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社会》作者：[德]韩炳哲／译：王一力
简介
否定性的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溢着积极性的社会。
从这一范式转移出发，韩炳哲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病理形态，其中包括忧郁症、注意力缺乏症、过劳症等精神疾病。它们不是传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导致，而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
因此，一切免疫学式预防和抵抗措施都失效了。韩的论述最终以一个社会远景结束，他有意赋予其一个含有歧义的名称“倦怠社会”。其中，生命变成了生存，生存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健康带来了疾病和僵死。
失去了死亡的否定性，生命自身僵化成为死亡。
一部为当下全球化时代做出诊断的重要作品。
前言 倦怠的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神话可以被解读为刻画现代功绩主体（Leistungssubjekt）心理机制的隐喻，即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功绩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如此看来，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卡夫卡对“普罗米修斯”这则神秘莫测的寓言进行了有趣的改造：“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卡夫卡在此呈现了一种有治愈功能的倦怠，这种倦怠不会撕裂伤口，反而使之愈合。“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本文也将聚焦于对治愈性倦怠的思考。这种倦怠感并非由不受约束的发展、升级导致，而是来自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
精神暴力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疾病。例如历史上的细菌时代，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向终结。尽管我们对于大型流感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然而如今我们已不再身处病毒时代。有赖于免疫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一历史阶段。从病理学角度看，21世纪伊始并非由细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经元主导。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S）、边缘性人格障碍（BPS）或疲劳综合征（BS）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它们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学上他者的“否定性”导致，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引发。免疫科技以抵御外来者的负面影响为基础，从此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20世纪是免疫学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内外、友敌、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冷战也遵循了这种免疫学模型。20世纪的免疫学范式中充斥着冷战话语，由一种严格的军事化规则控制。攻击和防御主导着免疫学式行动。这种免疫学原则超越生物学范围，到了社会领域，最终蔓延至整个社会层面，一种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对一切陌生之物，都采取防御措施。免疫防御的对象即是这种陌生之物。即便陌生者毫无恶意，即便他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仍然会基于他的“他者性”（Andersheit）而受到排挤。
近年来出现的种种社会理论，都明显以免疫学诠释模型为基础。免疫学话语的流行并非意味着，当今社会比过去更加受制于免疫学原则。一种范式自身成为反思的对象，这往往标志着该范式的衰落。近年来已经悄然发生了一场范式的转移。冷战的结束就发生在这场范式转移的进程中。[1]当今的社会状况，更加彻底地摆脱了免疫机制和防御模式。他者性（Andersheit）和陌生性（Fremdheit）的消失标志着这种转变。他者性是免疫学的根本范畴。一切免疫反应都是面对他者的反应。现在，“差异”（Differenz）取代了他者，不再引起免疫反应。后免疫学、后现代式差异不再导致疾病。在免疫学层面上，它们是等同的。[2]过去，在陌生者（Fremdheit）的刺痛下，产生激烈的免疫反应，如今这些在差异性中消失殆尽。陌生者被弱化为一种消费用语。陌生性让位于异国情调。游客们在旅行中寻觅它的踪迹。游客或顾客不再是免疫学式主体。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理论也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他认为：“过去几年中，任意哪一天的报纸，也许甚至在同一版面，从表面看来都报道了不同的事件。例如，对抗一种新型传染病的爆发，反对被指控侵犯人权的外国首脑的引渡申请，加固抵制非法移民的壁垒，以及清除最新电脑病毒的策略。这些现象之间有何共通之处？如果人们将它们置于各自所属的领域——医学、法学、政治学和电脑科技中单独观察，那么它们之间毫无关联。然而，如果换一种诠释范畴，情况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诠释范畴自身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横向剖析各种独立的话语，将它们汇聚至同一个意义视域（Sinnhorizont）之中。如同本书标题所显示，我将这一范畴称为‘免疫’。……忽略其措辞的多样性，上述的种种现象全部都指向同一种机制，即面对危险侵袭时的保护反应。”[3]埃斯波西托援引的案例中没有一则表明，我们正身处一个免疫学时代。如今所谓的“移民者”不再是免疫学上的“他者”（Anderer），也不是具有真正危险性、引发恐惧的“陌生人”（Fremder）。移民或难民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威胁。电脑病毒问题也不再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埃斯波西托在他的免疫学分析中无一例外地援引了过去的事件，而非当下的现状，这种选择绝非偶然。
免疫学范式和全球化进程彼此不能相容。免疫反应唤起了对他者的感知，这与消除界限的进程相违背。按照免疫学原则组织的世界具有独特的地貌。它由种种边界、通道、门槛、围栏、沟渠和城墙组成。它阻碍全球沟通和交流的进程。一种普遍的混杂无序控制了当下的一切生活领域，免疫学上的他者的缺失和普遍的混乱，二者互为条件。杂糅性（Hybridisierung）不仅主导着当下的文化理论话语，同时也操控了现今的一切生活体验，这与免疫原则恰恰相反。免疫学上的知觉过敏（Hyperästhesie）不能容忍杂糅性。
免疫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的辩证法。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学上自我持存（Selbstbehauptung des Eigenen）。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预防式治疗，即注射疫苗，也同样遵循了否定的辩证法。一小部分他者被允许进入主体，由此触发免疫反应。否定之否定，这种情况不导向死亡，由于免疫反应并未与他者直接对峙。人们甘愿对自身施加少许暴力，为了避免更大的、致命的危险。他者的消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时代缺乏否定性。21世纪的精神疾病也遵循一种辩证逻辑，但并非否定的辩证，而是肯定的辩证。它是一种由过量的肯定性导致的疾病状态。
暴力不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仅来自他者或外来者，还来自同类。鲍德里亚明确指出了这种肯定性的暴力，他写道：“谁依靠同类存活，也将由于同类而死。”[4]鲍德里亚还论及“一切现存体制的肥胖症”，包括信息、交流以及生产系统。目前尚不存在针对肥胖症的免疫反应。然而鲍德里亚却从免疫学角度描述了同类的极权主义，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弱点，“这绝非偶然，人们现在如此频繁地讨论免疫、抗体、移植和排泄物。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普遍的交流和信息过剩正在威胁全体人类的免疫机制。”[5]在一个由同类控制的系统中，只能在一种比喻的层面上谈论免疫反应。从严格意义上讲，免疫反应仅针对他者和外来者。同类之间不能产生抗体。在一个由同类控制的体系中，增强免疫反应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区分免疫式和非免疫式的排斥反应。后者来自过量的同类、过剩的肯定性，否定性并未参与其中。它也不是一种排他反应，这种反应需要免疫学上的内部空间为前提。相反，免疫反应则不取决于数量，它只针对他者的否定性。免疫学主体为了保护其内部空间而抵抗他者，将其排除在外，无论他者的数量多么微不足道。
由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不再是“病毒性的”。免疫反应无法与之沟通。由过量肯定性引发的排斥反应不等同于免疫反应，而是一种消化神经上的功能异常和障碍。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它们都是神经暴力引发的现象，由于它们不是由免疫学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鲍德里亚的暴力理论中充满了论证上的偏差和混乱，因为这种理论试图用免疫学方式描述肯定性或同类的暴力，尽管没有他者参与其中。他写道：“它是一种病毒性暴力，一种网络的、虚拟的暴力。一种温和却具有毁灭性的、遗传学的、交流式的暴力；一种对立双方共识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病毒性的，因为它并不正面作战，而是通过传染、连锁反应或消除一切免疫力来侧面进攻。和否定性的、历史上的暴力不同，这种暴力通过过量的肯定性发挥作用，如同无止境地蔓延、生长和转移的癌细胞。在虚拟世界和病毒传播之间存在隐秘的关联。”[6]
按照鲍德里亚的敌对关系谱系学（Genealogie der Feindschaft），第一个阶段的敌人以狼的形象出现。他是一个“外部的敌人，发起攻击，人们通过修建防御工事和城墙来阻挡敌人”[7]。在第二个阶段，敌人呈现为老鼠的形态。敌人在地下暗中行动，人们通过卫生措施将其清除。经历了第三个阶段即甲虫阶段之后，敌人最终以病毒的形式出现：“第四个阶段是病毒，它事实上活动于第四维空间中。人们很难对抗病毒，因为它们位于系统的中心。”[8]由此产生了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弥漫于整个空间，如同病毒一般四处渗透，侵入每一处权力的裂痕之中”[9]。病毒性暴力从各自的独特性出发，作为沉睡细胞如恐怖分子一般潜伏在系统中，并试图从内部侵蚀整个系统。恐怖主义成为病毒性暴力的主要形式，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也构成了个体对全球化发起的暴动。
敌对关系即便采取病毒形式，也依然符合免疫学模式。危险的病毒入侵系统，按照免疫机制的运作方式，系统将病毒入侵者击退。然而敌对关系的谱系不等同于暴力的谱系。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种敌对关系作为前提。相反，它正产生于一个宽容、平和的社会。因此它比病毒性暴力更加隐蔽。它存在于一个缺乏否定性的同质的空间内，没有敌我、内外、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
世界向肯定性发展，由此产生了新的暴力形式。它们不来自免疫学式他者，而源于系统内部。正是基于它的内在性，免疫反应对它失去效力。这种神经暴力将导致精神上的梗阻，是一种内在的恐怖。它完全有别于那种由免疫学的他者引起的恐慌。美杜莎是最极端形式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另类形式，以至于人们一旦正视她的颜面，便走向毁灭。神经暴力则取消了一切免疫学表征，由于它不含有任何否定性。肯定性暴力不是剥离式（privativ），而是饱和式（saturativ）；不是单一排他，而是兼收并蓄。因此，人们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暴力形式。
病毒性暴力并不适用于描述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疲劳综合征等神经症状，因为病毒性暴力依然遵循免疫学模式，区分内外、敌我，并以一个对系统充满敌意的单一的他者为前提条件。神经暴力并不来自一个系统之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无论是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疲劳综合征都指向一种过度的肯定性。疲劳综合征即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源自过量的同类者。多动症中的“过量”概念也不属于免疫学范畴，它仅体现了肯定性的过度。
[1] 有趣的是，在社会学和生物学讨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科学不能脱离原始的、非科学的前提条件。例如冷战末期，在医疗免疫学领域发生了一场范式转移。美国免疫学家珀丽·玫沁歌（Polly Matzinger）指责旧有的、冷战时期的免疫模式。按照玫沁歌的理论，免疫系统并非区分自我和非我、个人和他者，而是在友善和危险之间划定界限。（参见：Polly Matzinger, Friendly and dangerous signals: is the tissue in control?,in: Nature Immunology, vol. 8, n. 1, 2007, S. 11-13.）免疫防御的对象不再是异己或他者，而是陌生的入侵者，他们在个体内部从事破坏活动。只要他者不采取攻击，那么便不会引发免疫防御机制。在玫沁歌看来，相比人们的传统看法，生物免疫系统要更加友善好客。它并不患有陌生人恐惧症。相较于患有陌生人恐惧症的人类社会，生物免疫系统要更为明智。人类社会拥有一种病态的、过激的免疫反应，这种免疫模式甚至损害了它自身的发展。
[2]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显示出免疫学的影响，比如他严厉地谴责“等同”（das Gleiche），并将之与“一致”（das Selbe）对立。与“等同”相反，“一致”拥有一个内在世界，一切免疫反应都以这一内在空间为基础。
[3] 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 Schutz und Negation des Lebens,Berlin 2004, S. 7.
[4] Jean Baudrillard, Die Transparenz des Bösen. Ein Essay über extreme Phänomene, Berlin 1992, S. 75.
[5] Ebd., S. 86.
[6] Ebd., S. 54.
[7] Jean Baudrillard, Der Geist des Terrorismus, Wien 2002，S. 85.
[8] Ebd.，S. 86.
[9] Ebd.，S. 20.
超越规训社会
福柯的规训社会（Disziplinargesellschaft）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构成，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形态，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基因实验室建构的社会。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那些规训机构的围墙，过去用来分隔正常与异常的疆域，现在变成历史的遗迹。福柯的权力理论无法阐释从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过程中发生的心理和形态上的变化。过去流行的概念“监控社会”（Kontrollgesellschaft）也不再适用于这一转型，因为其中包含了过多的否定意义。
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各种否定性的禁令在其中占据主导。否定性的情态动词——“不允许”（Nicht-Dürfen）控制着一切。“应当”（Sollen）中也附着否定性、强制性。功绩社会越来越摆脱了否定性。不断升级的去管制化进程取消了否定性。功绩社会使用一种积极的情态动词——打破界限的“能够”（Können）。集体复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们可以办到！”恰当地表达了功绩社会的积极属性。禁令、戒律和法规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规训社会尚由否定主导，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疯人和罪犯。与之相反，功绩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
从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的范式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延续性。将生产最大化的渴望显然存在于社会集体无意识之中。当生产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禁令的规训法则，或者说其否定模式，便达到其极限。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训范式必须由功绩范式，或曰“能够”的肯定性模式来取代。因为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禁令的否定性起到阻塞的效果，妨碍了继续发展。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有效率。因此社会集体无意识由“应当”转向“能够”。较之驯化的主体，功绩主体更高效、多产。“能够”并没有撤销“应当”。功绩主体依然接受规训。他已经逾越了规训阶段。规训法则，即“应当”式律令，保障了生产程序，“能够”则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就提高产量而言，“应当”和“能够”之间不存在断裂，反而展示了一贯性。
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将抑郁症视作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并发症状：“当控制行为的规训模式让位于另一种规范时，换言之，过去通过权威和禁令分配社会阶级和两性角色，如今每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症就在这时开始盛行。……抑郁症患者没有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他在必须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尽。”[1]阿兰·埃亨伯格仅从自我管理的视角看待抑郁症，这是成问题的。他认为，这一社交命令——人仅属于自身——是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在他看来，当晚期现代的人类无法成就自身时，抑郁症就是这一失败的病理学表现。然而，正是人际关系的匮乏导致了抑郁症，这种匮乏是日益碎片化、分裂化社会的典型症状。埃亨伯格没有注意到抑郁症的这一面向。他也忽视了功绩社会内部的系统性暴力，正是这种暴力导致了精神梗阻。因此，并非“人仅属于自身”的社交命令，而是成就压力造成了过劳式抑郁症。由此可见，倦怠综合征（Burn-out-Syndrom）不是表达了筋疲力尽的自我，而是表达了疲惫、燃尽的（ausgebrannt）心灵。按照埃亨伯格的观点，当规训社会的规定和禁令让位于主体自主承担责任和自发行动时，抑郁症便开始流行。但事实上，并非过多的责任和自主性导致疾病，而是作为晚期现代社会新戒律的效绩命令（Imperativ der Leistung）。
阿兰·埃亨伯格错误地把当下的人类等同于尼采的主权独立的人：“主权独立的人，不模仿任何人，尼采曾宣告他的降临，如今此类型的人即将大量出现。没有在他之上的权威告诉他，他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宣称自己只属于自身。”[2]恰恰相反，按照尼采的观点，即将大量出现的不是主权独立的超人，而是只会劳作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3]。这种新型的人类，毫无防御地陷入过度的积极性之中，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可言。抑郁的人是一种劳作动物（animal laboran），他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完全自愿地剥削自我。他同时是施暴者和受害者。自身严格来说是一个免疫学范畴。抑郁症则彻底脱离了免疫学范式。当功绩主体不再能够（继续工作）时，抑郁症就在这一时刻爆发。它首先是一种对工作、“能够”的倦怠感（Schaffens und Könnensmüdigkeit）。只有在一种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中，才有抑郁症病人发出哀叹：“没有什么是可能的。”不再能够的能够（Nicht-Mehr-Können-Können）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功绩主体和自身作战。抑郁症患者是这场内在战争中的伤残者。一个社会苦于过度的积极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它所反映的，是那种同自身作战的人类。
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他无须屈从于任何人，或者说只屈从于自身。这正是他有别于规训主体之处。但尽管摆脱了统治机构，却没有导向自由。自由和约束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4]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剥削者同时是被剥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分彼此。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强制结构而转化为暴力。功绩社会的精神疾病，便是这种悖论式自由在病理学上的显现。
[1] Alain Ehrenberg, Das erschöpfte Selbst. Depression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 M. 2008，S. 14.
[2] Ebd.，S. 155.
[3] 尼采的“末人”将健康奉为神明：“他们崇拜健康。‘我们找到了幸福’——末人说着，眨眨眼睛。”（ Also sprach Zarathustra,Kritische Gesamtausgabe, 5. Abteilung, 1. Band, S. 14.）
[4] 自由的原始含义即和否定性联系在一起。它永远是一种受约束的自由，以免疫学式的他者为出发点。当过度的积极性消灭了否定性时，自由也便失去了意义，由于它起源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
深度无聊
过度的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要求一种特殊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注意力的结构。作为一种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多工作业（Multitasking），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多工作业不是人类新掌握的技能，以便适应现代晚期信息社会的需求。更确切地说，它代表了一种倒退。当动物身处野外捕猎区时，普遍存在多任务处理。这种注意力的管理技术是荒野求生的必备技能。
一只正在进食的动物必须同时处理几项其他的任务。例如，它必须阻止敌人靠近自己的捕获物。它必须时刻小心，确保自己在进食的同时不被吃掉。它还要同时守护自己的后代和伴侣。在自然捕猎区，动物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到不同的活动中。因此它不能专心、沉浸于任何活动之中，无论是进食或交配。动物不能专注、沉湎于眼前的对象，因为它必须同时注意背景环境。除了多工作业，还有其他一些活动，例如电脑游戏也会形成一种宽广但肤浅的注意力，同野生动物的情形相似。最近的社会发展以及注意力的结构转变促使人类社会越来越类似于自然捕猎区。例如，职场霸凌（Mobbing）如今已经泛滥成灾。过去人们关心如何拥有美好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如今人们则只考虑如何存活下去。
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这种深度注意力却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由于这种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因此它也绝不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深度无聊称作“梦之飞鸟，孵化经验之蛋”[1]。如果说，睡眠是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那么深度无聊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一味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它只会重复或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本雅明哀叹，由休息和时间构筑的梦之鸟的巢穴在现代社会日渐消失。再没有“编织和结网”的活动。无聊是一块“温暖、灰暗的布，里面却有耀眼夺目、五彩缤纷的内衬”，“当我们在做梦时，我们便包裹在其中”。我们置身于“它内衬上的阿拉伯式花纹上，感到熟悉而惬意”[2]。没有了放松和休息，我们便失去了“倾听的能力”，也便不存在“倾听的群体”。他们同我们这个过度积极的社会是直接对立的。“倾听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专注力（Aufmerksamkeit）为基础，而过度积极的主体无法抵达这一领域。
如果一个人在行走时感到无聊，又没有办法忍受无聊的话，他会焦虑、烦躁地转来转去，并且急切地寻找各式各样的活动。而那些对无聊更有耐心的人，将在忍耐了片刻之后意识到，也许是这种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无聊。这促使他去发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并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者漂移则是全新的运动方式。只有人类能够跳舞。也许他在行走时体会到一种深度的无聊，并在无聊的激发下，将行走步伐改为舞步。然而同线型、笔直的走路相比较，动作花哨的舞蹈显得过于铺张，完全不符合效绩原则的要求。
我们在谈论“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时，不应同时试图召回那个最初产生这则格言的世界。那个世界和一种存在经验相连，按照这种经验，美和真理是永恒不变、遥不可及的，没有人类有权获得它们。其基调是一种对于事物之本质（das So-Sein der Dinge）的惊奇，祛除任何塑造或加工。新时代的、笛卡尔式的怀疑消解了这种惊奇。然而沉思的能力并不必须和永恒不变的存在相连。恰恰相反，只有沉思的专注力才能解读悬浮不定之物，隐蔽或飘忽即逝之物。[3]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进入悠长、从容的状态。持久的形式和状态消除了一切过动症状。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是沉思专注方面的大师，他曾表示能够观看到事物的芬芳。将气味转化为视觉印象，这需要一种深度注意力。在沉思状态中，人能够从自身出离，将自己沉浸于事物之中。梅洛——庞蒂把塞尚对风景的深沉关注形容为一种“去物化”（Entäußerung）或“去内化”（Entinnerlichung）过程：“首先，他试图清晰地勾勒出地表的形态。然后他纹丝不动地固定在一个位置，观看（风景）一直到眼睛快从脑袋里蹦出来，如同塞尚夫人所言。……他曾说，风景在我体内思考，我是它的意识。”[4]只有深度专注力才能约束“飘忽不定的双眼”，由此产生一种“聚精会神”（Sammlung），在这种状态下，“自然那好动的双手安分地叠放在一起”。如果缺少这种聚精会神，目光将迷乱地四处张望，无法呈现出任何事物。然而艺术是一种“表达行为”。尽管尼采用意志取代了存在，但他也同样认为，如果把一切悠闲沉思从人类生活中去除，那么人类将终结于一种致命的超积极性（Hyperaktivität）之中。“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逐渐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行动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因此，人们应当对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闲冥想的成分。”[5]
[1]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2, Frankfurt a. M.1977, S. 446.
[2] Benjamin, Passagen-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1,Frankfurt a. M. 1982, S. 161.
[3] 梅洛-庞蒂写道：“我们常常忘记了流动的、多重含义的表象，穿过这些表象我们直接触碰到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本身。”（Maurice Merleau-Ponty, Das Auge und der Geist. Philosophische Essays, Hamburg 1984, S. 16.）
[4] Ebd.，S. 15.
[5] Nietzsche,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 Abteilung, Bd. 2, Berlin 1967, S. 236.
积极生活
在其著作《人的境况》（Vita activa，直译为“积极生活”）中，汉娜·阿伦特试图重新阐释积极生活，使它摆脱传统上低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地位，并展示其内在的丰富多样性。按照她的观点，在历史上，积极生活被不公正地贬低为焦虑不安（necotium）、劳碌繁忙（a-scholia）。[1]阿伦特重新界定了积极生活，其中行动被置于首要地位。同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她也信奉一种英雄式的行动主义。然而，海德格尔早年以死亡作为行动的导向。死亡为行动设置了限度，并最终导向了自由。阿伦特则把出生和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联，从而赋予行动更多的英雄主义色彩。奇迹正存在于人自身的诞生之中，以及人类能够借由生命用行动去创造的新起点之中。不再是信仰，而是行动产生了奇迹。以英雄主义行动创造奇迹，这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职责。行动因此获得了一种近乎宗教的维度。[2]
然而在阿伦特看来，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作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行动能够引发新的、积极的变化过程。相反，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积极生活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被降格到劳作的层面。因此阿伦特认为，新时代起初以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的姿态激发了人类的一切潜能，却终结于一片死寂的消极被动之中。
如果仔细考察最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就会发现阿伦特关于劳作动物终将获胜的阐释并不适用。她认为，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活“完全沉浸在由社群种属控制的生活洪流之中”，而唯一、主动的个人决定只能是“放弃自我，舍弃自己的个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功能”[3]。工作的绝对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最终，在社会的建构和扩张过程中，人类作为生物种类的生活成为唯一的绝对”[4]。在阿伦特看来，甚至已经能够观察到危险的信号，“人类将可能把自身转变成动物，按照达尔文的理论，人类正由动物演化而来”[5]。她认定，如果从宇宙中一个距离地球足够远的视角进行观察，那么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称不上行动，而只是生理活动。在这个外太空的观察者看来，人类的发展如同一种生物的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躯体像蜗牛一般包裹着金属外壳，如同细菌一样，以突变的方式同抗生素进行对抗。[6]
阿伦特对现代劳作动物的描述不符合我们如今能够观察到的现代功绩社会。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绝没有抛弃他的个性和自我，也没有陷入变成生物种类的去个性化进程之中。劳动社会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被赋予了自我，这种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动属性。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个性，投身于人的种群化过程中，那么他至少还能够拥有动物一般的泰然自若。更确切地说，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完全不同于动物，因为他是过度活跃、过度神经质的。那么为何在现代晚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降格为劳作？为什么人类变得如此紧张、忙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另寻答案。
现代的信仰缺失，不仅针对上帝或彼岸，而且甚至包括现实本身。这种情况使人类生活变得极为短暂易逝。生活从未像现在这般飘忽即逝。不仅人类生活，甚至连世界本身也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长久持存。由于“存在”的匮乏，引发了紧张情绪和烦躁不安。这种情况下，归属于一个生物种类能够帮助劳作动物，使他获得一种动物般的平静放松。然而，现代晚期的自我是孤立无援的。过去，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塔纳托斯技术（Thanatotechnik）能够平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带来一种永久持存的感受，如今也完全失效了。世界进入一种普遍的去叙事化（Entnarrativisierung）进程，更加增强了人的飘忽即逝之感。这种转变揭去了人类生活的遮蔽，使其呈现出赤裸（nackt）的状态。工作本身即是一种赤裸的行动。赤裸的工作适应于赤裸的生活。纯粹的工作和纯粹的生活，二者互为条件。由于缺少叙事的塔纳托斯技术（宗教信仰），因此产生了一种强制性要求——赤裸的生命必须保持健康。尼采早已预言，在上帝死后，健康便将成为一个新的上帝。如果人类的视域能够超越纯粹的生命界限，那么健康的价值也就不会如此绝对化。
相较于“神圣人”（Homo sacer）的生活，如今的人类生活更加赤裸。所谓“神圣人”是由于犯下罪行而遭到社会驱逐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杀死“神圣人”，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在阿甘本看来，神圣人代表一种绝对可被杀死的生命。被阿甘本描述为神圣人的群体包括：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无身份证件的人，在一个不受法律制约的空间内等待被遣返的难民，以及急救室里缠绕在橡胶管中奄奄一息的病人。现代晚期的功绩社会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为赤裸的生活，那么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了神圣人，而不仅是那些位于社会边缘、身处特殊状态的人，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然而他们（现代晚期的神圣人）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们不是绝对可被杀死的对象，而是绝对无法被杀的对象，他们如同“永远不死的人”（Untote）。在这里，sacer一词不再表示“受诅咒的”，而是“神圣的”。如今，赤裸、纯粹的生活本身即是神圣的，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
正是在赤裸的、极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类变得过度活跃，以歇斯底里的状态投入工作和生产。如今，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匮乏相关联。工作社会和效绩社会并不是自由的社会，它产生了新的强制手段。主仆辩证法并没有导向一个自由的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闲适。它更多地导向了一个劳动社会，在这里，主人自身也成了工作的奴隶。在这一规训社会中，每个人都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也能照常进行。那些身患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的人群显示出的症状，和那些身处集中营的囚犯的症状十分相似。这些筋疲力尽、困倦不堪的囚犯，如同身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变得极度麻木、冷漠，甚至无法分辨躯体的寒冷和看守的指令。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怀疑，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身患种种精神疾病，也如同一名囚犯，仅有的区别在于，不同于囚犯，劳作动物的营养很好，其中不乏身材肥胖者。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最后一章中论述了劳作动物的胜利，然而她并没有针对这种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她仅仅无可奈何地指出，目前只有少数人拥有行动的能力。在该书的最后几页，阿伦特重提思想的重要性。在当下消极的社会发展趋势中，思想受到的影响和伤害最小。尽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行动者的力量，而非思想。然而思想对于人类的未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在积极生活的各项行动中，思想是最富有行动力的，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其余一切行动。在全书结尾处，阿伦特论述道：“那些富有思考经验的人，将很难不去赞同加图（Cato）的名言：‘当他表面看来无所作为时最为活跃，当他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这段结语看上去像是一种应急措施。然而一旦“行动的经验”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现自身，那么纯粹的思想能够起到何种作用呢？阿伦特尤其重视行动，在这方面和现代晚期功绩主体的过度活跃和歇斯底里症状恰恰有许多共通之处。她以加图的格言作为全书结语，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西塞罗最早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引用了这段话。他在同一段引文之后呼吁读者远离“集会”和“熙攘的人群”，回归一种孤独的沉思生活。西塞罗在引用加图的话之后，紧接着特别赞颂了沉思生活的意义：并非积极的生活，而是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类获得其应有的状态。阿伦特却从中发展出了积极生活的赞歌。加图谈论沉思生活的孤寂状态，而阿伦特则不断强调“行动者的力量”，二者之间并不相容。《人的境况》一书结尾处，阿伦特在无意中谈及沉思生活。然而她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丧失了沉思的能力，积极生活变得绝对化，从而导致现代积极社会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症状。
[1] 与阿伦特的看法相反，在基督教传统中也并非仅盛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是更多地追求一种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调和状态。例如，圣格里高利（der Heilige Gregor）写道：“人必须知道：一个好的人生要求，人从行动的生命过渡到沉思的生命，随后灵魂再从沉思的生命回归至行动的生命，这种回归往往是有益的。内心燃起了沉思的火苗，能够使行动达到完美的境界。行动的生命必须将我们指引向沉思，沉思起源于我们内心所见之物，并召唤我们重新回归行动。”（转引自：Alois M. Haas, Die Beurteilung der Vita contemplativa und activa in der Dominikanermystik des 14.Jahrhunderts, in: Arbeit Muße Meditation, hrsg. von B. Vickers,Zürich 1985, S. 109-131, hier: S. 113.）
[2] “人的出生便构成了奇迹，借由他的出生，人以行动创造新的开端。……圣诞剧中宣告‘福音’的那句话——‘一个孩子为我们诞生了’，以最简洁、美好的方式表达了如下事实——人在世间怀有信念，并对世界抱有希望。”（Hannah Arendt,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 München 1981, S. 317.）
[3] Ebd.，S. 406.
[4] Ebd.，S. 409.
[5] Ebd.，S. 411.
[6] Ebd.
观看的教育
沉思的生活需要以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为前提，这种观看方式则需通过教育习得。在《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中，尼采描述了三种任务，为此人类需要一位导师。人应当学会观看，学会思考，以及学会说话和书写。在尼采看来，学习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高雅的文化”。学习观看意味着“使眼睛适应于宁静、耐性，使自己接近自身”，换言之，使眼睛拥有沉思的专注力以及持久、从容的目光。学习观看是“获得智慧的第一项预备训练”。人们应当学会，“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应，而是能够拥有阻止、隔绝的本能”。精神匮乏以及卑鄙的行径，这些都是由于“没有能力抵挡刺激的作用”，无法拒绝刺激反应。立刻做出反应、回应每一个刺激冲动，这已经是一种疾病、一种倒退，也是疲劳、衰竭的征兆。尼采在这里表达的正是重新恢复沉思生活的必要性。这不是一种被动的自我敞开，不是接受任何出现或发生的事物，而是抵抗那些蜂拥而至、不由自主的冲动刺激。目光不再臣服于外在的刺激，沉思生活将自主地控制它。这种否定性的、自主的行动比任何一种过度活跃都更加积极，因为过度活跃是精神衰竭的征兆。被阿伦特忽略的积极生活的辩证法意味着，一旦积极性加剧为过度活跃，它将转变为一种过度消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将毫无防御地回应一切冲动和刺激。由此导致了新的束缚，而非自由。如果一个人信奉越积极便越自由，那么这只是他的幻想和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