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日，我又去了原口新的工作单位——教育中心。前台一位男性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是午休时间，他出去了。”然后他又问我有什么事，我答道：“您就跟他说池谷有事找他，他就会明白了。”我又等了一会儿，忽然发现有一个貌似原口的人走了过去。“原口老师！”那人见有人喊他，顿时面露怯色。就是他！我边走向那人，边作自我介绍：“我叫池谷。我能问您一些事情吗？”
大概是怕聊天内容被单位的其他同事听到不太好的缘故吧，原口将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我们在沙发上面对面坐好以后，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距离开庭审理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想再了解一些有关这个案子的情况，如果能跟当事人直接对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由于您对对方陈述的事实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不对双方当事人都进行采访的话，恐怕很难写出公正的新闻稿。我也问过律师了，但律师好像也没能完全掌握所有细节，所以……”
“嗯。”
“您的观点就是对方所说的完全与事实不符？”
“对。”
“真的是这样的吗？”
“对 。”
原口的回答只有“嗯”和“对”之类的简单字眼，大概只有这样，才绝不会露出破绽吧。但其严防死守、绝不认账的姿态已经显现无遗。
没想到当我再次提问的时候，原口却突然变得健谈起来，但其谈话内容无非是反复强调“有什么事就问律师吧”“不方便表态”之类的，就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虽然他的谈话中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谈话过程可谓是巧舌如簧，这验证了早苗所说的“原口老师十分能说会道”这一事实。
以下是我与原口的谈话情景再现。
首先，我要对原口的态度进行确认：“一直以来，您都对自己主动将学生叫到休息室进行单独指导的事持否认的态度，对吧？”
“对。”
“那么就是学生主动来到休息室，接受您的指导了？”
“因为这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所以暂时不方便说。律师也告诫我‘尽量不要表态’。这些都是今后在法庭上，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应该讨论的问题。我要是表态的话，那么这家媒体说东，那家媒体说西，即便是同样一句话，角度立场不同，就有不同的理解，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您要是无论如何都要讨个说法的话，那恐怕只能由我的律师来答复您了。我认为，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在写评论的时候，我说一句话，您就难免会带着自己的立场观点对这句话进行解析，借此来表达您想要表达的东西。我的律师也说了，他既然作为我的代理人，就一切都由他来应对，所以您要是还有什么要问的，就由我的律师来答复您吧。”
我当即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只是想让民众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觉得这种事在法庭上当庭确认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感觉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但好不容易见到了他，自然是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问出点什么再回去，于是我又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原来如此。但是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案子恐怕会给您的整个人生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吧？对方是诬陷也好，捏造事实也罢，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她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细节来陷害您呢？对方的目的很明确，您对此有什么想法或是不满吗？如果有的话，恐怕您会有很多话要说，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基于上述考虑，我非常想听听您的想法。”
对待原口只能以虚对虚。但这招对他似乎也不起作用。
“这些话即便是对媒体说了也不起丝毫作用，所以我只能借律师之口在法庭上说。关于这些话，律师的说法是‘有些话跟别人说，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这些事就都交给我吧’。所以我不能通过媒体跟她们斗，胜负只能在法庭上见分晓。律师说过‘如果有些话非说不可的话，就一定要通过律师来说’。试想如果好几家媒体都过来采访，而发布的内容要是各不相同的话，岂不是对我很不利？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一面迎合自负的原口，一面考虑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我决定先列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观察他的反应。
“那我们就先不谈细节。”
“好。”
“有人说您在休息室中，让学生脱得只剩内衣，还让她们转三圈学狗叫，有这样的事吗？”
面对我的质问，原口有些慌张，不断以“这个……”“所以嘛……”等毫无意义的言语遮遮掩掩。
“所以说……这个问题要由我的律师来回答。要是跟你说了的话，你要是净写些对你自己有利的报道的话，我可就要倒霉了。”原口回答道。
我们二人针锋相对。
“就算你到工作单位来找我……到上班时间了，铃声马上就响了。我很忙，希望你不要再到单位来。咱们说好了啊，以后不要到家里和单位来找我。”
这次他的回答完全没有实质性内容，却也不逃避，只是说一些客观的话来应付我。
对于原口的要求，我则以提问的方式答复他：
“虽然您现在拒绝接受采访，但我还是会继续追踪下去，庭审时我也会到场。今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要对您进行采访，比如您陈述完自己的主张之后，或者法院判决结果下来之后，等等。如果到单位或家里找您会给您带来困扰的话，您能留个手机号码或是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恐怕您只能和我的律师取得联系了，因为这个案子还没出结果。”
“那要是庭审结束，律师完成其使命之后呢？在那之后我希望仍然能和您联系上，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您。”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原口终于找到个机会甩开了我的穷追猛打。
经过三十分钟的交锋之后，我别无他法，准备说完最后一句话就撤退。
“没能向您请教相关细节，实在是遗憾，以后再有机会的话……如果现在不方便说的话，等以后方便说时，还要向您讨教。”
“好。可以。”原口含糊其词地答应着，又补充了一句，“以后不要再来我的工作单位找我了，好吧？”
他一贯是那么强硬，学生和家长在他面前根本就硬气不起来。我尽量客气地说道：“这恐怕办不到，不过我会想办法不让您为难的。”
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我起身告辞。
我简直疲惫至极。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对事件进行采访的记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关系而已。
原口对于早苗来说是恩师，是学校社团的顾问，是值得信赖的导师。像这样拥有绝对权力的男人，居然对如此信赖他的女初中生做那样有悖常理的事，实在是罪不可赦。
庭审结束以后，我因为要写这次事件的评论，就又与原口的律师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对他进行采访，但得到的答复很干脆：“我的当事人并无此意。”
站在证人席上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提起诉讼的早苗、真由和美雪三人来到法庭为自己初中时被侵害的案件作证。被告原口坐在旁听席上，等待出庭陈述证词。首先站在证人席上的是早苗。
“你认为被告是个怎样的人？”原告方的女性律师问道。
“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我很尊敬他。”早苗答道。
“被告否认对学员进行过体罚，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严格的训练而已。”原告方律师继续提问。
“不是这样的。除了训练，还有体罚。”早苗回答得很干脆。
“那你为什么不退出剑道部呢？”
早苗努力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道：“只因为老师说退出剑道部的人是‘斗败的狗’，还说这种人‘一辈子只能围着失败打转’。”
原告方律师又针对原口的“尊重学员的自主性”这一主张进行提问。
“原口老师指导方法有何特点？”
“他不会直接下达指示，而是采用通过语气语调等加以暗示的方法进行指导。”
说白了，就是必须要和他保持步调一致才行。
原告方律师问道：“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为了能使大家明白，早苗举了一个事例：
“休训的前一天要是训练得不理想，并且还不主动找老师要求训练的话，他就会非常生气，然后直接离开。”
原告方律师不解其中含义：“应该继续训练还是该回家休息，他的意思是让你们自己体会吗？”
“是的。我们每天要先察言观色，然后再考虑该怎么做。”
接着，原告方律师的提问涉及了问题核心，她问起了原口命令学员们在休息室中转三圈再学狗叫的事情。
“被告说自己从来没主动把任何人叫到休息室里。”
“一开始绝对是老师把我们叫进去的。但是后来我们有时是自发去的，有时是意识到可能老师会生气，所以才过去的。”早苗回答道。
原告方律师还确认了脱衣服的大致经过：“被告在其陈述书中写到，有些学生说过‘让我去死的话，我也会去’ ‘让我脱衣服我就脱’，这些都是她们自发的行为。请问这是事实吗？”
“不是这样的。没有人会主动跑到男老师面前，说‘我要脱衣服’。是他在休息室中让我们脱衣服，我们非常害怕，另外还有出于对老师的信任，才不得不脱。”
这时被告方的男性律师发言，说原口已经调到了教育中心，问早苗是否还会要求对他进行处罚。
“我听说他还有可能再次回到学校。如果他在法庭上矢口否认就能够蒙混过关的话，以后他还会做这种事。这样一来不但学生们会深受其害，对教育事业的未来更为不利。”
被告方律师拿出原口与剑道部学员的合影，照片中的人物看起来很快乐。律师语气中充满了鄙夷与不屑：“说那些回忆让你生不如死，但我看了这张照片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
“原口老师平时很风趣。但是在休息室里他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照片不可能拍下所有的事情。”
早苗说出直到上了大学才对母亲说明这一切的原因：
“我自己要是生了孩子，我也想知道在自己女儿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的女儿瞒着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才会想到把这一切都说出来。”
积压在早苗心头多年的往事，这次终于全都说了出来。
原口一句“去死吧！”，她径直走向窗边
在某初中剑道部顾问猥亵案的审理过程中，早苗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证词，接下来由真由和美雪分别陈述自己的证词。
真由陈述了自己在剑道部顾问原口的命令下，脱得全身只剩下内衣，因为原口一句“去死吧！”，她竟然走向窗口，试图跳下去。接着，她又陈述了自己被洗脑后的心理状态：
“要想进军全国大赛，就要跟老师心灵相通，当时我竟然认为这样做，会有助于培养坚毅的精神。”
当时，美雪想把别人遭受侵害的情况告诉自己的父母，但始终没能说出口，直到自己也被强迫脱去衣服以后，这件事她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当时，我不想承认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我的心理状态发生了转变，我开始在心里为自己辩白：‘那是我为了将自己的心赤裸裸地展现在老师的面前，才主动脱衣服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猥亵。’”
这就是美雪当时的心理状态。
在市教育委员会的调查中，原口一直否认自己有猥亵行为，在此次审理过程中，他在陈述书中屡次强调“我感到十分困惑”。在法庭上，他还自言自语地抱怨说：“我本来还以为自己能够以校长的身份出席学生们的婚礼呢。可如今被解除了教导主任之职，调到教育中心工作，看来我这个梦怕是难圆了。”
但是，随着原告的证词越发具体，他再也无法继续狡辩下去了。
在这次庭审上，他反复强调：“学生们为了讨好我，争相在我面前表现自己，而且她们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有的说肯为我而死，还有的说肯为我脱衣服。”这些都是他在市教育委员会的调查中没有提到过的。他本来是想表达学员们想积极表现自己，所以才表现异常，可这完全不合逻辑。
直到原告陈述结束，他还一口咬定虽然学员们有的肯为他而死，有的肯为他脱衣服，但这一切并未付诸行动。
终于轮到原口陈述证词了。他首先强调的是他殴打学员的目的不是体罚，而是为了对其进行指导。
“我打她们就是为了警告她们做得不对。”
如果此案发生在大阪市立樱宫高中的男生因不堪体罚之苦而自杀的事件之后，或许原口就不会这么爽快地承认殴打学生了，因为自从那次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对于体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
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规定，殴打学生毫无疑问是属于体罚范畴，但原口却拒不承认自己是在体罚学生，他认为“这是指导而并非体罚，因此他并没有对学生进行体罚”，他的观点明显与文部科学省的规定不符。
或许是由于在家长们的支持下，他在比赛中多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缘故，他才会认为 “只是随便打两下根本就不是问题”吧。
面对原口对其猥亵行为拒不承认的情况，原告方律师问道：
“有没有学生在休息室里对你说过‘让我做什么都行’？”
“应该有吧。”
接着原告方律师又一一列举了他在休息室中的所作所为，他都矢口否认。
“你让学生唱歌了吗？”
“没有！”
“你让学生转三圈学狗叫了吗？”
“没有！”
“你让学生含住你的手指了吗？”
“没有！”
接下来的问题原口却没有否认。
“是否有学生说过‘让我去死的话，我也会去’？”
“有。”
原告方律师继续追问道：
“那有学生说要自己脱衣服的吗？”
“有。”
“那你觉得她们为什么那样说呢？”
原口好像突然间慌了神，答道：“可能是受到了惊吓，或者是精神上有什么压力吧。”
原告方律师继续问道：“那你问过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吗？”正常情况下，但凡教师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可原口却回答：“我没问。”
他也只能这样回答，因为他真的没有问过。
原告方律师继续追问道：
“大概是因为你说了‘把你的心赤裸裸地展现在我面前’‘能把你的一切都交给老师吗’之类的话，她们才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吧。这样的话，的确是没有必要再追问了吧？”
面对原告方律师推理性的质问，原口虽然否认，但一时间却又找不到借口：
“……不是这样的。根本没有的事。”
完全是答非所问。
原口在其陈述书中，指摘原告方的陈述“过于夸张”。
被问得无言以对
早苗等人就初中时被剑道部顾问原口猥亵一事提起诉讼，原口在法庭上当庭对自己的行为矢口否认。原告方的女性律师问道：
“曾经有学生跟你说过，可以为你而死吧？那么请你描述一下她在休息室中用头撞更衣柜时的情形吧。”
“她进门就跟我说对不起，我大声训斥她，让她回去，她就说‘我去死’，然后就用头咚咚地撞更衣柜，我连忙拦住了她。应该撞了大概两三下吧。”
原告方律师低头看了看原口提交的文件，问道：
“在你的陈述书中写着，有的孩子说‘让我去死，我也心甘情愿’‘让我脱衣服都行’，但是都没有付诸行动，是这样的吗？”
“是的。”
当原告方律师追问“已经付诸行动了吧？”的时候，原口只得承认。
就在这时，原告方律师乘胜追击：
“其中有些内容跟事实不符吧？”
被击中“要害”的原口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嚣张，却还在狡辩：
“可能是我表述得不够清楚……”
原告方律师却不给他一丝狡辩的机会：
“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到底有没有付诸行动？”
“……你这样说的话，或许有所出入。”
“那么说‘让我脱衣服都行’的那个孩子已经开始在你面前脱衣服了吧？”
“不，我制止她了。”
原告方律师的追问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你制止她了，说明她已经开始脱了吧？并不是说完话以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吧？”
“我彻底制止了她。”
胜负已分。这时裁判长插话道：
“既然你说自己制止了，那就说明该行为已经发生，有必要进行制止。”
接着，原告方律师的提问又给原口补了一刀：
“在什么情况下，她才说了‘我去死’？”
原口的回答简直是答非所问：
“那时我也只能训斥她说：‘你回家去吧！’”
“这些你已经说过了。”
原告方律师又换了个话题。
“她用头撞了更衣柜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发生什么事。”
“没有通知她的父母吗？”
“没有。”
“初中生在你面前有自残的行为，这难道不需要通知其家长吗？”
原告方律师的疑虑原本就是人之常情。
“我当时的确没想那么多。”原口也只能这样回答。
接着，原告方律师又提及了早苗等人的证词。
“刚才三个学生的证言你都听到了吧？”
“是的。”
“她们在说谎吗？”
原口恬不知耻地答道：
“是的。”
原告方律师又针对原口在法庭上供认不讳，而在教育委员会的长期调查中其不肯承认的事实对其进行诘问：
“在教育委员会的调查中，你是否承认过有学生肯为你而死和肯为你脱衣服的事实呢？”
“没有。当时我没想起来。”
原告方律师的脸上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说道：“但是十年前的事情，原告仍能说得清清楚楚。”
原口回答道：“我没有她们那么好的记忆力，我已经无法记起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以看得出来，原口此刻已经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见原口的回答前言不搭后语，早苗和母亲惠子暗自欢喜。庭审过后，说起这件事时，她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律师干得真漂亮！”
关于未成年人为何难以拒绝来自成年人性侵害的问题，原告方律师引用了《儿童与性犯罪》（吉田贵子著，集英社出版）中的一段话：“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未成年人要敢于对有权力的人，尤其是成年人说不，我们只是一味地教导他们，无论大人们说什么都要言听计从。”强调未成年人在此类事件中的弱势地位，从而彻底推翻了原口的主张。
敷衍的处理方式让人感到愤慨
这起发生在中学里的猥亵案件，绝非仅仅是受害学生与涉事教师之间的交锋。听了女儿早苗的倾诉以后，伊藤惠子感到十分焦虑。她对市教育委员会的愤怒甚至超过了对加害者的怨恨。在法庭上，惠子首先说明自己原本对市教育委员会充满了期待，希望市教育委员会能够查明真相。
“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出现了问题，在学校中发生这种多名学生连续受害的事件，居然没有一个人通知家长，这个事件的性质非常严重，我希望教育委员会能够进行调查。”
可结果令她大失所望，原口对自己所犯罪行加以否认后，调查就立刻陷入了僵局。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幕，是惠子与市教育委员会之间的交锋。
“我们并不是警察。”市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强调其调查内容受其职权范围所限。惠子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十分不满。
“如果对被告作出处分决定的话，市教育委员会担心会因被告反诉而输掉官司，所以对我们的意见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无论我们如何说明这样做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市教育委员会的人就是无动于衷。”
市教育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之际，惠子担心受害者会遭到报复，所以要求市教育委员会不要把受害者姓名及其他详细信息告诉原口。市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对法庭申明，这个要求严重阻碍了调查的进行。
“事实关系清楚以后才能对其进行处罚。首先，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口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都有什么行为举动，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告方的以上要求给调查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的确，对于受害学生与教师独处一室时发生的行为，我们很难查出其真相究竟如何。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没有具体细节的支持，根本就无法撬开原口的嘴，调查也就很难进行下去。但是，面对众多受害者的控诉，原口极不配合的态度，任谁都会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原告方律师认为仅此一点就可成为确认事实依据的凭证，但市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却说“仅凭这一点无法成为对其进行处罚的证据”。这与惠子“即便是不承认，事实也是黑白分明” 的主张永远都不可能产生交集。
另外，惠子认为市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方法也有问题。她认为调查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早苗她们这一届学员，如果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在校生的话，或许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证词。对此，市教育委员会认为此举会“侵害被调查人的隐私”以及“侵害加害者的人权”，且即便进行追加调查，其效果如何尚未可知，基于上述两条原因，就没有扩大调查范围。
“学校与所在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调查对象成年以后，如果这些事被传出去的话，将会给学校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扩大调查范围实施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样说道。
原来他更担心学校的名声受损。
市教育委员会中设有由律师等专家组成的第三方机构“救助小组”来专门负责解决性骚扰相关问题。惠子曾经向市教育委员会要求救助小组介入此案，但市教育委员会拒绝了她的要求。其中的是非曲直惠子与市教育委员会也是争执不下。市教育委员会的意见是“救助小组的第一要务是救助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而非针对如何处罚教师”。这样的说法让惠子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惠子的最后一项主张就是想让大家对教育第一线的现状有所了解。
“我想强调的就是，学校里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孩子信任老师，有什么事都不告诉家长，如此一来，有什么问题家长都不能及时发现。在校学生与家长的亲子关系就是这样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种情况，尤其是老师。我衷心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惠子陈述完自己的主张，庭审结束。接下来就等待判决结果了。
原告胜诉，原口被免职
早苗控告初中时的剑道部顾问一案，从开庭审理至今，她足足等了一年零五个月，终于等到了判决的日子。这时距她向母亲倾诉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判决结果宣布当天，法庭没有出现原口的身影。
法院命令市教育部门因“没能履行保障教育机构安全的义务”而赔付原告一百万日元，且认定原口有体罚及猥亵行为，宣布原告胜诉。
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口有用鼓槌殴打学生及用脚踢学生的行为，且此类行为属于《学校教育法》中严令禁止的体罚行为；认定让学生脱得只剩内衣的行为属于猥亵行为，且原口为了让学生顺从自己，竟然使用卑劣的手段来激发学生们的“自觉性”，因此被判有罪。
“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使用‘糖果’与‘大棒’并用的手段，对学生进行误导。”
针对原口“衣服是学生们自己主动脱的”这一主张，判决书中指出：“这对初中女生来说是极大的耻辱，没有任何动机支持原告在没有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作出虚假的供述。虚假供述的细节不可能这么条理清晰。”原口一贯虚张声势，全面否定自己的罪行，但在法庭上却显得极为狼狈，审判人员抓住这一点，严厉指出原口“前后矛盾”及“庭上庭下表现不一”。
审判人员又将焦点落到剑道部学员的母亲对原口的行为表示抗议时，原口的辩解上。
原口主张：“当初并未明确否认，只是说这是指导的需要。”
另外，审判人员还得出“原口在市教育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根本没有提及与当时有关的一切细节，向本庭提交的陈述书中也曾申明‘没有学生真正要脱衣服’，但在法庭上，他又陈述了有必要制止学生脱衣服的情况，这明显前后矛盾，女学生在男教师面前突然主动说自己要脱衣服，于情理不合。另外，原口完全不顾及在教育上所造成的影响，其行为实属不当”的结论。
早苗和惠子听到此处，不禁点头称赞。
市教育委员会没有提出上诉，判决成立。以此次判决为依据，市教育委员会终于对原口作出了免职处分。惠子母女长期以来的辛苦没有白费。此次判决中并没有说明原口究竟为何会对操控学生的行为如此着迷。对此，某初中教师说道：
“对于很多教师而言，没有什么比执教社团活动更有意义了。因为通过社团活动，教师可以让学生完全遵照教师个人的意志行事。如果在比赛中取得成绩的话，对教师本人肯定有利，这种满足感是科任老师无法体会得到的。”
庭审结束后，早苗松了一口气，可惠子却依然无法释怀。市教育委员会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消极的，惠子觉得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惠子认为，如果调查对象扩大到以往历届学生及在校生的话，那么历届学生乃至在校生都曾受害的事实必然浮出水面。
但是关于市教育委员会没将调查深入进行下去的问题，法院却表示“无法对其作出违法判决”。此次判决中认定市教育委员会的调查合理合法，认同其由于职权所限而无法扩大调查范围的主张。
关于第三方机构介入的问题，“由于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受害的在校生的救助问题”，所以不允许毕业生借助该机构对教师进行诉讼，所以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因此，惠子既有胜诉的喜悦，又有未能如愿的失落。
“市教育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法院为什么没有对其作出判罚呢？”
只能通过诉讼才能解决问题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审判结束后，伊藤惠子在与声援者们举行的庆祝会上这样说道。
女儿早苗初中时的剑道部顾问原口达也被判猥亵罪名成立，终于受到免职处分。但是关于教育委员会处理问题态度消极的诉讼请求，却被法院驳回。
审判过去多年以后，惠子依然无法释怀。
“虽然我不想这样，但却不得不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如此，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教育委员会应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认真查实事件的真相。”
惠子的怒火来源于教育委员会，女儿的矛头直指剑道部顾问，虽然她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她们渴望真相的心情是一致的。那么，除了提出诉讼以外，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
“当事人是想让人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真的曾经发生过。”龟井明子强调道。
她也曾向此案原告伸出过援助之手。
“由于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能力有限，因此其调查未必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在这个案例中，市教育委员会应该让由律师等组成的第三方机构介入调查。当时恰好开始实施受害者救助制度，这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
最近数年，各地纷纷设立第三方专家组，用以调查因霸凌及体罚自杀事件的真相，这项制度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入江直子针对因教师矢口否认，教育委员会就不敢轻易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的现象则给出这样的解释：
“这是文部科学省下大力气狠抓的政策，但凡是对学生有猥亵行为的教师，教育委员会要立即对其进行处罚。就曾经出现过有些教师对所受处罚不服，向各都道府县的人事委员会申请复议，推翻原处分决定的案例。教育委员会担心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教育委员会希望得到经得起仲裁考验的、较为缜密的事实依据后，再对其进行处分。入江认为，如果能够由专家组对事实加以判定的话，那么教育委员会就会对自己的处分决定充满自信。
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但惠子一路坚持下来的理由足够充分：
“社会上或许有很多人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后，放弃了为自己争取公正待遇的机会。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只是一味屈从权势，一辈子唯唯诺诺地活着。”
真相大白，原口也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可惠子仍然还有她的烦恼。
“这件事我真的做对了吗……一开始我是瞒着女儿举报的，结果还是把她卷了进来。此番举动还伤害了许多其他女学生。但是学校里出现这样的教师，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作为一个母亲，我必须这样做。”
早苗对此也思绪复杂：
“很高兴终于真相大白，不过我很在意自己一直有些消极，反而我的母亲对这件事一直很愤怒。我非常感谢她。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肯定不能坚持到今天。真高兴她能自始至终都和我站在一起。”
听了女儿的话，惠子叹了口气说道：
“女儿最初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恐惧、回避，而应该勇敢面对，应该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为了不让女儿受到更多的伤害，我并没有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是当初就开诚布公地跟她商量，积极解决问题就好了。”
知道自己的孩子成为受害者的家长的处境，真可谓是进退两难。惠子和女儿早苗的想法多少存在一些分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用自己的行动，让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许多跟早苗一样受害的孩子的心灵得到了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