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复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收到信以后我有点生气。我一直在等着他来昆明，退掉订好船票的事，他说见面后他再解释的，意思是，他还是会来昆明，但后来信中就再不提这事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免要瞎猜。
大李先生从来没对我表白过他喜欢我，我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没承认过那是爱情，我就是崇拜他，一边说我在等大李先生，一边否认这里面有男女之情——的确，和他在一起时，人家说的那种触电似的感觉，我也没有。同时从小时候起我就是个挺自卑的人，听人说冯秀娥和他常在一起，我就疑惑大李先生是不是爱上她了。有时也会猜，他不来昆明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不过都是一阵胡思乱想，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没有结论。
那时候年轻，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到过大李先生也有可能有他的自卑和不自信，同时他又是个会替别人着想，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我姑父说的那次在电影院门口大李先生听到我母亲说“这么老”，肯定对他是个刺激。他会不会觉得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还穷，对我来说不合适？或者，他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娇小姐，不能跟他一起过清贫的生活？八十年代，有次去看望巴金，难得的就我和他两个人说话，我问大李先生究竟有没有爱上过什么人，巴金说，是有一个的，是个富家小姐，大李先生多半是因为自己的情况，没有接受。（那个小姐后来结婚时给他发了请柬，他也去参加了，这些事情上面，他是很绅士的。）可见他在爱情上是往后退缩的。
这些我那时想不到的。我只是想，好吧，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他后来跟人说，我结婚是跟他赌气，虽是半开玩笑，也许却是说中了。当然，写信问他是在我发现怀孕之前，若是在之后，也没什么好问的了。
结婚
我的婚事家里是不乐意的，母亲不用说了，我哥我姐也都反对。事实上母亲到了重庆不久就写信让我过去，这里面有她觉得昆明条件太艰苦，还有希望全家人在一起（我哥要回国了）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想让我和赵瑞蕻分开。在昆明时杨家好多人都跟她嘀咕，他们拐弯抹角听说了赵瑞蕻在追我，我又老是有心事的样子。此外她见了赵瑞蕻，印象不好。所以急着催我，希望我到成都华西坝继续念书。抗战后，一些教会学校内迁，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这些教会大学都迁到了华西坝。我和我姐原先读中西，我姐后来读燕京，母亲心目中，还是教会学校好，条件好，也规矩。
我哥我姐也是不乐意的。即使结了婚，他们认为这婚姻也是长不了的。但我姐是坚定地要我结婚的，她挺封建的，奉子成婚得成啊。我哥一直在国外，想得最简单：结就结，结了再离呗。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他已经给想好了，说就叫“苡”，我叫杨苡嘛，叫“苡”表示从“苡”，以后就跟我。
那时结婚是没有结婚证的。只有婚书，婚书上有介绍人、证婚人盖的印，这就比较正式了。还有就是登报。我和赵瑞蕻就是在报上登个启事，很简单，说“赵瑞蕻、杨静如，兹订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在西山饭店结婚。国难当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亲友”。一般婚启都有“情投意合”之类的套话，我也没有。那天好记，“八一三”，几年前日本进攻上海的日子。我们在饭店住了一星期，没举行婚礼。我母亲本是主张要办的，证婚人准备请中国银行在昆明的行长，姓高的——证婚人是要在婚礼上出现的。但后来并没有办婚礼。
母亲虽然不高兴，但觉得结婚没个婚礼怎么行？赵瑞蕻也希望有个婚礼的，没确定不办之前，他甚至已经写信跟家里说，中国银行什么人会主持婚礼，谁当证婚人，又是谁谁谁会来。但我坚持不要有婚礼。当时结婚启事上通常都有“情投意合”这样的套话，我也不让有——因为怀孕，那段时间我一直心烦意乱的。
真的是“一切从简”，除了登报，就是在西山订了个旅馆，我们就算结婚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同学三三两两，你今天我明天地到西山来贺，杨周翰他们都来过。他们是好奇，因大家都还没有谈婚论嫁嘛。我们就请他们吃客饭，没婚礼也就没婚宴，那时请客倒请得不少，跟流水席似的。
巴金那时还没去重庆，也到西山来看过我。巴先生是一个人来的，陈蕴珍大概是有课还是有事，没一起来。那天赵瑞蕻正好不在，我们坐在房间里，巴金一向是没什么话的，我也拘谨，要是陈蕴珍在还好些，这时都没话，结果就这么干坐着，后来也没吃饭，就走了。隔段时间巴金、陈蕴珍他们倒是请我和赵瑞蕻吃过顿饭，席上还有巴金的四川老乡。吃饭时他们没宣布什么，事后我才悟过来，那顿饭是表示他和陈蕴珍订婚了。
在西山住了大概有十几天吧，那个旅馆，下面就是滇池。风景很好，但我心情坏极了。同学、朋友来看我的时候热热闹闹，不觉得什么，到他们一走，静下来了，就很难过。学业没了，还有了孩子，母亲不高兴……有一次甚至想，不如跳下去算完，什么也不用烦了。推开窗子跳下去很容易的。但又想到死了漂上来会很难看。这上面我大概是受我母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说到曾经想寻死（父亲去世后她有过好几个坎），结果都罢了，除了想到死了孩子怎么办之外，还想到死的样子太难看：投水吧，人最后涨成那样，要是不被捞上来倒好，谁也看不到，但肯定是要捞上来的；上吊吧，舌头拖那么长……割腕我是不敢的，我特别怕疼。
当然，就是一念，也没真想死。只是有时忍不住会这么想想，好像这么想想也好受点似的。
玉龙堆
关于昆明，关于联大，我的记忆分成了很不同的两个部分，前面像云南的天，碧蓝如洗，就是下雨，也是透明的；到后面就黯淡下来。一半是因为轰炸，一半是因为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它们又都搅在一起的。这些年西南联大成了热门话题，不断有媒体来采访，我不是什么名人，只是联大当年的学生在世的已经没几个了。说实话，有时候我是不大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家在联大发奋读书，我是因为结婚生孩子中断了学业，到了报道里面，只说“收获了爱情”。可能那样符合联大的主旋律吧？
说联大好也没错，我是很喜欢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的，联大的学生有一股朝气，我在昆明的头两年，特别是头一年，也是那氛围的一部分，但怀孕结婚以后就是另一回事，我与联大不是一体的了。所以回忆往事，我特别想把在中西的十年写出来，甚至书名都想好了，叫《翡翠年华》，那段时间从头到尾，想起来都是很愉快的，在联大，有些事情就不那么愉快了，也就不愿回想。
在西山旅馆相当于现在人说的度蜜月，接下来就要过日子了。我们在玉龙堆租了房子，算是我们的新房吧。家具是沈从文先生送的二十多个美孚汽油的包装箱——他认识公司的什么人，靠关系弄来的。用这些箱子（我另外还买了些）搭了写字桌，一个搁东西的长条案，还有床。七八十年代开始时兴组合家具，我还想，我早“组合”过了。搭积木似的，上面铺上绿色的布就完了，那种布叫“标准布”，全棉的。绿色让我觉得亲切熟悉，上中西时我们班的班服就是绿色的。长条案上我还摆了只花瓶。
在玉龙堆，是自己做饭，生炭炉子，一种特别的炭，没有烟的，用纸一引就着。我没做过饭，在中西倒是学过家政，喜欢，初中二时学过做面包，烘蛋糕，做冰激凌什么的，挺好玩的，回了家就不让做了。在昆明哪有烤箱和西式厨具？学着做炒鸡蛋、做葱油饼什么的，尽瞎对付。赵瑞蕻还抱怨：你怎么就只会炒鸡蛋？他大概觉得，结了婚的女人天生就该什么都会的。他自己是什么也不会做，也不会学着做的。虽然家境不算好，他在“原生家庭”（现在是这么说吧）是绝对的惯宝贝，家里就出了他那么一个大学生，也只供得起他念大学，当然特别宠着，他也特别用功，成绩很好，这样家里就当他是个“读书种子”，除了读书，什么都不是他该干的，他自己也觉得理所当然。我的情况正好相反，有我哥我姐比着，母亲从来看我不是读书的料，她不会让我姐多学做家务什么的，我哥就更不用说，对我就不同，总要让我学着点。但说是要学，家里有用人，也轮不到我干什么，现在乍一开始自己过日子，还要从头开始。
邻居家有个用人，看我可怜，会给我带菜回来，有次给我带了块板油，我当然吃过猪油，但不知罐里白白的冻猪油是板油炼出来的，面对板油不知怎么办，后来还是她教我怎么炼。
住了没多久，有一天，日本飞机轰炸，我们看着小西门城门楼上的警报升起来就躲到城外去，回来发现房子一塌糊涂：我们那一带落了炸弹，我们那排房子顶头的一间被炸了，我们家没直接炸着，是震的，房顶往下掉，倾斜了，东西都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乱七八糟，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连碗掉在地下，碗没破，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玉龙堆住不了了，就搬到凤翥街。房子是我们在玉龙堆认识的邻居王碧岑找的。他太太姓范，两人都是河南人，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夫妇俩都很热情，愿意帮忙，烧菜做饭就教了我不少。王碧岑好像是在一个中学教书，同时还编一个小小的随笔杂志。他在凤翥街找到了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处，一间堂屋，两边是厢房，他们住不了也租不起，就找我们合租。
我对玉龙堆还是有几分留恋的，虽然怀孕以后心情一直就不太好，但是有一个自己的新家，虽说条件那么差，忙着布置起来，我还是有点兴奋，也算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吧。谁知很快就不能住了。
王碧岑、范梦兰
搬家我们两家是一起搬的，其实也就是雇挑夫挑了两挑子铺盖卷什么的。没想到还闹了不愉快。我和王太太都是怀孕的人，挺着大肚子，只能自己顾自己，他们两个男的，一人跟一个挑夫一起走。赵瑞蕻不管走哪儿都抱一本书，有时也不是看，就是显示他是读书人。那天也不知是不是走着看书，反正后来居然把挑夫给跟丢了。那一挑子主要是王碧岑的家当，赵瑞蕻本来没什么东西，就一条破破的薄被，我的东西都在王碧岑跟的挑子里，没丢。他们丢的东西虽不贵重，但是兵荒马乱的年头，就是一个铺盖卷，置办起来也不易。赵瑞蕻倒跟没事人一样，他是自己的东西丢了不心疼，也不大管别人的。王碧岑就很生气。我们赔不起，当然即使我们要赔，他们也不会要。
后来我们住在一起，关系却很不错。两间厢房，他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中间的堂屋合用，主要是当厨房，一家一个小炉子。凤翥街和玉龙堆不一样，玉龙堆的房子比较新，应该就是那两年才盖起来的平房，一间一间的，像宿舍，凤翥街这边是云南式的老院落，里面住的大多是联大的人，我记得余冠英就住那儿。也因为联大好多人住那儿，吴宓先生要找赵瑞蕻，一路就能找过来。
两家住一块儿，我和王碧岑、范梦兰他们关系就密切起来。和范梦兰走得很近：两个人都是孕妇，白天王碧岑、赵瑞蕻他们出去了，就我们两人，一起做饭，一处说话，一起担惊受怕。担惊受怕还是因为轰炸。我们跑警报不方便，怕影响肚里的孩子，不敢跑快。有个早上，大晴天，七点来钟敌机就来了，范梦兰躲在一个坑里，听着机枪一路扫射过去，感觉就像“死”贴着身走过，等敌机走远了，惊魂初定，才发现坑里有好些毛毛虫，还有个骷髅头！担心敌机兜回头来，又还不敢马上出来。后来往回走，因走得慢，我又和赵瑞蕻走散了，一直到下午五点才找到他。慌慌乱乱，那天真是狼狈极了。
另一方面，男的不在，也不知他们在哪里躲着，会有各种不好的猜测。有一次赵瑞蕻到很迟还没回家，一整天我都在担心，原来是警报一响，他被堵在城门洞里了。
大着肚子跑警报，日子过得艰难，根本谈不上未来有什么希望，我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经常陷入胡思乱想，我才二十一岁，也许会在分娩中死去，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在极糟糕的情绪中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向大李先生倾诉我的苦闷，发泄我的情绪，所有的委屈、抑郁，还有恐惧，全都吐出来了。我说我最听你的话。听上去是把我眼下的处境和他劝我接受赵瑞蕻的追求联系起来了，好像有直接的关系。这封无理的信，我一想起就后悔，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他没有回信，而且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连明信片也不来了。
那段时间，得亏有范梦兰。联大的同学、朋友忙着读书，基本不来往了，我特别寂寞孤单，她成了那几个月里和我说话最多的人。有开心的时候，比如做饭做菜，我们洗菜切肉，做上许多，恨不得把堂屋里的一张大圆桌堆满。好多个晚上，两个人坐在小木箱上，围着小火炉谈心，周围有好多报纸（王碧岑办杂志，报纸杂志多），随意翻看，看到好玩的地方、字眼，一起笑起来，周围很安静，笑声传好远。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寂寞郁闷，特别想说话。范梦兰就像个大姐姐一样听我说——我什么都跟她说。我们搬到岗头村以后，范梦兰还来看过我，待我到重庆以后，直到上中大三年级，和她还通信的。我给她的一封信，王碧岑拿去发表在他办的杂志《大观楼》上，用信里的话，题目就叫《我在记忆的国土里漫游》，标明了“一封信——给范兰”。“范兰”就是范梦兰。
一辈子经历的人与事太多了，如果不是有人找到这封信复印给我，好多事我都忘了，年纪大了，记忆衰退，甚至很熟的人，名字都想不起来。
看标题就知道，我在信里回忆的是我们的友情，提到“共患难”的许多事，包括赵苡七个月时梦兰给她织的一双小袜子，信上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友谊联系了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再遇见的”。会不会忘呢？事实上至少有几十年，我没想到过范梦兰了。读那封信，我都有点发蒙，就算标着我用过的笔名“晓黛”，我一时也疑惑那是不是我写的。“范兰”这名字有点陌生，一直使劲想，终于想起她叫范梦兰。但是要说真忘了，也不是。有些记忆其实一直在那里，有机会就会醒过来。凤翥街的那些日子，还没等想起梦兰的名字，就已经全回来了，真真切切，范梦兰的样子，那个院落，堂屋里的大圆桌，我们围炉说话时的情景，好多好多的细节……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遇见”却只能是一个愿望了。我“不告而别”（因为走得匆忙）去重庆之后，再没见到过她。通信也中断了，之后连她的消息也没有了。后来她怎么样，解放后她的情况如何，她还在吗，一概不知。
金碧医院
我给范梦兰信里写的那些内容，背景就是轰炸，轰炸像是没完没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在凤翥街，我得了肺炎，后面紧接着又是生孩子，这样前后在金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好像比在玉龙堆住的时间还长点。
金碧医院是天主教会的医院，当时在昆明算是最好的了。赵瑞蕻是只有人照顾他，他不会照顾人的，经常来看我、照顾我的，是邵士珊。说来也巧，她先生得了白喉，也在住院，她到医院，看先生，也看我，有次用酱油瓶装了两瓶子鸡汤，一瓶给我，一瓶给她先生。
生赵苡的时候还有件滑稽的事。我快生的时候，赵瑞蕻跑到外面小馆子里吃饭，结果让鸡骨头卡着了，卡在嗓子里出不来。他吓得不轻，跑到医院请医生帮他弄出来。这时我就要生了，医生忙着呢，气不打一处来，就熊他，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还吓唬他，说就不给你弄。后来当然还是弄出来了。作为惩罚，命令他进产房，看着我生，要他知道妇女生孩子有多不容易。赵瑞蕻只好乖乖进来。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生孩子是“血光之灾”，特别忌讳，男人都躲得远远的，就是几十年以后，产房也是禁地，男性不许进去的。那医生让赵瑞蕻进去，一来是生气，二来恐怕也是因为金碧是教会医院，西式的，没那些忌讳。赵苡生下来以后，我的身体还是很弱，原本可能还会在医院住一阵，但这时轰炸得厉害，医院在市中心，容易挨炸，太危险了，而且人都跑了，整个医院空荡荡不见人影，这样不得不匆匆出了院。
正字学校
带着刚出生的赵苡，我们住到了郊外的正字学校。赵瑞蕻毕业后，原本是指望留校的，没成，他们班留校的是王佐良、周珏良。联大在外人看起来是一体，其实还是有亲疏远近的，王佐良他们都是清华的，赵瑞蕻是转学生，要留当然留他们，何况人家学问好。于是就要找事做，最后是水天同办的正字学校要他。正字学校是一家英文专修学校，特别重视国际音标，赵瑞蕻学这个特别认真（换了我就不行），正合适。学校在乡下，出了城要走不少路，还要坐船。日本飞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他去上课我也跟着去，因为挺着大肚子跑警报太难了。很快正字学校给了一间教室让我们住——是教室，不是宿舍。什么家具也没有，就是借一张床，还有张课桌搁搁东西。这边我在带孩子，那边就在上着课。
这是在城外，和城里比起来，风险要小得多，但敌机来了，还是紧张。行动太不便了，我们就躲到楼梯肚子里。抱着赵苡，听着敌机扔炸弹的声音，还是很紧张。赵瑞蕻一向是很胆小的，有一次却给我壮胆，说，你看我们小孩长得这么漂亮，我们怎么可能被炸死？炸不到我们的！——他就这样，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浪漫”起来。这话现在说起来挺可笑的，敌机轰炸哪管这些？当时这样不合逻辑的话对我却真有一种安慰作用。
在正字学校，我们还有个“老外”邻居，就是清华师生回忆里常提到的老温德（Robert Winter），他大概是在这边兼课，学校就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和我们分的那间教室挨着，要小一些，我们是三口之家，他是单身嘛，虽然他是教授，赵瑞蕻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资历差得远，大家也是临时栖身，倒是“按需分配”，温德也不抱怨。虽是单身，温德那间小屋里经常却是两个人。他有个女友，常来看他，也不回避，挺坦然的。我忘了名字了，只记得称呼她“X小姐”。有次用麻纱做件旗袍，她还帮过我的忙。
从玉龙堆开始，我差不多就是现在所谓的“全职太太”了，赵苡出生后，当然更是。我完全没有育儿的经验，在别处至少有邻居可以请教，或是出出主意，正字学校一放学就没人了，我想问问都没处问。小孩怎么带呢？我仗的就是外国人写的育儿小册子，已翻成中文的，上面怎么说，我就照着做。上面讲到的还好，有些是没讲的，比如怎么让婴儿活动四肢之类，我就没做。赵苡不是抱着，就是躺着，不知道要让她练习坐起、站立，所以她到两岁还不会站立、走路。她倒是特别乖，不大哭闹，也不乱动，要不我也不敢把她一人留在家里，跑去看电影。那次是去看《绝代艳后》，去之前还托温德的女友照看一下（那天她正好在），却没留下钥匙。《绝代艳后》片子很长，我很晚才到家。赵苡醒了后找不到人，哭起来。温德他们赶过来看，门却锁着，进不去。我回来后温德很生气地大声说我，说在美国这样搁下孩子一人在家是犯法的。赵苡那时还不会翻身，要是再大点……想起来都后怕。
“大逸乐”和南屏大戏院
看《绝代艳后》那次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刘太太请我去看的——就是我初到昆明时对我特别好，还曾想让我和她小女儿一起去法国留学的那位。我们还有联系，她知道我特别喜欢看电影，让人送了电影票过来。在天津时，隔几天我就会看场电影，到昆明后看得少多了，有了赵苡之后更是绝迹电影院。所以拿到电影票很开心，何况《绝代艳后》还是瑙玛·希拉主演的，前面说过的，她是我特别喜欢的好莱坞女星，还给她写过信的。把赵苡一个人留在家里跑出去，也是因为憋在家里很长时间，太想看电影了。
提到看电影，又想起昆明“大逸乐”倒塌的事，当时报纸上都报道过，算得上当地很轰动的一个事件。昆明原来只有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叫“大逸乐”。流亡学生都是要看电影的，起先就跑那儿去，结果发现他们放好莱坞片太搞笑了。在天津看外国片，是给说明书，中英文的都有，上面有简单的剧情说明，“大逸乐”是现场翻译。过去影剧院前面都有个包厢似的地方，像个小阳台，也像教堂里的布道台。“大逸乐”这边，要放好莱坞片了，从小包厢那儿就走出个人来，拿把折扇，端杯茶，像说书人似的。他跟着剧情翻译，不光译对白，还介绍剧情。好莱坞好多电影都是言情片，少不了“我爱你”“我也爱你”的，他就一句一句跟着译，一口云南腔，银幕上男女kiss，他还要加一句“他们接吻了”。那时大都是默片，他就要不住地跟着说：他们到院子里去了；她哭了；他生气了……云南腔说出来，让人直想笑，我们女生多半强忍着，不笑出声来，因为受的教育，要讲礼貌，男生不管这些，不仅大笑，而且还要起哄，拖着腔夸张地模仿云南话，几条嗓子一起嚷：“我爱你！”“我爱死你喽！”看的人哪还hold得住，哄堂大笑，悲剧都给弄成喜剧了。
后来就有了南屏大戏院，老板就是开南屏大旅社的刘太太。流亡学生来，都是先住她那里，她常跟学生聊天，什么都聊，在“大逸乐”看外国片也当笑话讲。刘太太就起了意，后来建起的南屏大戏院条件比“大逸乐”好得多，称得上金碧辉煌，完全洋味儿的，而且她也不搞那种好笑的现场翻译，改成字幕。我们都到那儿看电影去了。当然后来也非去那儿不可，因为“大逸乐”出事了。
有一次，联大的几个理工科学生去“大逸乐”看电影，里面有施剑翘的弟弟。是看国产片，袁美云主演的。好莱坞片比国产片好看，几个人看时不免挑剔，看一半就都说没意思，还说袁美云长得不好看，皱纹都清清楚楚了。几个人就不看了，出了电影院没走多远，就听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大逸乐”没了！先还以为是日本飞机轰炸，但天上根本看不见飞机呀。后来知道是剧院好好的自己塌了，整个屋顶掉下来。听说死了好几百人，那几个学生中途退场，不然也没命了。事后当然有调查，“大逸乐”不久前刚翻修过，是个豆腐渣工程，还赶着快快投入使用，云南潮湿，为让墙壁快快干燥，生了好多炭炉子烤它。这事我印象很深，不单是报上看到过新闻，听过联大学生绘声绘色的描述，还知道一点“内情”，因为邵士珊的丈夫在市政府当科长，管的就是工程一类的事情，大的工程他们要验收，“大逸乐”他们去检查过的，当时看到沿墙一排炭炉子就急了，说这怎么行？！开电影院的只想着快赚钱，表面应付他们，背过身还是那么干，结果就出事了。这事轰动一时，还留下后遗症。就是那次去看《绝代艳后》，散场时我从楼上往下走，看见凤子和郑颖荪，凤子正在评价：这电影艺术性是不错的，思想性弱了点。她是演话剧惯了的，声音响亮，几个人我都认识，搁在过去我会上前打个招呼，但那段时间我因为忽然有了孩子自卑得很，怕见人，就躲开了。我记得那场电影，倒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众人看完起身时座椅噼啪响成一片，有人一惊，说是不是又要塌了？过去电影院里椅子都是翻起来的，起身时你不用手压着马上就弹起，闹出动静。也是“大逸乐”事件给人印象太深了，才会椅子响一下就会联想到出事。
岗头村
我不确切记得在正字学校里住了多久，应该时间不太长。因为轰炸，学校很快就办不下去了，这样赵瑞蕻又得另找饭碗。水天同把他介绍到南菁中学教英语，他接受了，这样我们又搬到了岗头村。算起来在昆明不到三年，我搬了好多次家，宿舍、旅馆不算，租房子的地方就有五六处：蒲草田，青云街，玉龙堆，凤翥街，正字学校，最后是岗头村。正字学校远离市区，毕竟还算城郊，岗头村就是地道的乡下了。刚开始宿舍没盖好，我们住在一个已经不用的灶披间里，跟个窝棚差不多。
南菁中学是龙云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办的，要算昆明的一所贵族学校。梅贻琦的儿子、刘太太的大女儿刘自强，都在那个学校，两人就是在那儿相识、恋爱，后来结婚的。（梅贻琦的夫人八十年代回国后当政协委员，在三里河，就住罗沛霖、我姐他们楼上。）南菁中学原来是在市区的，要躲轰炸，就搬到乡下。跑警报在当时成了生活里的重要内容。乡下人有很多迷信，有人一到敌机来了就撑起一把黑伞，说那样就炸不着。我那时常咳嗽，跑警报时忍不住，咳得更凶，就会有人说，别咳了，都让敌机听见了。
我是好奇心重的，敌机来了，常往来的方向看，想看清它怎么过来的，赵瑞蕻就说，这时候了，还看什么看？！他自己是特别害怕的，都是撅着屁股躲。有一次，警报响了，他正往家走，正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面馆（我有时会在那儿吃米粉的），就躲进去，里面人都跑空了，他回来很得意地说他如何急中生智，钻到一张桌子下面。我听了就生气，心里想，你就不管我们母女，锁在屋里，真要炸弹下来，跑都没法跑。他那时不愿意我和人接触（南菁中学我熟人多），最忌讳我和别人谈得来，去上课时就把门锁上，让我在里面带孩子，看书。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我，进不来，说，怎么能把门锁起来呢？我就在里面哭。
在岗头村时，沈从文先生来看过我。从联大那边过来，要走好远的路，有一段还要坐船。沈先生到了，在山坡下面就喊，一见到就拍着手说，我来看“狼狈的小母亲”了！他是和别人一起来的。他对我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不过结婚时还是送东西给我，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
告别昆明
母亲一直不放心我，让我到重庆去。我经历了一连串的事情，怀孕，出麻疹，得肺炎，生赵苡……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事我也在信里问过巴金，巴金是觉得我不应去重庆的：既然上了联大，就该好好把书念完。我本人也不是没有犹豫，一方面还想着怎么完成学业，一方面想换个环境，不想老和赵瑞蕻在一起。母亲催我快去，先是寄了一千元钱来，让买机票。钱我是不管的，都到赵瑞蕻手里，他没告诉我母亲寄钱来，也不知怎么花的，就没了。他也不是乱花，并不是挥霍的人，就是好显摆，家里面拿他当宝贝，就出了他一个大学生，他也要给家里挣脸面的。
那时我姐已和罗沛霖结婚了，罗的朋友孙友余的妹妹在中航公司工作，中航在昆明有个办事处，她就在那里。母亲见我一直不到重庆，干脆就转托她买好了机票，有天她就径直到岗头村，把机票送到了我手里。不记得怎么到机场的了，应该也是航空公司的车，当年坐飞机是稀罕事，没固定的机场线之类的定点班车。那天赵瑞蕻有课，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没送我到机场，送我上飞机的是张洛英。张洛英前面提到过的，就是《诗讯月报》的副主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走，让我快跑的那位。他后来也被日本人抓去，不知怎的又被放出来，到了昆明。他的身份是教师，在中学教书，这时改名叫张煌了。现在已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也许是看到我发表的诗歌，就和我联系上了。从他那儿我知道邵冠祥被日本人杀害了，他还说，被抓去挺可怕的。在昆明时他常跟我通信。我到重庆后还遇到过他，在北碚时还收到过他的信，他给我寄相片应该是更后来的事，是结婚后照的，一家三口。再往后就是快解放时了，在报纸上看到太平轮遇难的消息，密密麻麻的遇难者名单里，有张煌，那时他已结过婚，有孩子，全家罹难。我看了很震动。之前我有时会怀疑他有什么背景，不然怎么邵冠祥叫日本人抓去后被杀，他被捕了就好好的？还有，他为什么要改名呢？改名还弄个那么难听的名字（张煌，听上去让人想到仓皇逃窜），又神出鬼没的。看到这消息，我又猜他在昆明、重庆是干特务的，总之是国民党的人，不然干吗去台湾，还有机会在太平轮上？我很讨厌国民党，更讨厌特务，不过还是很震动。
在香港十来天，应该不止这两张照片，但能找到的好像就这两张了，地点在铜锣湾，卞白眉家的别墅“湾景楼”附近。
在蒲草田房间里。住的时间不长，在昆明，这里是我住过的几个地方里条件最好的，房间里还有沙发，比起后来住的几个地方，简直称得上奢侈。
在昆明西山。联大还没开学，最轻松的时候。在昆明的亲戚要在西山的一座庙里搞什么活动，那天把整个庙包下了。我们就跟了去玩。是杨武拉我去的，说是“去吃他一顿”。虽然不像后来那么艰苦，但生活和在天津自然不能比了，他馋啊。照片上我穿的工装裤是在香港逛街时买的，在天津母亲再不会让我穿成这样的，现在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了。这样式是不分男女的，后来和赵瑞蕻谈恋爱，他看了新奇，也穿过。
杨武和我在联大附近。Henry是武的英文名，我的英文名是Lucy，我不喜欢，Lucy在法语里是Lucille，我有段时间就喜欢变花样这么署名。
一九三八年，昆明正义路万籁鸣兄弟开的照相馆。正义路在闹市区，像南京的新街口，联大开学前那段时间，常去逛。在昆明，凡在照相馆里拍的，都是他家。
一九三八年在昆明，联大还没开学的那段时间，摄于万籁鸣兄弟开的照相馆。
一九三八年在昆明。昆明本地产的花布和别处不一样，我做了件旗袍，有段时间特别爱穿。
联大开学前在昆明大观楼，大观楼前有唐继尧的铜像，唐是云南都督，袁世凯称帝时他和蔡锷起兵讨伐，是“护国三杰”之一。我对这些历史不太清楚也不太关心，就当是一处风景而已。听说那座铜像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被弄去炼钢了，也不知现在大观楼还有没有。
八十年代，杨武在昆明青云街。身后就是我们初到昆明时住过的地方。并排的两个小门分别是我和杨武住的屋，原先都是板门。圆的门洞进去就是一进一进的院子。门洞上面是沈从文、朱自清编教材的屋子，挨着门洞的二楼（墙是木板的）是郑颖荪住的，他走后我搬上去住到联大开学，有了宿舍。照片上从外面还能一眼看出来当年的样子，比如门洞和二层以上的部分，当然也有了变化，我和杨武住处的门、窗都是改造过的，原来没窗户，都是门板。
我和武的住处是临街的，从门洞里进到内院，一进一进的，二进大概就是这样，杨振声一家和沈从文经常就在院里摆桌吃饭。
朱自清
沈从文
一九三八年秋天，在昆明莲花池。莲花池原先好像是一处私人园林，没人管理，荒了，破败的样子。联大当时借用了小西门那儿的云南农业专科学校的校舍，女生宿舍是一栋小楼。出了农校的后门，就是莲花池，课余时间，联大学生常会到那儿散步。
闻一多
昆明遭遇空袭，联大宿舍被炸。
刘文典
陈梦家
陈序经
陈福田
这张照片出自许渊冲的书，模糊不清。原片要清晰一点。我知道，因为照片原先是在我手里的。赵瑞蕻和许渊冲一直有通信联系，是他把照片寄给许的，后来一直也没还，为此我还埋怨过他。到叶公超家聚会事，许渊冲记得很清楚，那么多人，他居然能记得，还对得上号，我虽手里一直有相片，上面的人大多是对不上号的。许渊冲和我同届，照他的说法，叶公超邀的是外文系同事和三八年入学的同学，赵瑞蕻缺席也就好解释了（他高我两级）。虽是同班，我和许渊冲一直没来往，印象中他在班上并不活跃，女生之间议论起来，也很少提到他。
西南联大的课堂
一九三九年在昆明。具体是什么地方想不起来了。靠近镜头的可能是金丽珠，她那时的发型就是这样的，可是样子又有点不像。
年轻时的王树藏，前一张大概摄于一九三六年。
年轻时的陈蕴珍（萧珊）。我初见她时，她就是这样子，很明显的一个酒窝。
我手里没有和陈蕴珍、王树藏在昆明时的照片了。其实我们仨有过合影，是有次一起去呈贡看沈从文先生。呈贡是附近的一个小城，虽不是很远，也有几十里地，来去一趟得大半天，我们是骑一种小马去的（出城可以雇，有人跟着）。事先没有约定，当时也没电话什么的，结果他家里没人，我们跑老远扑了个空。但也没觉得扫兴，一路上骑着小马，说说笑笑的，像一次郊游。照片就是骑着马照的。可惜烧掉了。
陈蕴珍送给巴金先生的相片。按照片上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八月。我给巴先生写信是同一年，我的同学刘嘉蓁差不多也是那时候给他写信。那个年代，巴金绝对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给他写信的读者不计其数，他给很多读者都回过信，但大多数从没见过面，刘嘉蓁就没见过。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她和巴金通过信，我们中学时就是好友的，因为这一层，两个人又莫名激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巴金住在京西宾馆，刘嘉蓁通过我约好了去拜访他，几十年前的偶像与读者终于见了面。事后她写了很长的信给我描述会面的情形，还寄了与巴金的合影给我，真的很激动。抗战时她到延安后已改名叫“林林”，解放后在新华社，“文革”后好像是对外部门的负责人。中学以后的经历她跟我说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陈蕴珍
西南联大高原社社员游海源寺合影
和赵瑞蕻在昆明
大李先生摄于天津英租界花园。我到昆明后他在一封信里寄来的。信中说，地点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他是特地在那儿拍的。原来的相片在“文革”中毁了，后来是李斧（巴金大哥李尧枚——《家》中觉新的原型——的孙子）在巴金遗物中发现后放大了寄给我。几十年的友谊让我和李家成员都非常熟，就像家人一样。李斧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和我却联系很多，有意思的是，他正好和我是同一天生日，前几年还一起过过生日。我是怕热闹的，别人要给我过寿我大多是反对，但那个生日我过得很开心。
西南联大学生下课，走出教室。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翠湖公园的入口处。从左到右依次为金丽珠、余泽爱、我、赵瑞蕻、黎锦扬，我们都在联大外文系。同行的还有一人，拍照片的，怎么也想不起是谁了。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照的相，在联大新校舍一教室外摄。
为静如的弟弟（七房弟弟）杨武，联大化学系二年级，其父为北平中行总经理，现赴西安长中国银行。
怀哥、璧姊仝存虹赠”
我和赵瑞蕻在《中央日报》上登的结婚启事，西南联大博物馆居然给找出来了。婚启是我拟的，报上登的与我记忆有出入，也许是我拟稿字数多了些，登出时图简省，或是有固定格式，删改过，反正都知道，就是走个形式。那上面赵瑞蕻写作“赵瑞”，其实是对的——是他的原名。“蕻”是后来他自己改的。他对名作家端木蕻良有点崇拜，就以“蕻”替换了“”。
一九四〇年摄于昆明。应该算是我们的结婚照了。
结婚住在昆明西山的酒店那一阵照的。赵瑞蕻有个同学杨立达，是印尼华侨，有照相机，到西山看我们，拍了好些。我看上去有点忧郁。
在西山时因为有身孕了，照相时会有意无意膀子上搭件衣服挡着肚子。
赵瑞蕻和我，抱着的是刚出生的赵苡。这时已住在岗头村了，包裹婴儿是跟乡下女人学的，她们会扎得很紧，跟捆柴火似的，干活时就背在身后。我只会抱着，到医院去做产后检查，医生见了把我训一通，说太紧了，你不是个合格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