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月底，道格拉斯夫妇搬家了：道格拉斯先生在加州圣荷西找到了新工作，他们会带着阿格尼丝过去，萝西则被重新安置到另一个寄宿家庭。他喜欢道格拉斯夫妇，但当他们跟他说保持联络时，他知道自己不会——他太想脱离眼前的人生、过去的人生了，他想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
他被送到紧急收容所。这是州政府的称呼：紧急收容所。他争辩说他已经够大了，可以自己生活（他还很不合逻辑地想象，自己会睡在面包店后头的房间里），而且再过不到两个月他就会离开，完全脱离这个系统，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那个收容所是个破烂的灰色蜂巢式宿舍，里头还有其他州政府一时无法顺利安置的男孩——他们会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他们做过的事、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或纯粹只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等到他要离开时，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去买上学需要的东西。这时他发现，他们似乎隐隐以他为荣：他进入这个系统的时间或许不长，但他要去上大学，而且是一间很好的大学，日后他将永远成为他们手上成功的案例之一。莱斯莉开车载他去军用剩余物资商店。他在里头逛，挑选他认为自己可能需要的东西——两件针织衫、三件长袖衬衫、长裤、一条灰色毯子（看起来很像收容所大厅里那张破沙发露出来的填充物）——一边想着自己是否挑对了东西，想着这些东西可能也出现在安娜的清单上。他不禁一直去想那张清单上还有别的东西，还有些基本的、安娜觉得他需要的物品，但如今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在夜里，他渴望着那张清单，有时甚至压过对她的渴望。他可以想象那张清单的样子，她穿插在单个词汇里那些可笑的大写字母，她习惯用的自动铅笔，她用的黄色笺纸簿（她以前当律师时留下来的，她都用这些簿子写笔记）。有时那些字挤在一起。而在梦里，他会觉得很得意，他心想，当然了！那当然是他需要的！当然安娜会知道！但早上醒来，他再也不记得上头的内容。在那些时刻，他就会赌气地希望自己从来不曾认识她，因为有她在的时间这么短暂，比根本没有过还糟糕。
他们给了他一张北上的巴士车票，莱斯莉去车站送他离开。他把自己的东西装在一个双层黑色垃圾袋里，然后放进他在军用物资店买来的背包里。他拥有的一切全都装成干净利落的一包。在巴士上，他望着车窗外，脑袋里什么都不想。他希望自己的背部不要在车上出状况，幸好没有。
他是第一个抵达宿舍的人。等到第二个人进来（马尔科姆），身后跟着他的父母、一堆行李箱和书、喇叭、电视、电话、电脑、冰箱以及一大堆数码小玩意儿，他第一次感到那种害怕得快要吐出来的感觉，然后是生气，而且很没道理地生安娜的气：她怎么能让他相信自己适合读大学？他怎么能真的这么以为？她为什么从没提过他到底有多穷、有多丑，而且他的人生其实是一块染了血和泥巴的破布？她为什么让他相信自己可能属于这里？
几个月过去了，这种感觉逐渐减少，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感觉黏在他身上，像一层薄薄的霉。等到他比较可以接受这件事了，另一件却变得难以接受：他开始明白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他不必解释任何事的人。她知道他的皮肤上就刻画着他的人生，他的自传就写在他的皮肉和骨头上。她永远不会问他天气热成这样，为什么不穿短袖衣服，也不会问他为什么他不喜欢被人碰触，更重要的是，不会去问他的两腿和背部发生过什么事，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在她身边，他不会有面对其他人时那种持续不断的焦虑或警觉；那样随时保持警惕真是累死人，但最后那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保持姿势端正一样，成了一种习惯。有回她朝他伸出手，后来他才知道她是想拥抱他，但当时他反射性地举起双手抱住头保护自己。尽管他事后很难为情，但她从不曾让他觉得自己很愚蠢或反应过度。“裘德，我真是个白痴。”她说，“真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突然的动作了。”
但现在她不在了，没有人了解他了。他过去的记录已经封存。他的第一个圣诞节，莱斯莉寄了一张卡片给他，地址写的是他学校的学生事务处。那是他和安娜之间最后的联系，他把卡片留在手上几天，最后还是扔掉了。他从来没回信，也从此没了莱斯莉的消息。这是全新的人生，他下定决心不要毁掉它。
然而，有时他会回想起他们最后的几次谈话，还会说出声来。那是在夜里，他的室友们各自睡在上铺或旁边（不见得都在，要看当时的状况）。“别让这种沉默变成习惯。”她过世前不久曾这么警告过他。还有“裘德，生气没关系，你不必隐藏自己的愤怒。”她错看他了，他总这么想，他不是她以为的那样。“你注定要做大事的，孩子。”她有回说，他很想相信她，却办不到。可是她有件事想得没错：的确是越来越难。他的确是怪自己。尽管他每天都努力记住他答应过她的事情，但随着每一天过去，那承诺变得越来越遥远，直到最后只成了一段回忆。她也一样，成为他许久以前读过的书里一个钟爱的人物。
* * *
“世界上有两种人。”沙利文法官总是这么说，“一种倾向于相信，另一种倾向于不相信。在我的法庭里，我们重视相信，相信一切。”
他常常如此宣告，讲完了就会吃力地站起来（他非常胖），蹒跚走出房间。这通常发生在一天终了（至少对沙利文是如此），他走出办公室，过来找他的助理们，坐在其中一个人的办公桌边，开始讲话。他讲的内容往往模糊难懂，还常常穿插着暂停，好像他的助理们不是律师，而是书记官，应该记下他讲的话。但没人记，就连他们三人中最真心相信法官、立场最保守的克里根也没记。
法官离开后，他会朝对面的托马斯咧嘴一笑，托马斯则会眼睛往上看，表示无奈和歉意。托马斯也是保守派，不过“是会思考的保守派”。他会提醒他：“可是我居然还得讲出这个差别，真是他妈的令人沮丧。”
他和托马斯在同一年开始当法官助理。他读法学院第二年的春天，法官的非正式寻才委员（其实就是他的商业法教授，也是法官的老朋友）来找他，提供这个工作机会，当时哈罗德鼓励他申请这份工作。沙利文在巡回法院的法官同僚都知道，他总是会雇一个政治观点跟他存在分歧的助理，而且歧异越大越好（他的上一个自由派助理辞职后，去帮一个倡议脱离美国独立的夏威夷主权团体工作，他的选择让法官得意了好一阵子）。
“沙利文恨我。”哈罗德当时告诉他，口气很乐，“他雇用你，是为了要气我。”他微笑，想得很开心，还补了一句，“因为你是我教过最有才气的学生。”
这番恭维让他低头看着地上：哈罗德对他的赞美，通常都是通过别人转述，很少当面说出来。“我不确定我对他来说够不够自由派。”他回答。当然他对哈罗德来说不够自由派，这是他们争执的老问题之一：他的意见，他解读法律的方式，还有在生活中的运用。
哈罗德嗤之以鼻，“相信我，”他说，“你够。”
但是次年，当他去华盛顿跟法官面谈时，沙利文谈起法律和政治学，却远远不如他预料的那么热心或明确。法官一开始问了有关他的求学过程（法官也读同一所法学院）、他在法学评论学报担任的论文编辑的职位（法官也担任过同样的职位）的问题，还有他对最近几个案子的看法。大约一小时后，沙利文说：“我听说你爱唱歌。”
“是的。”他回答，很纳闷法官怎么会知道。唱歌带给他安慰，但他很少在别人面前唱。是他在哈罗德办公室唱的时候被别人听到了吗？他在法学院图书馆打工，夜里将书重新上架时，就会在静寂如教堂的空间里唱起来——当时有人听到了？
“唱一首给我听听吧。”法官说。
“您想听什么，法官？”他问。通常状况下他会很紧张，但之前他已经听说这位法官会要他表演特殊才艺（传说他还曾逼一名申请者表演抛接杂耍），而且沙利文是出了名的歌剧爱好者。
法官的胖手指放在胖嘴唇上，思索着。“嗯。”他说，“唱一首能代表你这个人的歌吧。”
他想了想，然后开始唱。他有点惊讶自己选了马勒的《我已被世界遗弃》（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因为他不是那么喜欢马勒，而且这首德语独唱曲并不好唱，缓慢、悲伤又微妙，不适合男高音。不过他喜欢歌词，他大学的声乐老师曾不屑地说那歌词是“二流的浪漫主义”，但他一直觉得是翻译不好的关系。一般把歌词的第一句翻译为“我已被世界遗弃”，但他认为应该是“我逐渐被世界遗弃”，他相信这样比较没那么自艾自怜、没那么感伤，也比较认命、困惑一点。我逐渐被世界遗弃／我已在其中浪费了太多光阴。这首独唱曲是关于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他当然不是艺术家。但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了解迷失，以及被世界遗弃的概念，也了解消失后会进入另一个隐秘又安全的地方，了解那种逃避和被发现的双重渴望。这世界是否相信我已死去／对我了无意义／我难以出言辩驳／因为我的确再也不属于这世界。
等到他唱完睁开眼睛，法官拍手大笑。“唱得太好了，”他说，“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想你根本选错行了。”他又笑，“你是在哪里学唱歌的？”
“跟修士们学的，法官。”他回答。
“啊，你是天主教徒？”法官问，胖胖的身躯在椅子里坐直了，看起来很容易开心的样子。
“我小时候是。”他说。
“但现在不是了？”法官问，皱起眉头。
“不是了。”他说。他已经努力了好几年，让自己在说这件事时不带着歉意的口吻。
沙利文发出一个态度不明的咕哝声：“好吧，不管他们给了你什么，至少提供了某种保护，好对抗哈罗德·斯坦过去几年塞在你脑袋里的那些玩意儿。”他看着他的履历，“你是他的研究助理？”
“是的，”他说，“两年多了。”
“一个美好的心灵，就这么糟蹋掉了。”沙利文说（但是没讲清楚是他的心灵，还是哈罗德的），“谢谢你赶来，我们会再跟你联络。另外谢谢你那首独唱曲，我好久没听到过这么美的男高音了。你确定你没入错行？”说到这里，他露出微笑，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沙利文这么开心而诚挚的微笑。
回到剑桥市，他告诉哈罗德这次面试的过程（“你爱唱歌？”哈罗德问他，好像他刚刚跟他说自己会飞似的），又说他很确定他应征不上。一星期后，沙利文打电话来：他被录用了。他很惊讶，但哈罗德并不惊讶。“我早就告诉你了。”他说。
次日，他如常去哈罗德的办公室上班，但哈罗德穿上大衣。“正常工作今天先暂停。”他宣布，“我要你陪我去办点小事。”这很不寻常，但哈罗德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寻常。来到人行道边缘，他递出车钥匙。“你想开车吗？”
“好啊。”他说，然后走到驾驶座那一边。一年前，他就是用这辆车学会开车的。当时哈罗德坐在旁边教他，他在教室外远比在教室里有耐心。“很好，”他会说，“离合器再稍微放松一点点。很好，很好，裘德，很好。”
哈罗德说他得去拿一些他送去改的衬衫，然后他们开车到广场边那家小小的、昂贵的男装店，威廉大四时在那打过工。“跟我进去吧。”哈罗德跟他说，“我需要你帮我搬出来。”
“老天，哈罗德，你到底买了多少衬衫？”他问。哈罗德的服装很固定，蓝衬衫、白衬衫、褐色灯芯绒长裤（冬天穿）、亚麻长裤（春天和夏天穿），还有各种绿色和蓝色的毛衣。
“少啰唆。”哈罗德说。
进了店里，哈罗德去找一名店员，他则等着，手指抚过装在陈列盒里的那些领带，一条条卷起来发着亮光，像甜点似的。马尔科姆把自己的两套棉料旧西装给了他，他改过之后，撑过了这两年夏天的实习。但是他去沙利文法官的面试时，就只好跟室友借西装了，而且穿上后，他从头到尾都小心翼翼的，感觉西装太大，毛料还非常精致。
这时，他听到哈罗德说：“就是他。”于是他转身，看到哈罗德身旁站着一个小个子男人，一条皮尺像蛇似的挂在脖子上。“他需要两套西装：一套暗灰色、一套海军蓝，另外给他一打衬衫，两三件毛衣、几条领带、袜子、鞋子，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对着他点头说，“这位是马可，我过两个小时再回来。”
“等一下，”他说，“哈罗德，你这是干什么？”
“裘德，”哈罗德说，“你需要一点像样的衣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不能穿这身衣服去沙利文那里工作。”
他很尴尬，因为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贫穷，也因为哈罗德的慷慨。“我知道，”他说，“但是哈罗德，我不能接受这个。”
他还要说下去，但哈罗德走到他和马可中间，拉着他转身。“裘德，”他说，“接受吧，这是你努力工作赢得的。而且你非接受不可，我才不会让你在沙利文面前丢我的脸。何况，我已经付钱了，不能退款。对吧，马可？”他回头问。
“对啊。”马可立刻说。
“啊，裘德，别争了。”哈罗德说，看到他又要开口，“我得离开了。”然后就大步走出去，没再回头。
于是，他发现自己站在一道三面式镜子前，看着镜中的马可忙着量他的脚踝。当马可的手往上要量胯下到裤脚的内接缝长度时，他反射性地往后缩。“放心，放心。”马可说，好像他是一只紧张的马，然后拍拍他的大腿，也像在对待一只马。当马可量另一条腿时，他又不自觉地半踢了一下。“嘿！你知道，我嘴巴里有针。”
“对不起。”他说，留意着不敢再动。
马可完成后，他看着镜中穿着新西装的自己：这样的无特色、这样的受保护。就算某个人意外轻擦过他的背部，他也穿得够厚，对方绝不会感觉到他衣服底下隆起的疤痕。一切都盖住了，一切都藏好了。如果他站着不动，就可以成为任何人，成为某个空白而隐形的人。
“我想或许再收个半英寸。”马可说，捏起西装外套背后的腰部，又拍掉袖子上的一些线头，“现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好好剪个头发。”
他发现哈罗德在领带区等候，正在阅读一本杂志。“弄完了？”他问，仿佛来西装店是他的主意，哈罗德只是配合的人。
那天他们提早一起吃晚餐。他设法再感谢哈罗德，但每回他开口，哈罗德就阻止他，而且愈加不耐烦。“裘德，有人跟你说过，有时你只要接受就好了吗？”他最后终于问。
“你说过绝对不要凭空接受任何东西。”他提醒哈罗德。
“那是在课堂上和法庭里，”哈罗德说，“不是在生活中。你知道，裘德，在生活中，有时好人会碰上好事。你不必担心，因为发生的概率其实不够高。不过一旦发生了，好人只要说声‘谢谢’，就过去了。或许这么想吧，做好事的人也会从中得到满足感，真的没兴趣听对方讲一堆理由，说自己不配或不值得。”
因此他就闭嘴了。晚餐后，他让哈罗德开车送他回赫里福德街的公寓。“何况，”他下车时，哈罗德说，“你穿新衣服真的很体面。你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希望有人这样告诉过你。”他还来不及抗议，哈罗德又说了，“接受吧，裘德。”
于是他咽下他本来要说的。“谢了，哈罗德，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不客气，裘德。”哈罗德说，“星期一见。”
他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哈罗德的车子开走，才上楼回他的公寓。他住的这栋褐石楼房，隔壁是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兄弟会的会馆。褐石楼房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社会学教授，住在一楼，他把剩下的三层楼出租给研究生：四楼住的是桑托什和费德里科，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电机博士；三楼是雅努什和伊西多尔，两个都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雅努什专攻生物化学，伊西多尔则念近东宗教）；二楼则是他和他的室友查利·马（Charlie Ma），他的本名是马谦明，但大家都喊他CM。CM是塔夫茨医学中心的实习医生，两人的作息时间几乎完全相反：他醒来时，会听到CM黏浊的鼾声；等他帮哈罗德工作完，晚上8点回家，CM已经出门上班去了。就他所看到的部分而言，他很喜欢CM（他来自台北，曾就读于康涅狄格的寄宿学校，带着懒洋洋、恶作剧式的笑容，让人不禁也对着他笑），是安迪朋友的朋友，这也是他们认识的缘由。尽管CM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但他其实很爱干净，也喜欢做菜，有时他回家后会发现餐桌中央放着一盘煎饺，盘子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吃我”；偶尔，他会收到CM的短信，要他睡前把泡在腌酱里的鸡肉翻一下，或是请他在回家路上买一把香菜。他总是照做，然后就会发现家里出现一锅炖鸡，或是他买的那些香菜被切碎放进了干贝煎饼里。每隔两三个月，他们的时间刚好能凑上时，整栋楼的六名房客会聚集在桑托什和费德里科那里（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最大）一起吃东西，玩扑克牌。雅努什和伊西多尔会说他们很担心女生以为他们是同性恋，因为他们两个总是泡在一起（CM朝他看了一眼，他曾跟他赌二十元，说他们其实睡在一起，又努力想假装自己是异性恋者——但无论如何，这种事没办法证明）。桑托什和费德里科会抱怨他们的学生有多笨，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大学部的学生素质跟他们五年前相比，真的是在走下坡了。
他和CM住的那户最小，因为房东把其中一半楼面隔出来当了仓库。CM分摊的房租比他多一大截，所以拥有卧室。他则占据客厅的一角，面对凸窗。他睡在一块松软的、像装蛋托盘的泡棉床垫上，书则排列在窗台底下。另外他有一盏灯，还有一面可以提供一点隐私的折叠纸屏风。他和CM买了一张大木桌放在小餐厅里。此外，还有两张金属折叠椅，一把是雅努什不要的，一把来自费德里科。餐桌的一半归他，另一半归CM，两边都堆着书、纸张以及笔记本电脑，日夜各自发出细小的声响。
来过他们公寓的人总是被里头的凄惨模样吓一跳。多数时候，他不太会在意，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现在，他坐在地板上三个放衣服的厚纸板箱前，把崭新的毛衣、衬衫、袜子和鞋子从包装的白色薄纸里拿出来，一件一件放在膝上。这是他拥有过最美好的东西，要把这么精致的衣物放进那些原该放档案夹的箱子，好像很不像话。最后，他又把那些衣物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回购物袋里。
哈罗德慷慨的礼物让他很不安。首先是礼物本身，他从来、从来没有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第二，他根本不可能适当地回报他。第三就是送礼这件事背后的意义。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知道哈罗德尊重他，甚至很喜欢有他做伴。但对哈罗德来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人，不只是一个学生而已，而是真正、实际的朋友？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会觉得如此不安呢？
跟哈罗德相处，他花了好多个月才真正感到自在：不光是在教室或他的办公室，而是在教室之外，在办公室之外，或是像哈罗德会说的，在生活中。他去哈罗德家吃过晚餐回来后，会觉得如释重负，而且他知道为什么，尽管他很不想承认。惯例上，男人——成年男人，他还没把自己列入其中——对他有兴趣都是出于一个原因，因此他早已学会怕他们（尽管卢克修士似乎也不是这类令他害怕的男人）。有时候，他好像什么都怕，而且他恨自己这一点。害怕与憎恨，害怕与憎恨，他似乎只有这两种特质，害怕其他所有人；憎恨他自己。
早在认识哈罗德之前，他就知道他这个人了，因为哈罗德很有名。他是个坚持不懈的提问者：你在他课堂上讲的每句评论，他都会抓住不放，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不断追问。他身材高而修长，常常在课堂上绕着小圈圈踱步，每当他提起兴趣或感到兴奋时，上半身就会往前探。
可惜他法学院第一年就上了哈罗德的契约法，有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比方说，他不记得引起哈罗德注意的那篇论文到底写了什么，才导致两人开始在课堂外谈话，最后哈罗德还找他去当研究助理。他不记得自己在课堂上说了什么特别有趣的话。但他清楚记得那个学期的第一天，哈罗德在课堂上踱步绕了一圈又一圈，用他低沉、快速的声音讲课。
“你们是法学院一年级生。”哈罗德当时说，“恭喜各位。在法学院一年级，你们会学习一套很典型的课程，契约法、侵权法、财产法、民事诉讼法，然后明年是宪法和刑法。这些你们都知道了。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套课程完美而简单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架构，以及我们这个社会运转所需的种种机制。要组建一个社会，首先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框架：这是宪法。要有一套惩罚制度：这是刑法。必须确保有一套适当的制度，可以让其他各种制度运行：这是民事诉讼法。需要一套方法来管理领域和所有权的事务：这是财产法。必须确保人在受到其他人的损害时，施害者会负起财务责任：这是侵权法。最后，必须确保人们会遵守协议，履行承诺：这个，就是契约法。”
他暂停一下。“现在，我不想太简化，但我打赌你们有一半的人会来上法学院，是打算有一天可以从人们身上赚到钱——也就是侵权的人，这没什么好羞愧的！——而另外一半的人来上法学院，是因为你认为你们会改变世界。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梦想在最高法院辩论，因为你们认为法律的真正挑战，就是宪法条文间的空白地带。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并不是。法律最真实、最迷人、最复杂的领域，就是契约法。契约法不光是一堆纸，承诺给你一份工作、一栋房子或一份遗产而已，以最纯粹、最真实、最具概括性的意义而言，契约法统御了法律的每个领域。当我们选择住在一个社会时，我们就选择要在一份契约下生活。这份契约是为我们制定的，我们要遵守其中的规则——宪法本身就是一份契约，尽管是一份有延展性的契约，至于到底可以延展到什么地步，答案就在于法律与政治的交叉点——而在这份契约的规则下，无论规则明确与否，我们承诺不杀人、要缴税、不偷盗。但是就宪法的例子，我们既是这份契约的拟定者，也受到契约的约束：我们认为，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有义务尊重并遵循宪法的条款，没有一天例外。
“在这门课上，你们当然会学到契约的种种机制——如何拟定、如何违反、具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如何解约——但我也会要求你们把法律本身视为一连串的契约。有些比较公平——这一回，我会允许你们说公平——有些则不公平。但公平并不是法律唯一的考虑，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法律不见得总是公平，契约也不见得总是公平。但这些不公平有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社会才能顺利运作。在这堂课，你们会学到公平和正义之间的差异，以及同样重要的，公平和必要性之间的差异。你们会学到我们身为社会的一分子，对彼此有什么义务，以及这个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迫使我们尽这些义务。你们会学到把自己的生活，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视为一连串的协议，然后不光重新思考法律，也重新思考这个国家本身，还有你在其中的位置。”
哈罗德的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他。接下来几个星期，他又惊叹于哈罗德的思考方式有多么与众不同，惊叹于他会像个指挥家似的站在教室前方，把一个学生的观点延伸为奇怪而无法想象的结构。有一回，他和哈罗德本来颇为温和地讨论着隐私权——这是宪法的种种权利中最珍贵也最模糊的，根据哈罗德的说法，隐私权的契约定义往往无视常见的疆界，愉快地将自身纳入其他法律的领域中——但后来却演变成他们两个对于堕胎的论辩。他说堕胎在道德立场上站不住脚，但在社会观点上却是必要的。“哈！”哈罗德当时说，他是少数不但对法律论点有兴趣、也对道德论点有兴趣的教授，“那么，圣弗朗西斯同学，如果我们为了治理社会，抛弃了法律中的道德，那会怎么样呢？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应该开始重视社会控制而非道德观念呢？那样的状况存在吗？我不认为。”但他坚持不退让，其他同学也就只能看着他们两人一来一往继续争论。
哈罗德写过三本书，让他成名的是最新的一本《美国式握手：独立宣言的承诺与失败》。在认识哈罗德之前他就读过了。书中以法律的观点诠释独立宣言，哪些承诺兑现了，哪些没有；另外，如果这篇宣言写在今天，经得起当代法学潮流的考验吗？（“简短的答案：不。”《纽约时报》的书评如此归纳。）现在他在帮忙做的研究是针对哈罗德的第四本书，那是《美国式握手》的某种续论，以同样的观点谈宪法。
“但是只谈权利法案，还有比较性感的修正案。”他去应征研究助理职位时，哈罗德这么告诉他。
“我都不知道某些修正案比其他的性感。”
“当然有。”哈罗德说，“只有第十一条、十二条、十四条、十六条是性感的，其他基本上都是过往政治的糟粕。”
“第十三条是垃圾？”他津津有味地问。
“我没说那是垃圾。”哈罗德说，“只是不性感罢了。”
“可是我以为那就是糟粕的意思啊。”
哈罗德夸张地叹了口气，抓起桌上的字典，打开来翻找，研究了一会儿。“好吧，”他说，把字典扔回桌上的一堆纸上，任它滑到书桌边缘，“第三个定义是垃圾没错。但是我指的是第二个定义：剩余物、残屑——过往政治的残余物。这样你高兴了吧？”
“是的。”他说，设法憋住笑意。
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和晚上，他开始帮哈罗德工作，这三天他的课最轻松——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他要去麻省理工学院（他在那里拿到硕士学位）上专题研讨课，晚上在法律图书馆打工。每个星期六，他上午去图书馆工作，下午去医学院附近一家叫“烘焙工房”的面包店工作，他从大学时代就在那里打工，现在负责特殊订单，比如装饰饼干、做几百个装饰蛋糕的翻糖花瓣，以及试验不同的新配方，其中一款以十种坚果为原料的蛋糕后来成为店里的畅销产品。他星期天也在烘焙工房工作。老板艾莉森常把一些比较复杂的订单交给他。有天艾莉森递给他一张订单，上头写着要三打糖霜饼干，还要装饰得像各式各样的细菌。“我想所有人里头，大概只有你能想出办法了。”她说，“那个顾客的太太是微生物学家，他想给她跟她的实验室一个惊喜。”
“我会研究一下。”他说，接过那张订单，注意到顾客的名字：哈罗德·斯坦。于是他就问了CM和雅努什的意见，做出像涡轮图形、流星槌球、小黄瓜的图案，利用不同颜色的糖霜画出上头的细胞质、细胞膜和核糖体，还用甘草糖绳做出鞭毛。他印出一张清单，标明每一种是什么细菌，折起来放进盒子里，盖上盒盖，用绳子绑好。他当时和哈罗德还不熟，但他很乐于替他做些事情，让他印象深刻，即使是匿名。而且他乐于猜测这些饼干是要庆祝什么：论文发表？周年纪念？或者只是宠爱妻子而已？哈罗德·斯坦是那种会无缘无故带着饼干出现在太太实验室的人吗，他猜想说不定真是。
隔周，哈罗德跟他提起在烘焙工房订的饼干太惊人了。几个小时前他在课堂上对统一商业法的热情，这会儿落在了那些饼干上。他坐在那里咬住脸颊内侧，免得笑出来，听哈罗德谈起那些饼干多么天才，还有朱丽娅的实验室被那些饼干的细节和逼真弄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他成了实验室的英雄。“顺便说一声，要让那些人这么惊讶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暗地里都认为念人文学科的都是智障。”
“听起来，那个饼干师傅真的有强迫症。”他说。他没跟哈罗德提过他在烘焙工房打工，也不打算告诉他。
“那我还真想见见这位强迫症患者。”哈罗德说，“而且那些饼干很好吃。”
“嗯。”他说，想着要问哈罗德什么问题，免得他一直谈那些饼干。
当然，哈罗德还有别的研究助理，两个法学院二年级生和一个三年级生，他都见过，不过他们的上班时间没有重叠。有时他们会用纸条或电子邮件沟通，解释手上的研究进行到哪里，好让下一个人接手继续做。但是到了他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哈罗德派他专门研究第五修正案。“那条修正案很棒，”他说，“性感得不得了。”两个二年级助理被分配到第九修正案，三年级的助理则是第十修正案。他知道这么想很荒谬，但他不禁有种胜利感，好像他得到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他第一次获邀去哈罗德家吃晚饭，是三月一个冰冷而灰暗的傍晚，哈罗德临时起意邀请他。“你确定吗？”他迟疑地问。
哈罗德诧异地看着他。“当然确定。”他说，“只是吃顿饭而已。你总得吃饭吧？”
哈罗德住在剑桥市一栋三层楼房里，位于大学校园的边缘。“我都不知道你住在这里。”他说，看着哈罗德把车子开入车道，“这是我最喜欢的街道之一。我以前每天都会经过，抄近路去校园的另一头。”
“不光是你，每个人都这样。”哈罗德说，“我是在离婚前不久买下这栋房子的。当时这一带房子里住的都是研究生，所有的护窗板都快掉光了，大麻的气味浓得要命，光是开车经过都可能会吸到。”
当时下着小雪，但他很庆幸门前的台阶只有两级，这样他就不必担心会滑倒，或者需要哈罗德帮忙。进屋之后，他闻到奶油、胡椒和淀粉的气味，猜想是在做意大利面。哈罗德把公文包扔在地板上，稍微跟他介绍了屋子：“客厅，后头是书房，厨房和餐厅在你左边。”然后把他介绍给朱丽娅，她跟哈罗德一样是高个子，一头褐色短发，他立刻喜欢上了她。
“裘德！”她说，“终于！我听说了你好多事，真高兴终于看到你了。”他觉得她的口气好像真的很高兴。
晚餐时，他们边吃边聊。朱丽娅出生于英国牛津的学者家庭，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就留了下来。她和哈罗德是五年前经由一个朋友介绍而认识的。她的实验室正在研究一种新病毒，显然是H5N1流感病毒的变种，他们正在想办法绘制出这种病毒的基因图谱。
“微生物学界不是很担心这类基因组有武器化的可能吗？”他问，然后感觉到（而不是看到）哈罗德的目光转向自己。
“是啊，没错。”朱丽娅说，然后跟他解释她和同事们工作上的种种争议。他看了哈罗德一眼，他正抬起一边眉毛看着他，那个表情不知是什么意思。
接着话题转移，他几乎可以看到讨论逐渐离开朱丽娅的实验室，势不可挡地朝他的方向移动，看得出如果哈罗德愿意的话，会是一位多么出色的诉讼律师。他看得出他在引导方向和改变位置方面的技巧，他们的谈话简直是某种液体，他要引导它穿过一连串的水槽和滑道，消除掉任何漏水的可能，直到这些液体达到不可避免的终点。
“那么，裘德，”朱丽娅问，“你是在哪里长大的？”
“大部分是在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他说，并且感觉到自己心底的那只活物站起来，意识到危险，但是躲不掉了。
“所以你爸妈是牧场主人了？”哈罗德问。
这些年来，他已经学会预料这一系列问题，也学会如何转移话题。“不是，”他说，“不过看来那里很多人是。那里的乡下很美。你们去过西部吗？”
通常，说到这里就够了，但是这对哈罗德没用。“哈！”他说，“我好久没看到转得这么顺的技巧了。”哈罗德盯着他不放，而且近得让他垂下目光看自己的盘子，“我想，你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你不会说出你父母是做哪一行的了？”
“啊，哈罗德，别烦他了。”朱丽娅说，但他可以感觉到哈罗德还是盯着他看。晚餐结束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一晚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却也更艰难。他觉得自己唤醒了哈罗德的好奇心，而且他把那好奇心想象成一只活泼、眼睛发亮的狗（一只犬，坚持不懈而敏锐），不确定那是不是好事。他想更了解哈罗德，但是经过那顿晚餐，他又想起要了解一个人的那种过程，其中的挑战性总是比他记忆中大得多。他总是忘记这一点，又总是被逼得想起来。一如过去常常发生的，眼前他真希望这整个过程可以迅速结束，他可以用念力飞到下一阶段，来到彼此关系柔软又有弹性且舒适的状态，双方都了解且尊重彼此的界限。
其他人可能会再试着问他几次，然后就不再烦他了。他以前碰到的人，他的朋友、同学、其他教授，都是如此，但哈罗德可不像其他人那么容易放弃。就连他平时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跟对方说他想听听有关他们的事情，而不是谈他而已。这一招不但是实话，而且很管用）都对哈罗德无效。他从不知道哈罗德什么时候又会突袭，反正每次他都没有准备，而且两人相处越久，他反而越加局促不安，而没有更轻松。
他们会在哈罗德的办公室里谈着某件事情（比方弗吉尼亚大学的招生政策有不够保障弱势族群之嫌，整个案子将进入最高法院），然后哈罗德会问：“那裘德，你的种族背景是什么？”
“很多。”他会回答，然后试着改变话题，甚至不惜把一叠书弄在地上以转移注意力。
但有时那些问题又会没头没脑地随机出现，毫无前奏，根本不可能预料。某天晚上，他和哈罗德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哈罗德点了外卖食物。餐后甜点是幸运签饼和布朗尼蛋糕，哈罗德把装着幸运签饼的纸袋推向他。
“谢谢，我不吃。”他说。
“真的？”哈罗德问，抬起眉毛，“我儿子以前很爱这个。我们以前试过在家里自己做，可是怎么都做得不像。”他把一块布朗尼蛋糕掰成两半，“你小时候，爸妈会常常为你烤糕饼吗？”他问这些问题时总是故作轻松，简直轻松得让人受不了。
“没有。”他说，假装在检查之前的笔记。
他听着哈罗德咀嚼，想着该避开还是继续这段谈话。
“你跟你爸妈常常见面吗？”另一晚，哈罗德又忽然问他。
“他们过世了。”他说，双眼仍看着手上的笔记。
“我很遗憾，裘德。”哈罗德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种真诚的口气让他抬起头，“我父母也过世了，不算太久以前。当然了，我比你老很多。”
“我很遗憾，哈罗德。”他说。然后猜着说，“你跟他们很亲。”
“是啊，”哈罗德说，“非常亲。你跟你父母呢？”
他摇摇头：“不亲，不算亲。”
哈罗德沉默了。“可是我敢说，他们以你为荣。”最后他终于说。每回哈罗德问起有关他个人的问题时，他总觉得一股寒意袭来，仿佛从体内开始结冰，器官和神经罩上一层寒霜。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崩溃了，如果他开口说话，那些冰就会破碎，让他整个人碎裂开来。所以他等了一会儿，直到确定自己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才询问哈罗德剩下的文章要他现在找，还是等到明天早上。可是他没看哈罗德，只是低头对着自己的笔记本讲话。
哈罗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明天吧。”哈罗德低声说。于是他点点头，收拾东西回家，知道哈罗德的双眼一路跟着他一跛一跛地走到门口。
哈罗德想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是否有兄弟姐妹，还想知道他有些什么朋友，跟朋友们一起做些什么，他渴望信息。至少他可以回答最后一题，所以就告诉哈罗德朋友们的事情，他们怎么认识的、现在他们在哪里：马尔科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杰比和威廉在耶鲁。他喜欢回答哈罗德关于这些朋友的问题，喜欢谈起他们，喜欢听到哈罗德为这些朋友的故事开心大笑的声音。他告诉他CM的事情，还有桑托什和费德里科如何跟隔壁栋兄弟会会馆的计算机系大学生闹不和，有天早上他醒来，看到一串用避孕套做成的机动飞船嘈杂地飘过他的窗前，向上飘往四楼，每架飞船底下都有个标语，上头写着：桑托什·贾殷和费德里科·德卢卡有超袖珍老二。
但是当哈罗德问起其他问题时，他就觉得那些问题的重量、出现的频率和必然性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有时他觉得，哈罗德那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把空气变得好热好闷，简直跟问了没两样。人们想知道那么多，想得到那么多答案。他了解，他真的了解，他自己也很想得到答案，他也很想知道一切。然后他就会很庆幸自己有那些朋友，庆幸他们相较之下很少试图从他身上挖出什么，庆幸他们不打扰他，让他像一片空旷无名的大草原，黄色的表面之下有蚯蚓和甲虫在黑色土壤中钻动，让一片片碎骨缓缓钙化为岩石。
“你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他有次烦得这么回哈罗德。哈罗德问他有没有在跟谁交往，然后他听到了自己的口气，就停下来道歉。当时他们认识快一年了。
“为了这个？”哈罗德说，没理会他的道歉，“我是对你有兴趣，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朋友间本来就会聊这类事情。”
尽管他觉得不自在，还是持续回到哈罗德身边，持续接受他的晚餐邀约。尽管每回碰面，总有那么一刻他希望自己消失，或者担心他会让哈罗德失望。
某天晚上，他去哈罗德家吃晚餐，认识了哈罗德最要好的朋友劳伦斯，还有他太太吉莉安。劳伦斯是哈罗德读法学院时认识的，现在是波士顿上诉法庭的法官，吉莉安则在西蒙斯女子学院教英文。“裘德，”劳伦斯说，他的声音比哈罗德还低沉，“哈罗德跟我说，你同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硕士，是什么硕士？”
“纯数学。”他回答。
“纯数学跟……”吉莉安笑了一声，“跟一般的数学有什么不一样？”她问。
“这个嘛，一般数学或应用数学，我认为可以算是实用数学，”他说，“是用来解决问题、提供解答的，无论是在经济学、工程学、会计学，或任何方面。但纯数学不是用来提供直接、明显、能实际被应用的解答的，那纯粹是一种形式的表达。它唯一证明的，就是数学本身几乎无穷无尽的弹性。当然了，是在我们定义的那套假设里。”
“你是指，比如虚数几何学那一类的？”劳伦斯问。
“当然，包括在内，但不只是那些。纯数学往往只是……只是证明了数学本身那种不可能存在、却始终一致的内在逻辑而已。纯数学领域里还有各式各样的专业，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几何纯数学，但还有代数数学、程序化数学、密码学、信息论，以及我在学的纯逻辑。”
“那是什么？”劳伦斯问。
他思索着：“数学逻辑，或者纯逻辑，基本上是真与假之间的对话。比方说，我可能跟你说‘所有正数都是实数。2是正数，因此2就一定是实数。’但这不见得确实为真，对吧？这是从逻辑上去推演、去假设的。我其实没有实际证明2是实数，但逻辑上这必然为真。所以你就会写出一份证明，从本质上去证明这两种陈述的逻辑确实为真，而且适用于其他无穷尽的情况。”他停下来，“你觉得这样有道理吗？”
“我看到，所以它存在。”劳伦斯忽然用拉丁语说。
他微笑：“那正是应用数学的意义。但纯数学要更……”他又想了一下，然后用拉丁语说，“我想象，所以它存在。”
劳伦斯也朝他微笑点头。“非常好。”他说。
“唔，我有个问题。”哈罗德说，之前他一直默默在旁边听，“你怎么会来读法学院？到底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