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石码头，也称御码头，康熙、乾隆下江南的必经地。江城，也称清江，旧称清江浦。曾经这里也是个大码头，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六百年的历史。该地在明清两朝较为繁华，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也算一方重镇，有“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谓。意思是，南来北往的官家、漕帮、盐商、士卒、行旅、船民……都要在这里换乘，南下的须登舟，北上的须换马。因为江城以北，运河迂缓难行，多走陆路。总之是南北交汇地，所谓九省通衢、五河要津。
明清以漕运、盐运为产业支柱，“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江城得此便利，全国的商人都跑来这里做生意，“水绕千家市，蛮商聚百艘”，那阵仗，有点像今天的广深，至少也是东莞佛山，全国的有志者都蜂拥而至。
当官的也多。自黄河夺淮后，治黄、治淮、治运为朝廷大计，在于漕粮乃国之命脉，而运河系漕粮命脉。因此，江城设有漕运总督府、河道总督府，转运漕粮的官军多达十余万人。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皆朝廷从一品、正二品官员，地位在巡抚之上，形同省会，所谓“水争廛市绕，官比士民多”。
此地落穷后，做生意的少了，当官的还挺多。士民的理想皆在入仕，等而下之的人家才把孩子送去店铺当学徒。当然这也不单是江城，全中国都是“官本位”，几千年了，对这一行有执念。
这一带出了不少官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最聪明的子弟都考出去当官了，到省城当，到京城当，再由京城外派到全国各地。就是今天，这一带还有人拉出个官人名单：姓名、籍贯、年龄、官衔、在中央哪个部委、家住哪里、老家有几口人……隔几年就更新一下。北京的官人回老家过年，当地父母官都得酌情接待，攀个交情。哪怕在北京名不见经传，小年轻，小处长，没关系，京官升得快，着眼未来。
所谓盛极必衰，咸同年间，江城就开始落了，其时海运兴起，后来铁路也通上了，运河时代一去不复返，真正是繁华似梦，也是宿命。此后，战争、洪涝灾害、难民、穷人、土匪大抵算是这一带的特产。特产中更有一项：革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田伢子的翻身便赶上了天时、地利。
外婆三人在江城待了两天，旧街巷走了走，前世今生。中医院也去看了，姑奶奶带了个相机，随手拍，是要带回台湾给她的父兄看。这一年，江城还是个古城，不够“现代化”，大闸口、御码头未经修缮，运河边也未有彩灯迷离。河道淤塞，一幅破败景象。赛珍珠活在今世，未知会怎样写她的运河城。
外婆一路走走看看，很少说话。她是要把这一切记在心里，她的初婚地；而后飞去台湾跟她的前夫复合。一天下午，她和田庄并肩走着，突然问：“你什么时候去广州？”
田庄说：“还没定呢。”突然意识到，这一趟她虽是地陪，其实也是在告别。
外婆顿了顿，说：“婚姻的事，不要拖太久。不要找官家人，找个做生意的人家。”
田庄说：“哦。”
她明白外婆的意思。她这辈子受够了官家人的罪，她是官家人的女儿，享多少福，就会受多少罪。吃进去的全会吐出来。总之，别跟官家沾边，离得越远越好。她家又是官商结合，她二哥就是做生意的，倘不是跟官家挨得近，也不至于挨枪子。
她说：“就老老实实做点小本生意，有活头就好。”这大概也是经验之谈。小本生意才干净，挣的辛苦钱。凡是做大生意的，必得跟官家相勾连；反过来也可说，生意做大了，你想清净都不可能，官家会惦记你，睡里梦里总是你。
外婆说：“别跟你妈学！整天咋呼，得意劲儿！”
田庄笑道：“她现在忙着做官太，比我爸还起劲儿！”
外婆说：“我就看不惯！”
看不惯孙月华的可不止外婆，还有奶奶呢！那天晚上田家凤夫妇做东，请外婆一行。席间，就见奶奶拉着外婆的手，一副依依神情。奶奶是顶佩服她这亲家的，常跟田庄说：“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后来得知台湾来信后，奶奶说：“我没看错吧？当年第一次照面，我就知道不是一般农村人。”
外婆不是一般农村人，但外婆的女儿却是地道农村人！奶奶说：“还跟我较劲儿！她以为自己翻身了么？还把我看来看去！她看什么？她就是当了皇太后，我照样瞧不上她！我能忘了她的来路？”
田庄说：“好了呀！你们俩都是农村人，互相担待点儿，谁也别瞧不起谁。”
奶奶说：“她有什么好兴的？家里有海外关系？你爸当了官？我这辈子就瞧不上轻狂人！说笑都要压人一头，暴发户！”
“我爸那叫什么官？七品芝麻官都比不上。”
“就说呢！你姑父不也是官？你看姑姑，压根就不在乎。”
田庄笑道：“能比吗？一个是村姑，一个是干部子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当然不在乎。”
奶奶说：“你这死孩子！什么猪肉、猪跑的，把你爷爷当什么了？”
卷四 广州 |1995年—2008年|
1995年 二十五岁
江城小青年王浪，1987年考来广州，就读于华南工学院，1991年分到广州珠江城市规划院。他是姑姑同事的孩子，1992年和田庄已有交集，但其时并不认识。
1992年对于王浪而言，是他平凡一生中最精彩的年份，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他亲历的那件事，后来成为“改开”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几乎是标签性的一个存在，繁杂，多义，丰富……具有大时代的一切标配：泥沙俱下、大汗淋漓、活力四射，以至于无可描述。
大抵“活力”本身就很难描述，天生不洁净，基因里带着力比多、荷尔蒙，夹杂着尿臊、汗臭、狐臭味，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混乱无序的、野蛮成长的气息。
王浪亲历的那件事，跟股票有关系，后来俗称“股疯”。这里须稍作停留，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1992年5月，一个叫康柏华的上海男人死了，他在股市上亏了6000多元后，开始神思恍惚，两周后悬梁自尽了。此时，距离“股疯”还有九天，他只要再坚持九天，就可以一飞冲天，开始他的逍遥人生了。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这一年上海还发生了一件事：浦东开发。凭此两样，上海开始大鹏展翅了。——憋屈死了，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间，上海人过得可叫灰头土脸，改革开放似乎把他们抛弃了，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能进入它眼中的就没几个，但有那么些年，它却沦落到要眺望深圳那个小渔村，既仰羡又酸楚，口气还挺微妙。
俗话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没错，市领导整天忙着接待外宾，老外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上海人都懒得谦虚，笑笑。他们认为这说的是事实。
上交所成立之时，深交所也在搞，只是还没拿到批文。一听说上海要开市，深圳急了，赶在上海之前进行“试开市”，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比上海早了19天。等于是没结婚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深圳人说，孩子都生了，难道还把它塞回去不成？
然而此后两年，沪深股市都挺艰难，政府还在控制着股价，有“最高涨幅”这顶帽子。也有说，这不是帽子，而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两年，沪深两地花样百出，上海贴海报、打广告，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让老百姓买股票。上海人就是不买。
上海人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一定不是好东西。”
上海有个老太太，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作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多元，把儿子、儿媳气得跳脚。
深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深圳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由政府官员带头认购，那情形，有如在危难之时，他们要冲在前面一样。
让老百姓掏腰包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和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从时间上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热潮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南方视察一个月后，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蓝色显示屏上第一次出现海外投资者的叫价，深交所激动得无与伦比，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直到此时，深圳市民还是不知其中奥妙，他们说：“这群人是不是有病？”
上海人懂。这个城市有记忆，新中国成立前人家是熟手。1992年5月，上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沪地疯了。股市已经收盘，但依然不能阻止人潮涌荡，直到午夜时分，他们还没有散去的迹象，只等着明天太阳升起，股票大涨。一个记者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道：“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
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讲：“这回该好好地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
上交所门口，此时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准备街头过夜。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交流的，一片沸腾。
当时，长三角一带只有杭州可以“异地委托买卖”，于是上海人连夜驱车赶往杭州，把180公里的沪杭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抵达杭州已是黎明，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口早已人山人海。杭州也疯了。
次日，果然形势大好，股价扶摇直上。5天后，上海股市的奇迹出现了，发行价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微软十年间涨了33倍。唉，微软怎么比得上豫园：5天里涨了100倍！
1992年春天，上海人开心得就像过年，但是政府害怕了。他们掀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却被里头跑出来的“疯狂”“嫉妒”“罪恶”吓坏了。想法子塞回去。于是将交易点迁至文化广场，地方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股民。所有的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只许卖不许买，股民们慌了，政府只许“做空”，股价还有不跌的？瞬间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们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宣布暂停营业，逃之夭夭。
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领导”股市的，也没人说他们瞎指挥。因为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久，聪明的上海人也看明白了，政府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既不让股票暴涨也不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这是1992年6月间的事。
两个月后，气定神闲的上海人再次慌乱，匆匆告别文化广场，一场比上海的春天更狂热的股市的狂风暴雨南下深圳，夏天来了。
《投资者》杂志这样描述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处在股市的旺火热潮中。”那时，南下深圳的可不止上海人，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来了：上海人住上海宾馆，北京人住帝豪酒店，东北人住天池宾馆，这儿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他们刚到深圳，就把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给买了，就像蝗虫席卷麦田。
全城21个证券营业点，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人，而是人群中正在传递的一张纸，纸上写着名字，名字前写着序号，比如“563 王浪”。每隔两小时就要报到，就像监狱一样。比如喊“563”，倘若没人应，队长就把“563 王浪”给抹掉，这意味着，王浪丧失了排队资格，没权买“新股抽签表”。
这个“新股抽签表”挺繁复，新股发行只有几种，想买的人却有150万，狼多肉少，怎么办？政府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挣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员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谓新股抽签表，简单说，你想买到新股，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新股认购表”，就必须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身份证买10张表，10张表可以中一个签。
此令才颁，股票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先涨了：原来25元的涨到100元；原来30元的涨到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那时进入深圳还须有“边防证”，那些有边防证的横冲竖撞，没边防证的就要浑水摸鱼。
深圳街头到处都是人。宣传车、高音喇叭震天吼。队伍越排越长，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天是1992年8月7日，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队伍还算有序，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令大家既浮躁又规矩。
一个记者跑了一天，终于看清了形势：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20000人，“40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显得那么虔诚、公平而严肃，令人感动。”
他忘了40万人背后还有人呢。根据一个身份证能买10张表的规则，一张车船票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邮局。“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个装有身份证的包裹，足有17公斤重，惊得目瞪口呆。
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多少个。”
夜幕降临，队伍开始疲倦、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想席地而坐。亲友团来了，带来了饭团和水，还有的送来了座椅、凉席。有人试图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报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女老少全都抓着绳子，也有人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木头……此时，距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经超过80万人。焦躁、紧张、危险的情绪一触即发。有人在维持秩序，就有人会冲击秩序；明摆着的，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抽签表”，于是后面的人全都加入冲击者的行列，而前面的人则严守自己的位置。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沸水翻滚。绳子早挤丢了，就是没丢也没人去抓了，此时，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年龄和性别，也没有羞耻和陌生，也没有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20多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在叫骂，女人在抽泣，孩子在呼号，老人在喘息……这一切都预示着大难临头，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还在互相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派出了军队、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一路小跑开进来，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秩序是维持了，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麻烦：亲友团也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有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
还有更难堪的事呢，谁要是去趟厕所，就别想再回来。一个男人说：“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径自去了厕所。警察确实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来。因此那些想去方便的也不敢走了，坚持到夜幕降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报纸里大便，在矿泉水瓶里小便。有的人没有器具，索性解开裤子，往地上一蹲……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气温无情地升高，人人都苦着脸、屏住呼吸。一个现场的记者深受折磨，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臭味也不能阻止真的勇士。8月8日傍晚，太阳落山之时，深圳街头，已站着100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个小时，突然曙光来临，光芒万丈。运钞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头戴钢盔、手持长枪的武警。照常理，这阵势会让人安静下来，但恰恰相反，在售票口打开的那一瞬间，人群炸了，前拥后挤，一起向窗口扑去。
一个记者在红岭路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瞬间被人群淹没。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往前冲，几个警察冲进去，把这女人抢出来。那边厢，却见一个男人冲了出来，他已经买到了表格，把自己甩到了树荫底下，哇哇干呕不止，却什么也没吐出来，因为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又有一个小青年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地靠着路边的果皮箱，手里拿着一小沓表，神情呆滞。
“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红岭路上的记者写道，“这一天，深圳除了表格，什么都不存在了。”
中央某部驻深圳办事处有个女青年姓王，和她的十几个同事也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清点战果。三天前，她们也是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张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却只有王姑娘买到了十张表。大家打开胸襟，从胸罩里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着汗水，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一张张揭开、擦干，先是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票窗口里，空调大开，可是工作人员都嫌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也失灵了，有人把钞票摊在桌上，拿卫生纸吸干，一边左顾右盼。人人都心怀鬼胎。身边有监督人员，穿制服，戴大盖帽，神情庄严得不得了。但最先动手的却是他们，随身带着黑皮包，经理一看就明白，里头装的是钞票，但权当不知道。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耐心。
果然，短暂的沉默后，监督员中有个家伙不再庄严，他笑了笑，推过来一个公文包。屋里的人全都霍然而起，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看谁先动手。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钱，转瞬间，表格席卷一空。新聘来的保安员只买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大家都有点怕，经理给大家打气道：“哪个点上没有私分？查谁去？”于是大家把心定一定，捂着包走出来。而窗口外面，队伍仍在往窗口拥挤，一坨坨，浪打浪。
卖表格的跑了，买表格的却蒙在鼓里。后面的人猛烈地往前拥，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拥，如同海浪撞击岩石，让人恐惧。
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拳头都没用了，不得已只好用上了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对着警察开骂：“怎能这么无法无天？老百姓不是人哪！”
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哭，“怎么能用皮带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
抽皮带的警察说：“不动手怎么收拾这场面啊，老天！我嗓子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有什么用啊？全失控了！这拨人简直像野牛！”
王浪就是这百万野牛中的一个。他是一只失败的野牛。三天前，他和几个同学一道来的深圳，先去邮局取了身份证，里头就有田庄的。是他妈找同事、同学、亲戚凑来的几十张身份证，指着他在深圳大赚一笔。
也就是说，田庄在1992年就来过广东，深圳街头先跑了一圈。她是人未到，证件来。某种意义上，证件比人更重要。有时，人不能自证，而那张小小的套着塑封的小卡片却能证明她是人。当然，她并不知道她的证件来过广东，姑姑借了去，也没说明用途，及至一个月后还给她的时候，她都忘了借出过。
王浪也不知道那一摞身份证里有个田庄，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工具，不是人。他从邮局取了身份证，自有本地同学来接应，安排住宿，又雇了几个农民工替他们排队去，一伙人围坐两张麻台，打了两天麻将。8月8日晚上，一行人上街看看去，目瞪口呆，人如蚁虫，不堪卒睹。他们雇的几个农民工都排在中间，这事挺悬。
8月9日一大早，他们几人亲临现场，人手一只小布袋、一只公文包。以为靠着纯体力，拼命前拱，或许能拱出一片生机来。谁知未到中午，窗口挂出牌子：“表已售完。”
有那么几秒钟，周围死一般寂静，接着是绝望的呐喊：“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500万张表就卖完了？”
王浪几人只好回到宾馆，一气之下又打起了麻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8月10日，太阳照常升起。表格已经售罄，可人群仍在聚拢，虽然比昨天少多了，但留下来的都是一群最绝望、最愤怒的人。有人在传看当天的报纸：“本次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此次发售过程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群情激愤。几个北京来的记者站在街头抽烟，其中一个扔下烟头，拿脚踩了踩，操京腔道：“深圳，早该发生点儿什么了。”
“股疯”的结果是这样的，公开处分9人，其中有8名是官员。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报告说，内部私买的抽签表10万余张，涉及金融系统的干部职工4000余人。有人说：“这是新中国43年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次日，政府果然出售第二批“认购表”，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跟着抛盘，3天里跌了22.2％。深圳媒体说：“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这话没错，要过很长时间，老百姓才能重新燃起对于股市的热情。
王浪是次日回到广州的。他在街边看了看，跟着走了走，挺新鲜。没买到抽签表挺遗憾，本来就是来玩儿，也没太当真。但是经过这一趟，他把心乱了。要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他真正经历了什么；然而即便当时，他也大感震撼，那是一种既错过了什么，也经历了什么的震撼，一种说不出的震撼，一种疯狂的、原始的、粗陋的、闪亮的、亮瞎了人的眼睛的震撼。
王浪想，这震撼多么好。
次日，他就把田庄带回广州了，还是装在小布袋里，和几十张身份证一起，寄回了江城。不久，他妈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中大走一趟，搞份考研招生简章，她同事的侄女要考中大中文系。
次年，他收到田庄寄来的几份简历，请他帮忙投一下报纸杂志。“你不是在考中大吗？”他问。
“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两手准备吧。”田庄在电话那头说。
“噢。报社我得打听一下，这一行我不熟。”
“没关系，有当无。我自己也在投。”
“广州还是深圳？”
“都可以。”
“广东有那么好吗？”
“啊？有那么不好吗？”电话那头笑了。
他笑着挂了电话。简历上有她的照片，他看了好一会儿，不自觉地笑了。去年他回江城过年，两人见了一面，确切说是两家人，他妈和她姑姑也在。约在茶楼见的面，有相亲的意思，但没有说透。两人聊得挺热络，因为有共同的熟人朋友，动辄笑呵呵。他妈和她姑姑频繁地对眼色。
两人是去年秋天确定的恋爱关系，中大校园牵的手，很顺利，没那么多别别扭扭。田庄不是个拧巴人吗？谈恋爱谈成了一团糨糊！是，曾经拧巴过。现在好多了；即便偶尔拧巴，也要看对谁，比如她跟她妈就拧巴。跟王浪她不拧巴。可能也是心态变了，同学都结婚生子了。
谈恋爱她不在行，男朋友她一个都搞不掂，当然男朋友想搞掂她也不容易。但王浪不只是男朋友，主要是作为“对象”存在，这个就好办，清楚明朗，抬头能看见方向，一个叫作“家”的地方。又有点像同学朋友，合得来，七扯八扯，轻松自在。两家大人也心照不宣，觉得半斤八两，这事就这样吧，不要再折腾了，过两年把婚结了。两人也有这意思。
1995年，两人俨然已是老夫老妻了。
1996年 二十六岁
这是田庄来到广东的第三个年头。若以身份证的履历，当然还要早两年。那张小卡片，代她先去的深圳，经历了1992年夏天的狂潮：骄阳似火、大汗淋漓，空气里有一股汗馊味；身份证的塑封都热气腾腾，蒙着雾气。
两年后，当她的肉身来到广州，还是同样的气息，热火朝天，身上动辄出汗，黏搭搭，不干净。田庄是到了广州后才体会“冲凉”的意思，心浮气躁，必得拿凉水浇浇。
后来，每当她回望1990年代，首先想到的就是那股盛夏气息，湿热扑面而来，潮得人喘不过气来。烈日，正午，人的影子小小的。疲乏，躁动，坐不住。这气息，跟岭南，跟她的青年时代合在一起，成为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永恒记忆。
校园里也不清净。研一时，就有两个学长找到她，问她想不想写小说，弄个爱情故事出来。田庄惊讶道：“你是说当作家？”
张学长笑道：“当作家怎么了？又不是叫你当托尔斯泰。”
李学长说：“二十万字以内，往狠里写，爱而不得那类，写给小女生看的，虐恋型，互相折磨，时不时来点小误会。稿费三千。”
“啊？”田庄开心坏了，“那么多啊！”声气都颤了。虐恋她有心得，一路被虐过来的，经验丰富，没想到这个都能换钱。
张学长说：“琼瑶三毛岑凯伦，还有雪米莉之类，可以借鉴一下。”
李学长笑道：“或者往生猛里写，重口味的，你行么？”
田庄说：“我不行。估计你们行。”
三人都快笑死。
张学长说：“要不这样，你先写个初稿，我们把握一下，到时再加些猛料。三个月内要交稿。”
这是田庄挣到的第一笔外快。书名叫《女生之恋》，署名米莉雪。封面花里胡哨，姹紫嫣红中两个少男少女在拥抱。她翻了翻内页，也还好，两个学长没太加猛料，除了拥抱接吻、省略号，他们没搞小方框带括弧，也未见“此处省略多少字”等字样。用不着，少男少女还不到那一步。
《女生之恋》未有正式书号，印得粗制滥造，散见于天桥、夜市、工地、中学门口；偶尔，街边的报刊亭也有代售。这是田庄的处女作，也是她唯一的一本小说，文通字顺， 不比今天的所谓名作家差到哪里去。这事她谁都没说，难为情的。
这本书卖出去多少，她不知道。倒是有一次，她看到旧书摊上有本《女生之恋》，心里怪怪的，把眼看着“米莉雪”，很不屑。有传作家都挺自恋，田庄因为不自恋，所以也当不了作家。她的处女作虽然是地摊文学，但毕竟是她一字字写出来的，写的时候挺认真，写出来后她就不屑一顾，有羞耻心。一点也不“敝帚自珍”。
她后来做学问也有这毛病，属于勤恳耕耘、不问收获的那种，从不把自己当回事，这也罢了；她还不把别人当回事，这就很麻烦。其结果就是，别人当然也不把她当回事了，却照样还把自己当回事。
本来，该当回事还是要当回事，该吹吹，该跩跩，名篇都是吹出来的，名家都是跩出来的，跩着跩着，他自己就信了，越跩越像，大家都蒙了，慢慢就习惯了，就真跩成名家了。
广州有个诗人说：“我们也许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一定要有伟大的幻觉。”田庄就吃亏在这一点。她不喜欢幻觉，更何况是“伟大”的幻觉。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她这辈子与“伟大”犯冲，坚决走南辕北辙的路；人生四十年，她按部就班地生活，以平庸自守，她清醒、消沉、暗淡、无聊，全在于她不让自己有幻觉，不给自己打鸡血，拒绝让伟大、理想这一类的词汇把她照亮。也因此，日子并不好过。
世俗意义上，她后来在广州过得不错。媒体上开过专栏，文章写得挺顺溜，千字文、豆腐块，顺手拈来，还“形散神不散”，不愧当过中学语文课代表，看来《读者文摘》《女友》之类没少读过。这类文章，内行人称作“口水文”，奈何读者就好这一口。
有一回，两公婆出去赴饭局，王浪介绍说：“我老婆田庄。”
就有人问：“是作家田庄吗？”
田庄把脸都红了。她为什么要脸红？是为自己脸红？还是为作家脸红？两者都有。中文系读了那么些年，眼界是有的，把文学看得很重，深知非有两把刷子做不得这一行。她因为导师的缘故，也认识了几个作家诗人，见过真佛，后来把他们的书找来读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人比文字会来事儿。
有的文字笨的呀，粗蠢得不透气，再回头思忖那些写笨文字的人，却个个都是冰雪聪明之人，又机灵，又有眼色；也有的很端庄，说话滴水不漏，一副大师口吻，是真把自己当根葱了。起头，田庄也当他是葱；葱年纪不小了，叔叔辈的人物。有一晚校园里遇上，他把田庄的女伴打发走了，单留下田庄，说有事要跟她说。
两人在校园里走了走，走不上几步就开始上咸猪手，田庄目瞪口呆，吓得汗毛直竖。她那时还是个小白兔，没人告诉她文化圈的生猛逸事。若是很多年后，她就知道，此人是生手，不谙风月。声色场中混惯的人，绝不会这么泡妞的，第一，得看女方是不是此道中人，第二，还得费些功夫，说些不着边的话，探个路，做些铺垫什么的。哪有一上来就这样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也未必好这口，但文艺圈既以落拓不羁自诩，他自然不甘落伍，赶个时髦。
田庄虽是个小白兔，却是动如脱兔：甩过前男友耳光的人呢！那晚她虽然吓坏了，不知如何反应，却本能地“啊”了一声，几同尖叫，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咸猪手只好止住。
田庄仓皇逃窜。这还不算，她一口气跑去找师兄，竹筒倒豆子全说了。惊魂未定，世界观都颠覆了。小白兔是好惹的么？不按牌理，一气之下，摔牌而去。搞得个乱七八糟。
“我靠！”张学长说，“真看不出，整天人模狗样，装得不行了！诗文写得狗屁不通，也不知怎么混出来的？”
李学长说：“我们杨老师的座上宾。老师脸皮薄，禁不起他磨，害得我都给他写过评论。”
张学长说：“这事不用告诉王浪。但以后得拿他挡一挡了，就说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要有心理准备，这类事还会有。”李学长笑道，“你太单纯了，看上去傻乎乎，好欺负。”
“什么叫看上去？”张学长说，“她本来就是！”
田庄笑道：“算了吧。”傻也傻的，她不是装傻，是真的傻，但又不全是真傻，奥妙是在这里。就比如单纯，她是后来才知道，单纯其实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吊诡的力量，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任何心计都拿它无可奈何，施展不开手脚，就是，我不上你的道，不玩你的套路，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能拿我怎么着？
有一回，她跟几个女友闲聊，说起后宫戏，田庄笑道：“后宫争宠，我绝不会是最惨的那一个，争不过么，就不争。皇上，您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她后来果然不争么？也未必，她这说的是静态，而世界是动态的，必得置身其中才能知晓。但不争是她的秉性。
女友中有个肖太太，田庄看了她一眼，笑道：“你很麻烦！机灵外露，弄不好是要被吕后搞成人彘的！”
肖太说：“也未必，人彘不人彘全在刘邦一念间。她差点就成了皇太后。你这样活着有意思么？落一个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我觉得有意思。”田庄说，“我会活得很长，看尽人间百态。不，是人间丑态！我看死他们！”
肖太说：“第一，你未必活得过他们；第二，他们不觉得这是丑的，比你位高权重，压根就不在乎你。你也就一旁看看，在你是鄙视，在他们还以为你是羡慕呢。什么都捞足了，富贵煊赫，气死你！”
单纯的结果是，田庄剥了那根葱。当然，他还是葱，但至少在田庄面前，他不装葱了，起头讪讪的，后来淡淡的，再后来他就忘了。田庄也忘了。后来两人遇上，还能闲闲地打声招呼。也是没谁了。
田庄后来供职于岭南文研院，全称是“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职业属性上她算是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要命啊，这三个称谓她都不喜欢，比作家还不如，更叫她脸红。但有一个好处，在同等层级上，这三个身份不比作家有虚名，使得她能够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躲在人群中，静如——嗯，处子。王浪介绍起她来，也不说田庄了，免得遇上读报人，说：“哇，我读过你的专栏，佩服佩服，才女才女！”田庄就会犯尴尬，还有比才女更狠的骂人话么？
王浪后来只说，我老婆。郑重些的场合，他会说，我太太。
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但有时也会遇上神经病，追问道：“王太太在哪里高就啊？”
两口子就会对对眼色，简直犯怵。说岭南文研院吧，须费些口舌才能解释清楚，及至解释清楚了，人家就会说：“哇，文化人！大学者！了不起，了不起！”口气是真诚的。然而正是这真诚，使得田庄如坐针毡，心里想，幸亏他们不读论文，否则就是伤口上撒盐，对她构成双重伤害。老实说，她写的那些破烂文，她自己都读不下去，主要是用来评职称、上工资。她是拿“学术八股”当饭碗，虽然王浪也不指着她养家糊口。
文化人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知识分子”，并且，还是女的。“女”和“知识分子”合在一起，就好比鸡鸭同笼，简直了，诸位看官想象去，夹生成什么样了！逢着这时，田庄宁可当作家，写自己都瞧不上的口水文，至少说人话。女人不比男人，尤其要说人话。
且慢，知识分子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这么不堪？这话很难讲。曾经是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但1990年代以降的知识分子，怕是连臭老九都不及，跌到底了。因为臭老九时代的知识分子，哪怕是扫厕所，也算不得“斯文扫地”，在于内心没垮，哪怕卑微如尘，挑大粪的时候还能昂昂头颅。
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则塌了，虽然人五人六，大踏步走路，腰板挺得笔直，神气活现，阔了么！但是内心则全盘失节。两年前引发热议的“教授卖大饼”，毕竟是极端事例，说明这教授是个老实人，没关系，没门路，穷得只能出卖体力，干粗活。聪明的教授干吗去了？不声不响挣大钱去了！有关系的去搞批文，做倒爷，转手就是几十万；有名头的就去企业当顾问、做技术指导，月薪也是好几万。
晚上么，嗯，是得放松放松，主办方会安排妥当，K歌啊，桑拿啊，按摩啊……你懂的。小姐排成行，妈咪领进房。教授们脸红心跳，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但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习惯了，懂行了。知道要挑几个红肥绿瘦下来，剩余的由妈咪带走，一二一，开步走，末了还不忘贴心地把门带上。
屋里，红肥绿瘦们夹在教授们中间，一对一，头靠头，开始窃窃私语、耳鬓厮磨。要么说是温柔乡呢。小姐们侍候得真周到，主动斟酒端盏，兰花指一翘翘，别提有多怜弱动人；拿竹签挑着水果片，往教授嘴里送，正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看得人心都化了。那边厢却传来一阵荡魄的娇喘声：“嗯，不嘛，不嘛。”教授大吃一惊：我靠，哥们儿已经上手了吗？
你说呢？这时还谈什么斯文？扫地去吧。
田庄自从1994年来到广州，就栖身于文化圈，后来浸濡颇深，拉拉杂杂认识不少人，情知怎么回事。其实，那会儿各圈都乱，人人晕菜。没法子，素俭惯了，乍见到花花世界，好比凡心不死的小和尚，还有不犯浑的？跟醉了似的。
王浪后来懒得烦了，很少带田庄出来玩儿，介绍起来不方便，吞吞吐吐，人家还以为是他的马子、包的二奶。不得已必须介绍她的身份时，他就说：“她没工作，家里蹲，就一大老粗。”田庄开心坏了，很满意。恰好那一阵，她在家休产假，文研院又不坐班，几同家庭妇女，这身份她喜欢，介绍起来不尴尬。
王浪说：“你是不是有毛病？我看你们圈还蛮好玩的，个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你跟他们不也玩得挺好的？怎么一出圈，你就扭手别脚？这是什么心理？”
田庄想了半天，答不上。她也深觉蹊跷。
王浪说：“文化人怎么了？外人都挺稀罕的，听起来神秘，不比官商两界，他们摸得透熟，有时挺狎昵的，还瞧不上呢。外人对你们只有高看，什么清高、风雅，巴还巴不上呢！越这样，他们越敬重！凡是钱搞不掂的，他们都敬重。你倒好，别扭得跟自己是三陪女似的！”
田庄“哎呀”一声笑了，是这意思。那些年，做三陪都比她理直气壮、高高在上，笑贫不笑娼么。可是她的行当，略有些特殊性，一直披着“不染纤尘”的高贵外衣，如今跌落凡间，做了娼妓，还特别起劲、卖命。这个挺要命。
更要命的是，外人还一头蒙，搞不清楚状况，贞节牌坊前一站，就有些自卑，比得自己挺猥琐的。常说：“唉，还是你们文化人好啊，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是这个让田庄犯别扭。她是天性坦诚，明人不做暗事。照她的意思，还不如把牌坊推倒，遮羞布扯掉，明明快快挣钱去，这样反而坦荡。
再别扯什么理想、伟大、情怀之类，文字就是个行当，跟打铁铺、豆腐坊没什么两样。首先，活儿要漂亮，精雕细刻，平时要琢磨琢磨，肯吃苦，要有工匠精神。她的同行中有几个做到了？全在混，满脸的功名利禄，还拿文化说事儿，还装！是这个让田庄吃不消，动辄脸红。她的意思是，钱可以挣，明着挣，别当婊子又立牌坊；差不多就行了，别吃相太难看，什么都要！怎么胃口就那么好？怎么不怕撑死？
1996年，田庄还体会不到这一层，她那时还不是文化人，是个在校女青年。得再等上一些年，她阅历渐深，七荤八素也见识了些，也不当回事儿了。再回头观望1990年代，竟至苍苍茫茫，很多事她都不记得了。眼前浮尘四起。浮光掠影中她有一个模糊印象，1990年代就其底色，比1980年代亮了太多，噪声高了八度，满街的灰尘污垢，浮在富丽繁华中，或称“浮华”。人人如蚁虫蠕动，奔波劳碌，开心得想放声歌唱，心里略有些空虚。
那是他们自己都感受不到的空虚。钱挣足了，人生无望了，没盼头了。有什么东西坍塌了，伟大、理想、崇高之类坠入浮尘中，跌成幻影，摔成了泡沫。
这一跌、一摔对田庄影响甚重，她的后半生并不好过。因为父辈的覆辙，她对伟大、崇高本来就心存芥蒂，避之不及。她宁愿过平庸微渺的人生，也不骗自己正在从事壮丽的伟业。可是，平庸微渺多么难过啊，是要靠肉身一天天去熬的，是消沉、怠惰，看着自己在衰老，皮松肉糙；一点点靠近终点，光阴里没有光。
是的，1996年田庄还看不到这一层。写地摊文学赚了三千块，就让她开心坏了。研究生三年，她奔波于校内校外，跟玩儿似的：读书、恋爱、交游、写论文、写广告文案、写软文……各式活儿总会找上她，人缘好，师兄师姐都爱带她玩儿。
来广州已经两年，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那是广州最好的时代，借用狄更斯的名言，也有可能是最坏的时代，街上充斥着小偷、骗子、皮条客、人贩子、飞车党……有一天，田庄出门散步，恍惚间被人轻轻擦了一下，她扭过身去，却见一个小孩正在狂奔。她急忙翻手袋，手机皮夹全不见了，顿时大喝一声，拔腿就追。竟然追上了，原来那小孩的妈妈等在路口，他跑到妈妈身边就止住了。田庄追上前来，大喊大叫，那女人瞪着她，心里直道晦气，今天碰上鬼了，不好惹，遂把手机、皮夹扔给了她，一边往地上啐两口。
田庄后来也常告诉新人，路上别打手机，以防“飞车党”抢了去；倘是抢包，就给他，以免他剁你的手。
这里，必得说说广州站了。哪怕你没到过广州站，影像里必定见过它的样子，那宏阔的广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巨大标语。高架桥。流花宾馆。流花汽车站。春运是它最著名的标签。很多年后的2008年，这广场上聚拢了五十万人，滞留十一天，哭天恸地，哀嚎一片。全广州的公安、人民解放军全出动，严防死守，怕出事。这次滞留改变了中国，拉开了后来被俗称为“基建狂魔”时代的序幕：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中国进入高速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