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我姐回天津度假，几个中西同学在我家书房里聊天聊得很热闹，我在旁边听，热议的就是穆旦和万卫芳，因她从湖南回来了，是家里拍电报说父亲病危把她诓回来的。她是家里给订过婚的，家里当然反对她和穆旦好——她未婚夫姓余，书香门第，家里有钱，穆旦虽然出身大家族，但早已败落，穷困潦倒的，门不当户不对呀。我姐她们议论起来，都站在穆旦一边，同情他，觉得他太倒霉，让女朋友给甩了。还都讨厌万家的家长：不就嫌人家穷吗？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回到天津，万也只能顺从家长了，她跟人解释，她的soul已经随了穆旦，进余家门的只是她的body而已。教会学校，soul and body常说的，我姐她们对万的说法都表示不以为然。她们议论起来挺激动的，声音好大，后来母亲问我，她们哇啦哇啦说些什么？我就跟她学说一通，母亲说，订了婚怎么还能跟别人跑呢？
有意思的是，万卫芳嫁的那位余家少爷，是燕京中文系的，和我姐是同学，趣味相近，还挺谈得来，似乎还追过杨敏如，但他订过婚了，我姐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更关键的是，她早就有了罗沛霖了。这倒说明余对家里的包办也是不满的。
在高原社第一次见到穆旦，他穿着破旧的校服，一介绍之后，过去听到的那些一下子都冒出来，对上号了——原来这就是那个被抛弃的诗人！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我觉得穆旦的表情是有点忧郁的，后来一直就是那感觉。现在流传的好些穆旦照片，看上去都很阳光，其实和他平常的状态很有差距的。
我视为老大哥的叶柽告诉我，在南岳时，万卫芳接到家里电报要回天津，穆旦是极力反对的，说病危什么的肯定是骗局，并且说，回去的话，他们的关系就断了，回去就分手。当时叶柽他们的宿舍在楼上，听到二人在楼下过道里争吵，说他从来没听到过穆旦那么大声说话，等于大叫了。我说，那是痛苦的声音啊。
到了“肃反”的时候，原本是穆旦初恋失败这么一件事，居然也成为他的一桩罪状。说万卫芳到大后方，是穆旦拐跑的。周一良的夫人邓懿，对穆旦说来是大嫂的身份了，她“左”得很，她居然说，穆旦是个流氓。
我说了，在联大时和穆旦接触并不多，起初和赵瑞蕻也不熟。熟起来是从堂姐杨笥平订婚那次开始的。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订婚一说了，过去有的，还相当正式，等于对外正式宣布关系。杨笥平是三叔的二女儿，她和后来的堂姐夫颜锡嘏都是北大外文系的。那时她已经未婚先孕了（抗战时“奉子成婚”的人实在不少），赶紧搞个仪式。那天请了外文系好多人，记得杨周翰还有谁谁，好多人都去的，也请了赵瑞蕻。他主动接近我，和我说了不少话。那以后我和他来往就多了，要说“追”的话，那就是开始追了吧。
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然，我们都喜欢诗，不过他的诗我并不认为有多高明，就诗而论，我喜欢穆旦的。我和赵瑞蕻会把写的诗给对方看，他看了会给我改，可改的地方我不以为然。他读书很用功，我是爱玩的，又觉得他的英文发音很可笑。（我是教会学校出身，十年中西上下来，也不是有意挑剔，自然而然就会注意到这些。外文系的人，英语说得好顶让人佩服的，是杨周翰。）我爱看电影，爱音乐，喜欢话剧，京戏也爱听，这些他都不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人挺无趣的。还有，我觉得他很喜欢炫耀，挺虚荣的。比如我因云南风景太美，有天雨后看见彩虹，漂亮极了，就写了一首诗。赵瑞蕻名字里的“蕻”有时也作成“虹”，他就自说自话，硬说那是写他，到处跟人说。
他追我的方式也特别，我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吃饭他也跟着，母亲教我，不能吃人家的，结果都是我付钱。有一次在城门那儿小馆里吃饭，正好姚念华（《上海生死劫》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姚念华是她的妹妹）和人从那儿过，挺大声说，这个男同学专吃女同学的。他不在乎，我却是很窘。
学生遇到兵
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一个系的，方便。他语音学和我一个班。他非常注意发音，而我觉得无所谓。国际音标他学得认真，念起英文来一个音一个音地死抠，我不当回事，到临了也不会。他高我两个年级，照说同上课的时候不多，但我上什么课他就去。比如我上吴宓的“欧洲文学史”，他也跑来听。
吴宓长得难看，英语发音很难听，普通话也说不好，很重的方言腔，说英语、说普通话都带那个味。后来许渊冲回忆吴宓，说他课上关照女同学，知道赵瑞蕻在追我，就留着位子让赵坐我旁边。——那是瞎说，联大上课都是随便坐的，通常是女生坐在前面。赵瑞蕻和我都是各坐各的。但我到哪他跟到哪，的确是事实。教室之外，他又会追到宿舍。女生宿舍男生不让进，有舍监管着，要找谁，通过舍监，把人叫出来。赵瑞蕻老来，女生都知道了，他一来，她们就会开玩笑，说：那个young poet又来找你了。
现在我当然知道赵瑞蕻在追我，当时真是搞不清这是不是就是谈恋爱。赵瑞蕻没心没肺的，什么都跟我说。我母亲说他“没眼力见”，就是不识眉眼高低，人情世故一点不懂。有个学姐，叫陈福英，高我两级，有段时间和我住一个宿舍，对我特别好。她应该比赵瑞蕻还大——她会叫他弟弟嘛。陈福英是联大的校花，长得漂亮，南方人的那种漂亮。杨周翰刚留校，在追她。两人常一起散步、吃饭，赵瑞蕻老跟在后面，弄得两人没法单独在一起。杨周翰很生气，忍无可忍了，就写了个条给赵瑞蕻，很不客气，前面也没称呼，直通通地就说，“Do you know how to be a man？”，赵瑞蕻连这也拿给我看。我觉得挺尴尬的，他则很生气，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其实真是在追我，这也能跟我说？
他很愿意给我补课。我上课总是心不在焉，不是写信，就是写诗，一堂课下来，常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有人愿意给我再讲一遍，当然不反对。而且我对高年级生总是仰视的，这是在中西就养成的，当他们是大哥哥大姐姐。
二年级，莫泮芹给我们讲英国散文，他自己选的文章印出来，黄黄的土纸本。我听不进去：他选的文章里没有写景，也没有抒情，尽是essay一类的，比如培根的Of Studies，我听不进去，有一次赵就给我讲这个，一句一句讲。
就是这样追。多半夹着书，一起看书，到图书馆占位置。我不愿去图书馆，去过一次就不去了。我不习惯男生女生坐一起。男生找我聊天可以，但是要坐在一起念书就不习惯，我觉得那就是谈恋爱，就别扭了。我也不知是哪来的概念，过去在天津，和大李先生一起散步，有次走了很长的路，经过一家咖啡馆，他说去喝杯咖啡吧，我拒绝了，要是进去，一男一女坐在那儿，我就窘了。
那次就是赵瑞蕻叫我一块儿去农校后门那里。农校后面有个莲花池（“文革”时李广田就在那里死的），莲花池再往那边去有片坟地，算比较偏僻的地方了。赵瑞蕻和我坐在一座坟堆前面的草地上，靠着坟讲课文，他说我听。正讲着，有个穿长衫戴礼帽，拿着折扇的人走过去。大白天的有人经过很正常，我们也没在意。这时忽然从坟后面跳出一个云南兵来，对着我们就骂，狗男女什么的，坏了他家的风水，还说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什么的。样子很凶，我却听不明白：“狗男女”是什么意思？“坏了风水”是怎么回事？啥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兵是带着枪的，像是要把我们抓起来，我很害怕，赵瑞蕻也吓得要死。这时，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穿长衫的人又出现了，问怎么回事。云南兵就对他说了一大通，他们都说云南话，说得快，听不懂。穿长衫的就对我们说，你们外家人不懂，败人家风水的事是不能做的，伤风败俗啊。后来我才明白是说男女之事坏风水。其实我们手都没拉，但见了这样的人我都不会说话了，根本就不知怎么分辩。穿长衫的就和云南兵商量，要我们破财消灾。
我们靠着的坟是当兵的他们家的吗？搞不清楚，反正穿长衫的做好做歹的，说了个数，让拿钱。我没带钱，跟赵瑞蕻要，他哪有钱？我有个中国银行的折子，说我们到银行去取，他们不让两人都去，结果赵瑞蕻去取了，我留那儿当人质。这太荒唐了，说实在的，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姐，赵瑞蕻居然跑开了。
而且他还没直奔银行拿钱，跑去找同乡叶柽说，让他帮着拿主意，叶柽是北大毕业留校的，老大哥式的人物，说赵瑞蕻，你怎么让静如当人质，你要负责！大骂了他一通，让他赶紧去。
银行离坟地并不远，几分钟就走到的，他老也没影子。开始我不知害怕，后来就有点怕了。赵瑞蕻来了就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我说没怎么样。于是赶紧给了钱，而后我们就回宿舍了。怕叶柽不放心，晚上我们就去告诉他一声。这时当然想明白穿长衫的和云南兵是一伙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想想真有点后怕。叶柽还生赵瑞蕻的气，说他把你一个人丢那儿，跑来找我，居然还坐在那儿不急不忙地说。我心里当然也气，可以说，这事我一直是不原谅他的。
赵问我“他们把你怎么样了”时，是真的紧张了，我特别记得。“把你怎么样”是有特别的意思的，不是其他，是特指有没有把你强暴什么的。这是常识，我当时一点不懂，就像在香港时卞家人因我一个人走到红灯区很晚不归，着急上火说“出了事怎么向你家里交代”，我弄不懂“出事”指什么，浑然不觉。中西的教育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相反，都是回避的。要过一年多以后，我才明白了。
等待与误会
我和赵瑞蕻的交往，还有我的观感，我都在信里和大李先生说过。我还记得信里笑话过他太不musical。到昆明之后我和大李先生还是通信。那是天津书信来往的继续，像过去一样，什么事都跟他说，接触的人，遇到的事，看到的风景。离开家以后，对我来说，新鲜事太多了，有太多的话要跟他说。
真是什么都说，而且在哪里我都可以写信。有一次我对他说，给你写信的这会儿，劳元干等人就在旁边。他们都是从南开中学毕业的，我们在一起就会说到大李先生。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封信里，我就向他描述乘坐的太古公司的“云南号”轮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把他说得心痒痒的。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自然没法收信，到昆明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他已买了船票，就是我坐的那班船，太古公司的“云南号”。收到信我很兴奋，不能说是逢人便说，但的确跟我关系近的人都知道了：我在等大李先生。我甚至还说，我要跟大李先生一起去延安。
这话在天津时我是跟他说起过的，在当时年轻人心目中，延安是革命圣地嘛。向往延安一点不奇怪，陈蕴珍也有过去延安的打算的，巴金在《怀念萧珊》里说，如果不是他的缘故，她三七年、三八年那会儿很可能就到延安去了。在信中我也提过去延安的事，大李先生好像回答得有点犹豫，他说他还是喜欢教书。他的确是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教英文在他是件很愉快的事。我根本没想到在延安是不是就不需要教英文，延安是什么样，到延安能干什么，一概没想过。在中西看过一部英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面写到几个主人公寻找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延安在我心目中模模糊糊就是那样的地方，很浪漫，当然不是想象风景多优美，是向往一种单纯的生活，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与饭碗、谋生这些世俗的事是无关的。大李先生一直被生活的重担压着，自然会考虑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也只是想起来觉得新奇、刺激，并没有认真地想过，延安更像是一个梦、一个念想，说一说就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我在等大李先生，这个“等”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周围的人都认定我是在和大李先生谈恋爱，我自己不往那上面想，直到现在有采访我的，盯着这事问，我也是否认的，说那不是爱情。我关于爱情的概念大体是从小说、电影来的，而且多半是外国电影，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爱情总要kiss过吧？我和大李先生手都没碰过。而且爱情是私密的（和闺密、特别要好的朋友谈心是另一回事），我和大李先生的交往，从来也没藏着掖着，差不多是“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就像他的来信，我也是可以与人分享的。有一次给纮武弟看，他读出其中的几句，大嚷：“这就是love！”我说：“去去去！你懂什么？！”
杨纮武读到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我收到大李先生的第一封信。因为轰炸，书信往还一下变得困难了。大李先生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很着急。这封来信里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杨纮武就是指着这几句，一口咬定是love，我已经否认了，他还说，就是！就是！！
我在大李先生面前虽然比较放松，不像在巴金面前那样拘谨，但也是仰视的，往男女之情上扯，我就觉得那样的友情不纯粹了。巴金写信提到我时，要他把我当小妹妹看待，他是不是仅仅把我当小妹妹看，我说不清，但我真是把他当大哥看的。毕竟他大我十几岁——虽然因为母亲比父亲小十几岁，我想象的婚姻中，模模糊糊的，觉得未来的丈夫就应该比我大很多。
也不光是我有那样的“洁癖”，陈蕴珍有段时间不承认和巴金的恋爱关系，同学开她的玩笑，她很生气地跟人辩，说那样讲是对巴先生的“亵渎”，急得都哭了。
我一直在“等”的状态：既然已买了船票，就有盼头了。没想到大李先生后来有封信里说，他把船票退了，退票的原因等见了面再说。我很不开心。为什么要把买好的票退掉呢？我不免要猜，但也猜不出什么。
至于会不会是经济上的原因，当时压根没想到。我在昆明时和冯秀娥还有通信联系，她来信说了个笑话：有次大李先生和几个同学去溜冰，结束之后准备换了鞋回去。那时溜冰就是找个有冰面的地方，衣物还有换下的鞋子没有专门存放的地方，就放在一边，要自己看着。大李先生滑完了一看，皮鞋让人偷走了。没鞋怎么回家？他也不让人去重买一双，就这么穿着溜冰鞋回去了。溜冰鞋下面是冰刀，没法走路的，他走在路上一探一探的，太滑稽了。这事冯秀娥信里是当笑话说的，我看了也直乐。再没想过，买双皮鞋的钱对他不是个随随便便的数。当然他要来昆明，路上的盘缠就更是个负担了，买了船票也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些都是到后来才想起的，当时根本想不到。
还有一件事，是到很迟很迟姑夫才告诉我的。有一次我母亲和池太太，还有我姑夫他们一拨人去看电影，散场出来时遇到了大李先生，他正好也看那场。池太太那时也在南开代课，和大李先生算同事，大概听到过什么传言（无非是说我和大李先生一起散步之类），可能还和我母亲议论过，这时就指给我母亲看，说那个就是小六的李先生。我母亲看后说了句：这么老？！姑父说母亲这话说得蛮大声，距离很近，大李先生肯定听到了。他分析，肯定是池太太的多嘴坏了事。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真是这样，母亲的话一定刺激到他了，而他又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这事是在我离开天津以后，母亲他们来昆明之前。姑夫对我说时“文革”都过去了，我的“想来想去”都是后来的事，当时根本不知情。
大李先生说见了面再跟我解释，意味着昆明还要来的。但他迟迟不来，到后来也不大提起了。罗沛霖的表妹安继伦从天津到了昆明，她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班，原来就熟的，我说大李先生现在不大来信了，他情况怎么样，还抽不抽烟？问到抽烟是有前因的：还是刚认识不久，有一次在我和其他女生面前，他问可不可以抽烟。我因此知道他抽烟的。后来他答应我戒烟，有一次怎么听说他又抽了，他马上就在信里给我解释，说在教员休息室里，别人递烟给他，为了避免麻烦的解释，他就接了，只抽了半支。还说，我答应了你的，不会再抽了。安继伦回我说，他抽啊，怎么不抽？！至于其他的情况，她知道得也不多，不过听说大李先生晚上常和冯秀娥一起去溜冰。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大李先生和她谈恋爱了。我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猜测过，大李先生退了来昆明的船票，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呢？假如是真的，为什么说还会来昆明？七十年代我到上海，去给大李先生扫墓，发现有人献过花，我还猜，那应该是冯秀娥献的花。
直到晚年，我和她相聚，还问过她，有没有和大李先生谈恋爱。她说，怎么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你长得这么好看。她说，你傻呀？——我和文波是家里早就给订了婚的。翁文波是翁文灏（地质学家，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弟弟，中科院的院士。冯秀娥后来就是和翁文波结婚的。翁文波也是学地质的，解放后一直在西北。到晚年他们才回到北京。我和冯秀娥几十年没见面，“文革”后我们谈心那次，她已查出乳腺癌，我去看她，她让家人把饺子端进小客厅里，说我们就在这儿吃，关起门来聊，就我们俩。事先说好的，文波他们在那边吃。
关于大李先生，我从她那儿听到的，还有一事：他的学生到上海，都会去看他，陈荣芳去大后方路经上海，也去看他，问他，都说你和杨静如好，有这回事吗？大李先生笑着说，她和我赌气哩，一赌气就和别人结婚了。那天聊到很晚，她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一路上还不停说话。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颠三倒四派”
联大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我是不关心政治的，哪一派我都不是，哪一边都有朋友，不过还是和偏“左”的人关系更好。其实“左”、右也没分那么清，大多数人都比较讨厌国民党而已。
有一次联大剧团改选，张定华喊我和赵瑞蕻去参加，我对话剧一向是热心的，就跟了去。那一次好像是选剧团团长。我们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一坐，最后是表决，大家举手，前面有人看着举起的手计数。整个过程已经记不大清了，反正最后张定华这边失败了，她是地下党，选出来的是“三青团”的。
张后来对我说，你们坐错地方了。原来同样立场的人是坐一起的，这一片是“左”的，那一片是右的，我哪闹得清？起先一起唱歌的时候都挺起劲，唱抗日歌曲，那时有集会都这样，后来我就头昏了，没注意坐在哪边。我和赵瑞蕻离开得也早，回去的路上经过“新教室”（联大盖了两排铁皮屋顶的平房做教室，我们称为“新教室”，就是现在云南师大校园里的“西南联大遗址”），里面也有活动，我好奇，就凑到窗户跟前看，看到训导长查良钊领着一些人举着拳头在宣誓——是“三青团”在搞加入的仪式。里面有我认识的王祖德，他和赵瑞蕻熟，我也就认识了。
我这人是不严肃的，第二天遇到王祖德，我就开他玩笑，大嚷：“你参加‘三青团’了？昨天看见你们宣誓了！”周围都是人，弄得他不好意思。在联大，大多数人对国民党、“三青团”是没什么好感的，说起来都是取笑的口吻。训导长查良钊是国民党的人，其实也不怎么坏，因为经常代表国民党立场说话，就让人反感，被看成“党棍”。“党棍”是指搞党务的那些人，没本事、没学问，属于“吃党饭”的。查良钊和穆旦（查良铮）都是浙江海宁查家后人，有亲戚关系，查良钊是穆旦的堂兄，同学提到这层关系，穆旦就不高兴，一是他希望一切靠自己，二是查良钊在同学中被嘲笑，他不愿沾上。同学之间喜欢开玩笑，只要一提这个，他马上脸就一绷。
我的感觉，大多数同学都是中间派。联大不是有个民主墙吗？各种倾向的报和画都在墙报上贴出来。有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左边一个说，我是“左派”，右边一个说，我是“右派”，中间一个表情最滑稽，说，我是“颠三倒四派”。画得很传神。不知谁画的，我觉得是黎锦扬。黎锦扬高我两班，和赵瑞蕻一个班的，他们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是同学，很熟。黎锦晖是他哥哥——黎锦晖三四十年代写过很多流行歌曲，《桃花江》《毛毛雨》什么的，到处都能听到。黎锦扬后来到美国，用英语写小说，《花鼓歌》成了畅销书，在联大时没听说过他写小说，倒是知道他调皮得很，喜欢画漫画。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的就是一幅漫画，填色的，墨笔勾的边，画得好极了。那时我已结婚了，他画的是带孩子的情景，一个穿着老式裙袄，梳个巴巴头，保姆模样的人在哄孩子，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脸上架一副眼镜，在大哭，眼泪纷飞，喷射状飙出来，旁边还写了一行英文：“I don't want you，I want my poetess，I want my poets！”。保姆模样的人是我，赵瑞蕻外号young poet，书生模样的当然画的是他了。大家看了都笑，赵瑞蕻认为讥讽他，很恼火。他有点小心眼，觉得丑化他了。缺少幽默感，这也是大家不大喜欢跟他玩的一个原因。
我估计民主墙上的画是黎锦扬画的，一是因他喜欢乱涂乱抹，一是他自己就是“颠三倒四派”。我也应该算是“颠三倒四派”。不过我和左派的同学比较接近，从联大到中大，都是这样。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陈蕴珍、王树藏，都“左”倾，陶琴薰她们虽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也都是进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在联大时，好朋友中李之楠、张定华都是C.P.，我当时就知道的。
C.P.朋友
张定华也是天津来的，在昆明参加联大的考试，考上了历史系，是“联字号”的。她是联大剧团的活跃分子，也是群社的，群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她和赵瑞蕻走得很近，同学中曾有一种传言，说是穆旦追张定华，张定华追赵瑞蕻，赵瑞蕻追我，我追大李先生。当然没这回事，传说总是有不少编的成分，一多半也是玩笑。这里面只有赵瑞蕻追我是真的。我在联大谁也不追，只是喜欢穆旦的诗而已。所谓张定华追赵瑞蕻更是没影子的事。张定华和我九十多岁时在北京见面聊天，子女呀什么的都不在，就我们两人，可以说悄悄话，当年事都搬出来说，想想都可笑。
她接近赵瑞蕻是想做他的工作，发展他。赵瑞蕻在温州读中学时参加过读书会，是托派的组织，大概国民党要抓他们还是什么的，后来他大老远跑到青岛读山东大学，也与此有关。这些他从来没跟我说过，我是几十年后偶然知道的，知道了也没问过他。在联大时他已经不问政治了，就像《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他的理想就是好好念书，以后想办法出去留学。张定华接近他，也没什么用。
我和张定华关系特别好，她倒是提醒过我，说和赵瑞蕻接触要小心点，不是说他有多坏，是要防着他“得寸进尺”。老年时聊天，她说，当年我就提醒过你，你不当回事呀。我说，我哪知道“得寸进尺”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只是不大懂礼貌嘛。
女生之间走得近，闹点小别扭也是有的，我和张定华有过误会，说起来真是鸡毛蒜皮的事。我有个珠子的皮包，我姐给我的，挺漂亮，我让张定华拿去用了。我姐和母亲她们到了昆明后，没见那包，就问起，我说在张定华那儿。我姐就不高兴，说我舍不得用，给你，你倒送人。连着几天，她老叨叨这事，我就说，那我拿回来就是了。那已经是在昆明大轰炸以后，国民党也开始加强控制，地下党同学一下都“失踪”了。我不知张定华到哪去了，有次碰到另一个地下党同学，我就托她遇到张定华说一声。后来听人说，张定华很生气，说，她倒不担心我被炸死，只惦记这包？包不是送给我的吗？送人了还兴再要回去的？我是说你喜欢就拿去，的确是送她的。不是我姐老说，没办法了吗？但说我不管她死活就惦着包，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其实是很替她担心的，说珠子皮包的事，其实有一方面也是希望见到她。
我怎么会不惦记她呢？赵苡出生以后，她冒着敌机轰炸来看我，她演《黑地狱》送我的一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但是她那次消失以后，有好多年，不知她到哪去了，当然，地下党的活动原本就是有神秘色彩的。解放后我一直在打听她，后来总算知道了她在北京人艺，是焦菊隐的秘书。但是直到“文革”以后我们才又见面，她丈夫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那时到“文革”结束，她吃了许多苦。见面时，我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老人了。
张定华“失踪”是大轰炸以后的事，那之前联大以至整个昆明，气氛还是挺宽松的。“国共合作，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地下党的活动实际上是有点“地上”的，即使不能算“地上”，也比较公开。没人公开说出身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不记得张定华有没有告诉我她是C.P.，我也没问过。她和我接触很多，但没有想到要发展我入党，想要发展我的，是李之楠（当时叫“李志强”）。
李之楠是联大经济系的，高我两届。他和赵瑞蕻关系不错，这样也就和我认识了。他是天津人，家庭背景和我也有相似的地方，挺谈得来，到后来我跟他的来往比赵瑞蕻和他还多。就在那时候他大概想发展我，让我填过一个表格。那时在昆明，特别喜欢泡茶馆，我就在茶馆里拿这表格出来填，表格是刻钢板油印的。不是入党申请，就是个表格。前面姓名、性别什么的我都填了，后面还有“你怎么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就烦了——这不像考试吗？我最烦考试了，就没再往下填。赵瑞蕻在旁边看见了，很紧张，东张西望的，怕被人发现。他跟我说，我们是来念书的，别搞这些东西啊。我说，没什么，我没兴趣的。
三民主义是和孙中山连在一起的，但后来三民主义又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了，学校里念祷告似的，老是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也够烦人的。给我表格前，李之楠和我谈过好几次话，就在农校宿舍后面的操场上。晚上黑漆漆的，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不记得他给我讲过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他问我，如果被敌人抓住了你怎么办？我那时十八九岁，什么也不懂，只是说，反正我不会当叛徒。他还说，如果要你牺牲呢？我说那不就是上断头台吗，那又怎样？当时脑子里联想到的都是一些书上写到的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是安那其主义者，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这方面的书，我都看，年轻嘛，很容易受影响。好多安那其主义者都是被处死的，在美国，在意大利……都是上断头台，或者是绞刑，他一说到“牺牲”，我就想起这些。
游行队伍里的陈蕴珍
说起来王树藏也是地下党，但我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估计在联大时她还不是，所以当时还不能算C.P.朋友。四二年在重庆，她突然出现找到我，问可不可以住到我那儿。那时我在南开中学代课，一个人带着赵苡住在学校临时安排的一间仓库里。我在学校代课，还是我姐他们的关系，王树藏要住我这儿，其实是要躲国民党特务，我也不知道我这儿是否安全，再说也得跟我姐他们打招呼。我就问罗沛霖可不可以，他脸一绷说，那怎么行？！我当时心里还想，你也是C.P.，对自家同志，怎么那么没人情味呢？不知道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不许有横的联系，纪律很严的。
陈蕴珍我是知道的，不是地下党。但她参加了群社，群社是C.P.的外围组织，大家心里都有数。群社里有我很多朋友，他们最有声色的活动是搞话剧，这是我特别起劲的，但是我没加入。那时赵瑞蕻整天追着我，好多朋友都因此疏远了。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大概是四〇年春天我母亲来昆明那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家人在金鸡坊附近的一家酒楼上吃饭。是在二楼一个包间，吃着饭，就听到喊口号的声音，到窗口一看，有游行队伍过来了。正义路一带是昆明的市中心，闹市区，游行总是要到那里的。队伍一过来，街两边都出来看，二楼的人都跑到窗口。我一眼就看到陈蕴珍，还有闻一多，他们都走在队伍前面，陈蕴珍挺着胸，和旁边的人挽着胳膊，喊着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激动又兴奋。那时昆明没多少路灯，他们又是从城郊过来，还打着火把，火光里游行的人，还有陈蕴珍的表情，真像电影里的画面。街道窄，离得很近，在二楼看得清清楚楚。我兴奋地大叫她的名字，她就在下面跟我招手。也不光是我兴奋，沿街的人都鼓掌，给他们加油，二楼还有人扔钞票下去，捐钱，我也拿钞票往下扔。大家都恨日本鬼子，齐心抗日的场面，没有不开心、不激动的。
我对这事记忆犹新，还有个缘故：八十年代初，有个联大的老同学来南京出差，我们一起吃饭话旧时辩过这事。他当年是地下党，反右时倒霉了，一直在昆明。他一口咬定根本没这事，要是有这事，他怎么会不知道？他的意思是，昆明的民主运动，都是地下党幕后组织，如果有这事，而且闻一多都参加了，规模还不小，那一定是地下党发动的，他应该知道。我听了就不高兴：凭什么他就什么都知道？！虽然倒过霉，他还是有一种优越感，好像只有他们才掌握机密似的。关键是，那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因为有陈蕴珍在队伍里面，我再不会记错的。时间也不会错——我母亲在昆明，只有那段时间嘛。
母亲来昆明
四〇年春天，我母亲和我姐，还有七叔一家、姑姑一家到了昆明。他们是跟着中国银行的大队人马来的。中国银行早就开始有计划地从敌占区撤出，一年前，我属于头一批，那时租界还没落在日本人手里，这时日本人进租界，更是非走不可了。担心日本人觉察，家里都没怎么动，房间基本保持原样，帐子都没撤。
悄悄走的，我母亲跟亲戚都没打招呼。辞行也是件麻烦事，因姨太太身份的尴尬，母亲和有些亲戚已不大来往，但按礼数，就该一一辞行。母亲也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年，回来时，有些亲戚已经不在了，像大姑妈、四姑妈，活活饿死了。
母亲他们走的还是我走的那条线，坐船从天津到香港，从香港到越南的海防，再坐火车到昆明，只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重庆。昆明是个中转的地方，中国银行的人在那等着，由上面安排一拨一拨地飞过去。在昆明，母亲和我姐待了一个月，住在金碧别墅。金碧别墅是宋子文的公馆，宋子文那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非常时期，别墅也用来接待中国银行的人了，跟招待所似的。到饭点时，一桌一桌地开出饭来，杨家的人多，自己坐了一桌。我去看母亲，会留下来吃饭，当然，比我在学校食堂吃的不知好哪去了。我还记得吃饭时围着大圆桌，上面有转盘的，之前没见过，所以有印象。
到了昆明，母亲自然也要看看我在学校怎么样。有天我姐陪着母亲到宿舍来看看，这时我们女生已从农校小楼里搬到了一个大宿舍，像船上的统舱，就几十张上下铺，没别的，连把椅子也没有，母亲进来没地方坐，只能坐在我床上。她没想到条件那么差，坐在那儿掉泪，跟我姐说，这比下人住的还不如啊，早知这样，她再不肯让我一个人来上学。
在昆明那段时间，母亲还请我的同学吃了顿饭。她让我自己找好朋友来见见。离开天津后她就一直不放心，老让纮武汇报我的情况，现在算是亲自考察了。我找了些同学，女生找了张定华、金丽珠，她们都是天津的，好朋友，又好和母亲说话；男生找了穆旦、叶柽、赵瑞蕻，他们是男生里我比较熟的。不想跟叶柽一提，他就半真半假地说：这是阔太太相女婿吧？结果他和穆旦都没来，男生就来了一个赵瑞蕻。
之前母亲已经从纮武那里知道，赵瑞蕻在追我，这时对上号了，自然会特别留意。问赵家里做什么的，他说做生意的。母亲一下没明白，听我解释了（赵的父亲开一间杂货铺）之后说，噢，就是做小买卖的。言下有点看不起。赵瑞蕻的父亲原先是茶叶店学徒出身，后来自己开了店，当然不算大买卖。其实就算生意做得大，以杨家人的眼光，也不大瞧得上——说起来银行也是做生意，但银行的人有优越感，总觉得和“生意人”是两回事似的。
杨纮武汇报给她的印象都是负面的，说赵瑞蕻口吃，甚至说他瘸腿（口吃是有点，他走路也有点一脚高一脚低的，但说瘸腿就太夸张了）。这次见到人，也不知是不是先入为主，反正印象不大好，嫌他不会说话，还有，门不当户不对。后来她一直对这个女婿就是不满意的。
绝交
我记不得那次请客是在赵瑞蕻和穆旦绝交之前还是之后——应该是之前，不然两人到一起（要是穆旦来的话）太尴尬了。他们绝交，不是为什么大事，就是赵瑞蕻好激动。
赵瑞蕻和穆旦原本关系很好，他们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就认识了，在长沙、在蒙自，他们一起写诗，办诗社。在联大睡上下铺，好得跟兄弟似的，西装都会换着穿。当时的学生，顶多也就两套西装吧，一套白的，一套深灰的，没太多的变化，需要时，他们就你穿我的，我穿你的。联大的校服，是一种黄布的，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赵瑞蕻因为是转学来的，就没有，他觉得联大的学生很光荣，就借了穆旦的穿，穆旦就穿了他的旧西装。
我保存复印的一些纸片里还有穆旦抄在一本书扉页上的一首诗，叫《怀恋》，底下有一行注：
阿虹非要让我在这本送给你的好书上写下这篇脸红的东西，我遵命，于是玷污了这本书。
我已经记不得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应该是杨宪益送我的一本英文诗集，赵瑞蕻让穆旦抄自己的诗在上面的。后面写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一月，可见那时候他们关系还很亲密。
绝交是因赵瑞蕻听到穆旦在跟人说他的不是。穆旦知道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知道我一直在等着大李先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赵瑞蕻追求我就不对。他说他就不会追，要是他追的话，一定能追到，但他不追，因为不应该。那天晚上赵回宿舍很迟，宿舍里一群人在议论他，穆旦说了上面那番话。这话让赵瑞蕻听到了，大怒，就和穆旦吵起来，吵架嘛就是那样的，又是要当场把衣服换回来，又是要和穆旦决斗。他那种性格，不可能决斗的，也没打架，到宿舍后面小山上大吵了一通，就绝交了。
同学之间，闹矛盾、吵架之类是常有的。有段时间，张寰和和我也因为一点误会弄得不愉快。张寰和是张兆和的弟弟，因为我们跟沈从文夫妇熟，就跟他熟了，他在联大读工科，要不就是经济系，我们都叫他“小五哥”（张兆和行三，他行五），常在一起玩的。有次一帮人在一起议论曹禺的《日出》里的人物，自说自话在那儿分派角色，说陈福英可以演陈白露，谁演小翠，谁演顾八奶奶……乔治张满口英语，外文系随便找个人就能演，说到胡四，大家都不知谁扮好，我忽然说，小五哥可以演！胡四在《日出》里是个小白脸，不男不女的，有脂粉气，跟顾八奶奶在一起混，吃软饭。我想到小五哥，只是因为他长得清秀，嘴唇鲜红的，有点像女孩子。没别的意思。黎锦扬当时在场，起哄说，我去告诉他。没想到这话传到他耳朵里，变成杨静如说你长得像胡四。他挺生气，后来碰到也不愿搭理我。当然一阵就过去了，后来我们关系还是很好。赵瑞蕻与穆旦很长时间当真是“绝交”的，直到几年后在重庆相遇，才算是和解了。
母亲和我姐她们在昆明那阵，我常去金碧别墅。有天晚上在她们那儿吃了饭回宿舍，经过生活书店的一家门店，就进去翻翻书，没想到遇到了穆旦，他也在那儿看书。赵瑞蕻和他绝交以后，两人碰上也不打招呼了，弄得我也觉得别扭。尤其是，他同宿舍的人说，他对赵瑞蕻不管我在等大李先生，对我穷追不舍表示不屑之外，还说过，如果他追我，一定追得上。这是打比方，“如果”而已，并不存在的，但知道有过这话，还是让人不自在。书店很小，碰上了想躲开也躲不了，当然也没想躲。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但也没什么话说，他问我走哪条路回宿舍。回宿舍有两条路，一条是从翠湖边上走，一条是从青云街过去。他说他要从翠湖边上走，本来我也可以和他一起走的，可我窘得慌，就说，我走青云街。于是各走各的路。要是一起走，也许就把事情说开了。
之后穆旦还曾托张定华带了一封信给我。信里写了什么，我不知道，不是张定华没带到，是我没有打开看。我连信封都没拆就交还给张定华，她还奇怪，看都不看啊？我说，不看了。当时的心理说不清，模模糊糊的，可能是猜他会劝我和赵瑞蕻谈恋爱要慎重。事实是，那时我已经和赵瑞蕻好了，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没意思了。
“害毛毛”
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就是指妊娠反应。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蕻第一反应就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其他考虑。太突然了，不舍什么的都说不上，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都要改变了。
我当然知道母亲知道这事会是什么反应，但只能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母亲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是特别要强的，我出了这样的事，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母亲给我的回信里说，她死的心都有了。又一想，她不能死，死了我们兄妹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挺抒情，她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她是要我把孩子打掉的，后来变了主意，让生下来。赵苡生下来，我们到重庆以后，主要还是她帮我带大的。
这时候帮了我大忙的是邵士珊。她在中西和我同班的，大我一岁多，像姐姐一样。她是家里给订的亲，丈夫是清华毕业的，这时已在昆明市政府里做事，是市政建设方面的一个科长。我和邵士珊一直有通信联系，到昆明后更是来往多起来。是她帮我联系了一个私人诊所，一个挂牌的医生，正规学校里出来的——要是江湖郎中，肯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做掉了，要赚钱嘛——她拒绝给我做手术，骂了我一顿。说，你们这些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不好好念书，做出这种事！做出来了就要负责任。凶得很，总之是不让打掉孩子。
孩子就这么留下来了。妊娠反应厉害，不能住在宿舍里了，我住到了邵士珊家里，他们有两间房间，给我搭了个床。对联大同学来说，我突然失踪了，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我也躲着他们，还好在放暑假，见不着也不算太奇怪。我只有偶尔因为要取东西什么的，才会去宿舍一趟。
巧的是，有一次在宿舍附近的路上，正好遇见了巴金。陈蕴珍和他在一起。陈蕴珍一见到我就喊：这就是巴先生！我跟巴金通信已经很久了，他信中还让我照顾陈蕴珍，像是已经很熟了，但一直没见过面，纸上是熟的。信里面什么都对他说，许多对别人不说的也对他说，见了面就变成了生人。我不知说什么，巴金也是见到生人就窘。我们不握手，也没互相问候，只拘谨地点了个头，而后就没话了。
陈蕴珍大嚷：你跑哪去了？！的确有段时间我们没见面了，之前我们老在一起谈心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结婚了”，没头没尾的。他们俩都觉得很突然。再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巴先生，居然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突然是自然的：陈蕴珍知道赵瑞蕻一直在追我，但怎么一点征兆没有，突然就宣布要结婚了呢？何况他们也会想到大李先生。巴金应该会猜到，我和大李先生的关系是有点特别的。事实上我一直在跟大李先生通信，赵瑞蕻怎么追我，我都对他说的。有封信里我问他为什么还不来，还说了赵瑞蕻“纠缠不休”（信里就是用的“纠缠”这个词），问他我该怎么办，他回信中的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young poet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