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点。”凯莱布说。
他们沉默地吃着。他简直受不了。刀子摩擦着餐盘：受不了。凯莱布咀嚼四季豆的嘎吱声大得没必要：受不了。他嘴里的食物全化为一头肉乎乎的野兽：受不了。
“凯莱布。”他开口了，很小声，但凯莱布没回应，只是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走向水槽。
“把盘子拿来给我。”凯莱布说，然后看着他。他慢吞吞站起来，开始艰难地走向水槽，看着每次脚落地，才敢走下一步。
后来他很好奇，如果他在那一刻更努力一点、更专心一点，是否能设法走完那二十步而不摔倒。反正那样的状况没有发生。他左脚还没落地，右脚就提早半秒抬起来，他摔倒了，手上那叠瓷盘落在前方，砸在地板上哗啦响。然后，凯莱布冲过来，快得好像他早就料到了，他来到他面前，抓起他的头发，用拳头打他的脸，力道大得让他往后飞起来，落地时撞上茶几，后脑勺撞在桌沿上。茶几上的葡萄酒也被撞倒了，没喝完的酒咕噜咕噜流到地上，凯莱布大吼一声，抓住酒瓶的颈部，朝他的后颈敲下去。
“凯莱布，”他猛吸一口气，“拜托，拜托。”他从来不是那种求饶的人，就连小时候都不会，但不知怎的，他已经变成这样的人了。在他小时候，这条命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但现在，他真希望还是那样。“拜托，”他说，“凯莱布，拜托原谅我。对不起，对不起。”
但他知道，凯莱布不再是人类了，他变成了一头狼或是郊狼，他就是肌肉，是愤怒。他对凯莱布无足轻重，只是头猎物，可以被丢弃。他被拖到沙发边缘，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如何还是继续哀求着。“拜托，凯莱布，”他说，“拜托不要。凯莱布，拜托。”
再度恢复知觉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沙发后方的地板上，屋子里很安静。“哈喽？”他喊道，好恨自己声音里的颤抖，没听到任何动静。其实他用不着听，就知道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坐起身。把内裤和长裤拉起来，活动一下手指和双手，膝盖缩到胸口又放下，肩膀前后动一动，脖子左右转一转。他颈背有点黏黏的，但他伸手检查后松了一口气，发现那不是血，而是葡萄酒。他全身都在痛，但没有伤口。
他爬到浴室，迅速清理好自己，收拾好东西放进包里，爬到前门。一时之间，他很怕自己的车不见了，那他就会被困在这里。但是还好，车子还在，就停在凯莱布的车旁边，等着他。他看了手表一眼：半夜12点了。
他用双臂和膝盖爬过草坪，包包痛苦地从一边肩膀悬吊而下，前门到汽车的那两百码简直像是有几英里长。他好想停下来，他好累，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停。
上车后，他没敢看镜子里的自己，就发动引擎开走了。开了大约半小时，一旦他知道自己离那房子够远、够安全了，他才开始发抖，抖到车子都开不稳。于是他停到路边等待，前额靠在方向盘上。
他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转身。尽管连这个动作都是折磨，他还是从包里找出手机，拨了威廉的电话，等待着。
“裘德！”威廉说，听起来很惊讶，“我正想打给你。”
“嗨，威廉，”他说，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我大概猜到你的想法了吧。”
他们谈了几分钟，然后威廉问：“你还好吧？”
“当然很好啊。”他说。
“你的声音有点奇怪。”
威廉，他想说，威廉，我真希望你在这里。但他只是说：“对不起，我只是头痛。”
他们又聊了一下。挂电话前，威廉说：“你确定你没事？”
“确定。”他说，“我很好。”
“好吧，”威廉说，“好吧。”然后说，“再五个星期。”
“再五个星期。”他想念威廉到简直无法呼吸。
挂断电话后，他又等了十分钟，才终于停止颤抖，发动车子开回家。
次日，他逼自己观察浴室镜中的自己，他羞愧、震撼又感到悲惨，差点叫出声来。他整个人都变形了，丑得吓人——即使是他，也实在太丑、太怪了。他穿上最喜欢的西装，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凯莱布踢了他的身侧，让他做每个动作、每次呼吸时都非常痛。离家之前，他先打电话跟牙医约诊，因为他感觉有一颗上牙被打松了。另外，也跟安迪约了当天晚上看诊。
他去上班。“这个造型不适合你哦，圣弗朗西斯。”一个他很喜欢的资深合伙人在上午的管理委员会议说，大家都笑了。
他挤出微笑：“恐怕你说得没错。”他说，“还有件事你们一定会很失望。我即将宣布，很可惜，我有希望成为残奥会网球冠军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唔，我可不觉得可惜。”卢西恩说，同时会议上的每个人都假装失望地哀叹起来，“你在法庭上很有攻击性。我想从现在开始，那应该成为你唯一的搏斗运动了。”
那天晚上去看诊，安迪质问他：“裘德，我之前怎么跟你交待网球的事情？”
“我知道。”他说，“不会再有了，安迪。我保证。”
“这回是什么？”安迪问，手指放在他的颈背上。
他故意夸张地叹气：“我转身，一个反手拍的意外就发生了。”他等着安迪说些什么，但他没有，只是擦了点抗生素软膏在他的脖子上，然后贴上绷带。
次日，安迪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我得私下跟你谈谈，”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能不能找个地方碰面？”
他警觉起来。“一切都没事吧？”他问，“你还好吧，安迪？”
“我很好。”安迪说，“但是我得跟你碰面谈谈。”
他把晚餐休息的时间提早，两人约在他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酒吧，里面的常客是罗普克事务所旁边那栋大楼里的日本银行职员。他到的时候，安迪已经在了，他将手掌轻轻地放在没受伤的那半边脸上。
“我帮你点了啤酒。”安迪说。
他们沉默地喝着，然后安迪说：“裘德，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你抬头看着我。你——你是不是在伤害自己？”
“什么？”他惊讶地问。
“这些打网球的意外，”安迪说，“会不会其实是——是别的？你是不是故意摔下楼梯、去撞墙，或什么的？”他吸了口气，“我知道你小时候常常这样。现在又开始了吗？”
“没有，安迪。”他说，“我没有，这些伤不是我自己弄的。我跟你发誓，我以——以哈罗德和朱丽娅发誓，我以威廉发誓。”
“好吧。”安迪说，吐了一口气，“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松了口气。知道你只是个笨蛋，不听医生的指示，但这也不是新闻了。而且很明显，你网球打得很烂。”安迪微笑。他逼自己微笑以对。
安迪又帮两人点了一轮啤酒，有一会儿，两个人沉默无言。“裘德，你知道吗，”安迪缓缓地说，“这几年来，我想了又想，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不，什么都别说，先让我讲完。我常常夜里睡不着，问自己对你的处理对不对：有好多次，我差点要把你强制送医，准备打电话给哈罗德或威廉，跟他们说我们得合力把你送去住院。我跟一些当心理医生的老同学谈过，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们，说这个病人我很熟，问他们如果站在我的立场该怎么做。我认真听了所有人的建议，还听了我的心理医生的建议，但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地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我一直为了这件事折磨自己。但我始终觉得——你在很多方面都这么正常，而且生活达到这么诡异、但不可否认成功的平衡，所以我想，我不知道，我实在不应该打乱这个平衡。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让你一年接着一年地继续割自己，而每一年，每一次我看到你，就会想到自己让你继续这样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应该更努力地逼你去寻求专业协助，让你停止伤害自己。”
“对不起，安迪。”他低声说。
“不，裘德，”安迪说，“这不是你的错。你是病人。我本来就该搞清楚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到。所以你带着那些瘀青来找我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决定还是错了。你知道吗？”安迪看着他，再度看到安迪迅速擦了一下眼睛，他很惊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安迪暂停一下说，两人又陷入沉默。
“安迪，”他终于说，自己也很想哭，“我跟你发誓，我没有用别的方式自残，只有割伤而已。”
“只有割伤而已！”安迪说，然后发出一个刺耳的笑声，“好吧，我想，就你这几年的状况来说，我应该很庆幸，‘只有割伤而已。’你知道这样有多惨吧，我居然应该松一口气？”
“我知道。”他说。
星期二、星期三过去了，然后是星期四；他感觉脸上的伤恶化，接着又好转，然后又恶化了。他一直担心凯莱布可能会打电话给他，或是更糟，去他公寓，但几天过去了，都没有消息。或许他一直待在汉普顿桥。或许他被车子撞了。说来奇怪，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害怕，没有恨意，什么都没有。最坏的状况已经发生了，现在他自由了。他有过一段伴侣关系，结果很糟糕，现在他再也不必去试了，因为他已经向自己证明他没有那个能力。以前他老担心人们会怎么想他、想他的身体，跟凯莱布在一起的那段日子证实了他害怕的种种都是对的。他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学会接受这件事，而且不要悲伤。他知道自己以后大概还是会觉得孤单，但现在他知道如何回应那种孤单了。现在他很确定那种孤单还是比较好的状态，好过他跟凯莱布在一起体会到的恐惧、羞愧、厌恶、沮丧、眩晕、兴奋、渴望、勉强。
那个星期五，哈罗德来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他们碰了面。他已经事先写信警告哈罗德自己受了伤，但哈罗德还是大惊小怪，操心了半天，问他是不是真的还好，问了好几十次。
他们在哈罗德最喜欢的餐厅之一碰面，那里的牛肉来自主厨自己在纽约州北部农场里饲养的牛，每只都取了名字；蔬菜则种在大楼屋顶。他们边聊天边吃着主菜时（他很小心地只用右边牙齿咀嚼，而且小心不要让新装的那颗牙齿碰到食物），忽然感觉到有个人站在桌子旁，他抬头看，是凯莱布。他已经说服自己别有任何感觉，但那一刻，他立刻被排山倒海而来的恐惧淹没。
他们在一起时，他从没看过凯莱布喝醉，但这会儿他立刻看出他喝醉了，而且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你的秘书告诉我你在这里。”凯莱布对他说，“你一定是哈罗德。”他说，朝哈罗德伸出手。哈罗德跟他握了手，一脸困惑。
“裘德？”哈罗德问他，但他说不出话来。
“我是凯莱布·波特。”凯莱布说，然后滑进他们半圆形的卡座里坐下，紧贴着他，“你儿子正在跟我交往。”
哈罗德看看凯莱布，又看看他，张开嘴巴，但说不出话来。他认识哈罗德以来，这还是头一次。
“我问你一件事。”凯莱布对哈罗德说，同时身体前倾，好像要表达自信。他则盯着凯莱布狐狸似的俊美脸庞，还有他发亮的深色眼睛，“老实说，你难道从没想过要一个正常的儿子，而不是瘸了腿的？”
一时之间没人说话，他可以感觉空气中有种电流。“你他妈的是谁？”哈罗德咬牙道。他看到哈罗德的脸色变了，五官扭动得迅速又剧烈，从震惊转为厌恶又转为愤怒，有一瞬间看起来甚至不像人类，像穿着哈罗德衣服的食尸鬼。然后哈罗德的表情再度改变，他看到哈罗德脸上有个什么变得坚硬起来，仿佛他的肌肉就在自己的面前硬化。
“他是被你打。”他非常缓慢地对凯莱布说，然后惊慌地对他说，“根本不是网球，对不对，裘德？是这个人打的。”
“哈罗德，不要。”他开口，但凯莱布抓住他的手腕，他觉得手腕快要骨折了。“你这个撒谎精。”凯莱布对他说，“你是个瘸子、撒谎精，还是个烂货。另外你说得没错——你很恶心。我连看你都没办法，没办法。”
“你他妈的滚出去。”哈罗德说，咬着牙吐出每个字。虽然都是用气音说的，但感觉很大声，整个餐厅忽然很安静，他觉得每个人都听到了。
“哈罗德，不要。”他哀求着，“别闹了，求求你。”
但哈罗德不理他。“我要打电话报警。”他说，然后凯莱布滑出卡座站起来，哈罗德也站起来，“你马上给我滚出去。”哈罗德又说了一次。这回每个人真的都朝他们这看了，他无地自容得简直想吐。
“哈罗德。”他又恳求道。
从凯莱布摇晃的动作，他看得出他真的醉得很厉害。他推了一下哈罗德的肩膀，哈罗德正要推回去时，他终于能发出声音，喊了哈罗德的名字。哈罗德转向他，放下手臂。凯莱布朝他微微一笑，然后转身离去，挤过了几个静静围过来的侍者。
哈罗德又站了一会儿，瞪着餐厅门，想跟着出去。他又绝望地喊了哈罗德的名字，哈罗德这才回到他身边。
“裘德……”哈罗德说，但他摇摇头。他很生气，气疯了，他的羞辱感跟他的怒火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在他们周围，他听到人们又开始谈话。他朝侍者挥手，给了自己的信用卡，几秒钟后侍者回来还给他。他今天没坐轮椅，此刻他非常后悔。在他离开餐厅的短短几秒钟，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灵活、走得这么快，又这么果决。
外头正下着倾盆大雨。他的车停在一个街区外，他沿着人行道往前，哈罗德默默陪在他旁边。他气得真不想开车送哈罗德，但此时他们在市区东端，靠近A大道。现在又下着雨，哈罗德绝对叫不到出租车。
“裘德……”他们上车后，哈罗德就开口了，但他打断他，眼睛只看着前面的路。“哈罗德，我一直求你什么都别说，”他说，“结果你还是说了。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哈罗德？你认为我的人生是一场笑话吗？你认为我的问题只是让你跃上大舞台的机会吗？”他甚至不明白自己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自己想这些做什么。
“不，裘德，当然不是。”哈罗德说，他的声音轻柔，“对不起，我气得失去理智了。”
出于某些原因，这句话让他清醒过来。接下来几个街区，他们保持沉默，听着雨刷的声音。
“你之前真的在跟他交往吗？”哈罗德问。
他只点了一下头。“那现在呢？”哈罗德问，他摇摇头。“很好。”哈罗德咕哝道，然后声音很轻地说，“他打了你吗？”
他不得不先控制好自己，才有办法开口回答。“只有几次。”他说。
“啊，裘德。”哈罗德说，他从来没听过哈罗德这种口气。
“不过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哈罗德说。此时他们沿着第15街往前开，经过第六大道，“裘德，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会对你这样的人交往？”
他又沉默地开过一个街区，想着该怎么说，该怎么清楚表达他的理由，让哈罗德了解。“我很孤单。”最后他终于说。
“裘德，”哈罗德说，然后停了一下，“这个我明白。但是为什么是他？”
“哈罗德，”他说，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多么可怕、多么凄惨，“要是你长得像我这样，你就没得挑了。”
他们又沉默下来，哈罗德说：“停车。”
“什么？”他说，“不能停，后面还有车啊。”
“裘德，停下这辆该死的车。”哈罗德又说了一次。看他没停，哈罗德就伸手抓住方向盘猛地往右扭，开进消防栓前的一个空位。后面的车子超车过去，一路猛按喇叭警示。
“天啊，哈罗德！”他喊道，“你到底想干吗？你差点害我们出车祸！”
“你好好听着，裘德。”哈罗德缓缓说，朝他伸手，但他往后缩，紧贴着车窗，避开哈罗德的手，“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人。”
“哈罗德，”他说，“别说了，别说了，拜托你别说了。”
“看着我，裘德。”哈罗德说，但他没办法，“是真的。你自己看不出来，让我太伤心了。”
“哈罗德，”他说，几乎是呻吟了，“拜托，拜托。如果你在乎我，就别再说了。”
“裘德。”哈罗德说，然后再度伸手，但他又瑟缩了起来，举起手保护自己。透过眼角，他看得到哈罗德缓缓垂下手。
最后他终于把手放回方向盘上，但颤抖得太厉害了，没办法重新发动车子，于是他把双手塞在大腿底下等待。“啊老天，”他听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啊老天。”
“裘德。”哈罗德又说。
“别烦我了，哈罗德，”他说，现在连他的牙齿也格格打战，要讲话都很困难，“拜托。”
他们静静坐了几分钟。他专注地聆听雨声，看着红绿灯从红色转成绿色再变为橙黄色，数着自己的呼吸。最后他的颤抖终于止住，于是他发动车子，往西行驶，然后转往北，来到哈罗德的公寓。
“今天晚上来我这里住吧。”哈罗德说着转向他，但他摇摇头，只看着前方，“那至少上来喝杯茶，待到你觉得好过些吧。”但他还是摇头。“裘德，”哈罗德说，“我真的很遗憾——为了这一切，为了所有的事情。”他点点头，但还是说不出话。“如果你需要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吗？”哈罗德坚持问他，他又点了点头。然后，哈罗德缓缓举起一只手，摸了他脑后两下，好像他是野生动物，这才下了车，轻轻关上车门。
他走西城高速公路回家。他全身酸痛，筋疲力尽；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被羞辱到底了。他被惩罚够了，他心想，即使对他而言都够了。他会回家，割割自己，然后他会开始忘却：尤其是这一夜，但也包括过去四个月。
到了格林街，他把车子停进车库，坐着电梯经过静默的楼层，抓着电梯的网格门：他累到如果不抓个什么，就会垮在地上。理查德这个秋天去罗马当驻地艺术家，整栋大楼像一座坟墓似的包围他。
他进入黑暗的公寓，正在摸索电灯开关时，忽然有个什么朝他肿起的那边脸扑来，即使在黑暗中，他还是看得到自己新装的那颗牙齿飞了出去。
是凯莱布，当然了，他在黑暗中听得到也闻得到他的呼吸。凯莱布打开电灯主开关，公寓里大放光明，令人目眩，比白天还要亮。他抬头，看到凯莱布正低头盯着他。即使喝醉了，他还是很镇定，而且现在因为怒气而清醒了一点，眼神平稳而专注。他感觉到凯莱布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提起来，感觉到他打向他没受伤的右脸，感觉到自己的头被打得往后一晃。
凯莱布始终一语不发，拖他到沙发，唯一的声音就是凯莱布平稳的呼吸和他自己疯狂的吸气。凯莱布把他的脸压进椅垫里，然后一手按着他的脑袋，另一手开始脱下他的衣服。他恐慌起来，开始挣扎，但凯莱布用手臂压着他的颈背，让他全身麻痹，无法动弹。他可以感觉到自己一点接着一点暴露在空气中——他的背部、他的双臂、他的后腿——等到所有衣服都被脱掉，凯莱布又拉着他站起来，把他往前推，但他摔倒了，仰天躺着。
“起来。”凯莱布说，“快点。”
他照做了，鼻子流出东西来，鲜血或是鼻涕，让他更难呼吸。他站着，这辈子从没觉得这么赤裸、这么暴露、毫无遮蔽。他小时候，碰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总是有办法离开自己的身体，跑到别的地方去。他会假装自己是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根窗帘杆，一具天花板上的风扇——一个冷静无感的见证者，看着底下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幕。他会看着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没有怜悯、没有愤怒，什么都没有。但现在他试了又试，却发现自己无法抽离。他就在这间公寓里，他的公寓，站在一个厌恶他的人面前，而且他知道这只是漫漫长夜的开始，不是结束，他毫无办法，只能忍受着熬过去。他无法控制这个夜晚，无法使之停止。
“老天，”凯莱布打量了他半天之后说，这是他第一回看到他全身赤裸，“老天，你真的很畸形，你真的是。”
出于某些原因，这个宣告把所有往事都带了回来，他发现自己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哭。“拜托，”他说，“拜托，凯莱布，我很抱歉。”但凯莱布又抓住他的颈背，半催促半拖拉着他往前门走。他们进入电梯，下了楼，然后他被拖出电梯，沿着走廊来到门厅。此时他已经歇斯底里起来，恳求着凯莱布，一次又一次问他要做什么、要对他怎么样。到了前门，凯莱布抓起他，有那么片刻，他的脸抵着门上那面开向格林街的肮脏小玻璃。然后凯莱布打开门，把他推出去，全身赤裸，来到街上。
“不！”他大喊，半在脑子里、半喊出声，“凯莱布，拜托！”他渴望有人会经过，却又绝望地生怕有人经过。但雨太大了，没有人经过。雨水疯狂地打在他脸上。
“求我。”凯莱布说，在雨中提高嗓门，于是他乖乖恳求他。“求我留下来。”凯莱布命令道，“跟我道歉。”他都照做，一遍又一遍，嘴里充满了他的血和泪。
最后他终于被带进门，拖回电梯里，凯莱布用各种难听的字眼骂他。他道歉又道歉，遵照凯莱布的命令，把凯莱布说的那些话重复说一遍：我很讨厌。我很恶心。我毫无价值。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回到公寓里，凯莱布放开他的脖子，他倒下去，双腿根本站不住。凯莱布踢他肚子，踢得他吐了出来。接着又踢他背部，他滑过马尔科姆那漂亮、干净的地板，倒在呕吐物中。他美丽的公寓，他心想，他在这里一直觉得很安全。这件事就发生在他美丽的公寓里，周围都是美丽的东西，是朋友出于友谊送给他的，是他用自己赚的钱买的。他美丽的公寓，门上装了锁。在这里，他应该被安全地保护着，不会有故障的电梯，或是需要用双臂爬上楼的难堪，他应该永远觉得像个完整的人。
然后他又被抓起来，移动着，但实在很难看出他要被带到哪里去：他一只眼睛已经肿到睁不开了，另一只眼睛也视线模糊。他的视野时而清楚，时而模糊。
但接着他明白了，凯莱布要带他到通往紧急逃生梯的门那去。那是马尔科姆保留的老厂房元素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消防法规，一方面是他也喜欢那座坦率而实用，丑得理直气壮的逃生梯。现在凯莱布拉开插销，他发现自己站在陡峭楼梯的顶端。“简直像直通地狱。”他还记得理查德这么说过。他身子一侧黏着呕吐物，同时还可以感觉到其他液体（他不敢去想那是什么）在他脸上、脖子上、大腿上往下流淌。
他因为疼痛和害怕而啜泣起来，手抓着门框。此时他听到、而非看到，凯莱布往后退，接着冲向他，一脚踢中他的背，他就飞进了楼梯的黑暗中。
他飞起时，忽然想到了卡申博士。或者未必是卡申博士，而是他申请成为他的指导学生时，曾被问到的问题：你最喜欢的公理是哪个？（CM有回说那是数学宅男的搭讪词。）
“相等公理。”他说，卡申博士赞许地点点头。“这个公理很好。”他说。
相等公理规定，x永远等于x：这个公理假设你有一个名叫x的概念，那么它一定恒等于自己，它有一种唯一性，具有某种不可约的性质，因而我们必须假设它永远绝对地、不可改变地恒等于它自己，假设它最重要的本质绝不改变。但这项公理无法被证明。永远、绝对、绝不：这些词汇跟数字一样常用，构成了数学的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相等公理——李博士有回就说这项公理害羞又做作，是公理的裸体扇子舞——但他一直很欣赏这个公理的不可捉摸，这个等式本身的美总会被证明它的尝试所掩盖。这是那种会把你逼疯、把你累垮、轻易害你耗上一辈子的公理。
但现在他确知这个公理有多么真实，因为他自己——他的人生——就证明了这个公理。他意识到，以往的我将永远是现在的我。脉络背景或许改变了：他可能住在这间公寓里，可能有一份他很喜欢的工作、赚很多钱，可能有了他深爱的父母和朋友。他可能备受尊敬，在法庭里，他甚至令人畏惧。但基本上，他还是那个同样的人，会让人倒胃口，本来就该让人讨厌。而在他发现自己悬在空气中的那几分之一秒里，在飞上天的狂喜以及预料得到的可怕落地之间，他知道x将永远等于x——不论他做了什么，也不管他离开修道院和卢克修士多少年，无论他赚多少钱，或者有多努力想要忘记。当他一边的肩膀撞上水泥，整个世界在一瞬间猛地从他下方抽身时，他想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公理：
x＝x，他想着，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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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还很小的时候，六个月左右吧，莉柔得了肺炎。就像大部分健康的人，她一生病就变得非常差劲：爱抱怨又任性，最严重的是，她被不熟悉的状况吓到了。“我从不生病的。”她一直这样说，好像有人搞错了什么，好像她碰到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别人身上才对。
雅各布是个多病的婴儿，不是特别严重，但他出生到那时已经感冒过两次，我还没见过他微笑，就先听到他的咳嗽声：一种出奇成熟的干咳。因此，我们决定，接下来几天莉柔最好去萨莉家休息养病，我则留在家里照顾雅各布。
我本来自以为可以对付我儿子，但那个周末，我打电话给我爸一定超过二十次，问他不断发生的各式疑难杂症，或者确认一些我明明知道、但慌乱中忘掉的事情：他发出像打嗝的怪声，但实在太不规律，不可能真是打嗝，那会是什么？他的大便有点太稀，这是什么征兆？他喜欢趴着睡觉，莉柔说他应该仰着睡，可是我总听说他趴着睡也完全没问题啊，这样可以吗？当然，我可以自己查阅这些问题，但我希望有肯定的答案，而且我希望听到由我父亲说出来，他不只知道正确的答案，也会用正确的方式说。听到他的声音就让我放心。“别担心。”每次挂电话前他都这么说，“你做得很好。你知道怎么做。”他让我相信真的是如此。
雅各布生病之后，我就比较少打电话给我父亲了，我没有勇气听他讲话。此时我想问他：我要怎么熬过这些？之后我要怎么办？我怎么能看着我的小孩死去？全是我无法鼓起勇气问的问题，而且我知道这些只会害他试着回答时哭出来而已。
我们发现雅各布不对劲时，他才刚满4岁。每天早上，莉柔会带他去托儿所，每天下午我上完课之后，就会去接他。他有一张严肃的脸，所以大家总是误以为他闷闷不乐，但其实并非如此：在家里，他会到处奔跑，在楼梯爬上爬下，我就跟在他后头跑。我躺在沙发上阅读时，他会跑来扑在我身上。莉柔跟他在一起时也变得很爱玩，有时他们两个会在屋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嚷着，那是我最喜欢的声音、我最喜欢的混乱。
他开始变疲倦是十月的时候。有天我去接他，其他小孩、他所有的朋友全挤在一起，忙着讲话或蹦蹦跳跳。我寻找他，发现他躺在教室另一头的角落里，蜷缩在他的垫子上，正在睡觉。一个老师坐在他旁边，看到我后，就挥手要我过去。“我想他可能是得了什么病。”她说，“他这两天一直没什么精神。今天吃过中饭就累得不得了，我们只好让他睡觉。”我们很喜欢这家托儿所，其他托儿所会逼小孩阅读或上课，但不仅大学里的教授偏爱这家托儿所，我也认为这里适合4岁小孩：他们只要听大人读故事书、做各种手工，或是去动物园远足。
我抱着他上车。到家时，他醒了，看起来很好。他吃了我做给他的点心，然后听我读故事书，我们再一起做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之前4岁生日时，萨莉送了一套漂亮的木质积木，切割成了类似晶洞的各种形状，积木可以堆得非常高，组成各种有趣的形状；我们每天都会用积木组合出新东西，放在餐桌中央当装饰，等到莉柔回家，雅各布就会跟她解释我们今天组合的是什么（一只恐龙、航天员的高塔），莉柔会拍照记录。
那天晚上，我把雅各布老师说的话转述给莉柔听。第二天，莉柔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看起来完全正常，没什么不对劲。不过我们接下来几天还是密切观察他：他的精力变得较好还是较差？他是不是睡得比平常久？吃得比平常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害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无精打采的孩子更令人害怕的了。这个句子现在看来，似乎是一段可怕命运的委婉说法。
谁知突然间，情况开始急转直下。我们去我父母家过感恩节，吃晚餐时，雅各布发作了。这一刻他还好好的，下一刻他就全身僵直，身体像一块木板似的滑下椅子，溜到餐桌底下，他的眼球翻白，喉咙发出一种奇怪、空洞的咔嗒声。这个状况只持续了十秒左右，但是太可怕了，可怕到我现在还能听到那可怕的咔嗒声，还能看到他头部那恐怖的僵硬，双腿在空中蹬着。
我父亲赶紧打电话给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一个朋友。我们赶去那里，雅各布住进医院，我们四个人都留在病房过夜——我父亲和阿黛尔穿着大衣躺在地上，莉柔和我坐在病床两侧，彼此都没有勇气看对方。
等他状况一稳定下来，我们就带他回家。莉柔打电话给雅各布的小儿科医生，是她医学院的同学，帮她约了最好的神经科医生、最好的遗传学家、最好的免疫学家。我们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无论是什么，莉柔都要确保雅各布得到最好的治疗。接下来几个月，就是看一个又一个医生。抽血，做脑部扫描，做反射测试，检查眼睛和听力。整个过程太具有侵入性、太令人沮丧了（在认识这些医生前，我从不知道可以用那么多方式说“我不知道”）。有时我会想，对于那些不像我们有这么多关系、不像莉柔那么懂医学的父母来说，这样的情况会有多么艰难、多么无法面对。但即使有莉柔专业的医学知识，看着雅各布因为针尖刺入皮肤而大哭时，我们也不会好受到哪里去。他的血管被扎了太多次，左手臂的一根血管开始萎陷。而且就算有那么多的关系，也无法防止他病得越来越重，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他会颤抖、口吐白沫，发出一种原始而可怕的嚎叫，低沉得根本不像一个4岁大的小孩会发出的声音，同时他的头还会左右摇晃，双手扭曲。
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退化疾病，叫西原综合征，罕见到一连串的基因测试都无法诊断。等到终于确诊时，他几乎全盲了。那是二月。到了六月他满5岁时，就几乎不能再讲话了。到了八月，我们已不认为他还有听力。
他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们试过一种又一种药物，也试过各种组合。莉柔有个神经学医生朋友跟我们说有一种新药，在美国还没通过核准，但是加拿大买得到。那个星期五，莉柔就和萨莉开车北上到蒙特利尔又回来，总共花了十二个小时。有一阵子，那种药有用，不过害他起了严重的皮疹，只要碰到他的皮肤，他就会张嘴尖叫，可是他发不出声音，眼泪流个不停。“对不起，小朋友。”我会恳求他，即使我知道他听不见，“对不起，对不起。”
我几乎没办法专心工作，那一年我只能兼课。那是我在大学教书的第二年、第三个学期。我走在校园里，无意间听到某些谈话，就会很愤怒——有人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有人说他考试成绩很差，有人说他扭到脚踝了。我想说，你们这些愚蠢、琐碎、自私、只关心自己的人。你们这些可恨的人，我恨你们。你们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我儿子快死了。有时我的憎恶强烈到连自己都不舒服。当时劳伦斯也在那所大学教书，我必须送雅各布去医院时，他会帮我代课。我们请了看护来家里照顾他，但每次到医院看病我们都会亲自带他去，这样才能持续追踪他还剩多少时间。到了九月，他的医生检查过后看着我们：“不会太久了。”他语气非常温柔，而那是最糟糕的部分。
劳伦斯每个周三和周六晚上会过来；吉莉安是每周二和周四；萨莉是周一和周日；莉柔的另一个朋友纳森则是每周五。他们在这里时，会帮我们煮饭或打扫，莉柔和我则陪着雅各布，跟他说话。过去一年间，他已经停止长大了，手臂和腿因为缺乏活动而变得软趴趴的，简直像没有骨头一样。我们抱着他的时候，必须确定也抱紧他的手脚，否则他的四肢就会晃出去，整个人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他在九月初就再也张不开眼睛了，不过眼里有时会渗出液体：眼泪，或是一团团发黄的黏液。只有他的脸还鼓鼓的，因为他吃的药含有高剂量的类固醇，其中一种让他的脸颊长出了湿疹，像糖果红的砂纸，摸起来永远又热又粗。
我父亲和阿黛尔在九月中搬进我们家，我不敢看他。我知道他知道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是什么滋味，我知道他有多伤心那是我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失败了，觉得自己因为当初没有更想要这个孩子而受到了惩罚。我觉得如果当初我对生小孩的态度不是那么犹豫，这样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当初我得到这个天赐大礼，那么多人渴望我却不想要，有多愚蠢而荒谬。我觉得很羞愧——我永远无法成为我爸爸那样的父亲，而且我痛恨让他看到我的失败。
雅各布出生前，有一晚我问父亲有没有什么睿智的话可以告诉我。我当时在开玩笑，但他当真了，我所有的问题他都会当真。“唔，”他说，“当父母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调整。你这方面做得越好，就越能成为好父母。”
当时我几乎把这句忠告当成耳边风，但是雅各布后来病得越重，我就越常想到这句话。我们都说希望子女快乐，只要快乐、健康就好，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想。我们都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或是比我们强。我们人类在这方面非常缺乏想象力，无法想象子女有可能比我们差。但我猜想那样的要求太多了。那一定是某种进化上的权宜措施——如果我们都这么明确、清楚地意识到哪些地方可能错得离谱，我们就不会生小孩了。
我们刚发现雅各布病了，有哪里不对劲的时候，我和莉柔很努力地重新调整，而且很快。比方说，我们从来没说我们希望他读大学；我们只是假设他会，而且也会读研究生，因为我和莉柔都读了。但雅各布第一次发作后，我们在医院待的第一夜，向来擅长计划、总是提早五步十步看到事态发展的莉柔说：“无论这是什么病，他还是可以活得长寿又健康，你知道。他可以去很多很棒的学校读书。有很多地方会教他怎么独立生活。”我那时说了她一顿，我指控她这么快、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他。事后，我很羞愧。后来的她让我佩服：面对这个孩子不如她预期的事实，她调整得快速而顺畅。我佩服她早就知道（比我早太多了），拥有孩子的重点不在于你希望他达到什么成就，而是他带给你的愉悦，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即使那种形式几乎不会被当成愉悦。更重要的是，你有幸能带给他愉悦。在雅各布剩下的人生中，我总是落后莉柔一步：我一直梦想他会好转，梦想他会回到原来的样子；而她，只想着以他当时的状况，可以过什么样的人生。或许他可以去读特殊学校。好吧，他根本不可能去上学，或许他可以去参加托儿游戏班。好吧，他不能去托儿游戏班，但或许还可以活很久。好吧，他没办法活很久，但或许他可以拥有短暂而快乐的一生。好吧，他没办法拥有短暂而快乐的一生，但或许他这短暂的一生可以过得有尊严：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而她对他别无所求。
雅各布出生时我32岁，被确诊时我36岁，过世时我37岁。那是十一月十日，离他第一次发作将近一年。我们在大学里举行了仪式，即使在麻木的状态中，我也看到所有人都来了，也都哭了，包括我们的父母、朋友和同事，还有雅各布的朋友（当时上一年级了），以及那些朋友的父母。
我父母回到纽约的家，莉柔和我最后又各自回去忙工作。有好几个月，我们几乎不说话，也没办法碰触对方。一部分原因是筋疲力尽，但我们也很羞愧：羞愧我们共同的失败，羞愧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却没有为彼此挺身而出（这种感觉不合理，却挥之不去）。雅各布过世后一年，我们第一次谈到是不是该再生个孩子。一开始两个人很客气，但谈话结束得非常糟糕，我们互相指责：关于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要雅各布、她从来不想要生他，以及我怎么失败、她怎么失败。我们冷战，接着道歉。再试一次。但每次讨论到最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收场。那些谈话很伤人，无法弥补。到最后，我们分居了。
现在回想起来很不可思议，我们完全停止沟通。我们离婚离得干净利落，很顺利——或许太干净利落、太顺利了。这让我好奇，在雅各布之前，是什么让我们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还会在一起吗？直到后来，我才有办法想起当初我为什么会爱上莉柔，我从她身上看到什么、欣赏什么。但当时，我们就像负责同一项任务的两个人，任务困难、令人精疲力竭，而现在任务结束了，我们就该分开，回到各自的正常生活。
有很多年我们都没联系——不是因为会吵架，而是有别的原因。她搬到波特兰。我认识朱丽娅之后没多久，有天碰到萨莉（她也搬家了，搬到洛杉矶）刚好来波士顿看她父母，她告诉我莉柔再婚了。我请萨莉转达我的祝福，萨莉说她会的。
有时我会查一下莉柔的现况：她在奥瑞冈大学的医学院教书。有回我有个学生，看起来好像我们想象中雅各布长大后的样子，像到我差点打电话跟她说，但我始终没这么做。
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那是十六年后了。她刚好来波士顿参加会议，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个中饭。再度听到她的声音，感觉很奇怪，既陌生又立刻变得熟悉起来，那个声音跟我谈过几千几万次话，谈过各种重要和平凡的事。我听过那声音对她抱在怀里摇晃的雅各布唱歌，听过那声音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同时拍下当天的积木塔照片。
我们约在医学院附近的一家餐厅见面。她在当住院医生时，那家餐厅专门卖所谓的“高档鹰嘴豆泥”，我们都觉得很好吃。但现在那家餐厅改卖手工肉丸，有趣的是，餐厅里还有一股鹰嘴豆泥的气味。
我们见了面，她看起来就跟我记忆中一样。我们拥抱后坐下来。有一会儿，我们谈着工作，谈萨莉和她的新女友，谈劳伦斯和吉莉安。她告诉我她丈夫是流行病学专家，我则告诉她有关朱丽娅的事。她43岁时又生了个女孩。她拿照片给我看，很漂亮，看起来很像莉柔。我这么告诉她，她微笑。“那你呢？”她问，“你有了另一个孩子吗？”
是的，我说。我刚刚收养了一个以前的学生。我看得出来她很惊讶，但还是露出微笑，恭喜我，又问我他的事情，以及是怎么发生的。我告诉了她。
“那太好了，哈罗德。你很爱他。”
“是的。”我说。
我很想告诉你，那是我们某种第二阶段友谊的开始，我们一直保持联络，而且每一年我们都会谈到雅各布，谈他如果在世会是什么样子。但事情并非如此，不过我们也没有交恶。那次碰面时，我终于告诉她那个让我很不安、很像长大后的雅各布的学生。她说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说她也碰到过一些学生，或只是在街上擦肩而过的青年，她觉得在哪里见过，后来才明白她曾想象我们的儿子就是那个样子，好好活着，离开了我们，也不再是我们的，但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世界里，不知道我们一直在找他。
临别时我跟她拥抱道别，祝福她一切安好。我告诉她我很关心她。她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我们都没提出要跟对方保持联络；我愿意想成是因为我们都太尊重彼此了，不会去提这种事情。
但这些年来，在一些零星的时刻，我会接到她的消息。我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只写着“又看到另一个了”，而我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也会发这类电子邮件给她，“哈佛广场，大约25岁，六英尺二英寸，瘦巴巴，一身大麻味。”她女儿大学毕业时，她发电子邮件通知我；然后是她女儿办婚礼；第三次是她的第一个孙子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