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陈蕴珍、穆旦，还有我和赵瑞蕻，约好了到冠生园吃点心、喝咖啡，现在也想不起聊什么了，反正坐到一起，穆旦和赵瑞蕻就算是和好了。有意思的是，结束之后要付钱了，穆旦发现外套落在办公室了，钱包在外套兜里。赵瑞蕻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也没摸出钱来。陈蕴珍就嚷，真滑稽，你们两个男士怎么好意思让我们两个女的掏钱？静如，我们不管，看他们怎么办！后来还是穆旦跑回办公室取了钱来付账，好在他办公室就在附近。
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
那次和好了之后，我们和穆旦就有了来往。我和穆旦在昆明时不算生疏，但来往是不多的，没想到在重庆那段时间关系近了很多，成了知己朋友。有次进城看戏，陶琴薰在国际文艺宣传处找了个宿舍，晚上住了一宿。当时穆旦正在那里受训，我想起了这茬子事，第二天早上离开时给他留了个条“Good morning！”，是和他开玩笑，表示我到此一游，知道他在这里。
穆旦来过沙坪坝几次，说是找陆智常，其实也是为了找我聊天。陆智常是穆旦好朋友的弟弟，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南开中学在津南村，也属沙坪坝的，他对我就像老大哥一样，虽然我已结婚有孩子了，他还是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我。穆旦从城里来，交通不便，每次都是住陆智常那儿。在外面逛，或是坐茶馆，我们都是三人一道。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看日落，看江景，聊各种话题，从自然风景说到南方人北方人，随意地聊。我和赵瑞蕻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聊天的。
只有最后一次，穆旦不在航空公司干，要到别处去了，来沙坪坝告个别，陆智常找个借口避开了，让穆旦一个人来找我。那天我是有课的，也并不知他要来，下了课就见他在松林坡下面，同行的同学有人就朝我使眼色，说有人在等你哩。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说话。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的小茶馆里，对面就是盘溪，我们看着对面的景，聊了很久。聊诗，我把我写的诗给他看的，请他提意见，他指出了一些毛病，但看我悲观兮兮的，还是鼓励的吧。那天是穆旦的生日，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的，分手了，何时再能见面，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而且我已结婚有了孩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连这些话都说开了。说开了倒也轻松，当然也有点难过，穆旦说，就当今天晚上是个梦吧。我们拥抱了一下，算最后的告别。以后就不再来往了。不是当面，就是在信里，穆旦半真半假地说过，我们的关系“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我也是这么觉得，他说得很对。
我在联大时似乎没跟穆旦通过信，只有他托张定华带给我，而我未看的一次是例外，在重庆我们倒开始通信了。我们都是很看重也特别需要友谊，需要倾谈的人，在信里什么都说，穆旦就说了他不少苦恼，包括爱情上的挫折。有一封信里就说到他的失败感，说最后都是女友主动离开他的。他那封信我手里已经没了，只记得里面说他失恋后一个人孤零零在房间里，扑倒在冰冷的床上。信上没说名字，但我想应该是指曾淑昭。他和曾淑昭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曾后来嫁给了胡适的儿子胡祖望。胡祖望我在昆明时遇到过，他也是联大的，好像学的是工科。那时候同学之间很容易遇到，因为经常互相串门。
九几年，有一天译林出版社在新华书店搞签名售书，文洁若签她和萧乾译的《尤利西斯》，我签《呼啸山庄》，还有一个人签《复活》，等我签名的队里有个年纪很大的，前面还有十几个人，赵蘅看见了过意不去，就过去和他说话，他说和我过去是朋友，叫陆智常。赵蘅赶紧引他过来，告诉我，我很激动，真想拥抱他。我离开重庆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当即就约好了，第二天他到我家来。第二天我在北京西路11路车站等他，总也等不到，我等着他是想在外面找个地方坐坐，因说过去的事不免就会说到穆旦，我怕赵瑞蕻误会。等了足有半小时，只好回去了，那时倒是有电话了，但我们还没手机呀。没想到他已在我家里坐着，和赵瑞蕻说话哩。原来他是在鼓楼下的车，见不到我，就自己摸来了。后来我送他去车站，车站离我家很近，也没说上多少话，天已晚，总想着联系上了，以后话旧的时间有的是。他上车后我往家走，就想起沙坪坝的事。穆旦来，我们都是在街上会面，中央大学在郊外，我回去要经过没人的地方，荒得很，也没路灯，一片黑，每次都是他提着灯送我回去。没想到那次之后，我和陆智常再没见过面。通过电话的，每年也都接到贺年片。年纪大了，动一动都是大动干戈的事。到后来，贺年片也没有了。
换校长风波
我刚到中大借读时，校长是顾孟余，他是继罗家伦之后被派到中大当校长的，当了没几年，忽然提出要辞职。这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我刚开始读大四下学期，因迷上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正跟柳无忌先生做勃朗宁的论文，有天听说学生罢课了，起因正是顾孟余辞职。学生发起挽留，也是反对派有国民党色彩的官员来当校长。顾孟余辞职，据说是蒋介石有次把重庆各大学的校长招去训话，其他校长恭恭敬敬去受训，唯独顾孟余仅派了训导长周鸿经出席，蒋很不满，指桑骂槐一顿斥责，顾听说了很生气，就以辞职表示不满。他是主张“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的，而中大师生中早就传国民党想渗透到学校，要派CC派的人物来当校长。于是校园内掀起了一场“挽留校长风波”。由学生自治会发起，全体学生集体罢课，徒步往歌乐山林园，向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请愿，要求挽留顾校长，拒绝政府另派新校长。学生究竟对顾孟余有多少好感，其实难说，但他们认定顾是个读书人，要是派来一个有CC背景的，学校党化教育的味道就要浓重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呼喊的口号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
政治上的事情我从来不懂，罢课游行请愿，我都没参加，虽然我对国民党一向是没好感的。远离这些事，多少也和陈嘉先生的叮嘱有关。中大学生罢课了，我就没法上课。开“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与散文”课的陈嘉教授也是从西南联大聘请过来的，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学完文学博士返国，我没课可上，就找他“研究”我译的勃朗宁的诗。他提醒我别掺和政治之类，少说话。他说：别忘了咱们是联大的，这里和联大不一样，复杂得很。还忽然一声长叹“Politics is very dirty！”，他说这话时的厌恶表情，我记得特别清楚。
说中大复杂，说政治“肮脏”，是指中大不像联大那么自由，党化色彩重，有特务，他对搞党务的人当然是看不起的，得小心，不要惹麻烦。另一方面，他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他觉得动机是好的，所以跟着一起游行，但到后来要烧房子什么的，就觉得不对了，他用了个英文词mob，就是暴民。到一半他就从胡同里溜走了。他跟我说罢课游行这类事，不要卷进去。我自己也有体会。一二·九运动那会儿，罢课游行，但领头的有些，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跑去滑冰了，这是什么事儿啊？后来我就不起劲了。
其实政治有多脏，我并没有多大体会。我是借读生，一向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圈外人自许，学潮使我没法上课，却不影响我读书译诗。只是好奇心重，一天我偶然走过学校的大礼堂，看到里面一些学生在聚会，台上有人讲话，台下稀稀拉拉的似乎都有点激动，就从边门进去听（那里是随便进出的），台上讲话的好像是学生会的领袖，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总之是号召罢课，反对派新校长吧，只记得他慷慨激昂的神气。过了一天路过大礼堂，碰巧又看见这种聚会，我又进去了，又是那个学生会主席在讲话，宣布“蒋委员长”要亲自担任中大“校长”了。例行公事的口气，一点不兴奋，没精打采的。大概没想到罢课会是这样的结果。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居然没看到台下有人鼓掌，那时也不时兴台上讲话的人带头鼓掌以暗示下面必须要跟着掌声雷动那种方式。反正我没看出有什么欢欣鼓舞的气氛，大家心照不宣：换这个“校长”谁能反对？过了几天也没听说有什么欢迎大会，要召集全校师生大会不容易，毕竟中大不是什么党校、军校，师生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两见“蒋校长”
蒋介石就这么成了我们的“校长”。我知道南大文学院前些年排过一出戏，《蒋公的面子》，挺轰动的，背景就是这事儿。蒋介石之前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那是他上台之前的事，之后还有没有出任过校长，我不知道。照说中央大学的人应该感到光荣了，实际上一点也不。我们真没觉得这是多有面子的事。学生中对国民党有好感的不多，连带着我们对蒋介石也没啥好感。同学间开玩笑，会自称“天子门生”——蒋是“校长”，广义上中大的学生都可以算他的学生，不就成“天子门生”了吗？现代社会，哪来什么“天子”？把他比皇帝，不是什么好词，这么说是带有讽刺性的。
他当了“校长”之后，我们也没感觉和之前有多大不一样。“德政”还是有一些的，比如，我们不用自己“打矾”了。有天大清早起来，大家照例准备头一件大事，就是各自用矾在脸盆里把浑水澄清了用，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变清亮了。一问才知道，前几天新“校长”视察时问了情况，发话了：怎么能让爱国学生日子过得如此艰苦？太不像话了！于是下令校工替学生“打矾”，我们从此用上了清水。
这么一说我才想起，那天之前“蒋校长”是到我们宿舍来过。当时我从宿舍出来，打算下松林坡去教室上课，正遇到这位新“校长”往坡上来，没戴帽子，穿黑披风，拿着手杖，面带笑容，后面跟着几个中大领导人，什么教务长、训导长之类，我没怎么停留，只顾忙着上课去了。我没太当回事，恐怕跟学校没把这事搞得多隆重有点关系，毕竟是民国了，不像过去大人物出行要“净街”，有一种如临大敌的紧张。再者同学中不少要员的子女，他们口中的蒋介石就是个平常人，没什么神秘感，见到了实在是无所谓的。
谁都知道这个“校长”是象征性的，不过蒋介石对中大真有那么点兴趣，至少他到过中大好多次，我知道的，单是宿舍食堂，就不下三四次。
“委员长”是号召搞“新生活运动”的，至于什么内容，似乎也没有强迫大家学习过，因此我也不清楚。当时流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念起来有节奏又押韵，就牢记到现在。这时“委员长”又变成了“校长”，有点“新生活”来临的意思。有两个有趣的内容，一个是宿舍里忽然搞起什么“卫生运动”来了。我因星期日总会到沙坪坝南开中学去看我的母亲、姐姐还有我的孩子，对于宿舍里的事从不关心。有天从那边回来，惊奇地发现我们宿舍大变样了，变得非常干净整洁，我们的脸盆、脚盆、漱口杯、饭碗等等都被搬到阁楼上去了，挂在床头的衣服等都不见了，想来是女舍监指挥几个宿舍的同学帮忙整理打扫的。那时已分系合住了，俞筱钧和荣墨珍已搬到另一“房间”，我看到她们房间里长桌上铺上了白色带花的桌布，还摆个花瓶，真有点像闺房。一打听原来是搞“卫生运动”，“校长”也视察过了。没两天我们宿舍那个破门上面挂了个很大的花篮，说是已被评为最好的卫生奖。王舍监通知我们去新开的辅食部领小白馒头，每个人好像发四个，算是奖品吧。真是皆大欢喜。
只是好景不长，还没等到门口花篮里的鲜花完全枯萎，“校长”在一个星期日突然“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校方，听说带了一两个人就迈进了我们的宿舍。女生在里面三三两两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衣服、袜子、鞋的，洗脚、洗头的，反正是趁礼拜天洗这洗那，阁楼上的衣物全搬下来了，堆得乱七八糟，“校长”突然进来，大家措手不及。他很窘，赶快退出。据说“校长大人生气了，从此不会再来”。我从南开回宿舍后听大家议论这事，只听一个女生道：“活该！我们还说他随便进女生宿舍不讲文明呢！”
这两次我都没赶上，我在场而又不是一瞥而过的，是他有次视察食堂。大概是想真实体验一下学生的伙食吧，他亲自在我们大食堂吃了一顿。记不得是中午还是傍晚了——学校食堂开饭早，吃完晚饭天也还亮着——我从食堂出来，左手拿着我的搪瓷饭碗，右手拿着竹筷，优哉游哉地走过来，忽然看到蒋介石从食堂的另一个门出来了，这次没穿黑披风，只穿中山装。学校各方领导鞍前马后地跟着，估计是不得已陪着他来品尝我们的饮食。后来就看见他钻进食堂附近那个用破砖、竹笆糊起来的小破屋——男厕所。有几个男生在厕所外等着看热闹，嘻嘻哈哈地笑着，大声说：“‘委员长’吃我们的伙食拉肚子啦！”
蒋介石出来走上了土堤，吃过饭的学生远远地望着他，我也混在围观的人群中，时不时地拿着筷子敲着我的饭碗边，像在敲着小锣等大人物出场。没人清场，我们远远对他行“注目礼”，也算是礼貌吧。有个食堂的四川伙夫，蹲在地上双手托着腮在傻看，就是南京人说的“望呆”，蒋介石走过来了，他也不站起来。中大教务长在“校长”身后着急得又使眼色，又用手指往上一挑一挑，示意要他站起来，可他不懂。“蒋校长”过来了，走到他跟前，用手杖指着，平和地说：“站起来！”可他根本不懂国语，何况蒋全是下江人口音，弄得伙夫不知所措，“校长”后面的侍从只好大声用四川话说：“站起来嘛！”
“蒋校长”的手杖等一会儿又用了一次，那时没走多远，又有一个男生吊儿郎当地站在稀稀朗朗的人群前面，穿的学生制服领口敞开，上面的扣子没扣上，“校长”就用手杖指着这男生的衣领说：“扣起来！”后来我们还以为那个伙夫和那个男生要倒霉了，但听说根本没事，只是留下个笑话而已。
这次食堂体验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有了前面提到过的辅食部，得卫生奖领小白馒头就是在那儿。辅食部就是改善伙食的地方，厨房设在食堂附近，富裕点的同学嫌伙食油水少，可以到厨房买个什么鱼香肉丝、菜脑壳炒回锅肉片、麻婆豆腐等等，这在四川就叫“打牙祭”，我们这些没吃饱的，偶尔也可以用馒头票到厨房买几个切面小馒头，那时真感觉这小馒头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看到男生用右手五个手指夹着三个，嘴里衔着一个，喜洋洋地从厨房走出来，左手还拿着一盆香喷喷的鱼香肉丝时，确实口水欲滴，因为我们属于吃“贷金饭”的流亡学生，“贷金饭”的钱国家从来没让还过，但那饭实在是吃不饱的，更不要说吃好了。
算起来两次见到“蒋校长”（事实上中大学生说到蒋介石，还是更习惯说“委员长”），都是非正式场合，特别是食堂那次，说起来还有点滑稽。本来还有次机会在正式场合听他讲话的——我指的是在毕业典礼上。我四四年毕业，蒋介石作为“校长”，恰好参加了那一届的毕业典礼。我在中大读了两年，拿到了学位，因为是借读，拿的学位还是联大的。就因为算联大的毕业生，中大的毕业典礼我也没去。那时我遇事就问陈嘉的意见，他说不用去，我就不去了。那一届的毕业典礼倒很隆重，因为蒋介石出席了——他作为中大的“校长”，挺当回事的。只是他当回事，学校的老师、学生似乎没当回事。蒋要来，学校当局肯定是郑重其事的，但教师、学生没人组织，爱去不去，结果去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害得蒋介石在台上等了半天。而且出席的人还在下面交头接耳，有说有笑的。仪式开始后，请蒋训话，我们外文系去的基本都是女生（男生都去给美军当翻译了），听他的方言腔国语就忍不住笑。蒋大概习惯了给部下训话，哪见过这样的？就很生气。他问台下：“你们像老师的样子吗？”台下没人搭腔，他又说：“我替你们回答——不像！”又问学生：“你们像学生的样子吗？”然后自己回答：“不像！”——显然是光火了。参加典礼的同学跟我描述当时的情形，模仿蒋的表情、口气，边说边笑，好玩死了。
顾诚之死
就在我毕业的那段时间，中大还出了件大事：化工系一个叫顾诚的学生，因为同学间玩枪走火，被打死了，结果就闹出了一场好大的风波。顾诚的姐姐孙致礼和我很熟（顾诚，要不就是孙致礼，跟母亲姓），出事前没几天她还请我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到她家里吃饭，她家在郊区，母亲知识妇女的模样，温文尔雅的。我不记得顾诚是否在场，但肯定是见过的，大男孩的样子，很阳光。据说他成绩好，人品也好，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
他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从军给美国人当翻译，复员时熟悉的一位美国军官送了一把勃朗宁手枪给他当作纪念。这把枪被他带到了中大宿舍，有次同室的另一个室友（好像是姓邱）摆弄这枪，正好顾诚从图书馆回来，准备拿了碗筷去食堂吃饭，邱吓唬他，举枪瞄准扣扳机，谁知里面是有子弹的，一声枪响，打中了顾诚的头部，当时人就没了。
这事是上法庭的，枪的主人和邱在法庭上都说，枪是顾自己要去玩而后出事的。有人说，邱原来没这么说，是枪的主人暗示他改口的。是不是自己玩枪走火判决就和邱走火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听说顾的家人原来也就算了，只因当事人强调顾诚是自己玩枪走火，像是想逃避责任，被激怒了。对这事同学间自然议论纷纷，但没什么人愿意上法庭做证，因为碍于同学的情面，那两人平时与顾诚关系不错的，大家都觉得一个已经不在了，就别让活着的同学太倒霉了。当时究竟怎么个情形，谁也说不清了。枪的主人和姓邱的总是有过失的，后来都被判了。我是后来有了赵苏之后，见他老是玩枪，想起这事，一下好像就能想象当时的情况：不就是男孩喜欢武器，枪的主人爱显摆，要炫耀，同学间玩来玩去的吗？至于最后是在谁手里走的火，事后想想，也没那么重要。最难接受的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好好的就没了。
不记得事情最后是怎么平息的，只记得顾诚的棺材堵在学校门口好几天，我偶尔去学校，就看见停放在那里，这么显眼，进出不可能不注意。大家对学校的不作为很不满。学校肯定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更愿意接受顾诚自己玩枪走火的说法，那样学校担的责任就小吧？人死为大，我们也觉得除了法院判决之外，学校不给任何处分说不过去。所以也有怀疑邱同学和枪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就像现在说的“李刚他爸”，这是最让人反感的）。民主墙上还有传单，指责学校当局允许枪支在校园里出现，绝对失职。从这点又说到学校有些身份特殊的人，为什么让他们出现？——我们都知道，这是指特务，国民党搞这一套，很不得人心。借这事，这种愤怒就发泄出来了。
活到百岁，见闻的人与事太多了，如果不是几年前老同学送我一本《纪念顾诚》的小册子，可能再不会想起这桩旧案。这小册子是顾诚的家人朋友编的，从那里面我才知道，那个姓邱的同学解放后到了东北，是从四川被招聘去的鞍钢，“镇反”时被逮捕，罪名是在中大读书时枪杀中共地下党员，判了三年。“中共地下党员”指的当然就是顾诚。顾诚是地下党的事，同学私下议论过，他姐姐孙致礼是地下党，我们是心里有数的，不过谁也没有把这事和地下党的身份联系起来，说姓邱的同学是在杀“中共地下党员”。不管站在哪一边，大家都认为那是个意外的事故，哪来的“枪杀”？真要是“枪杀”，也不会只判三年了。话说回来，邱姓同学要算运气不错了。最可惜的还是顾诚，那么年轻，莫名其妙就死了。
同学少年（一）：陶琴薰
前面说过，我在中大受过刺激，因为有同学告我的状。此外有联大在那儿比着，我对中大的氛围也不是很适应。但这也只是比较而言，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很多值得忆念的人和事，特别是很多同学。
告状的事是个例外，我和同学相处大都是挺好的，不少人还走得挺近。多少年过去，很多人已不在世，我活到这个年纪，知道许多人的后来的情况，就像故事知道结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脑子里会出现的，还是他们那时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她是陶希圣的女儿。虽然和我不同班（她比我低一班，小我两岁），我们倒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叫她“陶陶”，后来我女儿喊她“陶陶姨”，我们的子女之间现在还有来往，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据他说，他母亲跟他们说起过她和“静如阿姨”不少当年事。我和她，真是可以称为“闺密”的。
在中大，晚上她常拉我去吃碗湖北米粉，“贷金饭”吃不饱嘛。现在想来可笑，就是因为吃米粉的事，两人一度还生分了。同学许丽霞有次问我，你们吃来吃去的，都是谁给钱？我说多半是她。这是事实，我身上没钱的，和在昆明时完全两回事了。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许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陶说，谁付钱还不一样，分什么彼此，不过是我给的多些。许丽霞就跟我说，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许家里是教育部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她想象陶琴薰家也那样，其实陶希圣就一个女儿，很宠她的。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她再拉我，我就不肯去了。老是不肯去，她觉得奇怪，后来调整宿舍，不住一个屋，慢慢也就疏远了。不过有事她还经常想着我。
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戏剧春秋》，顺便领我去中央日报社见见她爸爸。陶希圣我早就知道，其一，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他执笔，其二，他是“高陶事件”的要角之一，后来脱离了汪精卫回到蒋这一边。我在联大时他曾在学校做报告，讲时事，听的人很多，据说会场挤满了人，我没去听，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他穿件长袍，没官架子，像个读书人。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之前跟她爸爸说过。
四五年我生赵蘅的时候，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那时沈苏儒（沈钧儒的堂弟）开始追她，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已经追她有一阵了，追得很厉害。她犯愁，问我该怎么办。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姓陈的已经工作了，在陶希圣手底下做事。我说，姓陈的绝对不行。其实我也没见过，听她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只是因为他给国民党做事，在我看来，那就是“吃党饭”的。
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第一个孩子满月时，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她也请了我。他们住在破布营，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请了五六桌，席上什么人都有，我只记得我那桌有当过“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饭店有一间休息室，保姆、小孩待在那儿，到时就从那儿抱出来，来到各个房间，一桌桌地让大家看，大家就敬酒。印象深的是吃过饭，陶希圣坐到休息室的沙发上，好多人围着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应该如何“应变”。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了，亲国民党的人很焦虑，我们那时想的却是，“天就要亮了”。记不得陶希圣说了些什么。
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就这样陶琴薰还是留在了大陆。陶希圣当然是想全家人一起走的，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了一段时间才开，为的就是带走她。但她拒绝了，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反国民党的，他显然是受堂兄的影响。解放后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家搬到了北京，我只有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那次，向中大老同学辞行，请何如、曹惇，还有琴薰几对夫妇吃饭，见过她一面，虽然他们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情绪倒还不错，等我从东德回来，就知道陶琴薰成了“右派”，沈苏儒本来也很危险的，因为深刻检查，逃过一劫。虽然通信不多，我们还保持了联系，“文革”一来就彻底中断了。七二年我哥哥杨宪益从监狱里放出来，我也被“解放”，到北京去探亲，向我哥打听沈苏儒，他刚从牢里出来，哪里知道？只是说，说不定已经死了。直到八几年我才打听到他们的情况，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
同学少年（二）：陈琏
中央大学有不少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除了陶琴薰之外，我比较熟悉的，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陈琏小名叫“怜儿”，“琏”是从“怜”来的。她出生后母亲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很痛心，迁怒到她，发狠要把她从楼上窗户扔下去摔死。是她姑妈拦着的，也不敢明着阻拦，只说周围都是官邸，弄得众人皆知不大好，不如我抱出去。后来就告诉陈布雷，已经扔嘉陵江里了，实际上当然是没扔，悄悄养着她。过了一段时间，陈气头过去，有点后悔了，姑妈才慢慢说出实情。陈琏生下来就没了母亲，还差一点被扔掉，当然可怜，小名就叫了“怜儿”。虽然我们同学时她早用了“陈琏”这个学名，我们平时还是“怜儿”“怜儿”地叫。她姐姐也在中大，小名叫“细儿”，和我们也熟。
陈琏上过西南联大，学地质，不过我在联大时和她不认识，是到中大借读后才认识的，因为同宿舍，接触就多。那时候赵苡才一岁多，刚断奶。天冷，没有厚袜子，脚冻得生冻疮，买不起毛线，细儿、怜儿从哪弄来了粗的纱线，两人连夜给织了一双袜子让她穿。
同学之间对达官贵人的子女（现在都是叫“官二代”吧）多少都是保持距离远着的，但陶琴薰、陈琏（还有她姐姐）是例外。陈布雷家教很严，她们姐妹没一点架子，生活也很朴素，像陈琏，好像永远一件蓝布旗袍，从来也不涂脂抹扮地打扮。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成地下党的，反正后来都晓得她夫妇两个不一般。她丈夫袁永熙是北大的，因为搞地下工作，在同学眼中有点神秘。后来就听说两人都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四七年我在南京街头遇到她，就在文昌桥那儿，又惊又喜，问她怎么出来的？她说是“夫人”说了话。“夫人”指的是宋美龄，不用解释的。是宋美龄跟蒋介石说，怎么能把他们抓起来呢？这像什么话？！我们一听说被捕入狱想到的都是酷刑啊，枪毙啊，连问她，在里面受苦了吗？她说没事，还笑嘻嘻地说，喝白稀饭，有油炸花生米吃。还有一次，是解放前夕，遇上了，她很兴奋，有几分神秘地说：“天快亮了。”
她出来后就去了国立编译馆，就是我哥那里，我干了一段时间就再没给我聘书的地方。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去看她，事先没打招呼，他们夫妇和别人约好了吃饭，正从家里往外走。我老远看见就喊“怜儿——”“陈琏——”。到一起她赶忙让我别这么喊，说她现在叫“陈璧如”了。快解放时她突然消失了，国立编译馆那边还打电话问过我，我哪知道呢？后来知道，是地下党安排，让她悄悄去北京了。
解放后她当然又叫回了“陈琏”。五十年代她在北京工作，共青团中央少儿部的部长，还有其他的什么头衔。领导干部嘛，我们同学和她就没什么来往了，慢慢地还是有了距离感：他（她）们是当官的。不要说我这样的，就是原来是地下党的那些同学，没当官的，和她也不怎么来往了。读书时同学中和她走得最近的应该要数孙致礼，也不大来往了。不是她自以为高人一等，是我们觉得地位悬殊了，往上凑没意思。
我们对蛮“左”的人也是远着，陈琏后来就蛮“左”的。但是同学熟人间还是会提起她，知道她的情况。从她工作的地方经过，会提一句“陈琏就在那大楼里上班”，却不会想起去找她聊天。五七年反右，袁永熙被打成了“右派”，陈琏和他离婚，孩子归她。（袁是“右派”，怎么抚养？也只能跟她。）从北京到了上海。是上面让她离的。组织上不都是让“划清界限”吗？她就去找周总理。都说周总理是阻止犯错的人离婚，保护家庭的，其实也不全是，要看对什么人。对陈琏，就让她离婚了。陈琏原本小辫子就不少，光是家庭出身，还有那次被抓怎么好好地出来，就让她说也说不清了，再有个“右派”丈夫，日子怎么过？
同学少年（三）：巫宁坤、何如
在联大时巫宁坤比我低一级，他念了一年多就报名当美军翻译去了。我们应该见过，互相知道，但不熟，没什么来往。要到“文革”以后我们才有来往，成为朋友。说起来，这还和何如有点关系。
何如是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的同学，班上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家境不是很好，学习特别用功，成绩特别好。范存忠先生很看重他，要他留校任教。当时班上很多男生报名到美军当翻译，他优哉游哉的，说范先生不叫他去，他要做学问。后来上面下令征调，外文系四年级男生统统去当翻译，范先生也没办法。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本就不想去的缘故，那段日子他对美国人的印象不太好，他对我说过，领工资时，美国人坐在那儿大模大样的，桌上放一把手枪。他觉得一起抗日嘛，美国人干吗还高人一等的样子？
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巫宁坤跟他性格不同，他是从联大自己报名去的。他觉得当翻译的那段日子很愉快，和美国人处得不错，而且工作出色，还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这也是他希望的。何如没想到留学，不光是因为对美国人的不好印象，更重要的是他要养家，家里靠他。
抗战胜利后何如想回中央大学，这时那个位子已经有人了，是曹惇，他们是好朋友，曹惇结了婚有孩子了，谁都要养家，不可能让给他。因为给美军当过翻译，他到南京后可以住在公教新村的房子，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去了励志社——其实就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他对政治完全没兴趣，只是找个饭碗而已，解放后当然这就成了“历史问题”，而且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在励志社他干的还是翻译的事，总干事黄仁霖很欣赏他，业务好嘛，再说他干事总是兢兢业业的。但他一点没往上爬的念头。他在励志社时我还到他那儿去过，也没觉得励志社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去是为了看集体婚礼，五十对新人在会堂举行仪式，男的都是穿西装，女的一概披婚纱。集体婚礼当时是新鲜事，至少我是没见过，听何如说有这事，就带着赵苡让他领着进去看热闹，好玩嘛。
后来国民党跑了，他又得找饭碗。有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店要他帮忙，是他在远征军时认识的人介绍的。时局变化太大，美国老板走了，让他和一个会计维持着。没多久酒店就被没收了，他要接受审查。幸运的是，五十年代初的北京大量要外语人才，他和方应旸、曹惇都被分配到北京去了，他感激得不得了。
在人民大学学习了一阵之后，他就被分到了中国作协主办的《译文》杂志当编辑。一九五六年我和赵瑞蕻要去东德教书，行前在北京和中大的老同学聚了一次，有陶琴薰夫妇、曹惇夫妇、方应旸夫妇，还有何如夫妇，那时大家过得都还比较舒心，老同学、老朋友在一起，轻松热闹得很。曹惇喊一声“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就拼命拍手，再喊一声“经久不息的掌声”，又是使劲鼓掌，还喊“毛主席万岁”。这是当时报纸上常出现的对热烈场面的描写，是在给我们送行嘛，就把这些搬出来模仿。当然是起哄、开玩笑，我们的确是觉得这一套有点滑稽的，不过也并不是有多么厌恶，在认真地讽刺。反右还没开始，大家的心情还比较轻松的。
何如可能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一份感激的，因为组织上对他似乎很照顾。他那时的上司是杨朔，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他找何如谈话，说到何如的“历史问题”，表示在励志社工作一事，组织上出于工作需要，还有对他的保护，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讲。意思当然是要他好好工作，不要背包袱。何如周围的人果然也都不知他在励志社的一段。他是不声不响很谨慎的人，解放初的审查很让他害怕。杨朔这番话是让他放心了。是不是不再战战兢兢了，不好说，但他肯定是感激的。“大鸣大放”时让向党交心，他就把他的感激说出来了。
他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像国民党，如果像国民党一样，那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吗？当时发言都是要做记录的，也不知怎么到了记录上，他原是感激的话变成了攻击，说他说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这还得了？！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他跟我说这事，讲起他原话里的“如果”没了，我跟他说，你搞什么虚拟语气嘛！
惩罚很严厉，他被送到北大荒的兴凯湖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巫宁坤和他遇上了。在兴凯湖农场的情形，巫宁坤写过，我印象更深的是何如对我讲的，他们早上起来就往别人的床铺上看看，今天这个死了，明天那个没气了，他和巫宁坤就不止一次一前一后把死人抬出去。
他们聊天时说到过去，各自的学校，各自的同学，不知怎的提到了我，一对名字，“杨静如”，居然是共同的熟人。虽然那时我和巫宁坤不太熟，他留学美国和穆旦就认识，回国后一度在南开，两人是很要好的朋友，没准也提到过我；还有他出国前在上海时，和汪曾祺是巴金家里的常客，他们和萧珊都是很好的朋友，没准也提起过。那种情况下，说到一个都认识的人，也有一种惊喜，会拉近关系的。不过他们俩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小心谨慎，一个大胆口无遮拦，后来好像也没走得太近。
他们应该都是在“文革”结束后和我联系上的，具体怎么联系上，怎么通的信已记不清了。清楚记得的是真正见了面时的震惊。他们变化太大了，特别是何如，在中大时同班，五六年还见过，他的样子我是更清晰的。大概是七八年，何如已经改正错划了，到南京来找工作，之前他从北大荒劳改结束到了江苏宝应乡下，一直当农民，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他原来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现在憔悴黑瘦，看上去就像个农民。他摸到我家，我差点没认出来——不光是穿戴，还有他手里拿的扁担，他是用扁担挑着东西来的。我领着他去范存忠先生家，他是范先生的得意门生，我是希望范先生帮他想办法。一见面，范先生看他半天，说了一句：“何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管是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后来许多老朋友、熟人重逢，经常是这样的震惊：那些年小心做人，生怕担上罪名，不敢联系，多少年不见，又是精神压抑，生活艰苦，彼此眼中，真的是“面目全非”。
何如在南京没地方落脚，在我那儿住了几天。那一阵赵瑞蕻在北京出差，陈瘦竹先生就提醒我，说，这样不合适吧？意思是他一个男的，影响不好。他是好心，也是搞怕了，担心动不动就被往男女关系上想。我说有什么不合适呢？老同学呀！再说何如现在这样，你让他住哪去？那时候没酒店，只有招待所，住招待所要单位介绍信，就算有介绍信，那时他也住不起。亲戚朋友来，那时都是住家里的。
再说巫宁坤。“文革”后和巫宁坤头一次见面，应该是我去看他。他改正错划了，在芜湖医院里疗养。离南京不算远，坐火车当天可以来回，我就去看他。他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床上堆的全是书。我们说了很多话，主要是说穆旦，穆旦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很想听他说他知道的情况。穆旦去世是江瑞熙写信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在南师的翻译组译联合国文件，虽然已经“解放”了，我一直还有一种被管制的感觉，收到信他们问我哪里来的，我就非说不可似的。那封信是新华社的信封，倒没怎么问。打开信，一开始就说，“……良铮已经去世了”，我看来看去，眼睛里就是这一行。江瑞熙、巫宁坤他们得到消息都是哇哇大哭的，后来见面时提起，当着我的面，他们也都哭过，大男人，哭得哇啦哇啦。我是不会哭的，就是当时周围没人，我也不会淌眼抹泪。
但原来的系主任老桂看我脸色有点不对，说，杨老师，你到隔壁休息一下吧。翻译组在的地方原来是越南留学生的宿舍，有两间屋，一间我们在那儿工作，一间堆放资料，平时没人。我就到那间独自坐了一阵，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没想。
赵瑞蕻从北京出差回来就跟我说，这次见着杜运燮、江瑞熙了，真没想到，查良铮去世了。他是当个新闻的，我拿张报纸看，一声不响，也没表示吃惊，因为之前已经知道了。他说查良铮这样，活着也没多大意思。我没接话，不过从有些方面说，我也觉得他解脱了倒好。
巴金对穆旦和我的关系是了解的，他早就知道了穆旦去世的事，来信中一直没提，直到我告诉他，他才说已经知道了，不提是担心引起我“感情上的波涛”。我对他也这么说，意思是，也算一种解脱吧。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他要活到八十年代，那就不同了，他一定会写出不同凡响的诗。
同学少年（四）：徐璋与王聿峰
我的同学中，徐璋是个奇人、怪人，他是温德（就是那位清华、联大人回忆时常会提起的外籍教授）的高足，书读得好，温德特别欣赏他，所以毕业后才会让他留校给自己当助教。没想到他后来会服氰化钾自杀。
徐璋个子很高，有点驼背，长得不好看，小眼睛，塌鼻梁，眉毛纠一块儿，脸倒白白的。说话声音很尖，软软的，有点像台湾那个唱歌的齐秦。我在联大外文系时肯定见过他，也知道，都说他是怪人，因他不大跟人说话，也没什么朋友，大家只是看到他穿件蓝布长衫夹着书来来去去。当然说他怪主要是因为据说他为了追求心上人重读大学，毕业了又重上。他原先好像是读南开的经济系，已经读出来了，又考到西南联大读外文系，就是为了追王聿峰。
所以说到徐璋就不能不说王聿峰。王聿峰家在山东，好像是济南，她家是大户人家，可能是大地主吧。徐璋的父亲是她家的长工。我在联大时并不认识王聿峰，后来到中央大学借读，借读考试时碰上了（这考试并不对外，借读的人多少都是有点关系的，考试很简单，就十来个人在一间屋子里考），她对我有印象，都是联大的嘛，后来就有点来往。她到津南村我家里来过，南开中学教师宿舍在那里。那时我姐姐在南开中学教书，我还没到中大借读，没有文凭，也在那里当代课教师。我母亲也住在那里，我们有三间平房。王聿峰应该喜欢文学吧，有时也写点，她到我们家来过之后，曾把印象写下来，还给我看过。记得她写到我们家鸡在院子里跑，还走到屋里来。那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早不行了，我也不大主动跟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学生来往。跟王聿峰来往也不算多，她跟徐璋的事是她主动跟我说的。
王聿峰戴眼镜，长得蛮漂亮，说话有点山东口音。徐璋应该比她大几岁，我不知他们算不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至少徐璋早就喜欢上王聿峰了。过去大户人家对老仆都是很优待的，有点半个家人的意思，虽然主人还是主人，下人还是下人。因徐璋聪明，又肯读书，王家就培养他，供他读书。关系一直也没断。放假他也都回去。地位太悬殊了，家里当然是绝对反对，根本没有可能性的。但徐璋一直没放弃，还是追。对他的追求，王聿峰是什么态度，她也没说得很明白。只是说到徐在她家里的做低伏小，她很看不上。每年放假徐璋回去——他爸爸那儿，也就是主人家了——他都勤快得不得了，干这干那，像是用人似的。他在重庆王聿峰她哥哥家里还是那样，扫院子、搬东西，就更让王觉得没面子——他们是同学，怎么跑这里当用人来了？
王聿峰的哥哥是在空军做一个蛮大的官吧，她到重庆来中央大学借读，就是投她哥哥来的。这时徐璋已经毕业，大概在给美军当翻译吧？因为我记得他穿着美军制服——那时联大外文系好多人毕业后都参军，因需要很多翻译。徐璋在重庆，也住王聿峰哥哥家，过去主仆的关系经常是这样的，他到王聿峰哥哥家帮着做用人做的事，也许是那种长期的主仆关系下养成的习惯吧？王聿峰见到追求自己的人这样，当然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