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也笑了。他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李博士是绝望地问，他的硕士指导教授卡申博士则是困惑地问），而他总是会视谈话对象而改变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他想找到保护自己的手段，他想确保再也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似乎太自私、肤浅又琐碎，这种理由实在说不出口（而且会引起一大堆后续的追问）。此外，他现在已经懂得够多，知道法律的保护很脆弱：如果他真的想安全，他就该成为一个擅长狙击的神枪手，或是成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毒药。
不过那一晚，他说：“法学跟纯数学其实没有那么不同。我的意思是，理论上，法律可以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不是吗？任何法律都经得起考验、可以适应各种情况。如果这些法律不能为自己涵盖范围内的所有事项提供解答，那就根本不算法律了，不是吗？”他停下来思索自己刚刚讲的，“我想，两者的差异是，法学里，有很多路径通向很多解答；而数学里，有很多路径通向同一个解答。同时，我猜想，法律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真或假，而在于能否用于治理。但数学不必方便或实用，或可以管理，数学只需要为真。
“但我想两者很像的另一点就是，数学跟法律一样，更重要的——更精确地说，是更让人难忘的——不是赢得一个案子，或证明一个定理，而是你的方式有多漂亮、简洁。”
“什么意思？”哈罗德问。
“嗯，”他说，“在法律里，我们会谈到一个漂亮的法庭辩论总结，或是一个漂亮的判决，我们指的当然不光是其中的逻辑性，也是措辞表达的方式。同样，在数学中，我们谈到一个漂亮的证明法，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简单，那种基本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那么费马最后定理呢？”朱丽娅问。
“那是不漂亮证明的绝佳例子。证明出这个定理固然很重要，但是这个证明却让很多人失望了，比如我的指导教授。那个证明长达几百页，涉及了数学中许多迥然不同的领域，而且整个证明的方法太折磨人，简直是曲折。所以，虽然这个定理已经被证明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想用更简练的方式证明出来。一个漂亮的证明就像一个漂亮的裁决，是简洁明白的，只用上四五个跨越数学各领域的不同概念，而且用相对简短的步骤，就可以推导出数学里一个重大而具有普遍性的新定理，它完全可被证明、绝对无法被动摇。而在数学建构的世界里，很少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他停下来喘口气，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讲个不停，其他人都默默地看着他。他可以感觉到自己脸红起来，感觉到那古老的憎恨再度像脏水般淹没他。“对不起。”他道歉，“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样讲个不停的。”
“你在开玩笑吧？”劳伦斯说，“裘德，我想这大概是我在哈罗德家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有启发性的谈话了。谢谢你。”
大家又笑了起来，哈罗德往后靠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很快乐。“看到没？”他不小心看到哈罗德的嘴型，他正无声地对着桌子对面的劳伦斯说话，而劳伦斯点点头。他明白这是在说他，心底忍不住得意起来，同时又觉得害羞。哈罗德跟他的朋友们谈过他吗？眼前这是在测试他，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受测？他很庆幸自己过关了，没有给哈罗德丢脸。同时让他庆幸的是，尽管有时他会觉得不自在，他可能终于在哈罗德家赢得一席之地了，他可能会再度受邀。
随着每一天过去，他就更信任哈罗德一点，但偶尔又想着自己是否在犯同样的错误。去信任别人比较好，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如果你心底有一部分总是在等着对方背叛，这样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吗？有时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利用哈罗德的慷慨，利用他对自己乐观的信心；但有时候，他又觉得谨慎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万一最后结束得很难看，他也只能怪自己。但要他不信任哈罗德真的好难，被哈罗德搞得很难，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被他自己搞得很难。他想要信任哈罗德，他想要屈服，他想要他心底的那个活物乖乖去睡觉，再也不要醒来。
法学院第二年的某一晚，他在哈罗德家待到很晚，最后打开门要离开时，台阶、街道、树木全都被白雪掩盖，雪花打着旋扑向门，风大得让他们两人都后退一步。
“我打电话叫出租车。”他说，免得哈罗德还要开车送他回家。
“不，不行。”哈罗德说，“你今晚就住在这里。”
于是，他在哈罗德和朱丽娅家二楼的客房过夜。那个房间和主卧室之间隔着有窗子的大书房，还有一条短廊。“这是T恤。”哈罗德说，把一团灰色的柔软物件朝他抛过来，“这是牙刷。”他放在书架上，“浴室里有备用的毛巾。你还需要什么吗？水？”
“不用了。”他说，“哈罗德，谢谢你。”
“别这么说，裘德。晚安了。”
“晚安。”
他好一会儿都睡不着，盖着羽绒被，睡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窗子被雪染成白色，听着水龙头咕嘟咕嘟的流水声，哈罗德和朱丽娅交谈的模糊低语，还有其中一人蹑手蹑脚走路的声音，然后，终于，什么都听不到了。在那些时刻，他假装他们是他的父母，而他周末从法学院回家来探望他们。这是他的房间，次日他会起床，做一些成年子女会陪父母做的事情。
法学院第二年结束后的夏天，哈罗德邀请他到他们夫妇位于鳕鱼角特鲁罗的房子玩。“你会喜欢那里的。”他说，“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他们也会喜欢的。”于是九月初劳动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和马尔科姆的实习一结束，他们四个就一起从纽约开车北上去特鲁罗。在那个劳动节的长周末里，哈罗德的注意力转移到杰比、马尔科姆和威廉身上。他也在观察他们，很佩服他们可以回答哈罗德的每一个问题，欣赏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这么大方，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让大家嘲笑，把哈罗德和朱丽娅逗得大笑。他看着他们在哈罗德身边那么自在，而哈罗德跟他们在一起也很自在。他体会到那种奇特的愉悦感，看着他所爱的这些人爱上彼此。那栋房子有一条私人步道，通往一小片海岬上的私人海滩。上午，他们四个会一起走到海滩去游泳（就连他也下水了，穿着他的长裤、汗衫加一件牛津纺衬衫），然后躺在沙子上烤干，感觉黏在身上的衣服逐渐干燥，剥离他的身体。有时哈罗德会过来看他们，或者跟着一起游泳。到了下午，马尔科姆和杰比会在沙丘间骑脚踏车，他和威廉则徒步跟在后头，捡拾贝壳碎片和寄居蟹的空壳，威廉会放慢速度配合他。到了晚上没那么热时，杰比和马尔科姆分别忙着素描，他和威廉则阅读。他觉得整个人被太阳、食物、盐和满足感弄得懒洋洋的，晚上总是很早、很快就睡着，早上他会比其他人先醒来，独自走到后阳台望着大海。
我以后会碰上什么事？他问大海，我现在碰上了什么事？
假期结束，秋天的新学期开始。没多久他就明白，那个周末，他的某个朋友一定跟哈罗德说了些什么，不过他确定不是威廉，他只跟威廉稍微提到一点自己的过去。即使在当时，提到的事情也很少，只有三项事实，一个比一个微小，全都没有意义，加起来连一个故事的开头都凑不出来。就连童话故事的第一句，都比他告诉威廉的三件事要更详尽：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跟他们的伐木工父亲和继母，住在一片寒冷的森林深处。伐木工父亲很疼爱子女，但他非常穷，于是有一天……所以，不管哈罗德得知了什么，都是其他人凭着观察而推测的，只是一些推理、猜想和虚构。但不管是什么，都足以让哈罗德对他的提问（关于他的过去和他的家乡）就此停止。
随着几个月过去，然后是几年，他们发展出了一种默契，从不谈他15岁之前的事情，好像那十五年根本不存在。到了他去读大学时，有人把他从工厂的箱子里拿出来，按下他颈部的开关，他就颤抖着活起来。他知道哈罗德仅凭自己的想象，去填补那空白的十五年，某些想象的片段比他真正经历过的更糟，某些则更好。但哈罗德从没把自己想象的内容告诉他，他也不想知道。
他从不觉得他们的友谊是因为环境而形成的，但他觉得哈罗德和朱丽娅可能会这么想，也有心理准备。于是他搬去华盛顿当法官助理时，以为他们会忘了他，也试着做好失去这对朋友的准备。结果这并没有发生。反之，他们写电子邮件、打电话给他，每次其中一人到华盛顿时就会找他一起吃晚餐。夏天，他和朋友会去特鲁罗度假；感恩节，他们会去剑桥市拜访。两年后他搬到纽约，开始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哈罗德简直替他兴奋到不行，甚至提议让他住他们夫妇在上西城的公寓，但他知道他们常去那里小住，而且他不确定这个提议有多认真，于是就婉拒了。
每个星期六，哈罗德会打电话问起他的工作，他会聊起他的上司，副联邦检察官马歇尔。他的记忆力好得吓人，能背出所有最高法院的决议，闭着眼睛就能随便念上一段，念诵时声音变得呆板而沉闷，但从来不会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他总以为自己的记性很好，但马歇尔的记忆力令他惊奇。
在某些方面，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会让他回想起少年之家，大部分是男性，整个地方有一种特殊而持续的敌对气氛。只要有一群不相上下、好胜心强的人待在同一个空间，而且明白其中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隐隐的唇枪舌剑（不过在这里，他们不相上下的是成就；在少年之家，他们不相上下的是饥渴和向往）。两百个助理检察官似乎都出自同样的五六所法学院，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各校的法学评论学刊编辑，当过模拟法庭辩论赛的代表。他这个小组有四个人，主要负责证券诈欺案件。他和组员各自有着不同的资历和特质，期望能凭借它们略胜别人一筹。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就算没人在乎，好歹也让他与众不同），曾担任巡回法庭沙利文法官的助理，而马歇尔和沙利文法官是好友。办公室里他最要好的朋友西提任则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法律学位，搬到纽约前曾在伦敦担任两年出庭律师。他们三人组里头的第三人罗兹，大学毕业后拿了阿根廷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深造。（他们小组里的第四人是个很懒的家伙斯科特，谣传他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父亲是总统的网球球友）
他平常都待在办公室。有时，跟西提任和罗兹加班到很晚，吃着外卖食物时，他会想起在虎德馆的套房里和室友共度的日子。尽管他也很喜欢跟西提任和罗兹在一起，而且很尊敬他们独特的、具有深度的智慧，但那些时刻，他总会怀念起他的好友。他们的想法跟他截然不同，让他也跟着跳脱框架去思考。有回他跟西提任和罗兹讨论逻辑到一半，忽然想起他硕一那年，为了参加李博士开的纯数学专题研讨课前去面试时，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孔盖是圆的？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很容易回答，但是当他回到虎德馆，把李博士的问题转述给室友听时，他们全都沉默不语。最后杰比终于开口，用流浪说书人那种柔和的口吻说：“很久很久以前，长毛象在地球到处漫步，它们的脚印在地上留下了永恒的圆形凹印。”他们全都大笑起来。想到这件事，他露出微笑，有时他真希望自己有个像杰比一样的脑子，可以编出让别人开心的故事，而不是像他自己这样，总是在寻找解释。解释可能是对的，却缺乏浪漫、想象力，以及才思。
“该去秀一下我们的资历了。”每逢联邦检察官本人来到这一楼，西提任就会偷偷这么跟他咬耳朵。此时，所有助理检察官都会匆忙涌上去，一大群灰色西装像飞蛾见到火似的。他们两个和罗兹也会加入，但即使在那些时候，他也从来不曾提起他的王牌资历，明知这资历不但可以让马歇尔印象深刻，也会让联邦检察官停下来多看他两眼。在他得到这份工作后，哈罗德曾问他可否在亚当（也就是联邦检察官）面前提起他，因为哈罗德碰巧跟亚当认识很久了。但他跟哈罗德说他想靠自己。这是实话，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不确定该把哈罗德的名字当成自己的资产，因为他不希望让哈罗德后悔跟他来往。于是他什么都没提。
然而，感觉上哈罗德好像还是在他身旁。办公室里大家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回忆法学院（还有他们当时参加的活动，吹嘘着各自在法学院的成就）。由于很多同事都跟他上过同一所法学院，其中不少人也认识哈罗德（还有一些人认识他），有时就会听见他们谈到自己修过哈罗德的课，或是为了这门课要做多少准备，听到这些他深以哈罗德为荣，也以自己认识他为荣（虽然他觉得这样很傻气）。次年，哈罗德有关宪法的那本书即将出版，办公室每个人都会读到致谢辞，看到他的名字，知道他当过哈罗德的研究助理，很多人会开始起疑心，他会看到他们一脸担心，努力回想曾在他面前说过哈罗德什么。然而到那时，他会觉得已经靠自己在这个办公室巩固了地位，跟西提任和罗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马歇尔建立了关系。
他很愿意、也很渴望成为哈罗德的朋友，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避免这么宣称。有时他担心两人之间的亲近根本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太过期望，才会在心里让这份交情膨胀，这时他就会（很尴尬地）把哈罗德《美丽的承诺》这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到致谢辞那一页再读一次，好像那致谢辞本身就是一份契约，宣告他对哈罗德的感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的。然而他一直准备着：这个月就会结束了，他会告诉自己。然后，到了月底：下个月，他下个月就不会想再理我了。他设法让自己持续处于准备好的状态，他设法让自己做好失望的准备，即使他很渴望最后证明自己是错的。
然而，这份友谊一直持续下去，像一条湍急漫长的河，把他卷入水流中，带着他往下，来到预想不到的地方。每当他觉得到达两人关系的极限时，哈罗德和朱丽娅就会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邀请他进入。有一年的感恩节，朱丽娅的家人从英格兰来访，他因此认识了朱丽娅的父亲（一位退休的胸腔内科医生），以及哥哥（一位艺术史教授）。而哈罗德和朱丽娅来纽约时，会带他和威廉出去吃晚餐，去一些他们听过但吃不起的餐厅。他们夫妇也看过利斯本纳街那间公寓（朱丽娅的态度保持礼貌，哈罗德则吓坏了），恰好那个星期，公寓暖气不知为何刚好坏了，他们把上西城公寓的钥匙给了他一份。他和威廉一进去，就发现里头实在太温暖，刚到的第一个小时，他们就像两个假人似的坐在沙发上，因为暖气重回他们的生活而惊讶得无法动弹。而在哈罗德目睹他疼痛发作的样子之后——事情发生在他搬回纽约后的那个感恩节，当时他正在厨房炒菠菜，绝望中（心知自己绝对没法爬上二楼）他关掉炉火，拖着身子进入食品贮藏室，关上门躺在地板上等待——他们夫妇就重新安排了房子的格局，下回他去拜访，发现楼上客房的家具被移到了一楼客厅后方的套房里，那原先是哈罗德的书房，而那里面的桌椅和书都被搬到了二楼。
即使在这一切之后，一部分的他还总是等待有一天自己会被关在一扇门外，门把转不开。那样他也未必会太介意，因为置身在一个毫无禁区、为他提供一切却不要求回报的空间里，其实有点可怕，又让人焦虑。他设法尽可能地对他们付出，但能给的实在不多。而哈罗德那么轻易地给予他的一切，无论是答案或关爱，都是他无法回报的。
认识他们将近七年的那个春天，有一天他在他们家。那是朱丽娅51岁的生日，前一年她50岁生日时去了奥斯陆参加学术会议，于是决定今年要好好庆祝一番。那天他和哈罗德正在打扫客厅，其实是他在打扫，哈罗德任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告诉他那本书是怎么得到的，或是翻开封面，让他看看其他人写在里头的名字。其中有一本《豹》，书前的扉页写着“劳伦斯·瑞里的财产。不准拿走。哈罗德·斯坦，我就是在说你！！”
当时他威胁要告诉劳伦斯，哈罗德也威胁他：“你最好不要，裘德。这样对你可没有好处。”
“不然呢？”他问，逗着他。
“不然——这个！”哈罗德说着便朝他扑过去，他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哈罗德只是在玩闹，就猛然往后缩，转身想避开哈罗德，却不小心撞上了书架，撞到一个凹凸不平的瓷杯，那是哈罗德的儿子雅各布做的。结果杯子掉到地上，摔成干净利落的三片。哈罗德往后退，接着是一段可怕的沉默，他差点哭了出来。
“哈罗德，”他说，蹲在地上，捡起那些碎片，“我好抱歉，我好抱歉。请原谅我。”他真想把自己打趴在地板上，他知道这是雅各布生病之前帮哈罗德做的最后一件东西。在他上方，他只听到哈罗德的呼吸声。
“哈罗德，请你原谅我。”他又说了一次，手里捧着那些碎片，“不过我想我可以修好，我可以弄得好一点。”他看着马克杯发亮的乳白色釉面，不敢抬头。
他感觉到哈罗德蹲在他旁边。“裘德，”哈罗德说，“没关系，这是意外。”他的声音很轻，“把碎片给我。”他说，但他的动作很轻柔，听起来也不像生气。
他照做了。“我可以离开。”他说。
“你当然不能离开。”哈罗德说，“没事的，裘德。”
“但那是雅各布做的。”他愣愣地说。
“没错。”哈罗德说，“摔破了也还是。”他站起来。“看着我，裘德。”他说。他终于看了。“没事的。来吧。”哈罗德伸出一只手，他握住了，让哈罗德拉他站起来。那时他好想大哭，在哈罗德给了他一切之后，他的回报竟是毁掉他最心爱的人所做的珍贵物件。
哈罗德拿着马克杯碎片上楼回他的书房，他则默默地打扫完客厅。美好的白天逐渐变得灰暗。朱丽娅回家时，他等着哈罗德跟她说他有多愚蠢、多笨拙，但没有。那天的晚餐席上，哈罗德跟往常没有两样。等到他回到利斯本纳街，他手写了一封得体的信，很得体地道歉，然后寄给哈罗德。
几天后，他收到了回信，也是手写的信，日后他将珍藏一辈子。
“亲爱的裘德，”哈罗德写道，“谢谢你漂亮（但是没必要）的信。我感激你所写的一切。你说得没错，那个马克杯对我意义重大，但是你的意义更重大。所以请别再折磨自己了。
“如果我是另一种人，我可能会说，这整件事就是人生大致状况的隐喻：东西会破损，有时能被修复，但大多数情况下，你会明白无论什么被毁掉了，生活都会自我调整，弥补损失，有时甚至是令人惊叹的补偿。
“其实呢——或许我就是那种人。
“爱你的哈罗德。”
* * *
尽管他知道不是如此，尽管从他17岁起安迪就一直告诉他那些话，不过几年前，他还抱着某种小小的、坚定的希望，觉得自己可能会好转。尤其在特别糟糕的日子里，他会把费城那位外科医师的话说给自己听，“脊椎有很神奇的恢复能力”，一遍又一遍，简直像在念经。认识安迪几年后他上了法学院，终于鼓起勇气跟安迪提起，把他珍爱且紧抓不放的这句预言说出来，希望安迪会点点头说“一点也没错，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但安迪听了冷哼一声，“他这么告诉你？”他问，“这个状况不会好转的，裘德。等到你年纪大一些，状况还会恶化。”安迪当时正低头看着他的脚踝，用镊子把死肉从一个疮里夹出来。他听了忽然全身僵住，即使没看到安迪的脸，也知道他很懊恼。“裘德，对不起。”安迪说着抬头看，手还握着他的脚，“很抱歉我只能这样告诉你。”看他没回答，安迪叹了口气，“你不高兴。”
没错，那是当然。“我没事。”他设法开口，但还是没有勇气看安迪。
“我很抱歉，裘德。”安迪又轻声说了一遍。即使在当时，安迪就有两种反应模式：凶巴巴和温柔。两种他都常常碰到，有时还是在同一次看诊时。
“但有件事我可以保证。”安迪说，又回去对着他的脚踝，“我永远会照顾你。”
安迪说到做到。就某些方面而言，安迪是他生命中最了解他的人。安迪是他成年后唯一赤身裸体面对过的人，也是唯一熟悉他身体实际状况的人。他们认识时，安迪是住院医生，在研究生时期以及之后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波士顿。后来，他们两人又在几个月内先后搬到纽约。他是整形外科医生，但他会帮他治疗各种状况，从感冒到背痛到腿的毛病。
“哇，”有天安迪看着他坐在诊疗室里咳痰（前一年春天，在他满29岁前不久，办公室的人纷纷染上了支气管炎），不动声色地讽刺说，“我真高兴我专攻的是整形外科，这对我真是个好练习。我想我受的训练就是要我做这个。”
他想笑，但又接着咳了一轮，咳到安迪得用力拍他的背部。“如果有人给我推荐一个真正的内科医生，我就不必跑来找一个整脊师来满足我所有的医疗需求了。”他说。
“哦……”安迪说，“你知道，或许你真的该去看内科医生。天晓得那会节省我多少时间，还有一大堆麻烦。”但除了安迪以外，他绝不会去看其他医生，而且，他认为安迪也不希望他去找别人，只是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
安迪知道他这么多，他对安迪却所知甚少。他知道安迪和他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比他大十岁，也知道安迪的父亲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母亲是威尔士人，而安迪是在俄亥俄州长大的。三年前，安迪要结婚时，他很惊讶自己会受邀参加。那是个小小的婚礼，地点在安迪的岳父母位于上西城的一栋房子里。他找威廉陪他一起去。让他更惊讶的是，安迪跟他们介绍新婚妻子简时，简张开双手抱住他说：“大名鼎鼎的裘德·圣弗朗西斯！我听说过你好多事情！”
“啊，真的。”他说，满心的恐惧像是一群扑着翅膀的蝙蝠。
“不是坏事。”简微笑着说（她也是医生，是妇科），“可是他好喜欢你，裘德，我好高兴你来了。”他也见到了安迪的父母。在那晚婚礼的尾声，安迪一手揽着他的脖子，笨拙又响亮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现在每次碰到他都还会这样。安迪亲他时，表情都很不自在，好像是不得不保持这个固定的仪式，让他觉得好笑又感动。
他欣赏安迪的很多方面，但最欣赏的就是他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他们认识之后，安迪使他很难不持续去看诊，因为在他两次回诊没出现（他没忘记，只是决定不去而已），又不理会安迪打来的三次电话、寄来的四封电子邮件之后，安迪就会去虎德馆用力地敲他们的房门。从此他只好认命，想着有个医生或许不是坏事（毕竟，他还是得看医生），而且安迪可能值得信任。他们第三次见面时，安迪开始记录他的病历，或是他愿意讲的一切，只是记下来，从不评论也毫无回应。
一直要到几年以后（将近四年前），安迪才首次直接提到他的童年，这发生在他和安迪第一次大吵期间。他们之前当然有些小争执或意见不合，而且每年总有一两次，安迪会发表一篇长篇训话（他每六个星期去安迪那里一次，不过最近频率更高了，而且总是能从安迪迎接他和检查时简短、生硬的态度，预测到这回是训话约诊），内容涵盖他不愿意好好照顾自己，莫名其妙且令人愤慨；他拒绝去做心理咨询，令人心烦；还有他不肯吃止痛药，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实在怪异。
那场大吵源于安迪的事后回想，认为他上一次来看诊是自杀未遂。事情发生在新年之前，当时他在割自己，不小心割得太靠近一条静脉，结果流了好多血，弄得一塌糊涂，他不得不找威廉帮忙。那天晚上在检查室里，安迪气得不肯跟他讲话，一边帮他缝伤口一边念念有词，那些缝线整齐又利落，简直像刺绣。
下一次回诊，安迪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气坏了。他其实考虑过不要回去检查了，只不过他知道如果真的不去，安迪会一直打电话给他，甚至更糟，打给威廉，最后还可能打给哈罗德。一直打到他出现为止。
“我他妈的早该送你去住院。”安迪劈头就跟他说，然后又说，“我他妈的真是个白痴。”
“我觉得你反应过度了。”他开口，但安迪没理他。
“当时我碰巧相信你不是要自杀，不然我会火速把你送去住院，快到让你脑袋都晕了。”安迪说，“只是因为从统计学上说，像你这样割自己割了那么多次、又割了那么多年的人，和一个较少自残的人比起来，通常更没有迫切要自杀的需求。（安迪很喜欢统计数字。他有时怀疑这些数字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可是裘德，这太疯狂了，也太惊险了。你得马上去看心理咨询师，否则我就要强制把你送去住院。”
“你不能这样做。”他说，也火大起来。他知道安迪可以，因为他查过纽约州的非自愿住院相关法律，对自己很不利。
“你明知道我可以的。”安迪说，此时他几乎在吼。他们的约诊总是在正常看诊的时间之后，有时看完后，如果安迪有时间又心情不错，两个人还会聊一下。
“我会告死你。”他荒谬地说，安迪也吼回去：“去告啊！你知道这个状况有多糟糕吗，裘德？你知道我的立场有多为难吗？”
“别担心。”他讽刺地说，“我没有任何家人，不会有人为了过失致死告你的。”
安迪后退，好像想揍他。“你居然敢讲这种话。”他缓缓地说，“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当然知道。“随便你。”他说，“我要离开了。”然后他滑下诊疗台（幸好，他还没换上诊疗的病人袍，因为他没来得及换，安迪就开始训他了），想离开诊间。尽管以他的步伐，离开房间不会太戏剧化，但安迪匆忙冲到门口挡住了去路。
“裘德，”他说，心情突然改变，“我知道你不想离开。这个状况变得太可怕了。”他吸了口气，“你跟别人谈过你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吗？”
“那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他说，觉得好冷。安迪从没提过他告诉他的那些，现在居然提了，他发现自己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没关系才有鬼呢。”安迪说，那种夸张得令人难为情的用词（除了在电影里，真有人这样说话吗？）让他忍不住微微笑了。安迪误以为他在嘲笑他，再度改变了心情。“裘德，你这么顽固，实在傲慢得不可理喻。”他继续说，“你完全拒绝听任何人关于你身心健康的建议，这不是自我毁灭的病理学案例，就是对我们其他人很大的羞辱。”
他被这些话伤到了。“每回我不同意你，你就威胁要把我送去住院，那才是不可理喻的控制狂。尤其这回，我明明跟你说过，那只是愚蠢的意外而已。”他朝安迪大声说，“安迪，我感激你，真的。我不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会怎么样。但我是成年人了，你不能支配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你知道吗，裘德？”安迪问（现在他又在吼了），“你说的没错，我不能控制你怎么决定，但我也不必接受。你去找其他混蛋当你的医生吧。我没办法替你效劳了。”
“很好。”他凶巴巴地说，然后离开了。
他记忆中，从来不曾为了自己这么生气过。让他生气的事情很多（一般的不公平、无能，还有没选中威廉去演戏的那些导演），但他很少为了自己的事情而生气，他的疼痛、过去和现在，他都设法不去担忧，不花时间去想其中的意义。他已经知道为什么那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他活该。
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愤怒并不理直气壮。虽然他很气自己这么依赖安迪，但也很感激他，同时他也知道，安迪觉得他的行为莫名其妙。安迪的工作是让人好过一点：安迪看他，就像他看着一份乱七八糟的税法，是必须被理清、被修复的，而他自己是否觉得被修复几乎是不重要的。其实他真正试着修复的东西，就是他背上那些隆起的疤痕。那些疤痕形成一幅可怕、不自然的样貌，皮肤紧绷又发亮，活像只烤鸭。他存钱就是为了这个，但他知道安迪不会赞成的。“裘德，”要是安迪听了他的计划，一定会说，“我跟你保证不会有用的，你只会把那些钱浪费掉而已。别去做。”
“可是那些疤好丑。”他会嗫嚅着说。
“才不丑，裘德。”安迪会说，“我跟上帝发誓根本不丑。”
（反正他不打算告诉安迪，他永远不必跟他进行这段对话。）
过了几天，他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安迪，安迪也没打给他。但好像是上天要惩罚他似的，晚上入睡前，他的手腕就不断抽痛。但是工作时他又忘了，还边阅读边用手腕规律地敲着桌侧。这是他一直戒除不了的恶习。然后他手臂的缝线就会渗出血来，他就得在浴室的水槽里笨拙地清理。
“怎么了？”威廉有天晚上问他。
“没事。”他说。当然，他可以告诉威廉，他会倾听，然后老样子地说“嗯”，但他知道威廉会同意安迪的意见。
在他们吵架一星期后，他晚上回到利斯本纳街。那是星期天，他一路穿过西切尔西走回来，发现安迪在大楼前的台阶上等他。
他看到他很惊讶。“嗨。”他说。
“嗨，”安迪回答，他们站在那儿，“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我当然会接啊。”
“听我说，”安迪说，“我很抱歉。”
“我也是。对不起，安迪。”
“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去做心理咨询。”
“我知道。”
总之，他们设法到此为止：一个双方都不满意的、脆弱的停火，心理咨询的问题是他们两人之间一片广大的灰色非军事区。两人的妥协方式（虽然他也搞不清是如何达成这个一致意见的）就是每次看诊过后，他得让安迪检查两只手臂，安迪会察看上头有没有新的割痕。只要发现一道，安迪就会在病历上记下来。他从来不确定什么又会引起安迪的暴怒：有时新割痕很多，但安迪只是咕哝着写下来；有时只有一道新割痕，安迪还是因此发脾气。“你他妈的把你的手臂都毁掉了，你知道吧？”他会问他。一部分的他明白，如果不让安迪做他的工作——说到底，就是治愈他——是对安迪的不尊重，也害安迪成为他专业上的笑话。对安迪来说，那些割伤的纪录（有时他想问安迪，如果达到某个数字，他是不是能得到奖品，但他知道安迪听了会生气）是假装自己至少能控制状况的一种方式，尽管他根本控制不了。这项信息的累积，是对真正治疗的一种小小弥补。
过了两年，他的左腿上又出现了一个疮，左腿的伤口向来比较棘手，于是他的割伤就被暂时搁置一旁，先处理腿上更紧急的问题。他第一次长这种疮是被车子撞伤后不到一年，很快就痊愈了。“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个费城的外科医生说，“像你受了这种大伤，身上的一切，血管系统、皮肤系统，都受到了损伤，所以你偶尔就会生这种疮。”
这回是第十一个了。尽管他有准备，但他从来不知道成因是什么（昆虫咬伤？刮到金属档案柜的边缘？这类伤口一开始总是小得烦人，但还是有本事轻易地撕开他的皮肤，仿佛他的皮肤是纸做的），而且每次都很扰人：伤口化脓，令人作呕，还带着鱼腥味，小小的切口像个胚胎的嘴巴，里头会冒出黏稠的不明液体。腿上带着这么个怪物和神话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开口走来走去实在很反常，而且这伤口怎么都不肯愈合。他开始每星期五都去安迪那，好让他帮忙清创、清理伤口并除去坏死组织，检查周围的区域，寻找新长出来的皮肤。他得憋着气抓住检查台边缘，尽量忍着不要大叫。
“裘德，你痛了要说。”安迪说过。他满头大汗地吸气吐气，在心里数着数字。“你会痛是好事，不是坏事。这表示你的神经没坏死，还在发挥功能。”
“很痛。”他勉强说了一声。
“从一分到十分，有几分呢？”
“七八分。”
“对不起。”安迪回答，“我快弄完了，我保证。再五分钟。”
等到结束了，他会坐下来，安迪会陪他一起坐着，给他一点喝的，一瓶汽水之类的甜饮料，慢慢地他会觉得朦胧的房间逐渐清晰起来，一点接一点。“慢慢喝。”安迪会说，“不然你会吐出来。”他看着安迪包扎伤口——他在缝合或包扎伤口时向来最冷静——在那些时刻，他觉得自己好容易受伤、好虚弱，不论安迪要求什么，他都会答应。
“你不能再割在两腿上了。”安迪会说，比较像警告，而不是建议。
“对，我不会的。”
“因为那就太疯狂了，即使是你。”
“我知道。”
“你的身体结构退化得太厉害，所以伤口感染得很严重。”
“安迪，我知道。”
他曾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怀疑安迪背着他跟他的朋友谈话，因为有几次，他的朋友会用类似安迪的词汇和措辞讲话。即使在安迪所谓的“严重事件”发生四年后，他怀疑威廉还会在早上翻浴室的垃圾桶，害他在丢刮胡刀片时得采取额外的措施，把它们包在卫生纸和胶带里，带出去丢进上班途中的垃圾桶。“你的组员”，安迪如此称呼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他会问：“你和你的组员最近怎么样？”，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说：“我他妈的要告诉你的组员，让他们好好看着你。”
“安迪，我不准你说。”他会说，“总之，这不是他们的责任。”
“当然是他们的责任。”安迪会反驳。就像很多其他问题，在这件事上他们也无法达成共识。
但最近的这个疮出现至今已经是第二十个月了，一直没有愈合。或者应该说，它愈合了又破开，然后又愈合。他这星期五醒来时，觉得腿上有什么湿湿黏黏的，就在小腿下部、脚踝上方，显然是那道伤口又裂开了。他还没打电话给安迪（他打算星期一再打），但走这趟路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有一阵子没办法再走那么远了，说不定会有好几个月。
他来到麦迪逊大道和75街交叉口，离安迪的诊所很近。他的腿很痛，痛到他不得不走到第五大道，坐在中央公园外墙边的长椅上。他一坐下就体验到那种熟悉的晕眩感和反胃的恶心感，于是他弯腰等着水泥地不再起伏旋转，才有办法站起来。在那几分钟里，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闹叛变，如同他人生最核心、最乏味的挣扎，就是不愿意接受自己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背叛。他根本不能指望自己的身体，但还是要持续维修它。这具躯壳多年前早该烧成一堆炭化的渣滓堆了，但他和安迪还是花了那么多时间，试着修理这无法修复的东西。为了什么？想必是为了他的心灵吧。但这其中有种不可思议的傲慢（就像安迪可能会说的），仿佛他在抢救一辆破车，只因为他对车子的音响系统有特别的感情。
我只要再走几个街区就会抵达安迪的诊所了，他心想，但他绝不会走过去。这是星期天，安迪不必受他打扰，何况他现在的感觉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他又等了几分钟，然后吃力地站起来，站了半分钟，又跌坐回去。最后，他终于可以站起来了。他还没准备好，但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到人行道边缘，举手招一辆出租车，脑袋靠在后座的黑色塑料椅面上休息。他会数着上车要几步，就像他会数着下车到他那栋公寓要几步，然后从电梯走到公寓要几步，进门后到他房间又要几步一样。他这辈子第三次学走路，是在他腿上的撑架拆掉后。当时是安迪帮忙指导物理治疗师（她并不情愿，但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而且就像安娜四年前所做的一样，安迪看着他走过一段十英尺的路，然后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一百英尺。他走路的步态——左脚抬起来跟地面成将近九十度角，胯下形成一个矩形空间，右脚在后头倾斜——也是安迪设计的。他逼他练习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可以自己行走为止。当初也是安迪告诉他，说他觉得他可以不用手杖走路。等到他终于办到的时候，他非常感激安迪。
现在离星期一没几个小时，他告诉自己，同时努力保持站立的姿势。而且安迪不管多忙，一定会像往常那样帮他看诊。“你什么时候发现伤口又破了？”安迪会问，轻轻用一块纱布按着伤口。“星期五。”安迪会很不高兴地说：“那你那时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裘德？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不要再继续进行你那些愚蠢的走路行程了。”“不了，当然不会了。”他会说，但安迪不会相信。他有时很好奇，安迪会不会觉得他只是一个病毒和疾病的组合，如果把这些病痛拿掉，他会变成什么？如果安迪不必照顾他，还会对他有兴趣吗？如果有一天他的身体神奇地健全了，出现在安迪面前，走起路来像威廉和杰比那样毫无窘迫不安，可以靠坐在椅子上让衬衫往上滑，露出后腰也不害怕，或者有马尔科姆的长手臂，手臂内侧光滑得像撒了糖霜，那么，他对安迪来说会是什么？他对其他任何一个朋友来说会是什么？他们会比较不喜欢他吗？或是更喜欢他？或者他会发现——就像他常常害怕的——他以为是友情的东西，其实只是出于他们对他的怜悯？他这个人有多少是源于他的身体障碍？如果没有那些疤痕、割伤、疼痛、伤口、断裂、感染、夹板，以及分泌物，他现在会是什么样？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六个月前，他们设法把那个伤口控制住。安迪检查过，确认再确认，才发出一连串警告，伤口万一再裂开，他该怎么处理。
他没怎么认真听，那天他出于某些原因觉得整个人很轻盈，安迪却猛发牢骚，除了针对他那条腿的长篇训话之外，还因为他的割伤（安迪认为太多了）以及他的整体外貌（安迪认为太瘦了）而教训他。
他当时正在欣赏自己那条腿，转来转去，检查那个终于愈合的地方，同时安迪在旁边讲了又讲。“裘德，你有在认真听吗？”最后他终于问。
“我的腿看起来很好。”他说，没回答安迪的问题，只想要他的保证，“对不对？”
安迪叹气：“看起来……”然后停下，沉默片刻。于是他抬头，看到安迪闭上眼睛，好像要重新对焦，才又睁开来。“看起来很好，裘德。”他轻声说，“的确很好。”
当时他觉得心中涌起满满的感激，因为他知道安迪不觉得他的腿看起来很好，永远不会。对安迪来说，他的身体随时会遭受种种恐怖袭击，他们两个得时刻集中注意才行。他知道安迪觉得他有自毁倾向，或只会妄想，或总是拒绝。
但安迪永远不明白的一点是：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每个月、每个星期，他都选择睁开眼睛，在这个世上再活一天。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他觉得糟糕透顶，有时那疼痛像是把他放逐到另一个状态中，里头的一切，包括他努力想要忘记的过去，仿佛全褪成一片灰色的水彩。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他的种种回忆把其他思绪都挤了出去，他必须很努力、很专心，才能让自己活在当下，尽量不要满怀绝望与羞愧。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尝试让他筋疲力尽，光是醒来和活着就那么费力，因而他必须躺在床上思考要起床再尝试的理由。他选择再活一天，即使他有一个装了棉垫、刮胡刀片、酒精棉和绷带的塑料拉链袋，用胶带贴在水槽底下。他只要投降，去把那个袋子拆下来，一切都会容易太多。那些是非常糟糕的日子。
跨年夜前一天晚上真的是个错误，通常他不会这么不小心。当时他坐在浴室里，用刮胡刀片割手臂。他其实已经半睡着了，但等到他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有一分钟或两分钟（他没算），他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坐在那里，觉得让这个意外自然发展下去好像比较简单，免得还要自己做决定，还要把威廉、安迪扯进来，还要牵连到往后的几天、几个月。
他不知道最后是什么让他抓下毛巾架上的毛巾，包住自己的手臂，然后挣扎着拖起身子去叫醒威廉。但随着每一分钟过去，他离那个抉择就越来越远，之后种种事件的发展速度快得让他无法控制。他好怀念刚被车子撞伤的那一年，在认识安迪之前，当时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好转，未来的自己可能开朗而干净。当时他知道的那么少，却怀着那么大的希望，相信他的希望有朝一日可能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