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缺少那种“隔绝的本能”，那么人类的生存便成为一种烦躁不安、过度活跃的反应和发泄活动。纯粹的积极性只会扩展已存在之物，而要真正转向他者，则需要否定性的停顿。只有借助中断的否定性，行动主体才能够衡量全部可能性，纯粹的积极性则无法办到。尽管犹豫不决并非积极行为，然而要避免行动降格为劳作，犹豫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中很少出现停顿，少有间隔和休息。为了提高效率，一切间歇都被取消了。在格言录“行动者的主要缺陷”中尼采写道：“行动者往往缺少更高等级的行动。……在这方面他们是惰性的。……行动者如同石头一样滚动，遵循愚蠢的机械法则。”[1]行动可分为不同的种类。那些遵守愚蠢机械法则的行动缺少暂停中断机制。机器不能自行终止。尽管电脑拥有庞大的计算功能，但却依然堪称愚笨，由于它缺少犹豫迟疑的能力。
在这一普遍加速和过度活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忘却了愤怒（Wut）。愤怒拥有一种特殊的时间属性，与普遍加速和过度活跃无法相容。后者不允许存在时间距离，未来被压缩成延长的当下。此外，它还缺少否定性，只有否定性才能形成投向他者的目光。与之相反，愤怒对当下提出质疑。它以当下的间歇和中断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生气（Ärger）。普遍的涣散是当下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无法提供愤怒所需的能量和专注。愤怒是一种能力，它能够中断一种状态，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状态。如今，愤怒越来越让位于生气或不快，后两者却没有能力引发决定性的改变。例如人会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情感到气恼。气恼相对于愤怒，好比害怕（Furcht）相对于恐惧（Angst）。害怕往往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与之相反，恐惧则是一种存在状态（das Sein als solche）。它包含、动摇了整个存在。与之相似，愤怒也并不针对某一单独的事件。它否定的是整体，也因此形成了它的否定性能量。愤怒展示了一种例外状态。世界的积极化发展导致例外状态日益稀少。阿甘本忽略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积极性，与他的诊断恰恰相反，例外状态同常态的界限日益模糊，如今社会的普遍积极性吸纳了所有特例。因此，正常状态变得绝对化。正基于世界上不断增长的积极性，才导致“例外状态”和“豁免权”（Immunitas）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当下性，反而证明了它们日渐消逝。
社会逐渐增长的积极性还削弱了其他一些情感，例如恐惧和悲伤，这些情感以否定性为基础，即它们是消极的情感。[2]如果说思想本身是一个“由抗体和自然免疫反应编织成的网络”[3]，那么一旦缺少了否定性，思想将转化为一种计算。电脑的计算能力优于人类大脑，能够毫无阻碍地容纳庞大的数据，也许原因正在于电脑缺少任何他者性（Andersheit）。它是一台积极主动的机器（Positivmaschine）。正是基于一种自闭症式的自我指涉，以及否定性的缺席，白痴学者（idiot savant）才能取得其成就，而只有计算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伴随着世界变得普遍积极化，人类和社会也都转化为一部自我封闭的效能机器。可以说，超负荷劳作使效绩最大化，同时也消除了否定性，因为后者将阻碍工作程序的加速。如果人类是一种否定性生物，那么世界的全面积极化将导致危险的后果。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正是否定性为存在赋予活力。
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能力。积极的能力是去做某事。与之相反，消极的能力是不去做某事，按照尼采的说法，是说“不”的能力。这种消极的能力有别于单纯的无能，即没有能力做某事。无能仅仅是积极能力的反面。它本身也是积极的，由于它和某件事物联结在一起，即它无法完成某事。消极的能力则超越了这种束缚于某件事物的积极性。它是一种不去做某事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缺少了消极的能力，那种不去感受某物的能力，而只有积极的能力，即感受的能力，那么感官将无助地面对汹涌而至、不由自主的刺激和冲动。“精神性”（Geistigkeit）也完全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人只拥有去做某事的能力，缺少不做某事的能力，那么他将陷入致命的过度活跃之中。如果一个人只有去思考的能力，那么思想将迷失在一系列无止境的对象中。沉思（Nachdenken）也便不可能存在，因为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过度的积极性，只允许“持续不断地向前思考”（Fortdenken）。
“不作为”的否定性是沉思冥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例如，在禅修的状态下，修行者试图达到无为的、纯粹的否定性，也就是一种虚空（die Leere），以此摆脱那些压迫性的、蜂拥而至的事物。这是一种极度积极的状态，不含任何否定性。它是一种训练，其目的是达到一种自主自为的状态，即一种中间平衡点。如果一个人仅拥有积极的力量，那么他将完全被动地屈从于对象事物中。尽管看似矛盾，过度活跃是一种极度被动的行为方式，阻碍了一切自由的行动。它基于一种片面的、绝对化的积极力量。
[1] Nietzsche,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 a. a.O., S. 235 f.
[2] 海德格尔的“恐惧”和萨特的“恶心”都是典型的免疫反应。存在主义哲学强烈体现了免疫学的影响。存在主义强调自由，正是基于他者或外来者的危险性。上述两位哲学家的著作恰好说明，20世纪是一个免疫学的时代。
[3] Baudrillard, Transparenz des Bösen, a. a.O., S. 71.
抄写员巴托比
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巴托比》（Bartleby）经常被用作形而上学或神学的阐释对象[1]，也可以被读作一则病理学案例。这篇“来自华尔街的故事”描述了一个非人的工作环境，其中的人物全部被降格为劳作动物。小说详尽描述了被高楼环绕的律师事务所，其中的氛围压抑阴郁、了无生趣。在距离窗户不足三米处，耸立着一道“高高的、由于岁月累积且常年在阴影下而显得黑黢黢的砖墙”。这间如同水井一般的工作室里没有一丝“生命力”（原文“缺少任何风景画家眼中的‘生命力’”）。小说中经常提及的忧郁和沉闷构成了小说的基调。律师的助手们全都饱受种种神经症的折磨。助理“火鸡”被一种“奇特的、激动的、混乱而毫无目的的忙乱”驱使。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助理“钳子”受苦于精神性消化功能障碍。在工作中，他把牙齿咬得嘎吱作响，并不断发出低声的诅咒。与这种神经的过度活跃和敏感恰恰相反，巴托比构成了另一种极端，他变得沉默、呆滞。巴托比的症状是神经衰弱症的典型特征。这样看来，他的口头禅“我宁愿不做”既没有“无为”的否定力量，也并非“精神灵性”所必需的抑制性本能。它更多地体现了无精打采和冷漠麻木，巴托比也正因此而走向死亡。
梅尔维尔描述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规训社会。整部小说中充满了高墙和壁垒，它们是属于规训社会的建筑要素。《巴托比》正是一则“来自华尔街的故事”。“墙”是小说最常使用的词汇之一，常出现在“死墙”这一词组中：“第二天我看到巴托比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窗边，沉浸在他的死墙白日梦之中。”巴托比本人坐在一道隔墙后工作，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的一堵死墙。墙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2]此外，梅尔维尔还反复使用了另一个规训社会的典型母题“围墙厚重的监狱”，他将之称作墓穴。一切生命的迹象在这里都被消除了。巴托比也进入了墓穴，并在彻底的孤独和疏离中死去。巴托比仍然是服从的主体。他尚未发展出现代晚期功绩社会的标志性症状——抑郁症。巴托比的情感世界中没有自卑和自责感，也没有对失败的恐惧。他并不熟悉那种不间断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他不曾面对过现代晚期社会典型的绝对命令：“必须做自己。”他并非失败于“成为自己”这一计划。巴托比被指定的唯一工作是机械式抄写，在这项任务中他没有任何自由空间，自主性在这里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导致巴托比生病的并不是过度的积极性和过多的可能性。现代晚期的绝对命令——使个人成就自己——没有成为压迫他的重负。他从事的活动是复制，恰恰不允许任何积极性存在。巴托比仍然生活在充满传统机制的社会中，他尚未感受到自我的过度疲劳，以及过劳最终导致的抑郁和自我倦怠感。
阿甘本从本体论和神学角度对巴托比的故事进行了阐释，而忽视了其中的病理学面向，因此错误地理解了叙事对象。此外，这种阐释也没有考虑到当代的心理结构转变。更可疑的是，阿甘本将巴托比提升为一个关于纯粹力量的形而上譬喻：“这便是属于巴托比抄写员的哲学境况。作为一个不再书写的写字员，他是虚无的极端形态，一切受造物都由此产生，同时这一虚无在其纯粹、绝对力量中提出了无情的索求。书写者成为一张写字板，从此以后，他除了是自己的白板之外，什么也不是。”[3]巴托比象征了这样一种“精神”，一种“纯粹力量之存在”，指向空白的、未着一字的写字板。[4]
巴托比这一形象并没有指向自身或其他任何事物。他没有个人世界，是不在场的、漠不关心的。如果他是一张“白板”，那么原因仅在于他缺乏任何与世界的联系或意义关联。巴托比那困倦、暗淡的双眼（dim eyes）便说明他并不是纯粹、神性力量的象征，正如阿甘本所言。阿甘本的下述论断更加缺乏说服力，他认为，巴托比顽固地排斥写作，停滞在一种能够写作（Schreiben-Können）的状态中，他彻底放弃欲望从而宣示了一种绝对的力量（potentia absoluta）。因此，巴托比的拒绝是一种宣示和声明。他代表了纯粹的“舍去一切头衔的存在”。阿甘本把巴托比视作一位天使般的信差，一位报信天使，尽管他“以虚无宣告虚无”[5]。阿甘本忽视了巴托比对一切“差事”的抗拒。例如他始终拒绝前往邮局：“‘巴托比，’我说，‘姜饼现在离开了；你愿意走几步路到邮局去吗？’……‘我宁愿不去。’”整篇故事以一则奇特的后记收尾：巴托比曾短暂地担任邮局职员，专门负责处理死信，即无法投递的信件（死信办公室），“死信！这听上去不像死人一样吗？设想一个人由于天性或厄运使然，陷入了乏味的绝望之中，那么还有什么业务比这项工作——不断地处理死信，将之分类、烧毁——更会加深这种绝望呢？”律师满腹怀疑地高声质问：“他为生活奔波，这些信件却加速他的死亡。”巴托比的存在是一种趋向死亡的否定性存在。这种否定性和阿甘本的本体论——神学式解读相矛盾，按照阿甘本的解读，巴托比被提升为第二次创世，即一种“去—创世”（Ent-Schöpfung）的先知，在“已有之物”和“尚未成形之物”，以及“存在”和“虚空”之间的界限被再次瓦解。
尽管梅尔维尔在这个墓穴（Tomb）中保留了一点微小的生命的种子——一小块草皮（被囚禁的草坪），然而相较于沉重的绝望感和死亡的阴影，这一小块草地恰恰凸显了死亡国度的否定性。律师对被囚禁的巴托比讲了一些安慰的话，也显得十分无力：“你待在这儿，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你看，这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一样是个悲伤之地，这儿还有天空和草地。”巴托比只是无动于衷地回答道：“我知道我在哪儿。”阿甘本把天空和草地都解读为救世主弥赛亚的象征。那一小块草地作为死亡国度中唯一的生命迹象，仅仅加重了绝望的空虚感。“他为生活奔波，这些信件却加速他的死亡”，这也许是整篇小说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为生活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将导向死亡。
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则抛弃了一切幻觉。他的死亡，无人关心，却给周遭的人带来了极大的轻松感，一种“即便是最迟钝的感官也能体会到的放松”。他的死亡为朝气蓬勃的猎豹空出了位置，后者象征了对生命的纯粹喜悦，别无他求。“看守员无须思考良久，便送来它爱吃的食物。它似乎从未因失去自由而惆怅。这具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具备利爪，似乎连自由都随身携带着。自由仿佛隐藏在它牙齿中的某处。生命的喜悦随着它喉咙中发出的剧烈吼叫而产生，以至于观众很难承受。然而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拒绝的否定性赋予饥饿艺术家自由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和猎豹“牙齿”中保留的自由一样是虚幻的。那位长得像一块肉的“肉排先生”也是巴托比的同伴。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事务所，并试图劝诱巴托比吃点东西：“先生，希望您在这里过得愉快——宽敞的庭院——凉爽的办公室，先生，希望您能和我们共度一段时光，请您尽可能过得舒适惬意。先生，肉排太太和我能有幸邀请您在肉排太太的私人房间共进晚餐吗？”在巴托比死后，律师面对震惊的“肉排先生”，近乎嘲讽地说道：“‘哎！他睡着了，不是吗？’‘同众位国王和律师一道。’我喃喃自语。”小说并没有提供弥赛亚式希望。伴随着巴托比的死亡，“破败神庙里最后一根支柱”也轰然倒塌。他如同“大西洋中的残骸”一般沉没消失。对于巴托比的口头禅“我宁愿不做”，无法进行任何基督教—弥赛亚式解读。这则“来自华尔街的故事”不是一则“去—创世”（Ent-Schöpfung）故事，而是一则关于倦怠（Erschöpfung）的故事。小说结尾的感叹语既是哀叹也是控诉：“唉，巴托比！唉，人类！”
[1] 德勒兹写道：“尽管巴托比患有紧张症和厌食症，但他不是病人，而是医生，他医治病态的美国。他是医生，是新的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兄弟。”（Bartleby oder die Formel, Berlin 1994, S. 60.）
[2] 在德文译本中，“防火墙”（Brandmauer）和“黑黢黢的砖墙”（blinde Ziegelmauer）都失去了和死亡的联系。
[3] Agamben, Bartleby oder die Kontingenz, Berlin 1998, S. 33.
[4] Ebd.，S. 13.
[5] Ebd.，S. 40.
倦怠社会
倦怠有一颗宽广的心。
——莫里斯·布朗肖
功绩社会作为积极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兴奋剂社会”（Dopinggesellschaft）。过去的负面用语“大脑兴奋剂”已经被“神经增强剂”取代。兴奋剂导致了一种没有产生效能的效能。一些严肃的科学家声称，拒绝使用这种物质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一个外科医生通过神经增强剂的帮助，能够更加专注地进行手术，从而减少失误，拯救更多的生命。即便广泛使用神经增强剂也不会导致任何问题。人们只需要建立公平机制，即保障所有人都有权使用神经增强剂。一旦兴奋剂被允许应用于体育竞赛，那么体育竞技将沦落为一场医药行业间的竞争。然而，禁令也不能阻止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是人的身体，而且是人类整体都演变为一架效能机器，顺畅无阻地运转，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兴奋剂仅仅是这一发展潮流的后果之一，生命原本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如今也被简化成一种生命机能、生命效能。相应的负面后果是，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和倦怠。这一精神状态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由于缺少否定性，因此过量的肯定性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疾病不是免疫反应，由于免疫机制需要以他者的否定性为前提。它更多地是由过量的肯定性所致。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将导致心灵的梗阻。
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这种倦怠感是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在《试论倦怠》[1]中所说的“分裂的倦怠感”。“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离，陷入高度个人的倦怠感之中，不是我们的倦怠感，而是我的和你的。”这种导致分裂的倦怠感使人变得“失去观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占据着全部视野，“我不能够对她说‘我对你感到厌倦’，即便是一句简单的‘累了’也不行。（如果我们能共同发出这种抗议，那么我们也许便可以从各自的地狱中解脱出来。）这种倦怠感耗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心灵”。它们是一种暴力，由于它们摧毁了一切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甚至摧毁了语言本身。“这种倦怠是沉默的，它必须保持如此，并必将导致暴力。也许它只能借由目光来表达，在这种目光中他者变得扭曲变形。”
相对于导致沉默、盲目和分裂的倦怠，汉德克提出了另一种引向对话、关注以及和解的倦怠。后一种倦怠，作为一种“更为丰富的弱化的自我”，开启了一片中间地带，从而松动了自我的界限。我不仅看到了他者，自我也成为他者，“他者同时成为我”。中间地带是不分彼此的、友谊的空间，其中“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占据统治或主导地位”。随着自我逐渐弱化，自我存在的重心从自我转移到世界。这是一种“亲近世界的倦怠”，而自我—倦怠则是一种孤独的倦怠，一种厌世的、摧毁一切的倦怠。前者“打开”了自我，使它变得对世界具有“可穿透性”。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二元性”，而孤独的倦怠则将之摧毁。人们能够重新相互关注，相互接触。“倦怠成为一种途径，通过这种倦怠人们能够被他人触动，也能够触动他人。”倦怠制造了一个允许逗留的闲适空间。自我的弱化体现为世界的延展。“倦怠是我的朋友。我重新回归到世界之中。”
在这种“根本性倦怠”的基础上，汉德克列举了所有那些由于积极生活的极端化而消失的存在和共存形式（Daseins und Mitseinsformen）。“根本性倦怠”绝非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不同于没有能力去做某事。它能够激发灵感。它促使精神的出现。“倦怠的灵感”在于无为，“品达的颂歌献给疲惫的人，而非胜利者！我猜想，在圣灵降临节上，圣灵降临教派的成员们也慵懒地并排坐在长椅上。倦怠的灵感并不告诉我们去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可以不做什么”。倦怠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闲适、一种放松的无为。在这种状态下，各种感官没有变得疲惫虚弱，而是唤醒了一种特殊的视觉能力。汉德克便论及一种“目光清澈的倦怠”。它提供了另一种注意力形式，一种悠长、缓慢的关注，取代了那种短暂、仓促、过量的注意力。“倦怠区分了目光所及的形态，常见的纷杂混乱变得富有韵律，成为有益的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是缓慢的，都是绕道而行。然而，追求效率和高速的管理机制取消了这种形态。汉德克甚至把这种深沉的疲倦提升为一种救赎方式、一种恢复青春的形式。它将惊奇重新带回这个世界，“疲惫的奥德修斯赢得了娜乌西卡（Nausikaa）的爱情。疲倦使人恢复青春，变得从未有过的年轻。……在疲倦的休息中，一切都显得如此新奇”。
汉德克区分了劳作的、攫取的手（arbeitende，zugreifende Hand）和游戏的手（spielende Hand），后者停止了执意的抓取。“每天傍晚，在西班牙的利纳雷斯，我都观察那些幼小的孩童，他们逐渐变得疲乏：不再有贪欲，手中不再抓取任何东西，而只剩下游戏。”深沉的倦怠松动了身份的限制。事物在其边缘地带闪烁、发光、颤动。它们变得不确定、可渗透，部分地丧失了原本的坚定。这种特殊的“漫不经心”赋予它们一种友善的氛围。那种对他者的顽固排斥被取消了。“在根本性的倦怠中，事物不再只为自身存在，而是永远和他者共存。即使只有少数事物存在，最终它们也会聚集在一起。”这种倦怠产生了一种深层的友谊，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团体，而无需从属或亲缘关系。人类和事物相互联结，通过一种友善的并列关系。在荷兰的静物画中，汉德克看到了这种独特的集体，一种个体间的集合：“我设想了一幅画，呈现了‘一切同一’的意象：它是一幅17世纪的荷兰花卉静物画，在栩栩如生的鲜花上，这儿有一只甲虫、一只蜗牛，那儿有一只蜜蜂，另一处还落着一只蝴蝶，也许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他者的存在，但在眼下，在我目光所及的这一刻，它们聚集在一起。”汉德克的倦怠不是一种自我—倦怠，不是筋疲力尽的自我的困倦。他论述的是一种“我们的倦怠”。在这种状态下，我不会令你困倦，而是如同汉德克所说：“你感到累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总是在下午的阳光里坐着，交谈或沉默，享受共同的倦怠……一片慵懒的云朵，一种超越尘世的困倦将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
尽管过劳症式的疲倦是积极的，它却剥夺了我们做事的能力。激发灵感的疲倦则是一种消极的倦怠，即无为。犹太教的安息日（Sabbat）原始的含义是停止，是什么都不做的一天，是从为一定目标而劳作中解放出来的一天，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摆脱了一切烦恼的一天。它是一段间歇（Zwischenzeit）。在创世之后，上帝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为一定目的而劳作的一天不是神圣的，而是那什么都不做的一天。在这一天，无用之用成为可能。它也是倦怠的一天。间歇是一段没有工作的时间，是游戏的时间，它不同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劳作和忧愁的时间。汉德克把间歇描述为一段和平时期。困倦卸下了武器。在疲惫者那悠长、缓慢的注视下，泰然任之（Gelassenheit）取代了坚定执着（Entschlossenheit）。间歇作为一段漫不经心的时光是友善的：“我在这里讲述了一种宁静中的倦怠，在间歇之中。这是和平的时期。……令人惊讶的，我的疲倦似乎也促进了这短暂的和平，也许它的目光能够识别出一切暴力、争吵或只是不怀好意的行为的苗头，并平息、缓和这些征兆？”
汉德克构想了一种此世的宗教，以倦怠为核心。“根本性的倦怠”取消了孤立的主体，产生了一种无需亲缘关系的集体社群。这一社群唤起了一种特殊的生活节奏，一种团结的氛围，并导致了一种亲密的友邻关系，而无需任何家族的、功能性的纽带。“一个疲惫的人就是另一个俄耳甫斯（Orpheus），在他周围，最野性的动物都聚集起来，并最终一同享受这困倦。倦怠赋予孤立分散的个体一种共同的节奏。”[2]圣灵降临教派启发了“无为”的生活方式，他们同积极社会相对立。汉德克设想他们“慵懒地坐在长椅上”。他们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倦怠的群体。如果“圣灵降临教派”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同义词，那么这一社会亦可称为倦怠社会。
[1] Peter Handke, 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 Frankfurt a. M. 1992.
[2] 康德和列维纳斯的伦理学理论都是以免疫学的逻辑建构的。例如，康德的道德主体是宽容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免疫学范畴。宽容的对象即是他者。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否定性的伦理学，黑格尔以其认同理论（Theorie der Anerkennung）把这种学说发展到极致。列维纳斯则恰恰相反，他把自我的免疫容忍度降到零点。自我面对来自他者的“暴力”，因此受到了绝对的挑战。列维纳斯的伦理学着重强调他者，因此带有免疫学的痕迹。
外二篇
倦怠社会
弗洛伊德构想的心理机制是一种充满了禁令和戒律的压抑性机制。它如同规训社会一样，主要由医院、疯人院、监狱、军营和工厂构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压抑性社会中才有效，其组织结构以否定性的禁令为基础。但如今的社会不再以规训为主要内容，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它逐步消除了戒律和禁令，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
弗洛伊德理论中使用的情态动词是“应当”（Sollen），而适用于功绩社会的则是“能够”（Können）。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和过去的规训主体拥有完全不同的心理，不再适用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否定、压抑和对违规的恐惧感。自我成为一个“恐惧的场所”（Angststätte）。[1]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肯定的主体。如果说无意识（das Unbewusste）必须和否定性的排斥和压抑相连，那么这种全新的、解放的功绩主体则不再拥有无意识，而是后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不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存在。它是压迫性规训社会的产物，如今我们已经逐渐与之告别。
弗洛伊德式自我的主要成果在于完成一项义务。他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康德的规训主体。在康德的理论中，道德良知取代了超我的位置。他的道德主体同时也臣服于一种“暴力”：“每个人都拥有良心，并且感到自己被一个内在的法官注视，此内在法官威吓他，使他充满敬畏（一种与恐惧相结合的尊敬）。而这种看守着他内心法则的力量，并不是某种他自己（随意）造成的东西，而是处于他本质之中、与生俱来的。”[2]康德的主体和弗洛伊德的一样是内在分裂的。一个他者发号施令，却同时也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种原始的知性、道德（由于它是一种义务的观念）能力，也被称为良心，它具有这种特性，即，虽然它的工作是一项针对自身的任务，却被它自己的理性所逼迫，好像是在另一个人的命令下去从事这一工作。”[3]康德将人的这一分裂状态称为“双重自我”（das doppelte Selbst）或“二重人格”（die zweifache Persönlichkeit）。[4]道德的自我同时是被告人和法官。
规训主体不是享乐主体，而是义务主体。康德的主体也服务于一项职责，从而压抑他的“天性”。康德的上帝，“一个统治一切的道德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惩罚和判决的机构，他还有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十分重要的面向，即作为一种奖赏的机制。道德的主体作为义务主体尽管为了美德而压制了一切享乐的天性，然而为了奖励他在痛苦中完成工作，有德性的上帝将赐予他福祉。上帝的赐福将“完全按照和德性相称的比例”进行“分配”[5]。道德的成就将得到相应的报酬。道德主体为了美德而承担痛苦，同时也清楚即将获得的奖赏。他和作为奖赏机制的他者之间存在一种亲密关系。这里不存在奖赏危机，因为上帝是守信的、不会欺诈的。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再臣服于任何义务。他的信条不再是顺从、法规和履行义务，而是自由和自愿。他工作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乐趣。他并非遵从他人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地听命于自己。他成了自身的雇主，从而摆脱了负面的、发号施令的他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非一种单纯的释放和解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其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
他者的缺席将首先导致一种奖赏危机。奖赏作为一种认同机制，需要他者或第三方为前提条件。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也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和他者的缺失导致了奖赏危机：“自恋是一种人格障碍，它恰恰同自爱相反。沉浸于自我之中不会带来奖赏，而只会导致痛苦。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这意味着自我再也不能遭遇‘新事物’或‘他者’。后者已经被吸收和改造，直到自我在其中发现了自身——然而他者也因此丧失了意义。……自恋者不从经验出发，他希望——在一切他遭遇的对象中——体验到自身。……自恋者沉溺于自身之中……”[6]人们在种种经验（Erfahrung）之中遭遇他者。经验是变化的，即被他者改变，而体验（Erlebnisse）则将自我延伸至他者和世界之中，是一种同化机制。在自爱形式下，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是明晰的，而自恋则模糊了一切界限。自我无限扩张，因而变得混沌不清。
尽管塞尼特将现代个体的心理障碍同自恋情结（Narzissmus）联系在一起，但他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期望不断提升，任何一次经历都无法带来满足，相应地，没有能力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情。完成某项任务的满足感被屏蔽了，因为这种感觉使个人的经历具象化，使其拥有了形态和外貌，从而脱离自我，获得独立的存在。”[7]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完成某项任务的感觉并没有被有意地“屏蔽”，而是从未产生过这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自恋的主体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效绩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
歇斯底里症是规训社会的典型心理疾病，精神分析学也建立在这种病症之上，它以否定性的驱逐为前提，无意识也由此产生。欲望被驱赶进入无意识，并“转化”为身体症状，显著地呈现在患者身上。歇斯底里症患者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形态。因此，歇斯底里症同抑郁症明显地区分开来。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个性”是一种否定性现象，因为如果没有心理审查机制，个性便无法形成。弗洛伊德将它定义为“客体侵占的痕迹”[8]。当自我意识到在本我之中发生了客体入侵时，他通过压抑机制试图抵抗入侵。个性之中便包含了压抑的经历。个性建构了一种自我和本我、超我之间的特殊关系。歇斯底里症患者表现出独特的性格形态，而抑郁症患者则是不定型的、无形态的。后者是没有个性的人。
卡尔·施密特指出，敌人宁可说是“内在分裂的标志”，而“并非一个唯一的、真实的敌人”。关于朋友也是同样的情形。在施密特看来，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朋友，而仅仅表明了个性和形态的匮乏。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个体在脸书上拥有众多好友，只体现了自身缺乏个性和形态。从积极的方面讲，无个性的人是灵活变通的，他能够呈现出任何一种形态，承担任何一种角色和任务。不定型和灵活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和压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当今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过劳症或注意力缺乏多动症之中并不存在压抑和否定机制。它们更多地指向过度的积极性，不是否定性，而是缺乏拒绝的能力；不是“不允许”，而是“能做任何事情”。因此精神分析学不适用于这些病症。抑郁症不是压抑的后果，不是由超我一般的统治机制所导致。在抑郁症患者身上，没有发生“转化”过程，没有关于受压抑心理内容的暗示。
当今的功绩社会充满了自由观念和去管制化，大规模地解除了规训社会下的种种限制和禁令。其后果是彻底的去界限化和普遍的混乱无序。如今丹尼尔·保罗·施雷柏尔（Daniel Paul Schreber）一般的偏执型妄想症已经不存在了，弗洛伊德将施雷柏尔的疾病归因于受到压抑的同性恋倾向。“施雷柏尔病例”是19世纪规训社会的典型案例，针对同性恋的严格禁令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乃至于一切享乐、快感都遭到禁止。
然而在抑郁症中，则没有无意识的参与。阿兰·埃亨伯格却断定：“正是抑郁症的发展历史，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转向。抑郁症势不可当地增多，从而迫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主体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调整：心理的解放和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个人的主动性以及行动能力的缺失。以上两个层面清楚地显示出一些人类危机，即精神病学中的神经冲突转变为抑郁症式的匮乏感。由此形成的人类个体将面临来自未知事物的信号，人类无法掌控这些未知物。这一不可化约的部分，在西方世界被称作无意识……”[9]在埃亨伯格看来，抑郁症象征了“不可控”和“不可化约之物”[10]。它产生于“无限可能性和不可控性之间的碰撞”[11]。按照这一观点，个体追求自主性，在不可控之物面前遭遇失败，由此产生了抑郁症。然而，不可控、不可化约或陌生之物如同无意识一样，是否定性形象，在积极性过剩的功绩社会中，它们并不是决定性要素。
弗洛伊德认为，他者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自我和被内化的他者之间的毁灭性关系便是抑郁症。通过这种方式，原本个体和他者之间的矛盾被内化了，转化成和自我的冲突关系，从而导致自我的困窘和自我攻击。当今的功绩主体患有抑郁症，患病的前提条件却不是消失的个体和他者间的冲突关系。其中并不存在他者的层面。导致抑郁症和最终精力枯竭的原因在于，过度紧张的、过量的、自恋式自我指涉，这种自我关注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现代功绩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他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Hamsterrad）之中。
新媒体和信息交流技术也逐渐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关联。数码世界缺少他者和反抗力量。在虚拟空间中，自我甚至能够摆脱“现实原则”任意移动，现实原则即一种他者的、对抗的原则。自恋式自我在虚拟空间中主要面对自身。虚拟化和数字化进程将导致对抗的现实世界逐渐消失。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拥有过量的选择，因此没有能力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结。抑郁症患者身上，一切关联被解除，包括同自身的联系。悲伤和抑郁症的区别体现在，前者和客体之间存在强烈的力比多关联（starke libidinöse Bindung）。抑郁症则没有客体，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抑郁症和抑郁也应当被区分开来。抑郁以一种缺失的经验为前提，因此它尚且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即和缺席之物的一种否定性关联。与之相反，抑郁症则切断了一切关系和联结。
当一个承载大量力比多的客体消失时，便产生了悲伤。悲伤者完全沉浸于对他者的爱恋中。现代晚期的自我却将大部分的力比多能量投注到自身之上。剩余的力比多被分配到不断增多的交流和短暂、肤浅的关系之中。这种关联是薄弱的，因此很容易把力比多从一个对象转移至新的对象。漫长、痛苦的“哀悼期”也便没有必要了。社交网络中的“朋友”承担的主要功能在于，提升个体的自恋式自我感受。他们构成了一群鼓掌喝彩的观众，为自我提供关注，而自我则如同商品一样展示自身。
阿兰·埃亨伯格认为，抑郁和抑郁症之间仅仅存在量的差别。抑郁曾经只属于少数精英，被民主化为如今的抑郁症：“如果说抑郁曾经是一个独特群体的属性，那么抑郁症则显示这种独特性已然变得大众化。”[12]抑郁症是一种“平等化的抑郁，是民主社会的典型疾病”。埃亨伯格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尼采曾预言过的自主的人（der souveräne Mensch）大量出现，抑郁症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按照这种观点，抑郁症患者因为其自主性而精疲力竭，他没有力量做自己的主人。由于持续不断地追求主动性，他变得疲惫不堪。埃亨伯格提出的抑郁症病原学理论陷入了一个悖论，因为抑郁概念形成于古代，当时尚不存在疲倦的功绩主体。一个古代的抑郁者完全不同于抑郁症患者，后者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亦缺少“成为自己的激情”[13]。
患有抑郁症的功绩主体不是自主的“超人”，而更多地是“末人”。与埃亨伯格的观点相反，尼采的超人恰恰是疲倦的功绩主体的对立面。超人是悠闲的。尼采反对过度活跃。“强大的灵魂”拥有“宁静”，他“行动迟缓”并“对一切过于活跃之物感到厌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写道：“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劳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如果你们更加相信人生，你们便不会拜倒在瞬间面前。然而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懒。”[14]缺少了牵引自我的万有引力，便会产生疾病。每个人都有义务“必须成为他自身”，“只属于他自身”，这一绝对命令取消了联结彼此的引力。
然而，尼采的文化批判存在一个问题，他完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提出的终极形式，即自我拥有一个固定的“内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过于僵化。换言之，终极形式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加速发展。当功绩主体保持开放、灵活的状态时，他能够最有效地进行自我剥削，因此他成了“末人”。
抑郁和歇斯底里或悲伤一样，是否定的现象，而抑郁症则是和过度的积极性相关联。在埃亨伯格看来，抑郁症是抑郁的民主化形式，这一观点忽视了二者的根本性差异。应当从别处寻找抑郁症和民主制的关联。按照卡尔·施密特的理论，抑郁症是民主制的典型症状，由于民主制失去了决定的力量，缺少能够产生决议的强权。
埃亨伯格仅仅从个体的心理和病理学角度考察抑郁症，而忽视了其经济背景。并非自主的人为了“成为自己的主人”耗尽力量，从而导致了抑郁症。过度劳累作为一种病理现象，更多地是由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所导致。个体面对扩展、转化、创造个人的命令，这一命令的背面便是抑郁症，它同时需要一定数量的身份选项。人们越频繁地更换身份，便需要开发越多的选项。在工业时代的规训社会中，个体拥有固定不变的身份，而后工业时代的功绩社会则需要灵活的个体身份，以便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埃亨伯格认为，冲突的缺失导致了抑郁症：“抑郁症盛行的原因在于冲突的缺失，主体概念以冲突为基础，这种主体概念是19世纪末期留给我们的遗产。”[15]这种冲突模型主导了经典的精神分析学。病人如果能够意识到，他的内在心理中存在冲突，换言之，如果他将自身提升到意识层面，那么他便痊愈了。冲突模型以压抑、否定为前提。因此，它不再适用于当今的抑郁症，因为其中全然不存在否定性。尽管埃亨伯格注意到，冲突的缺失导致了抑郁症，然而在解读抑郁症时他却继续沿用了冲突模型。在他看来，抑郁症以一种隐蔽的冲突为基础，由于抗抑郁药的出现，这种冲突变得更加隐秘，“一方面是实现自我的神圣信条，另一方面是对功绩的崇拜，二者使冲突变得越来越不明确，并失去了其稳定的主导地位，然而冲突却没有消失”[16]。不同于埃亨伯格的观点，功绩主体不允许负面情绪出现，因此也不会累积形成冲突。功绩主体不断追求提高效率，这种压力剥夺了他的语言能力。他同时也失去了处理冲突的能力，因为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相比之下，服用抗抑郁药则简便得多，可以使他快速地恢复功能和效率。
如今，对抗不存在于不同的群体、意识形态或阶级之间，而存在于个体之间，埃亨伯格认为，这一转变是导致功绩主体危机的主要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17]个体之间的竞争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个体的自我指涉，即和自我的竞争激化成为一种绝对的竞争。功绩主体同自我抗争，从而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压力之中，他必须不断超越自身。这种自我剥削，伪装成自由的形式，并以死亡为终结。精力枯竭便是这种绝对化竞争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