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很多受害者在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里无从倾诉自己的遭遇，心灵上的创伤更是久久不能平复。我的第二个目的就在于此。新闻连载的那段日子，有很多人来信说，她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一个人势单力孤，无法进行抗争，是我们帮她们说出了心里话。
通过将新闻连载的内容整理成册，至少达成了上述两个目的。
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所考虑的不仅有这些，还对教师手中的权力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外，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日本教育的整体状况。而引发教育界发生改变的切入点，或许就是人们眼中的禁忌，即教师猥亵的问题。可以说日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全部都凝缩于此了。
日本教育的实际情况就是，教师并不是对学生因材施教，使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是通过对学生的管控，将学生塑造成自己所期望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剥夺学生们的权利，压抑学生们的个性，而教师本人对这种情况却毫无察觉。我要将这种情况公之于世，以期改变日本教育的现状。
抱有“老师也并不是绝对正确”“真是如此吗？”“有点不对头”等想法的学生越多，敢于质疑老师、善于自主思考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才是真正值得庆幸的。
在对教育相关问题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自我评价过程中，较之欧美及中国人，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极其低下。之前实施的若干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极低，这与日本学校教育的现状有很大关系。日本的教育就是死记硬背，谁的成绩好，谁就优秀。虽说日本人的自杀人数在逐年减少，但每年仍有两万多人死于自杀。或许日本自杀人数居高不下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这种自我否定的思维方式上面。
其实我最想让学生们读到这些报道，但这些报道最初是刊登在报纸上，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看报，所以他们很难有机会看到这些报道。后来我听龟井明子说起，中小学女生人气杂志《nikola》登载了她执笔的有关校园性骚扰的文章以后，她就接到了许多咨询电话。于是，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很多面向学生的媒体及教育相关人士，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到这本书。希望她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勇于向那些荒唐的行为说“不”。
有些曾经有过猥亵行为的教师，这一刻仍然在教室里教书。我们除了要预防那些悲惨的性骚扰事件，更要杜绝教师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填鸭式教育，努力完善日本的教育，让孩子们的个性能够更好地发展。
在采访时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担任共同通信社社会部部长的石龟昌郎，是他提供给了我们六十回连载的超长篇幅，还有采访部主任山田昌邦。每回连载的照片都是由摄影家中藤毅彦拍摄，摄影部主任金子武史再从众多照片中加以选择登载。本书日文原版封面及各章扉页的照片皆为中藤的作品。此外，《死刑就好了——孤立而造成的两起杀人事件》（共同通信社与新潮文库）与本书一样，也是经过长篇连载后，被改编整理出版的书籍，该书出版后，幻冬社编辑大岛加奈子就联系到我，并在本书出版之际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此特表感谢。最后，还要感谢SSHP的龟井明子与入江直子，还有许多无法公开姓名的、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读者的人们，没有她们，本书就不可能问世。在此，特对以上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4年9月
池谷孝司
[1]将棋，棋类游戏的一种，发源于印度，唐朝时经中国传至日本。纵横各九列的棋盘上双方二十个棋子，先吃掉对方王将的一方获胜。
文库本[1]出版后记
究竟如何才能杜绝校园性骚扰呢？自从单行本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我收到很多读者的咨询信件，也经历了许多挫折，这个问题却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事态在不断恶化。前言中的“因猥亵行为受处分的公立中小学教师人数”统计是截至文库本出版之际的最新数据，其中最近三年的人数都超过了两百人，较之以往年份，增加幅度惊人。
虽然情况每年都在不断恶化，但教育部门始终没能推出行之有效的对策。
得以顺利解决的案例虽然有所增加，但这并不代表整体情况出现了转机。最近，即使有教师觉察到身边其他教师有性骚扰嫌疑，向校长反映情况后，校长也还是像从前一样拖拉敷衍。这样的情况并非少数。有时候事件也能够迅速解决，那就是有警察介入的时候。如果警察得知校园中有人正在实施性犯罪的话，就会逮捕有性骚扰行为的教师。这时候校长就会出面向教育委员会解释：“我并不是有意隐瞒这件事。”教育委员会也会以“处置不当”为由对校长进行处分。究竟为何同样的事件会周而复始，屡屡发生呢？
我想，正是因为在学校里，凡事的是非曲直都是由校长做决断的。
校长在学校中的地位与企业中的老板地位相当，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全权负责。如果校园内发生性骚扰事件的话，首先要以校长为核心对事件展开调查。但是校长既非刑侦人员，亦非检察人员，更不是法官，既没有相关案件的调查经验，也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因此，由这样一位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校长组织的调查，未必能查出事实的真相。
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突然有那么一天，就要肩负起对案件进行彻底调查的重任。
本来查明事实的真相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要弄清楚在私密性较好的教室中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受害学生对事件进行揭发，但涉事教师由于担心会因此而被解雇，故一定会矢口否认。学生和教师的口径不一致的话，事件就会被认定为“事实关系不清”，最终结果定然会是“查无此事”。就像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鼓足了勇气才决定告发的学生被认为是在说谎，因而备遭周围人的责难，极易使其受到二次伤害。这也是校园性骚扰的特征之一。
就算是告到教育委员会，由于其负责人因为人事异动而频繁变更，加之缺乏调查经验，面对学生和教师的口径不一致情况，他们根本就束手无策。
由于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校方遇事瞒报。霸凌自杀事件和体罚问题也是如此，校方往往都会将事件压在校内。校长之所以不向教育委员会报告，并非因为“为了孩子着想”，实际上他是害怕承担管理责任，隐瞒不报只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
从原则上来讲，无论是校长还是教育委员会，都应该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履行各自相应的职责。如今这个时代，任何组织都要彻底合规矩行事，从一开始就打算通过隐瞒真相以达到目的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么，导致学校隐瞒不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是体制的原因。这种体制决定了由外行人负责事件的调查。”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委派专业团队进行调查。可以委派由律师等专家组成的“第三方委员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如此一来，无论是校长还是教育委员会，都会轻松很多。专家组介入后，即便教师矢口否认，也可依据包括当事人的供述在内的各类证据厘清事实关系，如果专家组认定教师猥亵行为属实，教育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对当事教师进行查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迄今为止，校长和教育委员会即便在心里认定涉事教师猥亵行为属实，只要涉事教师拒不承认，便无法对事实关系进行认定，也就无法对涉事教师进行处罚。专家组的介入，应该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只要当事教师拒不承认，教育部门就束手无策。这样的话，即便加大惩处力度也毫无实际意义，因此，对事件进行彻查，查出事实真相方为第一要务。
在霸凌或是体罚问题的调查过程中，常有第三方委员会的介入。在《霸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中也有相关规定，要求在学校或是教育委员会中设置第三方委员会等机构。
霸凌自杀事件关乎人命，所以其调查也必须公正。性犯罪杀死的是人的灵魂，它能改变人的一生，所以针对性犯罪的调查也一定要公正。因校园霸凌或是体罚而被免职的案例几乎没有，而有猥亵行为的教师几乎全部受到免职处分。权衡轻重，也应该让第三方机构介入校园性骚扰事件的调查。另外，绝不允许出现漏网之鱼，对事件进行彻查，也有利于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教育部门对此要有充分的觉悟。综上所述，着实有必要让第三方委员会介入校园性骚扰的调查。
进一步来讲，如果校长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而教师又屡次否认，这样事情就会变得千头万绪，无从厘清，这时涉事教师已经屡缄其口，即便是专业团队介入，恐怕也还是拒不承认，因此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因而从受害者检举揭发的那一刻，或是怀疑涉事教师有性犯罪行为的那一刻开始，就应该交由第三方委员会进行调查。
对于受害者而言，反复取证的过程也是一种痛苦。首先要用心倾听受害学生的倾诉，将了解其诉求当作第一要务。猥亵事件的受害者与霸凌和体罚不同，让她们讲出自己饱受屈辱的事实经过，实非易事。
在儿童性暴力案件中，各地已经开始试行警察、检察、儿童咨询中心等各部门联手，让受害儿童只进行一次举证便可行的“司法面谈”制度。希望教育部门局在处理校园性骚扰事件时也能借鉴参考这种做法。
如果第三方委员会从调查之初就开始介入的话，其取证就会更加有效率，很有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事件的调查。而那些行为不检的教师见到这种情况，也会有所收敛，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减少校园受害事件的发生。若非如此，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对于我的提案，相信很多读者持赞同的态度，但是政府及行政部门的态度却是“没有相关规定，没有人手，更加没有预算，所以无法付诸实施”。
我想说的是，一切事在人为。政府和行政那里行不通的话，就该政治家出马了，政治的力量或许能够改变这一切。而能够让政治家们闻风而动的，就是民意。如果这本书的读者发出“这样下去不合情理”的呼声，那么政治就会发挥其效力，制度也会发生改变。如此一来，我们就又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教育委员会可以效仿防止霸凌相关政策的先例，制定“校园性骚扰防止对策推进法”。如果学校中出现疑似猥亵行为的情况，第三方委员会在接受了相关咨询之后，有义务对事件进行例行调查。
下面我举几个舆论牵动政策的实例。我曾经在著作《儿童的贫困连锁》及《死刑就好了——孤立而造成的两起杀人事件》（皆为新潮文库出版）中呼吁要消除儿童贫困，防止有前科的少年再次犯罪。针对这两个问题，议会已经分别启动了“儿童贫困政策推进法”与“再犯防止推进法”的立法程序，政府也明确表示即将推出相关政策。
尤其是儿童贫困问题，经过各家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是时候为贫困儿童做些什么了，政治家们这才望风而动。
《霸凌防止对策推进法》的制定，也是由于大津市一名初二男生遭遇霸凌自杀后，议员们迫于舆论压力，决心推出彻底防止校园霸凌的政策，才立法通过了该法案。
性犯罪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恶劣程度年胜一年，刑法对于性犯罪的量刑也不断加重，甚至在某些判决当中，法官的最终判决已经超出了检方的求刑。因此，立法机构仍在不断讨论制定针对性犯罪的法律修正案。
再将目光转向我们的邻居韩国。以聋哑学校的校长们长年对聋哑儿童实施性暴力的事件为蓝本的小说《熔炉》被改编成电影，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之后，韩国制定了《熔炉法》，大幅提高以儿童为对象的性犯罪量刑标准。
日本若非要等爆出如此悲惨的事件才出台相关法律的话，那可真是太可悲了。
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也提过几个比较容易付诸实施的建议。
第一步，要在文部科学省下设防止教师猥亵行为的评议会，专家运用自己的智慧，经过充分的讨论，就有可能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有朝一日第一步实现的话，我们还要探讨如何为孩子们培养一个在日常生活里受到侵害时，能够说“不”的意识。
接下来，还应该在全国的中小学进行校园性骚扰受害情况调查。因为此前已经有过霸凌和体罚情况调查的先例，因此校园性骚扰调查也应该可行。
大阪市立樱宫高中男生自杀事件过后，文部科学省就严厉责令教育委员会对体罚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各地被查处的体罚现象激增，其后又有所减少。由此可见，调查的效果显著。
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的教育委员会已经开始开展校园性骚扰情况调查，据说成效显著。我衷心希望文部科学省能够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相关调查。即便文部科学省不下达这个命令，我也希望都道府县及市镇村各级政府出面组织调查。
如果想掌握真实的情况，调查表就应该全部由学生本人亲自填写。神奈川县的做法是让学生将填好的调查表直接邮寄至教育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在这些细节上下一番功夫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认为最起码在大学的教师培养课程和即将毕业的师范类学生实习进修以及管理人员进修时，应该让相关人员有机会接受防止校园性骚扰的培训。让教师学习关于儿童权利的相关问题，让他们有机会正视校园性骚扰相关问题，从而让他们明白，校园性骚扰是身为一名教师的禁忌。
此外，让他们意识到“教师在学生面前拥有无上的权力”极为重要。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如同第一章中的案例一样，即便学生说“因为他是老师，所以无法违逆他的意志”，教师还是会认为“那是对等的恋爱关系”。
今时今日，一定还有校园性骚扰事件发生，也一定还有受害学生苦于无从倾诉。于是我苦思冥想，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这个过程中，这本书问世了。希望文库本的发行，会引发更多人对校园性骚扰的思考。
再次对协助我们进行采访的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2017年3月
池谷孝司
本书内容曾经连载于《东奥日报》 《茨城新闻》 《千叶日报》 《山梨日日新闻》 《新潟日报》 《静冈新闻》 《岐阜新闻》 《福井新闻》 《大阪日日新闻》 《日本海新闻》《中国新闻》 《山口新闻》 《四国新闻》 《爱媛新闻》 《高知新闻》 《德岛新闻》 《佐贺新闻》 《大分合同新闻》 《熊本日日新闻》 《琉球新报》 《每日新闻》（四国版）等21家报纸。“防止校园性骚扰全国网络”的咨询电话是06（6995）1533，时间为每周二上午11时至下午7时。关于本书的意见与感想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sha. himei@kyodonews.jp。
[1]文库本，在日本出版业中的常用词，指便于携带的小开本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