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常常让他觉得自己缺少某些基本要素，而这会害他注定一辈子待在奥尔托兰餐厅（他大学时也有这种感觉，当时他知道自己一定是同届最笨的学生，学校录取他是因为某种非正式的保障弱势群体的措施，把他当成“少数农村贫穷白人居民”的代表）。他觉得其他人也感觉到了，虽然唯一不满的人只有杰比。
“威廉，我有时候真搞不懂你。”杰比有回跟他说，口气暗示他搞不懂的部分不是什么好事。那是去年年底，之前不久，威廉的前任室友梅里特拿到一出外百老汇重演旧剧《真实的西部》（True West）的第二主角。演第一主角的男演员才刚主演了一部备受赞誉的独立电影，短期内享受着他在百老汇拥有的权力，同时拥有着获得更多主流成功的希望。导演（威廉一直渴望跟他合作）向那位演员保证，会找个没有名气的演员当第二主角，也说到做到：只不过这个没名气的演员是梅里特，而非威廉。两个人在争取这个角色时，都进入了最后决选。
他的好友很替他愤慨。“可是梅里特根本不会演戏！”杰比抱怨，“他只会站在舞台上发亮，以为这样就够了！”他们三人开始说起上一回他们看梅里特演戏——那是一出外外百老汇的实验剧作《茶花女》，改编为清一色男性演出，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的法尔岛（女主角维奥莉塔由梅里特饰演，改名为维克托，最后死于艾滋病而非肺结核）——大家公认这出戏几乎不值得看。
“唔，他的确长得很帅。”威廉当时说，有点想为不在场的前任室友辩护。
“没帅到那个地步。”马尔科姆说，那种强烈的口气把大家都吓到了。
“威廉，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晚餐后，裘德在回家的路上安慰他，“如果世界上有公平正义，那么总会实现的。那个导演是笨蛋。”裘德从来不会责怪威廉失败，但杰比会。他不知道哪个人讲的比较没帮助。
当然，他一直很感激他们替他打抱不平，但其实他认为梅里特不像他们讲的那么糟糕。他当然不会比威廉差；事实上，大概还更好。稍后，他在电话里这么告诉杰比，而杰比的反应是先沉默许久，满肚子不满，然后才又开始教训威廉。“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威廉。”他说，“有时候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当演员。”
“才不是这样。”他抗议道，“只不过我不认为每次失败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也不认为每个赢过我得到角色的人，都只是因为运气好。”
杰比又沉默了好一会儿。“你太善良了，威廉。”杰比阴沉地说，“你这样下去，绝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谢了，杰比。”他说。他很少被杰比的意见得罪（通常他的意见都对），但这回，他不太想再听杰比数落他的缺点，或悲观地预测他若是不彻底改变个性，未来希望全无。他挂断电话，清醒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陷入困境，自怜自艾起来。
总之，改变个性似乎根本不可能——现在不是太迟了吗？毕竟，威廉不是现在才善良，而是从小就善良。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老师、他的同学、同学的父母。“威廉这孩子真有同情心。”他的老师们会在他的成绩单上这么写，而他父母匆匆看一眼，什么也不说，就会把成绩单扔到那堆等着回收的旧报纸和空信封上头。后来他年纪较长，开始发现人们会对他的父母感到惊讶，甚至很不高兴。有回一位高中老师脱口而出，说以威廉的性情，没想到他父母会是那样。
“怎样？”当时他问。
“我以为他们会更友善一点。”老师说。
他不认为自己特别慷慨或脾气特别好。大部分东西对他来说都很容易：运动、学校、朋友、女生。他未必总是好心；他不想当每个人的朋友，而且他受不了粗鲁、小心眼和刻薄。他知道自己并不聪明，只是谦虚与勤奋。“要明白你的身份。”他父亲常这么跟他说。
他父亲就是如此。威廉还记得有一回，一场晚春的寒流让他们那一带好些初生的小羊冻死了，有个报社记者来采访他父亲，要针对这场灾害对当地牧场的影响写一篇报道。
“身为一个牧场主……”那个记者一开始这么说，但威廉的父亲打断了她。
“不是牧场主，”他的口音让那些话听起来格外粗鲁，“是牧场的雇工。”当然，他说得没错：牧场主有特定的意思，指的是地主，因此他不是牧场主。只是那一带乡下还有很多人没资格说自己是牧场主，但还是这么自称。威廉从来没听过他父亲议论别人不该这样，他父亲不在乎其他人怎么做，但这样自抬身价不是他的作风，也不是他妻子的作风。
或许因为如此，威廉觉得他向来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他搬离家乡、远离牧场和他的童年时，不觉得有压力要改变自己或创造出新的形象。他求学时是大学的过客，是研究生院的过客，现在他是纽约的过客，是种种美丽与富裕生活的过客。他绝不会假装他天生就该享有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他是怀俄明州西部一个农场雇工的儿子，他的离开并不代表以前的一切因此被抹去，被时间、经验和周围的富足盖过。
威廉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在世的。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叫布丽特，2岁时因白血病过世。这是威廉出生前许久的事情，当时他父母还住在瑞典，他父亲是冰岛人，在瑞典的一个渔场工作时认识了威廉的母亲，她是丹麦人。然后他们移民到美国，生了个男孩亨明，天生大脑麻痹。三年后，又生了一个男孩阿克塞尔，死于婴儿期的睡梦中，没有明显的原因。
威廉出生时，亨明已经8岁了。他不会走路或讲话，但威廉很爱他，只觉得他是哥哥，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不过亨明会微笑，他一只手朝脸上举，手指的指尖聚拢，比成一个鸭嘴夹的形状，同时嘴唇往后咧，露出粉红色的牙龈。威廉学会爬，然后学会走和跑，但亨明始终坐在轮椅上。等到威廉够大也够强壮时，他就会推着亨明那台配有粗大且难推轮子的沉重轮椅（这张轮椅的设计是要让人静坐在上头，而不是在草地或泥土路上行进），在牧场里面到处转。他们与父母住在山腰的一栋小木屋里，往上是长而矮的牧场主屋，外围环绕着一圈深深的门廊；往下则是父母亲白天工作的马厩。中学时期，他是亨明的主要看护，也是同伴：早晨他总是第一个醒来，帮他爸妈冲咖啡，烧水帮亨明煮燕麦粥；傍晚时，他会站在大马路旁，等着一小时车程外一家日托中心的面包车把哥哥送回来。威廉总以为他们长得很像，一看就知道是兄弟——两人都有父母亲明亮的浅色头发，还有父亲的灰眼珠，而且两个人嘴巴左边都有一道凹痕，像拉长的圆括号，让他们显得特别容易开心，随时准备要笑——但是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他们只看到亨明坐在轮椅上，嘴巴总是张着，形成一个湿红的椭圆形，还有他的眼睛偶尔会往上飘，盯着只有他看得到的一团云。
“亨明，你看到什么了？”晚上出门散步时，他有时会问他。当然，亨明从没回答过。
他的父母照顾亨明有效而称职，但并不特别关爱。威廉有时因为足球赛或练田径要在学校待得晚些，或者必须在杂货店值班，他的母亲就会在车道尽头的大马路边等亨明回家，抱亨明进浴缸洗澡，喂他吃鸡肉粥晚餐，帮他换尿布，然后让他上床。但她不会读书给他听，不会跟他讲话，也不会像威廉那样推他出门散步。看着父母照顾亨明让他很困扰，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表现出反感，但他感觉得出来他们只是把亨明视为责任，仅此而已。然后他会在心中反驳自己，你顶多也只能期待他们这样了，多做的都是幸运。但是啊，他真希望他们更爱亨明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好。
（或许要他父母付出爱是太过奢求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小孩，或许因此再也不会或者无法全心全意去爱他们眼前拥有的小孩。终有一天，他跟亨明也会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然后他们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了。但要到至少二十年后，他才有办法这样看。）
他上大学的第二年，亨明因为阑尾炎紧急开刀。“他们说还好及时发现。”他母亲在电话里告诉他。她的声调平淡，非常实际。没有解脱，没有愤怒，也没有任何失望（尽管他不愿意，甚至害怕去想，还是逼自己留意）。亨明的看护（当地的一个女人，因为威廉已经离家，他父母雇她在夜里照顾亨明）注意到他抓自己的肚子并发出呻吟，从他下腹部的肿块判断，是阑尾炎。亨明开刀时，医师们发现他大肠里有一个几厘米大的瘤，于是做了切片检查。X光证实那个瘤还在长大，他们打算把那个瘤也切除。
“我会赶回去。”他说。
“不用了。”他母亲说，“你来这里也做不了什么。如果情况变得严重了，我们会告诉你的。”当初威廉被这所大学录取时，他的父母亲困惑极了，因为两人都不知道他去申请，但如今他去读了，他们判定他应该毕业，尽快忘了这个牧场。
但那天晚上他想着亨明孤单地躺在医院病床上，想着他会多害怕，哭着想听到他的声音。亨明21岁时曾因为疝气开刀，当时他不断啜泣，直到威廉握住他的手才停下。他知道他得回去。
机票很贵，比他预期的贵太多了。他去查长途巴士，去程得花三天，回程再花三天，可是期中考就快到了，他不能缺席，还得拿个好成绩，否则奖学金不保，此外他还得打工。最后，那个星期五晚上，他喝醉了，就跟马尔科姆诉苦。马尔科姆拿出支票簿，写了一张给他。
“我不能拿。”他立刻说。
“为什么不行？”马尔科姆问。他们争执半天，最后威廉终于收下那张支票。
“你知道我会还你的，对吧？”
马尔科姆耸耸肩。“我怎么说都会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说，“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没差别，威廉。”
然而对他来说，设法把钱还给马尔科姆是非常重要的，但他知道马尔科姆不会收。后来裘德想出一个办法：把钱直接偷偷放进马尔科姆的皮夹里。于是每隔两星期，他领到周末打工那家餐厅的薪水，就会趁马尔科姆睡觉时，把两三张二十元塞进他的皮夹。他从来不知道马尔科姆是否注意到了（他花钱太快了，而且总是三个人里头负责买单的），但是这么做，让威廉获得了某种满足和自尊。
另一方面，还有亨明。他很高兴自己回家了（他通知母亲说要回家时，他母亲只是叹气），也很高兴看到亨明，尽管同时他很担心亨明变瘦了，担心那些护士用手戳伤口附近时害他呻吟、哀叫；他还得紧握着椅子的扶手，才能忍住不要朝他们大吼。到了晚上，他和父母沉默地用餐，他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远离他，好像从身为两个儿子父母的生活中剥离，准备飘向别处的另一个新身份。
到了第三夜，他拿了货车的钥匙开车去医院。在他大学所在的东岸，此时已是早春，但家乡的黑暗空气似乎仍因为白霜而发亮，早晨的青草上罩了一层薄薄的冰晶。
他下楼梯时，他父亲来到门廊上。“他应该睡着了。”他父亲说。
“我只是想去看一下。”威廉告诉他。
他父亲看着他。“威廉，”他说，“他不会知道你在不在那里的。”他忽然觉得脸上发烫。“我知道你他妈的不关心他，”他朝父亲凶巴巴地说，“但是我关心。”这是他第一回跟他父亲讲脏话，一时之间他动不了，害怕又有点兴奋地期待他的父亲会有反应，两人可能吵起来。但他父亲只是喝了口咖啡，然后转身走进屋里，纱门在他身后啪的一声轻轻关上。
他回家那趟剩下的时间，他们都跟往常一样轮流去医院陪亨明，威廉不去医院时，就帮母亲记账，或帮父亲检查马匹是否该重新钉蹄。晚上他会回到医院一边陪亨明，一边做功课。他大声念《十日谈》给亨明听，而亨明只是瞪着天花板眨眼；他努力写完微积分作业，很不开心地确定自己全写错了。他们三个人已经习惯让裘德帮他们写微积分作业，他解题快得像是在弹奏琶音和弦。他们大一那年，威廉曾经真心想搞懂微积分，于是裘德连续好几晚当他的家教，一遍又一遍地讲解，但威廉从来没能搞懂。
“我实在太笨了，根本学不会。”有回裘德教完后，威廉这么说，那天已经恶补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只想出去跑上几英里，不耐烦和挫折感让他愤怒。
裘德低着头。“你不笨。”他低声说，“是我教得不够好。”裘德修了几堂纯数学的专题研讨课，那是数学高手才会受邀参加的，他们三个完全搞不懂他在那个研讨课学些什么。
三个月后，他母亲打电话来跟他说亨明接上人工呼吸器了。回顾起来，他只是惊讶当时自己居然会觉得惊讶。那是五月底，他的期末考正进行到一半。“不要回来。”他母亲告诉他，几乎是命令，“不要，威廉。”他平常跟父母都说瑞典语，直到多年后，一位合作的瑞典导演说他讲瑞典语时，语气就变得毫无感情，他这才发现自己以前跟父母讲话时都不自觉地模仿他们，口气变得不带感情而直率。
接下来几天他烦恼极了，考试很糟：法语、比较文学、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冰岛英雄传奇、讨厌的微积分，全都搅成一团。他跟大四快毕业的女朋友大吵一架。她哭了，他觉得内疚，但也无力挽回。他想着怀俄明，想着呼吸器把生命注入亨明的肺里。他该回家吗？他非回家不可。回去没办法待太久：六月十五日他和裘德就得搬到校园外的分租房间——两个人都在纽约市找到了工作，裘德周一到周五去帮一个古典文学教授当抄写员，周末则去他平常打工的面包店；威廉则是在某个专为身心障碍儿童设计的课程当助教。在此之前，他们四个要去马尔科姆的父母位于马撒葡萄园岛阿奎纳的别墅住几天，然后马尔科姆和杰比会开车回纽约。夜里，他打电话到医院给亨明，要父母或照顾的护士把话筒凑到亨明耳边，让他跟哥哥说话，即使他知道他大概听不到。但他怎么可以不试试看？
然后，一星期后的早晨，他母亲打电话来告诉他：亨明死了。他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无法问她为什么没告诉他状况有多严重，因为他心里早就知道她不会讲的。他无法问她有什么感觉，因为她说什么都不够。他想朝他父母大吼，想打他们，想引出他们身上的一些什么——某种温柔的哀恸、某种失态，让他看得出有大事发生，显示亨明的死让他们失去人生某种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感觉，他只是需要他们说出来，需要感觉到他们的沉着冷静之下还有别的，希望在他们心底有一道湍急、冰凉的水流，充满细小的生命，像是小鱼、青草和小白花，柔软又容易受伤，脆弱得你必须极其渴望才看得到。
当时他没告诉其他三位好友亨明的事情。他们去了马尔科姆家的漂亮房子，那是威廉这辈子见过最美的房子，更别说住进去了。每个人都有一间房，还带有各自的浴室（那栋房子就是这么大）。到了深夜，其他人都睡了，他蹑手蹑脚溜出去，在房子周围的道路散步，走上好几个小时，月亮好大好亮，像是某种液体结冻而成。散步时，他很努力不去想任何特定的事情，专注在眼前事物上，他注意到白天没看到的：路上的泥土好细，简直像沙子，他踩在上头时会扬起一朵朵小烟云；经过灌木丛时，细瘦的褐灰色小蛇在树下悄悄蜿蜒爬过。他走到海边，头上的月亮不见了，躲进破碎的云间。有好一会儿，他只听得见水声，但是看不到，天空充满温暖的潮气，仿佛这里的空气更浓密、更重。
或许死掉就是这么回事，他心想，然后明白其实也不算太差，于是比较释然了。
他本来以为，一整个夏天都要和一堆令他想起亨明的人在一起，一定会很痛苦，但结果却很愉快，甚至很有帮助。他带的那一班有七个学生，都是8岁左右，重度身心障碍、行动不便。尽管表面上有一部分时间是用来教他们认识颜色和形状的，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他们玩：念书给他们听，推着他们的轮椅到游乐场，用羽毛搔他们痒。下课时，所有教室都打开朝向中庭的门，整个空间都是儿童，乘坐各式各样有轮子的奇特机械和交通工具，有时听起来仿佛充满了机械昆虫，发出吱嘎声、呼呼声或咕噜声。有的小孩坐轮椅，有的小孩乘坐小型的机器脚踏车沿石板路龟速前进，还有的小孩趴着，被皮带绑在一段光滑的木板上（看起来像装了轮子的小型冲浪板），然后用他们只到手肘的残肢在地上推着前进。另外还有少数几个小孩完全没有运输工具，他们坐在看护的膝上，看护的双掌托着他们的颈背。这些小孩最容易让他想起亨明。
有些坐机器脚踏车和轮椅的小孩会说话，威廉会轻轻朝他们丢海绵发泡大球，或在中庭里组织赛跑。开跑时，他总是跑第一，用夸张的慢速大步向前（不过也不能太夸张，像在搞笑，他希望他们认为他真的很努力想跑赢），但是在中途，通常是跑到三分之一，他会假装绊到什么，很壮观地摔倒在地，所有的小孩就会大笑着超过他。“起来，威廉，起来！”他们喊道。他会起来，但此时他们已经跑到终点，他就成了最后一名。有时他很好奇，他们是否羡慕他有这样灵巧的身手，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若是如此，那他是不是不该再这样跌倒了？可是当他问主管时，主管只是看着威廉，说那些小孩觉得他很滑稽，他应该继续跌倒才对。于是他每天都会跌倒，而且每天傍晚，他陪着学生等家长来接时，可以讲话的学生会问他明天是不是还会跌倒。“不可能。”他会充满信心地说，“你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有多笨手笨脚？”那些小孩咯咯笑。
从很多角度来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夏天。他住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那是裘德的数学教授的公寓（教授暑假去了德国莱比锡）。因为教授收的房租实在太少，他和裘德就忍不住替那房子做一些小小的整修工作，以示感激。裘德把四处堆得老高、摇摇欲坠的书整理好，又用补墙粉把一块因漏水而烂糊的墙面补好；他把松掉的门钮拴紧，还修好漏水的洗衣机，换掉马桶水箱里的浮球阀。他开始跟那个老师的另一个助理交往，是个哈佛的女生。有些夜晚她会过来，他们三人会做一大锅白酒蛤蜊意大利面，裘德会聊起他跟那位教授白天工作的状况。那位教授决定只跟裘德讲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即使他要说的只是“我需要更多长尾夹”，或是“明天早上我的卡布奇诺一定要多加一份豆奶”。到了八月，他们在学校认识的朋友（还有哈佛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韦斯利学院的、塔夫茨大学的）陆续回到纽约市，会先跑来跟他们住一两晚，直到可以搬进自己的公寓或宿舍。他们住在那间公寓的日子即将结束，有天晚上他们邀请了五十个人来公寓屋顶开派对，同时帮马尔科姆弄了某种烤蚌野宴：在整根的玉米、贻贝和蛤蜊上头堆了潮湿的香蕉叶，然后拿去烤。次日早晨，他们四个好友捡起地上的贝壳，丢进垃圾袋，享受那种响板似的哗啦声。
但也是那个夏天，他明白自己不会再回家了。不知怎的，没了亨明之后，他和父母就没必要假装他们该齐聚一堂。他怀疑父母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从没谈过，但他从不觉得需要回去看他们，他们也没要求过。他们偶尔会通一下电话，对话一如往常，礼貌、实际而尽责。他向他们问起牧场如何，他们问他学校如何。大四那一年，他拿到了学校舞台剧《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的一个角色（当然了，他演的是来访的绅士），但他从没跟父母提过。后来毕业时，他跟他们说不必费事来东岸参加毕业典礼，他们也没跟他争，反正此时是母马生产的季节，就算没劝阻他们，他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空来。那个周末，他和裘德被马尔科姆和杰比的家人收留，就算马尔科姆和杰比不在，还有很多同学邀请他们一起吃庆祝午餐、晚餐，或是出去玩。
“可是他们是你的爸妈啊。”马尔科姆每隔一年左右就会这么跟他说，“你不可能就这样再也不跟他们讲话。”但可以，可以做到：他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他觉得，亲子关系就像任何人际关系：你要时时修剪、奉献、保持警觉，如果双方都不想付出努力，那怎么会不枯萎呢？除了亨明之外，他唯一怀念的就是怀俄明州，那种奢侈的单纯，那种近乎蓝色的深绿色树林，还有晚上帮马儿擦干身子后，它们身上散发出糖和粪便、苹果和泥炭混合的气味。
他读研究生时，他的父母死了，在同一年：父亲在一月心脏病发，母亲在同年十月中风。那时他回家了——他的父母老了，他已经忘记他们以前多么有活力，多么勤奋不懈，直到他看到他们衰老了好多。他们把所有一切都留给他了，但他还得还清他们的债务——这件事让他生出新的不安，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以为亨明大部分的照护和医疗费用都是保险公司支付的，但他回去后才发现，亨明死后四年，他们每个月还得付医院一大笔钱，之后就没剩什么了：一些现金，一些债券；一个他过世许久的爷爷传下来的厚底银杯；他父亲折弯的婚戒，磨得光滑而白亮；一张亨明和阿克塞尔的黑白照片，他以前从没看过。他留着这些和其他少数几样东西。雇用他父母的牧场主早就过世了，但主人的儿子接手牧场，一直待他们很好，他已经雇用他们太久，可能远超过合理的程度，而且两场葬礼的钱也是他付的。
父母过世后，威廉终于想起他毕竟还是爱他们的，还想起他们曾教导他许多他珍爱的知识，而且他们从来不会跟他提出他做不到或满足不了的要求。在比较不厚道的时刻（就在几年前），他把他们无精打采、毫无异议就接受他对未来选择的事归因于缺乏兴趣。马尔科姆曾经半嫉妒、半同情地问他，什么样的父母，在他们唯一的孩子说他想当演员后，会什么反应都没有？（他后来道歉了。）但现在，年纪较长之后，他终于懂得感激他们，他们甚至从没暗示过他该回报些什么，例如他的成功、忠诚或关爱，甚至是忠实。他知道父母移民到美国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父亲曾在斯德哥尔摩惹上一些麻烦（他再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样的麻烦）。他们绝不会要求他像他们一样，连他们都不太想当自己。
于是他开始了成年生活，过去三年就像在一个烂泥水塘中浮沉摸索，头上和周围的树遮住了光，使得眼前太暗，让他看不清自己置身的水塘是否有一条河流通往下游，还是座封闭的内陆湖，他可能在这个湖里耗上好几年、几十年或一辈子，跌跌撞撞地寻找一条从来不存在的出路。
如果有个指引他的经纪人，或许可以告诉他如何逃离这座湖，找到通往下游的路。但他还没有经纪人（他得够乐观，才能想着只是“还没有”），于是他被留在这里，跟其他的寻觅者在一起，寻找那条难以捉摸的支流，少数找到的人可以离开这个湖，而离开后没人想再回来。
他愿意等待。他已经等了许久。但最近，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耐心变得尖锐，成为某种裂开的、粗糙不平的东西，甚至裂成一堆碎片。
然而，他不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也没有自怜自艾的倾向。的确，有些时刻，当他从奥尔托兰餐厅回家，或是去排练一出戏回来（他演一星期的酬劳近乎为零，少到连去餐厅点个套餐都不够），走进公寓时，他会有一种成就感。只有对他和裘德而言，利斯本纳街的公寓才可视为一种成就——尽管他努力整修，裘德努力打扫，这里看起来还是一副凄惨模样，而且有种鬼鬼祟祟的感觉，好像连这地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一间真正的公寓——但在那些时刻，他偶尔发现自己想着，“这样就够了。这样已经超过我的期望了。”来到纽约，长大成人，站在舞台上说着别人的话！那是一种荒谬的人生，一种非人生，一种他父母和哥哥绝不会梦想拥有的人生，然而他现在每天都可以梦想这样的人生了。
但接着，那种感觉会消散，留下他独自一人看着报纸的文艺版，阅读其他人做着的那些事，而他根本没有那么宽广、那么傲慢的想象力去梦想。在这些时刻，他感觉整个世界好大，他所置身的这个湖好空，夜里好黑，他会希望自己回到怀俄明，站在车道的尽头等待亨明。在那里，他唯一要找到的路，就是回他父母木屋的那条小径，门廊上的昏黄灯光犹如蜂蜜，洗去了黑夜。
* * *
你看到的办公室生活是第一种：他们四十个人在主办公区里，每个人都有一张办公桌，劳施的玻璃墙办公室在一端，离马尔科姆的办公桌最近，而托马森的玻璃墙办公室则在另一头。他们两人之间的主办公区有两面玻璃墙，一面俯瞰着第五大道，面向麦迪逊广场公园；另一面墙则面对百老汇大道，可以看到底下那条死气沉沉、黏着口香糖渣的灰色人行道。这种办公室生活从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10点正式开始，直到下午7点。在这种生活里，他们奉命做事：调整模型，草图一画再画，解译劳施那难认的潦草字迹以及托马森明确得像是印出来的指示。他们不讲话，也不凑在一起。每当客户进来，跟劳施和托马森到主办公区正中央那张玻璃长桌开会时，他们也不会抬头看。如果客户很有名（现在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了），他们就把头埋得极低，静悄悄的，静得连劳施都开始讲悄悄话，难得地配合起了办公室的音量。
然后还有办公室的第二种生活——真正的生活。反正托马森已经出现得越来越少，所以他们期待的是劳施离开。有时他们要等好久，劳施这个人，尽管总是到处参加派对、巴结媒体、发表意见、观光旅行，但他工作其实很卖力。虽然他可能会出去参加一些公开活动（开幕酒会或是演讲），但他还是有可能回来，于是大家得赶紧匆忙收拾，好让他回来时看到的办公室和离开时的一样。但最好是等到他彻底离开，即使这表示要等到9点或10点。他们长期跟劳施的助理打好关系，常常帮她买咖啡和可颂面包，知道他们可以相信她所掌握的关于劳施进出的情报。
一旦劳施下班、不再回来，整个办公室立刻从南瓜变成了马车。音乐打开（他们十五个人轮流放自己喜欢的），外卖餐厅的菜单拿出来，每个人的电脑上为瑞司塔建筑师事务所进行的工作被收回电子档案夹中，进入休眠模式，那一晚不再被理睬。他们任由自己浪费一小时，模仿劳施那种奇怪的日耳曼人式的低沉声音（他们有些人认为他其实是新泽西州帕拉默斯人，后来改了这个名字——约普·劳施，怎么可能不是假的？——又装出一副浓重的口音，好隐瞒他是个无趣的新泽西人的事实，而且他的本名大概是杰西·罗森堡）；而模仿托马森，就会学他不甘寂寞时，气呼呼地从办公室这头走到那头，没有特定对象地咆哮：“这是工作，各位！这是工作啊！”他们取笑事务所里最资深的主任建筑师多米尼克·张，他很有才华，但逐渐变得愤世嫉俗（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个人都觉得他显然当不上合伙人了，无论劳施和托马森怎么一再跟他保证）；他们甚至取笑他们做过的设计方案：那座以卡帕多西亚的石灰华所建造的新科普特教堂，后来没盖成；日本轻井泽那栋没有明显结构的房子，如今缺乏特征的玻璃表面上流淌着锈斑；西班牙塞维利亚那座食物博物馆，本来有希望得奖，结果没得；圣卡塔琳娜那座玩偶博物馆，根本不该得奖的，却得了。他们取笑自己上过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罗得岛设计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取笑尽管他们都曾被警告，说他们的人生会惨上好几年，但他们所有人都一致假设自己会是例外（而且现在仍然一致暗自这么以为）。他们取笑自己赚的钱好少，取笑自己27岁、30岁或32岁了，还跟父母住、跟室友住、跟从事金融业的女友住、跟从事出版业的男友住（还得压榨你从事出版业的男友，因为他赚得比你还多，真是太惨了）。他们吹嘘如果当初没进悲惨的建筑业，他们会做哪一行：他们会成为策展人（大概是唯一赚得比现在少的工作）、葡萄酒侍酒师（好吧，唯二）、画廊老板（唯三）、作家（好吧，唯四——显然他们没有一个有赚钱的能力，再怎么想象都没用）。他们为了自己喜欢的建筑物和讨厌的建筑物而吵架。他们为了这个画廊的摄影展和另一个画廊的录像艺术展而争执。他们大声讨论评论家，还有餐厅、哲学、材质。他们同情彼此有同辈获得成功，也对于有同辈完全离开这一行，跑去门多萨养骆马，去安娜堡当社工人员，或去成都当数学老师而幸灾乐祸。
白天时，他们扮演建筑师。有时会有客户来，目光缓缓在办公室里打转，然后停留在其中一人身上，通常不是玛格丽特就是爱德华，这两个是俊男美女，而不习惯目光焦点被人抢走的劳施，就会把客户注意的那个人叫过来，好像把一个小孩叫到成人的晚餐席上。“啊，是的，这位是玛格丽特。”他说，此时客户打量着她，就像几分钟前他打量着劳施的蓝图一样（那蓝图其实是玛格丽特完成的）。“她很快就会把我给干掉啦，我很确定。”然后他会大笑，笑得很悲惨、很刻意，像是海象在叫，“啊——哈——哈——哈！”
玛格丽特会微笑着打招呼，然后一转身就朝他们翻白眼。但他们知道她想的跟他们所有人都一样：去你的，劳施。还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会取代你？什么时候轮到我？
同时，他们也只能继续扮演建筑师：在辩论、大喊、吃东西之后，大家安静下来，办公室充满点击鼠标、把各自的工作从档案夹里拖出来打开的空洞声响，还有铅笔画过纸张的沙沙声。虽然他们的上班时间都一样，也使用同样的公司资源，但从来没有人要求看别人的工作，仿佛他们一起决定要假装别人的工作不存在。于是你工作，画出你梦想中的结构，把一道道拋物线弯成梦想的形状，直到半夜12点，然后你离开，总是开着同样的蠢玩笑：“十个小时后见啦。”或者九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如果你运气真的不错，如果你这一晚真的完成了很多工作。
今晚马尔科姆独自离开办公室，而且颇早。即使他跟其他同事一起走出去，他也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去搭乘地铁，其他人都住在下城或布鲁克林，而他住在上城。独自走出来的好处就是不会有人看到他拦出租车。他不是办公室里唯一有富爸爸的人，凯瑟琳的爸妈也很有钱，此外他很确定玛格丽特和弗雷德里克家境也不错。但他还跟他的富爸爸住在一起，其他人则没有。
他招了辆出租车。“71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叉口。”他告诉司机。碰到司机是黑人时，他总是说列克星敦大道。如果司机不是黑人，他就会比较诚实：“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靠公园大道。”杰比觉得他这样，说好听一点是荒谬，说难听一点就是侮辱人。“你以为他们要是认为你住列克星敦大道，而不是公园大道，就会觉得你比较像帮派分子吗？”他问，“马尔科姆，你也太蠢了。”
多年来，他和杰比为了黑人身份吵过很多架，这是其中之一，或者更精确地说，为了他不够黑而吵。另一次为了出租车吵架，起因是马尔科姆说（很蠢，他一说出口，就知道自己犯了错），他在纽约叫出租车从来没有困难，所以或许是那些抱怨的人太夸张了。那是大三那年，他和杰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参加黑人学生联盟每周一次的聚会。杰比听了他的出租车感想，当场瞪大眼睛，厌恶又觉得可笑。不过，当另一个来自亚特兰大、自以为是的混蛋男生告诉马尔科姆说，第一，他几乎不算是黑人；第二，他只是外黑内白的奥利奥饼干；第三，因为他母亲是白人，所以他无法完全了解身为真正黑人所面临的挑战，此时杰比跳出来捍卫他——杰比总是嫌他不够黑，但他可不喜欢别人这么说，尤其不喜欢外人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杰比所谓的外人，就是除了他们四个之外的人，更精确地说，就是其他黑人。
马尔科姆回到他父母位于71街（比较靠近公园大道）的房子，忍受着父母亲从二楼吼出的夜间盘问（“马尔科姆，是你吗？”“是！”“你吃了没？”“吃了！”“你还饿吗？”“不饿！”），然后上楼回到他的小窝，再度检讨他人生的几个主要困境。
虽然杰比这一晚没能听到他和出租车司机的交谈，但马尔科姆因为这场谈话所产生的愧疚和自我厌恶把种族提升到了今夜清单上的第一名。对马尔科姆来说，种族一直是个挑战，但在他们大二那年，他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他自认绝妙的逃避方式：他不是黑人，他是后黑人（后现代主义进入马尔科姆意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晚，因为他一直避免选择文学方面的课程，算是对他母亲的一种消极反抗）。不幸的是，他的解释说服不了任何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杰比，而马尔科姆已经开始认为杰比不太算是黑人，而是前黑人，仿佛黑人身份就像涅槃一样，是一种他不断努力要进入的理想状态。
但无论如何，杰比又找到一个方式赢过马尔科姆，因为就如同马尔科姆发现了后现代身份，杰比也发现了行为艺术（他修的那门课“身份认同即艺术：实现的转化和当代身体”，尤其是某些留小胡子的女同性恋的菜。她们会把马尔科姆吓坏，但出于某些原因，却特别吸引杰比）。李·洛萨诺（Lee Lozano）太让他感动了，因此他决定用他的期中作业执行一个向她致敬的计划，标题为《决定抵制白人（仿李·洛萨诺）》，在这个计划中，他不能跟任何白人说话。一个星期六，他半带歉意、但主要是很自豪地向三位好友解释这个计划——因为当天半夜12点开始，他就完全不跟威廉讲话了，然后他把跟马尔科姆讲的话减少到一半。而裘德的种族不明，他继续跟他讲话，但只用谜语或禅宗公案的方式，以呼应他族裔的未知性。
光是从裘德和威廉彼此交换的表情，短暂又没有丝毫笑容，但其中充满含义（他总是怀疑他们两个背着他暗中经营友谊，把他排除在外），马尔科姆看得出他们被这个事情逗得很乐，也准备好要迎合杰比。至于马尔科姆自己，他猜想这么一来，杰比有一阵子不大会烦他，他应该感到庆幸，但他既不庆幸也没被逗乐。他很不高兴，因为杰比对种族这么轻佻、不当回事，而且他利用这么一个愚蠢、耍花招的计划（大概还会拿个A）去论断马尔科姆的身份认同。这明明不关杰比的事，他没有资格批评的。
在这个计划的条件下跟杰比一起生活（说实话，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不必配合杰比的怪念头或异想天开？），其实就跟平常的状况差不多。尽管谈话次数减到最少，但杰比可没减少要马尔科姆帮些小忙的次数。有时要马尔科姆去商店买个东西，马尔科姆去洗衣服时也要顺道帮他的洗衣卡储值，或说他要去上西班牙课，得向马尔科姆借《堂吉诃德》，因为他自己的掉在图书馆地下室的男厕里了。他不跟威廉说话，但还有很多非口语的沟通方式，包括发一大堆手机短信和写纸条（“雷克斯那边要播放《教父》，一起去？”）递给他，马尔科姆很确定这可不是洛萨诺的本意。而且杰比跟裘德那种二流尤内斯库式的沟通法，碰到需要裘德帮他做微积分作业时，就全部取消了。此时，荒谬剧大师尤内斯库忽然变成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尤其是尤内斯库发现他还有另一批习题根本没开始做，因为他一直在图书馆的男厕里忙，而再过四十三分钟就要上课了（“可是这些时间你做得完，对吧，小裘？”）。
当然了，杰比还是维持一贯的作风，而他们的同龄人很容易就会被这类油滑的东西所吸引，杰比的小小实验登上了校刊，接着一个新的黑人文学杂志《真诚悔改》也报道了，而且有一小段时间成为校园话题。这种瞩目重新燃起杰比对这个计划逐渐失去的热情——他才进行了八天而已，马尔科姆看得出他有时几乎憋不住要跟威廉讲话了——于是他又撑了两天，才得意地宣布这个实验很成功，他的观点已经得到充分表达了。
“什么观点？”马尔科姆问，“你不讲话照样也可以搞得白人很烦啊，就跟你讲话的时候没两样。”
“啊，去你的，马尔科姆。”杰比说，但口气并不强烈，因为他得意得根本懒得跟他吵，“你不会懂的。”然后他就跑去找他男友了，他男友是个有张螳螂脸的白人，总是用一脸热情和崇拜的表情看着杰比，让马尔科姆觉得有点想吐。
当时，马尔科姆相信自己对种族的不安之感只是暂时的，每个人上大学都会经历，等到毕业，不安就会逐渐消失。他从来不觉得身为黑人会特别焦虑或特别光荣，顶多只有一些隐约的感受。他知道自己应该对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有某些感觉（比如出租车司机），但不知怎的那只是理论上的，他自己并没有亲身体验过。但是黑人身份是他们家庭故事的基本要素，这故事他们讲了又讲，到最后都磨得发亮：他父亲是他服务的那家投资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三位黑人董事兼总经理，是马尔科姆所就读的那所以白人为主的预备学校的第三位黑人校董，还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第二位黑人财务长（马尔科姆的父亲生得太晚，做什么都不可能是第一个黑人，但是在他晋升的这块街区——96街以南、57街以北，以及第五大道以东、列克星敦大道以西——他还是像偶尔栖息在他们家对面公园大道某栋大楼顶端的红尾鵟鹰一样稀少）。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父亲是黑人的事实（以及他自己是黑人的事实），总是被其他更重大、在他们的纽约生活里更有分量的事情盖过。比方说，太太在曼哈顿文学圈的杰出地位，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财富。马尔科姆一家人所居住的纽约市，不是根据种族界限划分，而是以纳税等级划分的，而且马尔科姆从小就被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保护得太好，不受外界任何事物侵扰，包括偏执心态——回顾起来似乎是如此。事实上，直到上了大学，他才有机会真正面对其他黑人所经历的遭遇，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意识到家里的钱是如何让他跟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格格不入的（虽然这是假设他的同学足以代表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但实际上当然不是）。即使到了今天，跟裘德认识快十年了，他还是难以理解裘德成长的环境有多么贫困——当他终于明白裘德带来上大学的那个背包里头装的东西确实就是他所有的财产时，他根本不敢相信。那种感觉强烈到简直像是有形的，深刻得让他忍不住告诉父亲，他平常并不习惯让父亲看到自己天真的证据，很怕引来父亲的一顿教训。马尔科姆感觉到，就连他皇后区贫苦人家出身的父亲（祖父母都得工作，每年只能买一套新衣服）听了都很震惊，只不过他极力掩饰，还说了童年的一个故事（有关他们必须等圣诞节过了的次日才去买圣诞树），仿佛没有特权是一种比赛，即使另一个人已经毫无疑问地胜利了，他还是决心要赢。
总之，在你大学毕业六年后，种族似乎越来越不是决定性的特征，而那些还在死守着种族，将它视为自己身份核心的人，看起来就会显得幼稚，甚至有点可悲，好像紧抓着年轻时对国际特赦组织或低音号的强烈兴趣不放：这种过时又令人难为情的事情，在申请大学时被强调到神化的地步。但以他现在这个年纪，一个人身份中真正重要的，就是性能力、专业成就，以及金钱。而在这三个方面，马尔科姆也都失败了。
金钱先放在一边。有一天，他将继承巨额财产。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因为他从不觉得有必要问，也没人觉得有必要告诉他，所以他知道一定相当可观。当然，不像埃兹拉那么多，可是——好吧，或许真有埃兹拉那么多。多亏他母亲对炫富的反感，马尔科姆的父母刻意过得比较简朴，所以他从不知道他们住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是因为他们住不起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间，还是因为他父母觉得住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间太招摇了。他很愿意自己赚钱，真的，但他可不会拿这种事情折磨自己。他会试着自己奋斗，但这不见得能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但是性，或是性成就，则是他必须负起责任的。他不能把缺乏性生活归咎于自己选择了一个薪水低的行业，或归咎于他父母没有适度地激励他（或者他可以归咎给父母？马尔科姆从小就得忍受父母漫长的爱抚，还常常当着他和弗洛拉的面。现在他很好奇，他们那样炫耀自己的本领，是否让他心中的好胜精神减低了）。他上一次认真谈恋爱，是三年多前的事了，跟一个名叫伊莫金的女人，后来她甩了他，变成了女同志。即使到现在，他还是不清楚自己真的是身体上受伊莫金吸引，或只是很放心有个人做决定，而他乐意听从。最近碰到伊莫金时（她也是建筑师，不过是在一个专门盖实验性低收入住宅的公益团体服务——正是马尔科姆觉得自己会想做的那种工作，尽管他心底并不想），马尔科姆开玩笑说，他忍不住觉得是自己把她逼成女同志的（他真的是在开玩笑），但伊莫金忽然发起火来，说她一直是女同志，之前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似乎对性很困惑，她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帮忙开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