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公立学校中发生的问题时，是无论如何都要过教育委员会这一关的。接下来我会对教育委员会制度加以简要说明：
教育委员会成立于“二战”后，目的在于为民主主义教育奠定基础。由于太平洋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巨大，日本政府采纳了驻日盟军总司令（GHQ）的建议，在各都道府县及市、镇、村设置了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不受地方行政长官掣肘。
就这样，教育从政治当中剥离了出来。为了保证教育的中立性，地方行政长官没有教育行政的决策权。教育委员会原则上由五人的合议会组成，他们掌握着教育行政的最高权限。“二战”过后，有一个时期教育委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随着1965年《地方教育行政法》的实施，教育委员就开始由地方行政长官直接任命。教育委员皆为兼职人员，原则上要从民间选出。教育委员会一个月左右举行一次例会，将作出的决策下达给公立学校。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不禁会问：“教育委员会不是有很多人吗？而下达指令的不也都是诸如部长、课长之类的干部吗？”本来教育委员会应该是以教育委员为主体的，但其实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有很多事务人员协助教育委员来执行委员会日常事务，他们就是教育行政的实际执行者。因此，人们才会有这样的印象，认为教育委员会的主体就是这些事务人员。
教育委员会只是在形式上对由事务人员事先拟定的议题进行审议，日复一日。如此一来，教育委员会就完全成了摆设。教育委员会的职员有些是地方政府的事务人员，还有一些是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甚至有很多教师常年在这里从事事务性工作。那个高中教师山本曾经说过“拒绝了县教育委员会的调令”，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为了保证政治上的中立，日本教育行政原则上采取的是一种让外行指挥内行的制度。这样作为外行人的教育委员，站在内行人布置好的舞台上装模作样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其实教育委员会只剩下一副空架子而已，这个问题经常为人们所诟病。本来，人们期望教育委员会能够成为一个“听取市民的意见，为民众服务的机构”，可实际上教育委员会的干部们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民众对此可谓是疑虑重重。
大津市发生的霸凌自杀事件，引发了以地方行政长官为主的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委员会机能不健全”的强烈批判。安倍政权以此为契机，于2014年6月对《地方教育行政法》进行了修订，并以此作为主打政策进行广泛宣传。此举使得教育委员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地方行政长官对教育的干涉力度。但此修正案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批判，因为该修正案使得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教育行政。
在此之前，教育委员长是由五名教育委员互选产生，教育委员长有别于教育行政的最高领导“教育长”。这说起来有些复杂。法律规定，教育长须由教育委员会从教育委员当中遴选任命。这也就是说，本应是一路过关斩将被提拔上来的政府职员，竟然是从外行人组成的教育委员当中选拔任命的，其人选大家也早已经心照不宣。作为外行人代表的教育委员长拥有最终决策权，但实际上他的决策又被作为专业人士的教育长所左右。教育长虽然搞行政是内行，但却又未必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如此一来，地方行政长官就可以间接干涉教育行政。
随着《地方教育行政法（修正案）》的实施，教育行政也将原来的教育委员长与教育长统合为同一个职位，即新的“教育长”。这个新教育长既是教育行政的长官，又是教育委员会的领导。这个身为专业人士的教育长的权限较之以往有所扩张，成为了“超级教育长”。
另外，日本全国各自治体还设置了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的 “综合教育会议”，其决议内容须与教育委员会进行协商。综合教育会议是决定教育行政的纲领性文件“大纲”的会议，其决策权由地方行政长官掌握。由此，地方行政长官对教育的干预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但文部科学省又规定：“教育委员会未能审议通过的事项亦可写入大纲。”教育委员会好不容易才成为拥有最高权限的教育行政执行机关，但地方行政又参与其间，情况之混乱，不免令人担忧。“修正案”于2015年4月开始实施。
下面让我们言归正传。在与加害者教师山本的对决当中，智子得到了山本本人供述的证词，决定向县教育委员会提起诉讼。那么，究竟该如何展开行动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先通过电话试探教育委员会的口风，再将经过整理的文件邮寄过去，最后再亲自前往。向我们提出“最好是递交书面文件”建议的是龟井明子。她认为只有书面文件才能够让政府部门有所行动。
只是县教育委员会能站在我们这一边吗？这个疑问令我们感到十分不安。为此，我们在打电话和邮寄文件的时候，都隐去了学校名和加害者姓名。如果先行调查开始之前我们不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在与山本对质时，肯定会落得个“由于当事人否认，事实关系不清”的结果，到时候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曾就有过这样的事例，一开始加害者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当教育委员会介入调查时，就来个拒不认账。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
与山本见面的一个月之前，我就跟县教育委员会的课长通过电话。我的手段有些不够光明正大。我曾经假装以咨询一般性问题为借口对其进行试探。每年12月份，文部科学省都会发布包括猥亵行为在内的教师处分结果报告。我是以调查采访该报告情况为借口打的电话：“如果毕业后数年，猥亵受害人才提请诉讼，你们会如何处理呢？”我得到的答复也是中规中矩：“如果事实关系清楚的话，该教师必然会受到处分。”当然，对方也曾问过：“本县有那样的教师吗？”我只是含糊其词，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就挂断了电话。当时并未与山本进行对决，智子也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告发他。
但由于这次我们取得了加害者本人的证言，智子提起诉讼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现在是时候向县教育委员会陈述事实真相了。估计文件已经送达的时候，我们在共同通信社的会议室中拨通了县教育委员会的电话。
丁零零……气氛显得极其紧张。空旷的会议室中，智子坐在沙发上，表情僵硬。傍晚，透过高层建筑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望见东京塔霓虹闪烁。我们计划先由我来对事件进行简要说明。我想等课长接听电话，可课长不在。主要负责人不在，没有办法，我只能跟对方说我是新闻记者，并向其简要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说了一句“明天再打电话”，就结束了通话。据说春季人事调动频繁之际，负责人事工作的人都躲在房间里商议相关事宜，要想与其取得联络十分不容易。
第一次就这样扑了个空。第二天，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会议室里准备与县教育委员会取得联系。我拨通了电话，这次正好是课长接的。
我开门见山道：“我是共同通信社社会部的记者池谷，人事调动业务繁忙之际多有打扰，还请见谅。”他的部员似乎已经向他转述了我的来意。“身为受害人的女士现在就在这里，为了减轻您的负担，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事件的概况。”我继续说道，“受害人八年前高中毕业。她上高中时，班主任约她去唱卡拉OK，却中途将她带到了旅馆，对她实施了侵害。随后她的班主任又强迫她与自己维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为此，她由于压力过大而患上了厌食症，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对谁都不敢说起这件事。我是在收集有关‘校园性骚扰’的资料时听她提起此事的，而且已经在几天前进行了包括加害者教师在内的三方对话。”
课长对这种事应该会非常紧张，对我所说的内容逐一详细询问：“已经和那位教师见过面了吗？”“他是哪所高中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想见面的时候再说。我们现在在东京，过后会登门拜访。受害者希望我能一同前往，同时也希望您能同意此事。”
拿出控诉的勇气
我继续说道：“事件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您听完受害人的讲述以后就会明白的。加害者与受害人对话的时候，作为第三者的我也在场，两个人对事实的认识也基本一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我觉得他们所言基本属实。”说完，我就把电话交给了智子。
智子说话的时候明显非常紧张：“您好……事情的大体情况就像池谷先生所说的那样。事情发生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并且我已经和加害者谈过了。”
课长应该是在一边交谈一边做笔记，因为智子在不断回答他关于事件的细节：
“高中二年级结束，即将升入三年级的时候。”
“对，我和池谷，还有那个人，我们三个。”
“一月末见的面。”
……
我一直在旁边听着。由于紧张，智子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我递给她一杯咖啡。安静的房间里响起了咖啡器皿的碰撞声。
“加害者也对事件记得清清楚楚，我的记忆跟他的记忆相吻合。具体经过我会加以整理，届时会带着书面文件一并交给您。”
智子又讲述了自己患上厌食症的事，也说了自己心理上遭受的痛苦。同时，智子还说希望教育委员会不要一味将责任归咎到受害人身上，而要严惩卑鄙的加害者。
身为男性的课长安慰智子道：“我的女儿也正因为厌食症而痛苦，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身体上的痛苦反倒会让我心里好过一点。”智子回顾当时的心境时说道。
等智子说完，我再次接过电话：“对于以往的教师性骚扰案件，只要受害学生毕业不超过十年，学校负责人就要被追究监管责任。以前有过这样的案例。之前我采访您时，您也说过，绝不能因为是过去的事就不了了之。另外，这名教师现在极有可能还在加害别的学生。”
“所以才让你早点说出那名教师的名字。”课长说道。
“还是不要了，我觉得还是当面跟您说比较妥当。”我拒绝道。
约定了时间，我就和智子坐上开往北方的新干线列车，奔赴县教育委员会所在地。
我们被带到了一处看似颇有些年头、顶棚很高的讲堂。此时正是与山本进行对决的一个月之后。
“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搅的。”
智子听了工作人员的话，似乎是松了一口气。当被问及加害者姓名时，我说道：“说完整个事件的全部经过以后，再告诉你们他的名字。”我之所以这样说，是顾及对方是两位男性，我想让他们听完事情的全部过程，这样一来，智子也好将憋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和盘托出。
“鄙人名叫……”
由于紧张，智子的措辞有些生硬。
“高二的时候，我被人猥亵了。事件的细节我已经整理成书面文件。”
智子一口气将事件的完整过程讲述出来。她讲述了自己在接受升学指导时被当事老师邀请去唱卡拉OK，虽然内心矛盾，但仍应邀去了的经过。接着，她又讲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侵害过程。事件过后她仍然深受其苦。
“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所以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我如果拒绝的话，也不知道接下来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所以就只好按他说的做了。”
工作人员默默地做着记录。
“后来，他还试图给我看考试试卷，还说大学保送时他会帮忙，条件就是毕业后跟他继续交往，保持情人关系。”
由于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诚恳，原本抱有戒心的智子也敞开了心扉：
“这位教师本人还承认自己如今仍然在物色新的受害者。”
“什么？！”
听了智子的话，两位工作人员不禁往前探了探身子。
终于受到免职处分
“他承认现在仍然在物色其他目标吗？”教育委员会的男性工作人员提高了声调问道。
“是的。”智子答道。
已经调到另外一所高中的山本，在与智子对决的过程中，的确承认了还在物色其他目标。
吱吱吱……椅子吱呀作响，在这栋古香古色的高大建筑中回荡着。听智子讲述完与山本对决的过程后，两名工作人员不禁摇头叹息。
“你说你苦恼之余患上了厌食症，我的女儿也得了厌食症，现在体重只有30公斤左右……我明白你的痛苦。”
智子被他的话所打动，终于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说实话，我跟加害者见面是拿出了非常大的勇气的。我早已经下定决心，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必须要为与我当初处境相同的孩子做些什么。”
智子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还请诸位做出公正的处理。”
针对智子的这个要求，工作人员答道：“既然事已至此，加害者本人好像也已经承认了，如果上述事实清楚的话，你自然不用担心。”
看来双方终于就悬而未决的事项达成了共识。至此，谈话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迄今为止，你都没敢和你的父母商量吧？”
“是的。”智子小声回答道。
智子现在都没让他们知道，她不想让他们担心，更加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她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遭遇。受害者遭到性骚扰却不敢声张，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最后，智子遵守之前的约定，说出了山本的名字。谈话结束后，智子有些恍惚，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时工作人员开口说道：“本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由于教职员工人数众多，完全杜绝此类事件又有些困难。即便是今后，我们也无法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智子对这句话不以为然，说道：“所以请你们能够以类似事件必然会发生为前提，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工作人员大概感觉到了智子言语中的不满，连忙接着说道：“虽然体罚之类的问题我们也很重视，但性骚扰却是绝对不可原谅的。此次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
工作人员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智子现在所考虑的，不单单是山本一个人，而是如何实现让日本范围内的“问题教师”都受到有效的约束。
我们要求教育委员会在一周内做出答复。
“不会这么快就有结果吧。”工作人员虽然心存疑惑，但还是立刻就去了山本所在的学校，找到了山本。
在教育委员会的讯问下，山本很快就承认了。他们又对那所高中的学生进行了调查，果然有几名女学生被山本盯上了。
教育委员会通知智子“山本作免职处理”，并鼓励智子“虽然过去是痛苦的，但还是要打起精神继续前行”。
“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山本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智子回顾过往感叹道。
小孩子总有些话难以说出口
“小孩子即便受到不公的待遇，也往往无法说出口。”
横山智子上高中时受到班主任山本武的侵害，三十多岁时她才提起诉讼，使得山本武被免职。她在回顾过往时，说出了上面的话。
“我在调查教师猥亵事件的过程中，问过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几个人有过相似经历。但是，这些受害人都选择了沉默，任事实真相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也正是因为如此，此类事件才会层出不穷。我觉得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
“当我得知除了我以外，山本还把魔爪伸向了其他人，我才知道，原来受害人不单单只有我自己，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这些都是她的心里话。
智子在阐述自己将这件事公之于众的理由时说道：“与加害者进行对决，包括后来向教育委员会提请申诉时，我都没能清楚地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是因为她进行检举之后，心情还比较混乱的缘故。
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件事已经在我的心中逐渐风化”。
智子通过揭发山本、接受采访，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找回了曾经迷失的自我，逐渐开始从以往痛苦的经历当中重新振作起来。
“人是有自尊心的，当我失去了自尊以后，就连向别人求救都觉得困难，这真的很奇怪。”
对此，龟井给出如下解释：
“很多受害者往往在上学期间无法对加害者进行控诉，直到毕业后数年，她们才意识到事情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也有人直至数十年后提起诉讼。在此期间，作为加害者的教师却依然在其教职岗位上。此类诉讼在法律上是有时效性的。”
在民事诉讼中，能够追究当事学校责任的年限为十年。在2002年金泽地方法院的判例当中，时效的起算点并非是事发当时，而是从受害者毕业的那一刻算起，其理由是“学生无法在高中在学期间提起诉讼”。
2004年以前，“强奸致伤罪”的时效是十年，现在已经改为十五年。像智子这种情况，虽说可以进行刑事诉讼，但其间要无数次和警察与法院打交道，她不喜欢这样，于是只好作罢。
龟井继续解释道：“此次的案例，加害者承认性侵事实，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若非如此，教育委员会根本就不会处罚他。”
如果加害者不认罪的话，那么教育委员会根本就不会通知加害者所在学校，而加害者本人则会在不同学校之间不断调动，这样一来，也使得其他学校的学生深受其害。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2010年3月，一名连续对自己的十个学生实施强奸和强制猥亵的小学教师，被广岛高级法院判处三十年有期徒刑。一审时，检方指出，包括该次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内，该教师在过去十九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对二十七名女童施暴。对于他和女童独处一室的行为，校方也曾给予警告，但也仅仅是口头警告而已。在另外一所小学，他的同事曾经目击他和女童一起从女洗手间出来。对此，该校校长只是希望把他“调到其他学校”。其实防止事件发生的机会并非只有一次，但人们却总是报以放任的态度。
智子在遭受侵害后只觉得生无可恋。在走出长期折磨她的痛苦事件后，她终于有了新的邂逅，她结婚了。
“有个能够理解我的人在身边真好。自从结婚以后，我自信了很多，对于自己讨厌的事也敢于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了。我终于摆脱了困境。”智子笑着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