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小丫还好。桀骜不驯是有的，但也要看对谁。她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比如她在江城就很会应付，常常逗得爷爷奶奶哈哈大笑，她自己也很爱笑，能把身子笑得前仰后合，是极开朗的一个小孩。当然也有胡闹的时候，但是只要耐下性子跟她讲，她听的。并且劲儿过去以后，她自己也难为情，会蹭到爷爷奶奶跟前，把脸捂着，咯咯笑个不停。
她在李庄不行，与母亲不大对付。两个是针尖对麦芒，两只刺猬，两只斗鸡。很多年后父亲开玩笑说：“你们哪像母女，你们像两姊妹。”
某种意义上，小丫母女确实像两姊妹。1974年，孙月华二十六岁，做了四年的主妇，依然是个大孩子。或许她一辈子都是个孩子，争强好胜，爱拔尖，小聪明，大迷糊。脾气急，能吃苦，有韧性，生命力极强悍……我们作为田庄的朋友，本不当对她已风烛残年的母亲有所议论，但是田庄生前，对她的母亲总不免批评。
田庄认为，强悍的父母必将造就弱小的儿女，不担责，不成熟，把家庭引向衰落和不幸。母亲尤其不能强悍，她施与孩子的深远影响，将一代代流传。当然，田庄的母亲是个极可爱的人，不虚伪、不矫饰。她一生最大的诉求，就是要过得比别人好，要做人上人。
我们还发现，在我们这一代已人过中年，有了阅历，坦荡到能把父母、儿女、夫妻拿到台面上说的时候，实在是家家都有问题，人生充满不幸。夫妻自是不必说了，父子、母女也多有龃龉，或者父女、母子也生发矛盾，诸多难堪委屈。几乎每家都是千疮百孔。
我们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深究的，家庭尤其是；人生的不幸，首先是从家庭开始，而不全是由社会造成的。我们作为儿女，对父母多有批判。则我们作为父母，又做得如何呢？当然也不够好，如此，便由下一代来批判，来纠正。
大抵人的一生，就是在对上一代人的批判、纠正中度过的，一代一代，循环往复。就这，也未见得一代更比一代强，有时矫枉过正，有时不力，有时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有时纠正了这个错，又会犯下那个错，总之是顾此失彼，未能兼顾。有时转了一圈，又返回原点。或者远兜近转，越过父辈，与爷爷辈站在一起。
我们认为，人生的不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说到底，人就是有问题的呀。
孙月华的问题在于性子急，施爱方式有问题。中国有句俗话，“打是亲，骂是爱”，她用起来熟极而流，打起小孩来都没有预兆的，动不动劈手就打，除了不打头，哪儿凑手打哪儿。这才吓人呢。
常常小丫被打蒙了，正玩着呢，被母亲兜地上来一巴掌，她都不知怎么回事，得看看母亲的脸色，才能判断出她是打着玩儿呢，还是真生气。倘是打着玩儿，也就算了。若是真生气，则小丫也要生气。
因之小丫在李庄的忙，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与弟弟玩，一件是与母亲斗气。她当然斗不过母亲，可她也是受不了窝囊气的，就鬼哭狼嚎，把哭声往高里叫，放到最大量，直把左邻右舍给吵死了。
有一次五婶从门前经过，就见小丫姐弟哭成一团，孙月华蹲在地上，正在摸儿子的头。
五婶进屋笑道：“又怎么了？小丫欺负弟弟了？”
孙月华怒道：“你跟五奶奶讲，讲啊！你个绝种、断头的！”
小丫立在地上抽泣，断断续续，像在打嗝。
孙月华不说不气，又照小丫的身上打了两下。小丫再次号啕。怎么回事呢？原来小丫带着弟弟玩儿，一时兴起，爬上了一张小矮凳，抱着弟弟往下跳，还没起跳，两人都摔倒了，把小毛的脑门磕到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响。
小丫顾不得自己疼，先把弟弟搂在怀里，又见他哭得岔了气，半天没声响，一时慌了神；及至他哭出声来，她更慌了，知道要挨妈妈打，于是她也大哭，试图盖过弟弟的哭声。
孙月华奔过来，见儿子脸上擦破了皮，把她给心疼的，恨不能自己代儿子去疼，一迭声说：“我的乖，我的儿!”说话都有哭音了。一时气急，顺手给了小丫两巴掌。
她虽然重男轻女，其实小丫她也疼的，但小丫欠打也是事实。常常惹祸，还不听话！一打她就跳，哭天嚎地，那叫一个傲，一个犟。很多年后田庄都同情母亲，生下她这么个女儿，冤家一样。从小家里就说她有一种跟母亲死磕到底的心理，不服软，不拐弯。倘叫她做事，那也要看她高兴不高兴。
她倒不是因为懒，干活她愿意的，常常争着要洗碗、洗手帕、洗自己的小袜子。但就是不能用使唤的口气，她听不得命令式，听不得大人不耐烦的、恶声恶气的腔调。
小丫被打得最狠的一次，是有一次去鸡窝里掏鸡蛋。平时鸡蛋是不叫小孩碰的，怕打碎。小丫偷偷拿过两次，刚下的鸡蛋，带着老母鸡的体温，拿在手里很趁手。
她天天盼老母鸡蹲窝。等老母鸡站起来，她便一头冲过去，拿了鸡蛋，送到厨房。又搬来小板凳站上去，把鸡蛋放进搁板上的竹篮里。这一次稍有不同，她后面跟着弟弟。她拿了鸡蛋，小毛也要拿。小丫没理会，小毛跟着她一路哭到厨房。
小丫说：“喏，双手捧着，不要动。”把鸡蛋给了小毛，转身去搬小板凳，刚站上去，只听身后传来鸡蛋落地的声音，小丫“啊”了一声，知道犯事了，情急之下把手一扬，原本是要跳下来的，谁想碰上了搁板，“咣”一声把竹篮子带下来，鸡蛋碎了一地。
小丫“哇”一声哭了。又怕又气，先把小毛打了一顿，也是学着她妈的样子，把小毛屁股扳过来，不由分说，狠狠拍了两巴掌。孙月华冲进来的时候，见姐弟两个坐在鸡蛋壳里，哭成一片。
孙月华“哎呀”一声，半篮子的鸡蛋，攒了二十多天了！早知道卖掉就好了。现在，全让这俩杀千刀的、狗娘养的、小绝种给搅烂了。她蹲在地上，在鸡蛋壳里扒拉着，确实一个都不剩了，碎得干干净净。
她又气又急又心疼，像剜了一块肉似的，把双手一拍，连哭带骂道：“俩剁头的，狗不吃的，日子没的过了！”拉过来就打。先打的小丫，也顾不上头脸、屁股了，照头就是两巴掌，又从地上抓起一把黏糊糊，一把扣在小丫脑门上，小丫仰身跌倒。
小丫挨打的时候，小毛吓得噤了声，一个劲地躲在姐姐身后。小丫一跌倒，他没了遮挡，突然哭天嚎地，跟他妈说：“她打我！”
“她打你？”孙月华杏眼圆睁，回头问小丫：“怎么回事？”
小丫正气不打一处出呢，又听得小毛在告状，这才好！她扑上去搡了他一把，也照他身上打了两下，哭道：“我叫你拿鸡蛋，叫你拿！”
孙月华头皮发麻，反天了，这还了得！当着大人的面打弟弟！于是跺跺实实把小丫给打了一顿，先把她的棉衣扒了，拿根小树枝就抽，小丫满地跳，自己护着头脸。打得太狠了，她反而不哭了。
孙月华一边打，一边问：“你以后还打弟弟不？说！还打不？”小丫就是不说。
孙月华抽得更狠了，说：“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把自己都抽累了，歇了一口气，突然悲从中来，哭道，“我自己养的儿子，我都舍不得打，你凭什么打！啊？你凭什么打？”越说越气，又抽了小丫两下。
这话说得不三不四，怎么跟小孩似的！这话，恰好落在周末回家的田家明耳里，他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女儿才四岁，跟她说这些有意思吗？还没进家门，就听得屋里叽叽嘈嘈。等他进了厨房，孙月华已丢下小丫，正在对付小毛。
她把手指敲着儿子的脑门，说：“你也不是好东西！我今天饶过你！下次你再搬嘴看看？！她打你，有本事你就打回去！别成天跟我叽叽歪歪的！”
父亲一进门，姐弟俩同时号啕。小丫也就罢了，弟弟哭得尤其响亮。父亲叹了口气，先找来炭灰盖上。而后带着两小孩来到院里，先把姐弟俩给洗洗净，一边冷脸问妻子：“今晚吃什么？”
孙月华不说话，扭身去做饭。
父亲很扫兴。好不容易轮上周末，一回家就不得安宁！哪能这么打小孩，下手也忒狠了点！他一手搀一个，领着俩小孩来到堂屋，把姐姐搂在怀里，弟弟站在一旁——他今天打得不重，算是陪衬，因此享受不到怀抱的待遇。
父亲看了小丫一眼，脸上青一道紫一道。又把她的衣裳掀起，身上也有瘀青。他叹了口气，说：“你打弟弟总是不对的，是不是？”小丫不说话，一直在抽泣。小毛把身子往父亲腿上靠了靠。
隔了好久，小丫才说：“爸爸，我想回江城去。”直到这时，她才想起爷爷奶奶来，把心都想疼了，身子都没力气了，只好蹲下去，放声大哭。
小毛说：“我也要去江城。”
小丫站起身来，往里屋走。小毛顺势钻进父亲怀里，取代姐姐的位置。隔了一会，小丫出来了，拎着个小包裹。
父亲问：“你这是干什么？”
小丫说：“我要回江城。”说着就走过来，屁股那么一撅，把小毛撅出父亲怀里，又占据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父亲打开她的小包裹，里面衣帽、袜子、手帕叠得整整齐齐，是要出门的样子。父亲把脸别过去，忍住笑。
小毛探头看包裹，说：“少了一只大灰狼。”那是一只可爱的大灰狼，粗布面，捏一捏，还会叫。小毛总也玩不够。
小丫不说话，进屋找出大灰狼，塞进包裹里，又取出来，三番五次。末了到底扔给了小毛，说：“玩够了，不稀罕！”她的扔法也很别致，背对着小毛，把大灰狼从肩膀上扔给了他。小毛接过大灰狼，欢喜成一团，使劲捏着，屋里一阵狼嚎。
晚饭吃得很安静。夫妻俩不多言，孩子们也小心翼翼。小丫不吃不喝，只安静地立在父亲怀里，很少说话。不得已说上一两句，也只与父亲说。其他两人她看都不看。
父亲说：“大乖，吃一口呐！”
小丫不说话，脸上现出刘胡兰的神情，很坚忍。起头她确实是不饿，气饱了，也哭累了。余光里见得母亲几次在打量她，似有不忍，很后悔的样子。她突然计上心头，想着不吃饭可能会吓到母亲，心里很得意。绝食的念头就是这样来的。
次日开始执行，略微吃一点，实在禁不起父亲磨，给他一个面子。私下里，她听见母亲说：“气性还挺大！”小丫想，等着瞧吧，下面够你受的！
父亲一走，她就正式绝食。怎么绝的呢？除了不吃饭、不说话，实在比平时要勤快。一早起来，不等母亲催，自己梳头、洗脸、刷牙，做完了该做的，她就自己跟自己玩儿。大灰狼重新夺回来，捏来捏去，弟弟别想沾边。弟弟一旦走近，她就离开。
吃饭时，谁喊她都不应，就木木地坐在小板凳上发呆。弟弟过来拽她，她膀子一抖，把他的手抖掉。多嫌弃似的。她妈站在身后看，心里想，死样子！又犯病！
母亲起头也没当真，谁会想到小孩子能绝食三天？小丫做到了。当然这里有个技巧，她偷偷吃，连弟弟都瞒得紧紧的，怕他告诉母亲去。她主要是想惩罚母亲，气气她，治治她。因之每次偷吃，只吃一点点，不让母亲发现蛛丝马迹。当然是饿，但从饥饿里她也能得到乐趣。懵懵懂懂中她略微知道一个事实，虐待自己也等于虐待母亲。
如此饿了两三天，母亲又是个迷糊人，竟然被小丫给糊弄了：少不了要装腔作势的，怏怏的，像霜打的茄子，整个人都蔫巴了；有时还咳嗽，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第三天，直接躺倒，她确实是精力不济，又觉得无聊，一时不知该怎么收场。
可是母亲慌了，来到床边，见女儿一骨碌翻过身去。母亲把眼眶都湿润了，心里憋屈的呀，又悔又怕，又心疼。一把抱过女儿，涕泪交流，告饶认输吧，还能怎样？小丫大获全胜。母女俩和好如初。
田家明一家的关系，亦可说是生态，类似无政府状态。小丫不回来还好，一家三口，整齐有序。小毛还没到最淘气的时候，并且他是蔫坏型的，跟他姐姐不一样。孙月华对付得来。
小丫一回来，家里整个乱了套，平衡系统打破了，关系错综复杂。这一家的主色调是爱，可是爱得乱七八糟。人人都有个性，要命啊，孙月华疲于奔命。
她的事务又不止带孩子，家里事无巨细，哪样不要她操心？一日三餐，浆洗缝补；还要侍候畜生，一顿不到，就嘎嘎、喔喔、咩咩叫成一片。她还要上工，一家全靠工分活。田家明那点工资也只能补贴家用。还有自留地，逢上农忙，她都没个帮手。家明当然也回来的，但春耕秋种还是以她为主，另有家明几个堂兄弟，有时也过来帮忙的。这些都是人情，要靠她平时去维护。
孙月华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小孩又费神，得闲她把姐弟俩搂怀里，叹道：“快点长大呀，恨不得拿化肥催你们，我好赶快脱手！”
小毛说：“妈妈，化肥是什么？好吃吗？”一边拿舌头舔嘴唇。
小丫朝弟弟做了个不屑的表情，安慰她妈道：“快了快了，我也想赶快脱手。”
晚上好不容易把俩小孩哄睡，她虽然累极，还是愁得睡不着觉，点点滴滴算小账。欠了东家，还了西家。屋顶也要补，要不总漏雨，这是第一紧要的。第二是要打一口活塞井，压两下就出水，再不用去村口担水。这些都是钱啊！孙月华长吁短叹，黑暗里问自己，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
这些都还是小事，关键是家里的大方向，她得帮忙把关。否则以田家明的脑子，哪里够用？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倒好，逆向走，把自己过得跟水流一样，哪里低洼哪里流。现在如愿了，拖儿带女窝在这穷山沟里，倘不是她坚持，他恨不能世世代代住在这里。
现在，家里的大政方针已定，是她软硬兼施的结果：往城里走。不容易啊，不知磨破了多少嘴皮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时还要搭上几把眼泪，来一场“苦情戏”。戏演着演着就入真了，声情并茂，是有生活作基底的，是真的苦。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家明原是要辞掉临时工，回家当劳力、挣工分的，被她喝止了，哭道：“不指着你养家，你那几个钱也养不了家！人活一世，总得有个奔头吧，要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硬把家明逼去上班，家里的事她一个人扛下来了。
所谓奔头，也就是成为城里人。这也要分几步走，首先要转正，其次转干，最后才是全家迁往县城。1974年，田家明一家按既定方针行事，有时候，孙月华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家里没个男人哪行？丈夫只在周末回家，休一天即离开，什么都指望不上他。
孙月华太累了，看不到希望。常常她会发出她小姑子田家凤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那句天问：“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尽头已经到了。就在家里为一篮鸡蛋闹得鸡飞狗跳的那个周末，田家明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他转正了，成为县水利局的一名正式工，编制内，铁饭碗，成为他妻子日夜期盼的“吃皇粮”的人。本来应当好好庆祝的，可是你看，家里都乱什么样儿了？也不怕邻居笑话的！
又见小丫被打得遍体鳞伤，脸上都有手印子！不是说小孩打不得，但也不是这么个打法！孙月华对待小孩的方式，他一万个不赞成，脾气暴，没一点儿耐心。她哪里是教育，分明是在出气，都不顾做上人的尊严体面，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当年真是瞎了眼了，会相中她！被她连哄带骗，着了道儿了。他每次生气，都会后悔那次相亲。怎么想起来的？怎么就去了？本来，不相干的两个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竟然做了夫妻。这是他生气的时候。他高兴的时候呢，就全忘了，哪里记得相亲不相亲。
当小大哥的时候，他心目中理想的姑娘是温柔安静，会害羞，会低头笑，美不美倒在其次，只要是贤妻良母就行，千万不能像田家凤。他也是被妹妹给搞怕了，成天咋咋呼呼，听风就是雨。他的女同学也都是这一款，铁娘子型，果敢，有决断，横眉冷对。
说句不当说的，真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也就断文识字，怎么就自恃才高八斗？还巾帼不让须眉，还女子能顶半边天！看把她们兴得，连走路都是横冲竖撞！他反正是受不了。
因此初遇孙月华，他好比置身于春天的田野里，眼见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顿时神清气爽。她又是害羞，又是低头，又是兀自卷着衣角，他把心思一动。村姑多么好，还长得俊，比他那些女同学好看得多！及至后来相处，谁承想她还活色生香，会撒娇，会怄气，会跺脚，会把身子扭来扭去，总之，是个姑娘。
及至后来结婚，才知这姑娘与他的女同学没什么两样，都是凶神恶煞、毫厘不让。婚后不久，爹娘才走，两口子便干了一架。都忘了因着什么了，先是吵，后是打。推搡之间，他顺手抄起一根小竹竿，本来是想吓唬她，她倒好，一把夺过竹竿，搁膝盖上一曲，折断。
他都看傻了，乖，厉害主儿，有种！从此才算认清她。
孙月华也记得这一节。很多年后她拿这个当“御夫术”，对田庄进行言传身教，说：“夫妻之间，开头最重要，是定基调。以后几十年，就看开头那几天。那次我没让，毫不客气。”意思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她希望女儿受教。田庄把眉头皱了皱，母亲竟教这些不上台盘的！头大。
母亲的“御夫术”管用吗？某种程度上，管用。但田家明也不是好惹的，男人倘那么好收拾，他也不叫男人了。在往后的几十年间，田家明夫妇互为攻守，有时是战友、同盟，有时是仇人、敌人。但他们始终是两口子，或同心，或异议，合而分，分而合。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两人都沾染了对方的气息，都有所妥协。在各自为战时，又须不断调整方针策略，在力量与力量的抗衡中，女人的柔韧性起了决定性作用，造成了这个家庭的母强父弱，当然这是后话了，发生在他们生命的后半截，中晚年。
1974年，在这个年轻的、贫穷的、充满朝气的家庭里，夫妇间尚能维持某种权力平衡。两人共商共量，有时也互为掣肘，不会造成权力一边倒的现象。通过四年的夫妻共建，属于这个家庭的特殊氛围已经形成，或许，我们当称之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制。即，父母是天，孩子不得忤逆。但麻烦在于，这个家庭尽出逆子，人人都很别致，常违反“天命”。没关系，慢慢收拾吧。
那个周末的晚上，田家明很愤懑，每次回家都这样，鬼哭狼嚎，鸡飞狗跳。又见女儿被打成那样，心灰意冷。真是，她怎么下得了手的？
他一个晚上没作声。回家路上还兴冲冲的，想着转正的事，孙月华听了不知有多高兴——他自己倒没所谓的。现在他准备瞒着她，瞒死她！让她受罪去！绝望去！
1975年 五岁
这一年，是父亲上山下乡的第七个年头。不当农民已经一年了，他现在是工人，等于是，略微往上跳了一层。可是这一跳，是“鲤鱼跳龙门”的跳，是跳出十八层地狱的跳。是跳出了庞大的大多数，是这大多数攒了一辈子力气都无法蹦跶、无法动弹的跳。
这一跳，也算跳出了金字塔的最底层。只有跳出底层，才能慢慢往上走，越往上越自由，塔尖就在前头。当然父亲也没能往上走太远，他都没有爷爷走得远。一辈子置身于清浦县，正科级。
别小看这正科级，倘若清浦县是个王国，他便是这王国里的大臣，比县委书记只低两级——他后来当上了清浦县劳动局局长，真正的实权派，不知多少人巴着他。因之，他虽然没爷爷走得远，职级也没爷爷高，但风光是一样的。再者，他与爷爷也没得比。爷爷是干革命干出来的，血肉模糊里杀出的一条路；他呢，是搞建设搞出来的，当然也可说是干出来的，勤勤恳恳地干、兢兢业业地干。
总之，只要不当农民，哪怕他一辈子当工人呢，烧炭的、挖煤的、钻井的，哪怕他站柜台呢，卖五金的、跑供销的……在1970年代的中国，他都算是有身份、有地位，可为家庭镀上一层金，为儿女提供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简言之，只要不当农民，他便是1970年代的中产阶级。
田庄姐弟便受益于父亲的这一跳，用今天的话说，赢在起跑线上。只是这层意思，父亲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体会。1975年他太累了，渐有疲态，还不单是体力上的，主要是精神。很麻木，陷于生活里、事务中不能自拔，这并不是说他受家庭之累。诚然，家庭是拖累了他，可是又不止于此。
周末回李庄，哪次他不是开开心心的？知道那里有个家，妻儿在等着他；有时带回去几颗水果糖，都能把小毛高兴坏了，两瓣屁股飞快地扭动，跑到隔壁去炫耀。叉在人家门槛上，也不进去，慢慢剥开糖纸，先舔一口，滋咂有声，把眼看着邻居小孩，说：“天上的味道，地上不会有。”想起来可怜又可笑。
当然，他也并不是逢周末就回家，几十里地呢，又是山路，骑脚踏车不方便。并且，孙月华那一堆车轱辘话，他也听烦了。动辄给他加油鼓劲儿：好好干。家里有我呢。什么时候转正啊？给领导送送礼，常去人家里坐坐。你眼头也活络点，别整天鼓着一双死鱼眼。
她说这些的时候，他一般都不作声。一开始嫌烦，后来也听惯了。她说她的，他听他的，两不交叉。他很奇怪，她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哪来的那么多劲儿？不累吗？这层意思，又不好跟她明说，有可能会引发吵嘴，闹得一家子鸡犬不宁。
结婚五年，他就像被一条鞭子抽着走。起头，他以为这鞭子是孙月华，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她——这么说吧，为了她和孩子。他按她的意旨行事。他转正，她比他还高兴。及至转正后，工资高了，手头宽绰了，狠狠心带他娘儿俩来到镇上、县里，也能下顿馆子，点个小炒，把个小毛吃得嘴上泛油光，小肚子鼓出一大截。把个孙月华吃哭了，准确地说，是看哭了。她舍不得吃，一旁看着小毛吃，自己又哭又笑。
他嗔道：“犯什么神经？”
孙月华抹了抹眼泪，说：“你才神经呢！好好的点什么菜？费那个钱！我高兴！”
又或者，他偶尔去江城看小丫，也能去百货公司给她买件花衬衫，那是一件橘红色的、带有阿拉伯数字的花衬衫，小丫都快爱死了。穿上这花衬衫，她也爱串门了。踅到邻居家里，会坐上好一会儿。倘若人家不问，她就会看看自己的身上，说：“爸爸买的。”
后来，奶奶告诉他：“哎哟，你那闺女真是作妖哟！又不是没穿过花衣裳，单单是爸爸买的就金贵！”他听了，心里暖了一下，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转正转对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那条看不见的鞭子，或许不是孙月华，而是生活。
倘若周末不回家，他大凡住在工地上，和单身汉们打打牌，有时能打到天亮。带一点彩头的：赌两包烟，做俯卧撑，往脸上贴纸条。有一阵子他打牌上瘾，下了工就约局，连晚饭都顾不上。八十分打得尤其好。象棋、围棋也不错，坐下来就是好几个钟头。
他从前的老熟人、老同学见了他，恐怕会认不出。这还是田家明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不是了，每个人都变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才七年。即便算上1966年，连头带尾也就十年，一代人过去了，准确说，一代人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过去了。
父亲的同学们，江城一中当年最卓越的尖子生、笔杆子、班主席、学生会主席；“东风战斗组”他的同志、战友；“红卫兵江城兵团”的好几届领导人……现在也多跌落凡间，像落叶飘零，飘到泥土里，烂掉，成为肥料，再从泥土里长起，慢慢往上长、往上爬。
父亲二十八岁了。他的老同学也都结婚生子。就连小一茬的李贞也当妈妈了。那次回江城，他竟然在公交站遇上了她。等车的时候，她抱着孩子远远地走过来，瞧着面熟，又不敢相认。及至走近，两人互相打量一眼，各自叫对方的名字，惊喜交加。
多年不见，上辈子的事了。自从井冈山回来，他略微觉察到什么，一直在躲她。小黄毛丫头，跟家凤是一茬的，甚事不懂；又是李勇的妹妹，想来想去不妥当，怕把关系处复杂了，怕对不住李勇。似乎是，他这样就占了李勇便宜似的。就是现在，他也拿她当小孩儿看，把她打量半天，说：“你怎么也当妈妈了？”
李贞笑道：“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井冈山，你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井冈山是他的绰号，还是那年南下时叫开的。
又问起她哥哥的情况，李贞说：“他正好在家，回来一周了。我让他找你去！地址没变吧？”
他点点头，问了一句：“可结婚了？”
李贞摇摇头。
他笑了笑。真能扛啊，他们六六届的，大概就李勇没结婚了。也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校学生会主席，他最亲密的战友，风头比他还足。数理化方面尤其擅长，老师们都说，江城一中的校史上定会留下李勇的名字，几十年不遇的天才，华罗庚一般的人物。
后来当然没进校史，整个价值体系变了。但是单凭1966年他率队奔赴天安门，远远仰望过毛主席，全国又有几个？
他后来拐弯抹角去了江西赣州，单枪匹马干到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久又被批斗，打回生产队当农民。七八年过去了，他现在还是农民，比较荤的农民——他现在是大队书记。抵死不结婚，被当地伤害了，想着有一天要回江城。
李勇的荤，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实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荤，但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起化学反应。那天几个同学约在饭店会合，田家明一进门，就听得屋里笑声不断。席间一个胖子站起来，他估摸着是李勇，又有点拿不准，胖了一圈，略微见得双下巴，不是一个农民该有的样子。
他还未及相认，胖子走上前来，当胸给了他一拳，又一把搂过他，说：“家明同志，多年不见！”这话也不是说不得，可是从他嘴里一出，大家都笑。
田家明也是几句话就被他带偏了，由不得要开玩笑，问：“赣州那是什么地方，把你荤成这样！”
众人都笑，说：“正在说这个呢。”
原来李勇正在讲荤笑话。那天他是主场，当然也由他主讲，一个未婚的人把几个已婚的说得开怀大笑，又新鲜，又害羞。田家明想，他这也不知什么心理，显得自己经验老到？
那天，革命、理想这一类，他们绝口不谈，好像大家都很避讳似的。又似乎是，多少年过去了，谈这些显得不合时宜。
田家明在清浦，偶尔也会和江城籍知青聚聚会，不大感兴趣。知青里他算是年纪大的，辈分也老，结婚也早，不在一个频次上。招工返城、推荐工农兵大学，哪怕只有一个名额呢，大家也都争得头破血流：托关系、走门路、送礼、陪睡……这些他都有听说，并不止于1975年，从前有，现在有，将来恐怕还会有。但1975年确实出现了一种普泛的消沉、怠惰情绪，他妹妹、他妻子一直都有的情绪，一直都在问的那一句：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田家明未必是消沉、怠惰，他主要是累，准确说是麻木，更准确说，他是以积极的态度在过一种消沉的生活。此话怎讲？他在单位是个勤快人，不能说积极表现，但至少在尽自己的本分。他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能文会武，文的会画图纸，武的能抬河沙。虽然妻子给他定的目标是转正、转干，但他却常常忘了，过一天了一日。上工的时候，看见墙上刷的标语口号、工地上拉的横幅：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他跟没看见似的，熟视无睹，不入眼，不入心。或者说，他入眼入心了，但跟自己没关系。看一眼，就又继续干活了。下工后他也不闲着：打牌、下棋、喝酒、吹牛……时间的每个缝隙都被填满了，很忙碌。换句话说，只要身体忙起来，脑子就没有负罪感，可以偷偷懒：不思考，不回忆，整个人处于失重状态。
他下乡时带了好几箱书，头一年是读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做笔记，后来恋爱结婚，又有了小孩，家里没有读书的环境。单位也没有，别人都在耍，自己读书就显得怪。主要还是疲沓，心里空，读不下去。有几箱书后来都没打开过。
那个周末他没回李庄，几个牌友也都不在，工地上就他一个人。显得很落寞、很孤寂。晚饭后他略微走了走，看青山绿水，自己参与修建的水库、大坝、桥梁……他非但没有成就感，反而觉得沉甸甸的，身体在变重，他就知道今晚不妙，有可能会思绪飞绕。
那晚他的身体之重，说到底是思想之重。思想是有重量的，是三座大山之重，是沉痛，相比之下，单纯的肉身之重都不算什么。父亲后来很怕思考亦在于此，学生时代思考得太多了，脑力透支，坏掉了。后来他宁愿忙，把身体动起来，如此，脑子就可以休闲。他晚年铸下大错，给儿孙带来大不幸，亦在于闲不住，想搞点事。倘若不搞事，脑子就搞事，很可怕。
那晚他略微溜达一圈，就回到宿舍，和衣躺下，很沉静地回顾自己这七年，一片一片，串不起一个整体。实在说，他虽然逃避思考，其实也是没这能力，思考力在这七年间丧失殆尽——倘若以前有的话。大体上，他家就是在李庄、清浦、江城间不停打转，老子走两步，儿子跌到底，而后再迈一步。是螺旋式升降。以后小毛这一代会怎么样，不知道。
刚来李庄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一层？只想当个农民，自己身先士卒，切切实实做点事儿。那时他回到江城已一年多了，倘不是上面叫停大串联，真不知会在江西待到几时。说起来，虽然七八年过去了，一切都很模糊，倒是串联那几月，他常常想起。是走在路上的感觉，在行动，在看，在交流。是人人都很单纯，被点燃、被照亮，而后借一点光，再去照亮别人。
他的回乡轰动了整个李庄，大家都跑来大队部看热闹。不是李庄人没见过世面，知识青年多了去了，别说江城来的，就是北京上海的又怎样？但田家明不一样，李庄人的儿子，生于斯，长于斯，小时候一块玩过的，他穿开裆裤的样子，大家又不是没见过……那天，大队部一阵阵欢声笑语，大嫂子、小媳妇、二奶奶、三大爷把他团团围住，只因他是田英俊的儿子，根在这里，没忘本，好比游子出去晃荡几年，又回到了家里。
后来，大家要说就说：“哎呀，当年那个鲜亮，文绉绉的，戴四方镜，穿黄军裤、黑布鞋，腰间别根黑皮带，不知有多带劲儿！”
接着就有人叹道：“这才几年，就掉成这样了！你看这灰头土脸的，现在就是把你扔人堆里，估计都不会冒泡儿！”
他后来确实是不修边幅，常常裤腿卷起，一身泥点子。不修面，少洗澡，除了戴眼镜，身上没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他未能改变李庄一丁半点，倒是李庄把他换了个人。
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当人不能改变世界，而为世界所改变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消沉是难免的，接下来便是奋起自救。父亲只花了一两年时间，便认清了形势。自然，这中间有个重要契机，便是他的婚恋。
头几天，他住在李庄大队部，各家走走，认认亲。什么一个感受呢？从江城下来，经过县城、公社，一级不如一级，壁垒分明，到得李庄，便是触底了，没路可走了。
父亲是从底层干起来的。他虽然肯吃苦，也有扎根的心，但他这样的人，底层是留不住他的。整个李庄都在罩着他，他没怎么太受罪，心不累。另则他是高中生，搁村里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只要自身没毛病，底层哪敢辱没他？
他在李庄只待了大半年。头几月正经是农民，后来就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算是村干部了，属于底层里的上级。倘若水利局不来插一杠，以父亲的才干，肯定能干到公社，再到县上，总之他走的是一条金光大道。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可是，若说父亲全靠自己干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不能排除关系的成分。他没有去托关系，但是关系既然在，就一定会起作用，会来关照他。他去县水利局，便是因着爷爷的关系。
爷爷有个故交，从小他就叫张叔叔的，其时正在水利局当股长，辗转听说田英俊的儿子回了李庄，就托人带话，让去县城找他。两下一谈，张叔叔说：“我看这样吧，一样都是受苦，县里受苦总好过李庄受苦。待在那山旮旯里修地球，什么时候能出头？县里机会多、场子大，现在国家又兴修水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你先来当临时工，再谋转正。”
父亲把话只听了一半。一听说“受苦”，他当即就很兴奋，两眼放光；更不用说“兴修水利，百年大计”，当下就答应了，“转正”他反而没怎么在意。
多年后他挺骄傲，以为自己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是靠他们两口子挣来的，干干净净。其实真未必。挣是挣了，也靠关系。他也是赢在起跑线上，哪怕已经落到底了，他照样会翻身，有东山再起的本钱。
父亲是1968年6月上山下乡的，姑姑早两个月。姑姑临走前，曾手握拳头进行宣誓：“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姑姑说这些的时候，是将它当作理想，事实上它已成为现实。
1968年，毛泽东思想确已红遍全球大地，谦虚一点讲，至少红遍欧洲。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年轻人都醉心于革命，为它所倾倒。姑姑并不知道，就在她进行宣誓之时，一个叫克里斯托弗·莫里斯的英国小伙子，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968年对年轻人来说是幸福的。事物前所未有的瞬息万变，世界仿佛被年轻人占领了。”
那一年，二十岁的莫里斯就读于剑桥大学，课余时间闹革命。他和他的同学们，常常手抬毛主席画像——就像姑姑一样——堂皇地穿过大街；他们摇着小红旗，高举拳头，齐声高呼：“毛、毛、毛泽东！”跟中国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们多出来一个电视实况直播。镜头会对着他们摇，有记者跟着他们跑。警察全副武装，站在一旁看热闹。
剑桥的大学生们愤怒了，匆匆走上街头，正好遇上英国国防部长丹尼士·希利的车，于是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城外。莫里斯有个好友，把手一撑，跳上了国防部长座驾的引擎盖，把挡风玻璃砸得咚咚响。其时天色已晚，大学生们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几分钟食堂就要开饭，于是他们纷纷往回跑，他们可不想错过饭点。
莫里斯跑回学校的时候，顺便调戏了一下街边的警察，问：“您觉得游行进行得怎么样？”
警察笑了笑：“噢，我觉得好极了，先生。”
莫里斯不大瞧得起自己的学校。他在日记里写道：“很显然，剑桥要革命，还不够格。”
于是他和同学们去了伦敦。伦敦也在举行游行示威，地点就在美国大使馆前。
后来，莫里斯和几个同学又去了法国。说真的，要想参加真正的革命，还是得去巴黎。1968年春夏，就在父亲、姑姑上山下乡之时，莫里斯们前往巴黎，去参观，或者说去呼吸了货真价实的革命。或者说，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的革命的一次忠实表演。或者说，是观看了在曾经表演过货真价实的革命的舞台上进行的一场戏仿。
由于巴黎一直是革命圣地——不可否认，人们对于“革命”的许多视觉理解，都来自1789年至1794年间发生在巴黎的诸多流血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究竟是政治，是讽喻，还是模仿，没人说得清。
从某个角度讲，巴黎的一切都符合了应有的样子：铺路石是真铺路石，问题是真问题（至少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暴力是真暴力，且偶尔真的有人受了伤。
但从另一层面看，一切又显得不那么严肃：英国的年轻人很难相信那些没心没肺地执着于讨论暑期度假的法国大学生，真的想推翻戴高乐总统和他的第五共和国。在激烈的示威游行间歇，大家最常讨论的是去古巴旅行。当时无数的法国时评人都声称，政变一定会发生，市民们也都纷纷应景地紧张起来。可是到头来，什么都没发生，英国的看客们失望至极，只好打道回府。
可是，莫里斯是谁？跟田家明一家有关系吗？有的。几十年后会揭晓。
1975年，小丫认识了很多字，都是爷爷教她的。爷爷读《人民日报》的时候，就顺便教小丫认字，教学相长，祖孙俩都开心得要命。小丫从两三岁就跟爷爷一起读《人民日报》了，爷爷展开报纸，小丫就猴在一旁凑热闹，爷爷指着标题，一字字念给她听，“美帝国主义必败！全世界人民必胜！”
这时，小丫就会问：“美帝国主义是什么？”
爷爷含糊其词。一会说是纸老虎，一撕就破；一会说是侵略者，坏国家，最会欺负人。小丫没深究。
有一次奶奶拿出过期的《红旗》杂志，小丫蹲下来，念上面的标题《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于是她问：“爷爷，尼克松总统是什么？”
爷爷说：“美国的领导人，相当于中国的毛主席。”
小丫突然想起那只纸老虎，最会欺负人，好奇地说：“那不是坏人吗？毛主席为什么要见他？”
这个倒把爷爷难住了，想了半天，说：“你跟隔壁的王老虎不是也闹过别扭？后来是不是也好了？”
小丫说：“好不上几天，最近又恼了！”
爷爷笑道：“是这个意思。你是中国，王老虎是美国。”
奶奶也听过“打倒美帝苏修”之类的话，回头嘱咐小丫：“这是自家关起门来说，你可不能跟王老虎说他是美帝。他家大人听了会不高兴的。”
“哎呀，我知道！”小丫不耐烦了。拿她当什么了？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她难道不知道？！整天拿她当小孩子！
“美帝、美帝”，她的舌头轻轻卷着，把这两字放嘴里玩儿，越玩越有兴致，爽口之至。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小孩，小丫的认字途径不止于报纸杂志，还有墙壁。是的，墙壁也有话语权！墙壁隔三岔五就要说话，说新鲜出炉的话，香喷喷，很有力量。有时，她在大院里会看到工人把墙壁涂掉，换上新的字，她一看能看半天。
那涂掉的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小丫觉得这几个字很好看，白白胖胖，长得像大馒头一样，可是被工人拿大刷子蘸上石灰，几把横扫过去，就全没了，墙壁哑了，空空荡荡。
工人安慰她说：“田小丫，你莫慌，墙壁一会儿还要说话。”
这次说的是不一样的话，方式也不同，不是拿尺子量，先打底，再用刷子写。工人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条红底大横幅，铺开来，在上面粘字儿。小丫蹲在一旁看，帮忙拿字儿，工人说：“把‘制’字拿过来，还有逗号。”
小丫就找出“制”字、逗号，不会错，难不倒她。有时，小丫也会跑出去老远，端详一下字，说：“歪了，歪了。‘集’字歪了。”
或者说：“挤了，挤了。‘加强’挤了，中间空隔不够大。”
于是工人把“集”字端端正，“加强”拉拉开，也跑过来跟小丫一起看。嗯，差不多了。两工人把横幅拉起，一人一端往墙上打钉子，挂上去，红底白字，分外鲜明：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
工人跟小丫说：“你看，墙壁又说话了吧？”
小丫说：“说的什么意思呢？”
工人说：“回家问你爷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