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大到中大（下）
到了重庆
从昆明到重庆，我是头一次坐飞机，倒也没觉得害怕。就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头晕，赵苡不大哭的，突然哭起来。小飞机，里面像个不大的房间，也就坐了十几二十个人吧，各自坐着，都不说话，也没有服务员来端茶送水什么的。我从窗户看下面的云，觉得真是好看，没觉得很长时间，也就到了。
重庆机场那边接我的，是罗沛霖派来的一个下属。罗一直倾向进步，交大毕业后就辗转去了延安，后来上面又觉得在国统区更能发挥作用，这样他就到了重庆，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当时是个科长。因为去过延安，要避免国民党方面的怀疑，就改了名，叫“罗荣思”。抗战时资源委员会权力很大，好像有罗沛霖好几个交大同学在里面。
当时没有现在的通信条件，几时的飞机都是之前说好的，准点之类，根本谈不上，也不知那人在机场等了多久。机场没多大，人就直接进机场接送人，在昆明张洛英送我，也是送到飞机跟前，和现在在候机大厅外接送完全两回事，就像长途车送站接站似的。出了机场没走多远，罗沛霖派来接我的人就叫了一乘滑竿，那是在昆明没见过的，两根长竹竿，一前一后两人抬着，中间一个兜，像简易的轿子。我抱着赵苡坐里面，刚上去有点怕，特别是下坡，抬的人走得飞快。之前巴金在信里就描述过，昆明是平地，重庆是山地，净是坡，滑竿还好些，黄包车下坡时，车夫猴在车把上，两只脚悬在空中，他说我会害怕的。黄包车后来我也坐过，的确有点吓人。
因为太迟，天黑前肯定是赶不到小龙坎丁家花园了，那人就带我们在途中一个地方借住了一晚，好像是他认识的什么人的宿舍。那边我母亲、姐姐、姐夫他们一直等着，我们老也不到，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坏了。第二天到了一见面，罗沛霖就冲接我的那个下属发火。那人说天太晚，赶不回了，太晚也不安全。罗沛霖气未消，责问为何不打电话说明一下。他们还怪我，说我怎么也不问问清楚，就跟人家走了，出了事怎么办？！我心想这还错得了？不是你们安排好的吗？但我也没吱声。
就这样，我到重庆后，先在小龙坎丁家花园我母亲、姐姐那儿住下了。丁家花园是地名，还是专指那个小院，我已记不清了，总之小院里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小楼是罗家伦租下的，他那时是中央大学校长。原先也不是他一家住：他有个舅子叫张沅长，留美的博士，回国到中央大学任教，一家人也住那儿，罗家伦一家住楼上，他们住楼下。后来中大在柏溪办了分校，张沅长任分校的校长，住到柏溪去了。杨宪益、戴乃迭回国后原打算到联大任教，母亲不许，罗家伦就邀他到中大，对他挺器重。这时杨宪益和母亲、姐姐他们都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既然楼下空出来，罗家伦就让我们一大家子住楼下了。罗家相当于二房东。
说起来丁家花园还要算杨宪益、戴乃迭和杨敏如、罗沛霖两对新人的新房，我哥一回来母亲就催他赶快结婚，他和戴乃迭，我姐和罗沛霖的婚事是一起办的，两对新人，证婚人是罗家伦和张伯苓，罗算男方证婚人，张则是女方的证婚人。
婚礼挺热闹，请了十二桌。照规矩是要男穿燕尾服女穿婚纱的。我哥和罗沛霖都不肯，说是中式的吧，他们又不肯穿马褂戴瓜皮帽，结果是穿丝绵的棉袍。戴乃迭和我姐当然就不穿婚纱了，都穿旗袍。乃迭不肯穿红色的，结果是白缎子旗袍，上面绣金色的凤凰。她说凤凰好看，原本她要用蓝色，我母亲坚决不答应，说哪有凤凰是蓝颜色？后来是绣了金色的凤凰，四川的蜀绣是有名的，在成都定做了来。那天我姐也穿白缎子旗袍，上面绣红梅，真的很好看。戴乃迭的头发有点长了，杨宪益喜欢她剪短发，就自己给她铰，结果不光剪得不好，而且一边耳朵后面剪了，一边忘了没剪，结婚照上还能看出来。
那时候的教育，什么都不懂，结婚后好几天，罗沛霖碰都没碰过我姐。（巴先生也是一样的情况，几年后我知道的。）两个新娘子到一起，说到新婚之夜，乃迭跟我姐说：“Marvelous！Marvelous！！”。我姐不知怎么答，后来对我说：“这也好意思说！”
过去说住宅，都要分“上房”（或“正房”）、“下房”，主人住的是“上房”，用人住的是“下房”。丁家花园小院里，两层的小楼之外，还有下人住的平房（西式公寓房子里又叫“保姆房”），那就是下房了。母亲带着我哥我姐他们住进去，两对新人住在一楼，杨宪益、戴乃迭的房间是原来的客厅加饭厅，母亲住下房，我来了，就带着赵苡和母亲住。母亲住下房，是因为她从来就把儿女看作第一位的，另一方面，说起来也和“阶级烙印”有关：她是姨太太出身，在家里地位不及“杨家的骨血”，而且她特别能吃苦。我就很难想象，如果是娘一个人的话，她会让自己住到下房去。
在丁家花园，发生过一个farce——捉奸细捉到这里来了。引出这事的是罗沛霖的表弟媳汪之敬。我对她印象很深，和在昆明参加他们订婚的宴席有关。现在好像没有订婚一说了，当年订婚是大事，很正式的，有时不下于现在的婚礼。那天他们就请了好多人，“门当户对”在这场合也有表现的，哪边请来的人少，面子上就不好看，我们一家三口过去，算是罗沛霖表弟这方面的亲戚。他们在一家酒店里包了不少房间，路远的人当晚就住下，我和赵瑞蕻抱着赵苡从岗头村过去，没法赶回的，也住了一晚。订婚很隆重，准新娘好一通打扮。不知用的什么进口的雪花膏过敏了，脸上长出红痘痘来，出场时穿着银色的礼服，从楼梯上下来，老是下意识地用手去捂住脸，我看了就觉得好笑。
后来准新娘也到了重庆，讲礼数，要走亲戚，有天就到丁家花园来看我们。她随身带着个小镜子，一路走来，拿出来照，整整头发什么的。镜子有反光，那一带有树林子，老远就能看见，一闪一闪的，当地人见了，怀疑是有特务在给日本人发信号，让飞机来轰炸，就报告了。国民党那时没有居委会之类，但重庆也有一层一层的组织的，结果根据报告人说的线索，一路就追到丁家花园。盘问起来，原来是镜子惹的祸。
这个汪之敬后来和安延浚离婚了，说起来是另一个farce，不过是后话了。
在丁家花园
到了重庆以后，跟着家人一起过，生活条件与在昆明时比起来，好得太多了。虽然和天津不能比，重庆比昆明还是现代一些。昆明都是用火油灯，重庆有电灯，不过有的地方有电，有的地方没电，晚上可以看到有电的人家亮一些，没电的地方就显得昏暗。后来在中大，大家都备着火油灯，每天只有一段时间是有电的。
虽然吃穿住行都好多了，我的情绪却很糟糕，住在丁家花园时，一直很压抑。这点外人都看得出来。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好多年后写回忆文章，说到两家相处很好，她对我母亲印象尤其深。提到我，则说经常看到我哭泣。她记得没错，真是这样的。我的事虽然过去些时候了，家里总还觉得不光彩。我在昆明时寄过赵苡的照片给母亲，她说赵苡嘴角向下，一看就像赵瑞蕻，言下都是不高兴。等见到孩子了，却喜欢得不得了，那时杨宪益、杨敏如都还没孩子，孙辈的赵苡是头一个，她帮着我带，特别宠。但这是对孩子，对我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自己也觉得像家里的罪人。
母亲对赵瑞蕻印象不好，结婚又连个婚礼也没办，都让她觉得没面子。还有一条，是门不当户不对。在丁家花园那段时间，我整天在家里，她经常说着说着就数落我。有一次她绷着脸把一封信扔过来让我看，说，你看都写些什么？！——是一个红色的信封，赵瑞蕻的父亲写的，毛笔字挺漂亮，大意是小儿三生有幸，高攀府上什么什么的，还说打完仗之后，再补送彩礼，金项链、金戒指……母亲一直觉得这门亲门不当户不对的，看到一一列出来就更生气，说，那些东西我们都是赏下人的。
我在丁家花园是真正当家庭妇女了，整天忙着带孩子，跟着母亲学做家务。洗衣服，之前我不会用搓衣板，母亲教我，蒸包子什么的，都是那时候学的。一直闷在家里，哪儿都不去，心情不好。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回忆丁家花园的生活，写到当时的印象，说我不声不响的，神情忧郁不大见人，她还看到我暗自哭泣——的确是这样。罗久芳当时没多大，有这印象，也说明我的状况糟透了。
我不大见人，一是因为原本在家里我就是被忽略的，在天津一度被重视，是因为家里没别人，我姐在的话，家里的事都是她出面；二是我自惭形秽，羞于见人，整日就在下房里待着，不大露面。罗家伦当然见过，他太太更是常见，但我都是有点躲着的，没怎么说过话，以至于现在别人问起，我都说不出有什么印象。张沅长夫妇虽然搬到柏溪去了，周末、放假还是常到丁家花园来。记得有个中秋的晚上，我看院里放了桌子，上面有月饼什么的，原来是他们夫妇在拜月。
我是十一月到重庆的，大概过了两个月，赵瑞蕻来了。他是搭便车来的，当时交通不便，经常是通过熟人找到邮车、货车之类的，把人捎过来捎过去。他来之前并没有跟我商量好，急着辞了南菁中学的事赶过来，他是担心时间长了我们的关系会就此结束。
赵瑞蕻向我母亲提了一回出国留学的事，希望家里供他出去，他一直有这个想法。先是跟我说的，希望我跟母亲提。我不记得有没有提以及母亲有什么反应了，反正后来看没动静，他自己又提出来。母亲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赵瑞蕻对我母亲是有几分惧怕的，被拒绝了不敢有什么表示，跟我就不同了，气得直跳脚。他不在场时母亲跟我说，他要是出去念书，肯定就不要你了。我说，不要才好哩。其实即使愿意，这时家里也拿不出钱来了。
照父亲的遗嘱，我姐和我都有一万元钱作为嫁妆，这些钱，还有她自己的，母亲都交给了罗沛霖，让他拿去做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了。倒不是她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国民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也不很清楚，她只是觉得罗沛霖他们人都挺好的，干的都是正事，要支持。罗沛霖的上级是孙友余，也是交大出身，解放后做过一机部的副部长，张洁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和我姐一家经香港、上海、南京回天津，就是他安排的。母亲，还有我姐，告诉我来龙去脉是后来的事，事先我并不知情，不过就算和我商量，我也不会反对——我和我哥一样，都是不要遗产的。
在南开代课
赵瑞蕻到重庆后先是到一所中学教书，后来到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当助教。我记不大清楚是怎么去的，想来应该还是通过罗家伦介绍的。在丁家花园两家处得挺好，杨宪益又在中大，荐赵瑞蕻去，也算是一种照应吧。后来我去了南开中学代课，则是因为我姐在那里教书的缘故。
杨敏如天津中西女校毕业后保送燕京大学，进了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又考了研究生。她一直对古典文学有兴趣（我从念中西开始，一直喜欢的是外国文学，想念中文系是想当作家，感兴趣的是新文学），尤其喜欢旧体诗词，她和叶嘉莹都是顾随的学生。在重庆她开始找工作，结果就到南开教书了。
重庆的南开中学原来叫南渝中学，是张伯苓一九三六年办的，原先招的是本地学生，一九三八年后更名为南开中学，天津南开中学来渝的学生插到相应的年级继续念书。南开中学师资一直是很强的，那时又有不少中央大学的教师在那里兼课（都在沙坪坝，方便），就更强了。胡小石、唐圭璋、陶光，都在那里兼课。这种情况当时挺普遍，教师的收入太低了，不兼差简直没办法养家糊口。赵瑞蕻在中央大学当助教，范存忠也曾介绍他到中学去教英语。
南开中学在沙坪坝，学校分给杨敏如两间屋子。当时有个外语老师病休，需要教外语的人，我姐就把我介绍过去代课。杨敏如是编制内的教员，分了两间教工宿舍，母亲和她住一起，我是代课的，借给我一间仓库住着。这样我们一起搬离了小龙坎丁家花园，住到了津南村的南开宿舍。
因为是名校，师资力量强，许多名人的子女在这里就读。我代课的时候，冰心出现过好几次，她儿子是在南开念书的，担心学校的伙食不好，就在我母亲那儿搭伙，来接他回家时会在母亲屋里坐坐，说说话。因为看我带着小苡，她会告诉我该怎么育儿，很亲切的神态。八十年代我去看她，临走时她要送我一本书，签名时想了想，说，还是叫你“小友”吧。我都老太婆了，怎么“小友”？但当年在津南村的时候，我真是“小友”。那天聊了不少过去的事，她还记得。
也是在我代课的那段时间，王树藏又和我联系上了。我和陈蕴珍、王树藏“三人行”的那阵子，萧乾在香港《大公报》，他在那里追一个小姐，王树藏被搁在了一边。后来没追上，反正是树藏又要去香港和他会合了。树藏走的时候和我们告别，就像是要永别。按计划会合后她就要随萧乾去英国的。到处在打仗，谁知道会怎么样？但她去的时间不长又回来了，因为萧乾又有了人。回来后树藏人就有些变，不大爱说话。
她转去武汉大学读书，我送了条被子给她，她信中说是“重而不暖”。她是跟一个姓王的男生一起去的，我和萧珊都以为他们要成一对了，结果没有，她在武大与马钧武走到了一起。那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是地下党了。毕业后他们就加入在重庆的中共新华社。皖南事变后形势紧张，她找到了我，问能不能住我那儿一阵。上面说过的，这时学校借了间空的仓库给我带着赵苡住。王树藏要来住，我当然愿意，我们又可以谈心了嘛。但这事得通过姐姐他们的，毕竟我是他们介绍来的，而且虽说我单住，生活毕竟还是在一起，我又知道，王树藏和沛霖一样，是有点神秘性的，我就去问姐夫罗沛霖，没想到他绷着脸说，那怎么行？！一口就回绝了。我心里想，真是缺少人情味啊。王树藏是新华社的，当然是C.P.，罗沛霖老去曾家岩，他跟地下党有联系，我是知道的。后来想想，也许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只相信自己那条线上的人。大概也有纪律吧。
哥嫂
我到重庆很久以后，才见到杨宪益和戴乃迭。他们是在丁家花园结的婚，但在那里只住了很短一阵，很快他们就到了柏溪的中大分校，我到重庆时，他们已经去贵阳师范学院教书了。他们在中大待不下去，是因为口无遮拦，在学生面前批评国民党的专制，戴乃迭干脆就说“三青团”简直像纳粹盖世太保。中大是比较国民党化的，怀疑她是英国共产党间谍，新学期开始就不给她聘书了，杨宪益一怒干脆辞职。后来他们便去了贵阳教书，但很快戴乃迭怀孕，去了成都她母亲那里生孩子（她父亲戴乐仁是教会的，后来为工合组织工作，一直在中国，她母亲也来到中国，在成都教会学校教书），杨宪益待学期结束也去了成都。
在津南村，有天晚上他们突然出现了，那天下着雨，我还记得戴乃迭穿得破破烂烂的，抱着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杨烨，用自己的衣服裹着，很狼狈。那是杨宪益出国留学后我们兄妹头一次见面。母亲的高兴是不用说的，看他们那样子，心疼，我姐那段时间正在织毛衣，母亲让她熬夜给织出来，杨敏如就笑说，孙子来了，不得了了。那毛衣是红色的，套头的，从天津带过来的毛线，挺精贵的。母亲逗赵苡，说打好了就给她穿。结果赵苡发现穿杨烨身上了。恰好那晚上，她头一次一个人睡（原来都是跟母亲睡的），结果当天晚上就尿床了。我母亲说，看见毛衣没给她穿，生气了。这么点大，太有心眼了。大家都当笑话说。
一九三四年杨宪益出国，到这时已有八年了。我看他不觉得有多大变化，毕竟他走时已是大人，在我眼中更是如此，他应该看我变化比较大，那时我还是初中生，现在不光结了婚，还有了孩子。
戴乃迭和我同岁，性格比较内向，脾气特别好，很听话的。母亲还是老规矩，觉得儿媳就应该如何如何。比如他们结婚时，内衣裤要乃迭自己做，要做中式的小裤褂（母亲当时觉得奇怪，杨宪益出国时就有自己的睡衣，乃迭怎么会没有呢），乃迭就做。我们缝衣服都是从左向右，她是反着来的，看着别扭，母亲说，怎么这样呢？后来做出来，母亲看了觉得针脚太粗，又不匀，说不像话，让拆了重做。戴乃迭就乖乖重来，对我母亲真是蛮顺从的。母亲教她待人接物，有客来了端茶递水的，得两只手捧着递出去，客人落座了自己才能坐下来，她都照着做，虽然动作不那么熟练，有时显得笨拙。
戴乃迭人还特别朴素，穿着什么的一点不讲究，统共也没多少衣服。有张她和杨宪益的合影，她穿一件大衣，挺神气的，其实主要是她身材高挑，长得漂亮，那件大衣不是新的，已有点旧了，也就那么一件。婚礼后那阵子，不断有客上门道喜，杨敏如是这边的习惯，又讲究礼数，还要强（姨太太生的，不能让人比下去），不断地换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这皮子的，那皮子的。两对新人，因为都以丁家花园为新房，自然一起出来见客，母亲说，戴乃迭也不换装，就那身旧呢子大衣。
来重庆后，杨宪益起初在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分给他们一间宿舍，图书馆和南开中学挨着，还借了南开中学的房子，母亲是希望他们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样一家人就在一起了。有段时间的确是这样，晚上杨宪益他们就到母亲处来吃饭。但杨宪益有点不乐意，母亲规矩大，我姐脾气大，晚年我姐自己反省过，说当年对乃迭有点态度生硬。后来梁实秋拉杨宪益去国立编译馆，他就去了，当然是他更适合那里，但他自己过更自由多少也算个原因。
国立编译馆在北碚，离母亲、我姐她们就远了。一度母亲想帮我哥管家，保姆丁妈就是她找来的。母亲管家管惯了，觉得戴乃迭完全不会过日子，经常要指点她。有次她教丁妈怎么擦地板，大概是觉得戴乃迭教保姆的不对。乃迭不高兴了，说：“It's my family.”。意思是，这是我家。她在母亲那儿都听母亲的，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她是主人。她和母亲并没有起冲突，但就此有了隔阂。母亲总觉得这是乃迭下逐客令了。大概只过了一星期，她就让人捎话让我姐接她回去了。
做回了学生
我在南开代课，教的是初一的英语。我和学生相处得很好，他们挺喜欢我，还起了个外号“小白豆”，当面当然不这么叫，叫我“小杨先生”（我姐是“杨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停了，新学期开学，没再给我聘书。教务长跟我母亲解释：南开的教师都是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在这里只能是代课，现在有正式教职的人来了，就得让人家上课。等我拿到了大学文凭，就可以正式聘我。
如果还能代课，我会不会再不念书了，真的很难说，我真的是无所谓的。那事对母亲却是个刺激，她让我回学校念书，给她争气（她最喜欢的说法是“做脸”），孩子她帮我带。我不可能回联大复学，重庆的学校，中央大学是最好的，于是就决定到那里借读。据说现在没这回事了，当时是可以的，各校的学分是互相承认的，在中大修满了学分，可以拿联大的文凭。
虽然是借读，也是要通过考试的，考试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并不对外，就十几个人，都是要借读的，考试很简单，是范存忠先生监考，他是中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我那时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在休学一年多以后，我又做回了学生。代课时我住在津南村，到中大借读后自然搬到学校去，重新过集体宿舍的生活。借读的两年，赵瑞蕻在柏溪，我住校，赵苡在津南村由母亲带着，中大和南开中学虽然都在沙坪坝，走路过去二十分钟的样子，但我一般是不回去的，除非周末，不然就是吃了晚饭再回去，所以仿佛一家人在三个地方。
沙坪坝就在嘉陵江边上，有个码头，叫“中渡口”，从那里坐船可以到柏溪，再往上还可以到北碚。我后来到北碚的兼善中学教过书（杨宪益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就在北碚），现在回想起来，在重庆五年，城里没去过几次，沙坪坝、柏溪、北碚都是郊外，而且都挨着嘉陵江。中大在沙坪坝，分校在柏溪，学校是有校船的，不然教师两边上课就太不方便了。中文系的罗根泽教授家在柏溪，要到沙坪坝来上课，就是坐船。校车好像是没有的，如果要从沙坪坝坐车去柏溪，得先坐长途车到城里，再转坐到柏溪的车，绕远，反而麻烦。
校船是木船，走得很慢，从柏溪下来是顺水，快一些，从沙坪坝过去是逆水，要两三个小时，有的地方行船艰难，岸上就有纤夫出现。他们待在岸边等活儿，船上有人招呼了，就把纤绳在船上绑定了，弓下身拉纤，身体几乎要贴到地上。到北碚就是机器的船了，沿着水有几个地方停靠，岸边很简陋的码头。校船是免费的，到北碚的船就要买票了。
虽然有校船，柏溪我是不大去的。津南村就在沙坪坝，虽然离中大所在的松林坡有点远，相对说来，我回去的还是比较多，基本是每个周末都回去看赵苡。毕业后除了短暂地住过北碚和柏溪中大赵瑞蕻的宿舍，我都是住在津南村，和我母亲在一起。算起来，就是宿舍和津南村住得久。
我姐家里很热闹，她好客，又有母亲帮着张罗，我回去时常遇见客人，大都是来唱昆曲的。常来的有胡小石、吴伯匋、陶光、陶强。他们当中，陶光是年轻的，三十来岁，长得有点像演电影的陶金。因为是平辈，我和他比较熟。他是清华出身，在西南联大当过助教、讲师，后来云南大学聘了他。他在重庆应该是在中大教书。陶光是单身，据说在追“四小姐”（张充和），也有说张喜欢他的。
他常来我姐家唱昆曲，据说得到过红豆馆主溥侗亲授，嗓子又亮，唱昆曲数一数二的，有些曲目，俞振飞都唱不过他。但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只知他能唱，这几年才晓得圈内这么说他。我跟他熟，是那时经常一起散步，他替我抱着赵苡，边走边说话，什么都说。母亲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老观念，总觉得男女单独相处要不得，以为这下糟糕了，我要和陶光好了，我是结过婚的人，有婚外情怎么得了？只要与异性有单独接触，她就操心，怀疑来怀疑去的，真要像她想象的，我也不知和多少人好过了。
陶光后来娶了一个滇剧名伶，人称“滇剧皇后”的。到那时，“戏子”还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任教的学校将他解聘，多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夫妻两人就到台湾去了。在那边还是教书，又被解聘了，生活没着落，据说最后是“冻饿而死”——台湾那边热，冻也冻不死人，但据说真的到最后粥也喝不上了，很惨。我想他要是不去台湾，恐怕不会那么惨。
新的生活
我进中大前后，有两个惨剧。在我进来的头一天，发生了一个枪击案。起因是有个男生爱上一个女同学，给她写情书，女生把信给同学看了，事情就传出去。男生起哄，笑话他，冲动之下他就杀人。行凶是在跑警报的时候，警报解除之前，谁也不能动，必须待在原地的，那女生躺在那儿，流着血，等敌机走了，同学急忙抬着送医院，因失血过多，已经救不过来了。那个男生行凶后就自杀，也被抬到医院抢救，倒救过来了。事情过去不久，我进校时老有人谈论。
另一个惨剧出在马一思身上。她是地质系的，即将毕业。我只见过她一面，就留下极好的印象。我刚搬进松林坡宿舍时，中大的女生还是各个系混着住的，马一思和外文系的文广莹是上下铺。我一时没床位，马一思第二天就要出发去做毕业前最后的地质考察，她就很热心地让我睡她的床，说话很亲切，像大姐姐一样。我还记得她的样子，戴一副眼镜，衣着非常朴素。
她是和未婚夫还有另外一个男同学一起去的贵州，采集了许多地质标本。去时带了两个空箱子，用来装运这些石头。太沉了，他们自己是弄不动的，就雇了几个挑夫。不想挑夫以为箱子里装着珠宝，起了歹念，走到花溪那一带打劫了他们。原来是要劫财，结果发现箱子里只是些石头。挑夫大怒，把她未婚夫捆在树上，轮奸了马一思。她未婚夫再没确切消息了，只知道死得很惨。另一个男生跑回来了，后来我们知道的，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这事在学校里传开，大家都很震动，尤其是女生。我也很震惊，不由得想起在昆明那次和赵瑞蕻在坟地上被人敲诈的事，有点后怕。
隔了一年多，重新回课堂念书，据说有人会不适应，我一点都没有。重新过宿舍的集体生活，和很多同学在一起，我还有点兴奋，之前的压抑心情反而没了。再去吃“贷金饭”，当然比家里苦，但这算什么呢？带孩子，做家务，加上母亲时常数落，真是憋闷得很。
复学不久，三年级同学从沙坪坝步行到柏溪分校去和一年级同学联欢，我也参加了，那么远的路，拉练似的，要走好几个钟头，同学马大任他们还在路上用粉笔留下标记，让后面的人不至于迷路。前面说过，沙坪坝到柏溪之间是有校船的，那次并没有坐。顺着嘉陵江边走，山间小径那样的路，都不能两人并行，高高低低的，挺累人，当天没回来，就住在了柏溪。我们和新生一起唱歌，晚饭我们是带了馒头去分享的，也是一种表示——当时馒头就算好东西了。走去又走回，人很乏，但我真的是有一种轻松感，像是又回到了我熟悉的生活。
当然，要完全回到初到昆明时那样的状态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读中西时的无忧无虑。而且中大和联大也不大一样。
中大与联大
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国内最有名的大学之一了，虽然不像联大那样人才济济，地位也是很高的。我从联大过来，有意无意间就会对两校做个比较。最明显的差别不在师资（中大的名师也很多的），在不同的氛围。联大宽松自由，教师各说各的，没什么禁忌，学生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想怎样就怎样。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国民党那一套没什么市场，前面说过的，靠拢国民党、“三青团”的人，在同学间往往被嘲笑。中大有“党义课”，必修的，不修就毕不了业，这在联大简直难以想象。
我后来就因为没“党义课”的成绩，差点毕不了业。是到快毕业的时候了，各门成绩统计出来，忽然发现“党义”那门没我的成绩。教务处的人把我叫了去问话，我说，联大没这课，他说，“党义”怎么能没有呢？！好像这课是天经地义必须有的，联大是乱弹琴。他就说这是必修课，没修过不能毕业！口气很凶。我一听急了，就去找系主任范存忠先生。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联大没这门课啊。在中大，这课大概不是一年级就是二年级上的，我过来借读，是从三年级上起，怎么会有成绩呢？范先生一听就明白了，领着我一起去了教务处。教务处的人见范先生出面，态度当然不一样了。范先生让我在外面等着，他进去和教务处的人商量。一会儿出来，告诉我有了个变通的办法：叫我修一门“契约法”，有个成绩，就算过关。
“契约法”是工学院开的一门必修课，大概是教人以后接工程怎么签合同之类，我哪有兴趣？也听不懂啊。结果只是第一次上课把听课证交上去，算挂了号，以后就不去了，结束时是开卷考试，借个笔记抄抄就完了。老实说抄得对不对我心里都没数，好在任课老师知道我就是要个分数，也不跟我较真。后来毕业时我的成绩单上就有了“党义”一栏，把“契约法”的成绩填在了下面。
除了“党义课”，还有一样，也是联大没有的：中大每天早上都要吹号，就像是部队的起床号。早上我们互相打趣，大声唱“太阳光光，喊猪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我在联大自在惯了，到中大不大习惯。比起来中大学生循规蹈矩多了，看上去也比联大学生更用功。我在联大养成的习惯，爱泡茶馆（去图书馆要占位子，麻烦），在茶馆里看书写作业聊天，这在联大学生当中挺普遍的，中大学生不这样。说起来重庆茶馆也挺多的，只是和昆明的有点不一样：昆明茶馆里是凳子，重庆的经常是竹子做的躺椅，原本都是很随意的，重庆茶馆因里面会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样，气氛就有些不同。松林坡地方比较偏，茶馆不多，我常去的是中渡口的那家，就对着嘉陵江，经过的人多些，看我老坐那儿喝茶看书，写诗写信什么的，有点奇怪，似乎也不以为然，好像泡茶馆就不像个用功的样子。似乎还觉得，这样考试怎么能过呢？——对了，他们也比联大学生在乎成绩和考试。
关于考试，有件事对我刺激蛮大的。有段时间，同学中对我有些议论，觉得我老泡茶馆，考试是过不了关的，有一次甚至告到系主任范存忠先生那里去，怀疑打字员周佩珍把考试题泄露给我了，要不然怎么快考试了还优哉游哉的，还天天和周佩珍在一起？
周佩珍是我中西时的同学，低我一班，她没考大学，好像中西也没毕业，这时在中大外文系的打字室里做事。中西的同学在重庆遇上，自然格外地亲。（吴华英、桂慧君她们从成都华西坝毕业后到重庆工作，一到就跑到沙坪坝来看我，我跟她们坐车去城里玩，和她们一起住招待所，晚上把三张床拼一块儿，通铺似的，联床夜话，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我几乎每天下了课都会到周佩珍那儿去，等她下班了，就一起去喝茶（吃小馆吃不起），聊天，无非是聊中西的事，还有各自生活上的事。她那时正和段祺瑞家的公子谈恋爱，两人都是“左”倾的，约好了要去延安，分头去，在那儿会合——那时候说要去延安的年轻人真是不少，就算最后没去，也动过念头。
我们的考卷都是在打字室打印出来的，也许会经过她的手，但我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利用这层关系——以我们在中西受的教育，这种事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有人告上去，范先生自然要过问，把我叫去，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和周之间的同学关系，泄题的事绝对没有。范先生最后的处理也有意思，他把原来的卷子废掉了，重新出了张卷。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倒是对中大的氛围添了点不满。要说有一份内疚的话，那就是对周佩珍：学校大概是要避嫌，图省事就把她辞了。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去延安，她被辞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高干子弟”
就连舍监，中大的与联大的似乎也不一样。我在一九三八年到联大时，我们的女舍监陈仪女士是燕京家政系（要不就是社会学系）毕业的，对女生嘘寒问暖，唯恐我们因为生活艰苦而想家。中大的女舍监姓王，是国民党党员，命令多，关心少，也许她重视的是女生的思想方面的事。有一次她指挥宿舍里的人搞大扫除，这当然属于生活的事了，却是因为蒋介石要来视察。
中大还有一样，是“党国要员”的子女多，有个词现在好像不大听说起了，叫“高干子弟”，指的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解放后不说“高官”，都说“高干”。照这说法，中大的高干子弟一抓一大把。和我一个宿舍的就有陈布雷的两个女儿（陈鲡儿和陈琏）、陶希圣的独女（陶琴薰）、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的女儿（俞筱钧）、上海申新纱厂的荣德生家的荣墨珍，还有军界泰斗蒋百里的女儿蒋和（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妹妹），等等。她们是地地道道的“官二代”“富二代”，不过接触下来，都还平易近人，没有哪个是搞特殊的。
她们在学校的生活和我们大家一样，似乎比我更用功读书，也不张扬，丝毫不会给人“高人一等”的感觉。她们也得和我们一样，天天吃“贷金饭”，天天在洗脸水中转圈“打矾”。只有到了星期六她们才回家改善生活，那是她们自己的事，到了星期日下午或星期一大清早又匆匆回来按时上课了。陈琏有一两次用搪瓷盖杯带来家里炼好的放了盐的猪油，吃中饭时她用筷子不声不响地往我们每个人的饭碗里塞一筷子猪油，一下子就分光了。
还听说过一个趣闻，属于高层人物生活的花絮，是俞家女公子星期一从家里返校后晚上聊起的，其实她也是听家里人当笑话说。说是Madame（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前几天和“委员长”闹别扭。有天晚上“委员长”刚要进卧室，夫人大概正在换鞋，赶上情绪不好，一气便把脱下的一只高跟鞋朝着“委员长”扔过去，把她的Darling（夫人习惯如此称呼她丈夫）吓了一跳，赶快向夫人赔不是，这一掷，夫人的气也消了。那时候闲聊这些也不犯法，只是觉得有趣而已。
中大和联大，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一样的艰苦。我们的女生宿舍坐落在中大宿舍区松林坡上，有点像现在火车上的硬卧，两边上下铺。这是比方，当然是两码子事。只记得我住的那个宿舍在高坡上，远看有个窄窄的木门永远开着。进去只是用一道道糊纸的竹笆墙隔开没门的小间。每小间有四张上下铺的木床相对，中间一个拼起来的长条桌，上面放着各自的火油灯、梳洗用具和书本等。家具和联大的差不多，都没上过油漆，总的说来比联大宿舍条件好些，却更挤些，一个大宿舍可以住进好几十个女生。记得有一天碰上俞家和荣家的几个公子哥儿来看他们的亲戚，走进宿舍中间窄小的过道两边看看，用英语嘲笑道：“Just like a stable！”。（就像个马厩！）我正好听到，心里大为反感，差一点骂出一句：“Go to the devil！”。（见鬼去吧！）
我们的生活用水在今天不可想象。每个大宿舍外面都另外盖了一大间空屋，里面有几只马桶，还有两个极大的水缸。用水是校工从下面嘉陵江边挑上来的，水是浑的，那时大家也没有什么怕污染的环保意识，但我们必须用从小店里买来的明矾块每天早晚在洗脸水里转圈“打矾”，让泥沙沉淀，隔个时辰再把上面清水倒在另一只空脸盆里，这才能漱口洗脸，然后把那些泥沙往宿舍门外一泼，这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
陈嘉先生
在联大我不是好学生，在中大也还是不用功。我只对我喜欢的课程感兴趣，不喜欢的课完全听不进去，只要能pass就行了。范存忠先生教我们语言史，一学期下来，我也没搞明白Linguistics说的是什么。有一次课上让我回答问题，我整个答不上来。他叫我Mrs.Zhao，当我是赵瑞蕻的太太，赵虽是学生辈，毕竟现在也是助教，算同事了，和学生不同，所以对我还是有点客气的。见我答不上来，摆摆手就让坐下。以后再没叫我回答过问题。范先生是我的恩师，对我很好，许多麻烦都是他帮我解决的，他也不是课讲得不好，没办法，我对语言学就是不感兴趣。
楼光来给我们上过名著选读课，论内容还是有意思的，但他的教法我不喜欢。他总是一句一句地讲解，虽是外文出身，他身上有夫子气，学生背后叫他“楼老夫子”，我觉得文章拆开了讲没意思。
我喜欢的是陈嘉的课。他讲课很生动，音色好，喜欢朗读，声情并茂的，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课时往往自己就先陶醉了。印象里他和范先生课上都是只说英语的。
老师里我接触最多的就是陈嘉，这多少也和我是联大的借读生有点关系，他就是从联大转过来的，我们都对中大的一套不大适应。他是耶鲁的博士，回国后先是和黄友葵在浙大教书，后来到联大。黄友葵是他的太太，在美国学声乐，是中国第一位花腔女高音。后来她到重庆国立音乐院任声乐系主任，陈先生就转到中大来了，他们夫妇可以说是妇“唱”夫随。国立音乐院在青木关，他们的家就安在那里，陈先生周末回去，周一再赶到沙坪坝来上课。青木关离沙坪坝很远，要坐长途车，中间还要转车，走不少的路。来来去去，要赶时间，很辛苦。那时的车没法计算时间的，转来转去，就更没法保证，有好几回他都迟到了。
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有课，陈先生又来迟了，马大任调皮，说陈先生肯定是赶不过来了，散了吧。我们正要走，看见陈先生急急忙忙来了。大冬天，挺冷的，他鼻子冻得红红的，一件薄呢长大衣，大概是乘汽车时让人踩到下摆，撕坏了，挂下一块，狼狈极了。曹惇、马大任大声嚷：“You are late，Carl！”。他连声说：“Sorry！Sorry！！”。
我们都叫他Carl，他挺随和，待学生很亲切，所以学生才敢和他开玩笑。换了楼老夫子或是范先生，恐怕就不敢这么随便。学生都爱往他那儿跑，像曹惇，就把自己写的英文诗拿给他看，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喜欢找他。他在石门村有一间宿舍，不是周末他都在那里，课后我们就找上门去，问问题，也聊天。有时候是几个人一起去，有时是一个人去，他都欢迎。我还记得有次我是一个人去的，正说着话，停电了，房间里一下变得漆黑，黑暗中见他摆摆手说，没关系，而后摸索着找出一支蜡烛点上，接着说话。
我去他那儿，多半都是拿翻译的诗向他请教，让他给我改。中大四年级有门课，陈嘉开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与散文”，讲了一些诗人，比如勃朗宁、勃朗宁夫人。我喜欢上了，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勃朗宁（指导老师是柳无忌，也没怎么当面指导过，写完交上去他给个成绩就完了）。喜欢上他们的诗也和他们的故事有关——在天津时看过传记片《闺怨》，讲的就是他们的恋情，伊丽莎白原本是瘫痪在床的，勃朗宁欣赏她的诗，和她通信，有天突然登门拜访，二人一见如故，互生好感，爱上对方，伊丽莎白重新对生活有了希望，腿病居然好了，爱情创造的奇迹呀。当时看了很激动，好朋友之间谈论，现在读两人的诗，有特别的感觉。
因为喜欢，我就自己翻着玩儿。陈嘉并没让我们翻译，事实上他是不大赞成翻译诗歌的，说翻不好就成了literature persecution——这是他说到译诗时喜欢用的词。头次听到时我还怪不舒服：怎么这么说，难听死了。不过我拿自己翻的诗去向他请教，我说，陈先生，你在课上讲的，我给译出来了，他也和我讨论，帮我改。我的翻译他大概觉得还可以，说你这不算literaturepersecution。我就有点得意。
二〇一二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和我译的一些短诗，书名叫《兄妹译诗》。里面我译的部分就是那段时间译的。那本集子就是把我们各自译的合到一起出一下，我们各人译各人的，并没有商量选什么、怎么译之类的问题，事实上那时我译诗，杨宪益都未必知道。倒是多少年后我们译的诗放到一起，挺有趣的，也算一种纪念。我译诗就像我写诗一样，纯粹是自娱自乐，没想到过发表的事，只有一首拜伦的《锡隆的囚徒》，在巴金、靳以编的一个杂志上登过，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是让我挣点稿费吧，杂志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
重逢
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在沙坪坝。不是在松林坡，就是到津南村去看孩子。城里太远了，去一趟不容易。真是难得一去。到重庆好长时间了，我也没见到巴金、陈蕴珍，和他们联系，都是通信。
我去看巴金、陈蕴珍，是到中大借读以后了。他们的住处是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起的，其实一共也没多大，破旧的老楼，他们住楼上，楼下就算出版社办公的地方。我去了，巴金就到楼下，点着火油灯通宵写作，上面让给我和陈蕴珍，我们聊天到很迟。我还记得陈蕴珍那天穿旗袍给我们看，应该是她当新娘子的礼服，粉红色的，里面衬着纱，是从拍卖行里买来的，旗袍要配高跟鞋，她在楼上换好了下来，那样的房子，都是扶梯，穿着高跟鞋怎么走？只能倒着走。看她小心翼翼探着脚往下下，我们都乐坏了。
还有一次我和赵瑞蕻进城，当然去看他们，陈蕴珍告诉我，穆旦从缅甸回来，刚到重庆，在航空公司找了个工作。晚上约好了见面，到时候等好久了，他还不出现，陈蕴珍抱怨，这个穆旦，说好了的，怎么回事？而后就跑出去找，在一个小酒馆里找着了，领回来。我猜他还是因为在联大与赵瑞蕻绝交过，想避而不见。那天晚上赵瑞蕻有什么事不在，见面之后，他不说话，我也没话，挺尴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陈蕴珍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