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莱杭德罗的事要糟糕得多，因为他刚到蒙得维的亚不久，大家正在一个工程师朋友家里等他，他就死于一场车祸。事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但对于所有的兄弟姐妹和长辈们仍然像是昨天的事，除了妈妈，因为妈妈还以为阿莱杭德罗在巴西，累西腓的一家公司雇他去创建一家水泥厂。自从伯尼法兹医生提出警示后，从没有人想去尝试让妈妈有些心理准备，暗示她阿莱杭德罗出了意外，受了点轻伤之类。甚至连玛丽亚·劳拉，她在最初的时候难以理解这一切，也承认做不到告诉她这个消息。卡洛斯和玛丽亚·劳拉的父亲赶去乌拉圭接回阿莱杭德罗的尸体，家里人像平时一样照顾妈妈，在那一天里她显得很难过。工程师俱乐部同意守灵仪式在他们的本部进行，而佩帕，因为忙于照顾妈妈，甚至没能抽身去看一眼阿莱杭德罗的灵柩，其他人按时轮流守着，还要陪伴可怜的玛丽亚·劳拉，她正沉溺在无泪的恐惧中。差不多与往常一样，由罗格舅舅承担起思考出路的任务。在黎明时他与卡洛斯谈了一次，后者正无声地为自己的兄弟哭泣，头伏在饭厅餐桌绿色的桌布上，那正是他们常常一起玩牌的地方。后来克雷莉亚姨妈也加入到他们中间，因为妈妈会睡上一整夜，不必为她担心。他们与罗莎和佩帕达成了默契，决定开始最初的举措，先把《民族报》藏起来——有时候妈妈会心血来潮看一会儿报纸——所有人都赞成罗格舅舅的方案。就说是一家巴西公司雇用了阿莱杭德罗，派他到累西腓呆一年，阿莱杭德罗只好匆忙地中止在工程师朋友家里的假期，收拾行李，赶上最近的航班。妈妈必须理解，现在时代不同了，工厂才不会考虑人的情感，不过阿莱杭德罗会想方设法在年中的时候挤出一礼拜的假期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妈妈觉得这一切都很好，虽然她还是哭了一阵，不得不给她吸了点兴奋剂。卡洛斯一向知道怎么哄她开心，就对她说，家里的富兰克林初战告捷，为了这个流眼泪可太丢人啦，阿莱杭德罗可不希望家里就这样庆祝他的上任。于是妈妈平静下来，并且提出要为阿莱杭德罗的健康喝上一指高的马拉加甜酒。卡洛斯突然冲出去找酒，结果却是罗莎把酒端上来，和妈妈一起庆祝。
妈妈过的日子让人看了难受，虽然她很少抱怨，但必须千方百计陪伴她，哄她开心。在阿莱杭德罗下葬的次日，她奇怪为什么玛丽亚·劳拉没像往常一样每周四来看她，下午佩帕就去诺瓦利家和玛丽亚·劳拉谈了一次。与此同时罗格舅舅在一位律师朋友的书房里，向他说明情况；律师答应立刻给他在累西腓工作的兄弟写信（可见家人选择这个城市并不是随意为之）并负责安排通信的问题。伯尼法兹医生似乎偶然造访，在给她检查视力之后，发现情况大有好转，但仍建议近日内避免看报。克雷莉亚姨妈负责为她转述有趣的消息；幸好妈妈不爱听新闻广播，因为那些很庸俗，而且每分钟都有医药广告，虽然毫无疗效，人们却趋之若鹜。
玛丽亚·劳拉周五下午来了，说起她得看很多书来应付建筑师考试。
“是啊，孩子，”妈妈说道，慈爱地看着她。“你看书看得眼睛都红了，这可不好。你用金缕梅敷一敷，那最有效了。”
罗莎和佩帕在那里陪着，不时插话，这样玛丽亚·劳拉可以坚持下去，当妈妈说到她男朋友那个坏小子不辞而别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她甚至还笑了笑。现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世界变得疯狂了，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干什么都没空。之后妈妈又沉湎于那些父辈和祖先尽人皆知的轶事，喝咖啡之后轮到卡洛斯进来讲笑话和故事，有时候罗格舅舅会驻足在卧室门口，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望着他们，时间就这样挨过去，直到妈妈休息的时候。
家里人渐渐习惯了，对玛丽亚·劳拉却更艰难，不过好在她只需周四来见妈妈；一天收到了阿莱杭德罗的第一封信（妈妈已经两次对他的沉寂表示惊奇），卡洛斯在床边给她念了信。阿莱杭德罗很喜欢累西腓，他说起港口、卖鹦鹉的小贩、冷饮的味道，家里人听说在那边菠萝便宜得要命，都直流口水，咖啡是真正的咖啡，那香气……妈妈要求看看信封，又说应该把邮票送给马罗尔达家的小孩，他收集邮票，虽然她很讨厌孩子们玩邮票，因为他们玩过之后也不洗手，而邮票可是满世界周游的。
“他们贴邮票时用舌头舔，”妈妈总这么说，“细菌就留下了而且还会繁殖，大家都知道。不过还是给他吧，反正也不在乎多这一张……”
过了一天妈妈叫来罗莎，口述给阿莱杭德罗的回信，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休假，旅费会不会很贵。她讲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告诉他卡洛斯刚刚升了职，佩帕的一个学钢琴的学生获了奖。还告诉他玛丽亚·劳拉每周四都来看她，一次不落，但她学习太刻苦了，这样对眼睛不好。等信写好了，妈妈在下面用铅笔签上名，温柔地吻了下信纸。佩帕站起身，借口要去取信封，姨妈克雷莉亚把五点钟该吃的药拿了来，还有插在斗橱花瓶里的花。
每件事都不容易，因为在那个时期妈妈的血压又升高了，家里人开始怀疑会不会有什么下意识的影响，在每个人的举动中流露了什么，尽管一再小心地强作欢笑，某种不安和沮丧还是给妈妈带来了伤害。然而不大可能，因为一开始的确是硬装出笑容，到最后却真的和妈妈一起笑起来，甚至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偶尔也会彼此开玩笑，互相捶上一拳，之后突然如梦方醒，面面相觑，佩帕脸变得通红，卡洛斯垂下头，点起一支烟。说到底，唯一要紧的是时间在流逝，而妈妈毫无察觉。罗格舅舅跟伯尼法兹医生谈了，大家一致同意应该把这出善意的骗剧——克雷莉亚姨妈是这么称呼的——无限期地演下去。唯一的难题是玛丽亚·劳拉的拜访，因为妈妈很自然地每次都要说到阿莱杭德罗，想知道是不是他一从累西腓回来他们就结婚，或者这个疯狂的儿子会不会再接下另一个远方的工作再呆上那么长时间。他们能做的只有走马灯似的闯进卧室，岔开妈妈的话头，换下僵坐在椅子上双手紧扣以至受伤的玛丽亚·劳拉，但终于有一天妈妈问克雷莉亚姨妈为什么当玛丽亚·劳拉来看她的时候所有人都急成那样，好像在别的时候都见不着她似的。克雷莉亚姨妈笑了，告诉她所有人都想在玛丽亚·劳拉身上看见一点儿阿莱杭德罗的影子，所以她一来就想跟她在一起。
“你说得有道理，玛丽亚·劳拉太好了。”妈妈说。“我那个混帐儿子配不上人家，真的。”
“这话是你说的？”克雷莉亚姨妈说。“可一说起你那儿子你的眼睛就直发光。”
妈妈也笑了，想起来这两天阿莱杭德罗的信该到了。信来了，罗格舅舅把它和五点钟的下午茶一起拿了来。这回妈妈想自己看信，要过她的老花镜。她看得非常仔细，仿佛每一句话都是一道值得反反复复咂摸的美味。
“现在的年轻人都没礼貌。”她评论道，其实并不在意。“当然在我们那时候还不用打字机，但不管怎样我可不敢用这个给我父亲写信，你肯定也不敢。”
“当然不敢了。”罗格舅舅说。“就冲老头儿那脾气。”
“可没人管你叫老头，罗格。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这么叫，可你根本不在乎。想想妈妈那时候多生气。”
“好啦，遵命。叫老头是种说话方式，决没有不敬的意思。”
“真奇怪，”妈妈说道，摘下眼镜望着天花板上的装饰线。“阿莱杭德罗都来了五六封信了，可一次都没有叫我……哈，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这真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一次也没有那么叫我呢？”
“可能那孩子觉得在信里那么写太傻。叫你是一回事……他叫你什么来着？”
“这是秘密。”妈妈回答。“我的乖儿子和我之间的秘密。”
佩帕和罗莎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卡洛斯被问到的时候也只是耸耸肩。
“你想怎么样，舅舅？我最多只能模仿个签名。我觉得妈妈不会老记着的，你别太在意了。”
过了四五个月，尽管阿莱杭德罗来信解释过自己工作的繁忙（他还是很高兴，因为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工程师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妈妈仍然坚持认为该是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度假的时候了。罗莎在执笔回信的时候觉得妈妈比平时说得要慢些，好像每一句话都要细加斟酌。
“谁知道这可怜的人能不能回来呢。”罗莎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还是该服从公司安排吧，既然这会儿公司这么看重他，他又干得那么起劲。”
妈妈继续口述回信，好像没有听见。她身体状况不太好，想见阿莱杭德罗，哪怕就几天。而且阿莱杭德罗也该想想玛丽亚·劳拉，倒不是她觉得他冷落了女友，但毕竟感情不能只靠甜言蜜语和遥远的承诺。总之，她希望阿莱杭德罗赶紧回信，带来好的消息。罗莎注意到妈妈在签名之后没有亲吻信纸，却直直地盯着信看，好像要把它刻印在心里。“可怜的阿莱杭德罗。”罗莎想，然后趁妈妈没看见，飞快地划了一个十字。
“看，”这天晚上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玩多米诺的时候，罗格舅舅对卡洛斯说，“我觉得这样下去要糟糕。必须想出一个像样的理由，不然她早晚会察觉。”
“我没招了，舅舅。最好是让阿莱杭德罗回信再哄她高兴一阵。可怜的人那么虚弱，真不敢想象如果……”
“谁也没说那个，孩子。不过我告诉你，你妈妈可不那么容易糊弄。她是这家里的人，哈。”
妈妈读了阿莱杭德罗含糊其辞的回答，没说话。信里说争取等建厂的首期工程一竣工就回来度假。当天下午玛丽亚·劳拉来的时候，妈妈请她帮着说服阿莱杭德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哪怕就一个星期也好。玛丽亚·劳拉事后告诉罗莎，妈妈是在没别人听见的时候才这么求她的。罗格舅舅第一个提出了所有人都已经想过无数次但都不敢明说的建议。当妈妈找罗莎又口述了一封给阿莱杭德罗的信坚持要他回来，罗格舅舅判定已经别无选择，只有试探一下看妈妈能否承受第一个负面消息。卡洛斯咨询了伯尼法兹医生，后者建议要谨慎从事，并给了一些药水。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之后，那天下午罗格舅舅进来坐在妈妈的床边，罗莎沏上一壶马黛茶，眼睛看着阳台的窗户，身边是装着药品的斗橱。
“现在我开始明白一点儿为什么我那可气的侄子不肯回来看我们。”罗格舅舅说。“是因为他怕你担心，他知道你身体还是不太好。”
妈妈看着他，好像没听懂。
“今天诺瓦利家来电话，好像玛丽亚·劳拉有阿莱杭德罗的消息。他很好，不过在几个月里都不能旅行。”
“为什么不能旅行？”妈妈问。
“因为一只脚出了点儿问题，好像。嗯，是在脚踝。得问问玛丽亚·劳拉是怎么搞的。诺瓦利老头说是骨折什么的。”
“脚踝骨折？”妈妈叫道。
还没等罗格舅舅回答，罗莎已经掏出了嗅盐瓶。伯尼法兹医生立刻赶来。一切都发生在几个小时里，然而却是漫长的几小时，伯尼法兹医生直到入夜才离开。只过了两天妈妈就自认为已经康复，让佩帕来给阿莱杭德罗写信。佩帕还没明白，当她像往常一样拿着便笺本和铅笔赶来的时候，妈妈闭上眼，摇摇头。
“你给他写就行了。告诉他要保重。”
佩帕答应了，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句接一句地写下去，明知道妈妈不会看。当天晚上，她告诉卡洛斯，她在妈妈床边写信的时候就已确信，妈妈不会看也不会在这封信上签名。她一直闭着眼，直到该喝汤药的时候才睁开。她好像忘记了自我，在思考别的事情。
阿莱杭德罗在回信里的腔调再自然不过，他解释没提骨折的事是怕她担心。一开始他们搞错了，不得不重打了一次石膏，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过几个星期就能走路了。总共要花上两个多月，但糟糕的是他的工作在这个最倒霉的时候耽误了不少，而且……
卡洛斯高声念着信，他感觉妈妈没有像以前那样认真听。她不时看看表，这一般是她不耐烦的标志。罗莎七点钟就该把伯尼法兹医生开的药剂端上来，可现在已经七点零五分了。
“好吧，”卡洛斯说，把信叠好。“你瞧一切正常，小家伙没什么大事。”
“当然。”妈妈回答。“那个，麻烦你叫罗莎快点。”
对玛丽亚·劳拉，妈妈倒是认真地听她描述阿莱杭德罗骨折的情况，甚至还让她建议他试试多揉搓，当初她父亲在马坦萨斯落马后就是这样治的，效果很好。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仿佛那是一句话的前后部分，她忽然问起能不能给她来几滴柑橘花泡水，那是她一向用来怡神醒脑的。
那天下午，首先开口的是玛丽亚·劳拉。她离开之前在客厅里和罗莎说了，罗莎愣在那里看着她，好像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拜托，”罗莎说，“你怎么会这么猜想？”
“不是我猜想，是真的。”玛丽亚·劳拉说。“我不会再来了，罗莎，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我是不会再进那个房间了。”
在内心深处没有人对玛丽亚·劳拉的幻觉感到奇怪。但克雷莉亚姨妈一句话总结了所有人的感受，她说在我们这样的家里面责任就是责任。罗莎被派去诺瓦利家，但玛丽亚·劳拉直哭得歇斯底里，罗莎不得不接受了她的决定；佩帕和罗莎当天下午就开始评论这可怜的姑娘课业有多么繁重而她又是多么的疲劳。妈妈什么也没说，等星期四的时候也没有问起玛丽亚·劳拉。到这个星期四正好是阿莱杭德罗去巴西整十个月。公司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几星期后就要求与他续约一年，只要他同意立刻动身去贝伦建设另一个工厂。罗格舅舅觉得很惊讶，对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阿莱杭德罗一向是家里最聪明的，”妈妈说，“就像卡洛斯一向是最固执的。”
“没错。”罗格舅舅说，忽然在心里自问那天玛丽亚·劳拉是搭错了哪根筋。“说真的，你这些儿女都挺有出息，姐姐。”
“哦，是啊，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父亲肯定愿意见见他们长大的样子。姑娘们都是好样的，还有可怜的卡洛斯，太像他们家人了。”
“还有阿莱杭德罗，前途无量啊。”
“呃，是啊。”妈妈说。
“你就说他们要他签的这份新合同吧……总之，等你精神好的时候，给你儿子回个信；他肯定整天提心吊胆，估计你知道他续约的消息后会不高兴。”
“呃，是啊。”妈妈重复了一句，眼睛望着天花板。“告诉佩帕让她写，她知道。”
佩帕写了信，不太确定要跟阿莱杭德罗说些什么，不过她相信总归是完整地写上一封比较好，免得在回信中出现破绽。阿莱杭德罗在回信里很高兴妈妈能够理解他对这个机会的把握。脚踝恢复得非常好，只要一痊愈他就申请休假，回来和他们团聚上十天半月。妈妈做出一个淡淡的表情表示赞成，然后就问起《理性报》来了没有，好让卡洛斯给她念新闻摘要。家中一切都毫不费力地各就各位，现在看来好像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妈妈的健康状况也稳定下来。儿女们轮流陪伴她；罗格舅舅和克雷莉亚姨妈随时进进出出。卡洛斯在晚上给妈妈念报纸，佩帕在上午。罗莎和克雷莉亚姨妈负责吃药和盥洗；罗格舅舅每天两次或三次在她屋里喝马黛茶。妈妈从不会一个人呆着，从未问起玛丽亚·劳拉；每三个星期接到阿莱杭德罗的信，不作任何评论；她让佩帕回信，就转换话题，总是思维敏捷，神情专注，却心思疏离。
那段时间罗格舅舅开始给她念有关与巴西交恶的消息。最初他把消息预先写好在报纸的边缝里，但妈妈并不在意语句的完美，几天之后罗格舅舅就习惯了即兴发挥。开始的时候，他念着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还要加上几句评论，探讨会给阿莱杭德罗以及其他在巴西的阿根廷人带来怎样的麻烦，然而妈妈似乎并不在意，他就不再继续，只是隔上几天就让事态严重些。在阿莱杭德罗的信里也提到断交的可能，但那年轻人是一贯的乐天派，他确信外交官们会解决争端。
妈妈从不发表意见，或许是因为离阿莱杭德罗争取到假期还差得很远，但一天晚上她突然向伯尼法兹医生问起跟巴西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跟报纸说的那么糟。
“跟巴西？哦，是啊，情况不太好。”医生说。“希望那些政治家有办法……”
妈妈看着他，仿佛惊异于他能够毫不迟疑地回答。她缓缓叹了口气，改变了话题。那天晚上她比平常精神更好，伯尼法兹医生满意地离开了。第二天克雷莉亚姨妈病了；昏厥看来只是暂时性的，但伯尼法兹医生和罗格舅舅谈了，建议把克雷莉亚姨妈送进疗养院。这时候妈妈正在听卡洛斯给她念晚报上有关巴西的新闻，家里人告诉她克雷莉亚姨妈偏头痛不能起床了。大家整个晚上都在想该怎么办，然而罗格舅舅自从和伯尼法兹医生谈过以后就一蹶不振，轮到卡洛斯和姑娘们来做决定了。罗莎想起了马诺丽塔·巴耶的庄园和那里新鲜的空气；在克雷莉亚姨妈偏头痛的第二天，卡洛斯巧妙地引导着谈话，仿佛是妈妈自己提出建议，让克雷莉亚姨妈到马诺丽塔的庄园呆上一阵，那会对她的健康极有裨益。卡洛斯办公室的一位同事自告奋勇开车送她过去，因为头痛成这样不宜再坐火车。克雷莉亚姨妈第一个和妈妈告别，妈妈嘱咐她坐现在的这些汽车得留神别着凉，别忘了每天晚上吃通便的水果。
“克雷莉亚脸色很差。”妈妈下午的时候对佩帕说。“我是说，看上去很糟。”
“噢，到庄园呆几天就全好啦。这几个月她有点儿累；我记得马诺丽塔跟她说过让她去庄园做伴。”
“是吗？奇怪，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为了不让你操心，我猜。”
“那她要在哪儿呆多久，乖女儿？”
佩帕不知道，不过他们会问问伯尼法兹医生，就是他建议去换换空气的。妈妈没再提起这事，直到几天后又想了起来（克雷莉亚姨妈在疗养院刚发生一次昏厥，罗莎和罗格舅舅轮流去陪她）。
“我在想克雷莉亚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说。
“嗬，好容易人家下决心离开你去透透气……”
“嗯，但她不是没什么事么，这可是你们说的。”
“当然没事。现在她呆在那儿是因为高兴，或者为了陪陪马诺丽塔；你知道她们交情很好。”
“你给庄园打电话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说。
罗莎给庄园打了电话，那边说克雷莉亚姨妈好多了，但还是觉得有点儿虚弱，所以就索性多呆一阵。奥拉瓦里亚的天气好极了。
“我可不喜欢这样。”妈妈说。“克雷莉亚早就该回来了。”
“拜托，妈妈，别瞎操心。你干吗不赶紧养好身体，到庄园去找克雷莉亚和马诺丽塔晒太阳？”
“我？”妈妈问道，望着卡洛斯，神气好像吃惊，好像觉得荒谬，又好像受了侮辱。卡洛斯笑了起来，借此掩饰自己的情绪（佩帕刚打来电话，克雷莉亚姨妈病得非常严重），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像是对待一个淘气的女孩儿。
“傻妈妈。”他说道，同时尽量什么也不去想。
那天晚上妈妈睡得不好，天一亮就问起克雷莉亚姨妈，好像在那个钟点能有庄园的消息似的（克雷莉亚姨妈刚去世，他们决定在殡仪馆为她守灵）。八点钟的时候用客厅的电话跟庄园联系，这样妈妈也能听见，好在克雷莉亚姨妈晚上过得很好，不过马诺丽塔的医生还是建议她只要天气好就呆下去。卡洛斯很高兴因为盘点结算不用上班，穿着睡衣裤来到妈妈床前，喝着马黛茶和她聊天。
“你看，”妈妈说，“我觉得应该给阿莱杭德罗写信让他回来看看他姨妈。克雷莉亚一向最喜欢他，他应该回来。”
“可克雷莉亚姨妈什么事也没有啊，妈妈。要是阿莱杭德罗没法回来看你的话，你想想……”
“随他的便吧。”妈妈说。“你给他写信就说克雷莉亚病了，他应该回来看她。”
“跟你说了多少遍克雷莉亚姨妈没什么大事。”
“如果没大事，最好。可你给他写封信又不费事。”
当天下午家里就给他写了信，也给妈妈念了。在阿莱杭德罗的回信应该寄到的那段日子里（克雷莉亚姨妈很好，但马诺丽塔的医生坚持要她好好利用庄园的新鲜空气），阿根廷和巴西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恶化，卡洛斯告诉妈妈，阿莱杭德罗的回信耽搁了一点儿也不奇怪。
“好像是有意的。”妈妈说。“你看吧，他也肯定回来不了。”
没人愿意去给她念阿莱杭德罗的回信。他们在饭厅聚会，望着克雷莉亚姨妈空出来的位置，面面相觑，踌躇不决。
“这很荒唐。”卡洛斯说。“我们都这么习惯演戏了，不在乎多一出少一出。”
“那你去念呀。”佩帕说，眼睛里满是泪水，又一次用纸巾擦拭。
“没办法，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现在我每次进她的房间都觉得会出现一个意外，甚至一个陷阱。”
“都怪玛丽亚·劳拉。”罗莎说。“她使我们有了那个念头，我们已经没法表现正常了。再加上克雷莉亚姨妈……”
“唔，你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应该跟玛丽亚·劳拉谈谈。”罗格舅舅说。“顺理成章，她考完试来告诉你母亲阿莱杭德罗不能成行。”
“但你不觉得妈妈不再问起玛丽亚·劳拉很吓人么？阿莱杭德罗可是每封信里都提到她！”
“跟吓人没关系。”罗格舅舅回答。“事情做还是不做，就这么简单。”
罗莎花了两个小时说服了玛丽亚·劳拉，那是她最好的朋友，而且玛丽亚·劳拉也非常喜欢他们家人，甚至也喜欢妈妈，尽管她让她感到害怕。不得不新准备一封信，让玛丽亚·劳拉带上，还有一束花和妈妈爱吃的柑子糖。是的，幸好最艰难的那些考试已经结束了，她可以到圣文森特去休息几星期。
“乡下的空气会对你有好处。”妈妈说。“不过对克雷莉亚……你今天给庄园打电话了么，佩帕？唔，对，我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了……好吧，克雷莉亚已经去了三个星期了，你瞧……”
玛丽亚·劳拉和罗莎对此发表了看法，茶盘端了上来。玛丽亚·劳拉给妈妈念了几段阿莱杭德罗的来信，上面说所有的外国技术人员都被暂时集中起来。让他觉得好笑的是他们住在一家豪华酒店里，由政府买单，在那里等待着外交官们解决争端。妈妈没有任何反应，喝着她的椴树花浸剂，昏昏欲睡。姑娘们在客厅里继续交谈，气氛轻松了许多。玛丽亚·劳拉临走的时候想起了电话的问题，就跟罗莎说了。罗莎估计卡洛斯也想到了这一点，之后又告诉了罗格舅舅，而他只是耸耸肩——对这种事只能是做这种表情，然后继续看报纸。但罗莎和佩帕也跟卡洛斯说了，他认为没法解释，除非他们接受那个没人愿意接受的事实。
“咱们走着瞧吧。”卡洛斯说。“或许她会想起来向咱们要求。如果那样的话……”
然而妈妈从未要求把电话拿来让她自己跟克雷莉亚姨妈通话。每天早晨她都会问起有没有庄园的消息，随后便一声不吭，在沉默中时间好像都是用药剂和汤剂来计算。罗格舅舅拿《理性报》来给她念关于巴西问题的新闻，她没有不高兴，如果赶上送报纸的来晚了，或者罗格舅舅因为沉浸于某个象棋难题而耽搁了，她也并不在意。罗莎和佩帕最终相信，无论是念报纸新闻，给庄园打电话，还是阿莱杭德罗来信，妈妈都并不系怀。然而也不十分肯定，因为有时候妈妈会抬起头，用她一向深沉的眼神望着她们，在那眼神里容不下任何的改变，任何的屈从。每个人都已习以为常，对着电话线另一头的黑洞说话在罗莎已经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罗格舅舅眼瞅着降价广告或足球赛事就能不断编出假新闻来，卡洛斯讲述他去奥拉瓦里亚探访庄园时的奇闻轶事，摆上马诺丽塔和克雷莉亚姨妈捎来的果篮。即使在妈妈最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习惯也没有改变，虽然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伯尼法兹医生告诉他们，好在妈妈不会有什么痛苦，会在不知不觉中离开。然而妈妈却保持清醒直到最后，儿女们围在床边，已无法掩饰他们的情绪。
“大家都对我太好了。”妈妈温柔地说。“费了这么大劲为了不让我难过。”
罗格舅舅坐在她身边，玩笑似的摸着她的手，好像她在说傻话。佩帕和罗莎，装做在斗橱里找东西，她们明白玛丽亚·劳拉是对的；明白了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一直明白的事实。
“这么照顾我……”妈妈说，佩帕握紧罗莎的手，终于这句话使一切恢复了正常，让漫长的戏剧显出了必要。但卡洛斯在床边，望着妈妈，仿佛知道她还有话要说。
“现在你们可以休息了。”妈妈说。“我们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罗格舅舅想要反驳，想说些什么，但卡洛斯过去用力按住他的肩膀。妈妈渐渐陷入昏睡，最好不要去打扰她。
下葬三天之后，阿莱杭德罗最新的一封信到了，信里像往常一样问起妈妈和克雷莉亚姨妈的健康状况。信是罗莎接到的，她打开信，不假思索地读了起来，突然她抬起头，因为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意识到自己在读信的同时正在考虑该怎样告诉阿莱杭德罗母亲去世的消息。
会合
我想起杰克·伦敦的一个老故事，主人公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准备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
《山岭与平原》，哈瓦那，1961年。
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不过我们至少不用再坐那该死的破船，忍受呕吐、风吹浪打、潮湿的饼干渣，忍受机枪和唾沫这些恶心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剩下一点儿干燥的烟叶，这全靠路易斯（他不叫路易斯，但我们都发誓忘掉自己的名字直到那一天到来）的好主意。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装茶叶的铁皮盒子，仿佛那里面装满了蝎子似的。在那倒霉的船上可没法抽烟，更别提来口朗姆酒，船像只喝醉的海龟似的摇摆了五天，在北风无情的折磨下奋力抗争。海水一浪接一浪，我们不停地向外舀水，手磨破了，我那见鬼的哮喘也犯了，一半的人都生了病，弯着腰吐个没完，像是就要从中间折断。到第二天夜里，在吐出绿色的胆汁后，连路易斯也笑不出来了，再加上向北看不见克鲁斯岬的灯塔，我们陷入了一场超出所有人预计的灾难。如果这也能称为一次登陆远征，真能让人难过得继续呕吐下去。总之，只要能摆脱那艘船就好，无论在陆地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们早知道是什么，所以无所谓，哪怕是挑选了最糟的时刻，哪怕是侦察机嗖嗖地飞过却拿它毫无办法，甚至跋涉在沼泽里（或者是别的什么鬼地方，反正水直没到肋骨），寻找着红树林间泥泞的草木丛作掩护，而我像一个傻瓜似的靠着肾上腺素喷雾器才能前进，罗伯特帮忙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减轻我在沼泽跋涉的负担（假如这真是沼泽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或许我们已经搞错了方向，登上的不是陆地而是距岛屿二十海里海中的一个烂泥礁……）；就这样，心里疑惑，嘴上更悲观，从思维到行动一直乱作一团，无法解释的愉悦和怒气混在一起，愤怒是冲着那些飞机强加给我们的苦日子，在公路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埋伏——如果我们真能到达的话，如果我们真是在海岸的沼泽里，而不是像傻子一样在泥巴的马戏场里转圈，一败涂地，成为那只狒狒在他王宫里的笑料。
没有人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靠丛林间的空地计算时间，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随时会被打成筛子。我听见左面传来一声惨叫，很远，我猜是罗格（现在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对着他长眠在藤本植物和蟾蜍之间的可怜的骨骸）。如今预定的计划里只剩下最后的目的地，到达山区和路易斯会合，如果他也能赶到的话；其余部分都随着北风、匆忙登陆以及沼泽一道灰飞烟灭了；不过我们应该公正地评判，有些事情正在同步完成：敌机的追杀。这在计划之中，甚至有意促成，果然如愿以偿。因此，虽然罗格的哀号还冲击着耳畔，凭着自己恶意地理解世界的方式，我还能笑了笑（这下愈发喘不过气来，罗伯特接过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让我能腾出手来嗅吸肾上腺素，由于几乎是擦着水面，吸进去的更多的是泥浆），因为如果敌机在这里就说明我们没有搞错海滩，顶多是偏差了几海里，但公路一定就在丛林后面，再往后是一马平川，北面便是最近的山丘。很可笑，是敌人在空中为我们确认了登陆的方位。
天知道过了多久，入夜的时候我们六个人来到几棵瘦削的树下，第一次踏上近乎干燥的地面，嚼着潮湿的烟叶和几片糟糕的饼干。路易斯、保罗、卢卡斯都没有消息；失散了，也许死了，起码是和我们一样迷了路，浑身湿透。但我高兴的是，在这场海陆兼程的旅途终点，自己的一些想法渐渐清晰起来；而死亡，从未如此真实，不再是密林深沼中一颗偶然的子弹，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精确操作，出于天衣无缝的精心策划。军队应该已经控制了公路，将沼泽重重包围，等待目标三三两两地出现，而我们已经被污泥、害虫和饥饿折磨得精疲力竭。现在一切都再明白不过，各方位了如指掌，我觉得很可笑，在临近尾声的时候自己竟然这么活跃，这么清醒。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在罗伯特耳边念几句“老班丘”的诗，来逗他发火，他最烦这个。“希望至少能从泥巴里钻出来。”“中尉”抱怨着。“或者能抽上真正的烟。”（某人说道，还在更左边，我不知道是谁，他在天亮的时候不见了。）垂死前的布置：安排哨兵，轮流睡觉，嚼烟叶，吮吸着像海绵般膨胀的饼干。没人提到路易斯，害怕他被杀的恐惧是我们唯一真正的敌人。比起围追堵截、武器的匮乏或脚上的溃烂，他的死讯一旦证实那才是致命的打击。我知道自己在罗伯特守夜的时候睡了一会儿，但那之前我在想，猝然间接受路易斯被杀的可能性将使这些天里我们所做的一切变得无比荒唐。这种荒唐还要以某种形式进行到底，或许会迎来最终的胜利，这场荒唐的游戏甚至离谱到事先向敌人预告我们的登陆，但却从未考虑过失去路易斯的可能。我记得自己还想到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地又一次与路易斯会合，到了那时候游戏才真正开始，这场必需的、放纵而危险的浪漫主义行动才得以救赎。入睡之前我眼前仿佛有异象浮现：路易斯倚在一棵树旁，被我们所有人围着，双手缓缓地伸向自己的脸，像揭下一张面具似的撕了下来。他用手捧着脸，走近他的弟弟保罗、我、“中尉”、罗格，表情像是要我们收下，要我们戴上。然而所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我也拒绝了，微笑着直到流出眼泪，于是路易斯又把脸戴了回去，他耸耸肩，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这时我在他身上看见无尽的疲倦。按专业术语来说，这属于浅睡眠和发烧造成的幻觉，很容易解释。但如果路易斯真的在登陆中被杀了，现在该由谁来戴着他的脸上山呢？我们所有人都会努力上山，但没有人戴他的脸，没有人能够或愿意接手路易斯的脸。“王储，”我半睡半醒中想着，“但是早就没有什么王储了，这谁都知道。”
尽管我讲的这些发生在过去，但那些片断和时刻在记忆里如此活灵活现，以至于只能用现在时态来讲述，就像再一次仰面躺在丛林中，紧挨着荫庇我们的树木，免得暴露在天空下。那是第三夜，那一天的黎明时分我们冒着吉普车加霰弹的攻击越过了公路。现在我们要等到另一个黎明，因为我们的向导被杀，我们仍然迷路，需要找一位老乡带我们买些食物。说到买我忍不住要笑，一笑又喘不过气来，不过在这件事上跟别的事一样，谁也不会违背路易斯的命令，食物要付钱，还要解释我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罗伯特苦着脸，在山冈废弃的茅屋里，在盘子下面留下五比索，换来我们找到的一点点食物，味道好极了，好像利兹饭店的佳肴——如果在那种地方真能吃得好的话。我烧得很厉害，倒是不喘了，正所谓祸兮福所倚，但我一想起罗伯特在空屋里留下五比索时的脸色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心里一个劲儿骂自己。该睡上一会儿，廷蒂站岗，小伙子们互相靠着休息，我离得远些，因为我察觉到自己的咳嗽和胸膛的呼啸让他们厌烦，另外我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在夜里有两三次，我拿叶子编成屏障，脸伏在下面，慢慢点着烟叶，找回一点儿活着的感觉。
其实那天唯一的好事就是没有路易斯的消息，其余一团糟，我们八十个人里损失了至少五六十；哈维尔在第一批里倒下了，“秘鲁佬”被打瞎了一只眼，挣扎了三个小时，而我什么也做不了，甚至当别人视线移开的时候也没能给他补上一枪。一整天我们都在害怕某个交通员（共有三个，冒着天大的危险，在军队鼻子底下活动）会带来路易斯的死讯。其实最好是一无所知，想象他活着，还可以有所期待。我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断定他已经死了，我们都了解他，能想得出这该死的家伙会怎样挥着手枪，无遮无挡地冲过去，后面的人忙不迭地跟上。不，洛佩斯会照顾他，只有洛佩斯能骗他几回，简直像哄一个孩子，说服他去做与他当时兴致相背的事。但是如果洛佩斯……着急上火没有用，无凭无据无从猜想，另外这样的安静很奇异，这样仰面朝天的安逸，仿佛天下太平，仿佛一切正在按计划履行（我几乎要说“完成”，那样未免太傻）。可能是因为发烧或者疲劳，或者是因为在日出前他们会像踩死一只蛤蟆一样把我们全干掉。但现在理应好好享受这段荒谬的片刻喘息，放松下来去观看枝叶在夜空下映衬出的图案。夜色明净，星光寥落，眯起眼睛观看枝叶如何摇曳形成随机的图案：万千的律动，时而聚合，时而交叠，时而分开，偶尔有来自沼泽的热风吹过树冠，便生发微妙的变化。我想着我的儿子，可他在远方，在数千公里以外，在那个国度里人们还可以睡在床上，他的形象仿佛幻影，渐渐稀薄，随即消失在树叶间，相反莫扎特的一段旋律却在我心里分外清晰，它一直陪伴着我，《狩猎》四重奏的起始部分，在温柔的小提琴声里蕴含着喊杀声的召唤，从蛮荒的仪式变调到冥思的明净恬适。我想着它，重复着，在记忆里哼着，同时感觉到那旋律和夜空下树冠的图案渐渐接近，相交，反复尝试组合直到图案成为旋律的有形化身。律动从一根低垂几乎拂到我头顶的枝条起始，攀升到高处，化做枝茎的扇面绽开，而第二小提琴是那更纤细的枝条，交叠进来使叶子化做右方的一个音符，朝向乐句的结尾，就此收结以引导视线沿树干下降，只要愿意，还可以从头再来。这一切也正是我们的反叛，我们在做的事，尽管莫扎特和树木不会知道，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场笨拙的战斗转化为秩序，赋予其意义，使之名正言顺，最终引向胜利，好像多年的猎号轰鸣之后的旋律替换，最后的快板接续了柔板，仿佛一场与光芒的邂逅。路易斯一定会觉得有趣，如果他知道这个时候我把他比做莫扎特，看着他逐渐收拾起这场荒唐，将其上升为他的至高准则，凭着他的确信和激情将所有暂时的谨小慎微的理由置之脑后。然而做一个以人类为音符的乐师是何等苦涩，何等绝望的工作，在泥沼、霰弹和窒息之上编写这支我们原以为不可能的歌，这歌声将与林莽的树冠，与大地的子孙，往来唱和。对，这是发烧。想想路易斯会笑成什么样呢，虽然他也喜欢莫扎特，我知道。
就这样我终将睡去，但在此之前我要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们能否从仍然回响着猎手呼啸的运动过渡到斗争得来的圆满的柔板，再到我此刻低声哼着的最后的快板，我们能否做到与面前存活下来的一切重归于好。我们必须像路易斯，不再是跟随他，而是像他一样，不容分说地把仇恨和报复抛在身后，像路易斯一样看着敌人，有一种不容更改的宽宏大量。这总会让我想起（但这些，我怎么和别人说呢？）一幅全能者圣像，一位曾充当被告和证人的法官，他不审判，只是将大地与众水分开，为的是最终诞生一个人类的家园，在一个振颤的拂晓，临近一个更洁净的时代。
然而现实不是柔板，随着第一缕晨光天罗地网又朝着我们罩了下来，我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向东北进发的计划，一头扎进陌生的地域，消耗完最后的弹药。“中尉”带着一名伙伴在小丘上阻击，拖延敌人的脚步，罗伯特和我趁机架着大腿负伤的廷蒂，寻找一个更利于隐蔽的制高点好坚持到晚上。在晚上他们从不进攻，尽管他们有信号弹和电子设备，仍然觉得人数和武器弹药上的优势都不足以提供必要的安全感；但现在离晚上差不多还有一整天，我们不到五个人要对付这么多勇猛的小伙子，他们逼迫我们就为了取悦那只狒狒，这还不算那些飞机一刻不停地往山间的空地上俯冲扫射，打掉了无数棕榈叶。
半小时后“中尉”停火来和我们会合，我们这边并没走出多远。没有人会想丢下廷蒂，因为我们都太清楚等待俘虏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以为就在这里，在山岭这一侧的灌木丛里，我们将打光最后的子弹。但有趣的是，正规军却被空军的一个差错所误导，去攻打更东边的山丘，我们立即沿着一条地狱般的小道上山，两个小时后爬上一座几乎草木不生的山丘，一位战友发现一个荒草掩映的山洞，我们停下来稍作喘息，并已经计划好一次直指北方的撤退，翻山越岭，很危险，但向着北方，向着山区，或许路易斯已经到了那里。
我医治昏迷的廷蒂时，“中尉”告诉我，黎明时正规军开始进攻前不久，他听见自动武器和手枪的开火声从东面传来。那可能是保罗和他的人，或者是路易斯本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些幸存者分成了三组，也许保罗那组就在不远的地方。“中尉”问我有没有必要等天黑的时候试着联络一下。
“你既然这么问我，就说明你想去。”我对他说。我们已经把廷蒂安顿在一张干草铺成的床上，在洞里最干燥的地方，大家抽着烟在休息。另外两个伙伴在外面放哨。
“你猜着了。”“中尉”说，兴高采烈地望着我。“我就爱这样溜达溜达，伙计。”
我们就这样呆了一阵，和廷蒂开开玩笑，他已经开始呓语，“中尉”正要出发，罗伯特带着一个山里人和烤好的半片小羊羔进了洞。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吃起来赛过龙肝凤髓，连廷蒂也嚼了一小块，不过两个小时后便和他的生命一起消失。山里人给我们带来了路易斯的死讯；我们没有停下咀嚼，虽然对这点儿肉来说这消息是太过分的调味；他自己没看见，但他的大儿子带着一支老猎枪加入了我们，他儿子所在的那组帮助过路易斯和其他五个同伴冒着弹雨渡过一条河，他肯定路易斯几乎是刚上岸就受了伤，还没来得及进入最近的丛林。那些山里人已经上了山，他们对山路最熟悉不过，在一起的还有两个路易斯的同伴，晚上会带着多余的武器和一些弹药赶到。
“中尉”又点上一支烟，出去安排宿营，熟悉一下新来的人；我呆在廷蒂身边，他的生命在缓缓消失，几乎没有痛苦。这就是说，路易斯死了，烤羊羔味道好极了，到晚上我们就有九个或十个人了，又有了继续战斗的弹药。真是绝妙的消息。这就好像一种冷漠的疯狂，一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加以增援，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一把抹去未来的希望，剥夺这一荒唐行动的存在理由，以一个消息加上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它的终结。在山洞的黑暗中，我努力让烟卷燃烧的时候久些，感到此时此刻容不得我就这么接受路易斯的死亡，只能把它处理得好像是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保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一点“中尉”和所有人都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接过指挥权，到达山区并继续前进，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我记得自己闭上眼，那个异象在记忆中再次浮现，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他的脸递给我，而我两只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求求你，路易斯。”等我睁开眼的时候，“中尉”背着身在看廷蒂，后者急促地喘着气。我听见他说刚刚有两个山里的小伙子加入了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和炸甘薯；一个药箱；正规军在东部的山丘中迷了路；五十米外有一眼甘泉。但他没看我的眼睛，嚼着烟叶好像在等我说点儿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