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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纽约之前，是法学院时期。在那之前，是大学时期。然后在那之前，是费城，以及那段漫长、缓慢的横跨全国之旅。再之前，是蒙大拿州的少年之家，而在蒙大拿之前，是西南部，还有汽车旅馆的房间，以及寂寞漫长的公路和待在车上的时光。再之前，则是南达科他州和修道院。再之前呢？想必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吧。或者更真实一点，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然后，大概只有一个女人。然后是他。
当初是教他数学，而且总是要他别忘记自己有多么幸运的彼得修士告诉他，他们是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他的。“就在一个垃圾袋里，里头有蛋壳、枯黄的莴苣和烂掉的意大利面条，还有你。”彼得修士说，“就在那家药房后头的巷子里，你知道的那家。”其实他不知道，他很少离开修道院。
稍后，迈克修士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才不是在垃圾桶里面。”他告诉他，“而是在垃圾桶旁边。”没错，迈克修士勉强承认，的确有个垃圾袋，但他是在垃圾袋上头，不是里边。无论如何，谁晓得垃圾袋里有什么？而且谁在乎？里头的垃圾更可能是药房扔掉的：纸盒、卫生纸、包装绳和用来缓冲的小块塑料泡沫。“彼得修士讲的话，你绝不能全信。”迈克修士常常提醒他，“你绝对不能沉迷于这种自我神话的倾向。”每回他问起自己来到修道院的种种细节，他就会这样说：“你来了，现在住在这里，然后你应该专注于你的未来，而不是过去。”
他们为他创造出过去。彼得修士说，他被发现时光着身子（迈克修士说，只穿了尿布）。无论是哪种，他们都说，应该是有人把他丢在那里听天由命，因为那是四月中，天气非常冷，一个新生儿在那种天气里活不了多久。总之，他被放在那只有几分钟，因为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体几乎还是暖的，雪花还没填满旁边的轮胎印，或是走到垃圾桶旁又离开的那些脚印（球鞋印，大概是女人的八号鞋）。他很幸运地被他们发现（他们会发现他真是天意）。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名字、他的生日（是推估的）、他的住所、他的这条命——都是因为他们而来。他应该心存感激（他们并不期望他感激他们，而是期望他感激上帝）。
他从来不知道他们可能回答什么、不回答什么。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发现他时，他在哭吗？他身上有纸条吗？他们找过是谁丢下他的吗？），他们可能置之不理或说不知道、不解释；但面对更复杂的问题，他们却会有更具叙述性的解释。
“州政府找不到任何人收养你。”（又是彼得修士说的。）“所以我们决定把你暂时留在这里，然后几个月过去，接下来是几年，然后就是现在了。故事结束了。现在赶紧算完这些方程式，你这样会拖上一整天。”
但是为什么州政府找不到任何收养人？理论一（这是彼得修士最喜欢的）：实在有太多未知的状况，包括他的种族、父母身份、可能有的先天疾病，等等。他是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当地医院都没有符合他外形的婴儿出生纪录。这一点让想要收养的人很不放心。理论二（迈克修士的）：这是一个贫穷的镇，位于一个贫穷的州的贫穷区域。无论一般大众多么有同情心（大家的确很有同情心，他不会忘记这点），要一户人家再多收养一个小孩，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是一户已经很拮据的人家。理论三（盖柏瑞神父的）：他注定要待在这里。这是上帝的旨意。这里就是他的家。现在他得停止问这些问题了。
然后是第四个理论，几乎是他们所有人在他不乖时一致会讲的：他很坏，从出生就坏。“你一定是做了很坏的事情，才会像那样被丢掉。”彼得修士每次用木条打过他之后，总会这么说，看着他站在那啜泣着道歉时，还会斥责他，“或许是你哭得太凶，他们再也受不了。”于是他哭得更凶，害怕彼得修士说得没有错。
那些修士们都对历史颇感兴趣，但每回他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很烦躁，好像他一直长不大，坚守着一个特别无聊幼稚的嗜好，不肯放弃。很快，他学会不要问，至少不要直接问。不过他总是保持警觉，提醒自己可能在看似不可能的时机，通过不同的来源获得信息。他跟着迈克修士阅读小说《远大前程》时，设法引导修士絮絮叨叨地讲起一个孤儿在19世纪的伦敦生活会是什么样，对他而言，伦敦陌生得就跟一百多英里外的南达科他首府皮埃尔市没两样。那堂课最后演变成一场说教。他早料到了，但在那堂课上，他的确学到自己就像《远大前程》里的孤儿皮普，如果查得到他的任何一位亲戚，他们就会把他送去给亲戚抚养了。显然他没有亲戚，只有孤身一人。
他的占有欲也是个需要矫正的恶习。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想拥有东西，而且希望只有他有、别人都没有。“这里没有人拥有任何东西。”他们告诉他，但这是真的吗？比方说，他知道彼得修士有一把玳瑁梳子，颜色像是树皮上刚流下来的树汁，充满光亮。彼得修士很得意拥有这把梳子，每天早上都要用来梳他的小胡子。有一天那把梳子不见了，彼得修士就闯进他跟马修修士正在上课的房间，抓住他的双肩摇个不停，吼着说他偷走了那把梳子，最好赶紧交出来，否则要给他好看（加布里埃尔神父后来找到了那把梳子，原来滑进了彼得修士的书桌和暖气散热片之间的狭小缝隙里）。马修修士有一本《波士顿人》，是初版的布面精装本，有着磨得柔软的绿色书脊。有回，修士把书举在他面前让他看封面（“不要摸！我叫你不要摸！”）。即使是他最喜欢、很少讲话也从不骂他的卢克修士，都有一只鸟，是大家公认归他的。按照戴维修士的说法，严格说来，那只鸟不属于任何人，但当初是卢克发现那只鸟，予以照料、喂食，而且那只鸟总是飞向他，所以如果卢克想要那只鸟，就可以拥有它。
卢克修士负责照料修道院的花园、菜园，还有玻璃温室。在温暖的季节里，他会帮他做些小差事。他偷听其他修士的谈话得知，卢克修士来到修道院之前很有钱。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或是他做了某件事（谁也不清楚），让他失去或是送掉了大部分的钱。现在他来到这里，跟其他人一样穷，不过卢克修士出钱盖了玻璃温室，也帮忙付了一些修道院的营运费用。从其他修士大半躲着卢克修士的样子，他觉得卢克修士可能是坏人，尽管他一点都不凶恶，至少没对他凶过。
在彼得修士指控他偷了梳子之后不久，他第一次真正偷了东西：厨房里的一包饼干。那天早上，他正要去专门供他上课的房间，经过厨房，里头没人，那包饼干就放在料理台上，他刚好拿得到。于是他一时冲动拿了，抓了就跑，把它塞在身上穿的粗羊毛长袍里（是其他修士穿的袖珍版）。他绕回自己的房间，把饼干藏在枕头下，因此马修修士的课他迟到了，作为惩罚，修士用连翘树枝打他，但那包饼干的秘密让他觉得温暖又喜悦。那天晚上，他独自躺在床上，小心翼翼吃了一片（其实他根本不喜欢），把那饼干用牙齿分成八小片，每一小片都含在舌头上，直到又软又黏，才有办法吞下去。
之后，他偷得越来越多了。修道院里没有什么他真正想要，也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于是他随机偷拿他所看到的物品，没有真正的计划或渴望，通常是能找到的食物。有回早餐后他到处游荡，在迈克修士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一颗脆硬的黑色纽扣；还有一次，加布里埃尔神父训话训到一半，转身去找一本书，他就伸手摸走了神父桌上的一支笔；而彼得修士的梳子是他真正计划要偷的，不过给他的快感没有更大。他偷火柴、铅笔和纸片（没有用的垃圾，不过是别人的垃圾），塞在内衣底下跑回卧室，藏在床垫下，那床垫好薄，他夜里都能感觉到背部底下的每个弹簧。
“别再跑来跑去，不然我就要打你了！”他匆忙冲向房间时，马修修士会这样吼他。
“是的，修士。”他会回答，然后逼自己慢下脚步。
他是在偷他最大的目标——加布里埃尔神父的银制打火机时被抓到的。他是趁他训诫到一半，必须中途停止，去接一通电话时，从他桌上偷走的。当时加布里埃尔神父弯腰越过电话键盘，他就伸手抓了打火机，握着那冰凉沉重的金属，直到终于下课。他一走出神父的办公室，就匆忙把打火机塞进内衣里，尽快走回房间。结果转弯时没看路，跟帕维尔修士撞了个满怀。修士还来不及吼他，他就往后倒下，打火机也摔出来，砸在石板地上。
当然，他被揍了，还被骂了，而且在他以为是最后一次的惩罚中，加布里埃尔神父把他叫进办公室，说要教他有关偷别人东西的一堂课。他看着，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害怕得连哭都哭不出来。加布里埃尔神父折起手帕，凑到一瓶橄榄油的瓶口，然后把油抹在他左手背上。接着，神父拿了打火机——就是他偷的那一个——抓着他的手凑在火焰下，直到那油点燃，烧起来，整只手被一片幽灵似的白光吞没。他尖叫又尖叫，神父因为他尖叫而打他耳光。“别叫了。”他吼道，“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你以后绝对不会忘记不可偷窃。”
等到他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左手被绷带包扎起来。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偷来的东西当然没了，但他自己找到的东西也不见了，那些石头、羽毛和箭镞，还有卢克修士送给他当5岁生日礼物的化石。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礼物。
自从被抓之后，他被规定每晚要去加布里埃尔神父的房间，把衣服脱掉，由神父检查他身上是否藏了违禁品。后来事情一路恶化时，他会回想起那包饼干，真希望他当初没偷，真希望他没有把自己害得这么惨。
他的暴怒始于加布里埃尔神父的夜间检查。不久后，连彼得修士也在白天检查他。他会乱发脾气，去撞修道院的石墙，用尽力气放声尖叫。他会用烧伤的丑陋手背（直到六个月后，他的手背有时还是会痛，那是一种持续的深层抽痛）去敲木餐桌坚硬的角落，把他的颈背、手肘、脸颊——所有最容易痛、最柔软的部位——对着书桌的边缘撞去。他白天和黑夜都会这样暴怒，自己也控制不了。他感觉到那股怒气像一阵浓雾笼罩他，让他在其中放松，而他的身体和声音的种种活动方式，让他同时感到刺激和反感。尽管事后很痛，但他知道自己把修士们吓坏了，他们害怕他的怒气、大吼和力量。他们用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打他，他们开始在上课房间墙壁的钉子上挂一根皮带，他们会脱下凉鞋打他个不停，害他次日连坐都没办法坐，他们说他是怪物，希望他死掉，说当初应该把他留在那个垃圾袋里不予理会。他也很感激他们这样对待他，那样就可以让他累得筋疲力尽，因为他自己控制不了心底的那头野兽，所以需要他们帮忙击退它，让它往后退回笼子里，直到下次又跑出来为止。
他开始尿床，被迫要更频繁地去找加布里埃尔神父，接受更多的检查，而神父检查他的次数越多，他尿床就越频繁。神父开始在夜里去他房间找他，还有彼得修士，后来又多了马修修士，于是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他们逼他穿着尿湿的长睡衣睡觉，逼他白天也穿着那身衣服。他知道自己身上很臭，闻起来像尿和血，他会尖叫、暴怒、哭号，上课上到一半，他会把桌上的书扫下桌，修士们就立刻开始打他，不再上课。有时他被打得失去意识，后来他开始想念这种滋味：时间在那片黑暗中流逝，但他不在其中，他也不知道别人对他做了什么事。
有时他暴怒的背后有些原因，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自己永远很脏、很龌龊，仿佛他体内有一座破败的建筑物，就像他有回难得离开修道院，被带去看的那座废弃的教堂：屋梁上生着点点霉斑，木椽裂开，上面布满了被白蚁蛀食的孔洞，毁坏的屋顶难堪地露出一块块三角形的白色天空。他在一堂历史课中学到水蛭，知道古时候人们认为水蛭可以从人类身上吸出不健康的血液，愚蠢而贪婪地把疾病吸入肥胖蠕动的身躯中，于是他在自己的闲暇时间——上完课之后，开始做杂务之前——走进修道院产业边缘的那条小溪，寻找自己的水蛭。但他一条都找不到，听修士说那条溪中没有水蛭，他尖叫又尖叫，叫到声音都没了，还是停不下来，即使那时他感觉喉咙里仿佛充满滚烫的血液。
有回他在自己的房间，加布里埃尔神父和彼得修士也都在。他设法不要叫出声，因为他已经学会只要他越安静，事情就会越快结束。此时，他仿佛看见卢克修士像一只蛾似的飞快掠过门框外，他觉得受到了羞辱，尽管当时他还不认识羞辱这个字。于是第二天，他在闲暇时间溜到卢克修士的花园，把每一株黄水仙的花朵都摘下来，堆在卢克修士的园艺工具小屋门口。那管状的花冠指向天空，像一张张打开的鸟喙。
稍后，独自忙着做杂务时，他觉得很后悔，悲伤令他双手沉重。当他把水提到房间的另一头时，水桶落地，他整个人扑在地上，懊恼又自责地尖叫。
晚餐时他吃不下。他寻找卢克修士的身影，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罚、怎么处罚，想知道什么时候他得向卢克修士道歉。但是他不在。焦虑之下，他手上的金属牛奶壶掉在地上，冷白的液体泼溅在地板上，于是坐在他旁边的帕维尔修士把他从长椅上抓起来，推到地板上。“清理干净。”帕维尔修士朝他咆哮，把一条抹布朝他丢去，“星期五前你都不能再吃东西了。”那天是星期三。“回你的房间去吧。”趁修士改变心意之前，他赶紧跑回房间。
他的房间位于餐厅上方的二楼一角，原来是一间小储藏室，没有窗子，而且窄得只放得下一张行军床。他的房门向来开着，除非有修士或神父在里头，门才会关上。当他上了楼、绕过转角，远远就看到门关着。有一会儿，他默默地在空荡的走廊上逗留，不确定里头有什么等着他：大概是某个修士吧，或是一个怪物。没在小溪找到水蛭，他有时会幻想角落里深暗的阴影就是巨大的水蛭，摇晃着竖直身体，发亮的环状皮肤是油腻的黑色，等着用潮湿无声的重量闷死他。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跑向那扇门，砰一声打开来，里头只有他的床和泥褐色的羊毛毯子，还有纸巾盒，以及书架上的课本。然后他看到房间的角落里，靠近床头处，有一个玻璃瓶插着一把黄水仙，顶端是鲜黄色有褶边的漏斗状花冠。
他坐在瓶子旁的地上，手指抚摸着那天鹅绒质感的花冠。那一刻他的忧伤很庞大、很强烈，他真想把自己给撕开，把手臂的伤疤扯掉，把自己撕成一片片的，就像他对卢克的花做过的那样。
但他为什么要对卢克修士做那样的事？卢克并不是唯一对他好的人。不惩罚他的时候，戴维修士总是赞美他，说他脑子动得很快。就连彼得修士都常常从镇上的图书馆借书给他阅读，等他看完了再一起讨论，认真听他的意见，好像他是个真正的人。但是卢克修士不仅仅是没打过他，而且会努力让他安心，表现出对他的忠诚。前一个星期天，他站在加布里埃尔神父那一桌的桌尾，正要念餐前祷辞时，忽然被一股捣蛋的冲动攫住了，想从面前抓起一把马铃薯块，在餐厅里乱丢。他几乎可以感觉到喉咙叫得沙哑的刺痛、皮带抽着背部的灼痛，还有他即将沉入的黑暗，以及醒来时将会看到白昼的炫目天光。他看着自己一手抬起来，看着手指张开有如花瓣，移向那个大钵。就在此时，他抬头看到了卢克修士。他朝他眨了一下眼睛，严肃而短暂，像照相机的快门般一闪，一开始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然后，卢克又朝他眨了一下眼睛，出于某个原因，这个动作让他冷静下来。他控制住自己，说了餐前祷辞后坐下，平静无事地吃完晚餐。
现在又有了这些花。但他还没想到这些花可能代表什么意义，门就打开了，是彼得修士。他站起来，在那可怕的一刻等待着他的，是他永远没准备好面对的事情，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事都可能降临在他身上。
次日，他上完课后直接跑去玻璃温室，决心要和卢克说些什么。但当他走近时，决心就消失了。于是他磨蹭着，踢着路上的小石头，跪下去捡起小树枝，丢向修道院外围的树林。他到底打算说什么？他转身准备离开，走向修道院北端的一棵树，他在那棵树根部的裂缝间挖了个洞，放入一批新的收藏，不过都是他在树林里捡到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小石头、一根形状有点像瘦狗跃起的树枝。平常他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挖出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拿在手里。此时他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发现是卢克。卢克举起一只手打招呼，朝他走来。
“我就觉得是你。”卢克修士说着走近他（太不诚实了，很久以后他才想到，不然还会有谁？他是修道院里唯一的小孩）。无论怎么努力想，他还是想不出该怎么向卢克道歉，真的什么话都想不出来，不知不觉他哭了起来。他以前哭时从不觉得难堪，但那一刻却很难为情，于是他转身背对卢克修士，用有伤疤的那只手背遮着双眼。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好饿，而那时还只是星期四下午，他要等到第二天才有东西吃。
“哦，”卢克说，他感觉到修士跪下来，离他很近，“别哭，别哭。”但修士的声音很温柔，于是他哭得更凶了。
卢克修士站了起来，再度开口时，他的声音比较愉快了。“裘德，听我说。”他说，“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跟我来吧。”修士开始走向玻璃温室，还回头确认他是不是跟了上来。“裘德，”修士又喊，“跟我来吧。”他不禁好奇起来，跟了上去，走向他熟悉的玻璃温室，带着一种陌生的急切感，好像他从没看过温室一般。
成年后，他有时会走火入魔，执迷地想找出事情开始出大错的确切时刻，仿佛他可以将那一刻冻结，保存在琼脂里，拿起来在课堂上教导学生：这就是发生的时候。这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会想，是我偷饼干的时候吗？是我毁掉卢克那些黄水仙的时候吗？是我第一次乱发脾气的时候吗？或是更不可能的：会是我做了一些事、让她把我丢在药房后头那个时候吗？那会是什么事？
但其实他知道：是在他走进玻璃温室的那个下午。是在他放弃一切，愿意跟着卢克修士之时。就是那一刻。从此以后，一切都没再对劲过了。
* * *
再走五步，他来到了前门，可是手抖得太厉害，钥匙插不进锁孔里。他诅咒着，钥匙差点掉地。然后他进了公寓，从前门到他的床只剩十五步了，可是走到一半，他不得不停下来，缓缓坐到地上，用手肘匍匐前进，完成最后那点距离。有一会儿他躺在那里，周围的一切旋转着，直到他有力气把床上的毯子拉下来盖住自己。他会躺在那儿直到太阳离开天空，公寓内变黑，最后他会用手臂把自己撑起来，爬到床上。然后他会睡着，没吃饭、没洗脸也没换衣服，他痛得发抖，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会孤单一人，因为威廉演出结束后会跟女朋友出去，要很晚才回家。
他会很早醒来，觉得好过一些，但伤口会在黑夜渗出液体。他星期天上午出门走路（灾难性的散步行程）前换上的纱布会被脓汁浸透，而他的长裤会因为分泌物黏在皮肤上。他会传短信给安迪，得到回复后会再传一则。然后他会冲澡，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上头黏着零碎的烂肉和发黑、黏湿的血块。他会喘着猛吸气，免得叫出声来。他会记得上回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和安迪的对话，当时安迪建议他弄个轮椅以备不时之需。尽管他很不想再用轮椅，可是他但愿现在有一台。他想安迪说得没错，他的市区长途漫步的确代表着他不可饶恕的傲慢，他想假装一切没问题、不肯面对自己的残疾，实在太自私了，因为后果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对他慷慨又和善，莫名又没有道理，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
他会关掉花洒的水，放低身子躺在浴缸里，脸颊贴着瓷砖，等自己感觉好一点。他会想起自己受困了，困在这具他痛恨的身体里，怀着他所痛恨的过去，两者他都永远无法改变。他会想哭，因为挫折、憎恨和疼痛，但自从发生了卢克修士的事情以后，他告诉自己再也不可以哭了，从此他真的没再哭过。他会想起自己无足轻重，只是一个空壳，里面的果实早就干瘪，只能发出空洞无用的喀啦声。他会感受到在他最快乐和最难受的时刻都会出现的那种刺痛、打着冷战的厌恶，问他自以为是谁，竟然给这么多人造成麻烦，以为他有权利继续活下去。其实他自己的身体都跟他说该停下来了。
他会坐在那里等待，继续呼吸，然后他会庆幸现在时间还很早，威廉不可能发现他，也就不必再次救他。他会设法拖着身子站起来（虽然事后他不会记得是怎么做到的），爬出浴缸，吃几颗阿司匹林，再去上班。上班时，他会觉得纸上的字模糊地舞动。等到安迪来电时，应该才早上7点，他会告诉上司马歇尔他病了，拒绝马歇尔开车送他，但是如果感觉太难受了，就让他协助他上出租车。去上城的路上，他会经过他前一天才愚蠢地走过的那段路。等到安迪开门时，他会设法保持镇定。
“小裘。”安迪会这般喊他，并且处于温柔模式，他今天不会说教。接着他会让安迪带着他穿过空荡荡的等候室，此时他的诊所还没开门。然后安迪会帮他坐上那张他度过好多个小时、好多天的检查台。他甚至会让安迪协助他脱掉衣服，再闭上眼睛，等着安迪拆开他腿上的胶带，揭开湿透的纱布，露出破皮的伤口，等着那令人晕眩的剧痛袭来。
我的人生，他会想着，我的人生。除此之外没法再想别的，他会一直重复默念这几个字——一部分像念经，一部分像诅咒，一部分像宽慰——同时滑入他经历这类剧痛时会造访的另一个世界。他知道那世界离自己的世界从来不远，但他事后总是想不起来：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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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Felix，菲利克斯，拉丁语原意为幸运。
[2]postman，原意是邮差，但此处用作双关语“后男人”。
[3]cross-country，字面是越野赛跑，亦可以解读为穿越全国的旅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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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你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定他的，当时我告诉你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一说出口，我就知道那并非实情。我会这么说，是因为这话听起来很美，像是书中或电影里的角色会说的话。当时你我都觉得很痛苦、很无助，我觉得这样说，眼前的状况可能就不会让我们那么难受。那个状况，我们一直觉得有办法阻止，但还是发生了。那是在医院里，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知道你记得：你那天早上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搭上飞机，跳房子似的经过好几个城市和国家，花了好多时间，降落后停留一整天，然后又离开了。
但现在我想讲得精确一点。因为没有理由不精确，而且我应该力求精确。我一直想要这样，一直试着这样。
我不确定该从哪里讲起。
或许讲些好听的话吧，也的确是事实：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刻就喜欢你了。当时你24岁，我47岁（天啊），我当时觉得你很特别。后来，他谈到你的善良，但他从来不必跟我解释，因为我知道你很善良。那个夏天你们四个第一次来我的房子，对我来说，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周末，对他也是。对我，是因为我在你们四个身上看到雅各布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对他，则是因为他原先只把我当老师，但那回他突然看到我穿短裤和围裙，在烤架上烤蛤蜊，还跟你们三个争辩各式各样的话题。一旦我停止在你们脸上寻找雅各布的影子，我就开始享受那个周末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三个是那么乐在其中。你们不觉得整个状况有什么奇怪：你们三个假设人们会喜欢你们，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你们。而且你们觉得，如果自己礼貌又友善，就没有理由认为对方不会回报。
但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这么想，我是到后来才发现的。然后，我在用餐时观察他，发现争辩特别激烈时，他会往后坐，似乎完全退出战场，然后持续观察你们。你们三个是那么轻松地提出挑战，完全不怕激怒我，也毫无顾忌地动手去拿桌上的马铃薯、节瓜、牛排，还会开口要求自己想要的，并大方接受。
那个周末，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小事。那天，你跟他、朱丽娅和我，正走在通往瞭望台、两旁种了桦树的小径上（你还记得吗？当时那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茂密的树林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跟他并肩而行，你和朱丽娅在后头。你们不知正在聊什么，昆虫？野花？你们两个总是聊得来，你们都喜欢野外，也喜欢动物。我不明白乐趣何在，但我很喜欢你们两人这一点。你碰触他一边的肩膀，走到他面前，跪下来帮他把松开的鞋带重新绑好，然后回到后头跟朱丽娅边走边聊。整个过程很流畅，只是一个小动作：往前一步，弯下膝盖，又往后退到她旁边。对你来说这没什么，连想都没想，甚至没有中断谈话。你总是留心着他（不过你们三个都是），以十几种小小的方式照看着他，在那短短的几天，我都看到了，但我怀疑你不会记得这起小事件。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看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无法形容，只知道在那一刻，我感觉心中有个什么崩塌了，就像一座盖得太高的沙塔：为了他，为了你，也为我自己。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呼应我的表情。真不敢相信有人会去帮另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这么不假思索，这么有风度！我看着他，打从雅各布死后，我第一次明白，所谓有个人或有个东西会让你心碎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说法太强说愁了，但在那一刻，我明白那可能是强说愁，但也是真实的。
而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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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人父母，不是因为我有差劲的父母。事实上，我的父母很棒：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乳癌，接下来五年只有我和父亲。他是自己开业的家庭医生，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跟病人一起变老。
我们住在西端大道，靠82街，他的诊所就在我们住的那栋楼的一楼，我放学后常常会进去转一下。他的病人都认识我，我也以身为医生的儿子为荣，跟每个人打招呼，看着他接生的婴儿变成小孩，抬头看着我，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我是斯坦医生的儿子，说我在一所很好的中学读书，是全纽约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还说如果他们够用功，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去读。“亲爱的，”我父亲会这么喊我。即使我后来长得比他高了，每次放学后去诊所里，他一看到我，就把手掌放在我的后颈，吻一下我的脸颊。“我亲爱的，”他会说，“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我8岁时，他娶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阿黛儿。我童年的每个时刻她都不曾缺席：她总是带着我去买需要的新衣服，陪着我们父子过感恩节，准备好我的生日礼物。对我而言，不是阿黛尔像母亲，而是母亲就该像阿黛尔。
她年纪比我父亲大，是男人会很喜欢、相处自在，但从来不会想娶回家的那种女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她长得不漂亮。谁需要母亲漂亮呢？我有回问她是不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就是她的孩子，还说她无法想象能有更好的孩子。这说明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于我父亲、阿黛尔，以及我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使得我从来不曾质疑她那番话，直到我三十几岁，跟我当时的太太为了该不该再生一个孩子（取代雅各布）而争吵。
阿黛尔是独生女，而我是独生子，我父亲也是：一家三口都是唯一的孩子。但阿黛尔的父母当时还健在（我父亲的父母则不在了），我们周末常常到布鲁克林去拜访他们，现在那一带已经被纳入公园坡了。他们住在美国近五十年，还是不太会讲英文，阿黛尔的父亲很害羞，母亲则很勇于表达情感。他们跟阿黛尔一样身材矮壮，而且跟她一样很和蔼。阿黛尔会跟他们讲俄语，然后她父亲（我理所当然喊他爷爷）会张开胖胖的拳头，给我看里头有什么秘密：一只木制鸟笛，或是一大块鲜艳的粉红色口香糖。即使我成年了，读法学院了，他照样会给我一些小玩意儿。他的杂货店老早就关了，这表示他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从别处买来的。但是哪里呢？我一直想象有间秘密商店，里面都是几十年前流行过的玩具，但一些老移民还是忠实地光顾，买店家囤积的那些漆着螺纹的木陀螺、金属玩具兵和抛接沙包，里头的橡胶球在没拆开的塑料袋里就已经黏着污垢了。
我以前一直有个毫无根据的理论，认为男生如果年纪够大（因为此年纪足以做出判断），目睹了他父亲的第二段婚姻，那么他日后娶的太太就会像继母，而非母亲。结果我娶的人并不像阿黛尔。我的第一任太太莉柔，冷静又独立自主。她不像我认识的其他女生，总是把自己缩到最小（包括她们的才智，这是当然了，还包括她们的愿望、愤怒、恐惧与沉着），但莉柔从来不会。我们第三次约会时，才刚走出麦克杜格尔街的一家小餐馆，忽然有一名男子从旁边一处阴暗的走道踉跄走来，吐在她身上。她的毛衣沾了厚厚的橘黄色呕吐物，我清晰地记得其中一大团黏在她右手的那枚小钻戒上头，好像钻石上长出了肿瘤。周围的人猛吸一口气或惊叫起来，但莉柔只是闭上眼睛。换作别的女人，一定会尖叫（换作是我也会尖叫），但我记得她只是打了个明显的寒战，好像她的身体承认那很恶心，也同时摆脱了那种恶心。等到睁开眼睛，她就恢复了。她脱掉那件开襟毛衣，扔进最近的垃圾桶。“走吧。”她告诉我。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那一刻，我想要她，于是我跟着她一直走，最后走到她的公寓，是沙利文街的一个烂地方。从头到尾，她的右手一直微微举着，而那团呕吐物还黏在她的戒指上面。
我父亲跟阿黛尔都不是特别喜欢她，虽然他们从来没这么跟我说；他们很有礼貌，也尊重我的意愿。为了礼尚往来，我也从来没问过他们，免得逼他们撒谎。我不认为是因为莉柔不是犹太人（我父母并不虔诚），但是我想他们觉得我太敬畏她了。这也可能是我年老后才判定的。或许我佩服莉柔的那种能干，在他们眼里却是冷淡或冷漠。天晓得他们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他们对她总是很有礼貌，她对他们也相当客气，但我想，他们比较想要的媳妇，应该会稍微跟他们撒撒娇，让他们讲些我小时候丢脸的故事，可以跟阿黛尔吃午餐，跟我爸下西洋棋。事实上，就像你。但莉柔不是那样的人，也永远不会是。一旦我父母理解到这点，他们就保持一些距离，不是要显示他们不高兴，而是某种自律，好提醒自己应该试着尊重某些界限，比如她的界限。我跟她在一起时总觉得异常放松，仿佛面对她那样强悍的能力，连厄运都不敢来挑战我们。
我们是在纽约认识的，她比我大一岁。当时我在上法学院，她在读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找到法官助理的工作，她则开始实习。她专攻肿瘤科。当然，我一直很佩服，因为这会让人想到：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想治愈你的女医生更抚慰人心了，你想象她像个母亲般弯腰察看病人，身上的医生袍洁白如云。但莉柔不想被人佩服，她对肿瘤科有兴趣是因为这一科比较难，大家公认比较花脑筋。她和其他的肿瘤科实习生非常瞧不起放射科医生（太唯利是图）、心脏科医生（太趾高气扬且自鸣得意）、小儿科医生（太多愁善感），尤其是外科医生（极度傲慢）和皮肤科医生（不值一评，尽管他们常常和皮肤科医生合作）。他们喜欢麻醉科医生（诡异的书呆子、吹毛求疵，而且有上瘾倾向）、病理学医生（比他们还花脑筋），还有……唔，大概就这样了。有时他们一群人来我们家，吃过晚餐后会一起讨论病例和研究，而他们的伴侣（律师、历史学者、作家和比较次要的科学家）就被冷落在一旁。最后，我们便溜到客厅，讨论日常生活里各式琐碎、比较无趣的事情。
我们是两个成年人，那样的生活也够快乐。我们从不抱怨相处的时间不够多，无论是她还是我。她当住院医生期间，我们继续住在波士顿，然后她在研究生期间搬回纽约，我则留下。当时我一面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面在法学院兼课。我们每个周末会轮流在波士顿和纽约碰面。她完成医生训练后搬回波士顿，我们结婚，买了栋房子（不是我现在那栋），小小的，就在剑桥市的边缘。
我父亲和阿黛尔从来没问我们是否打算生小孩（说起来，莉柔的父母也是；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都比她容易动感情得多，我们少数几次去加州圣巴巴拉看他们，她父亲会跟我说笑打趣，她母亲则端上一盘盘切成薄片的小黄瓜和撒了胡椒的西红柿片，都是他们自己菜园里种的，而莉柔会以一脸保持距离的表情看着我们，好像很难为情，至少被他们相对的开朗弄得不知所措。），我想他们以为只要不过问，就还有一点机会。但事实是，我觉得没有生小孩的必要；我从没想过要有小孩，甚至对小孩没特别的感觉。这个理由似乎足够让我们不要生了。我觉得，要生小孩，就应该很想要，甚至很渴望才行。这种事可不是怀着矛盾心理或毫无热情就能去试试看的。莉柔的感觉也一样，或者我是这么以为的。
但接着，在我31岁、她32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她已经在厨房里等着我。这很不寻常，她的工作时间比我长，通常要晚上8、9点才会到家。
“我得跟你谈一谈。”她说，很严肃，我忽然害怕起来。她看到我的表情，露出微笑；她不是个冷酷的人，我也不想让你以为她没有关怀和柔情，她其实都有。“不是什么坏事，哈罗德。”然后她笑了一声，“我想不是。”
我坐下来，她吸了口气：“我怀孕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有一两次忘了吃避孕药。快八周了。我今天去萨莉那确认了。”（萨莉是她医学院时期的室友，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兼妇科医生。）她说得很快，用不连贯、摘要式的句子。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前我还吃了催经药，你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看我没吭声，“你说点话吧。”
一开始我没办法开口，好一会儿才问：“你觉得怎么样？”
她耸耸肩：“我觉得还好。”
“很好。”我愚蠢地说。
“哈罗德，”她说，在我对面坐下来，“你想怎么做？”
“那你想怎么做？”
她又耸耸肩：“我知道我想怎么做，但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不想留下。”
她没有反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如果我想留下呢？”
她已经有所准备：“那我就会认真考虑。”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莉柔，”我说，“我们应该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不完全是我宽宏大量，多半是出于懦弱。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我乐于让她做决定。
她叹气：“不必今天就决定。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她不必说，我也知道，还有四周的时间可以考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索着所有男人碰到女人跟他说她怀孕了都会想的事情：生出来的婴儿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喜欢他吗？我会爱他吗？然后，更压倒性的是：为人父亲。有那么多责任、条件、烦闷和失败的可能性。
次日早晨我们没有谈这件事，隔一天我们也没谈。到了星期五我们要上床睡觉时，她很困地说：“明天我们得讨论这件事了。”我说：“那当然。”但是我们没谈，一直没谈，然后第九周过去了，接着是第十周，然后第十一周和第十二周也过去了。要做什么都太晚了，不但困难，也不合伦理。此时我想，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时间帮我们做了决定（应该说，我们的不决定，帮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要有小孩了。结婚以来第一次，我们两人都这么犹豫不决。
我们原先想象会生一个女孩，如果是，我们就要给她取名阿黛尔，沿用我母亲的名字；中间名是萨拉，是萨莉的正式名。但结果不是女孩，于是我们请阿黛尔取首名（她高兴得哭出来，是我极少数看到她哭的一次），萨莉取中间名：雅各布·摩尔。（我们问萨莉，为什么是莫尔？她说是因为托马斯·莫尔的缘故。）
有人觉得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崇高、比较有意义、比较重要、比较了不起，但我从来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也不是）。在雅各布出生之前我不觉得是那样，他出生之后我也没有改变想法。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确很奇特，那种爱的基础不是出于身体上的吸引，也不是出于愉悦感或才智，而是出于恐惧。有孩子之前你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或许就是这种恐惧骗得我们以为这种爱比较重大，但其实恐惧本身才更重大。每一天，你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我爱他”，而是“他怎么样了”，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忽然被重新安排，成了种种恐怖的障碍赛场地。我抱着他等候过马路时，一想到我的小孩或任何小孩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幸存，真是太荒谬了。那概率就像晚春的蝴蝶存活的概率一样低（你知道，就是那些小小的白蝴蝶），有时我看到那些小蝴蝶在空中摇晃着飞翔，总是差点撞死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另外，让我告诉你我学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不管子女年纪多大，或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成为你的子女，一旦你决定把某个人想成你的子女，事情就改变了。之前你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一切乐趣，你对他们的所有感觉，全被那种恐惧压过去了。那不是生物学上的恐惧，而是超生物学的。那不是源自要确保一个人的基因密码存活下去，而更接近一种渴望，渴望证明自己不被这个世界的计谋和挑战侵犯，渴望击败那些试图摧毁你所拥有的事物的力量。
第二件事情是：当子女死了，种种预期中的感觉你都会有。这些感觉，有太多人详尽记录下来了，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出了。只不过要说一声，那些关于悲痛的文字都一样，这种一致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那些感受都没有偏离主轴。有时你觉得这种感觉比较多、那种感觉比较少，有时你觉得感觉的顺序不对，有时你觉得某种感觉持续得比较久、另一种感觉比较短暂；但那些感觉总是一样的。
没有人说过的是，当你的小孩死了，一部分的你（非常小、但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从你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一直在你预期中、你日夜担心且为之做好准备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
啊，你告诉自己，终于来到了，就是现在了。
之后，你再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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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的第三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问我能否一眼看出学生适不适合读法律。我的答案是：有时候。但往往你会看走眼，上半学期看起来似乎很聪明的学生持续退步，而一个你原先根本没注意的学生却逐渐散发光芒，你想要听他讲出自己的想法。
天资最聪颖的学生，第一年往往过得最辛苦。法学院，尤其是法学院的第一年，真的是不太鼓励锻炼创造力、抽象思考能力和想象力。我常常觉得，在这方面（根据我听说的，并非第一手信息）有点类似艺术学院。
朱丽娅有个朋友叫丹尼斯，从小就非常有艺术才华。他们小时候就很要好，有回她拿他10岁或12岁画的东西给我看，都是一些小素描：几只鸟在啄地，他没有表情的圆脸，或是他的兽医父亲抚摸着一只满脸痛苦的狗。丹尼斯的父亲看不出上绘画课有什么用，所以丹尼斯从没受过正式训练。等到他们年纪稍长，朱丽娅去上大学时，丹尼斯则去了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说，第一个星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画任何东西，教授总是挑出丹尼斯的素描，钉在墙上，供大家赞美与批评。
但接下来，他们开始学习如何绘画：本质上，就是重新学画画。第二个星期，他们只画椭圆：宽的椭圆、胖的椭圆、瘦的椭圆。第三个星期，他们画圆：三维空间的圆、二维空间的圆。然后画一朵花、一个花瓶、一只手，再来是一颗头、一具身体。随着每周的训练，丹尼斯画得越来越糟。等到学期末，他的画就再也没被钉到墙上了。对于绘画，他变得很局促不安。现在他看到一只狗，它尾巴上的长毛轻轻扫过地面，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狗，而是盒子上接着一个圆。当他试着画的时候，他担心的是比例，而不是要抓住那只狗的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