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怀着内疚和歉意，但同时也是无可避免地开始偷偷不遵守他对哈罗德的承诺。他骗哈罗德说他被派去雅加达出差，没办法回美国过感恩节。他开始留大胡子，希望遮掩瘦削憔悴的脸。他跟桑杰谎称他很好，只是得了肠胃型流感。他跟秘书撒谎说不必帮他买午餐，因为他上班途中已经买了吃的。他取消了下个月和理查德、杰比、安迪的约，说他工作太忙了。他每回都让那个不请自来的声音对他低语，现在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了。他不会妄想能真的把自己饿死——但他的确想着，很快，有一天，他会虚弱得踉跄绊倒，脑袋砸在格林街一楼大厅的水泥地板上，感染一种无药可医的病毒。
他的种种谎言中，至少有一点是真的：他的工作真的太多了。一个月后，他有一个上诉案要出庭，他很放心可以花那么多时间在罗森·普理查德。这里从来没有坏事降临到他身上，就连威廉也知道不能忽然跑来这里打扰他。有天晚上，他听到桑杰匆忙经过他的办公室，一边喃喃自语：“妈的，她会杀了我。”一抬头，他才发现已经不是夜晚，天已经亮了，哈德逊河正转为一片脏兮兮的橘色。他注意到这个，但心里毫无感觉。在这里，他的人生暂停了；在这里，他可能是任何人，去任何地方。在这里，他留到多晚都没关系。没有人在等他，没有人会因为他没打电话而失望，没有人会因为他没回家而生气。
开庭日之前那个星期五，他加班到很晚。一位秘书忽然探头进来，跟他说大厅里有他的访客，一位康垂克特医生，问要不要让他上来。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做；安迪这阵子一直打电话给他，但他都没回电。他知道安迪不会轻易离开的。
“好。”他告诉她，“带他到东南角的会议室吧。”
他去那个会议室等着，里头没有窗子，隐秘性最高。他看到安迪进来时嘴巴紧绷，但两人还是像陌生人似的握了手。直到他的秘书离开，安迪才起身走向他。
“站起来。”安迪命令道。
“我没办法。”他说。
“为什么？”
“我的腿很痛。”他说，但其实不是。他无法站起来，是因为他的义肢不合身了。“这些义肢的优点是敏感又轻盈。”当初试用时，义肢矫具师这么告诉他：“缺点是义肢托座能迁就的范围不大。你如果体重增加或减少超过百分之十——对你来说，就是十四五磅——你就得调整体重，或者重新订一套义肢。所以你得注意保持体重。”过去三个星期，他都坐在轮椅上。他还是会装上义肢，但只是做做样子，放在长裤里；因为实在太不合适了，根本没办法用。而且他实在疲倦得没办法去找义肢矫具师，疲倦得不想去面对势必要进行的对话，疲倦得不想找理由解释了。
“我觉得你在撒谎。”安迪说，“我想你是体重掉太多，义肢根本不合适了，对不对？”但他没回答。“裘德，你到底瘦了多少？”安迪问，“我上回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瘦了十二磅，那现在呢？二十磅？更多？”他还是没吭声。“你他妈的到底在搞什么？”安迪问，声音压得更低了，“你对自己做了什么，裘德？
“你的气色糟透了。”安迪继续说，“你看起来一塌糊涂，一副生了病的样子。”安迪停下。“你说话啊，”安迪说，“说话啊，该死，裘德。”
他知道这段对话会演变成什么样：安迪吼他，他吼回去。然后他们会达成一个暂缓的协议。这个协议最终改变不了什么，只是一出哑剧罢了：他会答应一些事情，其实无法解决问题，但是会让安迪感觉好过一点。之后又会发生更糟的事，这出哑剧又会继续上演，他会被迫去做他不想做的治疗。哈罗德会被通知。这些人会不断对他说教、说教再说教，他则会撒谎、撒谎又撒谎。同样的循环，同样兜着圈子，一次一次又一次。完全可以预测这些折腾，就像走进汽车旅馆房间里的那些男人，把带来的床单铺在床上，跟他性交，离开。然后下一个，然后再下一个。然后下一天，还是一样。他的人生就是一连串枯燥乏味的模式：性交，割自己，这个，那个。去找安迪，去医院。这回不了，他心想。现在他要做点不一样的；这回他要脱逃了。
“安迪，你说得没错，”他说，尽力拿出他在法庭上那种冷静、不带感情的声音，“我瘦了。我很抱歉我没有早点去找你看诊，因为我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我之前得了很严重的肠胃型流感，一直好不了，不过现在好了。我有在吃东西，我保证。我知道我气色很差，但是我保证我会努力改善。”讽刺的是，过去两周他真的一直有吃东西；他得撑过这回的出庭。他不希望在法庭上晕倒。
他讲完之后，安迪还能说什么？他还是很疑心，但也没法做什么。“如果你下星期不来看诊，我还会过来。”安迪在秘书送他离开之前说。
“好，”他说，还是一副和善的模样，“下下个星期二吧。到时庭审就会结束了。”
安迪离开后，他感到短暂的胜利，好像他是童话故事里的英雄，刚刚击败一个危险的敌人。安迪当然不是他的敌人，他这样想很荒谬，并且紧接着胜利感而来的就是绝望。他现在越来越觉得，他的人生是被动接受，而不是自己开创出来的。他从来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即使是小时候，即使他梦想着会去其他地方，过另一种生活，他都无法想象其他地方或其他生活的画面；从小他就被教导他是什么样的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他也一直相信这些说法。但后来，他的朋友，还有安娜、吕西安、哈罗德和朱丽娅，帮他想象他的人生。他们看待他的眼光和他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他们让他相信自己原来不可能想到的种种机会，他把自己的人生视为相等公理，但他们把他的人生视为另一个无名的谜语——裘德＝x。他们让这个x代表各式各样的事物，那是卢克修士、少年之家的辅导员、特雷勒医生从来不会替他写、也不会鼓励他自己写的。他真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相信他们的种种证明；他真希望他们演算给他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开这个题目的。如果他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开这个证明题，他心想，他就会知道该如何活下去。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解答。他唯一需要的就是被说服一次。这个证明的过程不必很厉害，只要可以理解就好了。
庭审开始，他表现得很好。那个星期五他回家，坐在轮椅上进入卧室，爬到床上。整个周末他陷入一种不熟悉又怪异的睡眠中，不大像在睡觉，而是在滑翔，轻飘飘地在回忆和幻想的领域间移动，无知觉却又警觉不安，焦虑又充满希望。这不是梦的世界，他心想，而是别的地方。他知道自己有时会醒来片刻，看到头上的枝状吊灯、身上的床单、房间另一头有鳞毛蕨印花的沙发，但他无法辨识自己看到的事物是幻觉，还是确实存在。他看到自己拿刀片往手臂的肉割下去，但切口涌出来的是金属弹簧、填充物和马毛，然后他明白自己产生了突变。他现在不再是人类了，觉得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不必打破他对哈罗德的承诺了；他被施了魔法；随着他失去人类的身份，他的罪责也跟着消失了。
这是真的吗？那个声音问他，小声而充满希望。我们现在是无生命的物体了吗？
但是他无法回答自己。
一次又一次，他看到卢克修士、特雷勒医生。当他变得愈加虚弱，当他逐渐脱离自己，他就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他们。威廉和马尔科姆在他记忆中逐渐朦胧，卢克修士和特雷勒医生却不是。他觉得自己的过去像是一种癌症，很早以前就该治疗却没有。现在卢克修士和特雷勒医生转移了，现在他们太大又太具压倒性，无法割除了。现在他们出现时都不说话；光是站在他面前，或是并肩坐在他卧室的沙发上瞪着他看，就比他们开口讲话还糟糕，因为他知道他们在决定要对他做什么，而且他知道无论他们决定怎么做，都比他想象的还糟，比他之前碰到的状况更糟。中间一度他看到他们彼此咬耳朵，知道他们在谈他。“别说了，”他朝他们大叫，“停止，别说了。”但是他们不理他。当他想起床赶他们走时，却起不了床。“威廉，”他听到自己喊，“保护我，帮助我；叫他们离开，把他们赶走。”但威廉没出现，他明白自己是孤单一人，害怕起来。他用被单盖住自己，尽量保持不动，非常确定如果时间倒转回去，他会被迫按照顺序重过一次自己的前半生。总有一天会好转的，他向自己保证。记住，坏年代之后就是好年代了。但他没办法再来一次；他没办法再经历一次那十五年，那十五年中有一半很漫长、反响不断，决定了他往后的一切，包括变成什么样的人、做些什么样的事。
等到他终于、终于在星期一早上醒来，他知道自己跨过了某种门槛。他知道自己接近了，知道他正要从一个世界跨入另一个世界。光是要坐上轮椅的这段过程，他就两度失去意识。到浴室途中又晕倒了。但是他都没受伤，还活着。他换好衣服，一个月前才重新定做的衬衫和西装现在已经太大了。接着他装上义肢，下楼跟艾哈迈德先生会合。
上班时，一切与往常无异。刚放完新年假期，大家刚度假回来。管理委员会开会时，他用手指狠戳自己的大腿以保持警觉。他感觉自己抓住树枝的双手变松了。
那天傍晚，桑杰提早离开；他也提早了。今天哈罗德和朱丽娅要搬到纽约，他答应到上城的公寓去拜访。他已经一个多月没看到他们了。他没办法判断自己的模样，但他今天多穿了一些衣服，包括汗衫、外头的衬衫、毛衣、开襟毛衣、西装外套、大衣，这样看起来就会壮一点。到了哈罗德家，门房让他进去，他搭电梯上楼，设法不要眨眼，因为眨眼会使他的晕眩恶化。到了他们那间公寓门外，他停下来把脸埋进双手里，直到他觉得够强壮了，才转开门钮进去，并且瞪大眼睛。
他们全都来了：哈罗德和朱丽娅当然在，但是还有安迪、杰比、理查德和印蒂亚、两个亨利·杨、罗兹、伊利亚、桑杰，以及欧文夫妇。他们站着或靠坐在不同的家具上，好像准备要拍大合照，一时之间，他很怕自己会大笑起来。他很纳闷：我是在做梦吗？我现在醒着吗？他还记得梦到过自己是个松垮的床垫，心想：我还真实存在吗？我的意识还清楚吗？
“天啊，”他终于有办法开口了，“这是怎么回事？”
“就跟你想的一样。”他听到安迪说。
“我才不要留下来陪你们玩。”他想说，但是说不出口。他动不了。他没办法看任何一个人的脸，只能看着自己的手，他有疤的左手，他正常的右手。同时安迪在他上方开口了。他们已经观察他好几个星期——桑杰一直在观察他白天吃了什么，每天记录下来，理查德则进入他的公寓检查冰箱里的食物。“我们把体重减轻的程度分为十级。”他听到安迪说，“体重减轻百分之一到十是第一级。体重减轻百分之十一到二十是第二级。第二级就要考虑插上喂食管了。这个你知道的，因为你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光凭目测，就知道你至少在第二级。”安迪说了又说，他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是没有眼泪。一切错得太离谱了，他心想；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他为什么完全忘记和威廉在一起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好像那个人也跟着威廉一起死了，留下来的是原始的他，但这个人他从来没喜欢过，这个人在处理自己的人生上太无能了，尽管那是他不由自主被安排出来的人生。
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看到哈罗德凝视着他，看到哈罗德在哭，没有哭出声音，只是一直看着他。“哈罗德，”虽然安迪还在讲话，但他说，“放了我吧。让我解除对你的承诺。别再逼我这样过下去了。别再逼我继续了。”
但是没有人愿意放了他：哈罗德不肯，其他人也不肯。反之，他们把他抓起来带去医院，到了医院，他开始反抗。这是我最后的战役，他心想，于是他反抗得比以前都厉害，就像小时候在修道院那样，变成修士们总在骂的那种恶魔，不断哭叫，对哈罗德和安迪的脸吐口水，拔掉手上的静脉注射管，在床上翻跳着，设法抓破理查德的手臂，直到最后，一名护士一边诅咒，一边拿着针筒给他打了镇静剂。
他醒来时，发现双手的手腕被皮带绑在床上，他的义肢被拆掉了，衣服也不见了，锁骨下方贴了一块棉片，他知道里头插了一根注射管。同样的事情从头再来一遍，他心想。又是一样，又是一样，又是一样。
但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回他没得选择。这一回他被插了喂食管，从腹部插进去，通到他的胃。这一回，他被迫回去看娄曼医生。这一回，每次都有人监视他吃饭。理查德看着他吃早餐。桑杰看着他吃午餐。如果他加班，桑杰也会看着他吃晚餐。周末由哈罗德负责看守。他吃过饭后一小时才能去洗手间。他每个星期五都得跟安迪碰面。他每个星期六都得跟杰比碰面。他每个星期天都得跟理查德碰面。另外，哈罗德随时要求，他就必须见他。如果他被抓到少吃一顿，失约没碰面，或以任何方式偷偷扔掉食物，就得回去住院，而这回可不是住几个星期就算了，而是要住上好几个月。他必须增重至少三十磅，而且之后必须维持六个月不瘦下来才行。
于是他的新人生开始了，他过着日子，忘了羞辱、忘了忧伤、忘了希望。在这段人生里，他疲倦的朋友带着疲倦的脸，看着他吃炒蛋、三明治、沙拉。那些朋友坐在餐桌对面，看着他用叉子卷起意大利面，看着他用汤匙舀起玉米粥，看着他切下骨头旁边的肉。他们检查他的盘子、他的碗，可能点点头表示他过关，或者摇头说：不，裘德，你还得再吃一点。工作上由他做决定、大家听从，但到了下午1点，午餐送到他的办公室来，接下来半小时，虽然事务所里没有其他人知道，但他的决定完全失效，因为桑杰有绝对的权力，不管说什么他都得遵从。只要发一条手机短信，桑杰就可以送他去住院，再度把他绑在床上，强迫喂食。他们全都可以，好像没有人在乎这不是他想要的。
你们都忘了吗？他好想问。你们都忘了他吗？你们忘了我有多么需要他吗？你们忘了我没有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吗？谁能教教我？谁能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第一次去找娄曼医生，是因为一份最后通牒；这回他回去，也是因为一份最后通牒。他跟娄曼医生向来处得很好，友好而疏远，但现在他充满敌意，脾气也很坏。“我不想来的。”他说。这回一听到医生说很高兴又见到他，还问他想讨论什么，他就不耐烦。“还有别跟我撒谎：你不高兴见到我，我也不高兴见到你。这是浪费时间——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我是被迫来的。”
“裘德，我们不必讨论你为什么来，也不必讨论你想不想来，”娄曼医生说，“你想谈什么呢？”
“什么都不想谈。”他凶巴巴地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跟我谈谈哈罗德吧。”娄曼医生建议。他不耐烦地叹气。
“没什么好说的。”他说。
他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去娄曼医生那里。星期一晚上，他做完心理咨询会回办公室继续工作。但是星期四结束后，他就得去看哈罗德和朱丽娅，他对他们也极不礼貌；不光是不礼貌，态度还非常恶劣、充满怨恨。他的种种行为把自己都吓到了，很多是他这辈子从来不敢对别人做的，就连小时候也不敢，否则一定会挨揍。但哈罗德和朱丽娅不会揍他。他们从来没有指责他，也从来没有惩罚他。
“这太恶心了，”那天晚上他说，把哈罗德做的炖鸡推开，“我不要吃。”
“那我帮你弄别的，”朱丽娅很快地站起来说，“裘德，你想吃什么？要三明治吗？还是蛋？”
“其他什么都好，”他说，“这个吃起来像狗食。”他对着哈罗德说，眼睛瞪着他，想把他激到受不了而崩溃。他期待得心脏都跳到喉咙口了，他可以想象哈罗德从椅子上跳起来，打他的脸；他可以想象哈罗德皱着脸哭泣；他可以想象哈罗德命令他离开。“他妈的给我滚出去，裘德，”哈罗德会说，“滚出我的人生，永远不要再回来。”
“很好，”他会说，“很好，很好。反正我也不需要你，哈罗德。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一个人。”那会是多么大的解脱，这么一来，他就会知道哈罗德原来根本不是真的想要他，收养他只是一时兴起做的傻事，那种新鲜感早就没了。
但哈罗德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他。“裘德。”最后他终于说，很小声。
“裘德，裘德。”他嘲弄着，像只蓝冠鸦粗声地学着哈罗德讲他自己的名字。“裘德，裘德。”他太生气、太愤怒了，没有字眼可以形容现在的他。热腾腾的恨意在他的血管内嘶嘶作响。哈罗德要他活着，现在哈罗德如愿以偿了，现在哈罗德看到他真正的一面了。
你知道我可以把你伤得多重吗？他想问哈罗德。你知道我可以说出一些你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原谅我的话吗？你知道我有那样的力量吗？你知道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在跟你撒谎吗？你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我跟多少男人在一起过，我让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让什么进入我的身体，我又发出过什么声音吗？他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这条命，但他这条命却一直被人控制，包括希望他活着的哈罗德，那些在他身上乱扒、抓着他的肋骨荡来荡去、用爪子戳他肺的恶魔。还有卢克修士、特雷勒医生。活着是为了什么？他问自己。我的一生是为了什么？
啊，他心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吗？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他可以感觉到鼻子开始流血，于是他从桌旁退开。“我要走了。”他告诉他们，此时朱丽娅拿着三明治走进来。他看到她切掉了面包边，把三明治对半切成三角形，就像做给小孩吃的那样。一时间他动摇了，差点要放声痛哭，但他回过神来，再度瞪着哈罗德。
“不，你不能走，”哈罗德说，口气并不愤怒，而是坚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根指头指着他，“你要留下来吃完。”
“不，我不要，”他宣布，“打电话给安迪啊，我不在乎。我会自杀的，哈罗德。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自杀的，你没有办法阻止我。”
“裘德，”他听到朱丽娅低声说，“裘德，拜托。”
哈罗德走向他，半路接过朱丽娅手中的盘子。他心想：来了。他昂起下巴，等着哈罗德用那盘子砸他的脸，但结果没有，哈罗德只是把盘子放在他面前。“快吃，”哈罗德说，声音紧绷，“吃完才可以。”
他出乎意料地想到了他第一次在哈罗德家背痛发作的那一天。当时朱丽娅去杂货店了，哈罗德在楼上打印一个非常复杂的舒芙蕾食谱，宣称他要做这道甜点。他躺在食品贮藏室，设法忍着不要痛苦得蹬腿，接着他听到哈罗德走下楼梯，进入厨房。“裘德？”哈罗德没看到他，于是喊他的名字。他努力保持安静，但还是发出了声音，哈罗德打开食品贮藏室的门，发现了他。当时他认识哈罗德六年了，但他一直很谨慎，担心却又预料到有一天他会在哈罗德面前暴露真正的样子。“对不起。”他试图告诉哈罗德，却只勉强发出沙哑的声音。
“裘德，”哈罗德说，吓坏了，“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他点点头。哈罗德走进食品贮藏室，绕过一堆堆厨房纸巾和一瓶瓶洗碗精，坐到地上，轻轻把他的头拉过来放在膝上。有一秒钟，他想这就是他一直半期待的那一刻，哈罗德会拉开裤子拉链，他就得做他以前常做的那件事。但哈罗德没有，只是抚摸他的头，过一会儿，当他抽搐又呻吟，身体痛得紧绷，关节发热时，他才发现哈罗德在对他唱歌。那首歌他从来没听过，但一听就知道是一首童谣，一首摇篮曲，而他身体晃动、牙齿打战、嘶嘶吸着气，他左手张开又握紧，右手抓着旁边的一瓶橄榄油，同时哈罗德继续唱着。他躺在那里，觉得丢脸极了，他知道这起事件过后，哈罗德若不是跟他疏远，就是更亲近。因为他不知道哪个会发生，所以不自觉地期望（他从来没有这样，以后也不会这样）这次发作永远不要结束，希望哈罗德的歌永远不要唱完，希望他永远不必知道结束后会怎么样。
而现在，他老了这么多，哈罗德老了这么多，朱丽娅老了这么多，他们是三个老人，他们却给了他一个该给小孩吃的三明治，还有指令——快吃——也是对小孩说的。我们很老，却又变年轻了，他心想。然后他拿起那个盘子，丢向另一头的墙壁，盘子轰然砸碎了。他看到那是个烤奶酪三明治，其中一片三角形摔在墙上，随即往下流淌，白色黏稠的奶酪成团流了出来。
现在，他心想，简直要晕眩起来，看着哈罗德再度逼近他，现在，现在，就是现在。哈罗德举起一手，他等着那只手重重打下来，重得将这一晚结束，他醒来时会躺在自己的床上，忘记这一刻，忘记自己做过什么。
但结果他发现哈罗德没打他，而是用双臂把他拥进怀里。他想推开，但朱丽娅也凑向他的轮椅背板，抱住了他，他被困在两人之间。“不要烦我，”他朝他们大吼，但他的精力消失了，整个人变得虚弱又饥饿，“不要烦我。”他又试了一次，但是他的话既不成形又不管用，无用得像他的双臂，像他的双腿，于是他很快就放弃尝试了。
“裘德，”哈罗德轻声说，“我可怜的裘德。我可怜的甜心。”听到这些话，他哭了起来，因为自从卢克修士以来，没有人喊过他甜心。有时威廉试着喊他甜心或是蜜糖，他会要他别喊；那种亲热对他来说很肮脏，那些称呼是贬损而堕落的字眼。“我的甜心。”哈罗德又说。他希望他停止，又希望他永远不要停止。“我的宝贝。”他哭了又哭，为了他过去的一切；为了可能的一切、所有旧日的伤痛、旧日的快乐；为了他终于能当一个小孩的羞愧和喜悦、怀着小孩可能的奇想、渴望和不安全感而哭；为了可以不乖却能被原谅的特权，为了能享受温柔、钟爱、端上食物被逼着吃的奢侈；为了他终于、终于有办法相信父母的保证；为了他终于相信他对某个人来说是特别的，尽管他犯过那么多错又那么可恨，而且就是因为他犯过那么多错又那么可恨。
最后朱丽娅又去厨房做了一个三明治；他吃了，好几个月以来真的饿了；之后他在客房过夜，哈罗德跟他吻颊道晚安；他纳闷时间是否真的会倒流，他又重活了一次童年，只不过这回他从一开始就有朱丽娅和哈罗德这对父母，天晓得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只不过他会变得更好、更健康、更善良，他不会觉得有必要挣扎得那么厉害，去对抗自己的人生。他看到一个15岁的自己，跑进剑桥市的一栋房子里，大声喊出他从没喊过的话：“妈妈！爸爸！”他无法想象是什么让这个美梦如此令人兴奋（他虽然会研究正常的儿童，观察他们的兴趣和行为，但他实际接触过的儿童很少），但他知道那个自己很快乐。或许他穿着橄榄球的球衣，露出双臂和双腿；或许他旁边有个朋友或是女朋友陪着。他大概从来没有过性经验；他大概会想尽办法体验看看。这个他，有时会想着自己长大后会怎么样，但绝不会想到他不会有个人可以爱、可以上床，也绝对想不到他没有双脚可以跑过一片柔软如地毯的田野。过去那么多时间、那么多个小时，他都用来割自己，然后把那些割伤藏起来，击退他的回忆；如果那些时间能拿来做别的，他会变成什么样？他知道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更满怀爱意的人。
但或许，他心想，或许现在还不算太迟。或许他可以再假装一次，而这最后一回合的假装会改变很多事情，让他变成他原先可能成为的那个人。他51岁了，他老了。但或许他还有时间，或许他还是可以修复的。
星期一他去看娄曼医生时还在想着这件事情。咨询一开始，他先对上个星期，包括之前好几个星期自己恶劣的行为道歉。
这回，他头一次真正试着跟娄曼医生谈。他设法回答医生的问题，而且诚实地回答。他设法说出他之前只说过一次的那个故事。但是很困难，不光是他几乎无法说出那个故事，也因为他说的时候无法不想到威廉，还有上次说出来的时候，他和一个从安娜以来、再也没这样看待他的人在一起，这个人忽略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却也能完全看清他。之后他很难过，简直喘不过气，只得猛地转开轮椅告退（他还得增加大约六七磅的体重，才有办法用义肢走路），离开娄曼医生的诊间，沿着走廊迅速来到洗手间，把自己锁在里面，缓缓地呼吸，用一只手掌揉着胸口，仿佛要缓和一下心脏。在这个冰冷寂静的浴室里，他跟自己玩着“如果”的老游戏：如果我没跟着卢克修士，如果我没让自己被特雷勒医生带走，如果我没让凯莱布进门，如果我更听安娜的话。
就在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脑袋也不断地反过来指责他。接着他想到：如果我从来没认识威廉。如果我从来没认识哈罗德。如果我从来没认识朱丽娅，或安迪、马尔科姆、杰比、理查德、吕西安，或者其他好多人，包括罗兹、西提任、菲德拉、伊利亚、两个亨利·杨、桑杰。最可怕的如果假设都和人有关，但所有好的如果假设也带有人的成分。
最后他终于冷静下来，出了浴室。他知道自己可以离开，电梯就在那儿，他的大衣还留在诊间里，他可以请艾哈迈德再过来帮他拿。
但他没离开。反之，他走向反方向，回到诊间，娄曼医生还坐在椅子上等着他。
“裘德，”娄曼医生说，“你回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是的，”他说，“我决定留下来。”
第七部分 利斯本纳街
你过世后两周年，我们去了罗马。这算是巧合，但同时也不是：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远离纽约州。或许欧文夫妇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仪式排在这个时候——在八月底，欧洲所有人都往外地跑，我们却飞到那里，飞向那个失去了所有嘈杂人群、所有当地动物的大陆。
那个仪式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举行，苏菲和马尔科姆都曾在那里驻留过，所以欧文夫妇出资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建筑师的奖学金。他们还协助选出了第一位得主，是一个高个子、容易紧张但可爱的年轻伦敦女子，她做的大都是暂时性建筑物，以泥土、草和纸做出复合建筑群，随着时间会缓缓瓦解。颁奖仪式宣布了奖学金得主、颁发了奖金，此外还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弗洛拉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除了我们，苏菲和马尔科姆在“钟模”的合伙人之外，还有也曾在罗马驻留过的理查德和杰比。仪式过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餐厅，他们两个住罗马时都很喜欢，理查德还带我们看了那栋建筑物有哪些墙壁是伊特拉斯坎风格，哪些是罗马风格。尽管那一餐很美好，舒适又欢乐，但也很安静，中间有一度，我记得自己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在吃东西，全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盘子、看着彼此，各自想着不同的事物，但我知道，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想着同样的事情。
次日下午朱丽娅午睡时，我们出门散步。我们的旅馆在台伯河这一边，靠近西班牙大台阶那一带，不过我们请司机载我们过桥到越台伯河区，走在那些又窄又暗、简直像是走廊的街道上，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而简洁的广场，除了阳光没有任何装饰，我们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一个留着白色大胡子、身穿亚麻西装的老人也在石凳另一头坐下，看着我们点了个头，我们也朝他点头。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许久，晒着太阳，忽然他说他记得以前跟你来过一次这个广场，还说两条街之外有一家冰淇淋店很有名。
“我该去买吗？”他问我，露出微笑。
“我想你知道答案。”我说。他站起来。“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巧克力口味。”我告诉他。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
我们——那个老人和我——看着他离开，然后那老人朝我微笑，我也对他笑。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其实没那么老，大概只比我大几岁而已。我当时始终没办法（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老人。我总是讲得好像知道自己很老，我总是埋怨自己的年龄，但那只是耍宝，或是让别人觉得年轻而已。
“他是你儿子？”那老人用意大利语问，我点点头。每回被人认出我们是父子，我总是惊讶又开心，因为他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我认为，或该说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样子，一定有个比外形相似度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父子。
“啊，”那老人说，看着他走到一个转角，然后消失，“真是俊美啊。”
“是啊。”我也用意大利语回答，忽然觉得好哀伤。
那老人露出狡猾的表情，问我，或者比较像是陈述句：“你太太一定是个大美女吧？”随即咧嘴一笑，表示他在打趣，或是个恭维，因为我长相这么平凡，却很幸运能有个美丽的太太，帮我生了一个这么俊美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被得罪。我也对着他笑，说：“没错。”他保持微笑，一点都不惊讶。
他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离开了（离开时跟我点了个头，拄着拐杖）。他买了一个装在甜筒里的冰淇淋给我，还买了一杯柠檬冰沙要带回去给朱丽娅。我真希望他也买了一份给自己，但他没有。“我们该走了。”他说，于是我们起身离开。那天夜里他很早就去睡了，次日，也就是你的忌日，我们完全没看到他，他在柜台留了张字条，说他出去散步了，明天再跟我们碰面，说他很抱歉。于是我们也出去走了一整天，我以为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毕竟罗马这个城市不大，但结果没有。那一夜我们更衣就寝前，我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经过的每条街道、每堆人群中寻找他。
次日早晨，他出现在餐桌旁，看着报纸，脸色苍白，但对我们露出微笑，我们没问他前一天做了什么，他也没主动说。那天我们只是在市区里闲逛，三个人很不好控制，走在人行道上太宽，于是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轮流当领队，但我们只去有名的地点、人多的地方，不会有隐秘的回忆、不曾发生亲昵的举止的景点。快到水管路时，朱丽娅望着一家小珠宝店的小窗，我们走进去，三个人把那家小店塞满，每个人轮流把她在窗外看中的耳环拿起来细瞧。那耳环非常精致：纯金，密实而沉重，形状像鸟，眼睛处镶了圆形的小红宝石，鸟喙叼着金枝。他买下那对耳环送给她，她不好意思，但又很开心，朱丽娅向来不太戴首饰。但他看起来很高兴能送她礼物，我看他高兴也跟着开心，朱丽娅也很欢喜。那天晚上，我们跟杰比和理查德会合吃最后一顿晚餐，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北上去佛罗伦萨，他则回纽约。
“我们五天后见了。”我告诉他，他点点头。
“好好玩。”他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我们的汽车开走时，他站在那挥手；我们坐在后座，回头跟他挥手。我还记得当时希望挥手能传达我说不出口的讯息：不准你乱来。前一夜，趁他和朱丽娅跟杰比聊天时，我问理查德这几天我们不在期间，能不能麻烦他发短信随时告诉我们状况？理查德答应了。他几乎恢复到了安迪希望的体重，但中间有两度倒退，一次在五月，另一次在七月，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监视他。
有时，感觉我们的父子关系好像是倒退着走，随着他年纪渐长，我对他的担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随着每一年过去，我都更加意识到他的脆弱，也对自己当父亲的能力更没信心。雅各布还是婴儿时，我发现每过一个月，我就更有把握一点，好像他待在这个世界越久，就能扎根扎得越深，好像光是活着，就宣示他拥有这个生命。当然，这个想法很荒唐，而且以最可怕的方式被证明是错的。但我忍不住想：活下去会产生牵系的力量。然而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点（如果非得指出的话，我想是在凯莱布之后），我感觉他像是搭上了热气球，被一根长长的绳子固定在深入地面的木桩上。但每一年，那个气球一直扯紧那根绳子，想要挣脱，飘向天空。在底下的我们就设法把那气球扯回地面，回到安全的状态。所以我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同时也很怕他。
你能跟一个你害怕的人真正发展出感情吗？当然可以。但他还是令我恐惧，因为他拥有力量，我却没有。如果他自杀了，如果他把自己从我手上夺走，我知道我还能活下去，但我也知道那种人生很乏味；我知道之后我会永远纠结着想找到解释，不断仔细检视过去，想找出自己哪里犯了错。当然，我知道自己会多么想念他，尽管之前他尝试过，他也终将离开，但我始终没能变得更能面对，也永远无法习惯。
接着我们回到纽约，一切如常：艾哈迈德先生来机场接我们，载我们回公寓，门房那儿已经有几袋食物，这样我们就不必去杂货店采买了。次日是星期四，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问起我们这几天旅行看到什么、做了什么，我们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洗碗，他递给我一个碗要放进洗碗机时，手一滑在地板上摔破了。“该死！”他大吼，“真是对不起，哈罗德。我太蠢了，太笨手笨脚了。”我们告诉他没关系，没事的，但他只是越来越生气，气到双手开始颤抖，气到开始流鼻血。“裘德，”我告诉他，“没关系的。这种事难免的。”但他摇头。“不，”他说，“都是我。我搞砸了一切。我碰到的一切都会毁掉。”他低头捡起碎片时，朱丽娅和我隔着他的头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才好：他的反应太小题大做了。但自从那回他把盘子摔到餐厅对面的墙上后，之后几个月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件，让我从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明白，他心中原来有那么多愤怒，他每天要多努力去控制这股怒气。
他第一次摔盘子之后，过了几星期又有一次。那是在灯笼屋，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当时是早上，才刚吃过早餐，朱丽娅和我要出门买东西，我去找他，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他在卧室里，门开了一条缝，我看到他在做什么之后，基于某个原因就没喊他，也没有走开，只是站在门外悄悄观察。他已经戴上一边的义肢，正要戴上另一边，我从来没看过他没戴义肢的样子。然后我看着他的左腿伸进托架内，把弹性袜套拉起来套住膝盖和大腿，再将裤管拉下盖住。你也知道，这些义肢上的脚仿造了脚趾和脚跟的形状，我看着他穿上袜子，接着穿鞋。他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我看着他走了一步，再一步。但就连我都看得出哪里不大对劲，那些义肢还是太大，而他依旧太瘦。我还来不及喊他，他就失去平衡往前摔在床上，有好一会儿都没动。
然后他伸手脱掉义肢，先脱一边，再脱另一边。有那么片刻，那两根还穿着袜子和鞋子的义肢看起来就像他的真腿，他仿佛硬是扯断了自己的小腿，我还半期待地会看到一道血喷出来。结果他只是拿起一根义肢朝床上打，打了又打，用力得发出闷哼，再把义肢摔在地上，坐在床沿，脸埋进双手，手肘撑在大腿上，无声地前后摇晃着。“拜托，”我听到他说，“拜托。”但接着他什么都没再说，我很羞愧地静静溜掉，回到我们的卧室，模仿他的姿势坐在床边，等待着我不知道的状况。
那几个月，我常常想着自己尝试在做的事情，想到要让一个不想活的人继续活下去有多困难。首先你得尝试讲道理（你有那么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然后尝试利用罪恶感（你欠我），再尝试用愤怒、威胁、恳求（我老了；不要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但接着，一旦他同意，你这个哄骗的人必然会进入自我欺骗的状态，因为你看得出他很吃力，他多么不想活下去，光是存在这件事都让他耗尽心力，于是你每天就得告诉自己：我做的是正确的。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是违背自然法则及爱的法则的。你会利用每个快乐的时刻，抓紧它们当成证据，看到没？这就是人生为什么值得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逼他尝试，即使那一刻无法抵消其他大部分的时刻。你会想，就像我以前对雅各布的想法，子女是要用来做什么？是要抚慰我吗？还是我抚慰的对象？如果抚慰对你的子女再也没有用，那么我的责任是不是允许他离开？然后你会再想：可是那太恶劣了，我做不到。
所以我还是继续尝试，那是当然。我试了又试。但每个月我都可以感觉到他越退越远。不太是外貌的关系；到了十一月，他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总之是理想体重的最低标准，而且气色从来没有那么好过。不过他变得安静了许多，虽然他向来很安静，但现在他很少讲话。我们在一起时，我有时会看到他盯着某个我看不到的东西，脑袋轻轻一扯，像马在抽动耳朵似的，然后又回过神来。
有个星期四，我们照例一起吃晚餐，我看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有瘀青，仿佛他傍晚站在一栋建筑物旁边，太阳照射的阴影落在他身上。那些瘀青是深红褐色的，像干掉的血，我看了猛吸一口气。“发生什么事？”我问。“我摔倒了，”他只说，“别担心。”我当然还是会担心。下回我看到他时又有瘀青，就设法抓着他问个清楚。“告诉我。”我说，但是他挣脱了。“没什么好说的。”他说。我至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自己弄的吗？还是他让别人对他这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念你。我也想念你。我们全都很想念你。我想你应该要知道，我想念你不光是因为你让他更好，我想念你是因为你。我想念看着你做喜欢的事情时得到的那种愉悦，无论是吃东西或追着网球跑或跳进游泳池里。我想念跟你谈话，想念看着你在一个房间里走动，想念看着你倒在草皮上被劳伦斯的一群孙子孙女压着，假装你被他们压得起不来（同一天，劳伦斯年纪最小的孙女，暗恋你的那个，曾把蒲公英绑在一起做了手环送给你。你谢谢她，戴在手上一整天，那天她每回看到你手腕上的手环，就冲向她父亲，把脸埋在他背部——这个我也想念）。但我最想念的，就是看着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想念看到你望着他，他望着你；我想念你们对彼此那么体贴，想念你和他在一起时那种出自直觉、诚挚的关爱；我想念看着你们倾听对方说话，两人都那么专注。杰比的那幅画作《威廉听裘德说故事》太真实了，那表情太准确了。还没看到画名，我就知道画中的你在听他讲话。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以为你走了之后，我们没有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日子。当然是减少了，比较难出现，比较难引发，但还是有的。从意大利回纽约后，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专题研讨课，兼收法学院学生和所有研究生。那门课叫“法律的哲学，哲学的法律”，由我跟一个老朋友合作授课。我们讨论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系统的道德基础，以及有时法律会如何抵触我们国家的道德观。教室就在锥蒙大楼241室，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下午，我会跟朋友碰面。朱丽娅去上裸体素描课。另外我们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当义工，专门协助其他国家（苏丹、阿富汗、尼泊尔）的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新工作，即使这些工作跟他们之前在本国做的只略微相关：护士变成医疗助理，法官变成法律助理；其中我帮过的几个人后来去读法学院，我碰到他们时，就会聊聊他们现在学的，以及美国的某些法律跟他们原先所知的有多么不同。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个项目计划。”那个秋天我告诉他（他还在那个艺术家非营利组织做公益服务，我后来也去当义工，发现那个组织比我原先想的更令人感动。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群没有才华的文人想要创作，但显然永远不会成功。尽管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跟他一样，都很佩服这些艺术家，佩服他们的坚持，他们傻气、勇敢的信念。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劝阻他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当个艺术家）。
“比方说？”他说。
“你可以教我做菜。”我告诉他，他用那种表情看了我一眼，就是要笑不笑、觉得很乐还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我是说真的。真正做点菜，让我多学六七道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