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德审视着他，“所以你觉得我得一直去。”他说。
“这个嘛，”他说（他的确是这么想的），“状况真有那么可怕吗？”他暂停了一下，“是因为娄曼医生吗？我们要不要找别的心理医生？”
“不，不是娄曼的问题，”裘德说，“是那个过程本身。”
他也叹气了。“听我说，”他开口，“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困难。我知道。但是，裘德，先试个一年好吗？一年。努力看看。然后我们再来评估。”裘德答应了。
到了春天，他又出远门拍戏。某天晚上他和裘德通电话，裘德说：“威廉，为了完全坦白，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好。”他说，将手上的电话抓得更紧。他当时在伦敦拍《亨利与伊迪丝》。他饰演刚开始与伊迪丝·华顿展开友谊的亨利·詹姆斯（基特指出，年轻了十二岁，体重轻了快六十磅，但谁会去算呢？）。这部电影其实算公路电影，大部分在法国和英格兰南部拍摄，他当时正在拍最后几场戏。
“我并不引以为荣，”他听到裘德说，“不过之前跟娄曼医生的四次约诊，我都没去。或者应该说——我去了，但是没去。”
“什么意思？”他问。
“唔，我去了，”裘德说，“但是在该进去的时间，我坐在外头的车子上读书，然后等到时间结束，我就开车回办公室。”
他没吭声，裘德也没说话，然后两个人开始大笑。“你读什么？”等到他终于有办法说话，他问。
“《论自恋》[1]。”裘德说。两个人又大笑起来，笑到威廉根本站不住，还得坐下来。
“裘德……”他终于又开口，裘德却打断他。“我知道，威廉，”他说，“我知道，我会回去的。那真的太蠢了。我这几次都没办法鼓起勇气走进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挂断电话时，脸上还带着微笑，脑中浮现出伊德里斯的声音——“还有，威廉，裘德说他会去却没去，你有什么感觉？”他的手在脸前挥一挥，好像要把那些话赶跑。他现在明白，裘德撒谎，以及他自己的自我欺骗，都是自我保护的手段，从童年开始就经常被演练。这些习惯帮助他们，把这个有时太不堪的世界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但现在裘德试着减少撒谎，他也试着接受人生有些事永远不会符合他理想中应有的样子，无论他多么期盼，也无论他怎么假装。所以老实说，他知道心理咨询对裘德的作用有限，知道裘德还会继续割自己，知道他永远没法治愈他。他爱的人病了，而且会永远病下去，他的责任不是让他好转，而是让他的病情减缓一些。他从来没办法让伊德里斯了解这个观点的转变；有时，连他自己也不太了解。
那天夜里他找了个女人过来，是副美术指导伊莎贝尔。他们躺在床上时，他回答了那些老问题：解释他是怎么认识裘德的，解释他是什么样的人，至少是他面对这类状况创造出来的版本。
“这个地方真不错。”伊莎贝尔说，他有点疑心地看了她一眼；杰比看到这间公寓后，曾说这里看起来就像被伊斯坦布尔的大市集给强暴了。而伊莎贝尔，他听摄影指导宣称她的品位绝佳。“真的，”她说，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里很漂亮。”
“谢了。”他说。这间公寓是他的，他和裘德的。他们两个月前才买下来，因为这两年的状况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个为了工作会更常待在伦敦。他负责找房子，因为那是他的责任。他刻意挑了安静、非常乏味的马里波恩，不是因为这里冷静的美感或便利，而是因为这一带有很多医生。威廉终于选定这间公寓后，某天他们来到楼下，等着房地产经纪人带他们上去看房子。“啊，”裘德当时说，一面研究这栋建筑物的住户名录，“看看楼下是什么：一家整形外科诊所呢。”他看着威廉，挑起一边眉毛，“这真是有趣的巧合啊，不是吗？”
他露出微笑。“可不是吗？”他说。但在他们的玩笑之下，是两个人都无法讨论的事情，不光是在他们的伴侣关系中，甚至在他们多年的友谊中几乎都没讨论过——到某个时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早晚会发生），裘德将会恶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恶化，威廉也不确定，但他现在决定要诚实，所以他试着让自己、让他们两人都做好准备，去面对他无法预知的未来，面对有一天裘德可能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站起来。于是最后，这栋哈利街上的四层楼建筑成了唯一可能的选项；在他看过的所有房子里，这里最近似格林街：一户占据整层楼的公寓，有大大的门和宽敞的走廊，房间都很大，浴室改装得可供轮椅出入（楼下的整形外科诊所是最后的、不可忽略的理由，说服他这间公寓应该由他们买下）。他们买下那间公寓；他把历年到各地拍戏时买来、长年装箱堆积在格林街地下室的地毯、灯和毯子运来；而且在他拍戏结束回纽约前，马尔科姆以前的一个年轻同事、现在搬回伦敦且在“钟模”伦敦分公司上班的建筑师维克拉姆，就要开始装修了。
啊，每回他看到哈利街的设计图都会想，活在现实世界有时好困难、好可悲。他总是回想起他上次跟维克拉姆碰面时，曾问起为什么不保留厨房原来的木框窗子，通过窗外俯瞰天井还可看到外头韦茅斯马厩街上的屋顶。“我们不是该保留吗？”他纳闷地问，“那些窗子那么美。”
“是很美没有错，”维克拉姆赞同道，“不过这些窗子坐着很难打开——得用上双腿的力量才能拉起来。”他这才明白，他和维克拉姆第一次谈话时提到的，维克拉姆都很当回事。他那时交代他们要假设：住在这间公寓的其中一人，肢体活动的范围最后可能会非常有限。
“啊，”他说，迅速眨眨眼，“没错。谢谢。谢谢。”
“没问题，”维克拉姆说，“威廉，我跟你保证，这里一定会给你们两位家的感觉。”他的声音柔软而温和，威廉不确定他那一刻感受到的哀伤是源自维克拉姆的那些体贴话，还是他体贴的口气。
这会儿回到纽约，他想起了这件事。现在是七月底，他说服裘德休假一天，他们开车到纽约州北部的房子去。有好几星期，裘德都很疲倦，又非常虚弱，忽然间，他又好了起来，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天空是鲜明的蓝，空气热而干燥，他们房子四周的田野里散布着一丛丛的蓍草和黄花九轮草，围绕池塘的石头在脚下很冰凉，裘德在厨房里兀自唱着歌，一边帮他们邀请来的朱丽娅和哈罗德做柠檬水。这时威廉就会发现自己又不小心掉回到假装的老习惯里。在这样的日子，他会屈服于某种着魔的状态，在其中，他的人生似乎无法改善，同时又矛盾地可以完全修好：当然裘德不会恶化。当然他可以被治好。当然威廉会是那个治好他的人。当然这是可能的。当然这是有希望的。这样的日子似乎没有黑夜，而没有黑夜，就不会有割伤，不会有忧愁，没有什么能让人沮丧的。
“威廉，你是在梦想奇迹发生。”伊德里斯如果知道他在想什么，就会这么说，他也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他会想，他的人生（还有裘德的人生）不就是奇迹吗？他本来应该待在怀俄明州，成为一名牧场雇工。裘德最后应该会在——哪里？监狱、医院，死掉或更糟。但结果他们都没有。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平凡无奇的人，居然能靠着扮演别人赚进几百万元，可以坐飞机到各个城市，每天生活所需都能得到满足，在人工的场景里工作，被伺候得像一个腐败小国的君主，这不是个奇迹吗？在30岁时被收养，遇到爱你爱到要把你正式收为儿子的父母，这不是奇迹吗？能够克服种种不可能存活的境况存活下来，这不是奇迹吗？而友谊本身，让你能找到另一个人，使整个孤单的世界不那么孤单，不就是奇迹吗？这栋房子、这片美景、这种舒适、这种生活，不就是奇迹吗？所以谁能怪他期望再多一个奇迹，尽管明知道不可能，尽管违背生物学、时间、历史的法则，他还是期望他们会是例外，期望发生在有同样伤势的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裘德身上，期望即使裘德已经克服那么多困难，他还是有可能再克服一件事？
这会儿，他坐在池塘边跟哈罗德和朱丽娅聊天。忽然间，他感觉到了偶尔会体验到的、胃里一种奇怪的空荡，即使他和裘德就在同一栋房子里，那种想念他的感觉，一种好想看到他的渴望，奇异又强烈。他永远不会跟裘德提，不过就像这样，裘德让他想起亨明——那种感觉有时会触碰他，轻如鸟翼，感觉到自己深爱的人不知怎的就是比其他人短暂，感觉他们是自己借来的，有一天他们会被收回去。“别走，”他曾在电话里告诉亨明，当时亨明快死了，“别离开我，亨明。”即使几百英里外帮忙拿话筒凑在亨明耳边的护士曾交代他要讲恰恰相反的话：说他离开没关系的，说威廉会放他走。但他做不到。
之前裘德住院时，他也做不到。当时裘德因为药物语无伦次，双眼不断转来转去，那个状况给他带来的恐惧，几乎超过了一切。“让我走，威廉。”当时裘德求他，“让我走。”
“我做不到，裘德，”他哭着说，“我没办法。”
现在他摇摇头，摆脱思绪。“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了。”他告诉哈罗德和朱丽娅。接着他听到玻璃滑门拉开，他们三个人转头朝山坡上方看去，看到裘德拿着一个装了饮料的托盘，他们三个都站起来要去帮他。但在他们朝上坡走去、裘德往下走来之前，有那么一刻，大家都停住不动。那让他想到在拍片现场，每一个布景都可以重新安排，每一个错误都可以修正，每一种忧伤都可以重来。而在那一刻，他们三个在画面的这一端，裘德在另一端，但他们相视微笑，整个世界似乎只有甜美。
* * *
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自己走路，是圣诞假期时。那是真正的走路：不光是沿着墙壁从这个房间慢慢挪到下一个房间；不是在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的走廊上拖着脚步；不是从公寓大厅一点一点移动到车库，然后发出放心的哀叹倒在车里。当时他46岁。他们在不丹。后来他才明白，在这里度过他最后一段行走的时期，是很好的选择（当时他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这个国家人人都走路。他们在那里碰到的人（包括大学时代的旧识、现在是林业部长的卡玛）谈起走路都不是讲走了几公里，而是讲走了几小时。“啊，没错。”卡玛说，“我父亲小时候常常周末走四小时去拜访他的姑妈，再走四小时回家。”他和威廉听了惊叹不已，不过后来他们也同意：这里的乡间太漂亮了，一连串陡降、充满树林的拋物线，上方的天空是清朗的浅蓝色，在这里走路，一定比在其他地方都要走得快，更充满愉悦。
那趟旅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处于巅峰状态，不过至少还走得动。之前几个月，他觉得越来越虚弱，但没有任何特别的征兆，看不出会有什么更大的问题。他只是很快就失去了活力；身上的酸痛变成疼痛，一种不太强烈、持续的抽痛，每天从起床就开始跟着他，直到入睡。这种差别，他告诉安迪，就像是一个月有零星的雷阵雨，以及一个月每天都下着小雨：不强烈但持续不断，是一种令人沮丧、令人衰弱的不舒服。十月的时候，他每天都得使用轮椅，是他连续使用轮椅最长的一段时间。到了十一月，他好转了一些，可以去哈罗德家赶上感恩节晚餐，但他痛得没法上桌，整个晚上都待在卧室里，尽可能躺着不动。他模糊地意识到哈罗德、威廉和朱丽娅轮流进来看他，自己还为破坏了他们的假期而道歉，也依稀听到他们三人和劳伦斯与吉莉安、詹姆斯与凯瑞从餐厅传来的低声交谈。之后，威廉本来想取消这趟不丹之旅的，但他坚持要去，而且他很庆幸他们去了，因为他觉得去那里会有恢复健康的效果：那里的美丽风景，那些高山的清新与安静，而且还可以看着威廉置身溪流和树林之间——威廉在大自然里看起来总是特别自在。
那是个美好的假期，但结束时，他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了。他一开始能说服威廉成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朋友伊利亚（现在主持并操作一个对冲基金）正好跟家人去尼泊尔度假，他们来回纽约都是顺道搭他的私人飞机。他本来担心伊利亚在飞机上会很想讲话，但结果没有。回程时，他很庆幸自己几乎都在睡觉，两脚和背痛得灼热。
他们回到格林街公寓的次日，他根本下不了床。痛得好像整个身体是一条长长的、裸露的神经，两端都磨损了；他感觉只要有一滴水掉到他身上，整个人就会嘶嘶作响。他很少这么疲倦、酸痛到根本坐不起来，而且他看得出威廉非常恐慌——他在威廉面前总会特别努力，免得害他担心。他还得恳求威廉不要打电话给安迪。“好吧，”威廉不情愿地说，“可是如果你明天没有好转，我就要打给他了。”他点点头，威廉叹气。“该死，裘德，”他说，“我就知道我们不该去的。”
但次日，他好转了，至少可以下床了，只是还没办法走路；一整天，他的腿和脚都像是有螺丝朝里钻，但他还是逼自己微笑、谈话、到处移动，不过当威廉离开房间或转开身子，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疲倦得垮下来。
情况就变成这样，他们两个也逐渐习惯了。虽然现在每天都要坐轮椅，他还是尽量多走些路，即使只是走去浴室，而且他会小心保留体力。做饭时，他会确保开始之前把所有东西放在面前的料理台上，免得总是要去冰箱拿；他拒绝了晚餐、派对、开幕仪式、募款餐会的邀约，跟邀请的人和威廉说他工作忙得分不开身，但其实他只是回家，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在公寓里移动。这间公寓大得令人精疲力竭，累了他就停下来休息，然后躺在床上小睡。这样等到威廉回来时，他才有足够的精力聊天。
到了一月底，他终于去见安迪了。安迪听了他描述的状况，仔细帮他检查。“确切地说，你没有什么不对劲。”安迪检查之后说，“你只是年纪大了而已。”
“喔，”他说，两个人都沉默了，不然还能说什么？“唔，”最后他终于说，“或许我会虚弱到可以说服威廉，说我没有力气再去娄曼医生那边了。”因为那年秋天有一夜，他喝醉了发傻，甚至有点太过浪漫，答应威廉他会再去娄曼医生那边九个月。
安迪叹了气，但也露出微笑。“你真的很皮。”安迪说。
现在，他充满深情地回想这段时期，因为就其他每个重要的方面而言，那个冬天都是一段灿烂的时光。十二月，威廉因为《毒苹果》的演出被一个重要的电影奖提名；一月，他得奖了。接着他获得另一个更重要、更有威望的电影奖提名，而且又得奖了。威廉得奖的那天晚上，他刚好去伦敦出差，但是设了凌晨2点的闹钟，好爬起来看在线实况转播；当颁奖人宣布威廉的名字时，他大喊出声，看着威廉满脸笑容地吻了陪他出席的朱丽娅，走上阶梯来到舞台，听着威廉谢谢制片和导演、电影公司、埃米尔、基特、艾伦·图灵本人，还有罗蒙、克雷西、理查德、马尔科姆、杰比，还有“我的岳父母哈罗德·斯坦和朱丽娅·阿特曼，他们总是让我觉得我也是他们的儿子，还有最后也最重要的，谢谢裘德·圣弗朗西斯，我最好的朋友、我毕生的挚爱。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他当时勉强忍着没哭，等到半个小时后终于跟威廉联络上时，他又得忍着哭。“我真是以你为荣，威廉。”他说，“我就知道你会得奖，我就知道。”
“你总是觉得我会得奖。”威廉大笑，他也笑了，因为威廉说得没错：他总是这么想。他总觉得威廉不管被提名什么，都应该得奖；要是没有，他就真的很困惑——不管政治和偏好，那些评审或投票者，怎么可以否定那么优秀的表演、那么优秀的演员、那么优秀的人？
次日早晨开会时，他得忍着别哭，而是愚蠢地不断微笑。他的同事纷纷向他道贺，再度问他为什么没去参加颁奖典礼，他摇摇头。“那些事情不适合我。”他说，也的确如此。所有的颁奖典礼、首映会，所有威廉工作上要参加的派对，他只参加过两三次。过去一年，威廉曾接受某个严肃文学杂志的专访，要做长篇的特写报道，只要是那个作者要出现的场合，他就会避开。他知道威廉没有不高兴，他把他避免露面归因于他重视隐私。这也没有错，但其实不是唯一的原因。
他们成为一对之后不久，《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篇有关威廉的报道，谈到他刚拍完一系列间谍电影三部曲的第一部，配了一张他们两个人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在杰比拖延许久的第五次个展“青蛙与蟾蜍”的开幕酒会上拍的，展览里的画作全都是画他和威廉，但非常模糊，而且比起杰比之前的作品都更抽象（对于这个展览的标题他们不知该做何感想，尽管杰比宣称这个标题充满深情。他们问起时，杰比对着他们尖叫：“阿诺德·洛贝尔[2]？听过吗？！”但他和威廉小时候都没看过洛贝尔的童书，还得跑去买，才能搞懂这个典故）。奇怪的是，这个展览让他的同事和同辈真正知道他们是一对，甚至比当初一开始报道威廉新生活的《纽约》杂志还要有影响力，尽管展览中大部分画作依据的照片，都是他们在一起之前拍的。
这个展览也将证实（一如杰比后来所说的）杰比的优越地位：他们都知道杰比的作品销售状况很好，获得很正面的评论，而且得到了许多奖金和荣誉，但他一直很介意理查德被美术馆邀请办过生涯中期的回顾展（亚裔亨利·杨也有），他自己却没有。但是在“青蛙与蟾蜍”之后，事态有了根本的转变，就像《梧桐法院》是威廉事业上的突破点，多哈博物馆是马尔科姆事业上的突破点，如果他自夸一点，马格瑞夫与贝斯凯的诉讼案也是他事业上的突破点。直到他踏出了朋友圈，才明白这个突破（他们都期望过并且终于得到）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罕见，也更珍贵。在他们四个人之中，只有杰比确定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突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和马尔科姆和威廉从来没有这样的确定感，所以当这个突破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他们都糊里糊涂的。尽管这样的转机，杰比等得最久，但终于等到时，他相当冷静，身上的一些棱角似乎被磨平了；认识杰比这么久，这是他们第一次觉得他变得圆滑，那种长年带刺的幽默感从杰比身上消失了，仿佛静电被消磁，总算安静下来。他很替杰比高兴；他很高兴杰比现在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认可，而且他认为在“秒，分，时，日”那次个展后，杰比就该得到认可了。
“问题是，我们两个谁是青蛙、谁又是蟾蜍？”威廉说。他们第一次看那个展览的作品，是在杰比的工作室，那天深夜他们买了那几本童书回家念给对方听，一边念一边忍不住大笑。
他微笑；此时他们躺在床上。“很明显啊，我是蟾蜍。”他说。
“不，”威廉说，“我想你是青蛙；你眼珠的颜色跟它的皮肤一样。”
威廉的口气好认真，听得他咧嘴笑了。“那就是你的证据？”他问，“那你跟蟾蜍有什么共同点？”
“我想我有一件跟它一样的夹克。”威廉说，他们又开始大笑。
但其实他知道：他才是蟾蜍，看着《纽约时报》那张他们两个合影的照片，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他不太为自己担心（他现在尽量不要在乎自己的焦虑），而是为威廉担心，因为他意识到他们是多么不相配、不正常的一对。他替威廉感到难为情，也担心他光是出现，就可能会害到威廉。于是他设法避免跟威廉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他总是觉得威廉有办法让他更好，但这些年来他一直担心：如果威廉能让他更好，那不就表示他会害威廉变糟？同样的，如果威廉能让他成为一个比较不碍眼的人，那他不也害威廉变丑了？他知道这个想法不合逻辑，但反正他就是这样想。有时他们准备好要出门时，他会在浴室的镜子里看自己一眼，看着自己愚蠢、高兴的表情，荒谬、怪诞得像只猴子穿上昂贵的衣服。他很想揍镜子里的自己一拳。
但他担心被人看到自己和威廉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随之而来的曝光。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担心有一天某个来自他过去的人，某个顾客或少年之家的某个男孩——会想联络他，会想跟他勒索封口费。“不会有人这样做的，裘德，”安娜曾安慰他，“我保证。如果他们去找你，就得先承认他们是怎么认识你的。”但他一直很害怕，而这些年来，曾经有少数几个鬼魂出现。第一个是他刚去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后不久，只是一张明信片，寄信人宣称在少年之家认识他，这个人有个大众化的名字罗伯·威尔森，他根本完全不记得。接下来一星期他都很恐慌，几乎无法睡觉，心里想象着各式各样的剧本，每一个都恐怖，但又避免不了。要是这个罗伯·威尔森联络哈罗德和他事务所的同事，跟他们说他以前是什么样子、做过什么事呢？但他逼自己不要有反应，不要做他想做的事情，例如写一封近乎歇斯底里的制止信，那只会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以及他的过去——而他再也没有接到罗伯·威尔森的消息。
但少数几张他和威廉的合照在媒体刊登后，他又收到了两封信和一封电子邮件，都是寄到办公室的。其中一封信和电子邮件，寄来的人都是宣称跟他一起在少年之家待过的，但再一次，他还是不认得他们的名字，也从没回信，于是他们没再联络他。但第二封信里有一张黑白照片，里头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男孩躺在床上，照片质量差到他根本看不出那是不是自己。收到这封信之后，他做了多年前未成年、还在费城医院的病床上时被交代过的事情：万一有顾客猜出他的身份，想跟他联系，他就把那封信放进一个信封，寄去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那个小组的人一直知道他在哪里，每隔四五年，都会有探员到他工作的地方拜访他，拿一些照片给他看，问他是否记得某个男人；即使过了几十年，他们还是陆续查出当年特雷勒医生或卢克修士的朋友与同党。除了这些拜访，他很少接到进一步的警告，而且多年来，他已经逐渐学会如何在探员来访后消除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会让自己置身于人群中，置身于社交场合、噪音和嘈杂的环境中，那些都是眼前生活的种种证据。
在他收到那封附照片的信、将之转寄给联邦调查局期间，他感觉到强烈的羞愧和孤单。这时他还没告诉威廉他的童年，而且他从来没告诉安迪足够的背景信息，所以安迪也不清楚他经历过的种种恐怖状况。然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找了一家侦探社（但不是罗森·普理查德习惯找的那家），查出他的一切。那个调查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查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信息，至少没查出确实能把他这个人和他童年联系起来的证据。这以后他才终于放心，相信安娜说得没错，接受他过往的大部分事迹都已被彻底抹去，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知道最多的人、曾经见证或促成事情发生的人，包括卢克修士、特雷勒医生，甚至安娜全都死了，而死人不会说话。你安全了，他会提醒自己。虽然他安全了，但并不表示他失去警觉，也不表示他想让自己的照片登上杂志和报纸。
他当然知道，和威廉在一起的生活就是这样，也可以接受，但有时他真希望可以有所不同，不必那么小心谨慎，可以像威廉那样公开地提起自己的伴侣。空闲的时候，他会一次又一次在计算机上播放威廉的得奖感言片段，感到一种晕眩，就像哈罗德第一次跟别人说他是自己的儿子那样。这真的发生了，当时他心想。这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现在，他感觉到同样的兴奋：他真的是威廉的伴侣了。他对自己说。
三月时，颁奖旺季的尾声，他和理查德在格林街帮威廉办了一个派对。五楼存放的一大批柚木雕花门框和长椅刚运走，理查德在天花板上用绳子吊起成串的灯泡，每面墙上都排列着装了蜡烛的玻璃罐。理查德的工作室主任把他们最大的两张工作台搬上来，他打电话找来外烩厨师和调酒师。他们邀请了他们能想到的每个人：所有共同的朋友，还有威廉所有的朋友。哈罗德和朱丽娅、詹姆斯和凯瑞、劳伦斯和吉莉安；莱昂内尔和辛克莱从波士顿南下，基特从洛杉矶过来，卡罗莱纳从北加州纳帕郡的扬特维尔镇过来，菲德拉和西提任从巴黎过来；威廉的朋友包括从伦敦赶来的克雷西和苏珊娜，以及从马德里来的米盖尔。那天他逼自己站着，在派对上走动，很多他只听威廉说过的人，那些导演、演员和编剧，都走过来跟他说他们多年来听了他很多事情，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他，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他是威廉捏造出来的。他听了大笑，但同时也很难过，觉得好像应该抛开自己的恐惧，多参与威廉的生活。
派对上的好多人都已经多年不见，派对非常忙碌热闹，就是他们年轻时会参加的那种，大家都在音乐声中互相大吼（理查德的一个助理是业余DJ，负责播放音乐）。派对进行几小时后，他累坏了，靠着北边的墙面看大家跳舞。在空间中央起舞的人群中，他看到威廉跟朱丽娅共舞，他微笑地看着，接着注意到哈罗德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也看着他们，露出微笑。此时哈罗德看到他，朝他举起玻璃杯，而他也举杯回应，看着哈罗德挤过人群走向他。
“这是很棒的派对。”哈罗德朝着他的耳边喊。
“大部分都是理查德的功劳。”他也喊回去，但他正要说些别的话时，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于是他和哈罗德看着对方，大笑并耸耸肩。有一会儿他们就站在那，两人都在微笑，看着眼前起舞的人群。他累了，身上很痛，但是无所谓；感觉他的疲倦像是某种甜蜜而温暖的东西，他的疼痛熟悉且在预期之中。在这些时刻，他意识到自己有办法快乐，人生是甜美的。然后音乐换了，变得梦幻而缓慢，哈罗德大吼说他要去把朱丽娅抢过来。
“去吧。”他告诉他，但哈罗德离开他之前，他伸手抱住哈罗德，这是凯莱布事件后他第一次主动碰触哈罗德。他看得出哈罗德很惊讶，接着也很开心。他觉得内疚极了，赶紧放开手，催促哈罗德进入舞池。
这层空间的一个角落放着几个塞满棉花的麻布袋，是理查德布置让大家坐的位子。他朝那里走，此时威廉忽然出现了，抓住他的手。“来跟我跳舞。”他说。
“威廉，”他微笑着提醒他，“你知道我不会跳舞。”
威廉打量着他。“跟我来。”他说。他跟着威廉朝仓库空间的东端走去，来到浴室，威廉把他拉进去，关上门锁住，把他手上的酒杯放在水槽边缘。他们还听得到音乐（是他们大学时代很流行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很难为情，但不知怎么仍会让人融入那种没有歉意的伤感、那种甜美与诚挚中），但是浴室里的声音减弱了，好像是从某个遥远的谷地用管子传送过来的。“手臂抱着我。”威廉告诉他，他照做了。“我左脚朝你前进的时候，你右脚就往后退。”威廉接着说，他又照做。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移动得很缓慢，有点笨拙。他们看着彼此，不说话。“看吧？”威廉静静地说，“你在跳舞。”
“我这方面不太行。”他喃喃说着，很不好意思。
“你跳得很完美。”威廉说。他两脚此时已经酸痛得要命，为了忍住不叫，他全身开始冒汗，但他还是持续移动，只是动作非常小，小到这首歌接近尾声时，他的脚没再离地，两人只是站在原地摇晃，威廉抱着他，免得他倒下来。
他们从浴室出来时，最近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他脸红了。他和威廉上一次、最后一次做爱已经是十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威廉咧嘴笑着举起一只手，像个刚赢得一回合的拳击手。
接着是四月，他的47岁生日，然后是五月，他两边小腿各长了一个疮，威廉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拍那部间谍片三部曲的第二部。他跟威廉提了脚上的疮，威廉很烦恼；他现在尽量在事情发生时就告诉威廉，即使是他觉得不重要的事。
但是他不担心。多年来，这种疮他长过多少个了？几十个；上百个。唯一改变的，就是他设法解决这些疮的时间。现在他每星期去安迪的诊所两次：每个星期二的中午和星期五晚上，一次去清创，一次去让安迪的护士帮他做负压伤口治疗。这种治疗必须先把一片消过毒的泡棉盖在疮口上，然后用一个真空吸尘的管口在泡棉上方移动，把坏死的组织往上吸入泡棉里。安迪觉得他的皮肤太脆弱，不适合做这种治疗，但最近几年他似乎都可以承受，而且结果证明，这比纯粹清创效果更好。
随着他的年纪变大，那些疮也持续恶化，这包括了出现频率、严重等级、伤口大小、不舒服和需要照料的程度。二十年前，他腿上长疮照样能走很长的路，但那样的日子早已远去（尽管很痛，腿上有个疮，仍从唐人街漫步到上东城的记忆如今陌生又遥远，简直不属于他，而是别人的）。他年轻时，一个疮痊愈可能要花几个星期，但现在就要拖上好几个月。在他身上所有的毛病中，他最冷静对待的就是这些疮，然而他还是没法习惯这些疮的出现。他当然不怕血，但是多年下来，看到脓或伤口溃烂，看到自己的身体为了痊愈拼命设法杀掉一部分的自己，他还是会心神不宁。
等到威廉拍完戏回家，他的状况还没有好转。现在他的小腿上有四个疮了，他头一回同时有这么多疮。他还是设法每天走点路，但有时连站着都很困难。他很警觉地剖析自己的努力，想判定自己想走路是以为自己可以走，还是想借由走路向自己证明他办得到。他感觉自己瘦了，而且日益虚弱（他现在连每天的晨泳都办不到），但直到目睹威廉的表情，他才确定。“小裘，”威廉低声说，然后跪在他旁边的沙发上，“真希望你早点告诉我。”但好笑的是，实在没什么好告诉他的，他一直有这些病痛。除了双腿、两脚、背部以外，他觉得还好。他觉得精神上很健康——他不愿意这样讲自己，好像脸皮太厚了。他每星期只割自己一次。夜里他会不自觉地吹起口哨，脱掉长裤，检查绷带周围，确定伤口没有渗出液体。人们会习惯自己身体所给予的，他也不例外。如果你的身体很好，你就会期望身体出色、持续地运转。如果你的身体不好，你的期望就不同了。至少，这是他设法接受的。
威廉七月底回纽约后不久，答应了终止他与娄曼医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沉默不语的医患关系，因为他实在没有那个时间。以前他每周有四小时花在医生诊所（两小时去安迪那里，两小时去娄曼那里），现在他需要收回其中的两小时，每周去两次医院，脱掉长裤、把领带甩到肩膀后头，滑进像玻璃棺材的高压舱，躺在里头做自己的工作，希望灌进来的高压氧有助于伤口的愈合。他觉得很内疚，去娄曼医生那做了十八个月的心理咨询，他几乎什么都没透露，大部分时间只是幼稚地保护自己的隐私，设法什么都不要说，浪费双方的时间。但他们少数讨论过的主题，就是他的两腿，不是如何变成残废，而是照顾这两条腿要花的各种工夫。最后一次心理咨询，娄曼医生问他，如果不能好转，要怎么办。
“截肢吧，我猜。”他当时说，故意装出一副不在乎的口气。他当然很在乎，而且没什么好猜的：他很确定自己有一天会死，也很确定到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两条腿。他只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太早发生。拜托，有时躺在玻璃舱里，他会哀求他的腿。拜托，再给我几年就好。再给我十年。让我完整熬到50岁、60岁。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我保证。
但是到了夏末，他对新一波的病情和治疗已经司空见惯了，都没注意到这会对威廉造成什么影响。八月上旬，他们在讨论威廉的49岁生日要怎么过（做点什么？什么都不做？），威廉说他觉得今年就低调一点吧。
“唔，那我们明年再来办个大的，庆祝你的50岁生日，”他站在炉子前说，“如果我到时候还活着。”直到他发现威廉没吭声，抬头看到威廉的表情，才明白自己说错话了。“威廉，对不起。”他说，关掉炉子，缓慢而痛苦地走向威廉，“对不起。”
“裘德，这种事不能开玩笑的。”威廉说，用双手拥住裘德。
“我知道，”他说，“原谅我。我太蠢了。明年我当然还在。”
“还有接下来很多年。”
“还有接下来很多年。”
现在是九月了，他躺在安迪诊所的检查台上，包扎的绷带揭开来，那些伤口还是像石榴般没有收口。夜里回家，他和威廉躺在同一张床上。他常常意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是多么不可能，也常常为自己不情愿履行伴侣间最核心的责任之一而觉得内疚。每隔一阵子，他就想着要再试一次。然而当他要开口跟威廉说的时候，他又停下来，机会就这样无声地溜走了。他庞大的内疚感还是无法压倒那种放松与庆幸之感：庆幸以他的种种无能，居然能保住威廉，真是一个奇迹，而且他总是利用各种方式向威廉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某天夜里他醒来，全身大汗，身子底下的床单感觉像是从水洼里拖出来似的。他在糊涂的状态中想下床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办不到，跌在地上。威廉醒了，拿了温度计让他放在舌下，自己站在旁边等。“三十八度九，”威廉看了温度计之后说，手掌放在他额头，“可是你身上很冷啊，”威廉看着他，满脸忧虑，“我要打电话给安迪。”
“不要打给他，”他说。就算发烧，全身冰冷又冒汗，他却觉得很正常，不觉得自己病了，“我吃点阿司匹林就没事了。”于是威廉拿了药给他，又拿一件衬衫让他换，再把床单换掉。两个人又睡着了，威廉用身体包着他。
次日晚上，他再度发烧醒来，冷得打战，全身冒汗。“办公室在流行某种东西，”这回他跟威廉说，“好像是四十八小时的病毒。我一定是染上了。”他又服用了阿司匹林；药效发挥后，他再度睡去。
次日是星期五，他去安迪的诊所清理伤口，但没提到前一夜的发烧，因为白天就退烧了。那一晚威廉不在，去跟罗蒙吃晚餐，他提早吞了阿司匹林就上床睡觉。他睡得很熟，连威廉回来都没听到，但次日早晨醒来时，他浑身大汗，像站在莲蓬头下，四肢麻痹而颤抖。在他旁边，威廉发出轻微的鼾声，他缓缓坐起身，双手抚过汗湿的头发。
那个星期六，他真的好转了，还去了事务所工作。威廉则跟一个导演碰面吃午餐。那天傍晚，他要离开办公室前，先传了短信给威廉，叫他问理查德和印蒂亚要不要去上东城吃寿司，那家小餐厅他和安迪有时看诊后也会去。格林街附近有两家他和威廉最喜欢的寿司店，但两家都在地下室且没有电梯。那些阶梯对他来说太困难了，他们有好几个月没去。那天夜里他吃得很好，吃到一半就觉得累极了，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很开心，很庆幸在这个温暖的小地方，上方是亮着黄色灯光的纸灯笼，眼前木屐似的厚木板上放着一片片威廉最爱的鲭鱼生鱼片。中间有一度，他因为疲累和深情，靠在旁边的威廉身上，但自己根本没意识到，直到威廉伸出手臂拥着他。
稍后，他在两人的床上茫然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他看到哈罗德坐在旁边看着他。“哈罗德，”他说，“你怎么来了？”但哈罗德没说话，只是忽然扑向他，他突然涌上一阵作呕的感觉，明白哈罗德想脱掉他的衣服。不，他告诉自己。不要是哈罗德。不可能是这样。这是他最深、最丑陋、最秘密的恐惧之一，而现在成真了。接着，他旧日的本能苏醒：哈罗德是另一个顾客，他会奋力击退他。他大喊，扭着身子，拼命舞动双臂，踢着双腿，设法威吓，想赶走眼前这个沉默、坚决的哈罗德，又尖叫着要卢克修士帮他。
忽然间，哈罗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威廉。他的脸凑得好近，说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但威廉的脑袋后方，他又看到了哈罗德，一脸奇怪、严肃的表情，于是他又开始挣扎。在他上方，他听到有人讲话，是威廉在跟某个人交谈。即使在恐惧中，他仍听得出威廉也很害怕。“威廉，”他大喊，“他想伤害我；别让他伤害我，威廉。帮我。帮我。帮我——拜托。”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一段黑掉的时间。等他再度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威廉。”他对着房间说。威廉立刻出现了，坐在他床旁边，握着他的手。有一条塑料软管从他手背蜿蜒出去，另一只手背也有。“小心点，”威廉告诉他，“有静脉注射管。”
有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威廉抚摸着他的额头。“他想攻击我，”他终于结结巴巴地向威廉坦白，“我从来没想到哈罗德会对我这样，怎么都想不到。”
他看到威廉全身僵硬起来。“不，裘德，”他说，“哈罗德没来。你因为发烧引发了谵妄；那样的事情根本没发生。”
他一听，放心又惊恐。放心是因为听到这不是真的；惊恐则是因为那一幕很真实，好像真的发生了。同时这也解释了他的状态，他的想法和恐惧，竟然会让他这样想象哈罗德？他的脑子太残忍了，竟然说服他去对付一个他这么努力信任的人，一个始终对他只有关怀的人？他感觉到眼中浮出眼泪，但忍不住问威廉：“威廉，他不会那样对我，对不对？”
“对，”威廉说，声音紧绷，“绝对不会的，裘德。哈罗德永远、永远不会那样对你的，绝对不可能。”
他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威廉跟他说是星期一，他恐慌起来。“上班。”他说，“我得去上班了。”
“妈的不要想了，”威廉凶巴巴地说，“我打电话去事务所了，裘德。你哪里都不能去，先等安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说。”
哈罗德和朱丽娅稍后也赶到了。他逼自己响应哈罗德的拥抱，尽管他根本不敢正眼瞧他。隔着哈罗德的肩膀，他看到威廉朝他安慰地点着头。
安迪进来时，他们都在。“是骨髓炎。”他低声对他说，“一种骨头的感染。”他解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得住院至少一星期。“一星期！”他大叫，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抗议，其他四个人就开始吼他。也可能住两周，直到控制住发烧为止。他们会用中央静脉导管为他打抗生素，但接下来十到十一周，还是得在家治疗。每天都会有护士过去帮他注射点滴：总共需要一小时，他一次都不能漏掉。他又试着抗议，安迪阻止了他。“裘德，”安迪说，“情况很严重，我是说真的。我他妈的才不管罗森·普理查德。你想保住两条腿，就要乖乖治疗，而且要听我的话，懂了没？”
他周围的其他人都闷不吭声。“懂了。”最后他终于说。
一个护士进来帮他准备，好让安迪置入中央静脉导管；导管将从他右边锁骨下方的锁骨下静脉插入。“这根血管很不好找，因为非常深。”那个护士说，拉下他病人袍的领口，用酒精棉擦拭了皮肤上的一块地方。“但是你很幸运碰到康垂克特医生。他很会用那些针，一次失误都没有过。”他不担心，但他知道威廉很担心，两人握着手，让安迪把那根冰冷的金属针插入他的皮肤，接着是成卷导线穿入他体内。“不要看。”他告诉威廉，“没事的。”于是威廉改盯着他的脸，他设法保持表情镇定不动，直到安迪弄完，贴好那根连到他胸部的塑料细导管。
他睡去了。本来他以为可以在医院工作，但是他身体疲累、头脑昏沉的情况远远超过预期。他跟事务所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及一些同事开完会之后，体力已所剩无几。
哈罗德和朱丽娅离开了，各自回去上课和上班，但除了理查德和少数工作上的人，他们没告诉任何人他住院了；反正他不会待太久，而且威廉判定他需要睡眠，胜于接受探病。他还在发烧，不过温度没那么高了，也没再出现谵妄。奇怪的是，发生了这一切，但他觉得自己即使不乐观，至少也算冷静。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很清醒，沉默不语，他决心违抗他们，违抗每个人一直告诉他的那种严重状况。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威廉就把医院讲成康垂克特酒店，借此向安迪致意，感觉上他们好像一直都这么讲。早在利斯本纳街时代，有一回奥特伦餐厅的一个副主厨心情很好，值班结束时偷拿了一块牛排给威廉。当他回家切那块牛排时，“小心点。”威廉跟他说，“那把切肉刀利得很，要是你把大拇指切下来，我们又得去康垂克特酒店了。”还有一回，他因为皮肤感染住院，发短信给威廉（当时他在外地拍戏）：“我在康垂克特酒店。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不希望你从马尔科姆或杰比那边听到。”但现在，当他试着拿康垂克特酒店开玩笑，抱怨酒店的供餐和饮料越来越差，床单的质量很烂时，威廉都没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