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来对我谈起一场梦。通常她睡眠不佳，也很少做梦，这本身就是她拒不接受现实的一种表现。所以一个完整的梦尤其珍贵，我下了很大工夫才把它理出头绪来。以下就是安娜女士讲述的梦境。
我坐在火车上，对面有一个男人在看书。他跟我攀谈起来，我却觉得他表现得有点儿“见面儿熟”。火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上，我想下车，以便甩掉他。叫我吃惊的是，这里只是一个小地方，而且一片静寂，许多人却也要在这儿下车。可是站台上的站牌上写着，“布达佩斯”，这就全说明白了。我从检票员身边挤过去，不想给他看我的票，因为我本可以继续乘车往前走的。走过一座桥，我来到一所房子前，房号是29。我用钥匙开门，却惊奇地发现门打不开。于是我继续往前走，来到34号门前。我的钥匙转不动，门却打开了。这是一家私人开的小旅店，厅里晾着一把银白色的伞。我当时想：我妈妈就住在这儿。我走进一个白色的房间，后来一个年纪较大的先生进来说：“这所房子是空的。”我从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他。我为他难过，因为我知道电报的内容。看完他说：“我女儿死了。”他的声调很可怕。他十分震惊，非常悲伤，我觉得他已觉察不到我在场。
刚刚听她讲完这个梦之后，我非常紧张不安，因为它告诉我做梦的人完全有可能以轻生的方式了结一切烦恼。乘火车出游本身就是死亡之梦，在这个病例中尤其是这样，因为她“不等到车进站就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下去”。避开守卫显然是在暗指意欲躲避禁止自杀的禁律，而桥是另一个死亡象征。从某一角度看，安娜女士的梦的含义简直再也明晰不过。我也明白，这个梦中还包含许多个人化的因素，所以让她一点点地逐步剖析这个梦、告诉我它引起哪些联想。在此之前她分析过几个作为范例的较短的梦，故不妨认为她已接受过析梦的训练。再者，她聪明伶俐，我已鼓励她读过我以前治疗过的几个病人的病例。
她说：“我想起一件事，不过那不可能与梦有什么关系。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且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多大意义。”
我说：“那也一样。说出来吧。”
“好吧。我猜测，火车上的人使我想起那个骚扰过我的人，那是在我从敖德萨去圣彼得堡独闯天下的途中。那是哪一年？十二年前的事，我已完全把它忘了。那件事并不很吓人，因为当时周围还有许多人。他俯身过来跟我说个没完，非常露骨，问我到达圣彼得堡后打算做什么，还提出要帮我找地方住。我觉得很不自在，最后只好换一个车厢。”
我问她最近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使她再度在梦中体验到这段经历。我问她梦中的一些细节，以便给她一些提示,如那个旅伴读的是一本什么书。
“嗯，对了，我记得去圣彼得堡的火车上的那个年轻人真是个讨厌鬼。我想看书，他却唠叨个没完。我看的是但丁的作品。我的意大利文不大好，得专心致志地读才能明白它讲什么。现在你提起这件事，我想起梦中的那个人是我哥哥。”
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安娜女士最近又遇到了一件烦心的事。由于革命引起的混乱局面，她哥哥决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俄国，移居到美国。他们在维也纳稍事停留，同安娜和姨妈见见面，同时也是道别。病人已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她哥哥了，而且从此以后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了。虽说兄妹俩一向关系比较淡漠，或者说正因为如此，这次重逢和即将到来的分别更使安娜女士黯然神伤。
“我们在车站道别的时候，为了掩饰窘迫的心情，我哥哥花了很长时间选购旅途中消磨时间的书。记得我当时想到但丁的《新生》很合适，只是我哥哥对古典文学不感兴趣。他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给自己买了几本惊险小说。其实，若是以为能在车站的书摊上买到但丁的作品，那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我看出这个梦是怎么回事，我提醒她那两所房子上的号码，问她有何意义。
她苦苦思索，但承认不甚清楚。
我提示道：“会不会是你二十九岁。你哥哥—他比你大几岁？五岁？”
安娜女士同意。梦中的数学逻辑使她自己也感到惊愕。
“你先在自己的房门前站下，钥匙应该是对的，可是打不开门。这样说来，你能进入34号，也就是你哥哥的住所。你在那儿只是做客，所以把它当作一家私人旅店。”我问她能否辨认出走进房间的那个男人，提示她那人说过：“这所房子是空的。”
过了一会儿，她想出了其中的联系：她哥哥很不策略地说过父亲对他们这样离去很难过，他已子承父业，而且结婚后仍旧住在离父亲家不远的地方。安娜女士回忆起当时她曾忿忿地想到，如今父亲终于也在他的空房子里尝到孤零零一个人呆着的滋味。当年她离家时，他除了例行公事般地表示惋惜之外没有再说什么，也从未表达过希望再见到她的热切意愿。
到了这一步，我对这个梦的印象已得到证实。她哥哥带着妻儿踏上奔向新生活之路，这与她自己的生活形成对比，她认为自己已走到人生尽头或是在无目的地漫游。她哥哥一向自信是父亲的宠儿，而且他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与她的情况不同。安娜孤身前往一个遥远的城市时还是个小姑娘，这个行动显然是要父亲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孤注一掷之举。他竟然毫不在意，让天真烂漫的女儿去迎接肉体和精神上的挑战，火车上那个紧追不舍的年轻人仅仅是一个开端。
我提出，她的梦中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幻象。如果她父亲收到一份报告她的死讯的电报，他最终会感到内疚的。与这个愿望并行不悖的另一个愿望是，她最好根本就不曾作为一个姑娘、作为安娜来到人世，这个愿望与第一个愿望不仅不矛盾，反而加强了它的悲剧性。想想看，若是她能取代她哥哥的位置又会怎样！她在乘火车旅行途中逃避的正是自己的命运，以便去过一种完全不可能的生活，如她哥哥的生活。那家私人旅店里的白房间代表她妈妈的子宫，它在一心一意等待安娜的父亲到来，以便怀上那个男孩。门厅里晾着的那把银白色的伞则象征着射精后的阴茎。她父亲带来新的生命，如果没有儿子他的“房子便是空的”。安娜已死，自杀或因避孕而死。死因并不重要，他也不在乎。他的惊愕和悲痛的反应只不过是安娜愿望满足的结果，她的梦也反映出对他而言她“并不存在”。
悲哀的梦境令这个年轻女人意志消沉，不愿再认真争辩我的分析是否合理。只有一点例外，那是一件她不愿对我谈起的悲伤往事。我也暂且不谈，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说。无论怎样，它不会影响本来已十分清晰的整体意义。
讨论中我追问，火车上那个年轻人跟她露骨地套近乎究竟用意何在，她又回忆起一个被遗忘的细节。她并不认为这个新素材很重要，但是经验告诉我起初被遗忘、后来重新想起的梦中细节往往是最关键的内容。在这个病例中，这亦得到了证实，虽然它的完整意义尚有待在分析后期显现。
我对那个年轻人说我要去莫斯科看望T家，他回答说T家无法替我安排住处，我只能睡在凉亭里。他还补充道，那儿很热，我得脱光所有衣服。
她解释说，T家是她娘家的远亲，已在莫斯科生活很久。她妈妈和姨妈青年时代去度假时都在他们家里住过，她妈妈结婚后还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安娜从未见过他们，据她姨妈说，夫妻俩都是心地善良、热情好客的人。实际上姨妈前一天还提起他们，她十分想往地回忆起在那里度假的情形，希望能带安娜去拜访他们，相信换换环境对外甥女必将大有裨益。不过T家夫妻如今已年老，说不定历经磨难之后已不在人世。
在我看来，这一片断旨在表达这个青年妇女渴望摆脱目前生活中种种可悲的羁绊，重返失去的乐园，即她同母亲一起欢度的往昔童年岁月，实际上也就是赤身裸体呆在“凉亭”里或炎热夏天里的快乐宫殿中。她觉得这件事不仅有趣，也是令人难忘的。
他们家在敖德萨有一所房子，建在方圆数十英亩的亚热带乔木、灌木丛中，那片林木一直延伸到大海边。那儿有一个私人的小海滩，凉亭就建在花园深处的一片小树林中。以前的几任房主听任它荒疏下去，所以几乎没有人用过那个亭子。一个酷热的下午，人们被暑气逼得独自呆在园子里、屋里。安娜的父亲大概在工作，她猜想哥哥也同朋友们一道出门了。安娜在海滩上无精打采地玩，觉得又热又乏味。妈妈也在海滩上，站在她的画架前，不愿让人打搅。她斥责安娜唠叨，安娜便想去找她的姨父姨妈。她穿过园子信步走去，最后来到那亭子前。她高兴地看到姨父姨妈在亭子里，但他们的举止令她迷惑不解。姨妈的肩膀裸露着，平时那儿却是遮盖着的，以免太阳晒到，姨父正抱着她。他们就这样拥抱着，十分投入，没有注意到安娜穿过树林走过来，于是她又溜走。她回到海滩，想给妈妈讲讲这件古怪的事，但妈妈已把画架抛在一边，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躺下了，看起来已睡着了。安娜知道在两种情况下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搅妈妈，一是当妈妈作画时，二是在她睡觉时，后者更重要。于是她大失所望地走开，回到屋里去喝柠檬水。
我该怎样解释这一段记忆呢？这主要是成人的观点，但并不能证明要解释的是幻象。我怀疑我们能否理解童年时代的记忆，或许我们拥有的只是与童年时代有关的记忆。童年时代的记忆展现给我们看的不是早年的真实生活，而是日后唤起记忆时那一段生活所展现出的面貌。这个青年妇女回想起第一次窥见成人的性活动，觉得很有趣。与此同时，在敖德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看到姨妈与姨父如胶似漆、柔情万种也令她十分感动，尤其是在如今姨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之时。
但是我必须问，她看到的是否比回忆起来的多。如果是这样，她的记忆便无法带她继续深入了。再说一对已婚的青年夫妇完全可以回到房里去亲热，不大可能在室外冒险，以免被人看到尴尬。不过安娜的梦中既然出现这一段记忆，似乎在暗示它含有特别的意义，可能与她的歇斯底里症有关，因为那些被美杜莎吓呆的人都曾在还不知她的大名时一睹她的尊容。
以后几天甚至几星期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也许病人和医生都有责任。安娜女士那一方完全退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有时还以症状恶化为借口不来见我。公平地说，我明白她一定觉得痛得难忍，她恳求我安排切除乳房和卵巢的手术。在我这方面，我承认她不合作的态度使我恼怒，我也受到她的冷漠情绪感染。她提到有一次曾在街上扔了一小块食物给狗吃，但是那条狗太瘦弱，爬不到食物那儿去，她觉得自己同那条狗差不多。
我发觉我有几次完全放弃了对梦的分析，只是劝她打消轻生的念头。我指出自杀不过只是伪装起来的谋杀，它只能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对于意欲杀害的人不会产生什么效用，如她的父亲。安娜女士说，无法描述的病痛是她想结束这一切的唯一原因。谈到这些问题时她很理智，若不是还存在那些使她衰弱不堪的症状，谁也不会把她视为歇斯底里病人。仍然存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令我越来越恼火。我考虑过是否以她躲躲闪闪的态度为借口结束治疗，可是那不公平，我不忍心那样做。尽管有很多困难，她毕竟是一个有个性、聪明、内心诚实的少妇。
正在这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本会帮我找到一个中止治疗的极好借口，那就是我的一个女儿突然去世了。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我心情沉重，也许那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这种事情不宜多想。如果一个人信仰神秘主义，他倒可以问一句，造物主心中的何种隐密创伤最终转换成为了人世间处处可见的痛苦征兆。我并无这种信仰，所以除了感叹一声“造化弄人”，也无计可施。丧事后我又开始工作，看到安娜女士的一封来信。除了对我丧女表示哀悼之意，她还告诉我她跟姨妈一起去巴特盖斯廷 度过一个短假期，她在信里提到几个星期前做过的一个梦。
“梦中的预言成分是使我困惑不安的主要原因。若不是知道它一定也逃不出您的记忆，我本来不会提到这件事。
那时我有一半把握认为收到电报的那个人就是您（至少部分是），但是我知道您深深爱着几个女儿，我不敢没来由地叫您心烦。我早就疑心，除了其他毛病，我还不幸具有所谓的第二视觉。我曾预见到我的两个朋友会死于战争。这是我从母亲家继承来的能力，显然是吉普赛人的秉赋。这不是一种能给我带来快乐的才能，却恰恰相反。我希望这不致使您更加悲痛。”
对于安娜女士的“预言”我不予评论，只是要说，不幸的消息总是通过电报传达的，这并不奇怪。有几分道理的解释似乎是：远在意识层面之下，病人敏感的心灵洞悉到我在为一个带着小孩生活在远方的女儿担忧, 而且当时又有很多种传染病肆虐。
安娜从盖斯廷回来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不合逻辑。其中有悖情理之处那么多，如果我是一个小说家而并非科学家，我动笔描述下一阶段的治疗经过前会犹豫不决，以免冒犯读者的艺术感悟能力。
约定的见面时间过去五分钟她才到，像一阵清风般飘进来，无忧无虑，那付样子像是跟我打一声招呼后就要同朋友一道去看戏、逛商店。她滔滔不绝地说话，声音有力、抑扬顿挫，一点没有呼吸困难的迹象。她的体重大约增加了20磅, 所以平添了或恢复了漂亮的女性丰采。她脸上有了生气，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她身着一件款式很引人注目的新衣，剪了与她的脸蛋很相宜的新发型。简而言之，站在这儿的不再是我心目中那个瘦得可怜、心情压抑的病人，而是一个迷人的年轻淑女，略有点卖弄风情。不用她说，我知道她的症状已经消失。
我常在盖斯廷度假，可是从来没有体验到那儿的温泉有如此神奇的效力。我就这样说，还干巴巴地补充道，也许我该抛下医生的职业去那里开一家旅馆。她表示赞同地哈哈大笑，以后又想起我刚刚失去亲人，脸上流露出后悔的表情,为自己糊里糊涂地瞎开心忏悔。我安慰她，说看到她高兴我也精神振奋。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清楚了，她根本没有摆脱歇斯底里症的困扰，这种病只是改变了侵害健康的路径。从前它以剧痛消耗她的体力，但她的思想仍是理性的；现在它放过她的肉体，却俘获了她的心灵。她那样喋喋不休地说话，很快便证明是思维混乱的表现。她开心，可那是士兵们在战壕里开玩笑时表现出的一种绝望的幽默。她支撑着要同我讨论下去, 却渐渐演变成梦呓般的自言自语，恍恍惚惚，像被人施过催眠术。从前她心中凄苦，但理性尚存；如今她虽然很快活但已精神错乱。她的言谈中尽是臆想出来的东西和幻觉，有些时候她不是在说话，倒是在像演戏似地诵唱，就是歌剧里的宣叙调，调子拔得很高，充满抒情性、戏剧性。我还得补充一句：自从加入我们的一流歌剧团之后，她对歌剧十分倾心。
她对自己的变化全然没有察觉，仍喜孜孜地以为病已完全治愈。我根本听不明白她所叙述的盖斯廷之行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建议她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以前我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她写得很好，这是因为她喜爱文学，又乐于写作。比方说，她一直有根深蒂固的写信嗜好。虽然如此，我却没有料到这个新生的安娜的文学作品竟是这样的。第二天她就来交稿，犹豫不决地把一个软皮本交到我手里。我看出，那是莫扎特的歌剧乐谱《唐璜》。我发觉她把自己对盖斯廷之行的“印象”写在五线谱之间，像是该剧的另一个可替换的剧本。她甚至还试图使它合辙押韵，结果她的手稿读起来有些像打油诗。若把安娜改编过的莫扎特的歌剧在一家剧院里唱出来, 剧院的经理必定会遭到控告，说他有伤风化，因为她写的东西充满色情意味、荒诞不经。她使用一些只能在妓院、兵营和男人光顾的俱乐部里才听得到的字眼。我大吃一惊，不知她是从哪儿学来的。就我所知，她并不常去那些说这种话的地方。
粗略读过一遍，除了提到幻觉的那几处和对移情的大胆供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看懂。在她的幻想中，唐璜的位置被我的一个儿子取代。不用说，她当然不认识这个儿子。显然她是在表达一种愿望，即通过联姻的手段代替我失去的女儿。我向她提出这一推论，她有些害羞地说那只不过是一个玩笑，目的是“让我高兴起来”。
我发现文中非理性意象太多，尤如洪水扑面而来，一时应接不暇，便请她回去为自己的作品做些诠释，再用审慎、冷静的笔法写下来。她认为我这样请求是在责备她，这样想也不无道理。我宽慰她，说我觉得她的“剧本”很有意思。几天以后，她又交给我一个小孩子用的练习本，里面是她字迹潦草的手笔。她屏住呼吸（真的如此，因为她的气喘病又轻微复发了）等我粗略翻过几页。我发现她没有按照我的要求补写一些诠释性文字，反倒将早先的幻想予以发挥，几乎每两个词中就有一个是添油加醋修饰过的。结果我一无所获，却要花大气力读完长篇累牍、拖泥带水的文稿。她的确稍稍润饰过粗陋的性描写,但挑逗情欲的文字仍像洪水般涌来，带有非理性、淫荡的色彩。这些文字不像上一回那样巨浪滔天，却覆盖更大的领域。我面对的是无限膨胀的想象力，正像那几个月的货币，装满一只手提箱的钞票连一条面包都买不到。我们费去一个小时却毫无进展，于是我应允有空再仔细读她写的东西。读过以后，我开始窥见耀眼的面具下的真意。许多段落纯粹是愿望的满足，不令人作呕也会令人反感，不过偶尔也有几段不乏文采、流露真情的文字，如对海洋自然景观的描绘，其中夹杂着色情幻想。看到这些文字，人们不免想起那位诗人的词句：
疯子、情人和诗人
都是想象力丰富的人……
放下这个本子后，我坚信只要我们能弄清每一件事情的含义，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有一种开玩笑的说法：“爱就是一种思乡病。”每当一个人梦见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他都会在梦中对自己说：“我熟悉这个地方，我来过这儿。”据此，我们可以做出这个地方是他母亲的生殖器官或身体的解释。由此出发，凡有领悟力的人都会理解“白色旅馆”，只要他们读过安娜女士的日记。那里就是他们母亲的身体，一个没有罪恶、也无须背负悔意的包袱的地方。病人告诉我们，她在旅途中放错手提箱的位置，竟然连一把牙刷都没有带。这家旅馆靠鲜花、香气和美食招揽生意。有些学生企图对文本中的象征进行严格分类，比如宣称门廊是口腔、楼梯是食道（据另一些人的说法是交媾的动作）、阳台是胸脯、四周的杉树是阴毛，等等。其实，对白色旅馆的整体感觉更能说明问题，它全身心地投入口腔活动，如吸吮、咬、吃、吞咽、用嘴含，全带着一个吃奶婴儿幸福的自恋心理。这就是孩子早年沉浸于其中的汪洋大海般的唯我状态, 那是自我淫荡的乐园、我们的第一个爱之乡的地图，是一个歇斯底里病人漫不经心地流露出来的。
据我观察，这就是安娜进入恋母情结之前深深确认自己与母亲连为一体的迹象。在安娜的病例里，它表现得十分强烈，除此而外我们不应特别感到惊讶。乳房是孩子的一个爱欲对象，孩子吸吮母亲乳房的情景已成为每一种爱欲的原型。实际上，人们在青春期寻找恋爱对象不过只是重新发现恋爱对象而已。安娜的母亲热情洋溢、喜爱享乐，传给女儿一种延续终生的自我淫荡意识，所以，安娜的日记也表现出企图回到口腔性欲占支配地位时期的愿望，那时母女之间的联系尚未切断。因此，在“白色旅馆”里安娜与外部世界之间没有分界线，每一件东西都被囫囵吞下。新生的里比多克服一切潜在的危险，像她描绘的那只黑猫，几次在千钧一发之际逃离死亡。来者不拒是“白色旅馆”积极的一面，但是一刻也不能忽略它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尤其是在最欢乐的时刻。那位奉献出一切的母亲正计划到这个难逃厄运的旅馆来看看呢。
我产生一种滑稽的感觉，即关于安娜，我已完全了解该掌握的一切情况，除却她患上歇斯底里症的病因。接踵而至的是第二个悖论：我越来越坚信盖斯廷日记是一部勇气可嘉的文献，但是安娜也就更为自己竟然写出这样一部令人作呕的作品害羞。她想不出自己是从哪里听到那些下流话的，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觉得写下来也无伤大雅。她恳求把文稿毁掉，说那不过只是“脑袋里的风暴”吹散出的恶魔般的片言只字，不足为训，也是她又一次摆脱病痛后抒发欢畅心情的结果。我告诉她，我感兴趣的只是洞察真相，我相信真相就掩藏在那些了不起的文稿中。我还说我很高兴，她在去白色旅馆的路上躲开了火车上乘警的检查，他其实就是书刊监察官。
这个年轻女人十分勉为其难地同意与我一道读完她写的东西，一旦联想到什么就停下来。再度轻微复发的呼吸困难过去了，她认为病己完全治愈，不明白我为何还要继续治疗。幸好，移情作用使她也不愿马上结束分析。
她开口道：“我们住在白色旅馆。我喜欢呆在山里，经过在维也纳遇到的种种不愉快之后这是一种调剂。我也喜欢湖，一个大湖，那是因为呆在水边我会觉得更加无拘无束。旅馆里有一个绿色的游泳池，我便让它长大、变成一个湖！旅馆里的人大都是房客，这些人很杂，我猜大部分都是想在战后重温从前的生活习惯的人。比方说，有一位英国军官，脊背挺拔、彬彬有礼，却在法国得了炮弹震颤症。他写诗，还给我看了他的一本诗集。他让我吃了一惊，虽然根据我对他的英文判断，他写得不算很好。他总是对我提起他的侄子，说这个侄子过几天会来约他一起去滑雪。可是我听人说，他的侄子已死在战壕里了。有一次少校召集我们开会，说我们遭到敌人进攻的威胁。我就想，我能就此事编出一场很好看的戏。毕竟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懂的，比如说秋天的落叶和流星。”
我打断她的话，问在她的童年时代，是否有些事情促使她把流星比作鲜花。
“您指的是什么？”
“我记得你说在水底的水母看起来像蓝色的星辰。”
“哦，对了！我早晨常跑到海滩上去，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夜里有没有更多的水母游过来。当然，这里面掺杂着许多从前的故事。在敖德萨时，我们雇了一个日本小姑娘打扫房间，她一边掸去、擦掉家具上的灰尘一边给我念徘句，那是一种短诗。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如果她能同住在盖斯廷的英国少校交个朋友会很有好处，他俩都挺孤独的，又都喜欢诗歌。少校显得很悲哀，总是说服人家跟他打台球。像我一样，那旅馆是过去和现在的混合物。又比如那个俄国人，他是我在圣彼得堡的朋友，我想象中的他现在就是这副样子。他已经获得提升，当上高官，我在报上见过他的名字。”
我指出，她描述那个人时带有挖苦的意味。
“你要知道，是他抛弃我的，更确切地说是他自暴自弃。我们刚刚相识时，他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他会体贴人、温柔，还容易害羞，所以我才爱上他了。”
安娜女士停下喘口气，然后又说下去：
“旅馆里有很多自私的人，即使旅馆全烧光，他们仍旧会高高兴兴地继续写明信片，只要他们自己没有葬身火海就行。（这里指的是她的旅行日记里以明信片形式写出的那一部分，就是出门度假的人常用的那种老套。）那儿有一个吉普塞人的乐队、一个脸色苍白的路德派牧师、一个遭到人人取笑的小个子好好先生，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出色的面包师，说话粗鲁。再就是那一大家子荷兰人，不过那个荷兰老头儿不是植物学家，山上的紫露草是我送给您的一件小礼物。”她红着脸笑道：“我知道您很喜欢搜寻稀有物种。我是在一部关于山区花卉的书里查到的，好像是最罕见的一种。”
我问她：“那个洗手不干的妓女是怎么回事。她也在旅馆里吗？”
“不在。不，我该说在。那就是我。”
“怎么会呢？”
她沉默了一阵才说：“我有一些不成体统的想法。”
于是我说，如果有不规矩的想法就算道德败坏，我的所有病人、维也纳所有可敬的贵妇人便都是娼妓。我补充道，她有这么大的勇气向我敞开心扉，令我敬佩。
重新开始分析后的两、三个星期，安娜女士的症状又全部出现，而且很重。这对她是一个沉重打击，很难承受。我告诉她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要她千万别失望。我已经警告过她，症状减轻并不稀奇，但是一定还会复发，除非我们能根治她的歇斯底里症。我也向她保证，我们正在接近隧道另一端的亮光，虽然我并不真的信心十足。
我重读安娜的日记，其中性活动的开放程度和它释放出的不知羞耻的能量再次令我受到震撼。我问她，除了圣彼得堡的那个学生和丈夫之外，有没有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她断然否认。这样看来，她的性生活仅限于十八岁时短暂的私通以及刚结婚后的那几个月。我不禁疑心，这个女人一定经历过激烈的内心情感斗争才成功克制住自己的性需求，因为她显然是一个奔放、充满激情的人。她用各种方法压抑所有本能中力量最大的性冲动，结果使自己遭受严重的心理损伤。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迎着困难上，挑战她在日记中记述的自恋式爱情。用她最喜爱的艺术形式做一类比，即在她母亲体内的剧院舞台上只有两个重要角色在唱情歌二重唱，他俩身后的配角多少均无关紧要。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每当她提起已经分手的丈夫，她的措辞令我觉得她还爱着他。她一点不为两人分手的事责怪他，认为他对自己样样都好：忠实、体贴、慷慨、温柔。两人分居的责任全在她这一方，但是，她执拗地提出分手，显然意图逃避什么。她说，她最大的心愿莫过于想给他生孩子, 可是又坚信对自己而言生孩子只会带来不幸。虽然她对给丈夫造成不幸感到悔恨，剥夺他建立一个家庭的权力会更糟糕。她说，幸好在她的坚持下他们采用了中断性交的方法，这意味着他可以宣布婚姻无效，再娶一个能使他幸福的女人。她不愿或不能进一步解释此事，不用说，我对这一番解释根本不满意。
我觉得，日记中的自恋幻想一定与她的婚礼有密切关系，有一天便问她认为那对恋人代表什么人。我补充一句：“不要再说那个年轻人是我儿子！”
她的心理屏障仍旧竖立在那儿，她坚持说那对恋人是以在盖斯廷的旅馆里度蜜月的一对夫妇为原型塑造的。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检点，弄得名声不佳。他们早晨不起床，令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抱怨。有一次出去游玩，他们的举止令人反感，而且就在安娜和她姨妈鼻子底下那样干，虽说尚不及她的日记中描绘的那么露骨。他们的行为使安娜既吃惊又好奇，卡珊德拉式的天赋告诉她，年轻的新郎活不了多少年。
“那个年轻女士不就是你的化身吗？”我讥讽道。
“当然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和你丈夫在一起。”
“也不全对。我当时想到的主要是在度蜜月的那对夫妇。”她又用手去摸那个十字架。
“得啦。接下来你还要告诉我，你那度蜜月的夫妇和一个做紧身胸衣的裁缝交上了朋友，还邀她爬上他们的床！”
“不，当然不是。我想她一定是R太太。”
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以前每当提起这位圣彼得堡的朋友兼导师时她总是情意绵绵。我问她，为什么把R太太描绘为一个做紧身胸衣的裁缝。“因为她总要强调纪律，说如果我们想在芭蕾舞上有所成就，就一定要自我约束，直到痛苦的田步。”
“那么白色旅馆—”
“那就是我的生活呀，你明白的！”她生气地打断了我的话，似乎在同夏科一道异口同声地说：“理论无法阻碍事情发生。”
我问她：“你的好朋友喜欢做无伤大雅的小冒险吗？”
“绝不会！她是皈依东正教的犹太人,而且再虔诚不过了。” 安娜女士继续说，她一直惦记着朋友的婚姻（希望他们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平安并且幸福），也想到《雅歌》中那个神秘的比喻。“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她有幸遇到这么一位英俊、出众的男子汉娶她。他当然已不年轻了，不过有些男人年纪大些以后反倒变得更英俊。”讲到这儿，她突然不说了，神色慌张。我问她，在她和R太太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竞争关系。她否认这种说法，结果呼吸困难和嗓音嘶哑的毛病立即加剧了，她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胸部。我提醒她，R太太和情人的恋爱曾叫她感到意外。“安娜女士，难道你从未设想过，也存在一种他对你发生兴趣的前景吗？”她不作答，只是摇头，拼命要喘过一口气来。于是我追问道：“在日记里你不是被这位女士推到一边吗？你的床被一个情敌侵占，对吗？”
“那与这件事没有关系！”她答道，语气悲凉。处于心烦意乱的状态中，不经意间她承认了一件事，令我大吃一惊。“假如您一定要知道，我就说吧。您猜得对，我写的是关于我和丈夫度蜜月的事，至少那一部分是这样。那两个女人实际上是一个人。您瞧，如果我像我的朋友那样，虽然历经磨难，仍天性活泼乐观，我就不会这样神经紧张。”
“为什么会这样，安娜女士？”
“我担心会辜负他的期望。”
“我明白了。他自然相信你是处女。可你怕他发现真相？”
“是的。”她又摸了一下十字架。
我告诉她，她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再也无法忍受她的谎话。除非她对我彻底坦白，否则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分析下去。用这样的威胁手段，我最终迫使她透露了她的婚姻的真相。至少从她的角度看，这场婚姻中涉及性的那一方面不仅令人失望，简直完全就是一场灾难。酿成灾难的原因是那些不时萦绕着她的生活的幻觉，这段时间内更是一直在纠缠她。每逢过性生活时这些幻觉便在她眼前浮现，正是在日记中描绘的那类困扰她的幻觉，只是细节时有出入。洪水和旅馆大火可以与她母亲的死联系起来看，但她却不能解释另外两个从高处落下和送葬者被山崩活埋的幻觉。山崩活埋送葬者的幻觉出现的次数最多，也是最可怕的，因为她已患上幽闭恐惧症。
她认为，丈夫并没有起疑心。一面看着那些景象在眼前一幕幕浮现，一面还要装出飘飘欲仙的样子，她问我能否想象出那有多么痛苦！在不严重伤害她丈夫的前提下，这样的婚姻早已无法继续维持。难道我不是也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吗？
在此之前的数次分析中她未能坦诚相告，对此她为自己开脱，说她不想让我觉得她是在责备丈夫，而且固执地认定她根本不怪他。他待她始终温柔、有耐心，也很有办法。她喜欢性交前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抚，或者说在明白无法摆脱幻觉之前一度喜欢过，后来则对前戏产生畏惧心理。她说，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她清楚，出现幻觉不过是要警告她无论怎样她也不能怀孕，但是即使采用性交中断法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一点她已对我说过。
在盖斯廷她终于接受不能生育的现实，那就是她恢复健康的原因。那时她觉得能让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升华，但是一回到臭气熏天的维也纳那些欲求便又来折磨她，她的老毛病便又复发。
最后她挖苦地总结道：我现在一定会同意，她在日记中描述的那种幸福景象根本不可能是在暗指她自己的婚姻，只有那些灾难才是“自传性”的。她还说，如果她真有意让什么人代表她丈夫，那就是那位她称为沃格尔的德国律师。对此我表示惊诧，安娜女士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这个人描得一团漆黑，如果能收回那些话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她丈夫和婆家的人的确适度表达过反犹观点，但是比别人少得多，也不那么偏激。他的反犹立场从未给他们夫妻带来不快，原因很简单：她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无关紧要的家庭背景告诉丈夫。不过她对自己恶意丑化那个出色的年轻人深深地感到内疚，我只好宽慰她，说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被迫去伤害他，这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她生他的气，因为他使她感受到痛苦。
在她暴露婚后遇到的性生活方面的问题后不久，我又成功地唤起她往昔生活中一段不愉快的记忆。我给她看最近发表的一个病历，要她研究, 从那时起她一直缠着我讨论那位病人对肛交的执迷（通常与女佣和下层妇女发生这类关系）。她似乎对这个病历非常感兴趣，当然也促使我想到她的日记临近结尾处的一个情节。我指出，她居然经历过这种有教养的人士中不常见的性交形式，实在令人吃惊。听我这样说，病人显得很苦恼，一时难以启齿，待稍微镇静下来后她给我讲了一件与A 有关的事，A 即是在圣彼得堡时她那个流产的孩子的父亲。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周末，当时他们乘船在海湾里遨游，以前她说起过这一与A交往中留下特别美好印象的往事。那时他们相识已有大约三个月，两人都深深地依恋着对方，但是用安娜女士的话说，他们的关系仍是“白色的”。游艇上大概有十几个年轻人，周末开始时气氛很融洽。大家玩得很开心，一面讨论严肃的问题一面畅饮A的阔佬父亲提供的烈性酒。第二天安娜却和男朋友吵了一架，内容其实与R太太有关。她喜欢邀请安娜和其他几个学生去她家进行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从事文化活动，于是A指责安娜把灵魂卖给唯美主义。A和他的朋友们准备接受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开展的恐怖活动，这使他们的争吵升级了，R太太的前夫就是被炸弹炸死的，那个爆炸事件的目标本是一个政治家。从她的老师凄苦和孤独的生活中，安娜亲眼看到了恐怖活动釀成的恶果，便告诉A她要退出这个组织。
A喝得醉醺醺的，对她大发脾气，俨然变成与她热恋的那个青年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本来令人愉快的同船伙伴在她眼里也变得邪恶起来，他们说话的腔调阴阳怪气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人物。她的男友用雪茄烫她的头发, 还做出其他一些挑衅的手势。她告诉他，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她回到船舱里去流眼泪，后来哭得睡着了。过了一阵，她被吵醒了，看到A的样子既可怕又丢人,他正在和一个年轻女人在对面的床上做爱。他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反倒用粗鲁、嘲讽的脏话辱骂安娜，而且显然是故意要弄醒她的。不等这次驾船出游结束安娜便跳进海里游回岸上，她从小就很擅长游泳。
安娜后来觉得可悲的是，过了几个星期她又被他说服了。他说他后悔莫及，而且仍旧爱着她，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喝下去的烈性酒、当时的压抑气氛，以及缺少性生活。她再次接受他，一度还成为他的情妇。与后来同她丈夫在一起时一样，每次做爱都会产生令她痛苦的幻觉。她搬进他的公寓住，怀孕了，以后又发现他与那次一道驾船出游的一个年轻女人一起乘火车去南方。安娜开始经常在涅瓦河上徘徊，考虑是否要一了百了地结束痛苦，在这危难关头R太太伸出援手，救了她的命。若不是能向这位老师倾吐衷肠，老师又邀她回家去住，她认为自己流产后准会走到这一步。
重提那段日子里令人伤心的往事使病人非常痛苦，我几乎不忍心再追问，她何以会在几个月前用那么热情洋溢的措辞谈起那次驾船出游。我最终启齿问她，她却装作是我混淆了两个周末的活动。
她的症状仍很严重，睡眠不好。前一段增加的体重又减下来，因为她又开始吃自定的橙子加水食谱。有一次她说：“您说我的病可能与被遗忘的某些早年发生的事件有关。即便是这样，您也无法改变那些事件。那么您又打算怎样帮我呢？”我回答道：“说到减轻病痛，命运自然比我做得更得心应手，不过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把你的歇斯底里症转化为一般的心情不愉快，这个成绩也就不算很小。”
就在这艰难而又缓慢地破解我的年轻病人的怪病成因之时，我开始把她的病痛与我的死亡本能理论联系起来。在思考左右安娜女士命运的悲剧性的自相矛盾过程中，我尚未完成的论文《超越享乐原则》（1920）中的一些朦胧的观点不知不觉成型了。她有满足里比多的强烈欲求，同时又有一种专横的、要在自己的欢乐之井的源头下毒的愿望，这是一种我不理解的力量。她承认自己的母亲本能特别强，但是又有一位我无以名状的独裁者向她下达专横的命令，不准她生孩子。她胃口好，却又不愿吃东西。
她在内心深处强迫自己重温听说母亲死于旅馆大火的那个暴风雪之夜的情景，这也是很奇怪的（多年从事精神分析，使我有时对奇怪的现象视而不见）。我曾说过，有时安娜女士的表情令我想起战争期间各种神经病患者的脸。迄今为止，我们仍不清楚这些可怜的战争受害者为什么会再三强迫自己在梦中重温受伤时的情形。不仅是神经病患者，所有的人都显示出非理性的、强迫自己重复不愉快往事的倾向。例如，我观察到我的长孙常玩的一个游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些只会使他联想到不愉快事件的举动, 也即那些与他母亲不在家这一事实有关的举动。还有自我伤害式的行为，亦可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找到蛛丝马迹。于是我不再把安娜女士视为因患病而与常人不同的女人，而是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她的病夸大并强调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抗。
我们的生命中不是都有一个让人重复往事的“恶魔”吗？难道它不是源于人类某些极端守旧的本能吗？是否有这种可能：芸芸众生都在缅怀昔日那种无机状态？他们正是在这种原始状态中偶然出生。我在想，如果存在死亡，还存在什么？不能将死亡视为一种绝对的必需，它植根于生命的本质，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
从现状看，安娜女士只是处于前线，她的日记是最新的战报。如果能将心理健康的人士称之为广大民众，这些民众也十分熟悉生存的本能（或里比多）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持续对抗。儿童和军队建起砖塔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它推倒。心理完全正常的情人们也明白，获胜的那一刻也就是溃败的那一刻，因此他们把葬礼上用的花圈与征服者戴的花环交织着摆放在一起，把他们攻占的土地称之为“小死”。最熟悉这一使人疲惫不堪的对抗的莫过于那些诗人：
这一切已令我生厌,
苦乐中的真意何在？
我在沉思安娜女士的症状的普遍意义，即爱神与死的愿望的搏斗，不料却在困扰她的纠葛的根部绊倒。直到现在，我始终无法确定究竟哪一件往事能够在缓解她的歇斯底里症方面发挥作用。乳房和卵巢痛在她忙忙碌碌、心情愉快时发作，当时她重新选定的事业很成功，又热切地盼着丈夫的第一次休假，深信如今一切都不成问题。她想不出究竟有什么不愉快的往事与她的病有关。一天晚上，她先给丈夫写好一封情意绵绵的信，暗示希望在他回家休假时怀孕，然后心情愉快地去上床睡觉。当晚，剧痛使她惊醒。
一天她应约来见我，情绪特别高昂。她说收到了圣彼得堡那位老朋友的信，是非常好的消息：她和丈夫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还有幸生了一个儿子，虽然景况远远不能与昔日相比。这孩子已三岁，她提醒安娜女士，说她曾应允，一旦他们有福气生孩子就做孩子的教母。这是三年来安娜第一次得到朋友的消息，也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因此不难理解她会如此高兴。
可就在她表白有一个教子多么令她开心之时，原来已不很严重的痛患处的疼痛感加剧。她觉得痛得很厉害，便央求我让她回家。我想设法找到病痛突然加剧的原因，不打算让她就这样走掉。我问她是不是妒嫉R太太的幸福。这可怜的年轻女人痛得哭开了，她坚决否认转过这样卑鄙的念头。我说：“安娜女士，这一点不惊奇，也不丢人。如果你不离开丈夫，你自己肯定也会有这份福气。”她一边哭一边继续否认产生过妒嫉心，可是她伸手去摸十字架的动作等于坦白真相。我觉得时机已成熟，终于可以告诉她我有几次认为这个十字架真是“天赐之物”。不等我来得及解释此话怎讲, 她激动地说她想起痛楚发作时的一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