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没再考试进了联大的，叫“复学生”，就是说，虽然还没报到，我们已经算是联大的人了，因为日本人侵略，中断了学业，那是“失学”，现在重新开学，我们就算“复学”了。之前我们分别参加的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考试，学生证上就还留着痕迹，学号分别以首字母T（清华）、P（北大）、N（南开）开头，我们叫作“T字号”“P字号”“N字号”。清华的考分最高，北大次之，南开要低一些，后来同学中会拿这开玩笑，穆旦就在我面前打趣说，T字香，P字好，N字头的没人要。
三所学校分别在北平、天津，所以进校前，我们的身份是“平津流亡学生”，其实这个叫法范围还要大些，还有其他学校的，不过这三所学校的是主体。有些是中学刚毕业的，像纮武，就还要参加考试，这是联大的考试了，他们的学生证上是“联”字开头，就称为“联字号”了。
其实在“联字号”之外，也不仅仅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学生，赵瑞蕻就是从青岛的山东大学转到联大读二年级的，不过他入校时学校还在长沙，叫作“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以后还有没有三校以外转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他的学生证上又不一样，是“转”字开头的，称作“转学生”。
跑警报
联大开学的时间，原来定在十月，可就在快开学时，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学校那一带炸得一塌糊涂。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是九月二十八日。在那之前，昆明已经开始有警报了。是预防警报，城门楼上挂起一只红色的气球。头一回有这事，新鲜得很，好多当地人跑到外面来看，嘴里还叨叨：“挂灯笼喽，哪里真的会有敌机哟！”云南是大后方，到那时为止，除了外地人多起来以外，生活很平静，好像没什么战争的氛围，的确很难想象这地方会打起仗来。
预防警报也没让人紧张起来，好多人甚至都没想到要躲一下，有人说该出城去躲一躲，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就没有跑警报的概念。我们年轻人就更不知害怕了。我和纮武（他是和我一起搬到青云街的）看见大家跑到外面，议论纷纷的，只觉得好玩，穿过圆通公园到北门城墙外，坐在菜地上东张西望，看天空看城门楼，等着看会不会有第二只红色警报球挂起来。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些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又大又脆，水分多，特别好吃，我们一边看野景似的看着，一边啃得津津有味。这时昆明空军基地的飞机纷纷出动了，不是迎战敌机，是和我们一样“跑警报”（否则在机场上待着，敌机一轰炸就完蛋了）。等我们的胡萝卜吃完，警报也解除了。我们溜达着回到青云街，都说下次再不“跑”了。
九二八大轰炸那天，我们也真的没跑。那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真的是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我们一帮年轻学生喜欢把昆明这样的晴爽的蓝天说成“蓝得像马德里”，这是从一首诗里引来的，其实谁也没去过马德里，想象中西班牙阳光灿烂，马德里的天空极蓝极美就是了。联大还没开学，两个年轻人过来闲聊，我和纮武便合计着该去哪儿玩。这时外面忽然就乱起来，就听到有人嚷：“挂灯笼喽！”朝城门楼望去，果然有一个球挂出来。我们原来就没打算“跑”，后院和最后一进房里的人也没动静，只是一个个不紧不慢地踱到天井里，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杨振声、沈从文、郑颖荪几位先生都放下手头的事出来，望着天空，施剑翘姐弟也出来了。
这时候传来了很响的飞机的声音，我们还以为又是我们的飞机，忽然发现不对了，有三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就从头顶上飞过去，几乎是同时，紧急警报响起来。就听到一种十分刺耳的声音，让人本能地捂住耳朵，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炸弹一颗颗落下来，地动山摇，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沈先生是最镇静的，他根据爆炸声分析炸弹可能会落在什么地方。从湖南那边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刚刚安顿下来，他担心他们那边会不会有损失。他还有心思开玩笑，爆炸声一起，施剑翘吓着了，用天津话说了句“我的妈呀！”，抱着头就往外跑，沈先生笑话说：“女侠也害怕嘛。”
真像沈先生担心的那样，联大那一片那天挨炸了。轰炸停止后我们跑出去看，翠湖周围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闻一多，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时，高玉爽老师领我们读新诗，闻一多的《死水》我会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闻先生，是这样的情形。
有个同学叫吴锦天，和我们同船来的，整个行李给炸没了，天冷下来快到冬天时，我和纮武特地跑到裁缝店给他做了件棉袍过冬。几十年后，吴说起这事，说这事他永远忘不了，当时还照了张相片给我们。若不是他说起，我完全记不得这事，那相片也早没了，我清清楚楚记得的，就是那天轰炸的情形，还有那个日子，九月二十八日。
从那天开始，整个昆明进入另一种节奏，跑警报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内容。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往城门楼上看，看警报球是怎样的情况。敌机都是白天来，跑警报就是要把白天避过去。往往天刚亮人们便扛着箱笼衣物，出城到郊外山沟里，下午四五点钟再回来忙着做晚饭。一整天就这么没了。
跑警报总是伴着对日本鬼子的愤怒和诅咒。有一次，城防的高射炮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我们看着那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高兴得又叫又跳。后来这架飞机的残骸被弄到大成殿供老百姓参观，我也跑了去看，参观的人一边看一边咒骂，骂了才更解气。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破碎的铁鸟》，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上。
我到昆明不久就开始向《战歌》投稿，加入了文协，跟穆木天、罗铁鹰、雷石榆等诗人一起开座谈会，吃小馆子。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家里不让我像刘嘉蓁那样去游行、参加集会，现在可以“我行我素”，我尤其有一种成了大人的感觉。我记得几首诗之外，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纪念“九一八”》，最后写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纪念“九一八”了，意思是不要一年，我们就胜利了——仗已经打了两年了，还不够我们赢吗？真是天真乐观得很。那时候发表作品，都是用笔名“晓黛”。
在《战歌》上发表的诗文，应该是给沈从文先生看过。他虽然鼓励我要用功，多写，但这样的抗战诗他是不赞成的。我还记得，就在他因为我们过于喧哗责备我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谈话，不是为白天的事说我，是耐心地劝我以后少写那些净是口号的抗战诗，说那样的诗即使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给我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我做读书笔记。这也是他一向的立场。
关于抗战与文学，文坛上一直有争论的，沈先生坚持文学是文学，抗战是抗战，文学是不该用来当工具的。当时全国上下，都是浓浓的抗战氛围，他坚持这种立场，压力不小。别看沈先生平时低声细语，动不动就脸红，他有他倔强的那一面。像他对抗战文学的不屑，可能别人私下里也有同样的态度，却不一定公开说，他就要写文章公开说出来。
关于跑警报，他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和杨振声先生有过一次不愉快，就与此有关。
我们几个都是在外面包伙的，每天到吃饭时候小馆子就送过来。杨先生他们雇了个人烧饭，开饭时坐一桌人。沈先生在杨家搭伙，跟他们一起吃。有一次吃午饭，杨先生的女儿跑到我屋里说，沈先生在饭桌上突然大哭，她吓死了。原来是他和杨先生就跑警报的事争起来。之前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那些跑警报的人。说大家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整天忙着跑警报，开不了学，书也不念了，成个什么事？文章出来后许多人认为他说得不对，写文章驳他，他挺委屈的。那天他在饭桌上又说这事，还是他那些理由。杨先生就说，你可以不跑，我拖家带口的，孩子还小，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沈先生说不出话来，大概还有那时的压力，一下就哭起来。（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沈先生挺容易哭的。）从那以后，两位先生之间就有些别扭了。
我们的课
联大原来是要在十月初开学的，因为轰炸炸坏了校舍，开学推迟了，我们跟着李抱忱忙了好长时间准备的百人大合唱，也因轰炸炸没了。
联大是在轰炸中开学的，印象中好像并没有开学典礼。新生入校时也许有吧，我不太清楚。新生是通过联大的考试考进来的。开学了，有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必须上的，选修课按照自己的情况选，不过指定必须自然科学选一门，社会科学选一门。社会科学我选的是“社会学”，自然科学我选的是“地质学”。
我们去上课就是了。校舍分散在几个地方，都是借来的，工学院是一处（挨着航校），农校那儿是一处，还有就是昆明师范学院，后来新校区建起来，就是现在当作西南联大旧址的那排房子，我们称作“新教室”。我们女生开始住在农校的小楼里，每天早上起来，急急忙忙跑到师范学院那边去上课。经常是上完两节课，急急忙忙往农校那边跑，两头跑。农校在小西门里，新教室在小西门外，中间隔着翠湖，要走一段路，第一二节课和第三四节课之间有二十分钟，真挺赶的。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的是陈序经。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的，每人讲一两周，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我们许多女生期待的是闻一多、陈梦家，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他们的一些名诗我们会背的，没想到他们根本不讲新诗，都是讲他们的研究，关于古代文学的，陈好像还讲一点甲骨文。不过他们的课我不大逃，毕竟是我崇拜的，陈梦家还长那么帅。女生逃得多的，是刘文典的课，我是最不喜欢的，去了一次，把听课证交上去就完了。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有人以为沈从文也教“大一国文”，那是弄错了，“大一国文”都是教授才有资格上的，沈先生是名作家，但在联大排不上号，只是一位讲师。
还有一门“逻辑”，最头疼的，是必修。我完全不懂，忘了是谁教的，只记得他左一个logic，右一个logic，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我们背后开玩笑，什么logic，就是“垃圾”吧？考试怎么办呢？我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只觉得和数学有关系。后来因为认识赵瑞蕻，他的同乡把笔记塞给我，让到时候抄抄呗。条件是我把一年的英语作文借给他们。
外文系的英文作文，大概是每周交一篇，负责批改和讲评的是廖福，他是留校当助教的。大一的国文课，也要写作文。作文要批改，每个学期还要面批一次，这些都是助教的事。管我们作文的是余冠英，他当时还是年轻的助教。跟我面谈时，他就我的作文评说了一通，鼓励我说，以后我是可以写作的，我听了很得意。记得英语作文也一样是有面批的，廖福也跟我说，将来我可以成作家。我的英语作文成绩不错，不过英语作文得高分恐怕也没那么高兴——我原先就是考中文系的。解放后我找工作也一直想到中文系教书，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外语系。
外文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多了，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印象比较深的是陈福田的课，Western Novels，讲小说之外，他还给我们开过一门Reading。不管讲小说还是上阅读课，他选的材料都是当代的东西，我记得让我们读过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他不是只管自己讲那种，他会指定我们去读，还让写读书心得。我比较习惯这样的讲课方式。我印象深，还有个原因是他英语说得漂亮，举手投足也比较洋气。
外文系不等于英语系，还有其他的语种，比如法语。第二外语大家几乎都选法语，教法语的是吴达元和林文铮。赵瑞蕻是跟吴达元学的，吴对学生特别严格，赵瑞蕻学得很用功，他后来译《红与黑》，虽是从英文译，还是参照了法文本，底子就是在联大打下的。比起来林文铮要松得多，我对法语没下多少功夫，总认为，把英语学学好就行了。
英语加法语，联大外文系的重头戏就在这儿了，德语也有，很边缘的，俄语、日语都是没有的，穆旦后来从俄语翻译俄国文学，那是他自学的。
当时钱锺书也在联大，但没教过我们。印象中选他课的人并不多，至少不像陈嘉的课。陈嘉讲莎士比亚，教室里坐不下，窗台上都坐着人。大概还是慕“名”吧，陈嘉是拿了耶鲁的博士的，学生教喊他Dr.Chen（要不就是喊Carl）。当时外文系的系主任是叶公超，我们喊他George，他都还拿过博士学位哩。叶公超也没给我上过课，但是带我们新生去郊游过。要不是在许渊冲的回忆录里看到郊游的合影照片，上面有我，这事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叶公超很洋派，英语说得特别流利，发音也很地道。
吴宓先生
那时候不大明白教授水平的高低不全在口语好不好，发音是否纯正——学问常在这之外的——我们对英语说得地道的就佩服，对说得不地道的就觉得奇怪。比如，吴宓英语发音很糟糕，普通话也说不好，很重的方言腔，说英语、说普通话都带那个味，我们就奇怪，这么有名的教授，怎么发音还不如我们中学老师？
我们女生对吴宓印象不好，还有一条就是他土。吴宓身材偏瘦小，脑袋却蛮大，听说是四十多岁，看上去却是老学究的模样。他是穿西装的，还拿一根手杖，走起路直挺挺的，目不斜视。他拿手杖跟别人不一样，不住地在地下点，跟盲人行路似的。昆明尽是石板路，手杖点在石板上，嘀嘀笃笃地响。照说西装手杖的，应该洋派，但在他身上就是显得土。有的老师，学生是有点怕的，吴宓名气很大，表情又严肃，女生倒没有谁怕他的。
吴宓给我们上过“欧洲文学史”，这是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高年级没修过的人也可选修。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更是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显然动了感情。不知他这样深情呼唤时，是否想到了毛彦文，我想下面的学生大概都有联想，他的那段恋情，联大学生中几乎是无人不知的。
我是还在天津时就知道了，因为家里有他的书。大开本，书皮是灰色的，上面写着“吴宓诗集”几个大字。这书是我哥买的，出国留学时就留给了我。旧体诗，我不大看得懂，只大概翻了翻，留意的是书中的许多照片，还有就是情诗。有些句子像大白话，比如“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没什么懂不懂的，一下就记住了。还有，他的追求没结果，就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百害无一利”。我容易记住，还因为毛彦文后来嫁了国民党员老熊希龄，一九三四年我哥出国前我们全家到香山度假，住的就是熊希龄家的别墅。没准当时还议论过——这事在北方知识界真是传得“沸沸扬扬”。
不光是毛彦文，联大师生中还流传他的其他恋爱故事，包括师生恋。他对漂亮女生格外注意，倒也不全是因为恋爱，大概是爱美之心吧。上课点名，点到金丽珠，金应了，他一见就直直地看着她说“Beautiful！Beautiful！！”。我们直想笑又不敢笑，使劲忍着。又说他对女生特别照顾，很讲究绅士风度。大概是这样吧。但许渊冲说吴宓因为赵瑞蕻追我，就在课上安排赵和我坐一起，那是瞎扯。赵瑞蕻高我两班，因之前没上过“欧洲文学史”，的确是选修了，但联大的教室都是随便坐的，通常女生坐在前排，我都是和金丽珠一起坐的，赵瑞蕻、许渊冲他们都坐在后面。
说起来吴宓先生倒是和我们有过一次课外接触，那已经是我和赵瑞蕻结婚以后了。是我们住在凤翥街的时候。他由杨周翰陪着，到我们家是来搜书的，他听人说，赵瑞蕻拿了图书馆的书总不还。赵瑞蕻是有不少书借了不去还，我说他，他不高兴，说，书嘛，又不是偷。当时西南联大图书馆书不多，你占着别人就看不了，所以吴宓听说了很生气。
我远远看见他们来了，吴宓拿着手杖，嘀嘀笃笃，杨周翰在一边直跟我使眼色，也不知什么意思。我就对里面的赵瑞蕻说，吴先生来了。吴宓气呼呼的，我迎他进屋，发现书架上有些书没了，都是图书馆的书，当然是赵瑞蕻刚才拿下藏起来了。吴宓没搜出什么来，气鼓鼓的，也不说话，就走了。后来我又跟赵瑞蕻说，书还是应该还回去，这样霸着算什么？他不爱听，不过后来还是还回去了。要面子，找没人的时候，往柜台上一放就走了。
女生宿舍
跑警报还在继续。不像九二八大轰炸时的惊慌，后来我们渐渐地都习以为常了。警报经常响，分三级，但是往往预防警报响一阵，后面就是解除警报了。升级为紧急警报的时候并不多。事实上空袭的规模也并不很大，多数时候是三架飞机，最多的一次是六架。警报响起了，我们就一起出城，带上书——多数是我们的油印讲义——不慌不忙的。巴金先生那时在广西，信里说敌机来袭好比“强迫我们游山”，我们也是，等于游山玩水。天气好的时候，尤其像郊游。
联大开学后，我从青云街搬到了联大宿舍。联大的女生最初是住在农校外面的一座西式的小楼里，房子不错，看上去比青云街条件好不少，只是人多，楼下的大间里要住十几人，睡双层木床，可以自己添置油灯，晚上一盏盏油灯亮起来，开始我还觉得挺有诗意的。谁料一下就被臭虫给搅了。
想不到木床的缝里躲着那么多臭虫！有天夜里，一个四川女生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爬起来点上油灯。她大哭大叫，说是有臭虫爬进她耳朵里去了。我们中间有个似乎有点经验的，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把虫子引了出来。大哭的那个是个富家小姐，仍是惊魂未定，哭着喊想妈妈，大家都是离乡背井来念书的，被她这一哭勾起心事，全体想家，大半夜的，宿舍里哭成一片。
第二天夜里又有谁被臭虫咬了，我们十几个人都爬起来捉臭虫，一共捉了四十多只，称得上战果辉煌。但臭虫是捉不尽的，还是我们那位燕京毕业的舍监有魄力，她把我们一股脑儿搬到农校的上课的教室里住了三天，所有的木床都用烧开的水浇烫，这样宿舍的臭虫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还有其他的“水土不服”。我们发现昆明也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四季如春”，冬天还是要冷的。北方冷得多，但冬天是取暖的，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在家时都习惯了大火炉、暖气汀，这边没有取暖一说，到晚上冷得很，又不像白天有上课的忙碌，种种活动的兴奋，于是就想家了，尤其是快到过年的时候，一个个躲在棉被里流泪。这时候念的都是家里的好处了：在家里过年多好，有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星期还能看一次电影……我离开天津时称得上“义无反顾”，这时候也加入了想家的队伍。
但这也只是一时，多愁善感的年纪，忧愁也可以转化成诗意，也可以是美丽的。甚至昆明美丽的月色也像是来陪衬我们的乡愁的。我的上铺是我上中西时低我一级的金丽珠（丹尼的妹妹），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包括爱情。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喜欢从宿舍里搬两把椅子到农校空旷的大操场上，坐那儿傻看月亮和各种形状白色的云飘过去。月亮下面什么都显得美，要是我们在月亮旁边发现了星星更是感到欣喜，提醒对方快看。星星伴着月亮对我们有特殊的含义，月亮代表着爱的人，星星是我们的自况，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颗星，依傍心中的月亮，虽然月亮朦朦胧胧，在虚无缥缈之间。看着想着，忽然间眼眶就开始湿漉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揪心的感觉。
金丽珠那时跟我好得不得了，在联大我们是上下铺，总是在一起。我们有很多悄悄话：她喜欢赵先生，是她的表兄，说起来她都是称“二哥”，就是赵晚屏。赵已经结婚了，太太是柳无垢，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忌的妹妹，长得不好看，夫妻关系不好。听说是柳主动的，有次喝醉了酒发生了关系，就结婚了。金喜欢“二哥”，我喜欢大李先生，都是老师辈，比我们大好多，我们莫名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就互相诉说。“二哥”对她特别好，她生病时照顾她，无微不至，但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的，绝对没有动手动脚的事。他是想过离婚的，但怎么可能呢？
说“同病相怜”，是因为我很想念大李先生。
我一直不承认对李尧林的感情是love。我崇拜他，都把他当太阳了，怎么说得上恋爱？父亲很早就去世，等于一直没父亲。我最崇拜的是我哥，比对上帝还崇拜，可他去留学了，按心理学的说法，我大概也要找什么人来填补吧？我给巴金写信，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巴金给李尧林写信，也是托他把我当小妹妹照顾。但在昆明，我老是在想念他。
女生在一起，最容易形成现在叫“闺密”的那种关系。宿舍里还有一个福建籍的女生，叫陈樨，和我也走得很近，再加上王树藏（那时已和萧乾结婚，要上联大社会学系），我们三人会一起谈心。我说大李先生，王树藏说萧乾，陈樨说她堂哥，各自有各自想念的人。有天晚饭后，王树藏在屋里写信，我和陈樨洗了头发，坐在操场边，一边梳理湿湿的头发一边说话。陈樨和她的堂哥青梅竹马，特别要好，他们相爱了，这却是世俗社会绝不允许的。她说这些，忽然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静如？我没有她这样的烦恼，我只是日夜等待着大李先生有一天突然出现。到老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叫着我名字她轻声叹息，我流泪了，梳子梳着额前的刘海，也不知梳下的是水滴还是泪滴，我说，我不知道，我好想家！我想回去！
陈樨当然并不是真以为我能给她出什么主意，我的话听上去也不像对她的回答，我们说出来的，就是那时的心情。我们各自掏出小手绢擦擦眼泪，叹口气搬椅子回宿舍。王树藏还在写她的情书，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写。陈樨又在写信给她堂哥，我没什么情书可写，大李先生在沦陷区，音信不通，我只能写给巴金先生，诉说我的怀乡病，抱怨这里生活太苦，吃也吃不饱。
三人行
除了陈樨，在昆明那段时间，我还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王树藏和陈蕴珍（就是后来巴金的夫人萧珊），虽然不在一个系（王树藏念的是政治系，陈蕴珍先在外文系，后来转到历史系），因为都和巴金、沈从文熟，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
我和王树藏是在青云街认识的。她那时的身份已经是萧乾的女朋友了。萧乾在《大公报》编副刊，是沈从文提拔的。沈从文租住在青云街8号，王树藏到昆明考联大，大概是萧乾托付过沈从文，也住到这院里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他到昆明为《大公报》组稿。大概是在一家茶馆里吧，长条桌，陈蕴珍、王树藏和我几个女生坐一边，穆旦、林蒲、赵瑞蕻几个男生（大都是高原社的）坐另一边。沈先生给萧乾撑场子，说了不少话，说的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他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他穿的棉袍太破旧了，张兆和不在，破了也没人给缝补），我看了只想笑又不敢笑。
我和萧珊是巴金信上介绍认识的。萧珊也是巴金的读者，跟巴金通信相识。那时我和巴金还没见过面。因为我到昆明已有一段时间，萧珊到联大读书，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巴金就让我照顾她。他在信中还说，萧珊和我有些像，大概是说我们都天真又有些任性吧。我和萧珊见面后很快成了好朋友，但其实我们俩有些地方不大一样。我比她封建保守得多。
萧珊是宁波人，特别开朗活泼，爱热闹，爱交朋友。因她比我低一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小我一岁，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比我大。她是那种外向型的性格。有段时间，联大的一些学生在金碧街那儿合租了房子，一起住，萧珊、王树藏、刘北汜、汪曾祺他们都住那里，搭伙吃饭，同学没事就跑那儿去玩，热闹得很。就跟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似的，晚上回不去了或是不想走了，就在那儿挤一挤。男的就往男生那边挤，女的就往女生这边挤。陈蕴珍住楼上，和王树藏、“毛儿妈”（缪景瑚，因演过话剧里一个角色，就成了“毛儿妈”）三人住一间，我从岗头村进城看电影什么的，在她们那儿挤过好几回。巴金在昆明也是住在那儿，虽然已是成名作家，照样挤男生宿舍。
照彭小莲的说法，金鸡巷要当成巴金向陈蕴珍求爱之地了。彭小莲是彭柏山的女儿，上影的导演，曾经想拍一部巴金的传记片，恋爱当然是重头戏。她到南京来采访过我，我挺喜欢她（她那本写她父亲一辈人经历的书太好了），不过她对我的话加了好多想象。我跟她是说过，有次去那里，也没敲门就进去了，就见陈蕴珍躺在床上，巴金蹲在地下，就着陈蕴珍在说话。我说了声“对不起”，挺窘的。巴金也挺窘，陈蕴珍倒没什么，直招呼我。看上去他们俩已经比较亲密了——也就这样吧？到彭小莲那里，我见到的那一幕变成了巴金跪在地下向陈蕴珍求婚。李小林跟我打电话说起，说彭小莲说的，就是从我嘴里听来的——这是哪跟哪呀？就像李小林说的，她爸爸那么拘谨的人，哪会跪地求婚，一直是她妈追她爸的。
后来陆陆续续，各种原因，都搬走了，最后只剩下萧珊和刘北汜两人。他们一起去买菜回去做饭，一男一女的，就有人议论。萧珊不管，朋友嘛，坦然得很。其实刘北汜对她是有意思的，“文革”后我见到刘北汜，说起往事，又说到“文革”中萧珊的遭遇，他还有些伤心，眼睛红红的。大概他是向萧珊表白过的。我跟他讲，这事可不要对人说啊。我当然是怕影响不好。他说，我们是老熟人老朋友，这事我怎么会对别人说呢？谁又知道这些旧事？
那段时间我们和沈先生接触很多——他和巴金是老朋友，又和萧乾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想着照顾着点。请我们吃小馆子就有好多回。记得有一回，去一家羊杂碎小馆，很简陋的那种，门上挂着羊头，血淋淋的，看着挺吓人。他要了羊眼羊腰口条什么的，别的还罢了，羊眼（当地说法叫“灯笼”）我和陈蕴珍碰都不敢碰。沈先生看我们一脸惊恐的表情哈哈大笑，连说，勇敢些，勇敢些！结果我和陈蕴珍还是不敢，只有王树藏吃了。
三姐（张兆和）来了之后，沈先生住到了大西门内的北门街。要从城外学校女生宿舍去看他，进出城门得花不少时间，但陈蕴珍、王树藏和我还是相约去看沈先生的新居。北门街比离翠湖不远的青云街更僻静，他们的新家在一栋旧式小楼的楼上，窗明几净，比原来的住所温馨舒适多了。这当然是三姐的功劳。我还记得三姐让我们吃大肉包子，说是联大有位师母为了补贴开了一个小吃店，林徽因先生来看他们，就带了些过来。那包子是什锦肉馅的，果然有些特别，和我们在当地吃到的不一样，我们贪嘴，吃了一个又一个。沈先生对我们大谈林徽因的才气，说她才是真正的女诗人。
沈先生是有机会就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的，他说要读的书太多了，还有生活这本大书。他也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想家了就到他这儿来。那天正好是除夕，我们和沈先生、三姐一起守岁，在昏黄的油灯和烛光里聊了吃，吃了又聊，特别开心尽兴，把还要赶回宿舍这茬子事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忽然想起，已是午夜时分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三姐说太迟了，不让走，怕我们遇上“强盗”。我们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说我们有三个人，三人一起，对付一个坏人不成问题，不怕！沈先生笑眯眯，夸我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就像他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勇敢些”对付羊杂碎一样，“勇敢些”一样是他给我们开的方子。他还给我们甘蔗，开玩笑说可以用来防身。三姐到我们起身时还在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我实在不放心”，我们还是辞了行，当真舞着两三尺长的甘蔗往回走了。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说是不怕，心里还是怕，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偶尔听到有脚步声，就更是紧张，赶紧把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给自己壮胆。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后来她提议啃甘蔗，我们便吃起来，一路只听到我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王树藏吃着嚼着，不住地“呸呸”吐着，在夜里特别响亮，让我们一时忘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了继续害怕。萧珊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继续“呸呸”不停，一边说：“打！拿甘蔗打！”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树下跳出人来会是个什么情形我们想象不出来，我能联想到的都是电影里的情景，好莱坞片里的蒙面大盗。当然，除了联大男生在后面赶路，脚步声让我们虚惊之外，没什么事情发生。等到终于看见女生宿舍的灯光，我们算彻底放松了，忽然就大声唱抗日歌曲。
虚惊一场
那一次我们只是回宿舍晚了点，另外一次我和金丽珠整个夜不归宿，更是吓得不轻。现在大学里对住校生的管理不知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在西南联大时，晚上不回来都是要请假的。我和金丽珠没回来，闹得满宿舍都知道了。
那次其实是个意外。我们在学校里碰到了中西时的学姐胡淑贞。她高我三个年级，是我姐最好的朋友之一，把我当小妹妹看——我们对高年级的学生都是叫姐姐的。她是龙云的大儿媳妇，在中西时就订了婚。碰到时她在联大念大四，我们念大一。这时她已经结婚了，见面时怀孕都好久了。见到我们两个天津过去的学妹她很高兴，一定邀我们去她家做客，日子也定下了。
到了那一天我们等着，原是说好来车接的，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后来出现一个女孩，是她表妹（也在联大念书），说胡生病了，托她带我们去玩。我们就跟了她上车走了。到了一个深宅大院，挺漂亮讲究的房子，西式的，有两条大狗。后来才弄明白，这儿是龙云内弟的宅子，云南的财政厅厅长，留学回来的。我们就被领着楼上楼下地转。一边转金丽珠一边小声跟我说，比我们天津的家好，阔气。我家虽是租界的房子，已经败了，金丽珠家是做买办的，有钱，还是觉得不如。我们觉得这家特好，还因为昆明和天津比是小地方，房子破破烂烂的，没想到财政厅厅长家这么气派，还挺洋气。
吃饭时一桌菜，汽锅鸡、宣威火腿什么的，我们觉得好吃极了——到了昆明好久了，我们就没吃过什么像样的饭菜。这时天已全黑了，我就犯嘀咕：得赶紧回去呀，这要吃到什么时候？金丽珠小声说：管他呢，先吃了再说。她比我低一级，倒比我大一岁，胆子大，比我有主张。
吃饭时有好几个人，厅长夫妇俩，我们俩，接我们来的那个女生，还有两个男青年作陪，一个是厅长的儿子，个高，留美的，没什么话，一个是矮个的，留法的，他们家的什么亲戚，话多，特别热络、殷勤。吃完饭厅长夫妇和胡淑贞的表妹离开了，其他人就到客厅里。他们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后来就邀我们跳舞。我们家的规矩是不让随便跳舞的，比如有舞女的场合绝对不许跳。但会跳，学跳舞家里也让的。就四个人在那里，两男两女的，有点窘。其实前面吃饭就有点不自在，因为原来都不认识，跟那些很正经的大人也不知说什么好。我才十九岁，金丽珠也就大一岁，没跟人打过交道。
跳了几支舞，我们又说要走。之前就下雨了，正好是雨季，昆明的雨说下就下，还下得特别大。他们家的小车开出去了，怎么走呢？我们执意要走，坐黄包车。后来是矮个的送我们回去，叫了黄包车，放下帘子。但没多久又停下了，进了个大院子，中式的，是矮个他家。原来车夫不肯走了，说天黑雨大，路太远了，也不好走。联大在小西门外，要出城的。矮个说，只好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走。这情况，我们虽急着回去，却也没办法，只好听他安排。
他把我们领到一间客房，说他有客人就住这儿，而后就让我们休息。他走后我们突然害怕起来，互相问，不会是遇到坏人吧？越想就越怕，越想就越像。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出来玩全是因为胡淑贞，她从上次约定起就再没联系过，也没想到联系，又没电话。谁知道今天这些是什么人呢？金丽珠给自己壮胆说，不怕，反正我们身上没钱，有什么可抢？！后来人家笑话我们这些教会女校出来的女生，什么都不懂，动辄说没什么可抢，不怕抢人吗？金丽珠长得挺漂亮的。
说不怕，心里还是怕。我们就把房间里的桌子抬过去，抵着门，又把椅子也拿过去，架到桌子上面。其实从见面起，那些人都挺礼貌挺绅士的。过一阵那矮个男士来敲门，问冷不冷，还需要什么。我们都不好去开门，因为门堵着呢，要搬就有响动，人家问起来怎么解释？就这么挨到天亮。他来喊起床，我们吃了早点才又坐上黄包车回到学校。
一夜未归，宿舍的人都跑过来问。我们到舍监那儿去说明情况。舍监叫陈仪，燕京毕业的。后来当然也没把我们怎么样，她向胡淑贞核实过了。胡不是生病，是小孩出生了。她埋怨表妹，把事情弄成这样。舍监对我们俩说，以后再不准有这样的事了。我们惊吓不小，哪还会有下一次？
金丽珠后来是和邓杓结婚的。邓是工学院的学生，后来去美国留学。金丽珠抗战胜利后到了南京，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有次让赵瑞蕻替她代一周的课。后来赵居然没去上课。她后来到我们家，气得说赵，你怎么这么拆烂污？！到那时我才知道她请赵代课的事，之前他没跟我说。我后来分析，赵没去代课，恐怕是怕见到附中的校长，校长之前要他办事他没办成，怕碰见。
这事以后我和金丽珠就没什么来往了。她也许还认为是我让赵瑞蕻不替她代课，谁知道呢？反正我们也不再通信了。
联大的伙食
金丽珠在那陌生人家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吃了再说”，是她胆子大，同时也因为那么多好吃的，真想饱餐一顿。学校的伙食很糟糕，我们经常是饥肠辘辘的状态。我和陈蕴珍、王树藏去看沈先生，他总想着招待我们，让我们打牙祭。他当然知道，学生的生活很艰苦的。
流亡学生在学校吃饭由政府管，不要钱的，叫作“贷金饭”。说是“贷”，其实并不要求还。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伙食有什么要求了，何况不光学生，教授的生活都很苦。我们早上的一顿是稀饭——真是稀，能照出人影，而且没有干粮。一大桶放那儿，大家用大勺往自己碗里舀。男生饭量大吃得又快，女生要舀第二碗时，桶里早没了。这么一顿，不到中午，已经饿得不行了。课间我们就会买烧饼吃。
中午、晚上两顿是干的，我们用学校发的洋铁盒子打饭菜，那盒子中间是隔开的，一边装饭，一边装菜。现在的盒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什么的，还分大荤小荤，按这标准，我们一荤也没有，基本上不见荤腥，颠来倒去，就是萝卜、白菜、土豆这几样，我印象里吃得最多的是胡萝卜。就说米饭，也是跟现在的完全不能比的，小石子、稗子什么的杂在里面，有时还吃出老鼠屎，男生起哄，说我们吃的是“八宝饭”。
这样的饭食，不要说男生，就是我们女生，也很难撑着上一天课。上午的课，课间经常买点烧饼、糍粑、包子、油条什么的。这样撑到中午，午饭虽然吃的是干饭，没油水，到下午三点来钟又饿了。晚上大家会到茶馆里看书到很迟，看见人家买点心什么的，肚子里越发咕咕直叫，有时也会叫一碗米线吃。那时我还是有钱的，每个月母亲给我五十元，当时绝对不是小数了。起初还奇怪，饿了就买吃的呀，怎么同学大都不买呢？事实上很多同学真的很穷，吃不起。但我也不常买外面的东西吃，不是吃不起，是不想特殊，要跟大家一样。如果买了吃，往往是和同学一起，大都是我掏钱，似乎是当然的。这是受母亲的影响，她总说不能花别人的钱，应该请别人。
改善伙食，我们也会买教授太太们做的食物。很有些太太做出吃食来卖，补贴家用。有的把租的房子拿出一间来，有的就在门口生炉子，架上笼屉，蒸包子，起初吃的人是拿着就走，后来弄几条凳子坐那儿吃。我印象深的是菜饭，上面铺几片火腿，就是火腿菜饭，真是香。
高原社
说实在的，我读书是不太用功的，母亲老是说我，就知道玩——是和我哥我姐比，也不算是冤枉我。从中西开始就是这样，喜欢的课，喜欢的老师，我就爱听，不喜欢的，即使坐在教室里，我也不大听得进去，不是在下面写诗，就是写信。联大气氛特别宽松，学生是很自由的，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上哪门课，头一次去的时候，把听课证交给讲课的老师就完了。有的同学整个学期都不露面，也没事。有个同学，交了听课证没影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到缅甸跑单帮去了。总之，在联大，大体上你爱怎么着就这么着，就是这么自由，我特别喜欢联大自由的氛围。
与上课相比，我更喜欢课外的活动。联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墙上常能看见社团的启事。我就是看见高原社的海报，说他们在哪个教室有活动，自己找上门去的。高原社是联大学生成立的文学社团，有写诗的，有写散文的，以写诗的为多。我看过他们出的壁报，上面林蒲、穆旦、向长青的诗我都是喜欢的，就想加入。一个人找到了启事上说的那个教室，推了门进去，见几个人坐着在说话，我表示想参加，他们很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就算加入了。赵瑞蕻、穆旦，都是那次认识的。他们高我两个年级，都是外文系的。
他们大概是轮流当主席，那次应该是轮到赵瑞蕻，偏偏他迟迟不来。在座的人都在怨他，说他一向不守时，做事不靠谱，说时称他“young poet”，带点嘲讽的意思（后来知道原先是他这么称自己，大家就开他玩笑，这么叫起来了）。过一阵他来了，进来就说英语，大家拦住他，让别说英语了。我想这人怎么这样啊，英语说得又不好，还带点口吃，偏偏自顾自说得起劲。
高原社的活动并不多，我记得的是出墙报。也没什么安排，谁有空谁就去帮忙。从小母亲一直要我干这干那，手工好，还喜欢画画，就常去参与。慢慢和穆旦他们就熟起来。我喜欢穆旦的诗，常拿自己写的诗请他提意见，他挺认真，一条一条写下来，夹在我写诗的本子里。那是他因为失恋最痛苦的时候，总是很忧郁的样子。他不像赵瑞蕻自来熟，我和他接触也不多。
说起来我应该还在天津时就听说过穆旦。是听我姐她们提起，她们提起又是因为他的初恋对象万卫芳。现在许多抄来抄去的文章都说穆旦和万卫芳是在长沙临时大学相识的，说念燕京的万卫芳从天津到昆明，在联大借读，这样有了那段恋情。我知道的不是这样——二人在北平读书时已经恋爱了。万是天津人，和妹妹都是中西毕业的，毕业后到北平读燕京大学，这时候穆旦已经考上清华外文系了。两人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不清楚。当时穆旦写诗已经小有名气，在女生当中，诗人是很被仰慕的，何况他还是清华的（清华最难考），长得又帅。燕京女生里都传，那个诗人在追万卫芳，每个星期都骑自行车来找万卫芳。从清华到燕京，蛮远，那时路也不大好走。其实也不用传，经常会看见他大老远用力蹬车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