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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次伤害.2

作者:日-池谷孝司 当前章节:6871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02:08

龟井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教育委员会的两位负责人就面面相觑,立刻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大概这位母亲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让这个消息在教育相关人士之间传播开来,那么这位校长的一切活动也就无法开展下去了。等一切都结束之后,这位母亲就放心地让自己的女儿去那所高中上学去了,而她的女儿,却自始至终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之所以会出现多个此类案例,就是因为受害者控诉无门。一旦让加害者尝到了甜头,他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案。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话,他们的罪行恐怕很难被揭发出来。对此,龟井解释道:“有的受害者,隐忍了数十年,事情过去数十年后,才来找我咨询。还有的人等到加害者退休之后,才向教育委员会提出申诉,但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一句‘这些陈年旧事已经无从查起’。”

刑事案件虽然有时效性,但是对于教师的猥亵行为,如果查实确有此事的话,无论过了多少年也应被查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要查明事实的真相就更加困难。

对受害者而言,事件对她的影响是永恒的。很多受害者表示,尽管事件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但只要有像龟井这样的人肯倾听自己的心声,她们的心情就会轻松很多。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受害者

教师对学生实施猥亵的案例特征就是,受害者如果寻求救助的话,就会被加害者及周围的人逼入绝境,这就是所谓的“二次伤害”。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案例中的受害者,也经历了种种“二次伤害”,相信各位读者对这种情况也已经有所了解。

“一般在性侵害事件中,人们都会责怪受害者‘让人有可乘之机’,从而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尤其是学校里发生的案件更是如此。”龟井说道。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那位老师绝不会做出这种事,这是污蔑!’‘这种事情就不要到处宣扬了。’”

有些人对受害者提供帮助,自己却成为众矢之的。九州地区就有过这样一个案例:

某市立初中的一位三年级女生,曾经在校长室及车中,被身兼剑道部教练的校长猥亵,事后该女生告诉了家长。家长上报为刑事诉讼,但校长一句“没有印象了”,检方就决定不予起诉。后来,检察监察部门认为检方对该案的判断有误,但再次履行检察程序的结果,依然是不予起诉。作为刑事案件,此案宣告终结。她的家长又向检方提起民事诉讼,此次判决的结果是猥亵罪名成立,法院判决市教育部门必须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在刑事案件中,一定要有严谨的证据才能认定加害者有罪,因为刑事案件断罪的原则就是如此。有时在同一案件中,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这才导致校长的行为在刑事诉讼中属“灰色”,而到了民事诉讼中则成了“黑色”。

在事件彻底曝光之前,受害女生不得不忍受来自与校长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的骚扰。

事件曝光之初,就有一位剑道部学员的母亲,埋伏在受害者所上补习班的必经之路上,将受害者拉上车,假装关切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说真话的话,我可以替你向校长认错。”

受害者原来的升学目标是县立高中,经过此番事件,不得已之下只能去了其他县的私立高中。即便如此,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她在入学后不久,还是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从那所私立高中退学了。

“有时赢了官司,却又输给了自己。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对此案受害者提供过援助的龟井感叹道。

“与此同时,曾经帮助过受害者的家长与教师联合会的一位女性会长,也饱受周围人的骚扰。”

这位会长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有一次,她的孩子遇到一个陌生男人,那个男人问过了他母亲的姓名之后威胁道:“你妈妈要是再这么做的话,我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后来,这个孩子不得不转到了别的学校。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受害者及与受害者有关的人受到“二次伤害”的事例。以下都是受害者及其家长在与龟井交流过程中出现过的话语:

来自商量的对象的伤害

● 老师说他没做。

● 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老师也会做出那种事来吗?

● 那位老师授课很是上心,也深得学生们的信赖。

● 那位老师作为研究者在社会上拥有非常好的声誉,非常了不起。

● 他参加了教导主任资格考试,明年就要跻身管理人员之列了,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 孩子不会是做梦梦见的吧?

● 谁有时间管那些无聊的闲事啊?

● 那个人很有前途,学校少了他绝对不行。

● 那个老师有妻子有孩子,不会做那种事吧?

● 你也是被老师点了名才去的吧?

● 你不是说人家请你吃饭,还给你出了路费吗?

来自教职员工的伤害

● 他跟你开玩笑的。那个家伙,经常跟学生们嬉笑打闹。

● 他逗你玩儿的吧。只为博大家一笑,没必要放在心上。

● 那么热心的老师,没必要因为他说了什么而针对他吧。

● 他都结婚了,应该不会在别处找刺激吧。

针对被检举的老师的议论

● 尽做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事,这样下去工作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 总是吹毛求疵的话,教育工作也就无法开展下去了。

● 那家伙(受害者)曾经说过喜欢那位老师,不会是她主动的吧?

● 最近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老师吧?

● 小题大做,又没被强奸。

● 老师只不过是想爱抚两下罢了。

来自加害者的伤害

●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 要是不喜欢这样的话,就直说呀。

● 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 只不过是爱抚和表达友善的行为,也是指导的环节之一。

● 这只是关爱的表现,这有错吗?

●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来自友人的伤害

● 多好的一个老师呀!都怪你,我最喜欢的老师才会离开的。

● 都是你!尽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老师才会被调走了,怎么办吧?道歉!

● 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顾问不在了,社团活动也进行不下去了,都怪你!

为什么学校里容易产生“二次伤害”呢?

龟井这样解释道:“因为校园性骚扰属于‘绝对不允许出现的现象’,所以‘最好是没有’。要是真的出现了,也只能遮遮掩掩。要是加害者矢口否认的话,那么学校和相关方面由于利害关系的缘故,就很容易得出‘老师是正当的,学生在说谎’的结论。这与校园霸凌自杀事件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校负责人出于自保的目的,隐瞒事实真相。”

那么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有效防止“二次伤害”的发生呢?

入江认为:“如果是公立学校,校长得知真相后不要在校园内扩散,应该直接与教育委员会进行协商。”最好不要让受害者周围的人知道此事。不要开会说明,将校内知道消息的人数控制在最少,就能有效防止“二次伤害”的发生。隐瞒真相固然不好,但情报管理工作一定要到位。

龟井对调查方法还做出了具体要求:“无论是校长还是教育委员会,都不是搞调查的专业人士。要想进行缜密的调查,最好由律师等第三方人士介入,组成调查委员会。如果将来能够将这种方法制度化最为理想,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引入这种制度。”

要敢于说“不”

“孩子即便不愿意或是心存疑虑,也总是说不出口,尤其在对方是老师的情况下。”龟井感叹道。

龟井及其他工作人员制作了一部面向孩子们的DVD宣传片,在各地教育委员会及学校中均有销售。这部宣传片是由演艺部的初中生及为性骚扰所苦的学生们演绎的。

“我想告诉孩子们,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向对方及周围的人说‘不’。即便是假意强调自己‘没有性骚扰意图’的教师,看过这部宣传片以后,遇到类似情形的话,也一定会三思而后行吧。我们的目的就在于此。”

社团活动结束后,三名女初中生在更衣室中交谈。

“脚上的伤好了吗?”

“嗯,已经不疼了。当时,老师把我背到社团活动室,从大腿一直按摩到腹股沟。实际上我只是脚踝扭伤而已……”

“什么?腹股沟?真下流!”

这是宣传片当中的一个场景。

三名女生的话题还涉及了其他教师的“指导”行为:

“啦啦队叠罗汉表演训练时,他只盯着女生,还搂她们的腰……”

“他把手搭在了我操作鼠标的手上……”

“练字时他从身后紧贴着我的身体……”

以上都是些令学生难以启齿的场景,但她们却能够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等等。

宣传片中还出现了面对社团顾问发来的短信不知如何应对的那名初中女生。

“这些场景全部是基于事实制作的。但是,即便受害者鼓起勇气申诉,往往因为是‘孩子说的’而被搁置不理的也为数不少。”龟井愤然说道。

“我希望人们将这部宣传片用于教学与研究,但却迟迟未能推广。”龟井叹道。

她认为这是因为其中宣传了教师有可能变身为加害者,所以学校才不愿使用这样的教材吧。

“现在的教育就是教给孩子们‘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

但实际上,孩子们被老师猥亵、体罚的情形简直不可胜数。

“如果连性骚扰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自然是无从揭发。如果在即将遭受侵害的时候,仍然无力拒绝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将永远不会消失。这不仅仅是性骚扰本身的问题,而是事关教育成败的头等大事。”

联合国于198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议案的审议,但日本却迟迟没能获准加入,直至1994年,日本才成为第一百五十八个被批准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关于其中的原因,龟井解释道:“无论是学校,还是成年人,都缺乏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认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不尽义务是很难与人和睦相处的。”

有些专家指出,学生们在大学里的教师培养课程以及教育实习当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涉及儿童权利的问题。

龟井还说,如果学校里不方便教授这些知识的话,那么家庭教育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要好好保护,任何人都不能轻易触碰。讨厌的话你可以拒绝。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你要告诉你信任的人。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在龟井看来,家长对于孩子的话要用心倾听,只要你肯用心倾听孩子说的每一句话,那么孩子遇事也将敢于说“不”。

时常有侵犯人权的担忧

“老师们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着权力。”

中部地区的某个会议室中,龟井正在以SSHP法人代表的身份进行演讲。此次研讨会是由某市民团体主办的,四十余名与会者多为从事教育相关工作的女性,但也有几名身着正装的男性夹杂其中。

如何才能杜绝猥亵及体罚等侵犯学生人权的行为呢?对此,龟井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相关问题。

“或许很多教师都会这样说:‘我是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指导的。’可我却要说,即便如此,你在学生面前,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比如说升学时的操行评语,社团活动选手的选拔,等等。听了我的话以后,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手中权力在握。”

与会者频频点头,将龟井的话记了下来。

在分组讨论的时候,龟井列举了很多实际案例,诸如“老师假装看电脑屏幕,几次三番将身体靠过来”“书法指导时从背后伸出手来,触碰我的胸部”等。“严重程度”的设定从“无所谓”的“一”到“极度严重,不可原谅”的“五”,一共分为五个等级,龟井让与会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各抒己见。这样一来,与会者在接受受害人的咨询时,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受害者的心情。

当讨论到“小学时,被罚亲吻老师的脸颊”一例时,一名在学校工作的男性以“这是过去的事”为由,评定其严重程度为“三”,但当他听其他与会者说“这个老师肯定是个惯犯”“简直太出格了”的时候,连忙将严重程度改成了“五”。

研讨会结束后,一名从事学前教育的女性感慨说:“此次我终于意识到,有些事即使我们觉得没什么,但在受害者看来却是非常严重的。”

会议上发放的用三张A4纸打印而成的资料,得到各地教育委员会的认可,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是极具价值的进修材料。这些都是龟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龟井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校园性骚扰,其原因在于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其手段无外乎“汽车、手机与社团活动”几种。其社会背景在于“对待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权意识”及“性别歧视思想”在作怪。她还指出,学校的封闭性及自净能力差(人们普遍认为学校是一片圣洁的净土)等问题也是引发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原因。

关于受害学生无从倾诉的理由,龟井认为是由于“对方是老师(对老师的信任,操行评语要由老师填写)”及“不知道老师会把自己怎么样,很害怕”等方面的原因。

在这份资料中,也对受害者遭受来自周围的人的“二次伤害”进行了相关说明,其内容占总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受害者进行谴责,进而使受害者陷入窘境。所以,她建议人们在接受受害者咨询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去倾听,如果以中立的态度去思考的话,在受害者看来,就是在袒护加害者。

虽然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和学校不断有人邀请龟井去主持进修,但龟井对于他们的态度始终不满意:“那些负责人以为只组织一次进修就万事大吉了。我问他们要不要继续下去,他们总是回答:‘已经组织过了。’实际上这种进修要每年都搞才有意义。”

龟井等人提供的资料最后,用了一句受害学生的话作为总结:“有人肯倾听,我才有勇气倾诉。我想让我身边的大人们知道,有必要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根本原因在于体制

关于教师猥亵学生的行为,教育界相关人士总是说只是“少数不检点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要强调的是“大部分教师都是认真负责的”。但龟井却不这么想,她认为这是“学校的结构性问题”。

学生在学校里经常面临着人权被侵犯的危险,其具体表现就是不时发生的体罚现象及猥亵行为,这些都是侵犯人权的典型表现。在原则上,我们教育孩子们“人人平等”,但实际上抱有“教师的地位高于学生”“大人的地位高于孩子”及“男尊女卑”思想的教师依然不在少数。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教师甚至抱有孩子可以任人摆布的错误思想。

曾经当过初中老师的龟井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学校的方针及与其方针互相矛盾的隐衷上。

而且一旦事件发生,非但不向教育委员会汇报,反而欲掩盖事实真相的校长不在少数。校长们的托词往往是“为了孩子着想”“为了教师的将来着想”“绝不会是那样的老师,只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

“其实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保。狡猾的大人们将属于自己的问题通通甩给孩子们来背,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隐瞒事件的真相只会催生更多的类似事件。”

龟井认为,教育部门能否认识到事件的根源在于学校的体制,是否有意改进学校的体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让学生免于受害呢?入江直子的观点如下:

“只有力争从正面解决问题,才能真正有效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要想正面解决,就不能仅作内部处理了事,最好有第三方介入。再者,要想杜绝那些对事件视而不见的旁观行为,就要组织教师进行进修。”

据入江所言,即便发现同僚有猥亵行为,害怕告发后对自己有不利的影响而选择沉默的教师为数不少。

“这与霸凌事件中的旁观者现象如出一辙。受害者都会这样说:‘周围的其他老师应该已经发现问题了。’”

针对这一点,入江的见解如下:

“我们进修的内容,不是对加害者进行研究,而是要研究如何使自己不会变成一个旁观者。看到身边的情况有异时,要敢于阻止。如果教师之间都互相公开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增加透明度的话,学校的境况一定会大有改观。”

过去,每年公立中小学因猥亵而受到处分的教师人数仅为三人,现在其人数是以往的四十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实施猥亵的教师人数有所增加,而是因为过去置之不理的案件现在都被严厉追查的结果。龟井认为,对加害者的处分情况进行详细的跟踪调查,将迄今为止封闭于校园里的受害者的悲鸣公之于众,才能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今后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这样一来,学校中只要出现一名受害者,整个学校就都会受到影响。在防止性骚扰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是受益匪浅。”龟井语重心长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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