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工作完，或是拜访过吕西安和欧文夫妇，我们就开车到加里森，有时只有我们两人，有时还有理查德和印蒂亚、杰比或某个亨利·杨和他们的太太，星期天我们就会做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的毛病又暴露出来，那就是缺乏耐性，根本无法接受无聊。煮菜时，我会跑去找别的东西来读，忘了我的意大利炖饭，结果烧成一堆烂糊，或者我会忘记把橄榄油里的胡萝卜翻面，回来就发现烧焦了（看来烹饪很多部分是要轻拍、要泡、要观察、轻抛、转动、抚慰，这种种要求总让我联想到人类的婴儿期）。我的另一个毛病，他告诉我，就是坚持创新，这在烘焙中显然是失败的保证。“哈罗德，这是化学，不是哲学，”他总是这么说，同样是那个半笑的表情，“你不能不遵守特定的分量，还希望做出该有的样子。”
“说不定烤出来会更好啊。”我说，主要是为了逗他，只要觉得有可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总是乐于扮演傻瓜。于是他笑了，真的笑了。“不会的。”他说。
但终于，我真的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学会如何烤鸡、煮水蒸蛋、炙烤比目鱼。我学会做胡萝卜蛋糕，还有一种加很多不同坚果的面包，就是他以前在剑桥市打工的那家面包店卖的，我常常去买，只是他的版本非常不可思议，有好几个星期，我烤了一条又一条这种面包。“好极了，哈罗德，”有一天他尝了一片说，“看到没，等到你一百岁，就可以自己做菜了。”
“什么意思？自己做菜？”我问他，“你得替我做菜才行。”他听了对我露出微笑，一种哀伤、奇怪的微笑，什么都没说。我赶紧改变话题，免得他说出一些话，我还得假装没听到。我总是试着影射未来，拟出几年后的计划，这样他一答应要做，我就可以逼他守住承诺。但他很小心，从来没答应过。
“我们应该去上个音乐课，你跟我。”我告诉他，其实只是顺口说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他淡淡微笑。“或许吧，”他说，“没问题，我们再讨论吧。”顶多就是这样。
每回上完烹饪课，我们就会散步。去纽约州北部的那栋房子时，我们会沿着马尔科姆开出来的那条小径走，经过有回他痛得全身抽搐，我不得不把他留在那里靠着一棵树的那个点，经过第一张石凳、第二张、第三张。到了第二张石凳，我们总会坐下来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不像以前那样，而且我们走得很慢，所以我也不需要休息。但我们总是仪式性地停下来，因为从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屋子背面，你还记得吗？马尔科姆当初砍掉这边的几棵树，于是石凳正好面对着房子，而如果你在屋后的露台，也正对着那张石凳。“这个房子太美了。”我总是这么说，而且我总是希望他听得出我以他为荣：因为他打造的这栋房子，还有他在屋里打造的生活。
我们从意大利回来大约一个月后，有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他跟我说：“你想他当初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讲得好小声，我还以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接着他两眼看着我，于是我知道那句话不是我的幻想。
“他当然快乐，”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快乐。”
他摇摇头。“有好多事我都没做。”最后他说。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不会改变想法。“无论什么事，我知道那都不重要。”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他告诉过我的。”然后他望着我。“我知道的。”我重复说，“我知道的。”（你其实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希望我这么说。）
又有一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时，他说：“娄曼医生认为我该告诉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我问，很小心不要看他。
“有关我是什么，”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是什么人。”他修正了。
“唔，”我终于说，“那很好，我想更了解你。”
他微笑了。“听起来好奇怪，不是吗？”他问，“‘更了解你。’我们认识到现在这么久了。”
在这些对话中，我总有一个感觉，也许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不正确的答案。他听了就再也不会说出任何事情了，所以我一直设法推测不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什么，然后绝对不要说出来。
“没错，”我说，“但我一直想要更了解你，想知道有关你的事。”
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转回去看房子。“唔，”他说，“也许我会试试看。也许我会写下来。”
“这样很好。”我说，“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可能要花一阵子。”他说。
“没关系，”我说，“花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写很久是好事，我心想：这表示他得花好几年搞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尽管这几年对他而言很困难、很折磨，但至少他还会活着。这是我当时所想的：我宁可要他活着受苦，也不希望他死掉。
但到头来，他根本没花多少时间。那是二月，大约就是我们介入、把他强制送去住院的一年后。如果他的体重可以保持到五月，我们就会停止监控他，他也可以决定不再去娄曼医生那里，虽然安迪和我都觉得他应该继续去看娄曼医生。不过之后就不能由我们做主了。那个星期天，我们待在纽约市区。在格林街上完烹饪课之后（做了芦笋和洋蓟的法式蔬菜冻），我们出门散步。
那天很冷，但是没刮风。我们沿着格林街往南，直到那条路变成教堂街，又继续往南走，走过翠贝卡区，走过华尔街，几乎要走到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停下来看着微微起伏的灰色河水。然后我们回头往北走，沿着同样一条路：三一街接教堂街，教堂街接格林街。他一整天都很安静，平静而沉默，我聊着我当义工那个职业介绍所的一个中年人，比他大一岁左右，是名医生，正在申请就读美国的医学院。
“真是了不起，”他说，“要重新开始很困难。”
“没错，”我说，“但是你也重新开始了，裘德。你也很了不起。”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别开目光。“我是认真的。”我说。我想起他自杀未遂出院后大约一年，他跟我们去了特鲁罗。那天我们也出去散步。“我要你告诉我三件事，是你觉得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我们坐在沙滩上，我这样对他说。他发出一个厌倦的吐气声：两颊鼓满气、再一口吹出来。
“现在不要，哈罗德，”他说。
“别这样嘛，”我说，“说出三件你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然后我就不烦你了。”但他想了又想，什么都想不出来。看他不吭声，我也开始着急。“那就讲三件你做得不错的事。”我修改一下，“或是你对自己满意的三件事。”修改到这个时候，我几乎在乞求了。“任何事情，”我告诉他，“什么都行。”
“我长得高，”他终于说，“总之算高吧。”
“长得高是好事。”我说，虽然我希望是别的，有关性格的。不过我决定接受这个回答。就连这个，他都花了那么多时间才想出来。“还有两个。”但他再也想不出来了。我看得出他懊恼又难为情，最后我终于算了。
这会儿，当我们走过翠贝卡区时，他漫不经心地提起，事务所里问他是否愿意接任主席。
“老天，”我说，“太棒了，裘德。老天。恭喜啊。”
他点了一下头。“但我不会接。”他说。我大吃一惊。在他为那个他妈的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付出这么多，花了那么多个小时、那么多年之后，他居然不接任主席？他看着我。“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他说，我摇摇头。
“不，”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从这份工作中得到多少满足感。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认同你、不以你为荣。”他什么都没说。“你为什么不接呢？”我问他，“你会做得很好的，你天生是这块料。”
他皱了一下脸（我不确定为什么），然后别开头。“不了。”他说，“我不认为我会接。据我所知，找上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有些争议。何况……”他说到一半停下来。不知怎的，我们已经停下来了，好像讲话和走路这两个活动不能并存，我们就在这冷天中站了一会儿。“何况，”他继续说，“我想我再过一年就会辞职了。”他看着我，仿佛在等我的反应，然后他抬头看着天空，“我想或许我会去旅行。”他说，但他的声音空洞、毫无喜悦，好像他要被征召、派驻到一个他不太想去的遥远地方。“我可以离开。”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有好多地方我该去看看。”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一直瞪着他。“我可以跟你去。”我低声说，他回过神来看着我。
“没错。”他说，一副宣告的口吻让我安心了，“没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者你们两个可以跟我约在某些地方会合。”
我们又往前走。“我不想太耽误你当世界旅人的第二人生。”我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罗森·普理查德提议的职位。或许做个几年，然后搭私人喷射机到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莫桑比克，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他接受了主席职位，就不会自杀了；他太有责任感了，不可能留下没完成的摊子给别人收拾。“好吗？”我鼓励他。
他笑了，那种熟悉、开朗、美丽的微笑。“好吧，哈罗德，”他说，“我保证我会再考虑。”
我们离家只剩几个街区了，我才发现我们刚好走到利斯本纳街。“啊老天。”我说，想充分利用他的好心情，让我们两个都保持高昂的情绪，“来到我所有噩梦的基地了：全世界最丑的公寓。”他大笑起来，我们右转离开教堂街，沿着利斯本纳街走了半个街区，直到站在你们以前那栋公寓大楼前。有好一会儿，我一直大声抱怨着这个地方，讲个不停，说这里有多恐怖，为了效果夸张又渲染，好听他大笑抗议。“我老担心会发生火灾，把你们那户烧光光，害得你们两个被烧死。”我说，“我还梦到自己接到急救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发现你们两个被一堆老鼠咬死。”
“没有那么糟糕啦，哈罗德，”他微笑，“其实呢，这个地方有我非常珍爱的回忆。”他的心情又转变了，我们站在那里，瞪着那栋大楼，想到你，想到他，还从这一刻往前推、直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当时他那么年轻，年轻得不得了，只是我众多学生之一，超级聪明，脑子灵光，但也就如此而已。我绝对想象不到他有一天会变得对我这么重要。
然后他也想让我开心一点，我们都在为对方表演。他说：“我跟你说过那回我们从屋顶跳下来，跳到卧室外头的防火梯上吗？”
“什么？”我问，真的吓到了，“没有，你没说过。要是说过的话，我想我会记得的。”
尽管我从没想到他会变得对我这么重要，但我知道他会怎么离开我：就算我一再希望、一再恳求、一再暗示，还有威胁和异想天开，但我就是知道。五个月后，六月十二日（不是什么特殊的周年纪念日，就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日子），他离开了。我的电话响起，时间不是晚得离谱，事后回想起来也看不出任何预兆，但当时我知道，我就是知道。电话另一头是杰比，他呼吸不稳，非常急促，而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他死于53岁，离满53岁还不到两个月。他把空气注射到动脉里，让自己中风。虽然安迪跟我说他应该死得非常快，没有痛苦，但我后来上网查，发现安迪没跟我说实话：那表示他用一根针头粗得像蜂鸟喙的注射针，朝自己扎了至少两次，而且会痛苦不堪。
最后我终于去了他那间公寓，里头很整洁，他的书房里堆着一箱箱东西，冰箱被清空了，他的遗嘱和留下的信件叠放在餐厅的桌上，像是婚礼的座位卡。理查德、杰比、安迪，你和他所有的老朋友都陆续赶来。我们走来走去，彼此招呼、交谈，震惊却又不是那么震惊，只惊讶我们居然会这么惊讶、这么难过、这么挫败，尤其是这么无助。我们漏掉了什么吗？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这个结果吗？他的葬礼来了好多人，有他的朋友、你的朋友和这些朋友的父母及家人，有他的法学院同学，有他的客户，有那个非营利艺术团体的员工和赞助人，有那个慈善厨房的委员会成员，有一大堆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过去跟现任员工。梅瑞迪丝也带着几乎完全糊涂的吕西安过来（残酷的是，他还活到现在，不过已经住进康涅狄格州的一家老人院），还有我们的朋友，以及我没想到的一些人，像基特、埃米尔、菲丽帕和罗宾。葬礼过后，安迪过来找我，哭着坦承，他觉得事情真正不对劲，是从他告诉他自己准备退休开始的，说都是他的错。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安迪打算退休，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安慰他，说不是他的错，完全不是，说他一直对他很好，而我一直信任他。
“至少威廉不在了，”我们彼此安慰，“至少威廉不会看到这个。”
当然——如果你还在的话，他不也还会活着？
我没办法说我没想到他会死，但我可以说，当时有太多我没想到的事情，一点都没想到。我没想到安迪会在三年后死于心脏病发，也没想到过了两年，理查德会死于脑肿瘤。你们都那么年轻就死了：你、马尔科姆、他。伊利亚是60岁中风过世；西提任也是60岁，死于肺炎。到最后只剩下杰比，加里森的房子留给了他，现在我们还常见面——在加里森、纽约市区或剑桥市。杰比现在有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是个很好的人，叫托马斯，是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日本中世纪美术专家，我们非常喜欢他；我知道你和他也会非常喜欢他的。我当然为自己、为我们夫妻难过，但我最常为杰比感到难过。他失去了你们三个，只剩他自己面对老年的开始，他当然有新朋友，但大多数成年前认识的朋友都没了。至少我是在他22岁认识他的；或许中间有时疏远，但那些疏远的年代，我们都不去算了。
现在杰比61岁，我84岁了。而他已经过世六年，你也过世九年了。杰比最近的一次个展名叫“裘德，孤单”，里头有十五件画作，只画了他，描绘杰比想象中、你死后那段时间的一些时刻：在那近三年里，他设法在没有你的世界撑下去。我试过了，但我实在没办法看那些作品；我试了又试，但就是没办法。
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原先没想到的。他当初猜得没错，我们搬到纽约完全是为了他，所以处理完他的遗产后（理查德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我也帮了忙），我们就搬回剑桥市的家，离我们的老友近一点。之前我做了太多整理和分类的工作——我和理查德、杰比、安迪一起处理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并不多）和衣服（看着他的西装越来越窄，真是让人心碎），还有你的衣服；我们一起看过你在灯笼屋的档案，花了很多天，因为我们总是停下来哭或大喊或传阅一张我们没人看过的照片。等我们回到剑桥市的家，整理东西成了一种本能。有个星期六，我坐下来清理书柜，这个计划一开始充满野心，但很快我就失去了兴趣。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信封，塞在两本书之间，上头是他的笔迹，写着我们夫妻各自的名字。我打开我的信封，心跳加速，然后看到我的名字——亲爱的哈罗德。阅读他二十几年前在收养那天写的短笺，我哭了，其实是啜泣。然后我把那张光碟放进电脑里，听着他的声音。光是听到那么美的声音，我无论如何就会哭了，但我主要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而哭。后来朱丽娅回家看到我，也读了她的那张短笺，我们又哭了一次。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打开他放在格林街公寓餐桌上留给我们夫妻的那封信。之前我实在没办法鼓起勇气；其实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受得了。但我还是打开来读。那封信有八页，是打字机打印的，那是一份告解：有关卢克修士，有关特雷勒医生，还有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花了好几天才看完。虽然他写得很简略，但同时也漫长得仿佛永无止境，我们不时得放下来离开，然后彼此打气——准备好了吗？坐下来再看一点。
“对不起，”他写道，“请原谅我。我从来无意欺瞒你们。”
关于那封信，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还是无法去想。所有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现在都有了答案，而那些答案只会折磨人罢了。他死时孤单得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他死时还觉得该向我道歉，这是最糟糕的；尽管你、我、我们所有爱他的人多年来这么努力，他死时依然固执地相信他小时候被教导的、关于他的一切，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失败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此时是我最经常找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在深夜下楼，站在《威廉听裘德说故事》面前，这幅画现在挂在我们餐桌旁的墙上。“威廉，”我问你，“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吗？你认为他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有资格得到快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但他实在有资格得到快乐。可是你只是微笑，不是对着我，而是掠过我，从不回答。此时，我真希望自己相信死后会有某种生活，相信在另一个宇宙里，或许是个小小的红色星球，那里的人没有双腿，只有尾巴，大家都像海豹一样在大气中划着水，那里的空气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养分，含有无数蛋白质和糖的分子，我们只要张开嘴巴吸入，就可以健康地生存下去，或许你们两个就在那里团聚，在那里漂浮着。也或许他离我更近：或许他是最近开始坐在我邻居房子外头的那只灰猫，我一朝它伸手，它就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或许他是我另一个邻居最近新养的那只幼犬，在牵绳的一端拉扯着；或许他是我几个月前看到、跑过广场的那个学步小孩，他父母气呼呼地追在后头，他则兴奋地尖叫；或许他是我早以为枯死的那丛杜鹃里忽然绽放出来的那朵花；或许他是那朵云、那道海浪、那场大雨、那阵薄雾。重要的不光是他死了，也不光是他的死法，而是他至死仍然相信的。于是我设法对我见到的万事万物心怀善意，而在我看到的每件事物中，我都看见了他。
但回到当时，我们站在利斯本纳街那天，有太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当时，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抬头看着那栋红砖楼房，我假装我从来不必替他担心，他也让我假装，包括他可能做出的种种危险行径，他可能让我心碎的种种方式，那些都过去了，都成了故事的材料；过去的时光虽然可怕，但眼前的岁月并不可怕。
“你们从屋顶跳下来？”我又问了一次。“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他说，甚至朝我咧嘴笑了，“我会告诉你的。”
“说吧。”我说。
然后，他说了。
致谢
有关建筑、法律、医学、电影制作方面的专业知识，我非常感谢马修·百欧托（Matthew Baiotto）、珍妮特·内贾德·班德（Janet Nezhad Band）、史蒂夫·布拉茨（Steve Blatz）、凯伦·辛诺瑞（Karen Cinorre）、迈克尔·古恩（Michael Gooen）、彼得·科斯顿（Peter Kostant）、山姆·利维（Sam Levy）、德莫特·林奇（Dermot Lynch）和巴里·塔奇（Barry Tuch）。特别感谢道格拉斯·埃克利（Douglas Eakeley）的博学和耐心，还有普西拉·埃克利（Priscilla Eakeley）、德鲁·李（Drew Lee）、艾蜜尔·林奇（Eimear Lynch）、塞斯·穆诺基（Seth Mnookin）、罗素·佩罗（Russell Perreault）、惠特妮·罗宾逊（Whitney Robinson）、玛莉苏·鲁奇（Marysue Rucci），以及隆纳德及苏珊·柳原（Ronald and Susan Yanagihara）毫无保留的支持。
我还要深深感谢了不起的迈克尔·“苦”·戴克斯（Michael“Bitter”Dykes）、凯特·麦克斯韦尔（Kate Maxwell）、卡雅·佩利纳（Kaja Perina）为我的生活带来欢乐，并感谢凯利·劳尔曼（Kerry Lauerman）带来了抚慰。长期以来我把尤西·米罗（Yossi Milo）、埃文·史莫克（Evan Smoak）、斯蒂芬·莫里森（Stephen Morrison）和克莉丝·厄普顿（Chris Upton）视为经营伴侣关系的榜样；有太多事情，我很感谢、很佩服他们。
另外也非常感谢全心且忠诚支持我的格里·霍华德（Gerry Howard），以及独一无二的拉维·米尔查达尼（Ravi Mirchandani），为了催生这本书，他们慷慨付出、努力奉献。还要谢谢安德鲁·基德（Andrew Kidd）对我的信心，以及安娜·斯坦·欧苏利文（Anna Stein O'Sullivan）的纵容、冷静与坚定。另外也感谢每个协助让这本书面世的人，尤其是莱克熙·布鲁姆（Lexy Bloom）、亚历克斯·霍依特（Alex Hoyt）、杰里米·梅第纳（Jeremy Medina）、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以及彼得·胡贾尔（Peter Hujar）遗产基金会。
最后也最根本的：如果没有我跟贾里德·霍尔特（Jared Hohlt）的谈话（以及他的体贴、优雅、同理心、宽容、智慧），我就永远不可能、也绝对不会写出这本书。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爱的读者，更是我的守秘人、我的北极星。他深挚的友谊是我成年最大的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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