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找教授谈谈。我们的用意就是要击垮你，丹尼斯，他的教授说，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有办法重新站起来。
“那我想我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丹尼斯说。他后来成为出庭律师，和他的伴侣住在伦敦。
“可怜的丹尼斯。”朱丽娅说。
“啊，没事的。”丹尼斯叹气，但我们都不相信他真的没事。
同样的，法学院也会摧毁你的思维方式。小说家、诗人、艺术家通常在法学院的表现都不会太好（除非他们是差劲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但是数学家、逻辑学者、科学家的表现也不见得好。前者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后者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懂逻辑。
总之，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好学生，杰出得不得了。但是他极力表现得很平凡，因而掩饰了他有多杰出。根据他在课堂上的回答，我就知道他有成为一流律师的所有条件：法律被称为一门买卖（trade）不是意外，就像所有的买卖一样，最重要的是记性要好，这点他有。其次重要的（也跟很多买卖一样）就是要看出眼前的问题所在，然后立刻看出后续可能的影响。那种眼光很像是工程承包商看房子的眼光，他们看到的不光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大堆冬天会结冰的水管、夏天会潮湿胀大的护墙板、春天会涨满雨水的雨水槽、秋天第一波寒意来袭时会冻裂的水泥表面。对律师来说，他们眼中的房子也不是房子，而是一个上锁的保险箱，里面放满合约、留置权、未来诉讼、可能的违法或侵权。这栋房子代表你的财产、东西、你这个人、你的隐私权可能遭受的各种攻击。
当然，你不能真的永远这么想，不然你会把自己给逼疯。对大部分律师来说，一栋房子最终也只是一栋房子，需要放进东西、修理、重新粉刷、清空。但是有一段时期，每个优秀的法学院学生都觉得自己的观点转变了，他们了解到法律是无可逃避的，任何互动、日常生活的任何层面都逃不过法律善于攫取的长手指。一条街道变成一场惊人的灾难，聚集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案例和潜在的民事诉讼。一场婚姻看起来就是一场离婚案。整个世界一时之间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他做得到，他拿到一个案子，就能看到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你的脑袋必须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会发生的后果，然后选择要操心哪些、忽略哪些。但他同时也忍不住会思索案子牵涉的道德层面；这在法学院是没有帮助的。我有一些同事甚至不准学生在课堂上说出“对”和“错”。“对跟这个案子没关系。”我以前的一个教授常常这样对着我们咆哮，“什么是法律？法律上是怎么样？”（法律教授都很戏剧化，没一个例外。）另一个教授每回碰到有人提到“对”或“错”，什么都不会说，只是走到那个犯规的学生面前，递给他一小张纸（他在西装内侧口袋里放了一小叠），上头印着：锥蒙大楼二四一室。那是哲学系办公室。
比方说，有个假设性的案子：某个美式橄榄球队要去另一所学校打客场比赛，但是一辆面包车故障了。所以他们问某位球员的母亲能否借她的车。母亲说没问题，但她不开车，于是她要求助理教练帮她开。结果，那辆车开到一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车子在路上打滑、冲出路面、翻车，车上的人全部死亡。
这里头没有刑事案件。当时路面很滑，驾驶人也没有喝酒或嗑药。那是场意外。但那些死去球员的父母告了那辆面包车的车主。他们主张那是她的车，更重要的是，驾驶人是她指定的。他只是她的代理人，因此要负责的是她。所以结果呢，原告胜诉吗？
学生们不喜欢这个案子。我也不常教，因为太极端了，我认为会掩盖其中的教育意义。但只要我教这个案子，就总是听到课堂上传来一个声音说“可是这样不公平！”这个字眼——公平——听了就让人很烦，但同样重要的是，学生对公平这个概念总是念念不忘。我会告诉他们，“公平”从来不是回答，但他们总会考虑到公平。
总之，他从来不谈公平与否。他好像对公平这件事没有什么兴趣，这点让我非常好奇。因为很多人关心公平与否，尤其是年轻人。公平这个概念是用来教导乖孩子的，是幼儿园、夏令营、游乐场和足球场上的管理原则。雅各布还可以去学校学习事物、还可以思考和讲话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公平，也知道公平很重要，需要受到重视。公平是针对幸福的人，他们有幸过着种种由安全感构筑出来的生活，其中模糊不定的事物比较少。
然而，对与错，就是针对——唔，或许不是不幸福的人，而是有伤痕的人、害怕的人。
啊，这一点，我现在才想到？
“所以原告会胜诉吗？”当时我问。那一年，他的第一年。我在课堂上教了这个案子。
“会。”他说，然后解释为什么，他出于本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胜诉。接着，果然，我听到教室后头传来一个小小的声音：“但是这样不公平！”我还没来得及开始那学期的第一次说教——“公平从来不是答案”云云，他就平静地说：“但这是对的。”
我从来没能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堂课结束，所有人立刻站起来急着离开，简直是用跑的，仿佛教室里失火了。我还记得当时提醒自己下一堂课（就在那个星期的后几天）要问问他，但我后来忘了。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那几年，我不时会想起这段对话，每回我都心想：我一定要去问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始终没问，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这成了他的模式：他懂法律，他在法律领域特别有慧根。但接着，正当我希望他停下来不要讲的时候，他又会引入某个道德论点，并提到伦理。拜托，我会心想，拜托不要提道德。法律很简单，不像你想象的需要考虑那么多细节。在现实里，伦理和道德的确会影响法律，但在法学中不会。道德协助我们制定法律，但是道德无法协助我们应用法律。
我当时很担心他会让自己很辛苦，糟蹋自己真正的天赋，只因为思考过度（我很不想这么说自己的专业）。停止！我很想告诉他。但我从来没说，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听他讲自己的想法。
到最后，当然，我其实不必担心，他学会了如何控制，学会了不要提到对与错。一如我们知道的，他这个倾向并不影响他成为了不起的律师。但后来我常常替他难过，也替自己难过。我真希望当初逼他离开法学院，真希望叫他改念哲学系。我教他的技巧根本就不是他需要的。我真希望我把他推到别的方向，让他的思维方式像当初那样柔软有弹性，不必硬逼自己朝乏味的方向思考。我觉得自己把一个原本会画狗的人变得只会画形状了。
谈到他，很多事情让我心生愧疚。但有时无来由的，我最感到愧疚的是：我打开了面包车的车门，邀请他上车。虽然我没冲出路面，但我载他来到一个荒凉、冰冷、没有颜色的地方，还把他留在那里。而他原先上车的地方有一片充满鲜亮色彩的风景，天空爆出五彩烟火，让他惊奇得合不拢嘴。
3
他要去波士顿过感恩节的前三个星期，一个包裹寄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个又大又笨重的扁木板箱，每一面都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他把木箱在书桌旁边放了一整天，直到那天晚上很晚了才有空打开来。
看到寄件地址，他就知道里头是什么了。即使是你不想要的东西，拆开包裹时你还是会有那种不由自主的好奇。箱子里是几层厚厚的褐色纸，接着是几层气泡垫，然后包着几层白纸，最后才是那幅画。
他把画转到正面。“献给裘德，致上我的爱与歉意，杰比。”杰比在画布上这么写着，就在他的签名“让·巴蒂斯特·马里昂”的上方。画框背面贴着一封杰比代理画廊的信封，里头的信件证明这幅画是真迹，并附上日期，信上还印了画廊的地址，以及登记员签名。
他打电话给威廉，知道他已经离开戏院，大概正在回家的路上：“猜猜我今天收到什么？”
威廉只稍微顿一下，就回答：“那幅画。”
“没错。”他说，然后叹了口气，“所以我想，这件事是你在背后操纵的？”
威廉咳嗽：“我只是跟他说，这件事他已经没别的办法了——如果他希望你以后还会跟他讲话的话。”威廉暂停一下，他听得到呼啸的风声，“你需要人帮忙把画搬回家吗？”
“谢了。”他说，“我打算把画暂时留在这里，以后再搬。”他把画包回原来的层层包装里，放进木箱，然后推到办公桌底下。关掉电脑前，他开始给杰比写一条短信，但是又停下来，删掉原来写的，收拾东西回家。
杰比最后还是把这幅画送给他了。他很惊讶，但同时也不惊讶（而且一点都不奇怪是威廉说服杰比这么做的）。十八个月前，就在威廉开始演出《马拉穆定理》之前，杰比接到上东城一家画廊的代理邀约，并在今年春天推出了首次个展“男孩们”。那一系列共有二十四幅画，是根据杰比拍摄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画出来的。杰比遵守几年前的承诺，让他先看了打算画的那些照片。他同意了其中很多张（很不情愿，同意时还难受得反胃，但他知道这个系列对杰比有多么重要），但结果杰比对他不同意的那些照片反倒更有兴趣，其中少数几张（有一张他蜷缩在床上，双眼睁着但看不见，很可怕，左手很不自然地张得很开，像食尸鬼的爪子），他惊慌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杰比拍过那些。那时他们第一次吵架：杰比一直哄他，接着发脾气，又威胁，又大吼，看他不肯改变心意，就试图说服威廉支持他。
“你知道我其实不欠你什么。”杰比发现说服不了威廉时，这么告诉裘德，“我的意思是，严格来说，我根本不必征求你的同意。严格来说，我他妈的可以爱画什么就画什么。问你一声只是礼貌，你知道。”
他可以说一大堆理由来驳倒杰比，但他实在气得不想说了：“你答应过我的，杰比。”他说，“这样应该就够了。”他还可以补上一句：“你是我的朋友，你本该这么做。”但他几年前就明白，杰比对友谊和随之而来的责任的定义跟他不一样，而且这件事没有讨论的空间：要么你就接受，不然就拉倒，而他当时决定接受。但是最近他开始觉得，要接受杰比和他的种种限制很吃力，似乎让人愤怒、疲倦、辛苦得没有必要了。
到最后，杰比不得不认输。展览开幕前的几个月，他偶尔会暗示被他称为“失去的画作”的那几件作品很伟大，把裘德画得不那么僵硬、胆怯或害羞，而且没那么庸俗（这是杰比最喜欢的论点）。后来，他觉得很难堪，因为自己竟然这么好骗，相信杰比会尊重他的意愿。
画展开幕日是四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四，就在他30岁生日过后不久。那天晚上冷得反常，梧桐树刚冒出来的嫩叶都被冻得碎裂。他转过街角来到诺福克街，停下来欣赏那家灯火通明的画廊，它像个明亮的金色箱子似的，在寒冷单调的黑夜里散发暖意。才刚进去，他就碰到了黑亨利·杨和他们在法学院认识的一个朋友，接着又碰到好多熟人，有大学时代的旧识，也有去利斯本纳街参加派对认识的人，还有杰比的两个阿姨，马尔科姆的父母，以及他好几年没见的杰比老友。因此他花了好多时间才挤过人群，看到那些画。
他一直都知道杰比很有才华。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你偶尔觉得杰比这个人有多么不厚道，他的作品还是可以让你相信你错了，所有你曾认定是他性格上的缺点，都反过来证明了你自己的小心眼和坏脾气，而且你还会相信杰比其实是个非常有同情心、有深度而宽容的人。那一夜，他毫无困难地看到了那些画的强度与美感，对杰比只有单纯的引以为荣和感激：当然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成就，也因为杰比有能力画出那种色彩和影像，让其他的色彩和影像变得黯淡、贫弱，此外杰比也有能力让你用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那些画排成长长的一列，像五线谱般延伸过几面墙，而杰比创造出的色调——浓密的瘀血蓝和波本黄，仿佛发明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色彩语言。
他停下来欣赏《威廉与女孩》，这幅他在展前已经看过，而且已经买下。画中的威廉并没有面对镜头，双眼似乎转过来直视观者，不过想必是看着照相机后头的一个女孩。他很爱威廉脸上的表情，那是他非常熟悉的：正要微笑、嘴巴还很柔软且尚未启动，但眼睛周围的肌肉已经开始往上拉了。那些画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以排在这幅之后的是几个月前的他（他碰到画自己的作品就快步略过），再下一幅是《马尔科姆与弗洛拉，柏森街》，马尔科姆和他姐姐，他从里头的家具认出这是弗洛拉在西村的第一间公寓，不过她早就搬走了。
他四处看了一圈要找杰比，发现他在和画廊经理交谈。那一刻，杰比拉长脖子看到他，朝他挥了挥手。“天才。”他隔着人群用嘴型向杰比示意。杰比咧嘴笑了，也用嘴型回他：“谢谢。”
接着，他转到第三面、也是最后一面墙，看到那两幅画，都是画他的，两件杰比都没先让他看过。第一幅里面的他非常年轻，手拿一根香烟。第二幅他觉得是根据两年前拍的照片画的，他坐在床沿弯着腰，前额靠墙，双腿和双脚交叉，眼睛闭着——每次他疼痛发作结束都是这个姿势，集中全身的力气，设法再站起来。他不记得杰比拍了这张照片，也的确，这幅画的角度（相机从门框边缘往内窥看）说明杰比不打算让人记得他拍了照，因为根本是偷拍。一时之间，整个展览空间的声音笼罩在他周围，他只能盯着那两幅画看了又看：即使心里很痛苦，他还是明白自己的反应主要不是因为这两个画面，而是画面勾起的回忆和感觉，也明白他因为其他人竟能看到他人生中两个悲惨时刻的记录而产生的被侵犯感，只是个人的感受，只对他自己有意义。对其他任何人来说，这只是两件没有背景的画作，毫无意义，除非他公然说出其中的含义。但是啊，看到这两幅画让他很难受，他忽然急切地希望旁边没有人，只有他自己。
他设法撑过开幕之后的例行晚宴，感觉时间漫长得永无止境，他好想念威廉，但威廉那天晚上有表演，没办法来参加。至少他完全不必跟杰比讲话，反正杰比一直忙着招呼大家。对那些走过来找他——包括代理杰比的画廊老板——跟他说最后那两幅以他为主角的画是全场最佳作品的人（不知怎的，好像他也有贡献），至少他还能微笑以对，说杰比的确是了不起的天才。
但稍后回到家，可以重新控制自己之后，他终于能够跟威廉清楚表达自己遭到背叛的感觉。威廉毫不犹豫地站在他那一边，替他抱不平。因此他暂时消了点气，然后才明白，连威廉都对杰比的欺骗行为感到讶异。
这引发了第二次争执。他们在杰比公寓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碰面，谈话证明杰比就是不肯道歉，顽固得令人火大。杰比只是说了又说，说那两幅画有多棒；说有一天等他克服了自己的那些问题，就会懂得欣赏这两件作品；还说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说他真的得面对自己的不安全感，那种不安全感根本毫无根据，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会证明这件事对他有所帮助；又说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他长得有多好看，这一切难道不能让他明白，或许——不，铁定——他才是错估自己的那个人；最后，杰比还说那两幅画都画出来、完成了，他觉得应该怎么做？把画毁掉他会比较高兴吗？难道要把画从墙上拆下来，拿去烧掉吗？反正大家已经看过了，时间也不可能倒退，为什么他不能干脆接受，别再计较了呢？
“我没要求你毁掉它们，杰比。”他说，被杰比怪异的逻辑和简直就是冒犯人的诡辩气得脑袋发昏，想大叫，“我是要你道歉。”
但杰比没办法，或者不愿意道歉。最后他站起来离开，杰比也没有试图阻止他。
之后，他再也不跟杰比说话了。威廉也去找杰比谈过。根据威廉的说法，他们两个最后就在马路上吼来吼去，然后威廉也不跟杰比讲话了。所以从那时开始，他们主要是靠马尔科姆得知杰比的消息。马尔科姆还是一如往常地不表态，但也坦承他认为这件事错的绝对是杰比，同时又暗示他们两个太不切实际。“小裘，你明知道他不会道歉的，”他说，“这可是杰比啊。你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我要求他道歉过分吗？”跟马尔科姆谈话之后，他问威廉。
“不。”威廉立刻说，“这件事太扯了，裘德。他太扯了，而且他一定要道歉。”
那次展览的画全数卖光。他买的《威廉与女孩》和威廉买的《威廉与裘德，利斯本纳街，II》都送到了他的办公室。《裘德，病后》（他后来知道画名，心底又生起一股怒火和羞辱感，霎时体验到所谓“气得盲目”是什么意思）被某个收藏家买走。他的购买向来被视为祝福和未来获得成功的预言：他只买艺术家首展的作品，而且被他买下作品的艺术家后来大都发展得不错。只有展览中最重要的作品《拿着香烟的裘德》还没确定归属。这是因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外行错误：画廊经理把这幅画卖给一位重要的英国收藏家，画廊老板却把它卖给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所以，好极了。”威廉跟马尔科姆说，知道马尔科姆会把他的话转达给杰比，“杰比应该跟画廊说，那幅画他要自己留着，而且应该把它送给裘德。”
“他不能这么做。”马尔科姆说，吓得好像威廉是在建议把那幅画丢到垃圾桶里，“那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啊。”
“谁在乎？”威廉说，“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还是有机会进现代艺术博物馆。不过马尔科姆，我告诉你，如果他想保住裘德这个朋友，真的只有这个解决办法。”
于是马尔科姆传了话。想到可能失去威廉这个朋友，足以让杰比打电话给威廉要求碰面。见面时杰比哭了，还控诉威廉背叛他，总是站到裘德那一边，根本不在乎杰比的事业，而杰比向来很支持威廉的事业。
这一切耗上了好几个月。当春天转入夏天时，他和威廉去了特鲁罗度假，没有杰比（也没有马尔科姆，他说他很怕留下杰比一个人）。杰比跟马尔科姆一家人去马撒葡萄园的阿奎纳过五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和七月四日国庆节假期，而他和威廉则踏上了计划已久的克罗地亚和土耳其之旅。
然后是秋天，威廉和杰比第二度碰面。在此之前，威廉很意外地获得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片约，饰演格林童话改编的《银手姑娘》里的国王，一月就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拍片；他在工作上获得晋升，全纽约最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之一克瑟葛罗的一位合伙人也来找他加入，但同时，他偶尔不得不开始使用安迪在五月帮他买的轮椅。此外，威廉和交往一年的女友分手，开始跟服装设计师菲莉帕在一起；还有他以前当法官助理时的同事克里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人，在信中出柜，同时还谴责了保守主义；哈罗德一直在问今年感恩节有谁会来，还问他同行的人离开之后，能不能留下来住一夜，因为他和朱丽娅有事要跟他谈谈。这几个月，他和马尔科姆去看舞台剧，和威廉去看画展，另外还读了几本小说。以前他都是跟杰比讨论，因为四个朋友里就他们两个最爱看小说。有好多事情以前他们四个会一起讨论，但现在都是其中两个或三个人讨论。一开始他们有点无所适从，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四人行，但他逐渐习惯了，而且就算他想念杰比——包括他的机智和自我中心，他有本事只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影响他的事情——他也发现自己无法原谅他，甚至他已经完全可以接受没有杰比的生活。
而现在，他想他们的吵架结束了，这幅画是他的了。那个星期六，威廉跟他去办公室，他把画拆开来靠在墙上，两人沉默地看了好久，好像那是一只不会动的动物园动物。这幅画曾登上《纽约时报》的艺评版，稍后《艺术论坛》也有报道，但是直到现在，它平安地抵达他的办公室之后，他才有办法真正欣赏它。如果他能忘记里头画的是自己，他几乎可以看出这张画有多美好，也明白杰比为什么会被这个画面吸引：画中的陌生人一副害怕又提防的模样，无法分辨是男是女，衣服像是借来的，模仿着成人的动作和姿态，但显然对两者一点也不了解。他对画中那人再也没有任何感觉，但这种没感觉是刻意靠意志才办到的。就像你常常在街上碰到一个人，却故意不去看，随着一天天过去，都假装看不到，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看不到此人了，或者你让自己相信你看不到。
“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幅画。”他向威廉坦承，他很后悔，因为他不想要这幅画，而且很内疚威廉之前为了他跟杰比绝交，为了一个他知道自己不会再看的东西。
“嗯，”威廉沉默了一会儿说，“反正你可以送给哈罗德，我很确定他一定会很喜欢。”他这才明白，威廉或许一直都清楚他不想要这幅画，而且他不在意，也不后悔选择了他而非杰比，更没有因为必须做这个选择而怪他。
“是啊。”他缓缓地说，但他知道他不会这么做。哈罗德会很喜欢这幅画（他当初看展时就非常喜欢了），还会把画挂在显眼的位置。这么一来，每回他去拜访哈罗德都会看到。“对不起，威廉。”最后他终于说，“我很后悔把你拖过来。我想我要把画留在这里，等到我想出该怎么处理再说。”
“没关系。”威廉说。于是两人又把画包回去，放到办公桌下。
威廉离开后，他打开手机，终于写了一则短信给杰比。“杰比，”他写道，“很谢谢你的画，也谢谢你的道歉，两者都对我意义重大。”他暂停下来，想着接下来要说什么，“我一直很想念你，想知道你的近况。”他继续写，“等到你有空碰面时，记得打个电话给我。”这些都是实话。
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处理这幅画了。他查到杰比那家代理画廊的登记员地址，写了一封短信给她，谢谢她把《拿着香烟的裘德》寄来，说他想把这件作品捐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问她能不能帮忙促成这件事？
后来回头看时，他把这起事件当成某种转折点，是一段人际关系从此改变的关键：适用于他和杰比的友谊，这很自然，但也适用于他和威廉的友谊。在他二十来岁时，有时他会看着自己的朋友，感觉到一种非常纯粹、深厚的满足。他恨不得环绕他的世界当场停止，没有一个人必须离开那一刻，因为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他对他们的情感也是最完美的。当然，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片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那个时刻悄悄消失。
如果说在这起事件之后，杰比对他来说没有以前那么重要，未免太夸张、太决绝了。但他的确第一次有办法理解，自己多年来信赖的人有一天可能会背叛他。这很令人失望，但是也无法避免。人生会持续推着他前进，就算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方面辜负他，但至少有一个人永远不会。
* * *
他认为哈罗德总有把感恩节搞得太过复杂的倾向（朱丽娅也赞同）。自从他第一次受邀到他们家过感恩节起，每年哈罗德都跟他保证（通常在十一月初，此时他还对计划充满热忱），今年他要彻底翻转美国最逊的烹饪传统，让他大吃一惊。哈罗德一开始总是野心十足：九年前他们共度的第一个感恩节，也就是他读法学院的第二年时，哈罗德宣布他要做法式橙汁煎鸭，不过要用金桔来取代柳橙。
但是他带着前一晚做的核桃蛋糕抵达哈罗德家时，只有朱丽娅来门口迎接他。“别提鸭子的事。”她低声说，然后亲吻他的脸颊来打招呼。厨房里，愁眉苦脸的哈罗德正把一只大火鸡从烤箱里拿出来。
“一个字都不准说。”哈罗德警告他。
“说什么？”他问。
今年，哈罗德问他觉得鳟鱼怎么样。“在鳟鱼里塞其他馅料。”他补充。
“我喜欢鳟鱼。”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但是你知道，哈罗德，我其实喜欢火鸡的。”他们每年的对话都大同小异，哈罗德会提议把各种肉类和蛋白质主菜作为火鸡的改良菜色，有蒸乌骨鸡、菲力牛排、豆腐木耳、熏白肉鱼自制黑麦沙拉。
“裘德，没人喜欢火鸡啦。”哈罗德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想干吗。别假装你喜欢火鸡，因为你不认为我有本事做别的，那是侮辱我。我们要吃鳟鱼，就这样。另外，你可以做去年做的那种蛋糕吗？我觉得跟我准备的这种葡萄酒很搭。把你需要的材料开清单给我就是了。”
他总想，最令人不解的是，大体上哈罗德对食物（或葡萄酒）不是那么有兴趣。他的品位其实很糟糕，常常带他去价钱很贵的二流餐厅，还开开心心地大吃烧黑的肉，吞下缺乏想象力、黏糊糊的意大利面。他和朱丽娅（同样对吃的兴趣不大）讨论过哈罗德每年感恩节这种奇怪的执迷：哈罗德迷过的东西很多，有些难以理解，但感恩节大餐尤其如此，能持续这么久更是诡异。
威廉觉得哈罗德会展开感恩节挑战，一开始有点为了耍宝，但经过这么多年，他变得更加认真，他现在真的停不下来了，即使知道自己从来不会成功。
“可是裘德，你知道，”威廉曾说，“这都是为了你。”
“什么意思？”他问。
“他在表演给你看。”威廉说，“他用他的方式告诉你他很关心你，才会试着让你刮目相看，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他立刻摒弃这说法：“威廉，我不认为是这样。”有时，他会假设威廉说的可能有道理。这个想法让他乐坏了，觉得自己又傻气又有点可悲。
今年感恩节，威廉是唯一陪他去过节的朋友。因为等到他和杰比和好时，杰比已经说好要带马尔科姆去他阿姨家；他试着取消，但两个阿姨非常不高兴，他只得放弃反抗。
“今年会做什么主菜？”威廉问。感恩节前夕的星期三，他们搭上北上的火车，“驼鹿肉？鹿肉？龟肉？”
“鳟鱼。”他说。
“鳟鱼！”威廉回答，“唔，鳟鱼很简单。今年我们说不定真能吃到鳟鱼。”
“不过他说他打算塞一些馅料。”
“那收回刚刚讲的话。”
晚餐席上总共有八个人：哈罗德和朱丽娅夫妇、劳伦斯和吉莉安夫妇、朱丽娅的朋友詹姆斯和他的男友凯里，以及他和威廉。
“哈罗德，这是炸药鳟鱼。”威廉说，手上正切着他的第二片火鸡肉，全场大笑起来。
他很好奇，要到什么时候，他在哈罗德家吃晚餐才能不再觉得这么紧张、这么格格不入？当然，他的朋友帮了他忙。哈罗德喜欢跟他们争论，试着挑衅杰比说出过分又逼近种族歧视的话，问威廉他什么时候要定下来，跟马尔科姆辩论结构和美学趋势。他知道哈罗德喜欢跟他那些朋友互动，他的朋友也乐在其中，这给了他机会，只需聆听他们发挥本色，不必觉得非得参与不可；他们是一群鹦鹉，对彼此摇晃着一身鲜亮的羽毛，把自己展示给同伴看，丝毫没有畏惧或隐瞒。
那顿感恩节晚餐的主要话题是詹姆斯的女儿，那年夏天刚结婚。“我老了。”詹姆斯抱怨道，劳伦斯和吉莉安也发出同情的叹息声，因为他们夫妇的两个女儿还在念大学，这个感恩节去了加州卡梅尔的朋友家过节。
“这个让我想到，”哈罗德说，看着他和威廉，“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要定下来？”
“我想他指的是你。”他说，看着威廉微笑。
“哈罗德，我今年32岁！”威廉抗议道，每个人又大笑起来。哈罗德一嘴食物，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威廉？算是解释吗，还是答辩？你又不是16岁！”
他那天晚上过得很开心，但心底有一部分还是很焦虑，担心哈罗德和朱丽娅次日要跟他谈的事情。在搭火车北上的途中，他终于跟威廉提了。之后在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片刻（填火鸡料、把马铃薯烫了去皮、在餐桌上摆好餐具），他们设法猜想哈罗德可能要跟他谈什么。晚餐后，他们穿上大衣到后院坐着聊天，又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至少他知道他们没事，他第一时间就确认了。哈罗德跟他保证他和朱丽娅都很好。那会是什么事呢？
“或许他觉得我太常跟他们在一起了。”他跟威廉说。也许哈罗德只是厌倦他了。
“不可能。”威廉说，快速又肯定，这让他松了口气。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或许他们其中一个在别处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要搬家？”
“这个我也想过。但我觉得哈罗德不会离开波士顿。朱丽娅也是。”
到最后，可能的选项实在不多，至少没那么多需要跟他谈的事情：或许他们要卖掉特鲁罗的房子（他很喜欢那栋房子，但为什么得跟他谈？）。或许哈罗德和朱丽娅要分开了（可是看起来他们的互动还是老样子）。或许他们要卖掉纽约的公寓，想问他有没有意愿买（不大可能，他很确定他们绝不会卖掉那间公寓）。或许他们要整修公寓，需要他帮忙监工。
之后，他们的猜测变得更具体也更不可能：或许朱丽娅要出柜（或是哈罗德）。或许哈罗德皈依了福音教派（也许是朱丽娅）。或许他们要辞掉工作，搬去纽约州北部的静修处。或许他们要成为苦行者，搬去克什米尔的偏僻小村定居。或许哈罗德成了共和党员。或许朱丽娅发现上帝了。或许哈罗德被提名为检察长，又或许哈罗德要代表社会党竞选总统。或许他们要在剑桥市广场开一家餐厅，只卖塞入肉类馅料的火鸡。此时，他们两个已经笑到不行，既是出于对未知的紧张、无助和自我纾解，也是出于这些猜测的荒谬性。总之，两人笑到坐在椅子上直不起腰，用大衣领子捂住嘴巴好闷住声音，笑出的眼泪把脸颊都冻得发痛了。
夜里躺在床上，他又开始想这件事。那些思绪有如触须般从他心底的某个黑暗空间悄悄爬出来，像一根细细的绿色藤蔓，缓缓钻进他的意识里。或许他们其中一人发现了他的过去。或许他们会把证据拿出来给他看，一份病历、一张照片，甚至是一段影片（这是他最大的噩梦）。他已经决定不去否认、争论，也不会为自己辩护。他会承认那是真的，他会道歉，解释他不曾故意欺骗他们，并且主动表示再也不会和他们联络，然后他会离开。他只会要求他们帮他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练习说那些话：对不起，哈罗德。真的很对不起，朱丽娅。我从来没有故意要让你们难堪。当然这样的道歉毫无作用。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结果没有区别：他会让他们难堪，他已经害他们难堪了。
威廉次日早晨离开了，当天晚上他有演出。“你一知道就打电话给我，好吗？”威廉问，他点点头。“裘德，一切都会没事的。”威廉保证，“无论是什么，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别担心，好吗？”
“你知道我无论如何一定会担心。”他说，试着响应威廉的微笑。
“是，我知道，”威廉说，“但努力看看，还有记得打给我。”
剩下来的白天，他一直忙着打扫（屋子里总是有很多要打扫的，因为哈罗德和朱丽娅都不太注重整洁）。等到他们一起坐下来，提早用晚餐，吃着他做的火鸡肉炖菜和甜菜沙拉时，他整个人简直紧张得像浮在半空中，只能假装在吃东西，把食物在盘子里移来移去，像罗盘的指针般乱晃，同时希望哈罗德和朱丽娅不会注意到。吃完后，他把盘子堆起来，准备收到厨房去，但哈罗德阻止了他：“裘德，先搁着吧。”他说，“或许现在我们该谈谈了？”
他觉得自己恐慌得手忙脚乱。“我真的应该先把盘子冲一下，不然剩下的汤汁会凝结在上头。”他无助地反抗，觉得自己好愚蠢。
“别管那些盘子。”哈罗德说。他知道哈罗德真的不在意盘子上的汤汁是否凝结，但一时之间他想到自己无所谓的态度是否太随意了。这样轻松的假象太不真实了。但最后，他没办法，只能放下盘子，跟着哈罗德走进客厅。朱丽娅正在给自己和哈罗德倒咖啡，同时给他倒茶。
他坐在沙发上，哈罗德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朱丽娅坐在他对面那张饰有中亚手工刺绣的软凳上：他们总是坐在这样的老位置，三人中间是一张矮几。他真希望这一刻能冻结，因为这可能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刻。他最后一次坐在这个温暖而昏暗的房间里，有好多书，还有酸甜的苹果汁的气味；茶几底下是海军蓝和暗红色相间的土耳其地毯，蜷曲得皱成一团；沙发抱枕上有几处被磨得很薄，都能看到底下衬的白色薄布。他曾被允许珍爱这一切，因为它们是哈罗德和朱丽娅的，而他允许自己把他们的房子当成他自己的。
有一会儿，他们兀自喝着咖啡和茶，不看彼此，他也试着假装这只是个寻常的夜晚。但如果这是个寻常的夜晚，他们不会这么沉默。
“好吧。”哈罗德终于开口，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做好准备。他提醒自己，无论哈罗德说什么，他都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无论哈罗德说什么，只要接受就好，然后谢谢他所做的一切。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这件事很难启齿。”哈罗德接着说，一手转着马克杯，他逼自己静心熬过哈罗德的下个停顿。“我本来都准备好讲稿了，对不对？”他问朱丽娅，她点点头，“但是我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紧张。”
“我知道。”朱丽娅说，“但是你做得很好。”
“哈！”哈罗德回答，“你这样撒谎，真是太好心了。”还朝她微笑。此时，他感觉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他们根本忘了他也在场。但接着哈罗德又沉默了，努力试着说出他想说的话。
“裘德，我已经，我们已经，认识你快十年了。”哈罗德终于说了，他看着哈罗德的双眼转向自己，随即又别开，转到朱丽娅头部上方，“这些年来，你逐渐成为我们非常关心的人，对我们两个都是。当然了，你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觉得你对我们不只是朋友而已，而是更特别的人。”他看着朱丽娅，她再度点点头，“所以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件事太，太冒昧，但我们在想，你或许愿意考虑让我们，呃，收养你。”现在哈罗德又转向他，露出微笑，“你会成为我们法律上的儿子，也是法律上的继承人。有一天，这一切……”他空着的那只手挥向空中，滑稽地模仿豪爽的姿势，“都会是你的，如果你想要的话。”
他没吭声。完全讲不出话来，无法回应，他的脸颊麻痹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这时朱丽娅也匆忙补充：“裘德，”她说，“如果你不想，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完全理解。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如果你拒绝，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感觉。对吧，哈罗德？你在这里永远、永远都会受到欢迎，而且我们希望你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老实说，裘德，我们不会生气，你也不该觉得难受。”她看着他，“你需要一点时间考虑吗？”
这时，他才感觉到麻痹消退了。好像出于补偿似的，他的双手开始发抖，他便抓了一个抱枕用双臂抱住，好掩饰自己的颤抖。他试了好几次，才有办法开口。可是说话的时候却无法直视他们任何一个。“我不必考虑。”他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奇怪又虚弱，“哈罗德、朱丽娅，你们在开玩笑吧？这是我这辈子最渴望的，绝对、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我只是从没想到……”他停下来，觉得自己的话变得破碎。一时间，三个人都沉默下来，最后他终于有办法看他们两个：“我还以为你们要告诉我，你们再也不想跟我当朋友了。”
“啊，裘德。”朱丽娅说。哈罗德一脸困惑不解：“你怎么会这样想？”
他摇摇头，无法跟他们解释。
他们又沉默了，然后所有人都露出笑容——朱丽娅望向哈罗德，哈罗德朝他看，他则对着怀里的抱枕，不确定该如何结束这一刻，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最后，朱丽娅两手一拍站起来。“香槟！”她说，随即离开客厅。
他和哈罗德也站起来，看着彼此。“你确定吗？”哈罗德低声问他。
“跟你一样确定。”他也低声回答，脑中浮现一个显然很没创意的笑话——这整件事还真像是求婚，但他实在不忍心开这玩笑。
“你知道，这样你就会一辈子跟我们绑在一起了。”哈罗德微笑，一手放在他肩膀上。他听了点点头，希望哈罗德一个字都别说了。要是说了，他就会哭出来、吐出来，或是晕倒、尖叫，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多疲惫、多精疲力竭，因为过去几个星期的焦虑，也因为过去三十年那份强烈的渴念、期盼、奢望，即使他一直告诉自己他不在乎。等到他们三个向彼此举杯，先是朱丽娅拥抱他，然后是哈罗德——被哈罗德抱住的感觉熟悉又亲密，搞得他差点要扭动起来。哈罗德叫他别去管那些该死的盘子，赶快去睡觉，他才松了一口气。
等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后，才想到要去拿手机。他需要感受身子底下那张床的结实、棉被贴着脸颊的丝滑，以及他在床上挪动时床垫那种熟悉的凹陷。他需要跟自己保证这是他的世界，他还在其中，而且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忽然间，他想起自己以前跟彼得修士的一段对话。当时他问修士他有没有可能被收养，修士大笑，“不。”修士说，太斩钉截铁了，从此他再没问过。当时他年纪一定很小，但他清楚记得修士那坚定不移的态度，反倒增强了他寻求的决心。不过当然，这种事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
他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打电话时都忘了威廉这会儿已经在台上了。不过威廉在幕间休息时间回电时，他还躺在床上原来的位置，处于同样类似昏迷的状态，手机还握在手里。
“裘德，”威廉喘着气听他说。他听得出威廉有多么替他高兴，只有威廉知道他成长过程的大致状况（还有安迪，以及哈罗德，在某种程度上）：修道院、少年之家、寄养的道格拉斯家。至于对其他人，他都尽可能避开不谈，到最后他会说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后来是在寄养家庭长大的，这样对方通常就会停止追问。但威廉知道更多的真相，还知道被收养是他最不可能、却也最热烈的渴望。“裘德，这真是太好了。你有什么感觉？”
他设法挤出笑声：“觉得我会搞砸。”
“不会的。”两人都沉默了。“我还不知道可以收养成年人。”威廉说。
“可以的。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常见，不过可以的。只要双方同意。这类收养的目的大都是为了继承。”他设法再度挤出笑声（他暗骂自己，别再试着发出笑声了），“我以前修过的家庭法都快忘光了，不过我知道我会拿到一张新的出生证明，上头有他们的名字。”
“哇。”威廉说。
“我知道。”他说。
他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喊威廉的名字，口气很威严。“你该挂电话了。”他告诉威廉。
“该死。”威廉说，“不过裘德，恭喜你。没人比你更有资格了。”然后朝吼他的人喊了一声。“我得挂电话了。”他说，“我想写信给哈罗德和朱丽娅，你不介意吧？”
“当然没问题。”他说，“不过威廉，先别跟其他人说，好吗？我想自己先沉淀一下。”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明天见。还有裘德……”但他没说完，或是没办法说下去。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威廉。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爱你。”威廉说。他还没回应，威廉就挂断电话了。每回威廉跟他说这句话，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总是渴望听到威廉这么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夜晚，他挣扎着不想睡，尽可能保持清醒和警觉，好好享受并一再回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辈子的向往，在短短几小时内成真了。
次日回到纽约的公寓，看到威廉留下的字条，要他晚上等着，先别去睡。威廉回到家时带着冰淇淋和胡萝卜蛋糕，两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甜食，但他们都吃了；还有香槟，虽然他隔天得早起，但他们也喝了。接下来几个星期飞逝而过。哈罗德负责处理文书部分，寄来了一些表格要他签字，包括收养申请书、更改出生证明的宣誓作证书、查询他潜在犯罪记录信息的请求书，这些文件他趁午餐时间带到法院公证了；同事间，他只告诉了马歇尔、西提任、罗兹，他不希望其他任何人知道。他也告诉了杰比和马尔科姆，他们的反应一方面跟他预期的一模一样：杰比讲了一连串不好笑的笑话，速度快得简直像抽筋，好像最后总会有一个好笑的；马尔科姆则提出了各种他无法回答的假设性问题，一个比一个粗糙。另一方面，他们也真心为他兴奋不已。他告诉了黑亨利·杨，他在法学院时修过哈罗德的两门课，一直很佩服他；还告诉了杰比的朋友理查德，他和理查德相熟是因为一年前埃兹拉家一个漫长无聊的派对，当时他们两个从法国的福利制度聊起，然后转入各式各样的话题，成了派对上仅有的两个没醉倒的人。另外，他也告知大学时代认识的菲德拉，她听了开始尖叫；还有另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友伊莱贾，也是听了直尖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