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王聿峰说他们俩的事，觉得简直就像《呼啸山庄》里的故事。《呼啸山庄》里的希刺克厉夫被山庄主人收养，疯狂地爱上了小姐凯瑟琳，虽然两人的身份天差地远。但是希刺克厉夫很有反抗性的，徐璋就太驯服了。
徐璋在重庆碰到我，联大一个系的嘛，他在重庆大概也没什么朋友，和我就有些来往。他到津南村来看过我几次，一起散步，有时还帮我抱着赵苡。家里的人还以为他在追我，其实不是。他对我的外文很佩服，我有篇作文，写友谊的，说在人生路上走，两边开满鲜花，那就是朋友。英文的嘛，就那么写，自己也没觉得什么，他就说特别好，居然能背给我听。他对我说起过他的苦恼：好多年了，一直在追求一个女子，门不当户不对，看不到什么希望。因有与王聿峰的谈话在前，我知道他说的就是王聿峰，但我当然不会说破，就当是完全不知情。
徐璋在我的纪念册上用英文题了一句：经验来自知识。我的纪念册经常就放在桌上，上面有些是我请人写的，有些是来的人看见了册子，就拿过来随便写点什么。徐璋的话是我让他写的，还是他主动题的，我却记不得了。
后来抗战胜利，他复员到了北京大学，是温德要他的。再后来就听说了他自杀的事。当时报纸上登了一条很短的消息。为什么会自杀却说不清，应该不仅仅是追王聿峰不成。王聿峰那时已去了美国。我和她后来也没联系了。
同学少年（五）：吴良凤
中大同学中还有一位，应该说和我没什么交情，只能勉强算认识，却总也忘不掉。要是没记错的话，她叫吴良凤，和我同宿舍不同系。同学中传说，她是由一个国民党军官养着的，就像现在说的“包二奶”那样吧，她上中文系就是军官供的。这样的情形，这样的身份，大家自然是“另眼相看”的。我没主动和她攀谈过。
在中大的最后半年，我几乎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松林坡下面中渡口的茶馆里度过，在那里写诗，写信，看书，做功课。有时偶尔还会和茶馆老板或是男同学下棋。吴常跟蒋和一起坐茶馆。蒋和是蒋百里的小女儿，品学俱佳，我一向是敬重的。有天蒋和对我说，吴良凤佩服你，想和你交个朋友。我那时的状况不好，有了孩子，大学还没毕业，有时想想蛮灰心的，“佩服”从何说起呢？过了两天，我在茶馆里，独自占了一张方茶桌，又在写诗，吴忽然过来说，杨，你真不简单，听说你已有孩子了，还坚持写作。她希望找时间和我聊聊。我只淡淡应付了一下，也没和她约。
我不喜欢她，除了军官包养的事之外，还因为刚刚听说的，她单恋上了当时走红的作家徐。徐在中大教写作课，每周从城里过来一次。他的小说我是读过不少。说起来这与我和人打赌有关。有个地下党同学，听说我喜欢看书，就和我比赛，以一个月为限，看谁读的书多。我们那一带有个图书馆，不是学校的，是面对普通读者的公共图书馆，里面的书大多是流行的，比的是多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逮什么看什么。后来是我赢了，我看了四十多本。（那人是地下党，想来还有好多任务。）这里面就有徐、无名氏的。《风萧萧》啊，《塔里的女人》啊，读是读了，也很轻松，还觉得作者挺有才气的，但我觉得他编造的那些奇情故事太popular，不免就有点轻视。吴迷上这样的作家，而且她是结了婚的，我也就觉得不是一路人了。所以就疏远她，无意深谈。
过了段时间，应该是初春的一个早晨，听到一个消息，说她寻短见未成。原来头天夜里她要去投水，一个人悄悄走下中渡口，往嘉陵江中去，结果水太冷，冻得受不了，又湿淋淋地爬上岸来。幸亏回头得早，要是已走到很深的地方，怕就没命了。据说我们的女舍监再三叮嘱大家要保密，怕传出去对她不利。舍监派人守着她，过了一天，就有人来把她悄悄接回家了。
这事在同学中被议论了一阵，有人笑她的单恋很可笑，同情她的人似乎不多。很快也就没人再有兴趣提起她。她的模样我都不大记得了，只有一个不大漂亮的模糊印象。抗战已快进入第七年，国统区的大学生生活都很艰苦，各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人与人之间情谊的付出也有点吝啬了。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有过这么一个同学，就像她没有存在过。直到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她用长筒丝袜挂在床架上自杀了。
她的死带给我很大的震动，心中还有一丝内疚：我是应该给她一份同情的，至少我可以和她多聊聊，就算是出于好奇。没什么接触，光凭道听途说就有那么多的成见，其实她的真实处境是怎样，我们一点不了解。她投水未死的那次，不只是我，还有别的人联想到《家》里的鸣凤，她和鸣凤之间究竟有多少相似很难说，即使有那样的联想，我们也没有给她更多的同情。
同学少年（六）：许丽云和许丽霞
因为我结婚生过孩子，愿意跟我谈心说婚恋的人还真不少，有的开始甚至是间接的关系，比如许丽云。她是许丽霞的姐姐，许丽霞是中大外文系的，与我同班同宿舍。许丽云是浙大地理系的，假期来重庆，住到我们宿舍里。那时候都这样，哪个不在，就睡她的床。住一块儿很快就熟悉了。许丽云当时很苦恼，因为一段师生恋。男的是她在浙大的老师任美锷，留英的。任美锷在老家已经有太太了，而且有两个孩子。抗战时浙大迁到了贵州，任一个人过来任教，太太和孩子留在了沦陷区。许丽云很痛苦，不知如何是好。她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他是结了婚的，又有孩子，不能把人家的家拆散啊。现在在打仗，虽然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总有一天仗要打完的，到那时你怎么办？其实我也没帮她拿什么主意，劝她的话都是照她父亲的话说的。她们家也是体面人家，她父亲具体做什么我忘了，好像是在教育部做事，话我记得，大意是让她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在信上看到的。当时许丽云什么都跟我说，她爸爸的信，任美锷的信都拿出来叫我看。
后来她生病了，发烧，打摆子（就是疟疾，那时好多人都得过），任美锷从贵阳过来看她，防着外人，还以兄妹相称，哥哥妹妹的。我心里好笑，因为之前许丽云什么都跟我说了。当然我什么也不说，装作一点不知情的样子。看见许丽云躺在床上，任美锷坐跟前，两人脸对脸哭啊哭的，心里也同情他们。
最后他们还是结婚了，因为许丽云已经有了孩子。办了个盛大的婚礼，没请我。过后许丽霞替她姐姐解释，说我是劝她断掉这关系的，怕请了我不去。听她说，她父亲没有参加婚礼。抗战时因两地分居重组家庭的事很多的，有的人倒不是有意要甩掉家庭，就因为胜利遥遥无期，单身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是头，遇到人产生感情，事情就更容易发生。有个词，叫“抗战夫人”，专指这一类的现象。
任美锷后来是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名教授，和许丽云白头到老，日子过得挺好，前妻的孩子好像是他们供的。在南秀村时，我有时还见到，和许丽云关系不错，只是那一段我是知情者，又表示过意见，多少有一点尴尬。
许丽霞后来是到美国念书去了。在重庆时陶光跟她关系很好，他们要是恋爱不成问题的，陶光一直是单身。有一次我回津南村看赵苡遇到陶光，他提起许丽霞，我说你别追她，她个高你个矮，走在一起不好看。其实陶光并不很矮，而且长得帅，只是许丽霞很高。许家姐妹俩个子高，许丽云和任美锷在一起，越发衬得任个矮瘦小，许丽霞比她姐还高。
陶光说什么追呀，我连她头发都没碰过，我开他玩笑，说你是够都够不着。
同学少年（七）：马大任与文广莹
在中大，我最先认识的是文广莹，和我同一个宿舍的，第一天住到宿舍就是她接待的我。因为她的关系，很快和马大任熟了，当时他们两人正在谈恋爱。马大任是温州人，和赵瑞蕻算同乡，我们因此关系就更近了。当年的同学，陆续都已不在人世了，马大任是长寿的，百岁时我们还有联系。
他从一九四七年到美国留学后就一直在美国，但到老都惦着中国，退休之后搞了个“赠书中国计划”，从美国和欧洲的图书馆把他们不用的书搜集起来运到中国，就一个人干这事，运回的书有几十个集装箱，真了不起。中大同学中，大概就我和他活到了百岁。过百岁时他写了首打油诗：
今天一百岁
什么都不会
早上很早起
晚上很迟睡
早上练写字
越写越倒退（愈练愈倒退）
晚上想看书
一看就想睡
想吃好东西
好的都太贵
清茶不很香
好酒会喝醉
喜欢乱说话
就怕乱得罪
要想学绘画
画的都不对
想进歌咏团
未进就脱队
要想念唐诗
未念就想背
老年有啥好
不如学后辈
谢谢各后辈
庆贺我百岁
如果你喜欢
我给你百岁
托人转给我，我看了有趣，诌了几句，也算唱和。
小马赠五言诗给老友，静如回敬打油一首。
做九望十庆百岁
小马你应属毛猴
友谊万岁赠老友
“小马！小马！”叫不休
旧日学友均仙逝
惟有你我乐忘忧
何如、曹惇在招手
你我笑容暂逗留
往昔饭后“绕地球”
Let Us Be Joyful解乡愁
七斗八斗未倒下
百年沧桑如梦游
里面“小马”当然是当年的他，他只比我小一岁，但顽皮得很，我们都这么叫他。何如、曹惇都是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好朋友。“绕地球”指饭后几个同班好友经常绕着松林坡宿舍散步，戏称为“绕地球”。一边走我们会一边唱英文歌曲Let Us Be Joyful，歌词到现在我都记得：
Come，let us be joyful！
While life is merry and gay！
Come，gather the roses！
Ere they fade away！
虽然“文革”后我们见过面，而且到百岁了还有联系，印象里还是“小马”的样了，就像个大男孩。他常到我们宿舍来找广莹，往往是在窗户那儿探头探脑的，宿舍简陋，没纱窗，平时开着，可以探头进来，看见广莹在，又没什么人，他也不走门，从窗户就进来了。我们散步，他从来不好好走，忽前忽后，一会儿走你这边，一会儿又到你那边，没一会儿安静的。关于“小马”我记得的，差不多都和调皮捣蛋有关。
有次陈嘉早上从青木关家里赶来上课，乘车转车的，有点迟了，他就在班上宣布，陈教授今天不会来了，大家准备散了，三三两两往教室外面走，这时陈嘉又赶到了，小马又冲着大家做鬼脸，一副滑稽相。中大的伙食比联大好点，但也还是吃不饱，特别是男生。在联大时还是刚刚过苦日子，大家还顾及形象，我上中大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也不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人已经疲了，食不果腹的，没劲讲斯文了，食堂开饭时男生都跟抢似的。小马挤眉弄眼跟我吹嘘他的招数：人家排着队哩，他在后面隔老远把饭碗朝装饭的桶扔过去，倒扣在饭上，而后他就嚷嚷，让一让，那是我的饭碗，分开众人到饭桶跟前，满满地挖上一碗，大模大样走了。
说到吃饭，在中大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和文广莹、胡梅漪、马大任几个关系特别好的，一起乘摆渡到对面盘溪去野餐。还得提下胡梅漪，中大女生中，最出风头的是外文系的胡梅漪。她人长得漂亮，成绩也特别好。一九四四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他到沙坪坝参观中央大学，就是胡梅漪代表学校献的花。学校当然重视，还让俞大专门给她辅导。我们在宿舍里给她打气，她穿了件淡蓝色竹布旗袍，学生嘛，就算隆重的场合，也还是朴素得很，我觉得什么也不戴，太空了，正好我有象牙胸针，颜伯母送我的，就让她别上，也算有点点缀。
我想她可以算是中大的校花吧。追她的人自然也多，她有过一个男朋友孙师中，好像是物理系的，长得很帅，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是和张治中的儿子订的婚，订婚启事都在报上登出来。张的儿子是高年级的，毕业后就去美国留学，胡梅漪毕业后自然也要去的。谁知张公子在那边和别人好上了。在中大宿舍，她和我是上下铺，有一天听到她趴在上面大哭，就是为这事。没有人劝她，大家都不知怎么劝。有意思的是，张治中在报上登了一封道歉信，“小儿不肖……”什么的，表示向胡小姐道歉。这事就更是传得沸沸扬扬了。后来有剧团在重庆演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特邀她去演剧中的女二号。这可不是学校剧团演戏，其他演员都是专业剧团里的角儿，一个在读学生被请去演戏，太不寻常了。当时重庆的话剧演出热火朝天，《棠棣之花》就轰动的，那一阵胡梅漪红得很。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好像是到美国留学去了。
那次的野餐，主题是腊肉，文广莹假期回了趟家，她家在湖南，没被日本人占领，回来时带了些腊肉和大家分享。到了对岸，女同学找地方，男同学就去捡树枝——我们不是胡适“picnic到江边”的那种，是真正的野炊。生起火来，烤腊肉和从辅食部领来的小馒头。就这两样，但我们吃得真是香啊。从头到尾，马大任一直笑啊闹的，活跃得不得了。
皮归皮，他学业是好的。没到毕业，他就参军当翻译去了，在飞虎队给陈纳德将军当译电员。文广莹和他是很好的一对，应该是自由恋爱的，不过也算是门当户对，马大任是书香门第，文广莹家在湖南是名门望族，父亲参加过同盟会。小马调皮，广莹文静，但两人在一起很和谐。
有次我在宿舍对广莹说，你们俩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不是说奉承话，我真是这么觉得。广莹常跟我谈心的，看看宿舍里就我们俩，叹口气对我说，你不知道，我都愁死了。原来她母亲这一脉是有家族病史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精神出了问题，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产后抑郁症吧，后来很快就去世了。广莹很担心以后她什么时候会精神病发作。这是她的一块心病，也不知怎么对小马说。我当时听了觉得她全是胡思乱想，说你现在好好的，怎么可能呢？！没想到真还应验了。
毕业之后，我们不怎么见面了，不过一直保持联系。四六年我和赵瑞蕻复员到南京不久，他们忽然出现了，两人刚结了婚，准备一起到美国去留学，这是来辞行的。广莹烫了头发（在中大时女生大都是素面朝天，不化妆，也不烫发的），看上去心情很好。马大任还像过去一样，有说有笑的，我早忘了广莹说过的担忧了。他们来道别，一点也不郑重，我们都以为过段时间就会再见面的，想不到和马大任再见面，已经是四十年以后的事，广莹那时候早不在人世了。
他们的不幸，我记不得是否辗转听说过一些，知道究竟，肯定是在八六年与马大任重逢之后。那次他好像是随什么团访问南大，就住在南大的专家楼。他们到美国在不同的大学读学位，在一起的时候，马大任没有发现广莹有什么异样的地方。糟糕的是马大任染上了肺结核，这是传染病，要休学，还要隔离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分开。等到他养好了病，忙赶去看广莹，没想到找不到，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广莹的精神病发作，被送到疯人院去了，医院问不出她的联系人，也不知当时怎么弄的，反正结果是遣返中国。马大任说他像做了个噩梦，整个人都蒙了，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见了。那时中美关系完全断绝，他没法回来，音信也几乎没有。
广莹被送回湖南家里，一直在家里养病，后来居然养好了。当然好到什么程度也难说。后来有一次，她一个人出门去游泳，再没回来，失踪了。那些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气氛紧张，人人自危，除了极个别关系特别近的同学有来往，都断了联系，像文广莹、马大任，一点消息我都没听到过，还以为他们都在美国好好的，谁能想到会这样？广莹当年忧虑家族的病会有遗传，我当作无稽之谈，结果如此，真像是一场命运的捉弄。
马大任一直在打听消息，但直到八六年才第一次回国，起初是回不来，后来中美建交了，还是不敢回，因为听到熟人、亲戚倒霉的事太多了。那次在南大专家楼，马大任和我说了许多，说到广莹，我们都很伤心。后来知道广莹的姐姐在南京，我请他们在玄武湖吃过饭，广莹的姐姐说，马大任第一次回国，到湖南找到广莹家里，那时广莹的母亲还在，他就说，老太太的生活费，以后就由他来管。广莹姐姐有个孩子，南师毕业的，被学校发配到乡下学校去教书，也是他最后帮忙，弄到美国去念书了。马大任对人一向是很热心的。他搞“赠书中国计划”，同样是一份热心，要说爱国，他真是爱国的。
前些时候，得知马大任在美国去世，我并没有多少伤感，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嘛，只是想到，我的那些中大同学，现在也许只有我还在世了。
两地分居
我在中大借读的两年，赵瑞蕻在柏溪分校当助教，不大来沙坪坝，来了也没地方住，似乎只有一两次到本部来办事，范存忠先生照顾我们，临时把自己的宿舍让他住一下。我还是刚入校时和同学徒步到柏溪与新生联欢，所以真正是两地生活，各顾各的。
赵瑞蕻要比我用功多了，一直在不停地写作、翻译。他译《红与黑》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中译本。最初好像和一个叫《时与潮文艺》的期刊有点关系。《时与潮文艺》，中大外文系教师孙晋三参与编辑的，那是一个着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可能是当时这方面最突出的。赵瑞蕻在上面写过《斯丹达尔与他的红与黑》，大概算较早介绍《红与黑》的。他是英文出身，学过法语，很用功，不过毕竟是第二外语，主要还是从英文本翻译，但法文本也对着看。
但后来只出了那一册，大概有三分之一吧，后面抗战胜利，复员，内战，就再没出了。说起来《红与黑》原先是为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预告都出来了，结果却是在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的书。有次我和他去城里看《戏剧春秋》，大概之前就和姚蓬子有了联系，姚晚上去找他，还是巴金告诉他路怎么走，结果不知姚怎么说动了他，《红与黑》就答应交给姚出版了。他做什么，从来不问我的意见的，这事我也一点不知情。这不是毁约吗？他跟没事人似的，也没解释，似乎根本用不着。巴金肯定是很生气的，但他是特别厚道，顾及别人的面子的，在我面前没流露过不快，陈蕴珍则是一提起就要说，拆烂污！拆烂污！！
晚年时有记者采访，因为赵瑞蕻和我都是搞外国文学的，都译过书，就喜欢用上“志同道合”这一类的好话。我常会更正说，我们是“志同道不合”。“志同”可以说是都对文学、翻译有兴趣吧，“道不合”说起来就复杂了，不单是翻译方法、习惯的问题，也不是诗歌上面喜好的问题——其实是性格、教养什么的，都差得蛮远。
有一阵，就是毕业前后那段时间，我确实想到过和赵瑞蕻离婚，但是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只是我觉得我的婚姻没意思。读书的这两年，我在沙坪坝做我的学生，住我的集体宿舍，他在柏溪当他的助教，彼此不大见面，等于是分居，已经习惯了。现在要毕业，以后就要到一起，到一起两人的差异就显了，矛盾也不可避免。我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
我甚至想，要是大李先生让我去，到哪儿我都去。奇怪的是我并没往与大李先生结合上想，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和大李先生早就连信也不通了。只是幻想，幻想摆脱眼下的生活罢了。陈嘉的课上让我们用英文练习写作，我写过一篇《降旗》，其实写的是李尧林。幻想他到重庆来了，到松林坡来找我，正好碰上降旗的仪式，降旗时必须原地肃立，不能随意走动的，他只好站那儿，我看见他了，很激动，但也不能过去，这时想起过去的很多事情，等旗降下来，音乐结束，再定睛一看，李尧林又不见了。当时我们课上讲当代英国小说，内心独白、心理分析什么的，我们都觉得新鲜，也很入迷。课上的作业是写小说，我写的都是想象，算我的“意识流”吧，陈嘉觉得不错。我当然没写名字，只有我知道写的是谁。还有一篇《绿》，也是写李尧林。其实也不是编，许多记下的都是真实有过的幻想。比如我在中渡口的茶馆里写诗写长信，有时就会往竹躺椅上一躺做白日梦，恍惚李尧林一掀帘子就走来，温和地问我，我来了，你在写什么？中大有个礼堂，会有音乐会，一有机会我就去听，每到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我会觉得大李先生一声不响就坐在旁边（他是特别讲礼貌的人，演出时是绝对不出声的），等到散场时，急着想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声音像他喜欢的吉利，还是我喜欢的卡鲁索，猛醒似的发现他已不见了。
另一方面，我们家从一开始，对我的婚姻就是不满意的，母亲，我哥，我姐，都曾经说过，等大学毕业就离了吧。也许他们就是说说而已，毕竟离婚是我的事。
但这对我多少有点心理暗示。眼看快毕业了，有一次一边一起做家务，一边我就问母亲，我想离婚，你说我是离好还是不离好？她一听就有气，说，你别问我——你结婚时问过我吗？又不是我让你结的婚，这时候来问我了，我不管。没表示反对。除了门不当户不对之外，她对赵瑞蕻的不满其实还和另一种观念有关，就是男方应该比女方强，这样婚姻才和谐。她觉得我姐和罗沛霖就很理想——罗沛霖多聪明！降得住我姐的。赵瑞蕻就不行，不比我强，也不能让我服气。
过了几天，是在二表哥跟她说了他的瞎猜之后，她又跟我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就是这个命，不管怎么说，赵瑞蕻有一点好，他没有“外心”。后来我悟出来，一是说赵瑞蕻是顾着这个家，外面没人的；另一方面，恐怕是对着我外面有人的猜疑说的。
我的一个远房表哥，我喊他“二表哥”，叫沈庆生，他母亲我们喊沈家大姑妈（大概是杨士琦家的）。他是燕京毕业的，在北平国立中央图书馆做事，图书馆南迁，没地方，就借了南开中学一栋楼，他们的宿舍也在那里，一人一间。图书馆里没几个人，和沈庆生在一起的，还有姚念庆，姚念庆的几个妹妹，姚念华是我同学，姚念媛是南开的，就是后来写了《上海生死劫》的郑念，姚家在天津也很有名的。
因为是亲戚，又在一处，沈庆生经常到我母亲那里，和她聊天。我回去看赵苡，遇上了，会一块儿去散散步，常常是他替我抱着孩子，晚上我回松林坡中大宿舍，母亲会让他送我。虽然都在沙坪坝，松林坡到南开所在的津南村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要走二十分钟，白天没事，晚上一个人走夜路，我母亲就不放心，罗沛霖也送过我。母亲对我和异性接触一向警惕性很高的，不知是不是因为是亲戚，对二表哥没在意。我当然也不会想到，很突然地，他给我来了封情书。里面说想起我，就觉得从山谷里飞来一只白色的小鹿。散文的笔调，肉麻兮兮的。我觉得莫名其妙，回了一封信，说他的信破坏了我们的表兄妹关系，除了这关系，其他关系是不可能的。还说，我的心早已经给一个人了。
他给我的那封信我让我姐看了，她说，怪不得她看到二表哥和母亲说话，一副颓丧的样子。糟糕的是，他还跟我母亲说，我大概是外面有人了，可能是误以为我说“我的心早已经给一个人了”是那意思（我说这话时，心里想象的是大李先生）。于是母亲也起了疑心。沈庆生是单身，他当然知道我是结了婚的，还写情书给我，现在想来，也许是和我母亲聊天，知道我和赵瑞蕻关系不怎么样，也许还说到离婚之类，拉家常嘛。
当然我在离婚的想法上没再往前走。有一点上我是深受母亲影响的：孩子是第一位的，真要是离婚孩子总要受影响，那可怎么办？后来在柏溪又有了赵蘅，离婚更是不可能的了。
柏溪
毕业后我住到了柏溪，中大分校在那儿建了宿舍，条件不怎么样，就是简易的筒子楼吧，青年教师一人一间，张健、刘士沐、沈长钺、吴景荣、左登金，都住那儿。教授多是自己在外面租房住，比如马耳（叶君健）就是自己租的房。但中文系教授罗根泽是住在宿舍的，有两间房，就在赵瑞蕻宿舍那栋楼的最东头。他太太张曼仪是天津人，跟我关系自然近起来。直到他去世，我们两家一直来往很多，就是在柏溪宿舍里认识，熟起来的。他们的孩子和我也熟，大的那个特别喜欢和我玩儿。有次他把宿舍外面一棵橘子树上还没完全长熟的橘子摘下来，惹得吴景荣大发脾气，那棵树就在他窗外，他刚从美国回来，对那边的好多规矩较真，说这在美国那边是犯法的。罗根泽的儿子上初中，回说又不是你家的，还说不是自己吃，是摘给赵师母的。张曼仪觉得吴小题大做，就为孩子辩几句，结果争执升级成吵架，大吵，一个在过道这头，一个在那头，隔着老远，好大的声。学校里的人，吵起来也挺凶的。过后两家就不来往了。我很尴尬，因为牵涉我了，劝和都不知怎么劝。
外面租房条件自然好些，不过住宿舍也有住宿舍的好处，至少挑水的事情校工给办了。和沙坪坝比起来，柏溪是真正的农村，沙坪坝都没自来水，柏溪更不用说了。每家都有一个储水的缸，校工每天送一次水，单身汉是每天一担，我们因为有孩子，还要洗尿片什么的，每天是两担水。
筒子楼等于集体宿舍，不像现在单元房，关起门来各管各。同事相互之间常串门，时不时还一处吃喝，交流信息。封闭在乡下，老想知道外面的事，哪怕谁去了趟沙坪坝中大本部那边，回来了，也照例会被问，有什么新闻吗？有次张健办事回来，跟我们说看到中文系学生写的对联，上联“想当初，初来兮，也曾经，油头粉面少年英俊”，下联“到如今，将去也，只落得，沙眼胃病老气横秋”。记不得横批是什么了。连声赞，真是有才。
不过那次他绘声绘色道出的“大新闻”不是这个，是关于范存忠先生的。他表情有几分夸张地说：有大新闻啊，范老板和俞先生吵起来了！他们年轻教师背后都叫范先生“范老板”，“俞先生”指俞大缜。
有篇文章说范先生那时是“独居”，是事实，讲得也比较含蓄：他的太太在南边，没有到重庆。系里师生间都在传，好几位女士在追他。一个是俞大缜，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中大教英语，她是国民政府高官俞大维的妹妹。有人说，范先生在系里说一不二，学校完全不能干预外文系的事，就是因为他和俞家关系密切。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范先生资历摆在那里，有威信，人又有派头，何况是俞追他，而且他最后选择的并不是俞。另外两个追他的，一个是他后来的太太林凤藻，一个是体育系的教师。林是湖南人，心理系的研究生，也住松林坡宿舍。据说范先生见谁都有严格的时间，她们几个是不会碰到的。范先生心脏不大好，有一次犯病，俞大缜听说了就去看他，遇上了林凤藻，范先生就给她们介绍。林凤藻走了之后，俞大缜就问怎么没听他说起过，范先生不高兴，反问她，没说好，谁让你这时候来的？俞大缜认为范先生非她莫属的，就要他说清楚，最后两人大吵起来，吵得很厉害，范先生心脏受不了，又犯病，俞大缜急坏了。
兼善中学
中大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碚的兼善中学教书。回过头去看，抗战快到尾声了，当时谁也不知还要几年，情况是很糟糕的，气氛很压抑，就像巴金在《寒夜》里写的那样。找个饭碗很不容易，“毕业等于失业”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我算比较幸运：有个原先在兼善教书的曹鸿昭，南开英文系毕业的，后来也在联大，我在联大外文系时他是助教，后来他又到中大任教，同时在兼善教英文，他要去美国留学了，就推荐我接替他。
之前在中大借读时，赵苡是母亲帮我带的，这时就跟我了。赵瑞蕻仍在中大柏溪分校当助教，北碚和柏溪交通不便，我好像只到那边去过两三回。
兼善是一家私立中学，好像是卢作孚办的。抗战时大后方的条件很艰苦，兼善也不例外。学校安排我住的地方是一间仓库，破旧的老房子，原来放粮食的，里面有很大的老鼠跑来跑去。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老鼠，尾巴足有一尺长。它们一点不怕人，有时就在床那头，隔着被子跟你对视。陈蕴珍领着靳以来看我（我和靳以认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第一次见面），两人坐在那儿，就看到老鼠跑过来跑过去，热闹得很，还会跑一半停下来，歪着头看人。他们就问，老鼠猖狂到这样了，你不怕？——怕也没用啊！只能说，我已经习惯了。靳以提醒我，别的倒罢了，孩子小，别让老鼠咬着。
不知道是不是气候的关系，四川的老鼠特别吓人，而且逮什么咬什么。抗战后黄佐临、丹尼先是在重庆的，他们回国就是奔抗战的嘛，后来丹尼意外怀孕了，不得已才回的上海。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懂得采取避孕措施，原本是很安全的，没想到老鼠猖獗，把避孕套什么的咬坏了，这样就有了黄蜀芹。因为是在四川怀上的，名字里就有个“蜀”字，虽然是在上海出生。那时候丹尼的表妹金丽珠和我都开始念联大外文系，整天在一起，丹尼写信告诉她，她就说给我听。我们像听故事似的，觉得太滑稽了。没想到现在轮到我来领教四川的老鼠了。
有各种老鼠咬人的传说，最奇的是说老鼠特别喜欢咬小孩的鼻头。赵苡鼻子像她爸爸，比较尖挺，我就特别担心，好像鼻子尖老鼠就特别容易下口似的，有时半夜醒来，一睁眼看一只老鼠正目不转睛看着你，我会下意识地看看小苡的鼻子在不在。其实真要是咬起来，哪管你圆鼻头还是尖鼻头。
我上课时，只能把小苡托给邻居，有时就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那时上上下下都在过苦日子，学校不发工资，只给粮食。学校有食堂，教师的饭学校是管的，我没法去打饭，校工会给送过来，一人的饭食，我和小苡两人吃。伙食当然很糟糕，经常就是稀饭咸菜，难得见到荤腥。逢年过节会很丰盛，但那是难得又难得的，得自己想办法补充营养。有次卤了点猪肝，还煮了鸡蛋。那天让赵苡在家里别出去的，谁知她跑对面人家玩去了。等我回来，装蛋和猪肝的碗空空如也，让老鼠吃得干干净净。有吃的而又没藏好，老鼠肯定不会放过的，只是要是有人在，老鼠总有些忌惮的。
我很生气，就罚赵苡：不好好看着，让老鼠吃了去，那你就没吃的！赵苡委屈得直哭。现在看，当然是有点小题大做，让一个三岁多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家里随时有大个的老鼠出没，现在的人恐怕也难以想象，但我真是气极了，要知道那点猪肝、鸡蛋太金贵了，平时根本吃不着。那时候杨宪益所在的国立编译馆也在北碚，我们只是逢星期天到他家里，才会吃上点好的，打打牙祭。
赵苡是母亲带大的，惯得不得了，我姐到那时还没孩子，也宠她，没过过这样的苦日子，遇到什么事就要喊婆婆。那次被罚，赵瑞蕻回来看到了，他也宝贝赵苡，和我吵，一气之下就抱她回了柏溪。但他是要上课的，怎么办？就又抱到沙坪坝我母亲那儿，后来便一直随着母亲、我姐她们过了。
虽然生活艰苦，那段日子我心情倒还是挺愉快的，与同事关系也很融洽。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我们一拨年轻教师排演话剧《日出》。我在中西对演剧就很有兴趣，遇这事特别起劲。当时复旦大学也在北碚，我们请复旦的人来导这出戏，导演的女朋友演女主角陈白露，年轻教师一共也没多少人，都来出演，我分到的角色，是演李石清的太太。那段时间很热闹，白天要上课，都是晚上排练，往往弄到夜里一两点。学校食堂就熬上一大锅粥，权当夜宵。
别的还好办，服装是个问题，从复旦借，复旦有个剧社，服装有一些的，但陈白露的服饰要显她上流社会交际花身份的，上哪弄去？我回沙坪坝时就去和母亲商量，想把那件银狐皮子的大衣拿来用。母亲说，这是给你当嫁妆的，拿去演戏？新鲜！说银狐大衣金贵得很，弄脏了怎么办？皮子还是在天津时我要的。当时家里就我一个，算一号了。有天仆人把家里的皮子都翻出来，堆了一堆，娘问我要哪个，让我自己挑。我也不懂好坏，就拣漂亮的，唐若青演《梅萝香》时穿一件白色毛皮大衣，我就记得这个，也挑白的。老潘子见我挑了银狐的，冲我竖大拇指，直说六姑娘会挑！过后母亲也说我，说你傻，你倒知道挑好的！——银狐皮得要二百大洋哩。大衣是我离开天津以后才找洋行做的，母亲她们到大后方时带了过来。
说是给我的，其实我就没穿过，嫁妆不嫁妆的，我结婚几年，赵苡都三岁了，从没上过身，事实上也没机会穿，倒是我姐穿得多，她经常待客，会把皮大衣换着穿。《日出》演到后面是冬天，有一场陈白露和潘经理一起往家走，穿的就是裘皮大衣。正用得着的。母亲不答应，我也没办法。不过她后来还是给了我一件长毛的大衣去当戏服，演出时陈白露穿的就是这件。银狐的那件后来给了我，太富贵相了，穿起来隆重得不得了，平时哪穿得出去？结果就一直压在箱底，我只是到南京在照相馆照过几张相。说来有意思，想借给人当戏服没成，在照相馆里穿一下，等于还是当道具。
排《日出》是向校方争取来的。《日出》并不是骂国民党的，但话剧运动一直是有左翼色彩的，《日出》的进步倾向也很明显，校方就怕生出事来。后来还是让演了，只是不许演第三幕，因为第三幕的戏是在妓院里，在学校里演，少儿不宜嘛。
演出还是挺成功的。但校方其实是不乐意的，演这戏的骨干分子都有C.P.嫌疑。事实上兼善中学地下党不少，而姓彭的导演肯定是C.P.，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好多事都是他张罗的，包括在操场上搭起舞台，还有灯光啥的，多少总要些经费吧，都是他想办法。戏虽然是演了，校方还是要秋后算账。新学期开始时，好几个人被解聘了。首先就是姓彭的，当然找的是其他的理由。其他人，比如说演乔治的一位数学老师和学生谈恋爱。对我没有说是解聘，只是要求由赵瑞蕻来代课，让我不要再上讲台了，因为这时我已怀孕好几个月，肚子大了，说是“有碍观瞻”。其实身孕并没怎么显山露水，不然我怎么演戏里的李石清的太太？
来兼善时曹鸿昭提醒过我，说学校里这派那派的，很复杂，让我别搅和到里面去。他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又和我聊了很久，大概他听说了些什么，或者交谈时给他的印象，他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那么天真幼稚？那时我二十五六岁，关键是已经结婚，第二个孩子都在肚里了。我想他的意思是，为人妻为人母了，应该成熟得多，怎么说话行事还那么“学生腔”？他说的也没错，如果他知道我跟初三的学生说，现在学这些ABCD的没什么用，你们应该参军，去打日本鬼子，恐怕更要说我天真幼稚，瞎掺和了。
吕医生说的故事
丢了兼善中学的教职，我又回到柏溪住中大的宿舍，本来是要在柏溪生赵蘅的，因津南村我姐那儿实在住不下。医生都找好了。柏溪的条件不能和沙坪坝比，更像是乡下，没有像样的医院，我说的医生也不是什么妇产科的专科医生，只是能够接生而已，而且还是个男的。我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比较木的，也没觉条件差到没法接受。我母亲知道了，很不放心。有天夜里她做了个梦，梦里我因为难产死掉了。第二天她就打定主意，不管怎样，住得再挤她也要我回沙坪坝去生产。毕竟那里有沙磁医院，比较正规化的。
这样我就又住到了津南村我姐、我母亲那儿。过去的习俗，生产、坐月子必须在夫家，嫁出去不能回娘家生孩子的，那是不体面的事。母亲怕人家说闲话，逢人就解释，拿她的梦说事，说多么可怕：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生出来的，我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好像归在梦上面，回娘家生产的理由就成立了。
赵蘅是清明节出生的，在我肚子里只待了八个多月，羊水破了，罗沛霖正好在家，赶紧跑出去叫滑竿，抬着我就去了沙磁医院。沙磁医院的吕医生和我已是熟人了，前一天我还来做过检查，都挺好的。她奇怪，好好的怎么羊水破了？以为肯定是没好好休息，累着了。再一查，发现还出了别的问题，位置不对了，原来是头朝下，结果是手先出来了，医生把手塞回去，再挪位置，费了好多周折，离预产期早着哩，应该是顺产的，结果变成了难产。那个时候因难产死人的事很多的，当时我有个中大同学也在沙磁医院待产，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我前面疼得喊叫，后来没声了，心里想，坏了，杨静如死了。
幸亏吕医生医术高明，救了我们母女的命。她是妇产科的头牌，湘雅毕业的，山东人。要谢她，我们请她吃饭，也没在馆子里，就是在家请的——那时穷了，真也请不起。到那天，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到了好迟才终于出现。那时候没电话，说好了的，我们也不知出了什么事。
吕医生到了就道歉，说是碰到十万火急的事，不得不出诊。究竟什么事，她先一直忍着没说，后来憋不住，还是说了。叮嘱我们，千万别说出去，上面给她交代的，不许说。原来是一个美国大兵和中国女子野合，不知是因为女的紧张还是别的原因，反正两人分不开了。那个美国大兵不管不顾的，就大叫“Help！”，七转八转，最后找到吕医生，连催着奔过去。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官方怕传出去，大概是这事说不定会牵扯出中美关系吧。美国大兵和中国妇女发生关系，不止一桩，的确挺敏感的。
当时有“吉普女郎”一说，是指美国兵会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车上坐着时髦的中国女子。有些为美军工作的中国女性也算在里面了，她们穿美军军服，戴着船形帽。不像上海、天津，那时大后方还很闭塞，其实为美军工作的人不少，联大外文系就去了很多人当翻译，但是见了女性这样，老百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美国大兵随便惯了，又是在帮中国打仗，中国又落后，他们趾高气扬的，哪管中国的习俗？有件出在我熟人身上的事，也与此有关。
罗沛霖的表弟媳，就是前面说的在丁家花园闹出捉特务笑话的那个汪小姐，汪之敬，嫁过来就应该叫太太了，她在美军基地工作，平时也是穿美军军服的。因有次被看到和一个美国兵双双从一家旅馆里出来，她被认定出轨了。夫妻俩大闹。他们都跟我通过信。说到这事他们各执一词。汪在信里跟我说，那次是她的美国同事听说中国人喜欢算命，不知怎么个算法，很好奇，她就带那美国人去看，有个算命的在旅馆里包了个小房间，就在里面给人算命，这样才去的那家旅馆。不管实情是怎样，二人最后是离掉了。真是个悲剧。
赵蘅出生后，杨宪益先给起了个名，叫“茝”。赵苡的名字就是他起的，出处是《诗经·苤苡》，女孩子嘛，花草为名，“茝”还是草头，《诗经》《楚辞》里都有这字。但是“茝”太不常见了，没几个人知道应该念“chǎi”，后来就没用作学名，但在家里叫小名，都是喊她“小chǎi”，外人不知，都以为是“小采”或“小彩”。她出生后母亲很失望，母亲还是老观念，指望这次是个男孩。她觉得赵蘅是多余的，就叫她“小多”“多多”。后来用的“赵蘅”这个名字，是胡小石先生起的。
前面说过的，胡小石、唐圭璋、华粹深、吴伯匋、陶光、陶强等人，星期天常来我姐家唱昆曲，到时候就带着胡琴、箫来了。我母亲帮着我姐张罗，和这些人都熟，还有她的好恶，比如她喜欢胡小石、唐圭璋，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读书人，对吴伯匋就有点不以为然，说他一天到晚打麻将，有时在家门口看着那边山上有个人影提着红灯笼在移动，另一人在后面跟着，她就会说，你看，那个吴伯匋又去打麻将了。胡小石给小孩起名字，她当然赞同。胡先生喜欢赵蘅，每次来都要抱她，让她坐自己膝盖上。有次问叫什么名字，母亲就抱怨我哥起的名怎么难念，胡小石说，我给她起个名，就叫“蘅”吧。在古书上，蘅是一种香草。上小学时，“赵蘅”就成正式的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