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她细细道来，大部分讲述都着落在她周围的普通人身上，她的家人，她的同学，过从密切的朋友，或是有几面之缘的人，当然，由她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串联到一起。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你可以说，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甚至可以说，有“八卦”的倾向。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她讲述的，都是她记忆中的事实，但此“实”非彼“实”——至少大多数人口中的“史实”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事实的堆积。与宏大叙事相比，个体的琐碎叙事因其所见者“小”似乎难沾“历史”的边而被“虚”化了。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杨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实”就“虚”的，或者说，虽不“避实”，然的确时常是“就虚”。
这里的“虚”不仅指事之细微，还指此中渗入的个人体验。经历的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属“实”，与之相关的个人体验则为“虚”——所谓“历史的无情”，我的理解，有一义，就是它对个体琐细叙事的忽略不计，附着于其上的喜怒哀乐更是如同从未存在过。变“无情”为“有情”，即不仅道出经历，而且关注其中的体验。这在斯特拉奇以降的现代传记中已属常态了，但口述史与传记有别，体例决定了它比起来是更加务“实”的，也就是在所历与所感之间更偏向所历，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多地只是隐现于所历人与事的选择性记忆之中。
正因杨先生口述的看点往往是由“实”及“虚”，更个人更感性，应该更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越到后来，我越觉得应该以更趋近普通读者的方式来呈现。
读到过不少百岁老人的口述，多取谈话录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丰俭由人”——“百岁”即一种资格，限于身体状况与记忆力，完整、连贯的叙述已不可得，片段化的呈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更符合口述史的规定性。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原生态，这在杨先生读物中也构成了一类。
有次她收到三联出的一本周有光先生的《百岁忆往》，小精装，大概只有五六万字，拿在手上，玲珑可喜。看了羡慕，她说她的口述也可以弄成这样，不费什么事就可以弄出来。的确，以当时积累下的录音，早够攒出一本了。将重复的部分删去，有则实之，无则虚之，跳跃由它跳跃，不说“立等可取”，十天半月完稿，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杨先生讲述的特点：这样的呈现，是以简驭繁的，杨先生讲述的与众不同处，恰恰是“繁”，即由她场景式记忆而来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还是组织到一定的上下文当中，更有效果，也更见其人；相应地，也就需要有一完整的脉络。片段化的口述，也就有向着完整的自传的方向发展的必要。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简”体好比古人的笔记，不妨零散化，“繁”体则是完整的文章，须有完整连贯的叙事。前者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包含了大量的素材，然本身也可以作为故事来读。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确了：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
这就需要讲述跳跃间留下缝隙的填补，时间线上的连缀，以及更多的背景交代，总之是更多解释的成分。“简”体转为“繁”体，事情一下变得复杂了，简单的文字转化、串联须代之以更复杂、细致的处理，做口述史原是当成“副业”的，结果很长时间里，成了我的“主业”。即便全力以赴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既然已去“简”就“繁”了，莫如一“繁”到底。这里的“繁”一是指面向读者的完整、连贯的叙事；一是指将杨先生讲述的种种琐细之处，不厌其详，尽可能纳入叙述之中。
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当然，作为倾听者，我实际上也具有类似读者的身份，不必刻意悬想读者可能产生的阅读障碍，只要将自己有疑问处稍稍延伸，多向杨先生追问便是，而追问可以随时进行，杨先生几乎有求必应。除此之外，口述也参考了杨先生的回忆文章和相关文献，以为补充。背景性的交代，严谨的做法应是用注释，既然希望面对普通读者，为不破坏阅读的流畅感计，还是选择模拟杨先生的语气，简单表过。
我更在意的是指向细节的那种“繁”。这部口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经常是聊天、拉家常的状态，里面许多的人与事，杨先生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没有大的出入，却非全然是重复，每每会冒出一些前所未道的细节。很多细节，属“于史无征”，却是非亲历再也想象不出来的，我怀有特别的兴趣（相信读者也类似），也特别珍视，因为它们通向了某种在场感。所谓触摸历史，所谓历史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即来自这样的细节。
故在口述的多个版本中，溢出的细节，但凡有“一言可采”，我就倾向于想方设法添加进去，希望丰盈的细节能够引领读者进入对杨先生经历的人与事，对过去时代的某种“沉浸式体验”。我相信很少有老人的讲述，能够就遥远的过去提供那么多的细节，事实上直到现在，杨先生说到书中提及的人与事，还不时地又冒出新的细节，而我在这上面的确有点贪得无厌，“锱铢必较”，以期集腋成裘，这也是口述“没完没了”的一个原因。
同样是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中收入了大量的照片——倒不是为了形式意义上的“图文并茂”。都说现在已是一个影像取代文字的时代，我坚信文字的力量和它的不可替代，同时也以为图像传递的信息有其弥散性。好的情况下，图与文可以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具体到这部口述中，即图片成为叙事的组成部分。
杨先生因为出身世家，这方面“得天独厚”。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照相对寻常人家仍不是可以率尔为之的事，杨先生劫余还留存下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不加利用，殊为可惜。因意在传递更多信息，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图片成为叙事的由头，可以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也可以说是杨先生的“对照记”，附带着，多少也“还原”了讲述的“现场”。其实不仅是这些图片注释，全部的口述，我都希望读者在面对杨先生讲述的“过去”之外，也能感觉到“现在”，似乎与我一样，身在讲述的现场，虽然这不大可能。因为讲述时的状况，也构成我们获取真实性的一部分。
如此这般，口述经过由“简”趋“繁”的处理，或许背离了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的要求。无法保证“无一字无来历”，因声音与文字已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了必要的串联等技术性处理，绝对“还原”回去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口述真实性的坚持（包括记录的忠实，以及技术处理的“极简”）在本书中是贯彻始终的，笔者绝少有擅自“加戏”的冲动，且深自警惕。事实上，出于给我更大自由的考虑，杨先生曾经慷慨地说：“我什么都说给你，你爱怎么写怎么写。”意思是，我尽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未必要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
但这非我所愿，亦非我所能。对我而言，口述的形式恰恰是关键。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的，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口述史应该是最严格的非虚构，并非虚构就不通向真实，建立真实感，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文学所达到的，甚至是更具普遍性的真实。但是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其特殊的真实感是无可替代的。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更直接更芜杂的真实，有时候，文学艺术希图通过虚构、想象模拟、重建这种“原生态”，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依然在那里，后者因为本身即由事实构成，兀自不绝如缕传达出有别于虚构的所谓“事实的金石声”。
八
我对口述实录这种形式的兴趣由来已久，于今想来，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到一本翻译过来的口述实录，时间太久，书名及内容、译者、出版社都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书里是不同身份不同行当的美国人的自述，以及读时的一种新鲜感。这以后遇上这类书，都会翻翻，印象深的，有唐德刚做的胡适、李宗仁等人的口述史。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它既非他传（既然是自述），也非自传（既然不同程度上假他人之手完成，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采访、撰写者发起）；很大程度是合作的结果——即使是关系再近的对象，口述进行中也隐然有记者与受访者角色扮演的成分，合作者却都是在一定的限制中完成各自的角色。讲述者无形中会受到采写者所设置话题的导引，采写者即使再“无我”也不可能化约为一台录音机；另一方面，则即使像唐德刚那样存在感鲜明的执笔者，也须绝对隐身于讲述者的身后。
口述实录，有取材于个人史的，有取材于众人的。前者对象多为名人，不拘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或者著名学者，皆与我们意识中的“历史”绑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是在不同的领域有特殊地位者，更有资格。后者更多地向普通人倾斜，寻常百姓也进入视野，只是以我所见，以转化为书籍者为限，大多是群像式的“列传”，为某个时代做证，为某个群体留影，张辛欣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刘小萌的《知青口述史》都可归入其中，虽然记录的是个体的经历，意在笔先的，却是作为众多的样本存在，合而观之才更显其意义。当然不是没有例外。
杨苡先生向不以名人自视。我还记得，去年口述在《名人传记》杂志上连载，最初杂志与我接洽，我商之于杨先生，她的第一反应是：“叫什么？——《名人传记》？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我开玩笑说：“只是个刊名而已——反正我也没把您当名人来写。”
虽是玩笑，却属实情。杨先生是翻译家，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还写过不少散文，但她本人都不甚看重，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亲情、友谊，她经历的人与事，简言之，比之于获得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说起一些文人学者，杨先生常赞他们“有学问的”“有才的”，言下自己是排除在外的。文人学者的自述往往包含大量创作历程，治学经验谈，杨先生的口述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足证她的不以为意。
我更感兴趣的，恰恰也是杨先生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所谓“普通”，就是平常，并不有异于众。普通人的自述并非没有，比如郑念（杨先生口述中正好还提到过这位原本家在天津的名媛）的《上海生死劫》，但是郑念大起大落的经历使得她拥有了一个迥异于普通人的传奇人生。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经历的波折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戏剧性，从口述中我们也可看出，与同辈人相比，同她的许多亲朋好友相比，杨先生毋宁是幸运的，至少她的生活还算平稳。也就是说，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而且我一直以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每一个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都应留下痕迹，胡适当年动辄鼓励别人做自传，固然出于他对历史的兴趣，对史料的热衷，同时我相信，他也认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兴味的。可惜人人都来写自传，大家都来做口述，有必要而并无可能。
幸运的是，机缘巧合，杨苡先生愿意将她的一生原原本本讲给我听，我得到如此零距离了解一位世纪老人的机会，而听得越多，加上记录和不断地添补，越加体味出其作为普通人一生的弦外之音。其一，是杨先生的人生，穿越了几个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从历史的角度说，真正的参与者总是少数，大多数只能被动地充当见证者。杨先生不是弄潮儿，虽也曾向往投身洪流，绝大多数时候，却是居于时代的边缘，不关心政治，个人生活是其中心所在，然而百年中国战乱频仍，动荡不定，变化堪称天翻地覆，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纠缠到一起，无从分拆，假如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的话，杨先生无疑更有资格提供一份特殊的见证。
其二，杨先生的口述当然首先是她的自传，然同时她的讲述中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这里面大多数是普通人，也许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中了，可以说，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的个体的“命运”的汇集与交响。可不可以说，见证个体的命运，也就是在“见证历史”？
九
好事多磨，这部口述终于要付梓了。我不避冗长，详述成书的过程，实出于帮助读者了然这部书的性质的考虑。毫无疑问，口述史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实，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然而讲真话也是要有技术保障的，包括对成书过程的技术性交代，讲述者在什么情况下讲述，他怎么理解口述史，他想说的以及想略过的，口述材料经过怎样的处理……如果可能，都应有所说明，以便读者选择面对这本书最适合的方式。顶真点说，我觉得也是口述史伦理的一部分。
关于杨先生如何看待自己的口述，还有一点可以补充：对她的口述是否有价值，她一直将信将疑，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说出这么一本书值不值？”甚至还问过：“下这么多功夫，你不觉得后悔？”这当然有自谦的因素，另一方面，她有时真的觉得，她不是什么名人，念叨的都是些琐细的旧事，谁爱听一个老人的絮叨？
我一再向她保证：值，肯定值！这里面没有说好话敷衍老人的成分——我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判断。
有同样判断的显然不止我一人。译林社诸位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此书的出版。现已离开译林的张远帆则是催促最力的一位，让我决定将书交予译林出版。此外，《读库》张立宪兄满足了我将本书第一部分在杨先生一百零二岁生日前一次性完整刊出的愿望，《名人传记》逐期连载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李建新、陈思、张静都对口述的刊载颇费心思。这里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但礼数周全实我所短，循例的鸣谢还是免了吧，只想强调一点：他们的付出固然有其作为出版人“例行公事”的因素，但我更愿意相信，作为此书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和我一样，深信此书值得一读。
