再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开
他的手指在里面挠啊挠啊
挠得我只是想要、想要……
后来，他半扶半抱
带我登上宽敞的阶梯
看门人在厅里呼呼大睡
于是我们拿了钥匙上楼、上楼去
无暇脱衣
我把裙子一直撩上去
水儿只管顺着大腿往下流淌
天色蔚蓝，夜幕降临
白茫茫的风从雪山上吹来
山下有片树木
我们在那儿住了足足一个礼拜
从未下床
教授，您的儿郎
把我劈成了两瓣儿
如今我成了一个破碎的女人
蹍转回家来，破碎不堪
您帮不了我
又不理解我。
我想那是第二个晚上
风呼啸着穿过松林
如燧石落地
凉亭的尖顶竟被风吹塌
波涛翻滚
不知多少人遭水淹没
只听到侍者和一些客人四处奔跑
可您儿子的手仍在我的胸口流连忘返
还用嘴吸吮得乳头肿胀
旅馆里一片嘈杂
叫声、碰撞声
使我们觉得正在乘船出海
那是一艘白船
他仍在咂我
咂呀咂，咂个不停
我想哭
我的乳头叫他咬住，
扯得好长、咂得好软
您儿子咂了一只咂另一只
两只都肿起
我正想有些玻璃窗已打破
他又插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