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干起活来很麻利，会成为一个贤内助的。”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铃木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陶醉的表情。
对此，龟井认为：“让一个小学生充当自己妻子的替身，这种人在精神上十分幼稚。小学教师当中，有很多人都说‘喜欢孩子’，但其中不乏只有跟小孩子才能正常交往、性格十分幼稚的人，其中也不乏有恋童癖倾向的人。”
铃木来到新的学校后，担任教务主任而不是班主任。但该地区的教务主任与铃木之前所在地区有所不同，这一地区各校教务主任喜欢自发组织定期的学习会，对授课及班级管理的情况展开热烈的讨论。
“大家都很有干劲。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学校的骨干，我也不禁被他们这种情绪所感染。这时，我身为一名教师的工作热情又再次被激发出来了。”
这让铃木开始觉得自己这个被推上位的教务主任干起来还有点意思。只是铃木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改变，由美也不在身边了。
“当时我已经迷上了由美，其实跟她分手的机会有很多，但是我却偏偏做不到。”
空间上的距离越远，思念就会越发强烈。
铃木调动工作之后不久，两人就去了商务旅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旅馆。但这段时间他们主要是在旅馆的房间里玩电脑游戏。虽然有时他们也相拥躺在床上，但每次都是穿着衣服的。
“两个人都需要放松一下，所以那个地方很合适。”
这种不可思议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左右。每隔两三个月他们就要去一次旅馆，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去游乐园或是电影院。
他们约会的地点在台场。回家的路从首都高速路到东京湾，一路上都是优美的夜景。车里放着由美喜欢的歌手中岛美嘉的歌曲。由美觉得近似爵士乐的曲风与当下的气氛极其相称。铃木愈加盼着周末的到来。
那年，快到夏天的时候，铃木的胃开始疼了起来，又快到八月份的管理职位考试的时间了。这个考试铃木已经参加过五六次，但每次都没能通过。与他一同参加这个考试的熟人当中，也有人好几次没能通过，有的人说考完这次就再也不考了。对于次年就被逮捕的铃木来说，这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考试。
如果不想当管理人员的话，其实倒也没必要非纠结于这个考试。但由于铃木和他身边的人都认为男人就应该报考，所以他虽然不想考，却也一直没有放弃。
暑假开始以后，由美像往年一样被送回老家去了。两个人距离更远，思念也就更甚了。每天由美都会通过手机和铃木联系。
“她给我打电话可能只是因为无聊而已，但是慢慢变成，不管有什么事情，我都一定要接她的电话。”
[1]春假，日本采用3学期制，中小学假期分为寒假、春假和暑假。春假一般为3月25日前后至4月7日前后。
一边踢足球一边打电话
一个冬日的傍晚，铃木正跟孩子们一起踢足球，这时他的手机响了。铃木奔跑着，只听他耳边的电话中传出怒吼声：“为什么不接电话？！”
是由美的声音。
“抱歉。我给你打回去吧。”
铃木一边踢球，一边拨通了由美的号码。这样一来，通话费就由铃木来负担了。
“要是挂断的话，她就会生气的。所以她的电话我必须接。”
但在调查阶段，由美的证词则截然相反：“我要是不给他打电话的话，老师就会生气的。”究竟是铃木陷入了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陷阱，还是他们二人互相依赖、互相束缚呢？旁人不得而知。
还有一次，铃木的电话在教研室里响了起来。铃木一边小声讲着电话，一边向走廊走去。这时迎面过来的一位女教师开玩笑说道：“又是女朋友打来的吧？”
铃木的电话每天下午五点肯定会响。为了这点乐趣，他每个月的电话费高达两三万日元。
“同事们谁都不会想到，我的‘女朋友’竟然会是一个小学生。”
由美把铃木休息日带她外出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对于一个工作繁忙的母亲来说，她恐怕只会觉得那只不过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师，在经常帮她照顾女儿罢了。”
铃木每次见到由美的母亲，她总会心怀感激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您带由美去了那么多地方。”
对此，入江是这样评价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会觉得学校是个特殊的地方。要是在企业里的话，恐怕很少会出现因私人问题频繁打电话的现象。由美的母亲也因为铃木是由美的老师而没有产生怀疑。要是在企业里的话，恐怕谁都不会以在学校里的标准思考问题了。”
那么铃木每周周末都不在家，他的妻子就没有任何怨言吗？
当然是找各种理由，诸如“和朋友去打高尔夫”“去免费足球教室当教练”，等等。
“不过我最常用的借口还是教务主任业务繁忙，即使是休息日也要上班。”
一个休息日的早上，铃木照例对妻子说：“今天还要上班。”
“哦。”他的妻子也是照例露出一副不痛快的表情。
“我们仅在必须进行交流时才和对方说话。”
当由美问及铃木的妻子有没有埋怨的时候，铃木也如实回答：“撒了个谎出来的。”有时候由美的信也会寄到铃木的家里，但看到小孩子歪歪扭扭的字迹，任谁也猜不到铃木会另有新欢。
“儿子出生时，妻子难产，命悬一线。打那以后，妻子就再也不打算要孩子了，而我们也再没有在一个被窝里睡过。我觉得十分空虚和寂寞。”
另外，在与由美相遇之前的那个夏天，有一件事让铃木受了很大的打击。那次是与妻妹一家一起度假，铃木和儿子一起睡在阁楼上。
“嫁谁都一样！”
铃木的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能听到自己说话，继续跟自己的妹妹说道：“我就是为了尽快离开家教太严的家，所以才早早就嫁了的。”
“我当时受了很大的刺激。她还说，虽然爱的不是我，但错过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铃木的儿子上了小学以后，他的妻子每周要去上一两次健身房。妻子去健身房的日子，晚上铃木就领着儿子去外面吃。自从他的妻子开始不吃早饭以后，铃木和儿子早上就只吃点面包、喝点汤了事。
“妻子或许也觉得很寂寞吧，只不过她不说罢了。”
能够代替妻子为他排遣寂寞的人，就是由美。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强行触摸身体
“由美，我喜欢你，摸一下可以吗？”
由美马上就要上六年级了。为了要触碰由美的身体，这句话铃木也不知已经问了多少遍。
“啊……那可不行。”
由美极力逃避，可铃木就是紧追不放：“那就等3月14日白色情人节吧。”
白色情人节是男性向女性回赠情人礼物的日子。铃木自作主张把这天作为他们两人的特殊日子。在铃木看来，由美俨然已经是他的恋人。此时距他被逮捕还剩三个月。
当天，铃木和往常一样去了商务旅馆，可这次由美的行为却不同寻常。
由美阴着脸褪去了衣服，那天她穿着两条内裤。
现在，铃木知道由美这样做，是表示无声的反抗，可当时他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猜由美是特意穿了一条很特别的内裤给我看的，她一定很害羞吧。”
铃木以为由美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就开始上下其手。
检方对事件进行调查时，由美这样说道：“如果反抗的话，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所以我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针对二人之间的关系，由美则是这样说的：“老师的坏心情总是会持续很长时间，有时候他会写一些很悲观的信，时而让人觉得可怜，时而让人觉得可怕，真是让人无所适从。”
由美同情铃木的遭遇，所以尽量顺着他。而铃木却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些。
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我们就可以知道铃木的一些想法。即便是在旅馆的房间里，铃木也想“要纠正这孩子身上的一些坏毛病”。
“比如说一些说话措辞方面的问题，还有感情起伏比较大的问题，只要是我注意到的问题，我都告诫过她。”
总之一句话，即便是在犯罪现场，教师的立场仍然是高高在上，以“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借口实施犯罪。现在铃木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或许我在潜意识中想把她打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我接受了她性格中的任性，同时又想对她性格中其余不好的部分进行改造。”
身为一名教师，他的想法至始至终都是错的。
“或许，教育对我来说，就是把学生刻画成我心目中理想的样子。”
作为一名教师，本应当培养孩子的自尊，而铃木的行为则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自己的理想。铃木的理想本来是救人医心，可他所犯下的却是“磨灭人的灵魂”的罪行。他的言行之间可谓矛盾重重。
实际上，身为教务主任的铃木,也同时兼任防止校园性骚扰的责任人，由此看来，他的意识与行为也是互相矛盾的。
“性骚扰是绝对禁止的，但是由美的事却游离于我的意识之外。当时议论的都是在酒席上不准借机骚扰、不准在学校张贴泳衣照等以教职员工同事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问题。当时谁也没想到有人会对学生进行猥亵。”
即便是现在，学校方面对于教师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的危机管理意识仍然不够，依然不愿承认有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针对学生的性骚扰事件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要以此为前提，做到提前防范。
由美升入六年级以后，铃木想将她占为己有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
给她买了手机
“铃木老师告诉我说：‘要是大家都使用手机的话，电话费会便宜很多。’这笔钱是由老师来负担的。”
这番话是铃木让由美跟她母亲说的。这个理由显得有些牵强。
每天都是由美先从家里给铃木打电话，铃木再给由美打回去，但是铃木希望自己随时能跟由美保持通话，这样,他就能避开由美母亲这个障碍了。
“由美的母亲非常信任我，即便感觉有少许不妥，也会因为我是老师而打消顾虑。我经常给她们帮忙，扮演着一个代理父亲的角色。”
对一个单亲家庭中整日忙于工作的母亲来说，万一出了什么事,能够有人帮忙的话，心里的确也会踏实不少。但铃木却利用了由美母亲对自己的信赖，欺骗了她。
对此，龟井说道：“单亲家庭中跟着母亲长大的孩子遭受性侵害的不在少数。或许是因为一旦有什么事，没有父亲站出来撑腰的缘故吧。母亲即便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因为自己的孩子掌握在别人手中，所以也不敢过分声张。”
除了由美的母亲以外，铃木还担心另外一个人会在旁边监听自己与由美之间的通话。那就是由美的姐姐，她已经是高中生了。
“有一次我正在跟她通话，她突然就跟她姐姐吵了起来。要是用手机的话，就可以在外面慢慢说了。”
由美遇事可以跟自己的姐姐商量，所以她姐姐对铃木来说，是个很大的障碍。其实由美已经跟她的姐姐说过诸如 “被老师亲了” “讨厌那样的大叔”的话，但铃木并不知道这些事。
由美正处于青春期，在成长过程中她不断认清自我，对于自己的好恶，自然也懂得找人诉说，而除了她的姐姐，她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倾诉了。
但是她姐姐也有很多话不方便跟她们的母亲说。或许是有些难以启齿，并且她也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担心吧。最后，铃木带着由美一家三口一起去买了手机。
由美总是频繁给铃木写信，可有一段时间，却突然不再给铃木写信了。这一状况被检方视作由美“心境突然发生变化”的证据。但铃木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要是觉察到由美心境发生了变化的话，也许就不会继续纠缠她了。铃木不愿相信检方的举证就是事实。
六月的一天，铃木将由美从游乐场送回家后，独自开车回家时，手机上收到了来自由美母亲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让铃木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请不要再找由美了。这次是最后一次了。”
铃木急忙拨通了由美的手机，手机里传来的是她母亲冰冷的声音：
“关于这件事，由美恐怕已经撑不下去了。”
后来铃木又打了几次电话，由美和她母亲都没有接。
“这样看来，应该是由美和她母亲吵架以后，将我们的事情跟她母亲挑明了。”
其实，由美的母亲也注意到了女儿的变化，而且由美的班主任也说：“由美最近变得心事重重，整日摆弄手机，一整天都不离手。”由美每天都把手机带到学校，母亲便将她的手机没收了。
铃木开始有点着急了。
“我心里想的只有能不能再见到她这一件事。”
铃木为了缓和一下自己不安的情绪，便带着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出门旅行了。
旅行归来后，立即被逮捕
铃木的儿子非常喜欢火车，为了履行与儿子之间的约定，内心虽仍有不安，但还是坐上了火车出门远行。这次也和往常一样，妻子在家看家，不和他们一同出去。
儿子在客流稀少的火车上兴高采烈，而铃木却闷闷不乐。他打了几十通电话，被铃木视为恋人的由美和她的母亲却始终没接，却突然接到了妻子的来电：
“警察来家里了，说是要问一下学校里的情况。现在正在外边等着呢。”
“什么？学校的情况……会是谁呢？”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被调查的对象会是他自己。可就在那一瞬间，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不禁“啊”了一声。电话那端的妻子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很是担心：
“怎么，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挂断电话以后，铃木知道是东窗事发了。
“当时儿子要是不在身边的话，我肯定会卧轨自杀的。”
铃木意识到自己将要被逮捕后，便带着儿子买了回家的返程车票。在铃木家的住宅楼前，停着一辆面包车，四名警察已经等在那里。或许他们也没有猜到铃木没有顺势逃跑吧。
“我们有话要问你。”
“嗯。”
铃木没做任何抵抗，老老实实地跟他们走了。在车上对铃木进行简单的盘问后，便出示了逮捕令。在对铃木的家进行搜查时，铃木的妻子十分不安地盯着自己的丈夫。
“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铃木在警察局说自己是爱由美的，可警察却说“跟小学生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恋爱关系”，铃木只好辩称自己的出发点是跟由美谈恋爱。
直至被逮捕之后，铃木才知道由美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被眼前的物证惊呆了。物证之一是一本由美的日记，上面记录着由美的种种痛苦。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大叔了。”“我虽然讨厌，却也没有办法。”由美升入高年级以后，就每天以日记的形式，把自己对加害者的厌恶情绪发泄出来。在配合调查时，她也是这样说的：
“直到我升入六年级之前，即便我不愿意，老师也仍旧以各种理由劝我就范。要是让他把电话打到家里的话，我怕跟我妈妈说不清楚，我不想让她担心，所以就一切都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了。”
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发现，由美的心境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直到她渐渐觉得“是我不好”“只要我再坚持一阵子，事情就会过去的”。由此可以看出，她自尊自重的想法在弱化，开始逐渐对铃木表现出顺从的态度。
对此，龟井明子表示：“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除了感到恐惧以外，还会失去自尊，轻视自己，从而一味地顺从加害者和周围的人。”
直到铃木听警察说，由美完全是因为害怕才顺从自己的时候，他才表现出一丝悔恨：“原来是这样啊！”
铃木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双方自愿。可对由美来说，这个过程则是她一直被迫服从老师的“特别权力”，心中的悲鸣无从诉说，两年来只能一个人默默忍受。
“教育理念有误”
“我的心境没有发生变化，只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发现有些事情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铃木说道。
最后，当我问及他判决后心境有哪些变化时，他说道：
“首先，不变的是对受害者的歉意。我现在才意识到，在曾经身为教师的我看来是正确的事情，在旁人看来未必就是正确的。”
铃木的教育信条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而在培养他们的自主性与自尊心方面并没有什么热情。他相信，在与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的过程中，引导孩子们找到“正确答案”，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从没意识到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更没想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强迫学生做什么。我一直认为我和由美是一种对等的恋爱关系，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在滥用手中的权力。”
在警察局里，“特别权力关系”这个术语铃木听到过好几次，警察的话至今仍在他耳边回响：
“教师让学生向右，那么学生绝对不敢向左。”
这些话虽然引发了他的一些思考，但他始终没能将自己错误的教育理念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始终都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并没有做错。直到接受采访之后，他对教育的思考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今铃木回顾往事，觉得这件事与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的体罚事件的原因如出一辙。这些事件的起因都是强迫孩子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他认为，如果自己对教师的权力有所警惕的话，事情或许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当了25年的教师，却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别的教师或许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有所了解吧，但我看未必所有人都了解。”
猥亵行为相对于体罚而言，其特点就是隐蔽，不易为人发觉。
对此，有过相当长教龄的龟井有她的见解：
“铃木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对由美实施强行猥亵，不应该没有人发现。但即便有人注意到了，恐怕也会想‘如果弄错了就麻烦了’‘我才不想惹麻烦上身呢’，正是因为学校里到处充斥着这种想法，所以一直都没有人揭穿他。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迄今为止龟井接待的咨询案例中，也不乏学生对教师有好感的。
“如果是小学生的话，肯定是教师的责任无疑，但如果是初、高中生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或是涉事教师被同事所同情的情况。所以，应该在广大教师中加强宣传，让他们认识到‘不要与自己的学生交往，因为这样做就等同于教师在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铃木回忆起我当初向他提出采访请求时的一幕：
“一开始，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也希望不会再次出现新的受害者。”
铃木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如果这段采访能让一位即将犯错的教师幡然醒悟的话，就能防止一次伤害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或是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若能因此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这段采访就有价值。”
说完这番话，这位曾经的教师咬着嘴唇，不再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