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没能发声，
如今再举报还有效吗？
无法向任何人倾诉
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读者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学校里真的会发生如此不堪的事情吗？”读到这里，校园性骚扰的现状大概你们已经了然于心了吧？它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我相信，如果将这一切公之于世的话，那么迄今那些被掩盖起来的“无声的悲鸣”定会反馈到我们这里。
本书改编自新闻连载《无声的悲鸣——学校里特有的事件》，因此本章也以此为题。在这篇新闻连载中，我想让人们听到那许多被掩盖起来的悲鸣声，更想让人们知道，教师猥亵学生的行为根本就是从学校权力结构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犯罪。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解答受害者“当初没能发声，如今再举报还有效吗？”的疑问。
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哦不，情况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连载开始后不久，就有读者陆续发来电子邮件和传真，让我们听到了她们的“悲鸣”。其中不乏学校方面刻意隐瞒，被读者揭发之后真相大白，最后上了新闻的案例。在本书的最后，我将一边介绍几个案例，对全书进行总结；一边探讨如何防止校园性骚扰这一重大而又沉重的课题。
与我取得联系的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我也曾遭受侵害，时至今日才终于有机会倾诉！”的心境。其中也有受害者找我咨询正在进行中的校园性骚扰。对此，我们也与相关人士携手，慎重地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能够在本书中公开的案例十分有限，下面我就做简要介绍：
案例1
有一名没有署名的读者在其邮件中写道：“虽然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现实中居然有这么卑鄙无耻的教师存在，所以才撰写了此文。文章中的内容没有经过任何加工，都是事实。”
初中修学旅行时，一位教师潜入一位女生的房间，对其实施了猥亵。后来我们才知道，受害者如今已经是一位年过四十的家庭主妇了。
案例2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每天都是哭着入睡的。如今已经过去十二个年头了。”这封邮件的主人精神状态极不稳定，三年前曾经企图自杀。
她还在邮件中写道：“时至今日我依然会梦到当时的情景。就连只是看到红色的汽车也会勾起我的回忆。每当我前往车站或是高中等那些与那件事有关的地方，我就会突然出现恶心的症状，或是不由自主地哭起来。有时候我在新闻或是报纸上看到与事件相关的地点，也是一样。甚至只是看到带有原班主任姓名的文字，我也会突然失控。”
案例3
爱媛县一名三十多岁的家庭主妇说，高中时受害的经历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我开始逃学，没跟家长打招呼就离家出走了。我很痛苦，也恨那个人。后来，我上了函授高中，拿到了毕业证。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可那个老师却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混乱不堪，我感到非常愤怒。”
这名女性对于我们的连载，说出以下这番话：
“这个连载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感觉自己得到了救赎。是你们让这个世人都不敢正视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谢谢你们。希望有同样的遭遇的孩子会越来越少，同时也希望大人们都会为保护身边的孩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案例4
有很多人为此事苦恼长达数十年之久。“一想起往事，就让人愤怒不已。”一名四国地区的女性这样说道。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在教室里，教导主任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然后从后边摸我的胸部。我既惊又怕，不敢对任何人说，上课也无法集中精力。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只要大人让小孩子闭嘴，他们就不敢对任何人讲。我心里一想到他领着高额退休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就更加觉得他不可原谅，绝对不可原谅！”
有些受害者即便是到了五六十岁，她们的痛苦依旧无法对任何人倾诉，想要忘记却又忘不掉。我们收到了很多这种悲惨的控诉。
她们的共同点就是“无法向任何人倾诉”。愤怒与恐惧一直伴随着她们，几年、几十年过去了，她们却依然无从诉说自己的遭遇。即便对方是家人，是亲密的朋友，她们依然无法说出口，长期以来，这种痛苦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如今，有很多人感叹：“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即便受害者闯过了这一道难关，依然还有下一道难关在等着她们。她们说出自己的遭遇，经过一番咨询以后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她们。
对受害者而言，她们非常害怕事情传出去。在之前的章节当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即便是发现了问题，学校或是教育委员会也会想方设法隐瞒事实真相，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在此之前，受害者不说，问题也就无法暴露出来，加害者也就一直在暗地里对受害者继续实施侵害，同时，受害者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体罚多发生在其他学生面前，而猥亵行为则多是在密室中进行的。由于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受害者不说出来的话，就很难被人发现。
文部科学省每年都公示教师猥亵行为被发现的原因。以2015年为例，其中最多的是“受害者找其他教职员工咨询”，占42.4%；其次是“警察与校方取得联系等”，占31.7%。以下各条原因所占比例大幅减少，其中“学校及教育委员会的通报”占8.5%，“加害者主动坦白”占5.8%，“受害者本人及其家长向教育委员会提出申诉”占2.7%，“现场目击”占2.2%。
除了受害者找人咨询，或是加害者被警察逮捕，或是非常偶然的原因，总之这类事件是很难被发现的。2013年12月，千叶县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处分事例当中，有一例是因为高中老师和某学生请假的日子总是在同一天，校方觉得可疑，经过调查才得知事实真相，但这只是极少数的案例。
教育主管部门在接受了受害者的咨询以后，该如何应对的确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首先，如果没有咨询这一步骤，那么事情将不会有任何进展，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教育主管部门，尤其是教育委员会，应该进一步完善咨询机制，从而为后续工作铺平道路。以前都道府县各行政区内出现性骚扰事件频发的情况后，教育委员会才会发布“紧急事态”的警报，迅速将印有咨询电话的卡片发给学生们。但这种情况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们所遗忘。与此相同，多年以后，人们甚至会完全忘记有紧急对策与相关程序的存在。
虽然说不上是万全之策，但大阪市教育委员会的做法可算得上各地教育委员会的典范了。实际上，大阪市教育委员会采纳了龟井明子“应该让最为专业的民间团体入驻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安排龟井为法人代表的非营利性组织“防止校园性骚扰全国网络”（SSHP）作为其咨询窗口入驻。虽然有时咨询内容会让教育委员会觉得很刺耳，但恰恰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越发觉得SSHP值得信赖。就像这样，让值得信赖的民间机构加入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章当中横山智子的案例。孩子们什么事都不愿意跟自己父母商量，一遇到困难她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朋友。但是跟朋友商量以后，往往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除了朋友以外如果还有值得信赖的老师当然最好，可并不是所有学生的心目当中都有这样的老师存在。这时如果要是有一个“保证保守秘密”的咨询窗口的话，她们也就不会如此为难了。如果将这些具备专业知识的咨询人员纳入体制，让孩子们随时都能够进行咨询的话，那么她们的合法权益必将得到保障。我觉得全国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都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体制问题
很多人对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刻意隐瞒以及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
一名来自鸟取县的四十多岁的女性说：“我的孩子所在学校的教师出现丑闻时，教育委员会及教师工会的态度简直令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理会学生的死活，也不在乎家长的意见，考虑的只是如何才能保住教师的饭碗。教师工会更是将责任全都推给了校长。在处理涉事教师的说明会上，我终于明白了，教育委员会的本质就是袒护他们自己人，全国都是这样的。”
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原本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却因为揭发性骚扰而使自己丢了工作。她在字里行间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在进修课上知道了性骚扰属于犯罪行为，现在我仍然牢记在心。我原以为学校里应该更严一点才对，我真是太傻了。但是我很坦然。你们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新闻稿，我看了真的很感动。”
第三章中的伊藤早苗的母亲惠子，也将自己的愤怒指向了教育委员会的制度。面对无论收集多少证据教育委员会都不予采纳的现实，她感叹道：“教育委员会为什么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放任不管？他们只是一味地说事实不清，有好几名受害者实名举报，举报内容又如此详细，只是因为加害者拒不承认，就无法判断是非黑白，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调查事件的真相不正是教育委员会该做的工作吗？”
的确，调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加害者拒不承认的情况下，要收集到足以对其进行处分的证据就越发困难。但是，我觉得教育委员会更倾向于把困难当成借口，来袒护属于教育体制内部的教师。
学校以及教育委员会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救助受害者，而不是学校的安稳和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若非如此的话，日本的校园性骚扰问题将永远解决不了，校园性骚扰事件还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断重复上演。
另外，许多教师发来邮件，强调“我们学校根本就不存在霸凌、体罚或是猥亵的现象”。但我认为重点不在于学校中有没有此类现象的存在，而在于当问题发生时，学校是否能够应对自如。这些问题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所学校里，如果从一开始就否认其存在的话，那么一旦出现问题，这些学校将不知该如何应对。说得严重一点，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无法应对自如，其原因就在于校长身为解决此类事件的关键人物，根本没有受过解决相关问题的专业训练，是个彻彻底底的外行。
有关教师的丑闻可谓层出不穷。如果从一开始就认为“绝无可能”，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一旦出现问题必将无从应对；如果做好“出现这种情况并非不可思议”“事件发生后如何应对”等思想准备，且对应对措施等进行认真调研，就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自如。前后二者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在调研过程中，教师与教师之间可以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这无疑会有效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调研的成果不会仅仅局限于性骚扰问题，教师们同样会认识到孩子们的人权问题，从而有效杜绝体罚学生、侮辱学生事件的发生。如此一来，教育水平无疑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教师的意识
在众多读者来信当中，很多人指责身为加害者的教师存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
山口县一名三十多岁的家庭主妇的看法如下：
“我不知道这些教师是不是真的会对小孩子产生恋爱的情感，即便真的会，那他们的理性跑到哪里去了？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我只觉得一阵阵的恶心。但随着内容的深入，我对一件事越发感兴趣了，那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有脆弱和愚昧的一面。”
这名主妇继续写道：
“究其原因，究竟是在教师培养的环节上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学校是个封闭的世界，才会这样呢？抑或是由于家庭方面的原因？或是上述因素都有呢？我也有女儿，这些问题不仅是别人的事情，也与我密切相关。”
一名大阪府的男性给我们发来邮件，他认为“或许一半以上的教师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生面前是高高在上的”。
“有一位老教师，他退休以后还想为社会做点贡献，很热衷于居委会等组织的各项志愿者活动。他跟人打交道时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所以自然不讨人喜欢。有他参加的活动，结局多是不欢而散。在我看来，老教师中的70%到80%，虽然能够以他们自己的处世方法与其他教师和睦相处，但在社会上却寸步难行。‘大家都要按我说的去做，谁不明白我就教育教育他’，这就是他们的处世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态度在不懂事的孩子面前行得通，在其他人面前也一定行得通。这是教师的职业病。”
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因为教师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伟大事业，在我所熟悉的教师当中，态度谦逊且充满工作热情的人也有很多。有人指出，让教师们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社会当中，或许也是发生校园性骚扰的原因之一。
熊本县的一个家庭主妇来信说：“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取消私密性较好的教室，以保障校园的透明性吗？但是努力减少外部因素的影响所带来的效果终归有限。难道不应该让教师也增加一些社会经验吗？”她还写道：“让他们多与从事服务业及农业等行业的人接触，懂得感谢大自然的话，他们的人性自然也会得到提升吧。我希望他们接触到社会以后，能够认识到自己并不是神。”
像这样，让教师进行其他行业的进修，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吗？
我觉得与其这样，倒不如让教师有机会接触立场各异的人们，与之自由交流。为此，学校招聘外部讲师在校内主持进修，让教师积极参加校外的进修会、研讨会等举措就显得尤为必要。但是有的一线教师抱怨说：“每当我们参加外部进修的时候，管理人员总是抱怨连连。”这就是说，如果校长与教导主任不积极支持此类举措的话，教师所处的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
社团活动
我们在第三章中围绕社团活动所衍生出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此章内容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有很多读者认为社团活动就是猥亵行为与体罚的温床。
某高中医务室的保健医接受了很多正在遭受猥亵的学生的咨询，这名保健医在邮件中写道：“我身边有许多正在发生着的类似事件。
“有个学生，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被教练侵害，无论在身体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一直和她保持着交流，直至她的状态有所好转。一年后，她跟我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
这名保健医与学生之间建立了互相信赖的关系，于是受害学生就跟她说明了一切。但受害学生叮嘱她说：“非常感谢您能听我倾诉，但是请不要公开这件事。”可是除了这个学生，还有很多学生也需要她的帮助，于是她继续跟这个学生交涉，结果这个学生终于改变了主意：“如果不说出我的姓名的话，这件事可以告诉校长。”
“我想在不公开受害者姓名的情况下对加害者进行举报，但校长和教育委员会却说如果不公布受害者姓名的话，则很难展开调查。”
从她叙述事情经过的邮件中，我们感受到了她的焦虑。后来，学校与派遣那位教练的机构取得联系后，说是那个教练由于承认了事实，所以即便是在不公开受害者姓名的情况下也能对加害者进行处理。最近，出现了几个即便是受害人不公开自己的姓名，只要事实关系清楚，就可以对加害人做出处理的案例。
有一位至今未能听到女儿亲口讲述真相的母亲这样说道：“即便流言消失了，对我和我女儿来说，事情都依然没有结束。我没能给女儿出什么主意，我不配当她的母亲。这孩子的言行举止稍有异常，我就会十分自责。但是比起失去的这一切，她能活着就比什么都强，只要她活在这世上，我就感到无比欣慰！”
也有很多读者发来邮件，指出在社团活动中，教师对学生的体罚谩骂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我的孩子参加了高中运动部的活动。顾问的体罚及语言暴力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即使向学校反映也仍然无济于事。孩子们只有唯唯诺诺、忍受着谩骂度日。孩子就好像是人质一样，家长什么话都不敢多说。”（来自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
茨城县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回忆道：“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排球部的顾问常把一句‘不能取胜就是白活’挂在嘴边，体罚就是家常便饭。被打耳光打得鼓膜破裂的不止一两个人。其他教师对他的行为也都采取默认的态度。”
顾问把部员当狗，叫部员的时候常说：“那两只，过来！”
“根本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温情，他只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工具。腰疼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一个人叫到社团活动室，给我贴扎。他把手伸进我的内裤里，在根本不需要进行贴扎的地方贴扎。他还乱摸我的下体。”
这名女性当时将这些自己不堪忍受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她的母亲找了一个当老师的亲戚商量，亲戚劝她们：“孩子的操行分掌握在老师手里。不要把事情闹大，不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将来。”结果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这名女性指出：“我隐约觉得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无论如何也无法释怀。”
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要比公立学校的情况更加复杂。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私立学校处理这类问题的原则就是内部解决。私立学校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其招生，这对私立学校来说简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学校方面担心口碑不好会导致报考本校的学生数量减少，所以拼命掩盖事实真相。如果出现性骚扰事件的话，肯定会对学校的口碑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某个社团能够在全国大赛上取得成绩的话，对学校来说无疑是一次最好的宣传，所以对于能够带领学生取得成绩的教练，校方根本就不想对其进行处罚。所以，因性骚扰问题而处分社团活动的指导者，这对于私立学校而言是触碰不得的禁忌。所以私立学校必定会费尽心机隐瞒事实真相。
某所私立高中的一位男性教师在邮件中提到，他所在学校有一位资格比自己更老的教师有猥亵行为，但由于私立学校特别重视口碑，如果揭发他的行为，自己在学校内的处境肯定会非常尴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另外一位负责私立高中社团活动的教师来信反馈说：“多名女性学员遭到猥亵后找我商量，我将这件事反映给了校长后，那位社团顾问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仍旧继续当他的顾问。”其中女学员向他反映的情况包括 “被摸屁股被摸脸”“外出比赛时被叫到旅馆的房间里，让我给他按摩”“我生病时，他随便出入我的宿舍”“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等。
我向这位教师询问了详细情况，采访了身为加害者的男性社团顾问，同时也采访了该校校长。校方虽然承认该顾问的行为有问题，但却赞同顾问“这并非是性骚扰”的说法，只是让该顾问写了保证，并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该社团在比赛中成绩优异，而校方看中的恰恰只是该顾问的指导能力。我想校方包庇此事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我趁着学校放学后，该顾问外出的机会找到他，对他进行了采访。他承认了外出比赛时将学生叫到自己的房间，让学生给自己按摩，还有擅自闯入女生宿舍的事实，但却声称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学生好，这也是对学生进行指导的环节之一。
下面是采访过程的再现：
池谷：你摸了学生的屁股吧？
顾问：一般情况下，这个动作表示“加油”什么的……
池谷：需要拍得啪啪作响才行吗？
顾问：哈，我就说你们肯定会说起这件事。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什么也不干，只能这么干巴巴地指导了，是这么回事不？
这位顾问说着，将手背到了身后。
池谷：那就是说，要想鼓励一下，就一定要把女生的屁股拍得啪啪作响，外加摸上几下吗？
顾问：平常就是这么干的呀。但现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我也不得不收敛了。就是指导的时候谁都不碰，这样总该行了吧？
池谷：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呢？
顾问：不让的话，我就不那么做呗。现在什么也没做。
池谷：校长说让你写了保证，保证若今后不再做出格的举动，就让你继续执教，这个保证你写了没有？
顾问：既然都这么说的话，那今后我在指导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碰，这不就得了。
池谷：那你写保证了吗？
顾问：嗯。不是都说了，今后不会了。
回答完我的问题，教练提出了一个令我感到意外的问题。
顾问：那握手算吗？
池谷：握手吗？
顾问：那改成击掌？
池谷：我也不知道击掌到底算不算，但作为击掌的后续动作，摸这摸那的终归是不好吧？
顾问：那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我还以为击掌什么的无所谓呢，所以击掌现在还是在做的。
没有身体接触的指导
在神奈川大学从事教师培养工作的入江直子愤然道：“社团活动的执教人员应当立即停止对学生有身体接触的行为。即使不进行身体接触，也能很好地进行指导。日本的教师与学生的身体接触实在是太多了。”
据文部科学省2013年出台的《运动类社团活动指导纲要》中规定，在指导过程中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与性骚扰。该纲要还强调：“除上述行为以外，在指导过程中与学生有身体接触时，须注意社会是否认同其必要性及是否得体。”入江对该纲要中所规定的内容极为关注。
“这就是说除了特殊情况外，绝对不要触碰学生的身体。此前的执教者一直认为跟学生有身体接触是理所当然的事，看来此后我们需对这种指导方法进行重新评估了。”
入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加害者自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就是性骚扰，只不过是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罢了。我们应该避免做一些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像美国等，即便对方是孩子，也不能随便做身体上的接触，这就是他们的人权意识。在日本，人们则从来不认为身体接触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严肃对待。”
另外，入江还指出了学校社团活动中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应该在大学的教师培养课程中，对即将毕业的师范类学生进行社团活动指导方法的培训。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教师们对社团活动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热情，学生们的社团活动也占用了他们大量的生活时间。即便如此，教师培养课程中却几乎没有针对此项内容的课程。入江认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教师们只是在运用自己独创的指导方法进行指导。目前的状况就是，传统的‘斗志论’在社团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而没有人使用科学的指导方法。社团活动在学校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但教师培养课程当中却不见这门课程的影子，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入江强调道。
体罚与猥亵
体罚与猥亵的主要事发场所就是社团活动地点，而且这两种行为往往是同时登场。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对指导者的绝对服从所衍生出来的绝不仅仅是体罚。较之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体罚，猥亵往往发生在私密性较好的房间中。因此要对猥亵行为进行揭发，也是困难重重。或许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体罚在明、猥亵在暗。”就如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样，如果加害者矢口否认的话，那么学校与市教育委员会多半会以“事实关系不清”为由，将事情搁置下来，不做任何处理。
入江认为，由于教育部门对猥亵行为有重罚的趋势，因此涉事教师对自己的行为矢口否认的现象也有所增加。
“很多人意识到，只要承认性骚扰行为就是死路一条，教师职业生涯必定会就此终结。就因为教育部门对待猥亵的态度是秉着从重处罚的原则，所以涉事教师即便有此行为，也会矢口否认，而且是接二连三地否认，直至无路可退。”
很多加害者都是抱着拒不承认的态度，因为要是承认的话，就会地位尽失，声誉尽毁。他们大概认为，只要死不认账，就会有一线生机。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就是日本教育界的现状。
很多社团活动的教练对于猥亵行为拒不认账，但一说到体罚，却突然改变态度，马上承认，还振振有词，说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第三章中的剑道部顾问原口达也正是如此。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认为，教师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体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是因为没有办法”。或许，觉得体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的人占绝大多数吧。对此，我觉得十分不可思议。虽然在原则上不允许对学生进行体罚，但很多教师和家长从心底是不反对体罚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曾经对班主任说：“老师，他要是不听话的话，你就可以‘啪’地给他来那么一下子。”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人们对待体罚的态度却始终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广岛县教育委员会告诫教师：“如果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要是不听话，您就打他’之类的话，千万不能当真。”
人们都相信体罚就是“爱的鞭笞”，甚至有些新闻记者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体罚真的是那么十恶不赦吗？”尤其是有过被体罚经历的人，更是对体罚持包容态度的居多。《学校教育法》中明文规定，禁止对学生进行体罚，但是有过被体罚经历的教师却对体罚持宽容的态度，如此一来，就形成恶性循环，体罚将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
日本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对暴力相当宽容的社会。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儿童、上司对下属、强者对弱者施以暴力，人们常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在有些公众场合发生的暴力行为，也仍然无法引发人们的关注。无论是家暴、虐待还是职场暴力[1]，其原因都如出一辙。
施暴的一方从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总是认为错在被施暴方，认为被施暴方“说什么都不听，这也是无奈之举”。甚至有些施暴者说这“完全是为他着想”“这是为了他好”，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对于他人而言是一种恩惠，抱有这种想法的施暴人并不少见。
举个浅显的例子，比如说学校里的体罚。多数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体罚时，都会认为这是为了孩子们好。绝对没有人会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强者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弱者施以暴力的行为。意识不到有问题，才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突然对走在路上的陌生行人进行殴打的话，施暴者一定会被判处寻衅滋事罪或是伤害罪，但教师在学校里做出同样的事，却几乎从来没有被问责过。就算是有人检举，如果孩子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的话，校长及教导主任也会对这种“无谓的小事”视而不见；如果是学生被打破了耳膜，对涉事教师做出处理，其理由也一定是“指导过当”，而不是“指导失当”。
其症结在于人们对日本教育抱有这样的传统观念：教师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因此，学校也好，社会也罢，才会都对体罚抱以宽容的态度。加之学校常常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情报，所以以前有关体罚的事件就都被压下来了。
但自从2012年12月，大阪市立樱宫高中篮球队队长因不堪体罚之苦自杀的事件被曝光之后，人们对待体罚的态度多少发生了一些转变。由于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对此事件进行集中报道，文部科学省也一再强调禁止对学生进行体罚，以前大肆宣扬“体罚是天经地义的事”的人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收了声。
樱宫高中男生自杀事件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反响之后，文部科学省2012年度公示的因体罚学生而被处分的教师人数较上一年度增加了5.6倍，达2253人。至2013年度，其人数更高达3953人。这并不是说有体罚行为的教师人数有所增加，而是因为从前瞒而未报的体罚事件逐渐浮出水面的结果。
1990年因猥亵而被免职的公立中小学教师人数仅为3人，至2012年则陡增近40倍，多达119人，其中原因与体罚如出一辙。
体罚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之后，一位公立初中的教师发来邮件，记述了发生在教研室中的一段对话：
教师A：不对学生进行体罚的话，怎么才能让他们听话呢？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真让人不得安生。不过几个月以后这件事就会被逐渐淡忘了吧。
教师B：有时候就得视而不见。
校长：（点了几下头）
教师A：我也就只能踢踢桌椅了。
校长：使用暴力可不行。指导的话，嘴上怎么说倒是都无所谓。
发邮件的这位教师还在他的邮件中写道: “教师在学校里拥有绝对的权力”，“地方上和一部分家长都认可甚至鼓励体罚”，他认为家长对体罚持支持的态度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像我这样，把体罚与猥亵放在一起讨论的话，对暴力持宽容态度的人一定会说：“体罚与猥亵行为不能相提并论。”那是因为“体罚是为了学生好，而猥亵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性质全然不同，相提并论的话实在是不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学校里，社团活动的指导者往往多是既有体罚行为，又有猥亵行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体罚是因为过于热心，而有猥亵行为的人则是变态，是败类。”持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无法理解这两种行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到的，原本不是变态，而只是普通教师的，但在学校这个组织中，一步步成为变态的也并不罕见。
有很多人认为，性犯罪的加害者是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才会实施犯罪。除此以外，对儿童进行猥亵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有特殊性癖”。但人们往往认为教师猥亵事件中的加害者行为不在上述之列，当然其仍属于具有危险性的犯罪行为。
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在众多有猥亵行为的教师当中，有很多加害者都试图对受害学生加以控制，想让学生完全遵从自己的意志，把她们牢牢控制在手中。其实体罚也是一样的道理。体罚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孩子着想”，但凡事只要付诸体罚，学生就会乖乖听话。如此一来，教师也就可以通过体罚令其成为任自己摆布的工具。有时，当学生不听话时，教师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躁情绪，也会对学生进行体罚。总之，在体罚行为当中，“控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这与暴力难脱干系。屡次引发杀人事件的尾随、家暴等行为已经成为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行为无疑也是由于对交往对象及自己妻子的控制欲所导致的。
综上所述，抛开身为加害者的教师的主观意识不谈，无论是体罚行为还是猥亵行为，“对学生进行控制”这一点是共通的，不知广大读者是否已经参透了其中的玄妙。
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妄想对孩子们进行控制的教师。有这种教师的存在，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不幸。最后，我们衷心希望日本的教育能够将孩子们身上蕴藏的无限潜力开发出来。这是我们殷切的愿望。
[1] 职场暴力（power harassment），即职场地位处于优势的人运用自己的权力及地位优势，对他人进行骚扰的行为。
后 记
总有女性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想起做关于校园性骚扰问题的专题呢？”我觉得她们的潜台词一定是“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会对性骚扰的问题感兴趣。即便她们不直接说出口，我也能从她们的目光中觉察得到。
当初在东京召开的研讨会现场，我初次与“防止校园性骚扰全国网络”（SSHP）法人代表龟井明子打交道时，她也是这样问我。性犯罪的受害者无疑以女性居多。因此SSHP将其活动的重心放在“维护女性权益”上，SSHP在全国拥有约一百五十名成员，其中多半是女性。
诚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到研讨会上进行采访，倒是与性别没有任何关系，被采访的对象自然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如果只针对会场上讨论的内容进行采访，得到的只是一些表面和原则性的东西，要想深入取得更进一步的资料，就要在会后下一番功夫。组织者和与会人员在会议结束后共聚一堂，举行了联谊活动。能否顺利进入联谊活动的会场，是能否取得理想采访效果的关键。在各种场合中装模作样、扮作业内人士混迹其中是我的看家本领，可这次我却有些束手无策了。由于主题相当严肃，有很多外行人无法探知的秘密。全场充斥着非知情人员本不得出现在此的氛围。
在众多的女性当中，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的画面就是这样的。大家都用“这是谁啊？”的眼神看着我，那场面实在令人尴尬。不得已，我只好第一个说话：
“不好意思啊，就我一位男士。”
一番结结巴巴的自我介绍后，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说明自己正在做教育方面的专题采访。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取得了龟井的信任，并与其合作了长达十余年。
就像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学校里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激起了我的怒火，这就是我针对此类事件进行跟踪采访的出发点。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采访时，我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与龟井打交道时，我才知道性骚扰问题是根深蒂固的顽疾。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第一章中的横山智子。我简直是义愤填膺。我的出发点就是如此的单纯。
从那时起，耗费了大量时间与心血，时至今日，才终于整理成一册完整的书籍。
小孩子即便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很难开口对大人说“不”，更不用说是面对权力在手的教师了。就算是遇到诸如校园性骚扰之类对自己的人权进行践踏的事情，孩子们仍然没有勇气说“不”。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校园性骚扰”究竟为何物，因此这本书就以“校园性骚扰”为题。
语言也是一种武器。当我们遇到一种不知如何表达的“令人困惑的事物”时，给它取一个合适的名字，或许就会引起当事人或是与之相关联的人们的关注。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引起人们对发生在眼前却熟视无睹的问题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性骚扰”还是“虐待”，都是在相应名词出现之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才会重新认识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从前，人们不知道何谓“性骚扰”，只晓得 “一个老色鬼色眯眯地盯着我看，还伸手在我身上乱摸”；不知道何为“虐待”，只晓得自己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只有在相关名词广为人知以后，之前人们认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或是“与我无关”的问题，才会真正引发人们的关注，人们才会思索问题发生的原因，才会致力于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
“校园性骚扰”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词，它最初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性骚扰”这个词获得“新语·流行语大奖”的新语项目冠军的时间是1989年，几乎与此同时，“校园性骚扰”这个词也随之诞生了。
原本“性骚扰”一词只适用于职场，后来教师们希望改善职场环境，才使得校园中的性骚扰问题浮出水面。后来，在1997年颁布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案（修正案）》当中规定，企业有义务对内部出现的性骚扰问题进行调解，而公务员则应在此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正因如此，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改善教育职场环境的运动。人们普遍有了抵制教职员工性骚扰，尤其是男教师对女教师的性骚扰的意识。以前说一句“只是玩笑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便了事的行为，此刻却再也行不通了。
就这样，人们对校园性骚扰的认识，首先是从教师对教师的性骚扰开始的。进而以往被“私下处理”的教师猥亵行为，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
“校园性骚扰”一词至今尚未被广泛使用，但是已经在教育工作者中间渐渐形成共识，泛指发生在校园内部的各类性骚扰行为，包括学生对学生的性骚扰及教师对前来实习的大学生的性骚扰。在本书中则特指那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猥亵、性骚扰的行为。
第一章中出场的横山智子，上高中时遭到教师性侵害，但她却一直责怪自己：“我要是不去就不会出事了。”第三章中的伊藤早苗，初中时遭到教师性骚扰，但却迟迟不能确定那就是犯罪。另外，两起事件的加害者，多少年后仍然能够逍遥自在地活跃在教育舞台上，甚至还能够继续道貌岸然地在教室里教书。上述两位受害者如果知道她们的遭遇就是我们所说的“校园性骚扰”的问题的话，或许她们就会更早地反应过来吧。可这两位受害者当时根本就没想到教师会实施性犯罪，更不知道居然还存在这样的社会问题。
我和龟井携手，一起探究校园性骚扰的相关问题。龟井也当过初中教师，她创立SSHP的起因，就是她的一位同事参与的一起性骚扰案件。由于“猥亵”一词给人的印象十分不好，所以她才会在机构名中使用“性骚扰”一词。
此类案件的犯罪要素“猥亵”及“用色眯眯的目光盯着我的身体看”都带有很强烈的感情因素，“性骚扰”一词充分包含了上述两个要素，足以还原事件的原貌。从受害者的角度考虑，“性骚扰”一词在控诉时也比较易于表述。很多受害者找不到商量的对象，非常苦恼。为了寻求解决途径，她们首先会在网上检索，而检索时选择恰当的关键词尤为重要。这个关键词，最好能够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入口的同时，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因此，较之“教师猥亵问题”，“校园性骚扰问题”这个关键词不仅仅涉及面广，而且容易捕捉到问题解决的方式。
还不止于此。“教师猥亵”更容易让人捕捉到加害者个人素质的问题，而“校园性骚扰”这一关键词，则更能凸显出学校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教育界有意将这个问题淡化，将其定性为“个人犯罪”。只是找出问题教师，将其免职，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着实是让人为难，但任何组织当中都有害群之马。”“这只不过是一部分不检点的教师的行为，不能将所有教师都一棒子打死。”持以上论调的人主要都是教育工作者。甚至就连文部科学省或是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有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一次某县教育委员会与记者俱乐部的座谈会上，针对教育长关于校园性骚扰“只不过是一部分不检点的教师的行为”的发言，我进行了反驳，我的发言使得现场和缓的气氛立刻就紧张了起来。
“没有必要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吧？”这是很多教育工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有些接受防止性骚扰培训的教师甚至也有“我又不做这种事，简直是浪费时间”的想法。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竟还有人针对我们进行调研的问题进行批判： “你们这是在丑化教师形象”“教育第一线会因此而萎靡不振”。看来学校与社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的确，多数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是，“多数老师任劳任怨，所以没必要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这样的逻辑显然站不住脚。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此，便继续取材调查。只要学校里的冷漠与明哲保身的氛围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
此次专题采访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有猥亵行为的教师从学校里永远消失。为此，我希望当局者能够制定校园性骚扰相关罚则及有效防止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对策，最终推出一套“校园性骚扰防止法”。但即便是制定了相关法律，也不能完全杜绝性骚扰事件的发生。有了法规，还需要更加切实有效地推进相关政策的实施。那么究竟该从何处着手呢？
对于我本人而言，就是对本书进行编纂整理。本书中记述的内容，就好似将棋[1]的“复盘”。专业选手对局结束后，对棋局的讲解就好像是视频的回放，“走这一步棋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走在这里的话会怎样”。讲解人员在回顾棋局的过程中，彼此互相交换意见。由此，可以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我整理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虽然受害者的遭遇无法改变，但通过对过往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教训，用以防止今后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