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大到中大（上）
“云南号”
我是七月七日下午上的船，晚上开到塘沽就停下，夜里没动，第二天早上才开出港口。母亲，还有七婶一大帮人到天津的码头送行。英国太古公司的“云南号”。很大的船，我母亲她们登上船，也是头一次，挺新鲜的，东看看西看看，到开船的时间，一晃也就过去了。她也没哭。倒是在家帮我理东西的时候，她流过泪。还问我，你就舍得离开家？舍得你这些宝贝？
我喜欢搜集各种玩意儿，唱片、明星相片……光是手绢，就有好几盒，有六条一盒的，十二条一盒的，都放在一只大箱子里。但我一点离愁别绪也没有。一直想离开这个家，像巴金笔下的觉慧那样，这回真的要离开了，要有自由了呀！在码头上我也还是一团兴奋。船离开码头时，船上的人都在跟岸上的人招手，船上也有日本人，他们的亲友就往船上扔彩带，还叽里呱啦大声说日语，大声叫：“沙哟娜拉！”讨厌极了。后来在船上遇到日本人，他们净是鞠躬那一套，我们能不理就不理。
我并不是一个人出远门，从天津到昆明，是跟中国银行的人一起走，都是中国银行安排的。一路上都是分等级的，行长、副行长、老行长（就是我父亲）的家眷待遇是最好的，比如我坐船都是二等舱，到海防住酒店住套间，大部分中国银行的人没这待遇。连我七叔家的纮武也只住三等舱。七叔那时是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杨纮武是他的小儿子，我叫他“阿毛弟”。同船去的中国银行的家属中，只有他和我最后到了昆明。我们都进了联大，关系特别好。
过去的客轮，二等舱是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房间（还有一种叫“大餐间”的，也是两人一间），二等舱上面并没有一等舱，单人房间要特殊的人物特殊安排才会有。三等舱、四等舱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二等舱和下面是隔开的，应该是可以下去的，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之前只是坐火车去过几回北平），也没敢乱走。好像四等舱就不太行了，睡四等舱的大都是流亡学生了——其实里面不少在家里也是少爷，家境糟糕的这一趟也走不起。
虽然是隔开的，下面的可以到上面的餐厅来吃饭，杨纮武就到上面来吃，是打了招呼的。当然也要吃得起，我们都是中国银行安排好的，究竟在餐厅里吃是什么价，我也弄不清。想来是挺贵的，因为都是吃西餐。那时不管在哪里，吃西餐都比较贵。吃饭时二等舱的乘客服务员会到房间来请，叫服务员都喊boy，他们都是说英语——英国人的船嘛。到了晚上，大餐间里有舞会，男男女女衣冠楚楚的。我没去过，觉得跳舞的和我不是一类人。
我喜欢在甲板上看风景，没坐船出过海，什么都新鲜。还有就是唱歌，唱那个“一心去航海，海风使我心忧，波浪使我愁……”。和杨纮武一起住三等舱的有个李抱忱，北平艺专教音乐的，因为纮武的关系就认识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唱歌，一首接一首地唱。其实一点也不愁，唱就很开心，但一出塘沽口我就开始晕船，那就不好玩了。我开始吐，什么都不想吃，李抱忱说，不吃怎么行？硬逼着我喝点番茄汁什么的。
航行了好几天，到上海要停一天，我就在上海玩了一天，住在颜惠庆家。颜惠庆这个名字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他清末的时候就搞外交，公使、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都当过，在北洋政府还组过阁，当过总理，老资格了。那些官衔什么的，我其实闹不清楚，只记得小学时有次看电影，新闻片，上面有他的画面，是个外交场合，他不肯签不平等条约，卷了国旗回国了。我们太小，事情的背景不清楚，只是觉得同学的爸爸出现在电影里，特别好玩，一起朝颜枬生看，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
前面说过的，我和颜的女儿颜枬生一起在中西读书十年，好得不得了，是真正的闺密，我姐和她姐也是同学。因为同学关系，两家大人也有来往。母亲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总是被歧视，和高门大户人家的太太不怎么打交道的，和颜家是例外，颜伯父、颜伯母（我都是这么称呼）都是特别开明的人，一点不摆架子，所以母亲特别愿意我和枬生交朋友。其实母亲和颜家大人也没怎么见过面，毕竟她是姨太太，怎么称呼都是问题。间接的打交道只有一次，是我在她家吃饭，她家养的狗老在桌子下面蹭来蹭去，我拨拉它它也不走，结果不知怎的把我衣服上弄了个口子。吃完饭颜伯母瞧见了，问明情况，第二天就买了块料子让下人送到我母亲那儿，表示很不过意。这事母亲一直记着，对颜家的印象特别好。我也喜欢和枬生一起玩，到她家玩也开心，因在她家一点不拘束。有次玩捉迷藏，我跑到书房里，颜伯父正好在那儿，我不知往哪躲，他就示意我钻到桌子下面去，还帮着打掩护。
卢沟桥事变后，颜枬生全家就搬到了上海。在上海，颜家老大（我们都喊他“颜大哥”）接了我就到家里。枬生正准备到美国留学，颜伯母一见到我就说，别走了（意思是别去云南了），和枬生一块儿去美国念书吧，我来供你，你母亲肯定愿意的。我知道母亲多半赞同（跟颜家的人在一起她是最放心的），我也不反对留学，但是我和大李先生说好了的，要在昆明等他，一心就想这个，就根本不考虑其他了。
在上海，颜大哥开着车带我去逛。他家有三辆车，载我的那辆是敞篷的，开到一个刚修好的漂亮的游泳场，很摩登，好些电影明星到这里来游泳，我们不下去游，买了饮料冰激凌坐在旁边看，不游泳吃冷饮看着的人还不少，就像我在天津去国民大饭店的舞场，也不跳，就看热闹。这样的游泳场，不光是健身，也是高档消费的地方。上海号称“十里洋场”“东方巴黎”，比天津还要时髦得多，颜大哥带我到处逛，也是让我开开眼的意思。我当时一边瞧新鲜，一边心里就想，日本人都打进来了，还这样，这不叫“醉生梦死”吗？
香港十日
一天以后，又上船往香港走，香港是这条航线的终点，从香港再往越南的海防，就要换法国轮船公司的船了。等那船船期，我在香港又停留了十天。
在香港，我住在卞白眉家，好像是在浅水湾那一带，山坡上挺大的一幢别墅，叫“湾景楼”。卞是我父亲指定的中国银行行长，接替他的位置。卞是扬州人，留美的，说英语有方言味，除了这一点，其他方面，洋派得厉害。——说起来也是沾亲带故的，我有个堂姐，七叔家的，叫杨漪如，就是卞家二少奶奶。
这次中国银行的许多人一起到香港，说是旅行，其实是从日占区撤出来，在香港已经成立的津港办事处，就是在预做准备。我们因为要到大后方读书，跟着一起走，好有人照应。到香港后，当时是天津副行长的束云章就对中国银行的子弟说，大后方的生活很艰苦，劝我们不一定要去，果然，大部分人就留下不走了。又有一次，卞白眉请坚持往大后方去的几个人吃饭，吃饭之前讲话，说了些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类的话，还说我们可以到大后方去，要留在香港也可以。其他就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肚子饿了，巴望他快快结束，他还是讲个没完。我根本没考虑留下，脑子里就想着和大李先生的约定——“昆明见！”
住在卞家没事干，我就一个人坐电车到处转悠。不会说广东话，没法问路，也没关系，反正会坐车就行。除了自己玩，我还和李抱忱约好了一起逛过大街。他是老师辈的，又和大李先生熟，他说过我一次——我们约了在车站见，一见到他，车还没停稳我就跳下来了，他就说我，还没到站车不会停的，跳下来弄不好就跌着。我说，李先生我看到你了呀。
我们在一起老是谈音乐，他就领着我买东西什么的。有一天在香港我真的是乱跑了，卞家白天通知我晚上有外国客人来，我堂姐也叮嘱我，要按时回来。意思是有客来，到时开饭是不能等的。我说我找同学玩去，不回来吃了。其实没这回事，我一个人逛去了。结果一逛逛到皇后大道，其实就是红灯区，有点乱，娱乐场所，我不懂红灯区这些，也不知道害怕，以为反正母亲给了我手表，到时候就往回走呗，又不是不认得路。
结果逛到很迟才回来，客人早散了，我也没想到打电话回来说一声。卞家的人很着急，听我说去了那里，板着脸说我：怎么去那样的地方？！出了事怎么向你家里交代？！我心里不服：我身上又没带什么钱，打我什么主意？其实他们是说我一个女孩子没人陪着到那种地方不安全。
喜欢到处乱逛，当然是因为对香港好奇，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同时多少也是觉得待在家里太拘束。卞家规矩大——洋派，加上殖民地的味道。他们家厨子都是外国人，吃过饭端着托盘到你跟前：“Coffee or tea？”。毕恭毕敬的。吃饭时静悄悄，没人说话。我是喜欢吃西餐的，可人紧绷着，实在是受罪。有次吃完了，在客厅里，堂姐说，你弹点什么听听吧，我手足无措，问弹什么呢？她说什么都行，我就弹了《蓝色多瑙河》。堂姐本意大概是想破破没话可说的尴尬，也是洋派的社交的一套吧，我反觉得像做戏似的。当然也因为原来对有钱的人就没好感。在天津时不知是在我们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卞家少爷少奶奶在场，议论到日本人占了天津，情况不知会怎么恶化，那位少爷就表示没什么可怕的：“We are American！”。意思是日本人不敢动美国人的。我当时听了很反感，心想，你不做中国人了？！卞白眉说可以留在香港之类，我也是格格不入的：要抗日，还怕艰苦吗？
要来客人的那天晚上我就是借故躲出去的。其实不说话也没什么，只是我就是觉得别扭。同样是洋派，在颜家我自在得多，完全没这感觉。
那段时间卞白眉留学美国的女儿正好回到香港度假，老和她爸爸吵架。为了念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她爸爸想让她念的她不感兴趣。她有大哥二哥，念书都不怎么样，她的成绩很好，卞白眉总是想让她继承他吧。他们父女俩说英文，吵架时我就在旁边，挺窘的，就低了头喝咖啡。我在天津看电影，有中文字幕，听惯了英文原声，听他们一句一句的，简直就像电影里的对话，很久以后还记得。后来在重庆中央大学，陈嘉先生让我们练习用英文写小说，我就写了一篇，题目叫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是写一个女孩要离开家，要革命要自由。里面写的是我自己，开头女孩与家长争执，小说第一句就是：“You demand too much of me，I refuse.”。其实就是卞家父女吵架时的原话。写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她自杀了，她有抑郁症，是在美国上吊死的。
闷罐车上
十天后又上船了，这段海路是从香港到越南的海防，法国的船——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嘛。我还是住二等舱，两人一间，但船小了很多，房间也小了很多，条件不如“云南号”了。我一路晕船，过“黑水洋”更是吐得一塌糊涂。
海防是港口城市，我们住在很好的酒店，两人住一个套间，里面设备齐全，一个大大的卧室，外面可以会客，像书房，还有走廊。跟我同住的人家里没什么地位，中产之家，按照中国银行的等级，住不到这么好的房间，大人是不放心我，让她伴着我的。
我对海防的印象不好，天气太闷热，到处湿漉漉的，从天津来，一点都不习惯。还有吃的，怪怪的，也不习惯。所以都在酒店里吃，酒店里都是吃西餐。我印象最坏的是过海关时的检查，查的人态度很粗暴，什么东西都要翻出来。我母亲因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什么都要给带上，包括纸和笔。她以为一年仗就打完了，带的东西要够一年用的，纸和笔带了一大堆，铅笔一大把，纸有信纸、稿纸，还有便笺纸、信封。这时候都翻出来，摊了一地。国家弱，被外国人粗暴对待，这是切身的感受。
从海防到昆明是陆路，坐火车了。先是从海防到河内，从河内到开远，再到昆明。到开远，就是进入中国境内了。从河内开始，我们住的就差多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和我堂弟，还有一个人，从北平来的，从香港起我们就在一起，我们慢慢觉得和别人太不一样，太特殊，不像流亡学生，我就提出要和大家一样。后来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
从河内往昆明，坐的是运货的闷罐车，没有窗，只有小孔透气，人都挨着坐地上。车很慢，哪能和现在的高铁比呢？足足走了四天，白天开，晚上停，不开了，找地方住下来，小旅馆，都是简陋的平房，当然没法跟之前住的酒店比了。可住和行虽然很艰苦，我倒不觉得，反而很兴奋，因为现在没人管着我，想怎样就怎样，而且原来又是坐二等舱，又是好酒店，很特殊，现在和大家在一起了，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流亡学生，兴奋啊。
累是真累。晚上天黑的时候到了，赶紧找地方住。浑身湿的，下大雨，雨季。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席地而坐，坐行李上面，反正也不睡觉，一坐就坐一天。开始还觉得好玩，总比坐船好，不那么单调嘛，后来发现太累。因为站也没地方，都靠着，也不分男女，靠着，八月份，倒也不是很热。男孩围着打扑克，我们就唱歌。
没什么比唱歌更让人兴奋的了，一路上不断在唱。从天津到上海的船上我和李抱忱、杨纮武他们就唱，很开心，现在更兴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这时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开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尽情地唱，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
到开远的时候，我们就更激动了。之前还是在法国殖民地，开远是进入国境的第一站，从窗洞里一看到我们的国旗，看到云南兵，像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大家一阵欢呼，互相拥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们激动，那些云南兵不激动，看到我们那样，他们没什么反应。那里闭塞，他们大概看我们这些学生有点奇怪。毕竟是大后方，还没什么抗战的氛围。我们不一样，“亡国奴”三个字在我们是压在心头的阴影，挥之不去，流亡，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那样的心情，没有我们的经历是体会不了的。
到昆明了
总共大概坐了四天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昆明。我还记得，那是个雨天。一到昆明，我们就被接到了南屏大旅社，老板是刘太太，她是一位军长的遗孀，很能干，开了这家饭店，经营得很不错。她非常爱国，对流亡学生特别好，看待我们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住那儿的头一天是不收钱的。
也不知怎么回事，她对我不是一般的亲近。她的大女儿后来嫁了梅贻琦的儿子，小女儿因小时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成了聋哑人。她希望我多陪陪她的小女儿，和她一起念书。我并不是她小女儿的伴读，但有段时间的确花了不少时间陪她，跟她说话，她也特别愿意跟我在一起。
后来我有了孩子，刘太太还提出让我搬到她的别墅去，跟她们一起住，孩子嘛她可以为我请个保姆帮着带。一九三八年九二八大轰炸以后，昆明好像也不大安全了，她想让小女儿到法国去留学，跟我商量：你不是喜欢画画吗？你可以到巴黎去学画呀，一起去，费用我来出。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动心的。这时与大李先生已断了联系，学画是个诱惑，又想就此从与赵瑞蕻的关系中解脱出来。我问陈蕴珍该不该去，陈蕴珍听了大叫，不行不行！成天陪一个哑巴，算怎么回事？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说话了！绝对不能去！我还问了巴金，他也说，不要去。后来也就算了。
这是后话了。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只能是个过渡，过些时候，我们七八个流亡学生在蒲草田合租了房子，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就我和苏兆兰，苏兆兰是结过婚的，我们喊她“兆姐”。没多久她丈夫也到了昆明，她就不大在那儿住了。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房东杨太太对我特别好，晚上她们打麻将吃夜宵，也常会送上一份到我屋里来，别人没有，都羡慕得很，我堂弟纮武看到，那个馋啊。
蒲草田的房子是老式的，有点像四合院，不过是两层的楼，云南风格的，有好多雕饰，我印象里绿色特别多。我住在楼上，最不习惯的是上厕所。起头都要跑下楼去，楼下才有茅坑。不是蹲式的厕所（那种在中西时就习惯了），是农村那样的茅坑，简直不知怎么办是好。后来杨太太知道了，让人送了马桶到我房间里，但解大手还得下楼。茅坑不光是怎么蹲的问题，味道还特别大，有人就教我，点根香烟，赶赶臭气，有一阵我会抽烟，就是这么会的。
我们自己做饭，一起动手，热闹得很。淘米我就是在那儿学的。在天津家里有那么多用人，当然没做过饭，中西女校的家政课上倒是教过一些，烹饪有“中”的有“西”的，“西”的有做奶油蛋糕，做饼干，做巧克力，“中”的学包饺子，做馒头。做西式糕点是燕京毕业的老师教的，现买来一个烤箱，在那儿烘。包饺子做饭这些是个师范毕业的老师教的，我们都不大起劲，想这些还用学吗？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了。
可是真的没有淘过米。云南人淘米和我们那边也不一样——用一种筲箕，不是有把手的那种淘米箩。我们总要淘上很长时间，又是漂又是拣稗子的，从天津过来，我们总觉得是到了乡下了，什么都脏。有个男生教我怎么淘，有次在水里淘着他就抓住我的手，我一下就抽回去。（也不知他是闹着玩还是怎的，但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式的。）
其实也只做过有数的几次饭，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吃，米线、饵块……和天津比起来，便宜不是一点点。昆明人只吃两顿饭，我们跟着也吃两顿，很容易就对付了。
早饭免了，他们头一顿差不多要到中午。云南抽鸦片的人多（大多是男的，男的不大干活，女的什么事都干），抽鸦片的人起得晚。在街上走，从外面就能看到有人在屋里躺着抽，不避人的。即使没看见我也知道，因为空气里有鸦片烟的气味，那是我在天津的家里很熟悉的。鸦片烟的味道不难闻，倒是香的。
在天津家里什么也不用管的，生活上的事一概不懂。到昆明后我买过两罐云南火腿寄回去，是想告诉母亲，我在这边过得挺好，什么吃的都有，让她放心，其实平时那是吃不着的。没想到寄东西要加税的，云南这边要上税，到了天津还得上税。（包裹走的就是我的来路，等于出国绕了一圈才到我母亲手中。）上的税加起来比买东西贵多了。母亲写信给我：“胖：你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孩子。”（在家里母亲喊我“小胖”。）母亲自己学认字，那时已经可以经常写信了，信里写了好多想我的话。前面说过的，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信里的话倒挺煽情，当我的面再不会说的。
愉快的日子
我那时倒不太想家。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到得早，联大还没开学，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一起聊天、逛街、吃馆子。经常是我请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家很有钱。后来联大同学开玩笑，叫我“dollar”。其实用我哥的话说，杨家早就“败了”，只是我对钱完全没概念而已。在天津除了最后一段时间母亲给零花钱了，买唱片和一些小玩意儿什么的，我没自己花过钱。出来以后家里给我一个折子，要用钱到中国银行去取，也没个数。我是到后来才觉察到和别人的境况有点不一样，人家的行李都很简单，我的行李一大堆，一床厚被、一床薄被、英国毛毯、床单、枕头，东西多，我母亲买了个行李口袋，上面大花旁边格子的，英国的，欧洲货，打包的，还有一个大大的双层牛皮的箱子。人家就一个铺盖卷。
从到达昆明到大轰炸之前这段时间，在我的一生中都要算是最轻松愉快的好时光。大学的学习还没开始，一点没有学业的压力，也还没有面对后面婚姻、生孩子一大堆麻烦事，和中西毕业后闲着在家相比，又更自由了，什么事自己说了就算。
我在报上看到青年会办漫画班，就报了名。当时说青年会，都知道是基督教青年会，新教教会办的，其实还要细分为Y.M.C.A和Y.W.C.A，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各活动各的，没什么来往，这也算是教会色彩吧。我去的当然是女青年会，青年会在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天津也有，我去过的，所以会觉得熟悉、亲切。在天津，我去弹琴，在昆明我也去弹过琴。更多的时候还是去学画，负责搞漫画班的叫喻士海，他请了好多人来给我们讲课。喻士海是“左”倾的（其实青年会这样的地方，地下党不少），请来的人很多也是左翼的，比如蔡若虹他们。
蔡若虹从上海来，左联的，当时画漫画已小有名气。他和章锷、夏蕾一道来昆明。夏蕾刚中学毕业，也可以说是私奔。
到昆明他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三个人一间，两男一女，夏蕾睡床上面，他们睡地上，章锷开蔡若虹玩笑说，一觉醒来，地上就他一个了。蔡与夏当时还在谈恋爱。这让我想起中旅剧团在天津住惠中饭店时的情形。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协的副主席，住在三里河部长楼里，我认识的时候还算小年轻，文艺青年，生活艰苦，同时又是很开放的。
蔡若虹是从租界来的，我从小生活在天津租界，又都恨日本人，有很多共同话题，夏蕾刚念完中学，和我经历相似，更是一见如故。还有喻士海，都是年轻人嘛，我们一起玩，一起逛街买东西，一起下馆子去“共和村”，一起看话剧。朋友熟人也是“共”的，他们的朋友，很快也成为你的熟人。那时万籁鸣兄弟开了一家照相馆，叫“国际艺术人像”，有次喻士海带我们过去玩，说了一阵话，他们就说，给杨小姐拍一张吧。就照了一张，黑白的，后来我自己上了色。这样的心境，以后再没有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看的是陈铨的《祖国》，凤子主演的，没现成的服装，还是借了我的旗袍当戏服。那旗袍粉红的底，上面白色的小花，离开天津前母亲专门为我做的，一次没穿过。凤子比我个子还小，旗袍稍微有点长。能有一点贡献，我很开心，不光这个，在后台打打杂，我也很乐意。现在叫“副导演”，大概就干这些活。
那时我有钱——其实也不是有钱，我根本没有钱的概念，只知道母亲说的，要用钱，到中国银行去取。所以吃馆子、看话剧，我请客的时候多。
过了一阵，蔡若虹他们离开昆明到重庆，也许早就准备好再从那里去延安了。当时去延安多少还是要保密，不会到处说。不过毕竟国共合作，至少和延安那边有联系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往那边写信，都是寄到八路军办事处，公开的，由他们转。信封上就写“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下面写个“杨缄”，那边就能收到。我给姐夫罗沛霖写信，他是到了延安，后来上面又安排他回到国统区的。我也给蔡若虹写信，还介绍他和罗沛霖认识了。他们从上海来，对延安都有些不习惯，会在一起说。给我的信里也说。和蔡若虹再见面，则已经是解放以后，六十年代的事了。
学漫画之外，我还和人忙着跟李抱忱排练百人大合唱，排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还有黄自填词的抗日歌曲，那歌用的是《阿伊达》里《凯旋进行曲》的曲子——外国曲子填上中国词，传唱开来，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上中西时我们结业典礼上也用过《阿伊达》的曲子，不过是另一首。参加百人大合唱的都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常找地方排练，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也是那段时间，“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厂）到昆明拍摄《长空万里》，捎带着还演了几场话剧补贴费用。“中电”的顾而已邀章曼苹随外景队来昆明，参演“中电剧团”排的戏，在陈白尘的《群魔乱舞》里演孙大娘一角。中旅剧团在天津那段时间我和章曼苹、陶金就成了朋友，一直有书信来往，和曼苹在昆明相聚，当然高兴，看“中电”演剧、拍电影，也新鲜得很。
外景队和演员都住在市区一个大庙里，生活相当艰苦，大殿后面空着的一进，中间大堂临时成了男宿舍，女的住里间，都是通铺，吃饭则是简单的大锅饭菜。没有谁是特殊的，我记得白杨、赵丹、金焰、魏鹤龄、高占非、顾而已都在其中。这让我想起中旅剧团在天津时的窘境，不过他们显然要更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没人抱怨，据他们说，与抗日演剧队的流亡生活比起来，这已经强多了。
摄制组在滇池边的大观楼拍《长空万里》，曼苹约了我一起去看。布景已经把滇池的一角“改造”成西湖的样子，要拍的一组镜头是三个主要角色（白杨和金焰、高占非）湖上荡舟，在一起说说笑笑。好玩的是昆明的云彩总在捣乱，刚才阳光灿烂，导演叫一声“开始啦”，白杨才说两句台词，太阳又被云遮住，只好停下来。待到把太阳等出来，才又拍了没五分钟，岸上围观的游人中有人突然大声用云南话赞叹：“是嘞末！”（“是啦！”）就像是一声喝彩。这算是哪一出呢？导演只好叫停，急得直跳脚，又不好发脾气，连连对围观的人做手势，让他们别出声。我是第一次看拍电影，觉得特别有趣。
我喜欢看电影、看话剧，对“幕后”一直有一种好奇心，像看戏，有机会就要跑到后台去看。这是从中旅在天津那段时间开始的，因为跟唐若青、章曼苹、陶金他们认识，我有特权了嘛。这次他们演舞台剧《塞上风云》，我也到后台去看他们化装。中旅的后台很小，到了昆明，他们在庙里的大殿上演出，后台倒是大——干脆就在大殿后面的院里，露天的，好些人挤在长桌前化装，每人面前一面镜子，上面一盏盏汽油灯冒着烟。我和曼苹站在白杨身后看，这时候我和白杨已经有点熟了。
这之前我领她和曼苹去逛过街。白杨喜欢我穿的云南蜡染花土布旗袍，和我脚上穿的当地人手工做的带袢黑布鞋，我就带曼苹和她上街买土布，定做布鞋。我来昆明已经有段时间了，还会说几句本地土话，当向导是理所当然。那时候白杨已经演过《十字街头》等电影，算明星了，但是穿着朴素，一点架子没有，在街上走，到街头小店里，也没人认出来。那个年头没有粉丝一说，明星也和现在的明星不一样，我们一起逛街，不会跟人说我跟白杨在一起什么的，总是说跟朋友一起，不提名字。
白杨在《长空万里》中演的角色活泼清纯（我还记得她穿一件白色短袖外衣，里面是彩色的泳装），《十字街头》里她演的女主角也很活泼，不演戏的时候，她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我去他们的住地，总是看见她静静地坐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脸上带着她特有的恬静的微笑。我和曼苹瞎聊，她不声不响捧着油印的剧本看。待有人大喊“排戏了”，一个个拿着油印本子聚拢到外间，别人对台词都马马虎虎一带而过，几个调皮的男演员施超、田烈等还嘻嘻哈哈举着凳子用上海话哇啦哇啦的，只有白杨在一字一句念她的台词，神情很专注。拍《长空万里》那次，因天气还有观众的搅局，一再地重来，男演员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她一声不吭，还是平静温和的样子。
说到白杨，还有件事很好玩：蒲草田那个房东杨太太以为我是白杨的妹妹，说像得不得了。要是她在上海整容以前，可能真的有点像，这次我见到时，她已变了样。——白杨是整过容的，现在到处在说整容，其实那时候就有了。上海有个杨树英，很出名的，就是做这个。白杨原来是塌鼻子，整过之后鼻子高了，颧骨也弄了，的确变漂亮了。不过不是像现在的整容大动干戈，弄得面目全非，而且她做得很好，她在那里照镜子，我在旁边看，一点看不出痕迹。
青云街8号
在蒲草田住了一段时间，一帮学生就都搬走了，并不是闹了什么不愉快，是嫌那儿贵，除了我和堂弟纮武能对付，其他同学都觉得房租是个负担。离开蒲草田后，我和堂弟一起租住了青云街的一处房子。是郑颖荪先生介绍我们去住的。他是我们同船到昆明的平津流亡师生中最年长的一位，国立北平艺专的教务长。
我搬到青云街的时候，那个大院里已住满了从外地流亡到昆明的人，其中有些大名鼎鼎，过去是只闻其名的。我和郑先生住的是第一进，第二进楼上住着杨振声先生一家和沈从文先生，第三进住着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和她弟弟，施剑翘因为行刺坐过牢，那时被放出来了，报上说她都称为“女侠”。
越往里面租金应该越高吧，施剑翘他们有钱。后面我没进去过，见到施剑翘是有次跑警报，沈先生示意我说：“看，这就是那个女侠施剑翘。”她长得不好看，她弟弟也难看。她和她弟弟都往外跑，两手捂着头，还用天津话说了句“我的妈呀！”。那次沈先生也在的，见状对我笑说：“女侠也害怕嘛。”
那是一处老旧的大院，好几进，都是两层的，我住在门楼下面临街的一间，窗棂、壁板，还有上面的瓦檐，都是云南的样式，门则是要上门板的那种，关起来里面黑咕隆咚。正是雨季，到处湿漉漉、黏糊糊。我和纮武的房间是竹篱笆的“墙”，两边加一起也不过四五个平方，我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整个是透明的门帘。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屋里是最“原始”的泥巴地），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北方哪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天天下个不停。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
好些歌词里有“雨”，其实又不相干的歌一下子不招自来，比如：“I'm singing in the rain.Just singing in the rain.”。那是美国三十年代的流行曲，我是从最早的有声片《好莱坞歌舞大会》里学来的；比如《颂主歌》里的一首：“小莫小于水滴，渐成大海汪洋。”这歌我在中西从八岁唱到十八岁，圣歌嘛，都是虔诚的调子，和好莱坞那歌的欢快热闹完全是两个调调，唱得投入，居然也虔诚起来。
到现在当时的情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因为看到雨“触景生情”了，更突出的却是那时的心境，那时真是年轻。
那房子真是老旧。郑颖荪先生住我楼上，通到楼上的楼梯简直不能算楼梯，就是些短而窄的木板钉在两根斜木头上，排列成梯状。木板长不到四尺，宽不到半尺，一只脚都搁不下，双脚得横着交错而行。上去还好些，下来时得斜着身子，或者干脆就倒退着走。倒退法是郑先生的发明，他演示给我看，很得意。说到郑先生，我就很逼真地想起他下楼时的样子：弓着背，左手撩起长袍的下襟，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其实不过是斜撑着的木棍而已。
郑颖荪是有名的古琴家，当时也不过人到中年，但与一路和我们唱歌过来的李抱忱相比，全然是一副学者模样，文质彬彬的，也很是老派。我没听他弹过琴，倒是在他房间里聊过天。
他的住处就在我楼上，也算是个套间吧，他原先住里间，外面待客，有个越南的吊床悬在外间，我上楼去他就倚在吊床上和我说话，他的太太不在了，有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和我说话时神情落寞的样子。没过多久，他去了重庆，好像是教育部招他去的。
他走了以后，我住到了楼上，不过只有里间归我，外间成了办公地点。那房子应该早就不在了，要是还在，倒可以挂块牌子，朱自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编“大一国文”。说起来里间外间的，其实就隔一层板，说什么都听得见。后来张兆和带着孩子到昆明，在那外间里见到沈先生，责怪他头发怎么那么长，也不去剪，里面听得清清楚楚，沈先生说话声音低，咕咕哝哝的，就听不到了。
就因为一点不隔音，我们说话声音又高，沈先生还说过我一回。那次是两个航校的朋友来找我玩，他们学航空，讲开飞机的事，怎么飞上去，怎么俯冲，又是这种那种战斗机的，讲得很兴奋，一边讲一边比画。朱先生和沈先生正在外面工作。大概是被搅得不行了，沈先生突然掀了门帘进来，对我说，杨小姐，我和朱先生都在工作！你们太吵，我们没办法做事！我们吓得不敢吭声，连一声“对不起”都忘了说。过一会儿我出去说了对不起，就见朱先生绷着脸，不悦的样子，也不理我。我还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道歉了吗？后来对朱先生印象就不大好。
那两个年轻人从此再没有见过。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在随教练做空中训练时，飞机不幸撞上了屋顶，另一个在空战中牺牲了。
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好像也就那么一次，他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对女生特别爱护。那次批评我时，我和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邻居，很熟了。
是郑颖荪领我认识沈先生的。我搬到青云街没几天，有天他下楼，撩开我自制的土布门帘，做手势要我出来，说，杨小姐，我带你去见个人。他带我去见的就是沈从文。我是最怕见生人的，每见生人只知道鞠躬，而后就剩下低头站在一边绞手指。说是要见沈从文，我就更慌。早就听说过虽然沈从文当过兵，自幼看惯了杀头之类吓人的事，人却是个腼腆书生样，一点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那种。可毕竟是生人，还那么有名。
沈先生的《边城》我在天津时就读过，但我更喜欢的是巴金。我姐是沈从文的粉丝，也不光是他，“京派”作家里好多人的作品她都爱读，像周作人、冰心的书她都买的。《边城》我好像也是从她那里看的。他们几个都到燕京大学做过讲座，周作人有次去，还是大公主包的车去接的。大公主没读过多少书，小学的水平，在燕京借读，接周作人那次她都抢在头里，陪着一起走，周一个老夫子的样子，她穿得漂漂亮亮在旁边一扭一扭的，可笑极了。后来照相，她就挨着周作人坐。对人介绍我姐，说是姨太太生的，把我姐那个气呀。
我第一次见到冰心是去观摩我姐的毕业典礼。典礼上安静极了，不像现在乱哄哄的，冰心走过来，我姐看到了，就嚷：“谢先生！”冰心见了竖起手指在嘴上，让她别出声。我姐说，沈从文去的那一次最有意思，那次不是演讲，是座谈，大家围坐在一起，轮到沈先生讲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我姐说，真是窘死了——不是他窘，是听的人坐在那里，心揪着，不知如何是好。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
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他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的，我还是紧张，只会傻傻地望着他，低声说了句：反正我要像觉慧！没头没脑，有点“文不对题”吧？也不知是对他说，还是对自己说。
怎样就算是“像觉慧”呢？其实我也没个谱。沈先生鼓励我埋头读书，我也没做到，成天看小说、唱歌、写长信，要不就是在麻布上绣我想出来的花样。我还买了把乐锯，亮闪闪的，没事就吱吱呀呀地拉，幻想着能在上面拉出托赛里的小夜曲。离开了家，一下子所有的管束都没了，我的兴奋还没结束，那情形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结束了高考进大学，自由得不知怎么挥霍时间，就忙着兴奋了。
我和沈先生很快熟起来。他的客人多，因为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作家、诗人来访，他会让我也过去见见。我的房间隔着院子与沈先生的屋子相望，从后窗可以看见他那儿。院里通常都是黑洞洞、静悄悄的，有个晚上，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院子里立时欢声笑语，笑语未毕，他就朝我的窗户喊：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我匆忙下楼去拜见，这是第二次见到，上一次是在我姐的毕业典礼上，但我根本不会寒暄，扯扯当时的情形什么的，只鞠了个躬，马上就溜掉了。
没过几天，又是个月夜，沈先生又大声叫我：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哈哈，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哩！徐芳是北大高才生，好像还是“校花”，不像冰心的清秀，像玫瑰的热烈。她哇啦哇啦滔滔不绝说个不停，沈先生只是微笑着听，我嘛，当然更没话了。之前没听说过徐芳，后来也没读过她的诗，因为沈先生，这一幕还记得。四十七年后，沈先生大病初愈，口齿已不大清楚了，我和杜运燮去看他，他喜欢听我们“摆龙门阵”，在他那间明亮的书房里，我和杜运燮海阔天空地聊，他坐在一把半圆形的藤椅上笑眯眯地听。我说起当今女作家抽烟的不少，不是逢场作戏抽着玩，是真抽，他忽然笑眯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徐芳，也抽烟。
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看到他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站起身来举着灯走进卧室。昆明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昏黄微明——那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有一天我懒散得很，懒得看，懒得写，早早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盘算明天找谁去玩，到哪儿逛逛，吃焖鸡米线还是吃饵块……第二天一早沈先生上楼到外间来工作，笑着对我说，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我羞得无地自容。之前他就对我说过：要用功哩！我去睡觉，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像平时说话一样，他都是笑着说的，但其实都是认真的教诲，只是我总是做不到。
复学生
沈先生到昆明，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却不是在课堂上。说来有意思，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他在联大教的是写作，算选修课，不像“大一国文”，那是我们的必修课。虽然如此，沈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不说别的，我上联大念的是外文系，就是沈先生帮我拿的主意。我在天津时开始写诗，喜欢文学，本来一门心思想进中文系，信里面问巴金先生，他说进哪个系都可以。沈先生的意思倒是很明确，他不懂外语，对外语却很看重，说我原来在教会中学那么多年，学中文的话，扔了外语太可惜，进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线装书打交道了。
其实，我考南开考的就是中文系。到了昆明，我还心思活泛了一阵。那时候杭州艺专搬过来了，在云南大学。我有点心旌摇荡，想去考，堂弟纮武马上向我母亲汇报了，走之前母亲叮嘱过的，让他“监视”我。流亡学生大多数当然都想考联大，有人就告诉我，联大里面有南开，我说我不能考，一考数学就露馅了。为此他们都笑我。
我以为保送了还是要考的，觉得自己考过中文英文已经录取了的，真是冤。后来又听说保送生是不用考的，我就去问。报到的地方是一个大教室，放着好几张桌子，清华、北大、南开分开的，我找到南开的人，问去年保送的事，那人在一个册子上查，发现保送的取了三个，其中一个是中西的，考的是中文系，杨静如——全对上号了，他马上就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连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就成了联大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