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了
赵蘅满月之后，我又住回了中大分校的宿舍。日本人投降的那天，我就在柏溪。那时消息不是从广播来，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高音喇叭，新闻传播还是靠报纸。一有大事，报纸就出“号外”，卖报的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满街跑。八月十五日那天，是白天，听到外面叫：“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到了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日本肯定会完蛋，抗战会胜利的，但是谁也没想到那一天突然就来了！
太兴奋、太激动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外面来，到处是欢呼声、鞭炮声，宿舍里的人赶紧凑钱去买鞭炮，所有的人都加入欢庆中来。美国航空队也出动了，在空中飞出V形，不光是队形，还飞出V形的线路。众人仰头看天上，外文系的刘崇德教授担心有人不解，得意地说：“V就是victory！就是‘胜利’呀！”说得很大声，发音有点夸张，他是强调国际音标正音的，念法和我习惯的不一样，印象特别深。
日本人投降了，欢庆过后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其实没有到事后，几乎同时想到的，就是这个。迁到西南的政府机构、文化单位，第一时间也就准备着迁回去。我印象里，中大的人都没心思上课了，只想着还乡。但是一下子哪回得去？人们都在抢交通工具。有办法的想办法找门路，没办法的只有等着。轮到中大，已经是四六年七月了。
就在那段时间，赵瑞蕻和我还在九龙坡一个地方上的师范学院待过很短一段时间。这时候中央大学已经不上课了，教师、学生大多不是本地人，准备还乡，等于八年流落他乡啊。不是打听、寻找回去的法子，就是忙于处理这些年那些破烂家当，哪有心思上课？师范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本地人，倒还在上课，只是外地来的老师纷纷离职，特别是外语教师，一时课都没法开，范存忠先生就让中大好些青年教师到那边去上课。范先生知道我们负担重，给我也安了个助教的名头，有一点收入，有顿饭吃呗。我不大记得钱的事，大概是因为停课了，教师的薪水不发了，至少是减少了，何况到抗战后期，钱早不值钱了。
大家对回家的难度没概念，满以为说走就能走了，都准备回家。八年生活下来，总有些家当，要全带回去是不可能的，也不值。于是都急着要处理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摆地摊。重庆街上，到处是摆地摊卖东西的。当然，摆摊的都是外地人。津南村街边，就有不少，卖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卖衣物。杨敏如觉得摆地摊有点丢人，我不在乎，把一些穿不着的拿去卖，毛衣、旗袍，还有小孩的衣服穿不下的，拿个小板凳坐在边上守着。以前没摆过摊，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卖的东西不多，还是比较有节制的，有些人似乎是马上就要一走了之，卖得彻底，当时是秋天嘛，连冬衣也给卖了，谁知根本走不成，结果天冷下来，没衣服穿了。
噩耗
巴金要算回去得比较早的。抗战胜利后，巴金急着回上海，因他问过李尧林身体怎么样了。打电报的，就两个字“安否？”——打电报是按字算钱，都是尽量简短的。回说是大病初愈，要他速来上海相见。巴金知道不妙。但那时大后方的人都急着回去，飞机票比船票、车票更是一票难求。后来是戴季陶的一个侄女弄的票，她也是巴金的崇拜者，给巴金写过信。通过她的关系，票有了。陈蕴珍都没能同行。
到上海见到李尧林，他已瘦得脱了形。原先是肋膜炎，没钱治，一直拖着，转成了肺结核。起先他还不肯去医院，过几天虚弱得不行，起夜都觉没力气了，才对巴金说，还是去医院吧。这样就住进了医院。巴金因他住进医院，松了一口气，满以为这样就好了，谁知住进去第二天人就没了，医院通知到他时，李尧林已经去世。巴金和两个哥哥感情很深，因为家里一直是他们在支撑，大哥自杀了，李尧林接过担子，从不要求他什么，没想到抗战胜利，刚看到希望，人又不在了。
巴金一直都有负罪感，到晚年还是如此。他的妹妹瑞珏对我说过，“文革”后巴金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或是再版，得到好多版税，有一次又有一大笔版税来，她就开玩笑说：“老兄，你发财了！”（在家里她习惯喊他“老兄”。）巴金突然大哭道：“两个哥哥都不在了，要钱有什么用？！”家里人都在，起先好好的，忽然这样，全都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
李尧林去世时，我住在柏溪，赵蘅刚出生几个月，还在喂奶。是陈蕴珍写信告诉我的。她没见到李尧林，巴金是一人赶回上海的，她还在重庆，显然是巴金跟她通信时说的。我还记得她信里的话：“李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缩略语似的“你别”是她写信常用的说法。）
但是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只是刚看到信时还来不及难过，觉得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很少流泪的，那时整整哭了三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宿舍里的人会不会听见，赵瑞蕻会不会不高兴，这些全都顾不得了。赵瑞蕻的确不高兴，曾对我说气话：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我说，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别和我说话！
自从我在昆明轰炸中写了那封发泄情绪的信之后，大李先生就再不给我写了，我曾经写过信想托巴金有什么机会给他，但那时上海沦陷，信也带不到。我很想念他，有时还会陷入幻想，幻想他忽然出现。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他说，还有好多事要问他。他究竟为什么退了船票不来昆明，一直也没有答案。虽然再见面一直是遥遥无期的，过了一年又一年，但我相信总有见面的一天，那时就可以痛痛快快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所有的疑惑也会有了答案。现在，万万想不到的，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百岁以后，我还好多次梦见过大李先生。有个梦特别奇怪，梦里的背景并不是我家，像北京的房子，四合院那样的。他喝了酒，发脾气，在前面砸门，老潘子抵着门不让他进来，他就嚷嚷：我找她说两句话有什么不可以？！而后就把门踢开了。进来站在院里对后面喊：我只说一句，说完就走。他跟我说的一句是：我不是赖斯基！我回了一句：这里也没有马克！
赖斯基和马克都是他翻译的冈察洛夫小说《悬崖》里的人物，他的译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巴金送给过我。我看书特别容易对号入座，看完《悬崖》后认定李尧林就像想热爱艺术但性格软弱的赖斯基（巴金也这么说）。赖斯基喜欢表妹韦拉，但韦拉只把他当兄长看待，她爱上的是革命的马克，马克是不要婚姻，只愿和她同居的，后来两人也分手了。
这梦太奇怪了，大李先生不喝酒，从来都是很绅士的，我哪见过他发脾气？梦里成了那样。
复员
全国各地有那么多人要回去，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不容易，要走也难。飞机绝大多数人是坐不了的，我们要往南京去，都是坐船，沿着长江下去，哪有那么多船呢？只有等，大家都是等的状态，等到最后，把一股兴奋劲都快等没了。各显神通吧，当然是军政先走，要赶回去接收呢。中央大学属公教系统，还算是好的，也等了差不多一年，杨宪益在的国立编译馆走得更迟。我母亲、我姐她们是地下党帮助离开的，先坐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停留几天，看看我哥和我再北上，到天津。
中央大学是大单位，包了一艘大轮船回去的。人多，舱里根本安顿不下，只能按等级来。教授住二等舱（胡小石就住二等舱）、三等舱，赵瑞蕻他们这样的年轻助教，都睡在甲板上。事先就在甲板上用粉笔画好了，一家一块地方，也就一米宽吧，铺一张席子，白天晚上，好多天就那么待着。我们四口人，睡觉也睡不下来，只能轮着睡。刮风下雨是没处躲的，下雨时就拿准备好的雨布顶在头上或是盖在身上。幸好是夏天，不会觉得冷。
我们还算是准备比较充分的，走之前腌了一批鸭蛋，还备了点咸菜，船上供应饭，到时候就去打，菜却是没有的，好多人只能吃白饭，看我们有鸭蛋咸菜吃，还真羡慕。赵苡一直跟着婆婆，从没过过苦日子，上了船问，我们就睡地上呀，地上怎么能睡呢？多脏。船过三峡，看见纤夫赤身裸体的，弓着腰吃力地拉纤，头都要碰到地上了，她看不明白，问，他们怎么在地上爬？我也很少见这样的情景，被生活的艰苦大大地震惊。
从重庆到南京，在船上好多天，就在甲板上生活，待在粉笔画定的一小块地方。赵蘅不到一岁，当着人喂奶，这在我是不可想象的，但那时有什么办法？喂奶时赵瑞蕻或赵苡挡着点，也只能这样了。赵蘅上船前正发着烧，我母亲知道船上条件艰苦，直摇头，说那么长的路，这孩子要活不成了。她的担心一点也不夸张，死人太寻常了。胡小石先生的一个儿子得了盲肠炎，船上没法治，又不像在陆地上，轮船慢，等到到了汉口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个校工，五十来岁，得了痢疾，这病照说是要隔离的，但船上没条件，只能让周边的人挪开一点，勉强保持一点距离。老头一个人躺那儿哭，真要死了，是要扔到江里去的，当时都是那么处理。还好，他挺过来了。赵蘅命也大，因为早产，身体很弱的，下船的时候，病居然好了。
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我想起三八年从越南那边入关的情形，当时大家见着国旗，兴奋得又哭又跳。那时我十九岁，现在人到中年，有了两个孩子，没有那样的兴奋了。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杨敏如与罗沛霖
罗沛霖、杨敏如晚年重访津南村。津南村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内，住户多为南开教职工。津南村2号（二人身后的房子）即分给杨敏如的宿舍，有两间房。罗沛霖在资源委员会上班，平时住城里，母亲和杨敏如，还带着赵苡，一直住这里。隔壁，津南村3号，是张伯苓家。有文章说抗战期间张一直住在这里，我虽说在中央大学借读时住宿舍，每到周末是要到津南村看赵苡的，印象里却不大见到他（不知是不是还有其他住所），只知道他太太总是在，她也在南开任教。
戴乃迭与杨宪益
戴乃迭与杨宪益
一九四四年我在中央大学的学籍卡。南京大学和中大不是一回事，现在的东南大学才是当年中大的校园，而且好多院系都分出去“另立门户”了，不过还要数南大与中大才是“一脉相承”，中大的档案就是南大接了去，这张表就是热心人从南大档案馆找来复制了给我的。我发现上面好些栏都空着没填，“入校前肄业及毕业学校”一栏里填的是“西南联大肄业”。另一张“国立中央大学学业成绩表”附着“审查表”和“覆核表”，“审查结果”：如本学期选修各课均及格，准予毕业；“覆核结果”：俟“英国文学专题研究”之论文交系及格后，送该生原校审查。
我最早发表的文字可能是《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的一首诗《我的小狗》，就是我抱着照过相的“小花”死了，我很伤心。写东西总要有个笔名吧，杨宪益说，就叫“晓黛”。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好，就用了。以后用得最多的是“杨苡”。林黛玉几乎是才女的代称了，他是希望我成个才女吧。其实他不喜欢《红楼梦》，我随他，觉得林黛玉老哭哭啼啼的，不喜欢，我姐才那样。但这个名字我不反对，这个黑本子是我用来写诗的，署名就是“晓黛”。里面的诗大都是上大学那段时间写的，比较私人化的十四行诗，从来没投过稿。与发表的《破碎的铁鸟》那样的抗战诗不一样，这些都是写给自己看的。题词“记忆或可使生命缩短，且低首看忧郁的进展”也是当时的心境吧。
中央大学宿舍区松林坡
抗战时哪个大学条件都差，不过比较起来，中央大学比西南联大还是好一些，校舍更像样，还有个大礼堂。大礼堂周末常放电影，还举办音乐会、话剧演出。毕业典礼一类的活动，蒋介石训话，当然也是在这里。
陈嘉先生
大学毕业后在沙坪坝一家天津人开的照相馆照的。到重庆后已很少照相，这次进照相馆是为了毕业证上需要的一英寸照片。通常毕业证上是用戴方帽子（学士帽）的那种，帽子照相馆都备着的，像道具。但那张毕业照“肃反”时让赵瑞蕻给烧了（那时他特别要求进步，恨国民党，过去的东西恨不得都烧了才好），这张捎带着照的倒留下来。穿的那件毛衣是陶强送我的，她妹夫是国民党军官，去了台湾（或是日本），带了好多东西回来，那毛衣当时还蛮稀罕，照相馆的人撺掇我另拍一张，就拍了。这时和查良铮又有了通信联系，有次通信我就寄了一张给他。他回信说，看了照片，“So strange and so familiar.”。
马大任
巫宁坤
九几年马大任（左一）和我在南师大外事办公室门前。颜生的妹妹读的是金陵女子大学（南师大前身）家政系，那时在美国不能回来参加校庆，马正好回国，就代表她前来参加。
大李先生这张照片像是在码头拍的，当年我并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坐船到上海，我从天津坐船到昆明，第一次停靠的就是上海。不过照片上不大像天津的码头。那时候出远门常常是这样的，自带着铺盖卷，他还带着大木箱，应该是全部家当了。
写在后面
书成漫记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必要交代一下。
缘起当然是认识杨苡先生。
一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于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的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京师范学院（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他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齐如山的《北平怀旧》《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
二
于是我去杨先生那儿的次数就多起来。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聊得多了，就觉好些内容，实在应该记下来与人分享的。也当真实行了。
起初是促杨先生写文章。杨先生早年就钟情写作，之前最感兴趣的是诗歌，晚年则多写散文，至少是发表的，以散文为多。事实上她写过不少忆旧谈往的文章，母亲、二姐、杨宪益、戴乃迭、沈从文，更不用说巴金、萧珊，都曾出现在她笔下。兴致好的时候，她甚至拟出一批篇目，打算逐一写来，甚至书名都想好了，比如《超载的记忆》《翡翠年华》《旧邮拾遗》《七老八十的人》……只是大多因身体原因，或是访客不断，又或她惦着看某部电影，追某部电视剧，忽然想起要理书，归置她的玩偶，翻寻某个朋友的信札，等等，等等，一时兴起之后就放下了，最后没写。
“促”她写文章的远非我一人。我的“促”是泛泛的，报纸、杂志、出版社的“促”就不一样了，往往很具体，又有时限，到时就变成了“催”——催稿的“催”。杨先生愿意写，有时且答应下来，但一旦变成了“催”，就老大不乐意。过去师友邀稿又是一说，现在催稿的都是晚辈了，拒绝起来，可以不假辞色。而且写文章毕竟耗精力，杨先生年事日高，写个一篇两篇尚可，要把经历的人与事都写出来，不大现实。
于是想到，何不给杨先生做个口述实录？
但是很长时间里，也就是一说。有一次，又在杨先生家闲聊，她说起在中央大学借读时蒋介石两次到学校视察的事，很是有趣，随说随忘，觉得可惜，回家后连忙就记忆所及，记下来，有模糊处，打电话过去再问。完篇后起了个名：《两见“蒋校长”》。杨先生看了之后做了不少修改，成了一篇文章，题为《半个世纪之前的奇遇》，发在了一个叫《悦读》的杂志上。那篇文章特有意思：有些句子，是针对我不准的记述说的，对象似乎从读者变成了某个具体的对话人，写进文章里了，外人自然看不出来，我回想一下就明白，这是在纠我的错。
这大概是第一次将杨先生所说，笔之于书。即使是原始版本，严格地说，也是一份伪口述实录。口述实录作为一种样式，实际上是和录音设备的广泛应用连在一起的，有录音，才比较靠谱。大概是二〇一〇年，我下决心当作一桩事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于是就开始上手段了：有段时间，每周去杨先生家一次，带一学生同去，专管录音，之后将录音变成文字。
整理出来的文字渐积渐多，叙事比较连贯的部分，我就想整理出单篇来，找合适的媒体先发一下。有一篇《来凤的故事》，讲杨家早年一个丫头的遭遇，弄出来了，请杨先生过目。这次杨先生对内容本身倒没什么疑义，出乎我意料的，是她说来凤被强暴的事，说出去不大好吧？她的后人还在，看到了会怎么想？我真没想到这会成为一个坎。倘若这都不能写，以此例彼，想想聊天时说到的很多人与事，因是有名人物，更有顾忌了，岂不是都得绕着走？一部口述实录回避掉很多，那就失了本意。
用网上的话说，杨先生的“禁令”让我“很受伤”，用过去的话说，“严重挫伤了积极性”。意兴阑珊，进度一下就缓下来了。这事也是再而衰，三而竭的，一晃就是八九年。也不是完全停工，除了有一年在韩国教书，凡去杨先生处听到可记的人与事，还是会记下，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而且没了录音笔在侧的“正式”。杨先生和我，都还存着做口述实录的念，但没了deadline，便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
转机在二〇一九年，这一年杨先生实打实地跨入了百岁高龄。这么说盖因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前一年杨先生九十九大寿，周围的人已然以百岁“相许”，她兀自拒绝，说是“假的”。那年年底还真有一小坎：胆结石发作，她进了医院。做手术还是不做，家人、医院都很纠结。杨先生无所谓，两可。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倾向，她问医生，还能不能再活一年？
至少九十五岁以后，杨先生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
我不说“不祥”的预感，因为杨先生说时语气里没有“不祥”的成分，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神情一点不沉重。她得到的回应，多半是说她的寿数长着呢。里面固然有善颂善祷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的确谁也看不出所谓“下世的光景”：她的精神还是那么好，也还是那么健谈。
而后就轮到她对别人有意无意地避谈生死表示不解了：怎么比我年轻的倒忌讳说这个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真奇怪”是杨先生的口头禅，加重语气表示她的不解。属于“真奇怪”范畴的，颇有一些应是人之常情。生死之事大矣，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一般是不去面对，杨先生并非哲学式的“直面”，只是顺其自然，不时地提起，乃是就事论事的性质，没什么“负面情绪”，更不会为“负面情绪”所笼罩：生活节奏依然如故，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读报读报，该理书理书，并且兴致不减。
手术前清楚地表露出“求生欲”，因此显得有点不寻常。后来手术在最后一刻取消，杨先生出院回家后打来电话，有躲过一劫的欣喜。她的描述突出了此事戏剧性的一面：那边手术室准备就绪，这边她已换上了手术服，正待推过去，忽然说不做了。原来关于手术与否，医院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在进行，没准是她的一年之问促成了院方最后的放弃。她因此说她“很得意”。
为什么是一年呢？杨先生就她的“活命哲学”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是外人再想不到的：都当她是百岁老人，病房里也成传说，医护、病人，有事没事过来探探，看个稀奇，用杨先生的话说，她成大熊猫了——还没真的到百岁呢，这不是骗人吗？所以她对医生有一年之问，一年过去，已届百龄，庶几不枉担了虚名。
杨先生一向是阻止人给她过生日的，百岁华诞也不例外。但是那几天她很开心。或是见面时，或是在电话里，她不止一次说起她的“得意”。一是避免了在岁数上“弄虚作假”，虽然这“假”不是她造的；二是想起过去整她的人看不得她挨整时亦时而忍俊不禁，每有笑意，即厉色正告她：你笑吧！看谁笑到最后？！“那些人都已不在了，谁笑到了最后呢？”杨先生笑吟吟地说。纪录片《九零后》里她引巴金的话，长寿是一种惩罚，她则说，活着就是胜利。
同时她提到了她的计划，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口述实录。杨先生这么说，有一部分也是为我考虑：不能一直白忙活呀。当然，更要紧的是对人与事的忆念，至于总结人生，或是给后人留下一份史料之类，她倒是没多想的。
我重整旗鼓做口述实录，一大原因也是杨先生恰在此时松了口，表示对口述的内容，不设限了。——事实上在对熟人朋友讲述时，她从来没什么顾忌的，对我这个时间最长的倾听者，就更是如此，只是事关发表，她才会顾虑重重。最让我沮丧的，莫过于杨先生经常兴致勃勃讲了一段之后，忽然追上来叮嘱一句：这个不能说出去啊。（或者忽然看一下我的录音笔，问道：这个你没录吧？）
四
关于何者可说，何者不足为外人道，影响杨先生判断的，除她自己的尺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姐姐杨敏如。
敏如先生没有留下一部口述，真是憾事，我在雷音《杨宪益传》里读到过对她的采访片段，说人说事，快人快语，生动传神。有一点，她与杨苡先生是一样的：记忆力极好，且叙述中充满鲜活细节，极有情境感。但她的条条框框比妹妹多得多，而且伴随着由性格而来的不由分说的性质。杨先生每每发表了忆旧的文章，敏如先生多半会有否定性的评说，一是该不该写的问题，一是所写确不确的问题。敏如先生对维护家族声誉相当执着，杨先生认为无须讳言的（最典型的是母亲的姨太太身份）也被圈在里面；而且，记忆之事，原本无法定于一尊，敏如先生的辨正却不容置辩。
杨先生从小对姐姐即有畏惧之心，九十岁、一百岁犹然，心下不服也只有嗫嚅式的反抗。结果是，忆旧谈往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家族旧事的，干脆赌气不写了。她们的关系极密切，敏如先生百岁之后她们还常打电话聊天，聊个把小时是常事。二〇一七年敏如先生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之后，杨先生虽然时时想念，其子女也时在念中，但是她想写什么说什么时放松了许多，也是真的。这也是我觉得她与姐姐或杨家成员之间关系有趣的地方。
但即使到现在，在我看来，杨先生对说与不说的尺度拿捏，还是偏紧。这当然与所处的位置有关，她是当事者，作为记述者，我虽不是作壁上观的态度，但比起来怎么着也属局外人。何况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杨先生的经历、个性、受的教育、她的教养，这几项加在一起，又让她格外注意面向外界时的分寸。这里面当然有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只是杨先生对名声的态度，大体是防守型的——我的意思是说，她对过度的关注总是心存忌惮。她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然在为人处世方面，对她的影响实在不小，她经常提起的母亲语录中，有一条出现频率极高：“人不怕出名，就怕出恶名。”
杨先生对“恶名”的定义，远比大多数人的概念涵盖范围要大得多。比如回忆家族旧事，因杨家出过很多显赫的人物，她就觉得说多了迹近炫耀；比如和一些名人的接触与交往，说说无妨，写出来就仿佛是借名人以自高，跟傍大款似的；甚至说到中西女校，谈多了它的教会背景，还有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她也觉得会予人不好的感觉。总之读者若有这样的反应，就有出“恶名”的嫌疑，我说杨先生属“防守型”，即在她的洁身自好，宁可不说少说，也要杜绝这方面可能的联想，包括对于讲述动机的揣测。
更多的犹疑关乎她提到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她敬重的师友，几乎是本能的，她希望至少在自己的讲述中，他们可以被置于某种“保护”之下。“保护”意味着避开一些经媒体有意无意的引申发挥，可能对师友形象不利的讲述，尤其是在现今各种标题党、炒作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只言片语，都能演绎出天花乱坠的故事，这是杨先生特别忌惮的。
但是他人怎么说，怎么想，做何反应，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对此，杨先生特别敬爱的哥哥杨宪益先生的态度是，爱怎么说怎么说。这要归于他的名士派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又要部分地归因于他早年在家中近乎独尊的地位，虽然是一母所生，杨先生的地位却不可相提并论，宪益先生的满不在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求之于她。我当然希望杨先生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在我看来，对讲述的真实性负责，一切就尽在其中了。
除了上面的顾忌之外，还有不少聊天时提到的细枝末节，依杨先生的意思，口述实录中没必要出现。我还能记得的一例，是说小时候去看海派京戏，奸情搬上舞台了，还有捉奸时砍人的血腥场面（当然是舞台化的处理，但比起老派的京戏来，“写实”得多也“露骨”得多）。杨先生看了整理稿便划去了，道，这些乌七八糟的，要它做什么？然而这些活色生香的闻见却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于是力劝杨先生手下留情，允许我保留。依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
杨先生写过不少忆旧的散文，凭她场景再现式的记忆，自然不会放过诸多细节，但是这些场景、细节须得伴以鲜明的立场、态度才会被组织到文章中去。“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她那辈人的信念——立场和态度才赋予文章“意义”。杨先生深受新文学传统的影响，注重有感而发，对讲述的人与事，或赞或弹，褒贬分明。所谓“有感而发”，抒情、议论更是在意之处，记述倒在其次。聊天时好些事她觉得好玩极了，因为印象深刻，她对熟人朋友说过多遍的，发为文章，她就期期以为不可，应该就是这缘故。
甚至她的通信也是主情的。她对现在的人不喜写信很是不解，我跟她说，现在有微信，太方便了，她不以为然，认定微信都是说事儿，而过去的人写信重点不是事情，是感情。关于书信与微信差异的判别或者可商，说她那辈人写信都在谈感情，似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无疑道出了她的态度，即陷在具体的说事儿里，便落了下乘。
口述以其“文体”的特性，必是叙事为主轴的，不仅注定盖过其他，甚至几可与叙事画等号，那么，口述作为“野史”，正可补文章的“正史”之阙。即使所写所述是相同的人与事，出现在文章与口述中，也会有微妙的差别，其不同也许不在于内容的出入，而在角度与口吻上的异趣。两相参看，庶几“全貌”。
文章中的杨先生与口述中的杨先生当然都是“这一个”，只不过在口述中是一个更放松、更家常版的杨先生。
五
于此得强调一下本书不同于大多数口述实录的一个特别之处，即它是“聊天”与“采访”的某种混合，且“聊天”的意味大过“采访”的成分，至少杨先生常常忘掉，除了面对我，她同时也是在面对公众讲述。面对“采访”，不免有意无意地设防，“聊天”则大体上是不设防的，或者说，有时讲着讲着就可能“破防”。在绝对的意义上，不要说面对他人，即使面对自己，我们也不敢声称直言无隐。有时候，面对自我甚至还可能是比面对他人更具挑战性的事，但这是另一问题了。
所谓“当讲则讲，不当讲则不讲”（何者当讲，何者不当讲）的问题，即使在私聊中也并不全然消失，但与接受采访之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记者”这个身份对于杨先生有时有很强的暗示性，我非记者，忝为“小友”，天然“免疫”，也算是“得天独厚”。她面对的是一个倾听者，而我较少窥探的冲动反而让杨先生无所顾忌，无所不谈。作为一个“他者”，你不大可能有机会知道关于另一个人生活那么多的细节：不夸张地说，无数次有意无意的闲聊之后，我对杨苡先生一生种种，也许比她的家人、好友知道的都要多得多。
当然，这里也就有更多的地方，出现了可不可、应不应向“外人”道的问题。我总是希望杨先生多取消一些“禁令”，杨先生则在“说出去不好”与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之间犹疑。趋向前一种反应的情形多半发生在刚刚读完某个公开发表的部分（书中大部分内容在《读库》《名人传记》《南方人物周刊》刊登或连载过）之时。与读打印稿时相比，杨先生似乎觉得这个更有了“白纸黑字”的意味，不由得便有一种下棋时“落子无悔”的慎重。趋向后一种反应则是在情绪渐渐平复之后，这时她会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什么不能说？！我的做说客就在她的小循环之间间歇性地进行。于是对人戏称，杨先生与我之间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
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只是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
六
这本口述所恃者，首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杨先生自己对此也颇得意，常在回想出某个场景某个细节之后，不无自矜地笑问来客：“怎么样，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吧？”
岂止是“可以”？绝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到了这岁数的人，多半已是意识模糊，即或不是嗫嚅不能言，记忆与表达也是障碍重重了。杨先生犹能接受采访，一两个小时娓娓不倦，且还有掌控局面之念——要是有分龄组的达人大赛，我觉得她简直可以以她的记忆力做才艺展示了。除了家族基因之外，不知道这与她的自我操练有没有关系。
二〇〇三年杨先生跌了一跤，腿骨骨折，从那时起，她被迫成为一个更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因为真的足不出户了。近年卧床更是常态，看书看报看电视，或是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忆念旧人旧事，当然都属于脑力劳动。她对大脑的状态，也就特别看重。好多年过去，杨先生仍不能接受被人全程看护的状态，能自理的事不肯假手他人，独自下地行走也是经常性的，动作还快，不慎跌倒的事于是时有发生，至少我知道的就不下十次。幸而如她自况，现在已是“身轻如燕”，倒下又大多是原地慢动作，结果均无大碍。杨先生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糟了，脑子千万别摔坏了！检测脑子出没出问题的一大标准，就是看记性坏了没有。于是记忆力测试立马开始。某个人名想不起了，心下一沉：得，记性全坏了！
当然，没有的事。测试失败只是一时绊住了，杨先生用力地回想着，比着手势对我说，某人某人，名字是“三个字的”，“两个字的”，终于未能脱口而出，像挺举重物未能一举成功，大为懊恼。但是或许过个几天，忽然又想起了，一见面就兴奋地说起她的“灵机一动”——我已经很习惯她“灵机一动”的个人化表述了，这个词特指她关于某个记忆的失而复得，或者是某个名字，或者是某一句歌词，或者是某个场景。
我这么描述，并不是说杨先生的记忆力一如往昔。随年岁的增长，记忆力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从我起意给她做口述至今，十多年过去，像身体功能的逐渐弱化一样，她的记忆也在慢慢衰退，有些人与事，时间、地点模糊了，有些碎片拼不拢了……对此杨先生也不是不能面对，只是很惧怕因跌跤记忆力骤然下降乃至于失忆。接受自然规律不等于听天由命，对记忆她尤不肯轻言放弃，要退也得是且战且退。
至少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这里面颇有一些属于地道的脑力体操。我不知道她的操练效果如何，只知道以她一百零三岁的高龄，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词写给我，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不管如何地跳跃，自由联想式，或者听上去如何不相干，杨先生的记忆操练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着她经历的人与事进行的。这里面有她想记住的，有的是她想忘却而终于忘不了的，她都讲给我听，加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一遍遍地讲述，反复地念叨，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来问，这个跟你讲过吧？事实上我大都听她说过，但仍然请她接着说，因为同一内容，会有不同的侧重，不知何时，又会即兴回想起一些什么来。我一度很执着地想在书名中嵌入“碎碎念”三个字，在我看来，“碎碎念”恰恰是杨先生记忆与讲述的特点，关乎记忆点点滴滴的细碎，也关乎她记忆的展开方式。同时，不停地忆念，正说明故人故事，以及其中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已是杨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抵抗遗忘，抵抗记忆力的衰退，因此也是证明一己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所谓“历史”，是要在群体的层面上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留下痕迹，何尝不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体操，一种抵抗遗忘的努力？
七
前面交代过，杨先生将百岁时，口述实录算是正式启动，到如今不觉间又是三年多过去，眼见得书仍未出版，我则还在盯着她不时地问这问那。杨先生一定在嘀咕：怎么没完没了呢？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不过如此磨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本书的设想已然“面目全非”。原先我之所想，或许倒更接近口述史的“本义”也未可知。
口述史自自立门户到今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被定义的，然“万变不离其宗”的，即其资料性。合着现代学术的方向，强调其“科学”是必然的。这里的“科学”不是假定讲述者的“客观”“中立”“无我”，恰恰相反，它已然预设了讲述者记忆的偏差，个体出于各种原因的选择与有意无意的过滤，若说它专业化的一面，那么首先在它的牢守有闻必录，忠实记录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不添油加醋，更不越俎代庖。
“忠实”的极致，就是不加取舍，原封不动地呈现。甚至都不必转化为文字，只以录音、录影的方式存在。法国口述史的主流，据说就是如此。众多的口述存于图书馆、档案馆一类的机构中，等待有兴趣者以听或看的方式查阅。换言之，口述被视为史料学的一部分，第一手的、最原始的材料，虽然它不是文献。查阅口述有似翻阅档案，尽管它不可能具有档案的靠谱（事实上面对档案材料有时也须“三思”的）。这样的口述其实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它的预期读者乃是训练有素的治史者。
我虽从未打算严格按照专业性专门化的要求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也未尝在意口述史理论，更没有具体地想过要“对标”什么样的口述史，原先一念盖在于史料却是肯定的。但是一旦面对无数段录音，开始整理之时，发现有点难于下手。其一，因为交谈的过程更近于聊天而不像访谈，随意而散漫，取“原音重现”式，读者很难得其要领；其二，还是上述原因，杨先生有意无意间默认我是知情者，许多人与事即不再给出背景性的解释，读者读了，会觉突兀，陷入找不到上下文的茫然。
如此想象读者可能的阅读状态，说明我潜意识里已将普通读者设想为口述史的对象。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杨先生口述的内容，单纯当作史料来处理，束之高阁以待查阅，未免可惜。因杨先生所讲述者，固然可以作为史料看，但以一般的标准，未必有多“硬核”。
“硬核”之“硬”，指向的是史料之“实”，人与事的确凿与它的重要性。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蒋介石兼中央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杨先生所述，却是他视察女生宿舍时的尴尬；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杨士骧、杨士琦在清末政坛上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