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朋友都很焦虑，但他知道自己会很高兴进入30岁，原因正是他们所痛恨的：因为那是一个绝对无法否认的成人年龄（他很期待45岁，因为到时他就可以说，他当成人的时间已经是当儿童时间的两倍有余了）。在他成长期间，30岁曾经是一个遥远、无法想象的年纪。他清楚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当时他还住在修道院）曾问过迈克修士，那时迈克修士喜欢跟他回忆自己成为修士之前的旅行，还说他有朝一日也可以去。
“等你大一点。”当时迈克修士这么说。
“什么时候？”他问，“明年吗？”在当时，连一个月都漫长得像是永远。
“要很多年。”迈克修士说，“等到你大一点。等到你30岁。”如今，再过几个星期，他就30岁了。
那些星期天，准备出门走路前，有时他会赤脚站在厨房里，周围的一切都好安静，那间丑陋的小公寓感觉就像某种奇迹。在这里，时间是他的，空间是他的，每一扇门都可以关上，每一扇窗子都可以锁上。他可以站在那小小的门厅衣柜前（其实只是一个小凹洞，他们在里头钉了一条麻绳），欣赏着里面的东西。在利斯本纳街，不必为了一卷卫生纸，三更半夜跑去西百老汇大道上的小杂货店；不必凑着鼻子闻从冰箱深处挖出来的那盒过期鲜奶还能不能喝。在这里，总是有多余的备用品。在这里，该换该修的东西就会被换被修。他一直确保做到这一点。刚搬进利斯本纳街的第一年，他曾对自己的种种习惯很不好意思，因为通常是年纪大的人，大概都是女性，才会有这些习惯。于是他把备用的卫生纸藏在自己的床底下，把折价券传单塞在公文包里，打算等稍后威廉不在家时再仔细研究，好像那些传单是某种特别刺激的黄色书刊。但是有一天，因为威廉要找一只不慎踢到床底下的袜子，就发现了他囤积的卫生纸。
他觉得很难为情。“为什么？”威廉问他，“我觉得这样太棒了。谢天谢地，还好有你在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这还是让他很心虚，在他爆满的档案里又加了一项证据，证明他过于神经质，证明他设法装出来的表象根本瞒不了人。
然而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他改不掉这些习惯。他能跟谁解释，他发现置身于讨人厌的利斯本纳街、他囤积的物资中，那种满足感和安全感一点也不逊于学业或工作所能带来的。又能跟谁解释，他发现自己在厨房独处的那些时刻几乎处于类似冥想的状态，他的脑袋不再慌张地设想，预先计划几千个稍微偏离或扭曲的真相、事实，才能与这个世界和其他人互动？他知道没办法跟任何人解释，连威廉都不能。多年来，他已经学会隐藏自己的想法，与其他三位好友不同，他学会不要为了有别于他人而透露自己的种种怪癖，不过别人要是愿意分享自己的怪癖，他倒是很乐意听，也引以为傲。
今天他会走到上东城：沿西百老汇大道往北到华盛顿广场公园，转入大学街，经过联合广场，沿着百老汇大道接上第五大道，继续往北走到86街，然后回头，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到24街，往东转到列克星敦大道，再继续往东南，来到尔文街的剧院区，跟威廉在剧院外头碰面。这条路线他走了好多个月，快一年了。因为这条路线很远，也因为他每个星期六都会待在上东城，在离马尔科姆父母家不远处的一栋连排别墅里当家教，帮一个叫菲利克斯的12岁男孩补习。但现在是三月中的春假，菲利克斯跟家人去犹他州度假了，这表示他不会有遇到他们的风险。
菲利克斯的父亲是马尔科姆父母朋友的朋友，当初就是马尔科姆的父亲帮他找到这个家教工作的。“联邦检察署付你的薪水实在不够吧？”马尔科姆的父亲欧文先生曾问他，“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让我把你介绍给盖文。”盖文是欧文先生法学院时代的好友，现在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在纽约市颇有影响力。
“爸，他不想去什么大型律师事务所上班。”马尔科姆说，但他父亲充耳不闻，继续讲他的，马尔科姆只好往后坐回椅子里。他当时很替马尔科姆难过，但也有点气他，因为他之前交代马尔科姆，要他谨慎地向父母打听，是否有熟人的小孩需要家教，而不是直接请他们帮忙。
“不过，真的，”马尔科姆的父亲对他说，“你想一切靠自己，我觉得太了不起了。”（马尔科姆在座位里滑得更低了）“只是你真的这么需要钱吗？我想联邦政府的薪水应该没那么差，但我没担任公职也很久了。”他咧嘴一笑。
他也报以微笑。“不，”他说，“那里的薪水还好。”（的确如此。当然，那些薪水对欧文先生来说并不好，对马尔科姆来说也不好，但已经超过他以往梦想能赚的钱了，而且每两周发一次薪，让他的存款持续累积。）“我正在存钱，要付一笔头期款。”他看到马尔科姆的脸转向他，暗自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威廉他跟马尔科姆的父亲撒了这个谎，免得马尔科姆先去跟威廉说。
“啊，那很好。”欧文先生说，这样的目标很可以理解，“碰巧呢，我认识一个适当的人选。”
那个人就是霍华德·贝克。他心不在焉地跟他面谈了十五分钟，便决定雇用他当家教，替他儿子补习拉丁语、数学、德语和钢琴（他不懂贝克先生为什么不专门雇用每个科目的家教——他明明雇得起——但是也没问）。他替菲利克斯觉得难过，他瘦小而不起眼，有挖鼻孔的习惯，食指总是不自觉往鼻孔里探，然后才想起来，赶紧抽回手在牛仔裤侧边抹。八个月后，他还是搞不清菲利克斯的程度到底如何。他不笨，但是缺乏热情，仿佛才12岁就已经认命，知道人生不过是失望一场，而其他人也会对他失望。每星期六下午1点，他总是准时等着他，所有的功课都做完了，而且乖乖回答每个问题。他回答时，句尾总是语音上扬，充满焦虑和疑问，好像每个答案都是乱猜的，就连最简单的也不例外（比方用最简单的拉丁语问候菲利克斯“你好吗”，他会犹豫着回答“嗯——很好？”）。但他从来不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当他问菲利克斯会不会用德语或拉丁语讨论特定的主题时，菲利克斯会耸耸肩咕哝着，手指又往上朝鼻子移动。每次补习完毕，他在门口和菲利克斯挥手道别时（菲利克斯无力地举起一只手，然后又垂头丧气地转身进门去），他总有个印象，觉得他从没离开过这栋房子，从不出门，也没有朋友来找他。可怜的菲利克斯，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嘲弄[1]。
上个月，有天贝克先生要求他上完课后跟他谈一下，于是他和菲利克斯道别后，跟着女佣来到书房。他那天觉得自己的腿跛得特别明显，而且他一直很不安，觉得（他常常这样觉得）自己像在狄更斯小说改编的戏剧里扮演贫寒女家庭教师的角色。
他本来以为贝克先生会很不耐烦，甚至生气，但是菲利克斯在学校的成绩进步很多，所以他也准备好在必要时为自己辩护（贝克先生付的家教酬劳比他预期高很多，这些钱他也计划好了要怎么用），结果贝克先生只是朝他书桌前的那张椅子点了个头。
“你觉得菲利克斯哪里有毛病？”贝克先生问他。
他没预料到这个问题，于是想了一会儿才回答：“先生，我不觉得他有哪里不对劲。”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是觉得他不……”快乐，他差点这么说了。但什么是快乐？除了那是一种奢侈、一种不可能持续的状态，太难用语言来表述了，或许这也是它无法持续的部分原因？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有办法定义快乐：当时只有悲惨、害怕，或是不悲惨也不害怕，而后者的状态就是他唯一需要或想要的。“我想他很害羞。”最后他说。
贝克先生咕哝了一声（这显然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不过你喜欢他，对吧？”他问他，带着一种奇特、脆弱的绝望，让他忽然觉得好难过，为菲利克斯难过，也为贝克先生难过。当父母亲就是这样吗？当个有父母亲的孩子就是这样吗？这么不快乐，这么失望，这么多期望无法表达、无法实现！
“那当然。”他说。贝克先生叹了口气，把支票交给他，而之前都是由女佣在他离开时递给他的。
下一个星期，菲利克斯不想弹他指定的曲子。他比平常还要没精神。“想弹别的吗？”他问。菲利克斯耸耸肩。他想了想：“要我弹给你听吗？”菲利克斯又耸耸肩。但他还是弹了，因为这架钢琴很美，有时他看着菲利克斯的手指抚过那光滑的、精致的琴键，很渴望能独自坐在钢琴前，双手尽情在琴键上迅速地移动。
他演奏了海顿的《D大调第五十号钢琴奏鸣曲》，这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而且轻快愉悦，他觉得弹这首可以让两个人都开心一点。可是等他弹完，那个男孩还是沉默地坐在他旁边。他觉得羞愧，既为了海顿这首曲子明显而夸张的乐观，也因为自己忽然这么放纵。
“菲利克斯，”他说，然后又停下。在他旁边的菲利克斯等待着，“有什么不对劲吗？”
这时，令他惊讶的是，菲利克斯哭了起来，他试图安慰他。“菲利克斯，”他说，笨拙地伸出一只手揽住他的肩膀。他假装自己是威廉，可以想都不必想就完全明白该做什么、说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跟你保证，一定会的。”但菲利克斯只是哭得更凶了。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菲利克斯啜泣着说。
“喔，菲利克斯。”他说。他之前一直保持的远距离、客观的同情，忽然清晰了起来，“我很遗憾。”他强烈地感觉到菲利克斯的生活有多么寂寞。这是星期六，菲利克斯身边只有一个快30岁、瘸了腿的律师，而这律师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晚上还会跟他所爱、甚至也爱他的人一起出门玩。但是菲利克斯还是孤零零一个人，他母亲（贝克先生的第三任妻子）长年不在身边，他父亲则相信他有毛病，需要矫治。稍后，在走回家的路上（如果天气好，他会婉拒贝克先生派的车，自己走路回家），他会想着这一切看似荒谬的不公平：就任何标准来说，菲利克斯都比他小时候过得好，可是菲利克斯没有朋友；而他，什么都没有，却有朋友。
“菲利克斯，总有一天你会交到朋友的。”他说，而菲利克斯恸哭说：“可是什么时候？”那种渴望令他动容。
“很快，很快的。”他告诉他，拍拍他干瘦的背部，“我保证。”于是菲利克斯点点头。不过稍后送他到门口时，他看着那张窄小如壁虎的脸，因为哭过更像爬虫类生物，忽然隐隐觉得菲利克斯知道他在说谎。谁知道菲利克斯之后能不能交到朋友？友谊或爱情往往违背逻辑，往往不论是否值得，往往寄居在古怪的、糟糕的、特殊的、具有破坏性的情况下。他挥手告别，但菲利克斯已经转身进屋了。这些话他永远不会告诉菲利克斯，但不知怎的，他猜想这就是菲利克斯长年如此苍白的原因：因为菲利克斯很久以前已经猜到了，因为他早就知道了。
* * *
他会法语和德语，他懂化学周期表，而且尽管很不喜欢，他几乎记得《圣经》里的大部分内容。他知道如何接生小牛，如何修好电灯的电线，如何疏通堵塞的排水管，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法采收核桃，如何辨认菇类有没有毒，如何把干草打包成一大捆，也知道挑西瓜、苹果、胡瓜、香瓜时，该敲哪个部位来测试其新鲜程度（另外有些事情他但愿自己不知道，有些事他希望永远不会再用上，还有些事，当他夜里想到或梦到时，会憎恨或羞愧得蜷缩起身子）。
然而他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懂任何真正有价值或实用的事情。好吧，他很擅长语文和数学。但每一天总有事情提醒他自己是多么无知。大家总是提起剧情的某某情境喜剧，他从没听说过。他从来没看过电影，从来没度过假，从来没参加过夏令营。他没吃过披萨、棒冰或奶酪通心粉（而且不像马尔科姆和杰比，他当然也没吃过鹅肝、寿司或牛骨髓）。他从来没有电脑或手机，也很少能上网。然后他发现，自己没真正拥有过任何东西。他曾经很得意拥有的那些书、他补了又补的衬衫，这些根本没什么，都是垃圾；他因为拥有这些东西而生出的得意比一无所有更丢脸。教室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唯一让他觉得信心满满的地方。其他地方，不管在哪里，都有不断的惊讶接连而来，一个比一个难对付，每一个都在提醒他有多么无知。他发现自己总在心里记下他所听到、碰到的新事物，但永远没法拿去找谁问出答案。因为去问就等于承认自己跟其他人极其不同，这样会招来别人进一步的问题，让他毫无保障，而且无可避免地要开启一些他绝对没有准备要进行的对话。他常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陌生得像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跑来的（就连外国学生，甚至来自蒙古乌兰巴托市外一个小村子的奥得瓦，都懂得这些事物的含义）。显然他错过了好多事情，而他真正知道的事情都冷僻又不实用，他的童年像是在19世纪，而非21世纪度过的。他所有的同辈，无论是生于美国洛杉矶或非洲拉各斯，多少有着相同的经验，也有相同的文化里程碑。一定有人知道的跟他一样少吧？如果没有，那他怎么可能追赶得上？
有些夜晚，当他们一群人躺在某个人的房间里（点着一根蜡烛，也点了一根大麻）谈话时，往往会谈起各自的童年。童年时代才刚结束，他们却异常怀念，而且绝对痴迷。他们叙述童年的各种细节，但他从来不确定目的是要比较其中的相似程度，还是吹嘘自己的与众不同，因为这两种带给他们的乐趣似乎是相同的。他们谈到父母规定他们几点要回家，以及他们的反叛行为与受到的惩罚（少数几个人的父母会打他们，而他们讲起挨打的故事简直是得意，这点也令他想不透）；他们谈到宠物和兄弟姐妹，谈到穿戴什么惹得父母气疯了，谈到中学时代跟哪些人玩在一起，他们破处的对象、地点、前后过程，以及撞坏的车、断掉的骨头、玩过的运动和组过的乐团。他们谈到灾难性的家庭度假、各式各样奇怪的亲戚、诡异的隔壁邻居，还有喜欢跟讨厌的老师。他没想到自己这么爱听同学的这类倾诉——这些是真实的十来岁青少年，他们经历过他向来好奇的那种真实、平凡的生活——而且他觉得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到深夜，既轻松又学到好多。他的沉默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保护，额外的好处是让他显得更神秘、更有趣。“那裘德你呢？”一开始少数几个人问过他，而向来学得很快的他，此时已经懂得够多，只是耸耸肩微笑说：“太无聊了，没什么好说的。”他很惊讶，但放心地发现他们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个说法，也很庆幸他们只关心自己。总之，没有一个人真想听其他人的故事，他们只想讲自己的。
但他的沉默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也因此替他取了绰号。这是马尔科姆发现后现代主义那一年，杰比对于马尔科姆这么晚才知道大惊小怪，搞得他不敢承认自己也没听过。
“马尔科姆，你不能就这样决定你是后黑人。”杰比当时说，“而且呢，你得先实际当过黑人，才能进入到后面的阶段。”
“你真的很烦，杰比。”马尔科姆说。
“或者呢，”杰比继续说，“你必须真的无法归类，一般的身份词汇无法适用在你身上。”然后杰比转向他，害他一时之间吓得整个人僵住，“比方裘德，我们从来没看他跟任何人交往，不不知道他的种族，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后性别、后种族、后身份、后经历，”他朝他微笑，应该是想表示他多少是在开玩笑，“后男人[2]。后男人裘德。”
“后男人。”马尔科姆跟着说了一遍。裘德从来就不擅长抓住别人的弱点，以便转移自己身上的注意力。而且尽管这个绰号没跟着他——威廉回到房间听到时，只翻了个白眼，杰比似乎就没那么起劲了——但他因此想到，尽管他极力说服自己他已经融入大家，努力隐藏自己种种古怪的部分，他其实瞒不了任何人。他们早就知道他很怪，他还以为他已经让他们相信自己并不奇怪，这才更加愚蠢。但他还是继续参加那些深夜聚会，继续去同学房间。他深受吸引，尽管现在他知道，去参加这些聚会是置自己于险境。
在这些聚会中（他逐渐觉得就像在找家教进行考前恶补，以掩饰自己的文化匮乏），有时他会看到威廉盯着自己，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于是很好奇自己的事情威廉猜到了多少。有时他还得阻止自己去跟他说什么。有时他心想，也许他错了。也许找人坦白也不错，可以承认他大部分时候都不了解他们在谈的话题，承认他没有其他人都有的童年丢脸事和困惑事。但接着他会阻止自己，因为承认他不懂这些，就意味着他必须解释自己懂哪些。
如果真要找个人说，他知道他会找威廉。不过三个室友他都很欣赏，只是威廉是他唯一信赖的人。在少年之家时，他很快就发现男生分成三种：第一种可能会引起打架（这是杰比）；第二种不会加入，但也不会跑去找大人帮忙（这是马尔科姆）；第三种则会设法帮你脱身（这种人最稀少，显然就是威廉）。或许女生也可以如此分类，但他跟女生相处的时间不够多，无法确知。
而且他越来越确定，威廉知道些什么（知道什么？比较清醒时，他会在心里反驳自己。你只是想找理由告诉他，然后他会怎么想你？放聪明点，什么都别说，控制一下自己吧）。但这当然说不通。他上大学之前就知道自己的童年很反常——只要读几本书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直到最近，他才明白到底有多反常。这种奇异性保护了他，同时也孤立了他，他简直无法想象任何人能猜到那种状况和独特性。这表示如果他们猜到了，那是因为他留下了线索，就像一团团巨大而丑陋的牛屎，不可能没被注意到。
总之，那种疑心持续着，有时还强烈得令人难受，仿佛他无可避免地应该说一些话，而要他忽略接收到的信息反倒更累，还不如干脆顺其自然。
某天晚上只有他们四个人。这是在他们刚升大三那年，四个人都颇为难得地对他们形成的小圈子感到舒适，还有一点感伤。他们的确是个小圈子，而且让他惊讶的是，他竟是其中之一：他们住的那栋宿舍叫虎德馆（Hood Hall），校园里大家都说他们是“虎德小子”。他们有各自的朋友（杰比和威廉的朋友最多），但大家知道（至少是如此假设，这样也不错）他们对彼此最忠心。他们四个从来没有明确谈过这件事，但心里都明白他们喜欢这个假设，喜欢这个硬加在他们身上的友谊准则。
那天晚上的食物是披萨，是杰比订的，马尔科姆付钱。还有大麻，是杰比弄来的。屋外下着雨，接着又降下冰雹。冰雹敲着窗玻璃，加上大风摇撼着破旧木头窗框的声音，让他们觉得幸福极了。大麻传了一圈又一圈，他没吸（他从来不吸，因为太担心自己如果失去控制，可能会做出或说出什么），但他可以感觉那烟雾充满自己的双眼，像一头毛茸茸的温暖野兽压着他的眼皮。一如往常，每次有其他人出钱买吃的，他就会留神要少吃一点，尽管他还是饿（他紧盯着只剩两片的披萨，然后才想起来，坚决地别开眼睛），但同时他也深觉满足。我可以睡觉了，他心想，然后在沙发上躺下，拉了马尔科姆的毯子盖好。愉快而精疲力竭，但那几年他总是精疲力竭，仿佛每天光是要表现正常，就已经累得半死，实在没力气多做别的（有时他发现，不管他的真面目是什么，在他人眼中当个看似呆板、冰冷、无趣的人，才是更大的不幸）。背景声中，仿佛在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听到马尔科姆和杰比在吵有关邪恶的事情。
“我只是说，如果你读过柏拉图，我们就不会吵这个了。”
“是吗，柏拉图的什么？”
“你读过柏拉图吗？”
“我看不出……”
“你读过吗？”
“没有，可是……”
“看吧！看吧，看吧！”那应该是马尔科姆，跳起来指着杰比，同时威廉大笑。一抽了大麻，马尔科姆就会变得更傻气，也更像书呆子。这时，三个人就很喜欢争辩一些傻气且和书呆子有关的哲学话题，到了明天早上，马尔科姆什么都不会记得。
接下来，威廉和杰比聊了一下。他太困了，没真正听进去，只是半醒着，听得出是他们的声音，然后杰比的声音在闷热的空气中传来：“裘德！”
“什么事？”他应了一声，眼睛还是没张开。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本能地感到心底有个什么警觉起来。每次杰比抽多了大麻，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问出或说出一些让人震惊又尴尬的话。他不认为这些话的背后有任何恶意，只不过会让你很想知道杰比的潜意识里到底藏了什么。有回他跑去问同宿舍的特里西娅·帕克，从小身为双胞胎里面比较丑的是什么样的滋味（可怜的特里西娅，听了就站起来跑出房间），这个是真正的杰比吗？或者有一回，看到他一次严重的疼痛发作之后（那回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断断续续地失去意识，整个人反胃得像从云霄飞车回旋的半途被甩下来一样），当天夜里杰比和他男朋友溜出去，在天亮前带着一把偷偷从宿舍外头方院的树上锯下来、蓓蕾还是毛茸茸的木兰树枝回来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杰比？
“什么？”他又问，小心翼翼。
“噢，”杰比说，又停下来吸了口大麻，“到现在，我们也认识好一段时间了……”
“是吗？”威廉假装很惊讶地问。
“闭嘴，威廉。”杰比继续说，“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从不说你的腿是出了什么事。”
“啊，杰比，我们不……”威廉说，但是被马尔科姆（他总是一抽大麻就跟着杰比瞎起哄）打断，“裘德，这真的让我们很伤心。你难道不信任我们？”
“天啊，马尔科姆。”威廉说，然后尖着嗓子模仿马尔科姆，“‘这真的让我们很伤心’，你听起来活像个娘儿们。拜托，这不关我们的事。”
但这样不知怎的更糟，每次总是要威廉出来保护他，对抗马尔科姆和杰比！那一刻，他恨他们三个。当然，他这样没道理。他们是他的朋友，他有生以来第一批朋友，而他了解友谊就是一连串的交换：交换关爱，交换时间，有时还会交换钱，而且总是要交换信息。他没有钱。他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没有毛衣可以借给威廉，就像威廉总是借他那样；他也没办法把马尔科姆有回硬塞给他的一百元还给他；甚至在暑假前搬出宿舍时，他也没有办法帮杰比搬，就像杰比总是帮他那样。
“哦，”他开口了，感觉到他们三个都刻意安静下来，连威廉也不例外，“其实不是很有趣。”他眼睛仍闭着，一方面，不看他们会比较容易说出这件事；另一方面，他不认为那一刻自己有办法看他们，“那是车祸受伤。我当时15岁，就是来这里上大学的前一年。”
“啊。”杰比说。大家沉默了一下，他可以感觉到整个房间像是泄了气一般，可以感觉到，他坦白了这件事之后，其他人又回到了某种黯淡的清醒之中。“我很遗憾。太糟了。”
“你之前能走路？”马尔科姆问，好像他现在不能走似的。这让他觉得悲哀又难堪：他以为自己是在走路，但他们显然不这么认为。
“是啊。”他说，然后补充，“我以前经常去越野赛跑的。”因为这是实话，即使他们的理解不同[3]。
“喔，哇。”马尔科姆说，杰比则发出同情的咕哝声。
他注意到，只有威廉什么都没说。但他不敢睁开眼睛看他的表情。
最后一如他的预料，那些话传开来了（或许人们对他的腿真的很好奇。特里西娅·帕克之后还跑来找他，说她一直以为他是脑性麻痹。他听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总之，透过种种转述和再转述，他的解释变成了车祸意外，然后演变成醉酒驾驶的意外。
“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他的数学教授李博士总是这么说，或许同样的准则在这里也适用。只不过他知道不是。数学是这么一回事，但其他的事情都没办法这么简化。
但奇怪的是，因为他的故事演变成车祸意外，他有了重新创造的机会，只要承认这个说法就好了。但他从来办不到。他永远也没办法说那是意外，因为明明就不是。所以他不把握这个送上门来的脱逃路径，是傲慢还是愚蠢？他不知道。
后来他注意到另一件事。当时他的疼痛正好发作（那回特别丢脸，发生在他图书馆打工的交班之后，当时威廉刚好提早几分钟到，正要开始值班），听到一个他很喜欢、很和善而博学的女图书馆员伊克里太太在跟威廉说话，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疼痛发作。当时他们两个已经把他搬到后面的休息室，他闻得到咖啡加热过久所发出的焦臭，总之是他很讨厌的气味，鲜明又凶猛，让他差点吐出来。
“是车祸受伤。”他听到威廉回答，好像从一座黑色的大湖对面传来。
直到那天夜里，他才注意到威廉说的话，还有他用的词汇：受伤，不是意外。那是刻意的吗？他很好奇。威廉知道些什么？他整个人昏乱到极点，要是威廉在场，他可能会开口问他。但威廉不在，去他女朋友那儿了。
他发现，没人在，整个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他感觉到心底的那个活物松懈下来，垮在地上。他想象那是只瘦小又蓬乱、像狐猴似的生物，反应灵敏，随时准备好要冲刺，深色的湿眼睛永远搜索着四周，寻找任何危险的迹象。在这些时刻，他觉得大学生活最让他享受的是：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次日他会吃三顿饭，想吃多少都行，另外他会去上课，没有人会想伤害他或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他的室友、他的朋友就在附近不远处，他又度过了一天，不必暴露自己的任何秘密，同时，他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又多加了一天。感觉上，这永远是一项值得睡觉的成就，于是他睡了，闭上眼睛，准备好迎接下一天。
* * *
安娜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工人员，同时她也是第一个不曾背叛他的人。当初就是安娜认真跟他谈到去读大学，还说服他相信自己能被录取。她不是第一个建议他读大学的人，但她最坚持。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她说。这是她最爱讲的句子。当时他们两人坐在安娜家后院的门廊，吃着安娜的女朋友烤的香蕉面包。安娜不喜欢大自然（太多小虫、太多蠕虫了，她总是这么说），但是当他提议去室外时（试探性地，因为当时他还不确定她对他的容忍极限在哪里），她拍了一下安乐椅的边缘，站起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莱斯莉！”她朝厨房喊道。莱斯莉正在弄柠檬水。“你可以端到外头来！”
当初他终于在医院睁开眼睛时，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有好一会儿，他想不起自己在哪里、自己是谁、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她的脸出现在他上方，看着他。“哎呀，”她说，“他醒了。”
无论他什么时间醒来，她似乎总是在那儿。有时是白天，他在完全恢复意识前那些朦胧、半成形的时刻，听到医院的种种声音（护士们的鞋子发出老鼠般的吱吱声，推车的哗啦声，还有医院内广播的嗡响）。有时是夜晚，周围的一切沉寂下来，他就得花更多时间搞清身在何处、为什么会在这里，不过最后他总会想起来，而且不像某些领悟，他每次想起来的过程从来不会变得更加容易或更加模糊。有时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光线会变得有点奇怪且灰暗，让他一时之间想着天堂可能是存在的，他可能是来到了天堂。然后他会听到安娜的声音，再次想起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只想再闭上眼睛。
在那些时刻，他们会说些不重要的小事。她会问他饿不饿，而不管回答是什么，她都会拿出一个三明治让他吃。她会问他身上痛不痛，如果痛，就问他有多痛。他第一次疼痛发作就是在她面前，那种痛太可怕了——几乎无法忍受，好像有个人伸手到他体内，像抓住一条蛇似的抓住他的脊椎，然后一直猛摇，想甩掉上头的神经束——之后，那名外科医师跟他说，他的这种伤是对身体的一种“损伤”，而且他的身体将永远无法完全复原。他听了，很清楚那个字眼的意思，也明白那个字眼挑选得有多精准。
“你的意思是，他这辈子都会有这种疼痛？”安娜当时问，他一直很感激她当时的愤慨，尤其是他太累又太害怕，根本无法发脾气。
“真希望我能说不是。”那医师对他说，“不过以后有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你现在还很年轻，脊椎有很神奇的恢复能力。”
第一次的两天之后，疼痛再度发作，安娜对他说：“裘德，握着我的手。”他听得到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又忽然近得可怕，像爆炸般填满他的心。“握着我的手。”她又说了一次。她的声音忽大忽小，她抓住他的手，而他握得好紧，都可以感觉到她的食指奇怪地滑到无名指上方，也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每块小骨头被他握得重组位置，使她显得娇弱而精致，尽管她的外貌或态度一点都不娇弱。“数数字吧。”第三次发作时，她命令他。他照做了，数到一百，一遍又一遍，把那疼痛分割成可以忍受的小片段。在那些日子里，他还没学会疼痛发作时最好不要动。他会在床上翻跳，像一只被扔在甲板上的鱼，可以动的那只手乱扒，想抓住一根保命的绳索。医院的床垫坚硬而顽强，他躺在上头，努力寻找一个可以舒缓疼痛的姿势。他想保持安静，却听到自己发出奇怪的动物叫声，所以有时候他眼皮底下会出现一片森林，里头有叫声刺耳的猫头鹰、鹿和熊，而他想象自己是其中之一，他发出的声音很正常，属于森林里持续不断的那片声响。
等到疼痛结束，安娜会给他一杯水，里头插着吸管，免得他还要抬起头来喝。在他下方，地板歪斜又起伏，他常常吐。他从来没乘船出海过，但他想象眼下就是那种感觉，想象涌起的海水逼得油布地板变成颤抖的小丘。“好孩子。”他喝水时，安娜会说，“再多喝一点。”
“以后会好转的。”她说。他点点头，因为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好转，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他的日子是以小时计算：几小时不痛、几小时会痛，而且这个时间表的不可预测性（他的身体也不可预测，只有名义上是他的，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令他精疲力竭。他睡了又睡，一天天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
后来，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和别人说这是腿痛，但其实不是这样：痛的是他的背部，沿着脊椎往下延伸到其中一条腿，像是有一根点了火的木棒插进他体内。有时他可以预测什么会触发疼痛发作，某种动作，搬太重或太高的东西，或者纯粹因为太累了。但有时候他无法预测。有时候，那疼痛会有预兆，先是一阵短暂的麻痹，或是一阵近乎愉快的痛感，轻微又迅速，只是一种触电般的刺痛在他的脊椎上下移动。这时他就明白要躺下来，等它发作完毕，那是他永远无法逃避或躲开的苦行。有时它会忽然硬闯进来，那是最糟糕的，他越来越害怕疼痛会在某些极度不适当的时候出现，因此每次重大会议、每次重大面试、每次出庭，他都会乞求自己的背部乖一点，撑过接下来几个小时，不要出事。但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事情了，他从经验中学会撑过几小时，然后延长为几天、几个月、几年。
过了几个星期后，安娜带了书来给他，还叫他写下他有兴趣读的书，她可以去图书馆帮他借。但他太害羞了，不好意思写下来。他知道她是他的社工人员，被指派来照顾他，但直到一个多月后，医师开始谈到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拆掉他身上的石膏时，她才第一次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记得了。”他说。这是他当时面对一切问题的预设答案；其实他在撒谎。在一些时刻，回忆中的画面会不请自来，他会看到那辆车的车头灯，两道炽亮的白光，冲向他，然后他想起自己是怎么闭上眼睛，把头扭到一边，好像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安娜等着：“裘德，没关系的。”她说，“我们基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等到某个时间，我要你告诉我，这样我们才可以好好谈谈。”她说她稍早给他做过访谈了，他记得吗？显然是他动过第一次手术不久后醒来时神志清醒，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不光是那一夜发生的事情，连之前好几年的事情都讲了。但他实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很苦恼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也担心当时安娜听到时脸上有什么表情。
有回他问她他告诉了她多少，“够多了，”她说，“足以让我相信地狱的存在。那些男人都该待在里头。”她的口气并不愤怒，但她的用字很愤怒。于是他闭上眼睛，很感动，还有点害怕，那些曾经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身上！）的事情竟能引起这样的愤怒、这样的刻薄和无情。
她负责监督他转到新家去，这也是他最后一个家：道格拉斯家。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寄养儿童，都是女孩，年纪很小。萝西是8岁的唐氏儿，阿格尼丝是9岁的脊柱裂患者。那栋房子里面充满了坡道，不怎么好看，但平滑结实，而且他可以自己操纵轮椅行动，不像阿格尼丝需要别人的协助。
道格拉斯夫妇是福音路德会教友，但他们没逼他一起上教堂。“他们是好人。”安娜说，“他们不会烦你，你在这里会很安全。你觉得你可以接受饭前祷告，换来一点隐私和安全的保障吗？”她看着他微笑，他点点头。“何况，”她继续说，“如果你想谈罪行，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的确，安娜给他的照顾远超过道格拉斯夫妇。他在道格拉斯家睡觉、吃饭，他第一次学习怎么使用两根拐杖行动时，道格拉斯先生就坐在浴室外头的椅子上守着，要是他进出浴缸时滑倒，可以马上进去（他还是站不太稳，即使用助行支架，还是没办法冲澡）。不过，是安娜带着他去大部分的约诊；是安娜等在她家后院的一角，嘴里衔着香烟，看着他第一次开始走路，缓缓走向她；是安娜最后终于让他写下有关特雷勒医师的事，而且让他不必上法庭作证。他说过他可以，但她说他还没准备好，还说就算他不作证，他们也有很多证据可以把特雷勒医师关上很多年。听到这里，他才有办法承认自己松了一口气，因为可以不必说出那些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更主要的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必再看到特雷勒医师了。当他终于把自己写下来的证词交给她——他尽量写得平铺直叙，想象他在写另外一个人，是他曾经认识、但永远不必再跟他说话的人——她从头到尾看了一次，面无表情，然后对他点点头，“很好。”她干练地说，然后把那份证词折回去，放回信封里。“你做得很好。”她补了一句，然后忽然间哭了起来，简直是痛哭，完全停不下来。她跟他说了一些话，但因为哭得太凶了，他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最后她终于离开了，不过那天晚上稍晚的时候，她打电话来跟他道歉。
“对不起，裘德。”她说，“我那样真是太不专业了。只是看了你写的，我就……”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吸口气，“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也是安娜在医师们判定他身体太虚弱、没办法上学时，帮他找了家教，让他完成了高中学业，而且也是安娜逼着他讨论上大学的事情。“你真的很聪明，你知道吗？”她问他，“你想去哪所大学都可以，真的。我跟你在蒙大拿州的一些老师谈过，他们也这么认为。你有没有想过上大学？想过吗？你想去哪里？”等到他说出来，以为她会大笑，没想到她只是点点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他开口说，“你认为他们会收我这样的人吗？”
再一次，她没有嘲笑。“没错，你没怎么受过正规教育，”她露出微笑，“但是你的考试成绩好极了，而且就算你不这么想，我保证你懂得的事情可能比这个年龄所有的小孩都要多，至少是大部分的小孩。”她叹了口气，“或许卢克修士毕竟做了点让你可以感谢的事情。”她审视他的脸，“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她帮他处理一切：她写了其中一封推荐信，让他用她的电脑写自我介绍短文（他没写过去一年的事；只写有关蒙大拿，还有他在那里如何学会寻找野生油菜和菇类），她甚至帮他出了申请费。
他被录取了，而且一如安娜的预测，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他那时跟她说，一切都是有她帮忙的缘故。
“胡说。”她说。那时，她已经病得只能发出气音，“是你自己办到的。”日后他仔细回顾前几个月，才看出种种她生病的迹象，清楚得有如聚光灯照射，也看出他有多愚蠢，只关心自己，竟然一个接一个错过了：她迅速消瘦、她发黄的双眼、她的疲倦，他原先竟然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你不该抽烟的。”两个月前他这么跟她说，那时他跟她相处已经够放心，还会指挥她这个那个，这是他生平头一回敢这么对待成人。“你说得对。”她说，眯着眼睛看他，同时深深吸一口烟，看到他对她叹气，她咧嘴笑了。
即使在那时，她还是没有放弃。“裘德，我们应该谈谈你的过去了。”她每隔几天就会说，而当他摇头，她就打住。“那就明天吧。”她会说，“你答应我了喔，明天我们要谈谈。”
“我不懂为什么要谈。”他有回低声跟她抱怨。他知道她看过他在蒙大拿的档案，他知道她了解他的过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学到的一件事，”她说，“就是你要趁这些事情还新鲜的时候谈，否则就永远不会谈了。我一定要教你怎么谈这些事情，因为你拖得越久，就会越难开口，那些事就会在你心底溃烂化脓，而且你总会觉得一切都该怪自己。当然，这是不对的，但你会一直这么想。”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次日当她再度提起，他摇摇头转身离开，即使她在他后头喊。“裘德，”有次她说，“我让你拖太久都没有处理这件事。这是我的错。”
“那就为了我吧，裘德。”又有一回她这么说。但他没办法，即使是对她，他都找不出谈那些事的语言。何况，他不想重温那些年的经历。他想忘掉那一切，假装那些都是别人的记忆。
到了六月，她虚弱得连坐起来都没办法。两人认识十四个月后，现在换她躺在床上，他在床边陪伴。莱斯莉白天在医院值班，因此屋里常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听我说，”她说，她的喉咙因为服用的某种药物而发干，讲话时难受得皱起脸。他伸手去拿水壶，但她不耐烦地挥挥手，“你离开之前，莱斯莉会带你去买东西，我帮她写了张单子，列出你会需要的东西。”他开口想反对，但她阻止了，“别跟我争，裘德。我没那个力气。”
她吞咽着，他只能等待。“你在大学里会表现得很好。”她说，闭上眼睛，“其他小孩会问你是怎么长大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算是想过吧。”他说，其实他满脑子都在想。
“嗯。”她咕哝了一声，她也不相信他，“那你打算怎么说？”她睁开眼睛看着他。
“我不晓得。”他承认。
“啊，就是啊。”她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裘德，”她开口，然后又停下来，“你会找到自己的方法去谈过去发生的事。如果你想跟任何人亲近的话，你非找到不可。但是你的人生……不论你怎么想，你都没有什么好羞愧的，那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这个你要记住，好不好？”
那是最接近讨论的一次，不光是谈过去一年，也包括更早以前。“好。”他告诉她。
她目光炯炯地瞪着他：“答应我。”
“我答应。”
但即使在当时，他也没办法相信她。
她叹气，“我早该逼你多谈一些的。”她说。那是她跟他说的最后一件事。两星期后的七月三日，她过世了。她的告别式在她死后的第二周举行。那时，他已经在当地一家面包店找到暑期工作，天天坐在店后的厨房里做翻糖装饰蛋糕。葬礼后的那些日子，他都在工作台从早坐到晚，用粉红色糖霜装饰一个又一个蛋糕，试着不去想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