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难熬。”安迪继续说，声音盖过他的，“你明知道收养这件事会让他更脆弱。为什么你没采取好保护措施，威廉？为什么你其他所谓的朋友不做点事？”
“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在割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而且安迪，我不知道这件事会让他这么难熬。”他说，“他从来没跟我提过！我怎么会晓得？”
“因为！你应该要晓得的！他妈的用用你的脑子，威廉！”
“你他妈的不要跟我吼。”他吼回去，“安迪，你只是在生气，因为他是你的病人。你想不出办法让他好过一点，你就来怪我。”
他一说出口就后悔了。那一刻，他们两人都沉默下来，对着电话喘气。“安迪。”他先开口。
“不，”安迪说，“威廉，你说得没错。对不起，我很抱歉。”
“不，是我很抱歉。”他忽然很难过，想到裘德坐在利斯本纳街丑陋的浴室里。他离开前，曾到处寻找裘德的刮胡刀片——找了水箱盖底下、浴室医药柜后头，甚至找过碗橱抽屉底下，每一个抽屉都拉出来，检查过各种角度——还是找不到。但安迪说得没错，这的确是他的责任。他应该做得更好。结果没有，所以没错，他失败了。
“不，”安迪说，“威廉，我真的很抱歉，我完全没有借口。而且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口气好疲倦，“只不过威廉，他以前——他以前过得那么糟，而且他信赖你。”
“我知道。”他喃喃地说，“我知道他信赖我。”
于是他们拟出一个计划。后来他回到纽约，就比以前更严密地监视裘德，结果一无所获。被收养后的那一个月左右，裘德跟以前很不一样。他也说不上来是哪里不一样。除了很偶尔的状况，他难以判定裘德那天开心或不开心。裘德平常并不会无精打采、不露情绪，然后忽然间就变了个人——他的基本行为模式、节奏、姿势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有些什么改变了。很短的一阵子，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他认识的裘德换成另一个裘德，而这个新的、被偷换过来的裘德，他可以向他询问任何事；这个裘德可能会讲起宠物和朋友的趣事，以及童年的片段；这个裘德穿长袖是因为怕冷，而不是为了遮掩什么。他决心尽可能多相信裘德说的话：毕竟，他不是裘德的医生，他只是裘德的朋友。他的任务是以裘德希望的方式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成暗中监视的对象。
于是过了一阵子，他的警觉性逐渐消失了，但最终，另一个裘德离开了，回到童话和魔法的世界中去了，原先他认识的裘德回来了。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一些麻烦的状况出现，提醒他：他认识的裘德，不过是裘德允许他知道的部分。他到外地拍戏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裘德，通常是事先讲好的时间。去年有一天，他们在电话中如常地聊天，裘德讲话跟平常没有两样，就在两人为了威廉拍戏的趣事大笑时，他听到背景中清楚无误的广播声，只有医院才会有：“呼叫纳撒瑞安医师。纳撒瑞安医师请到三号手术室。”
“裘德？”他问。
“别担心，威廉。”他说，“我没事，只是有一点轻微的感染。我觉得安迪有点太紧张了。”
“什么样的感染？老天啊，裘德！”
“血液感染，但是没什么。老实说，威廉，如果真的严重，我会告诉你的。”
“不，你他妈的才不会告诉我，裘德。血液感染就很严重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威廉，我会告诉你的。”
“哈罗德知道吗？”
“不，”他说，忽然很凶，“你不可以告诉他。”
这类对话事后总让他震惊而困扰。接下来整个傍晚，他都在努力回想上星期的对话，仔细寻找任何不对劲，任何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忽略掉的线索。在比较宽容而好奇的时刻，他会把裘德想象成一个魔术师，唯一的招数就是隐瞒，但随着每一年过去，他的本事越来越厉害，现在他只要拉起丝制斗篷的一角遮在眼前，整个人就会立刻隐形，就连最了解他的人都看不到。但在其他时候，他好恨这个招数，一年又一年费心地帮裘德保密，除了极少的信息，他从来没能得到什么重大消息，连试着帮他、公然表示忧虑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不公平，在那些时候他会想，这不是友谊。这是某种别的东西，但不是友谊。他觉得自己被硬推进某个他从来不想玩的共谋游戏里。裘德跟他们沟通的一切，都显示他不想接受帮忙。然而，他无法接受。问题在于，某个人要求你别烦他，你要如何置之不理，即使这会危及你们的友谊。这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你要怎么帮助一个不想被帮助的人，同时明白如果你不试着帮忙，那么你根本算不上朋友？他有时真想朝裘德大吼，跟我谈一谈。把事情告诉我，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跟我谈。
有回在派对上，他无意间听到裘德跟某个人说他会告诉威廉所有事，当时他一方面觉得很得意，一方面又很困惑，因为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有时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居然会这么关心一个人，即使他拒绝说出朋友间会分享的事情——他们认识前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害怕什么、他渴望什么、他受什么样的人吸引、日常生活的烦恼和悲伤。因为裘德自己不肯谈，有时他真希望跟哈罗德谈谈裘德，搞清楚他知道多少，同时看他们和安迪能不能把各自了解的事情拼凑起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解答。但这只是梦想：要是真这么做，裘德永远不会原谅他，他们之间原本的联系也会消失殆尽。
这会儿回到公寓，他迅速检查了一下邮件（他很少收到什么有趣的，所有工作相关的信件都会寄给经纪人或律师；个人邮件则会寄到裘德的公寓），找到他上星期去完健身房回公寓时落下的剧本，然后连大衣都没脱，又匆匆离开。
自从一年前买下这间公寓以来，他总共只在里面待过六星期。卧室里有张日式床垫，客厅里放着利斯本纳街搬来的茶几，还有杰比在街上捡来的那把埃姆斯玻璃纤维椅子，以及他的几箱书，就这样。理论上，马尔科姆打算帮他重新装修，把厨房边没窗子的小书房改为用餐空间，同时处理其他问题。但马尔科姆好像感觉到威廉缺乏兴趣，就一直没把整修这间公寓列入优先待办事项。他有时会抱怨一下，但他知道这不是马尔科姆的错。毕竟，是他自己一直没回复马尔科姆的电子邮件，包括收尾、瓷砖、嵌入式书柜的尺寸，还有马尔科姆订制前要他同意的长沙发。直到最近，他才请律师把动工前必须签订的文件寄给马尔科姆。下星期，他和马尔科姆要碰面做一些决定，等到他一月中拍完戏回来，公寓应该就会像马尔科姆保证过的，就算不是改头换面，也大有改善。
同时，他多多少少还是跟裘德一起住。当初跟菲莉帕一分手，他就直接搬进了裘德格林街的公寓。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公寓还没装修，而且基于他对安迪的承诺，他一直霸占裘德家多出来的卧室不走。但其实是他需要裘德的陪伴，需要裘德稳定不变的存在感。当他去英格兰、爱尔兰、加州、法国、摩洛哥的丹吉尔、阿尔及利亚、印度、菲律宾、加拿大时，他需要有个家的形象在纽约等着他，而那个形象从来不包括佩里街。对他来说，家就是格林街。当他远离纽约且寂寞时，他就会想到格林街的公寓，他在那里的房间，周末裘德结束工作后，他们会熬夜聊到很晚，觉得时光缓慢而悠长，相信这一夜会持续到永远。
而现在，他终于要回家了。他跑下楼梯，出了前门，来到佩里街上。傍晚天气转冷了，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在小跑，如往常一般享受着独自走路的愉悦，享受在一个这么多人的城市里落单的感觉。这是他最想念的事情之一。在拍片现场，你从来不会落单。会有一名副导演陪你走回休息的房车，再陪你走回拍片现场，即使房车和现场距离只有五十码。当初他逐渐熟悉拍片现场的状况时，对于拍电影时似乎鼓励把演员当小孩看的文化，首先觉得震惊，继而觉得好笑，最后觉得厌烦。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是被直立绑在一个玩偶身上，被用轮子推着移动，有人陪他走到化妆部门，然后到服装部门。又有人陪他走到现场，再走回房车。一两个小时后，又会有人来房车里接他，护送他到拍片现场去。
“绝对不要让我习惯这种事。”他有回跟裘德说，几乎是恳求。这是他所有拍片故事的收尾台词：有关午餐时每个人照职位和阶级自动分开——演员和导演一桌，摄影组另一桌，器械组第三桌，服装组第四桌，道具组第五桌——大家都只聊一些小事，比如你的健身房、你想去的餐厅、你正进行的特殊饮食计划、健身教练，还有香烟（你有多想抽一根），以及做脸（你有多么需要）；有关剧组人员，他们痛恨演员的同时，碰到演员对他们最细微的关注却又在意得不得了，实在令人羞愧；化妆组爱搬弄是非，关于所有演员的生活，他们的信息量简直多到吓人，他们早就学会在帮演员调整假发和扑粉时保持绝对的安静，让自己完全隐形，同时倾听椅子上的演员们打电话，无论是女演员大吼男朋友，还是男演员低声安排深夜的一夜情对象。就是在这些拍片现场，他才明白自己被监视的程度比想象中更严重，而且自己很容易就相信，拍片现场的生活就是实际的生活——一切都有人帮你准备好，而且真的可以制造出太阳照耀你的效果。
有回他站在自己的标记上，等着摄影师做最后的调整。这时第一副导大声警告：“他的头发！”摄影师只得走过来轻轻捧着他的头，往左倾斜一英寸，再往右，又往左，好像在壁炉台上放一个花瓶一般。
“别动，威廉。”摄影师警告，他保证他不会动，连呼吸都放到最轻，但其实他很想傻笑。他忽然想到他的父母（令他不安的是，随着年纪渐长，他越来越少想到他们），还有亨明。有半秒钟，他看到他们就站在左边，在拍片现场外头，正好远得让他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反正他再也想象不出他们的表情了。
他喜欢告诉裘德这些事，把自己在拍片现场的日子讲得好笑又欢乐。他原先没想到演戏会是这样，但他以前哪里懂得演戏会是什么样？他总是做好准备，总是准时，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乖乖听摄影师的指示，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从不跟导演争执。但即使拍过这么多电影（过去五年拍了十二部，其中八部是最近两年拍的），经历了种种荒谬，他发现最超现实的时刻，就是在摄影机开拍之前。当他站在第一个标记处、第二个标记处，或是摄影师宣布准备好了，“化妆服装组！”第一副导喊道，然后化妆和服装人员就匆忙朝他俯冲过来，好像他是一块腐肉，那些人拨弄他的头发，拉直他的衬衫，用软刷子搔过他的眼皮。这个过程通常只有三十秒左右，但在这三十秒的时间里，他垂下眼皮免得粉粒飘进眼睛，其他人的手霸道地在他的身体和头上触摸，好像身体不再是他的。此时他会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死了，飘在半空中，他的生命不过是一段想象。在那些时刻，一串旋风似的影像掠过他的心头，太快又太混乱，无法实际看清每一个画面：其中当然有他正要拍摄的场景，以及他稍早拍过的场景，但也有总是盘踞在他心头的场景，那些他夜里睡着前会看到、听到、记得的事情——亨明、杰比、马尔科姆、哈罗德、朱丽娅、裘德。
你快乐吗？他有回问裘德（当时他们一定是喝醉了）。
我不认为快乐适合我，裘德最后终于说，好像威廉给了他一盘他不想吃的东西。但是适合你，威廉。
当化妆和服装人员对着他又拉又抓，他想到他当时应该问裘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适合他，但不适合裘德。等到他拍完那场戏，他就忘了这个问题，也忘了之前的那段对话。
“音效开动！”第一副导喊道，化妆和服装人员赶紧散开。
“开了。”音效人员回答。
“摄影机准备。”摄影师喊道，接着有人宣布第几场戏，打板。然后他睁开眼睛。
* * *
注释
[1]约45.72米。1码=0.9144米，后不再注。
2
刚过36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睁开眼睛，体验到那种偶尔会感受到的奇怪、美妙的感觉：发现自己的人生晴朗无云。他想象哈罗德和朱丽娅在剑桥市，两个人困倦地在厨房里走动，将咖啡倒进他们有着缺角和咖啡渍的马克杯里，把装报纸的塑料袋外头的露水甩掉。在空中，威廉正从南非开普敦飞向他。他想象马尔科姆在布鲁克林家里的床上紧靠着苏菲，然后，因为他觉得充满希望，便想象杰比安全地在下东城的床上打呼。在格林街这里，暖气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床单闻起来像肥皂和天空。他的上方是马尔科姆一个月前装的钢管枝形吊灯。他的下方是一片发亮的黑色木地板。这间公寓一片寂静，而且是他的（还是觉得它很大，充满种种可能性和潜力）。
他把脚趾伸向床尾，然后往回缩向小腿：没事。他移动躺在床垫上的背部：没事。他把两边膝盖朝胸口缩起：没事。没有任何地方痛，连一点痛的迹象都没有。他的身体又是他的了，可以帮他执行他想象中的任何动作，不会抱怨或搞破坏。他闭上双眼，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这是完美的一刻，他知道该如何享受。
这些时刻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有时候，只要坐起身，他就像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似的被提醒，是他的身体在控制他，不是他控制他的身体），但最近几年状况恶化后，他每天都很努力地放弃自己会再好转的想法，试着专注于暂时摆脱痛苦的那些时刻，并且感激自己的身体饶过了他。最后他缓缓坐起身，同样缓慢地站起来，一切还是很棒。他判定这是美好的一天，然后走到浴室，略过卧室角落里仿佛在生闷气的轮椅。
他准备好，然后拿着办公室带回来的一些文件坐下来等。通常碰到星期六，他的时间大都用在工作上——从他走遍纽约的时期以来，这个习惯没有改变过。啊，他那些长途步行之旅！他真的一度可以像山羊似的走到上东城，然后走回来，靠自己就走上十一英里吗？——但今天他要跟马尔科姆碰面，带他去找自己的西装师傅，因为马尔科姆要结婚了，需要买一套西装。
他们还不确定马尔科姆是不是真的要结婚，只是认为他会而已。过去三年来，马尔科姆和苏菲分手又复合，接着又分手，然后又复合。但过去一年，马尔科姆找威廉谈过婚礼的事情，还问威廉会不会觉得婚礼是一种迁就；又问杰比关于珠宝的事情，问女人说她们不喜欢钻石时，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只是说着玩的；还找他询问婚前协议书的事情。
他尽力回答马尔科姆的问题，然后给了他一个法学院同学的名字，是一位婚姻法律师。“啊，”马尔科姆当时说，身子往后退，好像他要告诉他的是职业杀手的名字，“我不确定我目前有这个需要，裘德。”
“好吧。”他说，收回那张马尔科姆连碰都不想碰的名片，“唔，哪天要是你需要，问我一声就是了。”
一个月前，马尔科姆问他能不能帮他挑一套西装。“我连一套西装都没有，这样是不是很夸张？”他问，“你不觉得我应该有一套西装吗？你不觉得我应该让自己看起来，我不知道，比较成人或什么的？你不觉得这样应该对生意有帮助？”
“小马，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得很，”他说，“而且我不觉得你在生意上还需要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套西装，没问题，我很乐意帮你。”
“谢了。”马尔科姆说，“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套西装。你知道，以防有什么需要。”他暂停一下，“顺带讲一声，我不敢相信你有个西装师傅。”
他微笑，“他不是我的西装师傅。”他说，“他只是专门做西装，而某些西装碰巧是我的。”
“老天，”马尔科姆说，“哈罗德真的创造了一个怪物。”
他忍不住大笑。他常常觉得，好像只有西装能让他看起来比较正常。坐轮椅的那几个月，那些西装能再度向他的客户保证他很能干，同时也向自己再度保证他是公司的一分子，至少可以穿得跟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觉得自己虚荣，而是一丝不苟。小时候在少年之家，他们偶尔会跟当地学校的男学生打棒球赛。每回他们走上场，那些男学生总是捏着鼻子嘲笑他们：“去洗个澡吧！”他们会大叫，“你们好臭！你们好臭！”但他们确实会洗澡：按规定，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淋浴，把黏答答的粉红色沐浴乳挤在手掌和毛巾上，然后搓洗皮肤，同时会有一个辅导员在莲蓬头前方走来走去地巡视，拿着薄毛巾抽打那些不乖的男生，或者朝不够认真洗澡的人大吼。即使到现在，他还是很怕自己邋遢、肮脏或难看。“你永远会很丑，但这不代表你不能干净点。”加布里埃尔神父以前总是这么告诉他。尽管加布里埃尔神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错的，但他知道这点他说得没错。
马尔科姆来了，跟他拥抱打招呼后，就像往常那样开始审视整间公寓，伸着长脖子，缓缓转着圈，目光像灯塔的光，边转还边喃喃发出评论。
他在马尔科姆开口提问前就先回答了：“小马，下个月。”
“你三个月前就这么说了。”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是认真的。现在我有钱了，或者这个月底就会有了。”
“钱的事情，我们讨论过了。”
“我知道。你真是太慷慨了，但是我不能不付你钱。”
他在这间公寓里已经住了四年多，却一直因为缺钱没装修，而他缺钱是因为他在付公寓贷款。这四年多里，马尔科姆画了设计图，隔出两个卧室，帮他挑了一张有如灰色宇宙飞船的沙发，放在客厅中央，又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包括地板。“这太疯狂了，”当时他告诉马尔科姆，“等整修完毕，你还是得重铺地板。”但马尔科姆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做，那种地板漆是新产品，他想试用一下，而真正装修之前，格林街会是他的实验室，他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小实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而他当然不介意）。但除此之外，整间公寓差不多还是保持了他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一个长长的四方形，位于南苏荷区一栋建筑的六楼，两边都有窗子，一侧朝西，一侧朝东；南边整面墙也有窗子，俯瞰一座停车场。他的房间和浴室在东头，看出去是默瑟街一栋低矮楼房的屋顶；威廉的房间和浴室（其实是客房，但他一直把它当成威廉的房间）则在西头，下面是格林街。厨房位于公寓中央，还有第三间浴室。套房之间的空间很大，黑色地板像黑色琴键般发亮。
他拥有了这么多空间，但至今依然有一种不熟悉的感觉，更不熟悉的是自己居然负担得起。但是你负担得起，他有时还得提醒自己，就像他站在杂货店里，想着是否该买一盒自己喜欢的黑橄榄；那种橄榄好咸，咸得他嘴巴发涩、双眼泛泪。刚搬到纽约市时，吃黑橄榄是一种享受，他一个月只买一次，一次只买一匙。每天晚上他只吃一颗，一边坐着读案情摘要，一边缓缓啜吸着橄榄核上的肉。你可以买，他现在告诉自己，你有那个钱了。但他还总是忘记。
他之所以买得起格林街的公寓，而且冰箱里常备着一盒橄榄，背后的原因是他在罗普克工作，这是全纽约最有权势、最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在那里担任辩护律师，而且一年多前升为合伙人。五年前，他跟西提任和罗兹经办一件证券诈欺案，起诉一家叫柴克瑞·史密斯的大型商业银行。那个案子和解之后没多久，一个叫卢西恩·沃伊特的人联络他，他知道他是罗普克诉讼部门的总监，而且之前曾代表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与他们协商。
沃伊特邀他一起喝杯酒聊聊。他对他的工作印象深刻，尤其是法庭表现，他说。柴克瑞·史密斯银行也对他印象深刻。其实他早听过他的名字（他和沙利文法官是法学院的老同学），也打听了一下他的状况。他有没有考虑过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加入黑暗阵营呢？
要说他从没想过，那就是撒谎了。在办公室里，周围的人不断离去。他知道西提任正在跟华盛顿的一家国际法律事务所洽谈。罗兹在犹豫是不是该去一家银行的法务部工作。至于他，之前已经有两家律师事务所找上门来，但他都拒绝了。他们都很喜欢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所有人都是。但西提任和罗兹的年纪比他大，罗兹和他太太想生小孩，他们得赚钱。钱，钱，钱，有时他们谈的唯一话题就是钱。
他也会考虑钱，不可能不考虑。每回他去杰比或马尔科姆朋友的公寓参加派对回家，利斯本纳街就显得更寒碜，更难忍受。每次电梯故障，他得爬楼梯上楼，到了门口还得背靠着前门坐在地上休息一阵子，才有力气开门进去。此时，他就会梦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出故障的可靠地方。每回他站在地铁入口的楼梯顶端准备往下走，抓着扶手且吃力得几乎要用嘴巴呼吸时，他会希望自己能坐出租车。然后还有其他恐惧：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刻，他会想象自己老了，肋骨外头的皮肤都像羊皮纸了，还住在利斯本纳街，手肘撑地爬进浴室，因为他再也没办法走路了。在这个梦里，他孤单一人，没有威廉、杰比、马尔科姆、安迪，没有哈罗德和朱丽娅。他很老很老，身边没有其他人，只剩他自己照顾自己。
“你几岁了？”沃伊特问。
“31。”他说。
“31还很年轻，”沃伊特说，“但是你不会永远这么年轻。你真的想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变老吗？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助理检察官的：人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过了。”沃伊特谈到报酬，谈到升迁机会，“答应我你会考虑。”
“我会的。”他说。
他的确考虑了。他没跟西提任或罗兹讨论（也没跟哈罗德谈，因为知道他会说什么），而是跟威廉讨论，两人一起比较这份工作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工作时间长（他的工时本来就很长，威廉说），工作性质很无聊，而且很可能要跟一堆混蛋共事（除了西提任和罗兹，他本来也跟一堆混蛋共事，威廉说）。当然，他现在得去帮他过去六年起诉的那些人辩护：撒谎者、骗子、小偷，以及伪装成受害者的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不像哈罗德或西提任，他很务实，他知道当律师意味着牺牲，不是牺牲金钱，就是牺牲道德，但这样背弃他明知是正义的一方，还是令他很困扰。是为了什么？确保他不会变成那个孤单又患病的老人？这好像是最糟糕的那种自私、最糟糕的那种任性，拒绝承担他明知道应该承担的责任，只因为他害怕，担心自己过得不舒适或很凄惨。
然后，他和沃伊特碰面两周后的星期五，他很晚才回家。那天他筋疲力尽，必须坐轮椅，因为右腿实在太痛了，回到利斯本纳街的公寓时，他一放松，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虚脱了，因为再过几分钟，他就可以进门，用微波炉加热过、冒着蒸汽的湿毛巾包住小腿，坐在温暖的公寓里。但是当他按了电梯按钮，却听到齿轮摩擦声，还有电梯坏掉时微弱的绞盘怪声。
“不要！”他大喊，“不要！”他的声音在门厅里回荡，他对着电梯门拍了又拍，“不，不，不！”他拿起公文包朝地上摔，里头的文件散落一地。在他周围，整栋公寓依然一片寂静，没人能帮他。
最后他停止发火，觉得羞愧又愤怒，然后把那些文件收回公文包里。他看了一下手表：11点。威廉正在演出《九重天》，但他知道此时他已经下台了。可是他打电话过去，威廉没接。他恐慌起来。麦坎·马尔科姆去希腊度假了。杰比在一个艺术村。安迪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上个星期才出生，所以他不能找他。他只肯让这几个人帮他，让他们拖着他爬那么多层楼，当他像树懒似的抓着对方不放时，至少不会觉得太不自在。
但那一刻，他失去了理智，拼命只想赶紧回到家里。于是他站起来，把公文包夹在左边腋下，然后把轮椅（太贵了，不能留在大厅里）收起来夹在右边腋下，开始爬楼梯。他身子左边紧贴着墙，右手抓着轮椅的一根轮辐，爬得很慢——只能靠左腿往上跳，尽量避免把任何重量放在右腿，也避免轮椅碰到伤口。他往上爬，每爬三级就要停下来休息。从大厅到五楼要爬一百一十级楼梯。爬到第五十级时，他全身抖得厉害，不得不停下来坐半小时。他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威廉并发短信给他。打到第四通电话，他留言了，但希望自己永远不必留：“威廉，我真的需要帮忙。拜托打给我。拜托。”他想象威廉立刻回电话，告诉他马上赶来，但他等了又等，威廉都没回电话。最后，他设法又站了起来。
总之，他努力进了门。但那一夜接下来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次日醒来时，他发现威廉睡在他床边的地毯上，安迪睡在客厅拖来的椅子上。他舌头不听使唤，意识蒙眬，还很想吐，于是他知道安迪一定帮他注射了止痛药。他很讨厌止痛药，因为接下来他会变得茫然，还会便秘好几天。
他再度醒来时，威廉不在了，但安迪已经醒来，死瞪着他。
“裘德，你他妈的一定得搬出这栋公寓。”他轻声说。
“我知道。”他说。
“裘德，你那时在想什么？”威廉从杂货店回来后问他。安迪已经帮着他去过洗手间（他没办法走路，得让安迪抱他去），让他躺回床上，他身上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等到威廉回来才离开。威廉前一晚演出后去参加派对，没听到手机响；等他终于听到留言，急忙赶回家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抽搐，才打给安迪。“你为什么不打给安迪？你为什么不找间餐馆坐下来等我？你为什么不打给理查德？你为什么不打给菲莉帕叫她找到我？你为什么不打给西提任、罗兹、伊莱，或菲德拉，或两个亨利·杨，或……”
“不知道。”他悲惨地说。他无法跟健康的人解释病人的逻辑，也没有力气去试。
下一个星期，他联络了卢西恩·沃伊特，谈好了工作条件。签约后，他打电话给哈罗德，沉默了五秒钟，才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话。
“裘德，我只是不明白，”哈罗德说，“真的不明白。你从来没让我觉得你很爱钱。你爱钱吗？我的意思是，你当然爱钱。你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有大好前程。你在那里的工作很重要。可是你现在完全放弃，要去帮谁辩护？一堆罪犯。他们太有权势、太确定自己不会被抓到，因而被抓这件事他们根本从没想过。他们认为法律只适用于年收入不到九位数的人。他们认为法律要制裁谁，只能由种族或收入来决定。”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乖乖听着哈罗德越来越生气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哈罗德说得对。他们没有明确谈过，但他知道哈罗德一直以为他会朝公职体系发展。这些年来，哈罗德不时丧气而悲伤地谈到一些他很欣赏的优秀学生辞掉工作（包括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公设辩护律师服务处、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跳槽去大型律师事务所。“一个社会要发挥应有的功能，就必须靠那些拥有杰出法律头脑的人才，把维持社会运作当成自己的责任。”哈罗德常常说。而他也赞同，至今不变。这也是为什么他此刻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难道不想为自己说话？”哈罗德最后终于问他。
“对不起，哈罗德。”他说，哈罗德没吭声，“你对我很生气。”他嗫嚅道。
“我不是生你的气，裘德，”哈罗德说，“我是失望。你知道你有多特别吗？你知道你如果留下，可以改变多少事情吗？如果你想要，你可以成为法官，有一天还能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你到一间大型律师事务所当辩护律师，你原来可以完成那么多杰出的工作，如今却要站到敌对的那一方。这真是太浪费了，裘德，太浪费了。”
他又沉默了。他心中重复着哈罗德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哈罗德叹气：“所以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问，“是钱吗？就是为了钱吗？裘德，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一些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吗？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很乐意帮忙的。”
“哈罗德，”他开口，“你真是太好心了。但是——但是我没办法接受。”
“狗屎，”哈罗德说，“你是不肯。我现在提出一个办法，让你不要辞职，裘德，不要接受一个你会痛恨的职务或工作——不是或许，而是一定——而且我不要求你回报，也没有附带条件。我是在告诉你，为了让你留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我很乐意给你钱。”
啊，哈罗德，他心想。“哈罗德，”他痛苦地说，“我跟你保证，我需要的钱，不是你给得了的。”
哈罗德沉默不语，再度开口时，他的口气变了：“裘德，你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吗？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帮你。”
“不是，”他说，可是好想哭，“哈罗德，不是这样。我很好。”他用右手抓住贴了绷带的小腿，因为那里持续作痛。
“唔，”哈罗德说，“那我就松了口气。但是裘德，你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多钱呢？除了买房子。这个朱丽娅和我会帮你的，你听到了没？”
有时，哈罗德缺乏想象力的程度让他懊恼又惊奇。在哈罗德的心目中，人人都有以自己为荣的父母，存钱只是为了买房子或度假，想要什么开口就是了。他似乎没意识到在某些人生活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人都有同样的过去和未来。但是这样想太不厚道了，他很少这么想。大部分时间，他都欣赏哈罗德坚定的乐观，他没办法或不愿意变得愤世嫉俗，不愿意去寻找不幸或悲惨的一面。他很爱哈罗德的纯真，尤其是想到他所教授的、他所失去的，就更觉得他了不起。所以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自己必须考虑到每隔几年就得换新，而且保险不完全给付的轮椅？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安迪的诊所没跟保险公司合作，从没收过他医疗费，但有一天可能开始要收；如果是这样，他当然不能不付钱？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最近腿上的这个疮，安迪提过要他去住院，而且有一天或许要截肢？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如果他截肢，就得花钱住院，做物理治疗、装义肢？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想动背部手术，用激光把那些疤痕清除得一干二净？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最深的恐惧：他的寂寞，他害怕成为一个装了导尿管、胸部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怎么能告诉哈罗德，他梦想的不是婚姻或子女，而是有一天如果有需要，有足够的钱雇人来照顾他，这个人会对他很和气，同时给他隐私和尊严？没错，还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想住在一个电梯不会坏的地方。他想随时想坐出租车就能坐。他想找私人游泳池，因为游泳能平抚他的背痛，而且他现在再也没法到处乱走了。
但是这些他都不能告诉哈罗德。他不想让哈罗德知道他的毛病这么多、知道他收养的根本是个废物。于是他什么都没说，只跟哈罗德说他得挂电话了，说下回再跟他谈。
甚至在跟哈罗德谈论之前，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新工作要逆来顺受，不要期望什么，但先是让他不安、继而让他惊奇、接着让他开心、最后让他有点厌恶的是，他发现自己乐在其中。他当联邦助理检察官时，处理过药厂的案子，于是刚到律师事务所时，承办的案子很多都跟药厂有关：有家药厂新设立了亚洲分公司，要发展一套反腐败政策，于是他和一位资深合伙人律师出差去东京，这是一个清楚、好解决的小案子，并不常见。其他案子都比较复杂，拖得比较久，有时还会拖到地老天荒，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另一个客户（某大型制药集团）汇整出针对“诈领法案”的辩护依据。进入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不久，罗兹工作的那家投资管理公司因为证券诈欺案被调查，于是来找他，也因此确保了他能升任合伙人：他有出庭经验，这是事务所里大多数普通律师没有的，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带来客户，而第一个客户总是最难找的。
他永远不会向哈罗德承认，不过他真心喜欢调查由内部吹哨人检举的起诉案，喜欢设法挑战“海外反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喜欢有机会延展法律，像延展一条橡皮筋，拉到超过自然最大张力的点，让它弹回来刺痛你。白天他会告诉自己，这是一种智力的投入，他的工作不过是表达法律本身的弹性。但夜里，他有时会想到，如果老实跟哈罗德谈自己的工作，哈罗德会说些什么，于是耳边又响起他的话：太浪费了，太浪费了。那些时刻他会想，他在做什么？这份工作让他见利忘义了吗？或者他其实一直是这样，只不过把自己想成另一个样子了？
一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他会这么跟脑袋里的哈罗德辩驳。
只因为你做得到，不表示你就该去做，他脑袋里的哈罗德会这么反驳他。
的确，哈罗德当初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他想念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想念站在正确的那一方，身边环绕着热情、愤怒、热衷于改革的同伴。他想念搬回伦敦的西提任，想念现在偶尔会跟他碰面喝酒的马歇尔，还有比较常见到面的罗兹。罗兹现在常年一副疲惫苍白的样子，他记得以前的罗兹总是欢乐且充满活力，他们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累得头昏眼花时，他会播放电子探戈音乐，然后跟一个想象中的女人在办公室里回旋起舞，只为了逗他和西提任从电脑上抬头，并且在看了之后大笑。他们渐渐老了，所有的人都一样。他喜欢罗普克律师事务所，他喜欢里面的人，但他从来不曾跟他们加班到深夜、讨论案子、聊起彼此看的书，这里不是那种办公室。他这个年纪的普通律师，家里都有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不快乐的女友或男友）；年纪比他大的都结婚了。少数不讨论手上工作的时刻，他们会聊一下订婚、怀孕、买房子。他们不会为了好玩或热情而讨论法律。
事务所鼓励大家从事公益服务工作，于是他开始去一个非营利的艺术家团体当义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那个组织的办公时间是每天下午和晚上，艺术家会来找律师咨询，因此他每周三晚上会早些下班，7点就离开，到苏荷区的布鲁姆街，在那个团体地板破烂的办公室里坐三小时，协助专门出版激进学术著作的非营利小出版社、有知识产权纠纷的画家，或是拿着各式各样合约前来咨询的舞蹈团体、摄影师、作家。那些合约要不就因为超出法律范围（他看过一份用铅笔写在纸巾上的合约）而没有意义，要不就是复杂得没有必要，害那些艺术家看不懂（连他都看不太懂了），但上面却有他们的签字。
哈罗德其实不太赞成他做这份义务工作，他感觉得出来，哈罗德认为这份工作很琐碎。“这些艺术家里有真正优秀的吗？”哈罗德问过他。“大概没有吧。”他说。但这些艺术家优秀与否轮不到他来判断，因为已经有其他一大堆人在做了。他去那里，只是提供一些艺术圈里非常缺乏的协助，因为那个圈子有太多人都活在对实用性充耳不闻的世界里。他知道自己这样想太浪漫了，但他欣赏他们。他欣赏可以一年又一年只靠着自己被急速消耗的希望活下去的人，即使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老，也变得更卑微。而同样浪漫的是，他觉得自己去这个组织当义工的时间，等于是在向他的朋友们致敬。这些人都过着令他惊异的生活，他觉得他们非常成功，也以他们为荣。不像他，这些人没有清楚的路径可以遵循，却依然顽强地开路前进，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创造美丽的事物。
他的朋友理查德是那个组织的理事，最近搬到苏荷区了，有时星期三回家途中会顺道过来。如果他刚好有空，两人会坐在一起聊一下；如果他正好在忙，理查德就远远跟他挥个手。某天晚上咨询结束后，理查德邀他去自己家喝杯酒。他们从布鲁姆街往西走，经过中央街、拉斐特街、克罗斯比街，以及百老汇大道、默瑟街，然后在格林街向南转。理查德住在一栋窄长的大楼内，石材已经转为煤灰色，一扇高耸的车库门占据了一楼。车库门右边还有一道金属门，门的上端嵌了一面像脸那么大的玻璃窗。这栋大楼没有大厅，只有一道铺了瓷砖的灰色走廊，上方用电线吊着三颗灯泡。沿着走廊往右转，是囚室般的工用电梯，就像利斯本纳街他们原始的客厅那么大，按一个钮，栅栏式的电梯门会颤抖着哗啦哗啦关上，但却能在裸露煤渣砖的电梯井里顺畅运作。到了三楼，电梯停下，理查德打开电梯门，把钥匙插入面前那道巨大得令人生畏的钢制双扇门，门后就是他住的公寓。
“老天。”他边说边走进去。理查德开了灯，地上是刷白的木地板，墙面也漆成白色。上方挑高的天花板，每隔约三英尺就有一座枝状吊灯——古老的、玻璃制的、新的、钢制的——高度不等，他往前深入时，可以感觉到玻璃的喇叭形灯罩轻轻擦过他的头顶，而理查德的个子比他还高，就得弯下身子，免得撞到额头。整间公寓没有隔间，但快到尽头之处，有一个浅浅的、独立的玻璃箱，高度和宽度就跟前门一样。他走近时，发现箱子里是个巨大的蜂巢，形状就像优雅的柳珊瑚。玻璃箱再过去，有一张罩着毛毯的床垫，床垫前铺着一张白色粗毛的柏柏尔地毯，几面镜子映照着灯光，还有一张白色羊毛沙发、电视机，像是广大荒漠中的小孤岛。他从没见过面积这么大的公寓。
“那不是真的，”理查德说，看到他在观察那个蜂巢，“是蜡做的。”
“太了不起了。”他说。理查德点头表示谢意。
“来吧，”他说，“我带你逛一下。”
他递了一瓶啤酒给他，然后打开冰箱旁的一扇门。“逃生楼梯。”他说，“我超喜欢的，看起来简直是——直通地狱，你懂吧？”
“没错。”他同意，看着门内的楼梯消失在黑暗中，他忍不住后退，忽然间觉得很不安，同时又觉得自己这样很蠢。理查德似乎没注意到，把门关起来上锁。
他们乘电梯下到二楼，进入理查德的工作室，理查德带他参观正在进行的作品。“我把这些称为虚假陈述。”理查德说，让他握住一根他以为是白色桦木枝、其实是黏土烧制的作品；然后是一块浑圆光滑、重量很轻的石头，其实是白蜡树木材被车床削成的，但看起来沉重而结实；还有一副用几百根小瓷骨拼成的鸟类骨骼。工作室的正中央放着一排七个玻璃箱，把整个空间一分为二，它们比楼上那个装着蜡蜂巢的玻璃箱要小，但还是大得像商店橱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一大块锯齿状、有如崩塌小山的暗黄色物质，看起来半似橡皮半似肉。“这些是真的蜂巢，或者曾经是。”理查德解释，“我让蜜蜂进去待了一阵子，然后放掉蜜蜂。每一件的标题就是蜜蜂在里头住的时间，也就是这些物质实际作为一个家与庇护所的时间。”
他们坐在理查德平常工作时坐的、带有滚轮的皮革办公椅上喝啤酒聊天，聊理查德的工作，还有他将在六个月后开幕的下一次、也就是第二次展览，还聊到杰比的新画作。
“你还没看过，对吧？”理查德问，“我两周前去过他工作室，那些画真的很美，是他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他露出微笑，“里头有很多画你，你知道。”
“我知道。”他说，设法不要皱起脸，“那么，理查德，”他说，改变话题，“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室的？这里真是太棒了。”
“是我的。”
“真的？是你买的？太厉害了，没想到你有这么成人的一面。”
理查德大笑：“不，这整栋楼——都是我的。”他解释他的祖父母是进口商，在他父亲和他阿姨小时候，祖父母就在下城闹市区买了十六栋楼房，全是旧时的厂房，用来储藏他们进口的货物：六栋在苏荷区，六栋在翠贝卡区，还有四栋在唐人街。他的四个孙子、孙女满30岁时，都会得到其中一栋。等到他们满35岁时（就像理查德前一年一样），就会得到第二栋。满40岁时，会再得到第三栋。最后一栋则是等他们满50岁之时获得。
“想要哪一栋，你们能挑吗？”他问，体会到他每回听到这类故事时特有的那种晕眩加上难以置信：不仅是因为有这样的财富存在，还因为它能被如此轻松地提及，而且是由他认识这么久的人所拥有的。这也让他想到，自己不知怎的还是那么天真又不谙世故，因为他永远无法想象这样的财富，永远无法想象他认识的人有这样的财富。即使这么多年之后，即使他在纽约待了这些年，尤其是他在工作上已有了这么多历练，每回讲到有钱人，他下意识想到的依然不是埃兹拉、理查德或马尔科姆，而是忍不住联想到讽刺漫画里的情景：一个老男人，从有深色玻璃的汽车里跨出来，手指肥肥的，一身豪华着装、秃顶光亮，拥有苗条娇小的太太和地板发亮的大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